国庆节，我魂不守舍，同学们约我去玩，我推辞了。我仗着胆子去了她家，她在院里正在看小说，她母亲很高兴，中午就包的饺子。以后，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去她家吃饺子。那时候，开封非常落后，吃水要去很远的地方打井水，担水就成了我每一个礼拜天的任务。
母亲听说我正在恋爱，非常高兴，1967年的五一，来开封了。我们和母亲去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对我的女朋友非常满意。她说，找媳妇找南方的，聪明伶俐。这个媳妇，我喜欢。
母亲回去不久，开封武斗开始了。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皇派。两派都说是保卫毛 的。一开始是笔斗（大字报），接着是口诛（双方辩论），再下来是武斗。1967年7月15日在河南大学西边的水坑旁边，躺着七八具尸体，是被造反派打死的。这时候保守派开始报复，在厂里首先挑起打人事件，对一些观点不同的无辜群众进行了殴打。我看见在大楼的西边正在打小张和小赵，这时候小张已经怀孕，我立即跑下楼，用身体挡住了棍棒，护住小张和小赵到我们劳资科，又下去把挨打的小谢、小申拉到了劳资科，把韩培国、杨振兴、张镇州保护在劳资科。我又去供应科仓库去找苗高堂，他已经跳墙逃跑了。留在劳资科的人，不让他们出去，中午，我买了许多馍，让他们吃好。下午，等那些打人凶手都离开厂了，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护送出厂。这时候，陈树增拉来一辆架子车，接挨打较重的范青云，我找来一领席子铺在车上，和陈树增一起架着范青云平放在车上，送出厂。有一次在阀门厂宾馆吃饭的时候，已经是总会计师的韩培国说，我永远忘不了在最危险的时候，是明保护了我。
再下来就是枪斗了，双方动用了枪炮等武器。7月29日她母亲让双喜送来消息，大规模武斗要开始，你们回尉氏老家躲几天吧。要我们俩在晚饭后和爸爸以及爸爸的同事在飞机场西边碰头，一起走。我们俩先去了，看看天已经黑了，不见他们人来。我们俩只好往南向尉氏方向走了。半路上遇见过路汽车，我们想搭车走，一个人说，我们不去尉氏，是去扶沟的。一个女的问，你们是那一派的？我们不敢说实话，如果不一派，就危险了。我说，我们没有参加任何一派，人家就走了。我们继续走，又遇见了开封煤建公司三个人，和郑州回来的一个人。听他们在后边说话，和我们是同一个观点的，一起走了。到了朱仙镇，郑州的同志到家了。要求我们俩住他家一夜，女朋友和他妹妹住一起，我和郑州的同志住大院里。晚上，一个小牛犊不停的来拱我，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饭，继续赶路，到了一个叫闹店的地方，过来了一辆长途汽车，我们乘车到了尉氏县。在汽车站，找到了她四舅，四舅把我们送到了尉氏县武装部，她二姨夫在这里工作，马上给我们做饭、炒鸡蛋，我们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一顿饱饭。下午，她四舅开车送我们去坟台村她姥爷家了。她姥爷看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因为他对外孙女从小就疼爱，现在逃难回来了，更是珍惜。给我们包饺子，磨豆浆，尽其所能，让我们吃好。我们去村外散步，走到一个瓜园，主人送给我们一个大西瓜。农民厚道、朴实。
我们在姥爷家住了几天，就去了他叔叔家，在那里才知道，那一天晚上，他爸爸和同事们根本没有走，去机械厂农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来这里了。她爸爸弟兄四个，也算是村里的大家族。村干部就出自他们家。在这里安全、放心。每一天打扑克、下棋，赶集，和农民篮球比赛。
在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名字叫黑驴。他的母亲长的非常漂亮，在解放前夕，有一个‘牛二’看中了他妈妈。一天夜里杀死他爸爸，为了斩草除根，还想杀这个孩子，姑姑连夜抱起他逃跑了，摆脱了凶手的追赶。姑父不想要这个孩子，无奈姑姑立志把娘家这一条根培养长大，为此姑姑和姑父分居了。姑姑对他百般娇惯，反而使他从小好逸恶劳。有一天中午，黑驴嫌姑姑包的包子不好吃，把包子摔在了地上，他姑姑扑腾跪在地上说，你是俺祖宗，我给你磕头了。我看到了这一幕，心里非常酸楚。后来，只要老家来人，我经常打听黑驴的情况。家里人说，他姑姑奈何不了他，让他去开封北郊找他妈妈去了，他妈妈又嫁了一家，后爹让他去砖瓦窑厂干活，如果不好好干就打他，现在老老实实干活了。
不久，她二舅就来接我们了，因为她姥爷不放心。在姥爷家住了几天，我们乘机会去大朱村看看她大姨，这是她妈妈的干姐。她有一个女儿叫小兰。一家人也是对我们非常好，每一天早晨给我们打荷包蛋。让我们愧疚的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再去看看她们。
从这里我们去了南席镇。去看看她姨姥。
南席，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爱人在这里度过了孤独的童年。南席镇是历史名镇，相传周文王第七十三子南席王死后葬于此而得名。古老的双洎河自西向东蜿蜒穿镇区北部和东部，向淮河流去。过去这里曾是水陆交通、运输便利、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和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近年来，这里的集贸市场更加繁荣兴旺，这里生产的小磨油和豆腐以其色醇和细嫩、味美享誉四方，成为该镇两大名优土特产品。
当年， 她的姥姥、姥爷从坟台村来到南席，靠开生药铺发家致富，盖起了高楼大厦，三进大院。并购买了许多土地。她大舅参加了国军，二舅去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三舅参加了解放军、志愿军。爸爸、妈妈和二姨、二姨夫都去开封工作了。撇下两岁的她，跟姥姥一起生活。家里的男人都走了，剩下了妯娌三个和她三姨。大妗当家做主，她本是这个家里的童养媳，尽管生活不错，她仍然对这个家有一种憎恨心理。虐待公婆、弟媳妇和小姑。一家人就这样生生的被拆散了。她自己也跟人跑了几年才回来。
在这深宅大院里，爱人的童年是孤单的。许多孩子看见这重檐楼阁望而生畏，只有一个后院叫白妮的孩子和她一起玩，大部分时间她一个人在楼上玩妈妈的首饰盒，有时候到河边去看菜园。地里没有人来偷菜，旁边的双洎河波涛汹涌，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感到了恐惧。一直到该上学了，才把她送到父母身边。她看到一张张陌生的脸，非常想念姥姥、姥爷。
现在，她带我进去看看她曾经的家，旧楼仍在，物是人非。虽然产权还是自己家的，已被村里借用，改为小学了，正是暑假，大院里冷冷清清。
中午，我和她表弟去双洎河游泳，我正在仰泳，突然看见她表弟双生高举，喊叫，快来，快来。他被河里的漩涡搅在深水里原地打转，我试着游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的脸都白了，坐在岸上休息了一会儿说，不要给俺伯（爸）说。
一个月以后，我们回到了开封，大规模的武斗基本结束。听说解放军也介入了武斗，保护了不少老工人。
在这一段日子里，母亲知道全国大乱，武斗不止，音信不通。每一天步行12里，到火车站旁边坐着，看看每一个从南方下车的人，煎熬的等待我的出现。她为我的安全担心。

在这一段日子里，母亲知道全国大乱，武斗不止，音信不通。每一天步行12里，到火车站旁边坐着，看看每一个从南方下车的人，煎熬的等待我的出现。她为我的安全担心。
第二年春天，母亲来电报，要我速回。我马上请假回去了，母亲看见我大哭起来。我说，没事，没事的，我不是给你来信了吗，我平平安安的。我在家住了几天，安抚好母亲就回厂了。我看见她穿着工作服----蓝灰色的背带裤，我的心‘咯噔’一下，知道她从技术科下车间劳动了。趁我不在厂里的时候，造反派突击让她下车间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同，1968年5月10日下午我被批斗两场，第一场批斗我们五个人，有技术科陆文龙科长，工程师白力作、罗文章，技师厐福全和我。特地让我的女朋友来现场观看。被批斗的其他三人都被打了，饶过了我。
第二场在办公大楼前举行，本来不是批斗我的，我从旁边路过，那些对分配工种不满意，对工资不满意，以及没有转正的临时工，看见我气不打一处来，递条子要求批斗我。主持会议的谭同林就喊一声，把我揪上去了。开始让我低头、弯腰，这时候书写反动标语的丁永久、胡胜利，小偷牛明喜，郭永明、严家森用力想把我扳倒，我毕竟学过武术，还是篮球队员，任他们怎么努力，我的脚像钉子一样，没有移动，没有倒下。他们就拉我走，我牵着主持人之一的张洪奇，死死的拉住。后来我们俩一起被拉到检查科东头死角才松开，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殴打。丁永久、胡胜利用卷着钢丝绳的皮鞭以及拳头、脚，雨点般落是我的身上、头上，张日明的儿子照我鼻子上打一拳，鼻子流血了，照我裆里踢一脚，我疼痛难忍。我让在一旁观看的刘金生、张胜荣把他们拉开，他们俩笑笑，后退一步。我一擦，满脸是血。同学张如岩、苗高堂拉不开他们，立即去找军代表，军代表说，我们越拉，他们造反派越打。她们俩又去找革委会头头，革委会主任郭继模，周家训、张家栋，梁文汉，王浒根把他们拉开了，但临时工张书义和锅炉工孙达岭挡住不让走。谭同林等人把窗户打开，我才跳出去，这时候，刘新安举起一个木头要砸我，被司机王富堂推到一边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道坎。如果不是我身体素质好，这天穿的特厚，就打残了。
世界上有一些事真真是不可思议，后来，这些打人凶手刘金生、刘新安、胡胜利、牛明喜，郭永明年纪轻轻的，一个接一个都死掉了。

1969年春节我就把女朋友带回去了。当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娘’的时候，我母亲高兴地答：‘哎，哎’。许多女孩、媳妇、大婶、大妈都来看这城市来的媳妇。母亲高兴的合不上嘴。
我们积极准备当年结婚，没有房子，一拖再拖。这时候我们厂调到空分厂一批木模工，可以腾出一批房子，但是在空分厂没有给房子之前，我们还是没房。我们一方面和行政科王镇湖要求房子，一方面和空分厂联系抓紧给木型工房子。行政科终于答应，在去空分厂的木型工刘乃发搬走以后，他的房子给我。在六号楼西单元，只有一间房，一个厨房，三家共用一个厕所。我们只能翘首以待。
1969年8月2日，在我下车间以前，我们俩在劳资科举行了婚礼。工厂新买的伏尔加小轿车去接娘家人，厂长沈延新，中层领导、科室干部，我的同学、老工人，挤满了屋子。张洪奇主持婚礼，老段长邓清澄主婚，铸钢车间主任罗少忠证婚，在歌颂毛 的歌声中，进行了简朴的，革命的，隆重的婚礼。没有房子，徐大均在一号楼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宿舍，就是我们的新房。我们俩的粮食定量由原来的58斤，猛增到95斤。我们俩单独立伙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做饭，尽管不好吃，我们感觉特香，特温馨。
她已经在前一年去工具车间当了划线钳工，我在婚后，下放锻压车间当了10个月锻工（打铁）。红红的炉火，红红的铁块，在空气锤下锻打。突然吊车吊钩断了，很粗的圆钢砸在了我的脚面上，师傅们慌了，问我怎么样。我说，不疼，没事。师傅们说，不可能没事。让我坐下，立即脱了鞋，鲜血已经染满了鞋帮、袜子。几个人抬起我一溜小跑去了医务室。医务室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就送我去了职工医院。打了破伤风预防针。第二天，爱人有流产先兆，送去了妇产科医院。下午，我也瘸着腿去了妇产医院。正赶上爱人下楼去手术室，她看见我瘸腿来了，立即就晕倒了，我马上把她抱起来了。谁也不知道我们俩那时候，是多么痛苦。
1970年过了春节，刘乃发搬走了，临走，把钥匙给了我，我们就搬进去了。这时候，复转军人于海增也要搬进来，他说，王镇湖答应这一间房子给他了。行政科要我们搬出来再说，我们当然不理会他们。在军代表和厂革委会主任孙止贵的反复协调下，还是把房子正式给了我们。为这一间小小的房子，折腾了一个月。

谢谢长青ong先生！

这时候，沈厂长告诉我，技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求我爱人回技术科。我和她一说，她不想回去。现在在车间划线，也学了不少技术，群众关系很好，粮食定量也高，不想再动了。
不久，她怀上了，把我妈妈请来了。那时候，我们俩工资都很低，还要给双方的老人生活费，她在怀孕期间吃饭很简单，连苹果也买不起，她和小宋两个孕妇去厂后院，摘不熟的青苹果吃。母亲第一次进城市生活，爱人给她搓澡，剪指甲，做她爱吃的饭，领她去龙亭、相国寺、禹王台游览，给她买上新衣服。
这一年四月底，市里在华北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放火的罪犯实施死刑。要求各单位按指定人数参加。厂里为了不影响生产，专门派老弱病残去。爱人怀孕六个月了，也被派去了。大会一结束，人们为了去刑场看看，都一齐向大门涌去。刚下过雨，满地泥泞。许多人被挤倒了，爱人被人群拥挤着，不容你不走。前边有的人倒下了，有的又站起来。后边的人继续向前挤。爱人前边有一辆自行车已经被踩进泥里，露着一部分车架和车把，爱人的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身子向自行车倒去，后边的人还向前涌来，爱人的脑子一片空白，是那么无助，完了，完了-----突然，旁边伸出一只大手，拉起她站了起来，爱人说，我的鞋，鞋。那个人说，快离开这里吧，不要鞋了。人多，慌乱之中，没有来得及看到那个人的面目。只感觉一双大手的力量。会后才知道，那一天踩死好几个人。光鞋装了好几箩筐。现在我们全家九口人，都是那一双大手救出来的。我们多么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个救命恩人。
7月份，我从锻压车间回到了劳资科负责去市郊招收占地工人。1970年8月24日爱人生下一个近七斤重的大胖小子，母亲抱着她的孙子亲着说，我终于看到又一辈人了。我看到，那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候。后来，母亲过不惯城市生活，又想念她的女儿们，只好把她送回去了。选一个外孙和她一起生活。
我回劳资科两年，先后去县里、市里招收了300多名新工人。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这时候市革委会重工业局新建，需要一批条件好的干部进入机关，我于1972年7月报到。分配到重工局劳资组。已经先来人是任玉明，张芊，夏志高。他们俩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工作分工的时候，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我清楚大家的意思，只是不好开口。任玉明问我，我说，这很简单，张芊继续搞调配，夏志高继续搞工资，我学的是技术，我搞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说完皆大欢喜，一起去吃饭。接着，让我带10个厂去周口地区五个县淮阳、太康、扶沟、郸城、西华招收下乡知识青年数百人。这几年是我工作最开心的时期。
1972年8月22日我们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母亲高兴的又是烧香，又是叩头。这赶上了只能要两个子女的末班车。以后就只许生一个子女了。不然，母亲还要催着生。
我来重工局的时候，局里正在汴京公园对面盖住宅房。我也申请了住房，因为缺房子的人很多，我没有抱多大希望。局里派人去我住的阀门厂六号楼看看，我不在家，正好她大姨和我外甥都在，在双人床旁边附一块板，白天放下来，晚上立上去，才能睡下我们和孩子四个人。旁边一个小床大姨睡。外甥住单身楼。局里来人回去研究了以后，马上就给了我们一套房子，两大间，厨房，厕所都是自己一家的。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两个孩子都非常漂亮、可爱。对面楼上的老太太说，我没事就趴在窗口看你们两个孩子在院里玩，穿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像一对双生，没见过俩孩子格气。有一次，大孩子坐在摇车里，小儿子在后边推，旁边工地上的人有的说，看，一对双生。有的说，推车的大，有的是，坐在车里的大。坐在车里的大儿子非要下来，刚下车，旁边的民工哄然大笑。似乎是自己猜对了，或猜错了。每一天上班，爱人用摇车推两个孩子去厂幼儿园，风雨无阻。遇到下雪，推到幼儿园，累的满身大汗。在大儿子三岁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市直机关幼儿园----群英幼儿园。这是开封市最好的幼儿园。

在我来到市直机关的时候，市政府大院的北楼还锁着。因为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惊天动地的事情。
开封北土街10号是原来的市政府大院。院的北侧有一座大楼，解放前这里是同和裕银行，当时也算是豪华坚固的了，解放后市政府领导在此办公。其它局，委分布在大院各楼层。这里算不上古老，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却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1969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一天一夜之间市长楼腾空了。这里住进了一个不一般的人物。随即大楼戒严，双卡双岗，寂静而阴森。所有进出人员以身家性命担保---不得泄密。
20多天以后，从楼里抬出一具尸体塞进了一辆吉普车，因车小、人高，尸体两脚伸出车外，没有哀乐，没有仪式，更没有一个亲人送行，由解放军战士护送，直奔火葬场。预先已经给火葬场说了，有一烈性传染病人立即火化，不准验看，不准拖延。火化了以后，在一个普通骨灰盒上写上【刘渭璜】，解放军就撤走了。-
我的好友牛东的爸爸是当班焚尸工，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他想，一个普通人能来这么多解放军护送，大概不是一般人物。没有人办理保存、续存手续，按规定就可以随便处理了。但牛师傅多了一个心思，暗暗保存下来吧。-
后来，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国家经济，我和几个年轻人从企业调入政府大院。
不久，胡耀邦开始为老干部平反，派人来河南寻找刘少奇尸骨。省领导，市领导，包括火葬场的领导都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以。随后召集火化工回忆，牛师傅才拿出【刘渭璜】的骨灰。天哪，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火化工人保存了国家元首的骨灰，该是多大的功劳啊。如果不是牛师傅保存刘少奇骨灰，以后的骨灰撒海仪式就没法进行，留下无尽的遗憾。
随后，听说王光美要来了，大院的工作人员都想见到王光美，可是市领导不知是嫌我们没见过市面，还是怕有人行刺，把我们全体干部集中到政府礼堂开会、看电影去了。王光美走进大院冷冷清清，很是尴尬。她巡视过刘少奇蒙难的地方，走出大门向街上的群众挥了挥手就走了。
王光美在汴期间，接见了牛师傅，代表全家向牛师傅再三表示感谢，并说，牛师傅以后遇到什么难处一定给我说，我会尽力的。
刘少奇逝世的老同和裕银行，现在已经改为刘少奇纪念馆了。


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把我大姐请来了。我的大姐在这里一冬天，春节前才走。第二年春天她大姨来了，看两个孩子。我终于有时间，把安全生产好好抓一抓。在我来以前，工业系统每一年都发生安全事故，最严重的一年事故死亡五、六个人，火灾烧毁一个车间或仓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安全生产和其他事情一样，被破坏了。我来了以后，首先，要求各厂建立了安技科，配齐了劳动保护干部。对各厂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认真的检查。发现了许多不安全因素，限期整改。接着，把各大厂安全干部集中起来，起草具体的、能严格执行的安全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明显好转了。
1973年春节过后，省机械厅在洛阳轴承厂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住在洛阳饭店。让我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好评。
1973年，我和轻工局的宋长义去杭州、上海、济南，青岛、大连，抚顺、北京出差，学习安全生产经验。回来以后才知道爱人从工具车间调到了扩建办公室。后来又并入动力科。
动力科下辖三个仓库，她到了电器仓库，大家选她当组长。负责动力科下辖的三个仓库，把仓库管理的井井有条，五五摆放。帐、物、卡三一致。彻底澄清了阀门厂三个仓库的家底。一机部对企业整顿验收，他们仓库被评为最优秀的仓库。沈厂长在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如果全厂干部都像小师一样，何愁阀门厂办不好？后来，一机部部长沈鸿来厂视察，亲自到仓库参观，赞不绝口。望她说，你的仓库搞的很好，很好。你是哪里人？爱人说，我就是本地人。沈部长说，我看你很像南方人。沈厂长说，她就是本地人。沈部长对厂长沈延新说，小沈，像这样的好同志该不该涨工资？沈厂长笑了说，应该，应该。
1975年，我又兼管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每一年组织中学毕业生下乡一批，分布到各个县，每一年评留一批，每一年从乡里招回来一批，分配到各厂工作。凡是有我们知青的县、公社、大队，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那时候，每一天都有知识青年或家长到单位、家里找，要求照顾，要求回城，要求评留，要求安排工作等，他们掂着烟酒，点心，纪念品来家，我一概拒收。坚持了原则。我爱人的弟弟妹妹四个，一个接一个都下乡了。没有一个留城。我感到，应该从我做起，不搞特殊化。我被党支部评委积极分子。
1976年，大儿子六岁了。在他姥姥家，妈妈姊妹五个，他是第一个外孙，姥姥一家人把他看做掌上明珠。她姥姥看到他的幼儿园同学丽丽回奶奶家上学了，在中山路一小，离家不远。他姥姥非常疼爱这个大外孙，提出让她也去中山路一小上学，住姥姥家，每一天和丽丽作伴，一路来去。和他一说，儿子非常高兴，就去上小学了。姥姥，姥爷，姨，舅舅都对他疼爱有加。门口邻居的孩子敢和他打架，她十几岁的小姨，去吵人家。放学了，他就像姥姥的尾巴一样，跟在姥姥身边。每一个礼拜天去把他接回来，我们一起玩一天。在这里上学，他的学习情况没有人管他，但他每一次考试都是双百，两年后转到了县小。回来以后，我们每一天督促他的学习，他反而不如在姥姥家的成绩了。这是我多年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他姥姥听说外孙要走了，哭了起来。

谢谢奉天承先生！

1979年，40%调资开始了。那个时候能长十来块钱的工资可了不得。重工局局长张振宗在会上宣布，我们实行大民主，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投票决定，超半数的长工资。第一轮投票，我中26票（共有40人），我们科长23票。我们俩超半数了，谁知道，办公室、组干科等几个主要科室负责人没有超半数。闹着要求局党委重新研究。这又一研究，就夹杂了私货，原来超半数的反而下来了不少，我和我们科长都下来了。没有超半数的却提上去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迁延了两个多月才定下来，我和我们科长都又上去了。
再说我爱人，因为她工龄基本是最短的，本来对涨工资没有奢求，可是小组面对面讨论的时候，都说她应该升，工作成绩突出，她以全票通过了。过后，车间书记悄悄的告诉她，其他各个班组背靠背提名，你的票数也大大的超过半数了，你很有希望。这让她为之一振。第一榜公布有她。可是，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比她工龄长的，或同期进厂的，轮番攻击她。第二榜就没有她了。厂长沈延新听说了，又拨给车间一个升级指标，告诉车间，小师的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基础这么好，如果这个指标不给小师，厂里就收回来。这样，动力科（机修车间）调资领导小组最后研究一致同意了，第三榜公布，就确定有她了。我们俩都涨工资了，虽然有挫折，还是高兴的。。
1979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四川德阳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和安全培训班。省机械厅派我参加。四川，上海，沈阳等许多专家讲解了安全技术和管理知识，我在那一次学习班上，终于聆听了全国各地的安全生产情况，是收获最大的一次。
回来的时候，从德阳上车，已经满员。有一个战士睡在那里，占了两个人的位。我就靠在旁边慢慢的等待，不一会，战士醒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睡着了。我说，不要紧，我们年轻，站一会也没事。他让了一个位，我坐下了。我们俩就开始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我说，我们回来以前，去火车站买票，一个山西机械厅的朋友被偷了。四川的小偷真多。他说，是的。成都火车站小偷也很多，我格外小心。我说，把钱放在里边兜里，外边不能搁钱。他说，就是，战友们送他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天明了，我还在睡觉，他去餐厅吃饭去了，不一会一个乘警和他一起回来了。翻了翻他的行李和大衣。我问他怎么了，战士说，我的钱被偷光了。原来，钱确实在里边兜里，可是他脱了大衣，胸前兜里的钱鼓鼓的，就暴露了，只顾买饭，钱被偷走了。以后怎么办，离家还很远。从此，送饭的过来了，我每一顿饭，就买两份。更巧的是连续大雾，火车行了三天四夜，他所有的吃喝我全包了。快到开封了，我要下车，给他一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他到南京下车，还要做汽车。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南京有人，没事。三天四夜的旅程，我们依依惜别。回来不几天，他和父母一起寄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这封信，现在还保存着。
这一年，小儿子也上学了。我在去德阳以前，安排他们去机关食堂吃饭。回来了听大师傅说，你这两个儿子非常可笑，大儿子节俭，每一顿买便宜菜，小儿子想吃好的，第二天，小儿子一路小跑，抢先来买，捡好吃的买 ，大儿子看见就吵他，两个孩子一边吃，一边争论。我听了，感觉两个孩子都很可爱，只是性格不同。
回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几个大厂的安技干部，起草了安全生产制度及实施细则。局党委通过以后，印刷成册，四万名职工人手一册。接着请求市总工会支持，在总工会会议室，举办了厂长安全生产培训班。终于把新的安全制度贯彻下去了。
在改革开放、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全市举办一个月厂长及中层干部培训班，学习改革与管理。其中，有我两天的安全生产课。头一天下午，我去课堂看了看，想感觉一下讲课的气氛。就悄悄的坐在了后排，当时，是机械厂的总会计师讲财务管理，下边一片人都在打瞌睡。我的心拔凉拔凉的。与其这样上课，不如不讲。我的地方口音很重，怕大家听不清楚。当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对我的讲课内容、说话节奏又重新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说，工厂里什么是第一？大家都在那里静静的听，有的小声议论，有的说是安全，有的说质量，有的说利润，有的说生产。我说，工人的生命第一，安全第一。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了。我从全国几个大事故讲起，结合安全管理制度，把用电，锅炉，吊车，焊接以及各种机械设备的安全原理，使用方法，加以举例、旁证，说的大家不时哄堂大笑，一直认真听了两天，，没有一个打瞌睡的，没有一个请假的，没有一个走神的。一个月期满，培训班结束，学员们对老师们的讲课进行了评议，我和电缆厂劳资科长赵霞光被评为讲的最成功的老师。

工厂的安全生产明显好转，连续几年没有发生死亡事故，重伤事故也迅速下降。1984年4月河南省安全生产会议在郑州二七宾馆召开，我被评为河南省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副省长阎济民到会看望了我们，并给我们发奖状。5月，开封日报第二版头条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安全生产战线上的哨兵》。报纸上说，我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企业度过的。和工人一样上天车，下窨井，钻锅炉，爬电塔。亲临现场看压力容器试验。12月份，中南五省在桂林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省机械厅赵工程师，因父亲病危，回去了，临走推荐我代表河南省参加会议，筹建了中南五省安全联谊会。1985年11月，中南五省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安全会议，我在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企业领导的安全心理》被评为优秀论文。回来河南杂志《劳动保护》刊登出我的论文。市卫生局职业病防治所要求全市建立工业卫生档案，我们各个工厂测摸清了污染源和工业卫生情况，最快、最完整的建立了工业卫生档案。我被市政府命名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10月河南省经委、卫生厅，劳动厅，总工会在许昌召开工业卫生建档经验大会，我被四个部门一致评为省先进个人。
从这一年开始，机关开始千分之三升级。我们局一致通过的是我。然后，四个工业局在一起评选，还是我。报到省人事厅三个月没有消息，我一直不好意思打探。我偶尔遇到顺河区区委书记刘本固，想让他问一下，还没有说话我就开始心跳、脸红。他原来在人事局工作，他立即给人事局打电话问我的情况。在电话里我听见他们交谈，好像是把我去掉了，添上了杞县一个副县长。表面原因是我没有科技成果和著作。按规定，没有批准，局里便奖给我50元。我还是感激不尽大家对我的信任。
1983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1984年我被任命为劳动人事科副科长。不久局领导找我谈话，想推荐我去北京政法大学进修一年。以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行政的需要。我急着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许多人都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

谢谢长青song先生！

从我心上抚慰母亲的柔情
伤痛在胸口打一个转
思念無眠的心
将把这写成诗意的幽韵
不，这是思念的叫喊
有一天，她静静地静静地走了，你忽然想起你还有许多话没有对她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为她做到。你常悲哀地仰望她的照片，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可再也没有了她慈祥的微笑和唠叨。为什么为什么要到这一天，才想到何以为报？别等到她离我们而去时才懂得母亲是那么重要。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三十日，母亲度过她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告别了五个儿女、二十几个内孙、外孙辈，驾鹤西去。半生苦难、半生香甜的日子永远成为过去，留给儿女的是永远的思念。

母亲从病到殁仅仅两个月时间，直到不能起床才通知我这千里之外的儿子。我立即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并去了电报。可第二天重点中学十四中要发榜公布录取新生，小儿子说什么也要再等一天，就是这一天，母亲又被重重击倒了。回去后听说，那天，母亲突然起来了，洗了洗脸，梳理了头发，端坐在堂屋，微笑着等待我的出现，可是，晨听喜鹊，夜拨灯花，也没见我的踪影。母亲又上床了，再也没有起来。我跪在妈妈床前，用手给母亲梳理着头发。看着母亲凝重的面容，那是我让母亲又一次悲痛的失望。我深感我的罪孽不可饶恕。母亲拉着孙子的手，问道，你弟弟呢？她还想念二孙子.。

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进行了全面体检，始终没发现大一点的病，只是一天天衰弱下去。四个姐姐轮流守护。一个礼拜以后，我只好返回开封，想法带二儿子回去。回到开封以后我坐卧不安，机关的工作集了很多，过了四天，我利用去石家庄市政府和北京首钢出差的机会带二儿子回去了。母亲的眼是兴奋的，她说，我活到如今，没啥遗憾的，儿子、媳妇都挺好，两个孙子都长这么高了。有一件事我说给你们，你爹的坟在大跃进时都推平了，只记的大致方位，到时候如果找不着坟，就烧纸，从纸灰落的地方往下挖就是了，要是挖出蛇，青蛙，千万不要伤害，放它们走。

我带回的各种她爱吃的食品，她现在只是看看、摸摸，已经没有胃口。娘啊，儿子再想孝顺也来不及了。
我上一次回家是请假看望母亲的，这一次就只好以去北京出差的名义路过回家了。我们去了北京内燃机车、首钢。我带小儿子去了北京汽车厂，买我们局的汽车挡风玻璃，厂里已经下班了，儿子瞌睡，就躺在我怀里睡着了，一直睡到2；00，压的我胳膊酸酸的。我们又买了母亲爱吃的食品准备回家，突然接到电话，儿子开学报到时间提前了。我们连夜赶回开封。路过元氏车站正是半夜，火车快要路过元氏车站，我从车窗里望着模模糊糊的家，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一路同行的锅炉厂刘风起说，你回家吧，我把孩子带回去。其实，元氏小站，根本就不停车。
母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准备第三次返回想带爱人回去。刚到家，电报随到，‘母病故，速归’。我和爱人马上回去了。爬在母亲的灵前放声大哭，娘，我们来迟了，临终前我们不在你身边，我是不孝的儿子啊。
母亲去世的时间，正是我们路过元氏车站的时间。我问姐姐，咱娘临终前，说什么了？姐姐说，娘，你等着，明快回来了。母亲说，他们已经回开封了。我不明白，母亲什么都知道啊。我捂住脸又一次痛哭失声。
出殡那天，族人一早就去挖墓，直到十点尚未找到我爹的坟，只好按母亲临终前的嘱托，烧纸。果然，烧纸的地方是棺前。纸灰落的地方是爸爸的棺后。墓中挖出两条蛇，两只青蛙，大家没有伤害它们，望着它们进入庄稼地里。
办完母亲的丧事，望着空洞洞的屋子，百感交集，想当初，每次放了学，先喊一声，娘，我回来了。母亲长长的答应一声，哎------吃饭吧。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带孩子每次回家，我仍然喊一声，娘，我们回来了。母亲答应一声，哎，你们累了，脱了鞋上炕歇歇再说。以后，这种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谢谢长青先生！

想说的已说的太多
想留的却无法掩盖
白日的光和黑夜的暗
拉拔成丝
在每一个细胞里蔓延起来
有痛就没有死
是苦总能捱
悠悠时光如水
某一日
会把一切冲净吗


1986年3月底。市委组织部、市政府编委、人事局，组织我们几个部门，分两路，一路去广东江门等地，一路去江浙地区，调查学习机构改革情况。我们这一路有刘星明局长，市政研室栗苏州，体改委李云鹏 ，作家杨巍然、检察院老张等六人。我们去了南京、常州、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对于新形势下的机构设置，各地的看法大相径庭，有的地区首次提出了大行业管理的思路；有的提出机构改革没有办法先动起来，先看中央。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回来以后向组织部徐富润部长，编委主任李士杰进行了汇报。由市政府政研室起草开封市机构改革的意见。
同年9月，全国机械行业地市局长联系会在武汉召开。在这个会议上，重庆机械局介绍了他们红岩机械厂公开招聘厂长的做法。10月底，我们一行四人去重庆了，听取了机械局李处长的介绍，看了整个招聘过程的材料。并到红岩机械厂实地考察。在去武汉的轮船上，我就起草了《开封市重工局关于企业深化改革的意见》和招聘厂长的实施办法。
回来以后，局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实施意见。
接下来就是选厂。我和王东方走访了几个大、中、小企业。最后确定在量具刃具厂先行试点。首先做通了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工作，得到了基层的支持。我制订了一个月完成任务的具体时间进度以及标的、投标书、资格审查、合同草稿、投标人演讲，答辩，专家评议、宣布中标等全过程。报社、电台、电视台记录了全过程。结果以赵峰中标、签订了任期3年的厂长负责制结束。
接着，在拖电厂、无线电二厂也实行了公开招聘厂长的办法。这就改变了原来由局党委任命厂长的制度。接下来，就在全系统推广，实行厂长负责制。现在看这种做法再平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似乎削弱了党委书记的权利，是大逆不道了。渐渐地有人去市委、市委经济工作部告状。刘星明，这个任劳任怨、改革开放意识特超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现在才发现，他已经受到了某些人的嫉恨。不久就传出，刘星明要调走的信息，刘星明也就开始做走的准备。我忍不住了，一天晚上，我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景祥的家，我们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分析了各种舆论的来源和看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去反映，没有让刘星明走。
我们开始准备企业管理上等级和企业划类。
企业管理上等级，就是按国家经委制定的企业管理标准，对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行测评。达到二级企业，说明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已经进入先进行列，达到一级企业，就成为同行业企业管理的排头兵。对提高企业知名度是无形的广告。企业划类，就是把企业分为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以大型一类企业为例，如果被省定为大型一类企业，厂长就相当于司、局级，中型一类企业，厂长就相当于县处级。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企业的规模和发展前景。所以在我去省里申报的时候，各厂厂长不约而同的都去了。
我们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刘星明又要调走了。
地方上的权利之争，是这些知识分子所始料不及的。我们都是外地人，在开封没有后台，靠兢兢业业的工作打拼出来的。只知道埋头工作，从来没有防人之心。我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会整人，也不知道防人。有人发难，就任人宰割。他不得不走了。刘星明在走之前，劝说我也走，他走以后可能对我有许多不利的影响。他给我找好了四个地方让我选择：劳动局、科委、体改委，经委。而且，这四个单位的领导都同意了。科委主任朱俊南、体改委主任韩文锦还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去。有些厂长如郑志勇、赵峰也提出了同样的忠告。我说，我那里也不去，我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凭我的工作能力，我不相信重工局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刘星明调到了正大公司任总经理。我们的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接待外国企业家访问团。最多是日本的，其次是美国的。我们聘请了英国焊接专家威尔士及其夫人，请他在开封锅炉厂讲焊接理论与实践课、教习两个多月。
根据工作需要，我们向日本先后派遣了六批研修生，学习日本的技术、管理和文化。他们每一个人回来，都向我报告学习情况。介绍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

我从小就感觉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友好相处的，天下无贼。1989年12月份，省里企业改革会议结束，组织我们去上海，南京，扬州等地参观学习。路过镇江，正好遇到阀门厂的罗文章工程师和郭喜林师傅。他们要回来了。我才去。郭师傅就跑到仓库告诉我爱人说，我在镇江正好遇见你爱人，回来以后我在车间说，许多事这么凑巧，我们在镇江遇见明了。就有人说，重工局正在整他，把他们科里的帐都搬走了？我爱人笑了笑说，你的消息怪灵通，没事的，我相信他。我回来之前确实各个科里的账目被调到纪检会了。审查后，我正好也回来了，局长在会议上宣布，账目清清楚楚，没事，各科室都没问题。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把我传的沸沸扬扬。
好在我推荐的几个厂长王东方、俞启荣、张援朝、马大伟、森小庐等，局党委研究同意，都陆陆续续就任了。
1991年，局领导班子进行了大的调整，原领导成员几近全部更换。在最后一次党委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话，建议下一届党委解决提我为正职的问题。在老班子结束以前，局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表示歉意，对我的关心不够。他们终于知道，我不是某一个人的亲信，我是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的。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企业管理科科科长。在任文生，陆旭东，赵峰任局长的11年里，我的工作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局里各位领导都是对我信任有加。
秦科才副省长在市宾馆召开各局局长、大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目前企业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困难，受到了秦省长的赞扬，说我的认识很切合实际，省里会考虑解决。
一天下午，市委书记孙善武来了。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孙书记问，都到齐了吗？陆局长说，基本到齐了。孙书记问，那个是明？陆局长说，他去市里开会还没有回来。第二天，陆局长告诉我，孙书记让你去无线电一厂当厂长，经委企管科科长高昆阳（女，市政府秘书长的爱人）任党委书记。我说，明已经五十岁了，还去折腾啥？孙书记说，五十岁也可以的。陆局长还是谢绝孙书记了。我感谢陆局长，如果我真的去任厂，企业也难以救活。最后，我们俩都不去。

谢谢长青song先生把我当草稿发出去了！

陪周市长接见外宾

与中国企协纾秘书长陪同日本企业家咨询顾问井口幸次郎先生参观洛阳龙门石窟。

1990年两个儿子同时毕业参加工作，大儿子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动力工程专业。二儿子毕业于河南省高级技工学校，商业经营专业，他们俩都分配到了工商企业。。二儿子比大儿子早上班二个月，他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我记得是连奖金一共128元，他给了妈妈100元说，妈，这是我挣的钱，给爸爸妈妈花吧。拿出20元给哥哥说，哥，你还没有发工资，给你20元，你的应酬多，我留下8元零花。二儿子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第一次3%升级，单位职工评议，就给他涨工资了。
大儿子待分配期间，不断地有女同学来家找他，他妈妈喜欢报社那个女孩子，虽然不是太白，但很端庄秀丽，说话腼腆，单纯。曾经到学校找过他，但是他没有感觉。他们的女班长也来家找他，在学习上给了他许多帮助，但是他对她很冷淡。还有一个双胞胎姊姊，他们交往一段时间，带我们去见过了她的父母，她的父亲是企业总工程师，母都是妇产科大夫，都很好，但他嫌那个女孩子好张扬，不再理她了。这一段时间。但是他常常晚归，我们感觉，他正在和别的女孩子谈恋爱。

按照机关单位规定，中层干部到五十岁，就退下来，不再担任实职。而我却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提升。最后进入了县处级序列。
中南五省在宜昌召开改革与管理会议。宜昌会议结束以后，湖北省柳厅长要带我们去游览小三峡（大宁河）。与会人员欢呼雀跃，非常高兴。但柳厅长说了，必须是自费。自费也可以呀，不白来一趟。
晚饭以后，我们乘江轮逆流而上。开始，还可以看到长江两岸的风光，随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们都不自觉的睡着了。醒了以后已经到巫山县，县招待所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早饭，吃了早饭，我们分乘三艘游艇进入大宁河，还是逆流而上。
小三峡，这个没有被污染的地方。青山隐隐，绿水悠悠。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悬崖峭壁，吊挂着钟乳石，石柱，石笋，罗曼，人物。真是琳琅满目。再往上走，野猴子在两岸随船跟跑，鸳鸯在前边河里成对游戏，船靠近了，她们飞起来，又落在船后。一上午看不见一个人影。
中午，我们到了双龙镇。这里，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会面的地方。一下船，孩子们给你送鹅卵石，你给钱不给钱，只管往你往兜里塞。谁好意思白要呀？登上陡峭的河岸，进入双龙镇，前行人员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饭。
当我吃完一碗，再去盛饭的时候，一个民工模样的人也过来打饭。他看见我来打饭，笑着说，你先盛吧。按着惯例，我应该说，你先，你先。可是，神差鬼使让我说了一句：你怎么也在这里打饭？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瞪着我说，你看不起我吗？我不给你们开船，你们能来到这里吗？我急忙赔礼道歉，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的脸已经红到耳根了。其实，道歉也不能原谅。即便是遇到一个陌生人，就现在的生活水平，难道不能让他吃一碗饭吗？幸好与会人员只顾吃饭，没有看见这一幕。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偷偷地望他一眼，似乎他的怒气还没有消下来。
下午，船继续上行。河面越来越窄，水越来越急，有时候过浅滩，船上不去，船夫用力撑杆，满头大汗。我立即拍下这一幕。前边的美景，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反省自己，为什么多此一举，为什么管这闲事。这尴尬相对，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1994年，大儿子在青岛出差期间，是他和女友通信最频繁的时候，在他们俩坚持下，于12月28日结婚了。1995年12月5日生下了我们的心肝宝贝小晈晈。住院期间，她奶奶日夜守护在身边，奶奶抱着孙女按了小脚丫的印记，照了婴儿相片。那一天是10月15日，皓月当空，奶奶想了半天，起了乳名叫皎皎，这是对爷爷奶奶最大的安慰。儿子结婚第三年年，我们在阀门厂27号楼，给他们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结婚纪念日那一天，他们搬走了。

1996年，全国学习邯郸钢厂的企业管理经验。市长梁绪兴亲自带队，各局委的局长、主任及各大型企业的厂长参加，去邯钢学习。我们局仍然派我为代表。下午在市委集合，两点钟出发，警车在前边开路，警笛一路长鸣，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过收费站，十字路口毫不减速，过新乡市，安阳市，市中心各路汽车、行人驻足。先由我们的车队飞速通过。离邯郸三十里，从邯郸市委开出一辆警车，也是一路警笛鸣叫，后面跟着邯郸市领导来迎接我们。领导见面，互相寒暄一下，改由邯郸的警车在前边开道，一直开进市政府招待所。双方共进晚餐。我头一次体会到，在企业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干部是多么排场、铺张。
我连夜给同学纪全敏打电话，第二天早晨，我们俩在宾馆共进早餐。这是我们俩最后一面。到了邯钢，我第二次见到了总经理刘汉章。他是河南巩县人，靠自己一路打拼，挽救了邯钢。企管处长、财务处长也介绍了他们的管理经验。我们收获很大。
后来，中央三令五申，领导出行不准鸣笛开道。我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