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轩然（20）


那晚林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入睡了。梦见自己被困于一片密密纠缠的蔓草，无法突围。找不到出口。心里焦急，只是并不曾放弃。
林在电话里说，平的病已确诊，是腹膜癌，晚期。医院已经宣布放弃治疗。
我缩在被窝里听电话，全身一阵阵发抖。

还是在半个月前，平的腹部开始胀大。在深圳一家医院没有检查出病因，于是决定回湖南湘雅医院做进一步详细的检查。
临走的时候，平笑着对我说，好好看住房子，半个月后我就会回深圳。
他只向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
他不会想到，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这一夜我完全没有睡着，被悲哀、悲伤与恐惧的潮水汹涌淹没。

我和平两个人租着两室一厅的房子。知道平再也不会回来，我也要搬出去，另租个单间。
征询了平的几个在深圳的大学同学，决定把平所有的东西，该卖的卖，该扔的扔。那么多东西，才卖了300多块钱。在平时，也就三五个人一顿饭钱。最后只留下了一箱子衣物，准备等到一定时候给他寄回家。
完了之后，看着平空荡荡的房间，仍是止不住的一阵阵伤感与悲哀。

心情郁闷，上了QQ。在QQ上碰到蓝雅。
我跟她说起平的事。
我说，我终于发现世上最残酷的事莫过于青春的毁灭。我们终有一天会死去，但决不该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还有很多的幸福快乐没有享受。我为平感到深深的遗憾。29岁，居然从未尝过情爱的滋味。而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悲哀得难以自持。
蓝雅说，告诉我，纪轩然，现在你的爱情怎样？
我说，为什么每次一上网，你就问我这个？
她说，关心你。
我说，谢了，用不着。你还是多多关心你自己。
她说，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我说，嗯。
她说，为什么你来深圳三年，我们就在同一座城市，近在咫尺，而你却从不肯与我见面？
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见不见面，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相遇，我知道你依然年轻，依然美丽，尤其让我欣慰的是，你还保留着少女时代某些可贵的纯真，这就够了。
她说，那么，我们这一生都不会再见面了吗？
我说，三十年之后，如果我不死，我会去见你。
她说，那时我老了。
我说，没关系，只要看到你很幸福。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那时会很幸福？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会幸福。
其实我内心有一些话想对她说。但想我的那些话早在很多年前就跟她说过了。现在再说，只不过是自取其辱。
我孤傲的心又高高地扬起来。
我久久沉默不语，觉得无话可说。于是也没有跟她打招呼，就下了线，关上了电脑。

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仰望浩瀚辽远的暗蓝色天空，感到自己的无比渺小。如一粒尘埃，何处飘来，何处飘去，何处飘扬，何处飘落，皆冥然不知。
想狠狠哭一场，但是哭不出来。

一切华丽的快感都是一场虚无的自慰。
夜色沉寂而迷离，孤岛般的城市显得从所未有的空旷与荒凉。
我仿佛听见哭泣声。不知道是自己发出的，还是那个庞大的人群发出的。只是今夜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灵魂深处寂寞而卑微的颤动。
生命在无数次的挣扎之后终究没有出现我们所幻想与渴慕过的那些传奇或奇迹，于是我终于明白我的绝望为何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沦不止。


尾声


在深圳，纪轩然和蓝雅，从此真的没有再见面。

2006年5月3日-8月13日 深圳

24岁这一天


没有风，而阴云翻卷，天空以急剧的速度旋转，像梦不断地切割与重组，变幻莫测，令人头晕目眩。突然于无声之中，一切都恢复宁静。夜色降下来，清风在林间悠闲地吹拂，宇宙深邃而浩渺。俯仰之间，个体立即被消解得无影无踪。树木在微弱的灯光下，倔强地支撑着生命固有的姿态，在沉默里，体验孤独与悲怆。冥冥之中，有个幽灵的声音在呼喊，悠长而细微，回声与山谷相撞，旋即发出金属般的击荡。星星在瞬间全部坠落，撒在草丛茅舍间，化成晶晶的泪滴。
我突然之间恐慌了。时间如雕塑般沉思不动，而我的面孔却在变化，由幼稚变得成熟，由天真变得凝重。许多年前我还在设想这张面孔的形状，一瞬间，我已残酷地获取。我是“本我”的异化，我分明觉得我是这样陌生。然而这却是我，一个充满了孤独与悲愤的我。恐慌不止于此，上帝造就我的生命，而我却没有完成使命，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不祈求饶恕，我愿意破开胸膛，血淋淋地忏悔。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着天真、幻想、自由、爱，我并不想改变什么，只想彻彻底底完成一次生命的旅程。然而生命并不如我当初设想的那样完美。我激情满怀，却不得不在平淡中沉沦；我神采飞扬，却找不到挥洒的空间；我拥抱崇高与光明，却只看见卑劣与黑暗；我追求自由与爱情，宿命却将我冷冷地囚禁。我愤怒，我反抗，发出的声音与打出的力量却没有回响。
从什么时候起，绝望成为我生命的主题。在我的脑海，经常出现高耸的悬崖以及悬崖上奇形怪状、嶙峋突兀的巉岩，凛冽的风从深渊春雷一般滚动过来，浩浩荡荡，将悬崖边缘的我吹得东倒西歪。我经常纵身而下，毫不犹豫，最后的身影在惨烈的红霞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悲哀而寒冷。然而某种奇异的力量又往往把我拉回悬崖——我常常怀疑那已不是我的肉身，而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让我重新接受摧毁。
我就这样怀着孤独、绝望、愤怒、悲哀，走在生命的荒原上，稻草人与狼都是心灵世界的孤独意象，是紧张情绪在慌乱中的自我慰藉。其实我什么也没碰到。
我冷冷地面对纷繁喧闹的世界，世界也冷冷地面对我。我大步流星，排众而去，根本不理睬涌动的人群，孤高冷傲，像天际的一片云，俯视众生。在世界之外，在人群之外，独异的我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有人突然发现我，试图接近，最终却因为感觉到无形的排斥而迅速退却。我固守我的孤独、冷傲、倔强的心灵阵地，用层层钢铁包裹捆扎，外面看来，坚固如千年攻不破的城池。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里面是何等的脆弱与慌乱。我多怕别人窥视我，多怕别人了解我，而我又多渴望别人来窥视我，了解我。内心就这样被残忍地撕裂，无法缝缀。
长久的孤独让我习惯了安宁，我内心本已躁动，不要来打扰我。正如今日，我24岁生日，我生怕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愿意像去年生日，像以前许许多多的生日一般，一个人过，不需要生日蛋糕，不需要闪闪的红烛，不需要那些程式化的祝福，也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特别的犒赏。我愿意就像平常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一样，就这样过去。
这一天很快就要过去，我很轻松地度过了这一天，这一天我是在充实的学习中度过的。我满足了。
我从来不跟人说我有多么崇高的理想，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平俗的人，“现实”的人，常常“满足”于小小的实惠，充满“理想”的人们因此嘲笑我。我并不予以回击，天知道我对生命是如何的不满足，只是我不再张扬，我更善于“内敛”。光掩其内，剑身一旦出鞘，不绝龙吟之中，世界将为之一寒。
我还在走着，怀着孤独、绝望、愤怒、悲哀，但我还在反抗，对世界的反抗，对自我的反抗。张弛之间，某种平衡让我苟活至今，我还没有毁灭，我还健康地活着。
星星坠落还有复归的时候，即使已化成泪滴。泪水的形态让星星更具有了光辉的人性与情感内蕴。因此，星空是我永远的家园。
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虽然我依然孤独，依然绝望。

2002年11月30日

看啊，那些真实的人


1


远远地走来一头白鹿，鹿上是一个儒雅飘逸、仙风道骨的文人。他腰间佩着一把宝剑，手中拿着一壶美酒，边喝边吟诗。枯燥的汉语言文字，经美酒溶溶一浸，舌头微微一卷，吐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壮丽的辞章。
他是李白。
李白年轻时，带着满腹才学，仗剑去国，侠游天下。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把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李白一生敬仰诸葛亮，把其当做事业的楷模，很想在政治上展示他的才华，实现一番伟大的抱负。
天宝元年，即公元七四二年，他因友人吴筠推荐，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他以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的机会来了，欣喜若狂。可唐玄宗只把他当作是皇家的清客，每每度曲，便命他填制新词，根本不让他过问政治。慢慢的，他失望了。在失望中，他目睹了皇宫的奢靡与腐烂，目睹了权贵的谄媚与骄矜，目睹了人与人关系的虚伪与矫情，他对此有一种强烈的格格不入之感。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文人，就是因为他的率真，洒脱，豪放，飘逸，不为世俗所约束，淋漓尽致地张扬他独特的个性。他憎恶权贵，嘲笑腐儒，蔑视流俗，连皇帝老儿都不放在眼里。他只喝他的酒，吟他的诗，欣赏他的明月，一切约定成俗的规矩都不放在心上。
可是，由虚伪、嫉妒、阴险、狡诈......构建成的皇宫怎能容得他的放纵！终于，李白走出了这阴森森的皇宫，依旧独自一人，腰间悬着他的宝剑，手中拿着他的酒壶，骑上他的白鹿。走吧，皇宫毕竟不是我李白的长居之所，我真正的家，是天下，是山水。只有在那些氤氲的山水间，才能找到我人生的坐标，才能让率真洒脱的个性再次得到释放。走吧，不要有一丝一毫的牵挂。
李白游览的名山大川很多，这一次是要到天姥山去。天姥在今浙江新昌县东，相传因闻天姥歌声而得名。山脉自括苍以来，道家以为第十六福地。他早就听越人说，天姥云霞闪烁，像在眼前一般，横空出世，高过三山和五岳，便连一万八千丈的天台，也只有拜倒在它的东南。对于一生爱好游山玩水的李白来说，这样的好所在怎能不去。在没去之前，李白做了个梦，在梦中，他饱览了天姥的神奇壮丽的景观。梦醒后，发现自己还伏在白鹿上，手里还拿着一壶酒。于是他吟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中国政治社会就像一只滴着血的毛茸茸的兽爪，总是把人们抓在爪子里，多数知识分子舒服地躺在里面，思想麻木，言语麻木，行动麻木，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少数人闻到了血迹，毅然决然退出来，隐于山水之间，与山水为伴，以山水为乐。严子陵钓鱼去了，嵇康打铁去了，陶渊明耕田去了。现在，李白再次骑上白鹿，过着他诗人的漂泊生活。山水，因了这些保持独立而健全的人格与个性的文人，而显得丰润。


2


令狐冲是岳不群的大弟子，但两人却截然不同。
他性情开朗，聪明机智，崇尚自由，蔑视礼法。他第一次与任盈盈见面，便忍不住去吻她，可谓大胆之至；他一向敬佩的任我行一旦重掌大权后迅速腐化，他便破碗绝交；至于跟采花大盗田伯光称兄道弟，与魔教左使向问天并肩作战，更是个性的自由张扬。金庸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把他的优缺点一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的真实，从而感觉到他的可爱。
岳不群是地道的伪君子，而他却是如此真实可爱的令狐冲的师父。岳不群江湖上号称“君子剑”，是堂堂正派华山派的掌门人，地位可谓不低，说话的分量也颇足。他满口仁义道德，却为了抢得武林中人人争而夺之的辟邪剑法，进而夺得五岳派掌门之位，机关算尽，而又不动声色，余沧海、左冷禅与之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当虚伪终为一层层剥开时，他的阴险、毒辣，无不令人胆战心惊。
真实的师父竟然是虚伪，听来有些匪夷所思。更奇的是，真实在虚伪的教导下竟然没有转化为虚伪。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虚伪者总是把邪恶的本质隐藏极深，而外在的道貌岸然反而给真实者一个良好的标榜，如此，真实者不但没有为虚伪者所同化，反而更为真实。
令狐冲得到完满的爱情，岳不群落了个可耻可悲的下场，真实战胜了虚伪，这是作者及读者的美好愿望。但是，几千年的刀光剑影中，真实战胜过虚伪吗？正义真的就能战胜邪恶吗？中国历史，生存下来的往往是岳不群、左冷禅、余沧海之流，令狐冲们却往往死于非命。
江湖上岳不群们一批一批地诞生，令狐冲们抵抗不了，只得归隐。
真实，是历史老人脑袋中一根脆弱的神经。


3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真实者以三人为代表：鲁迅、李敖、余杰。
鲁迅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有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余杰说：“历来，‘好人’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就是：强烈的怀疑，强烈的批判，言人所不敢言，驳人所不敢驳，绝不虚伪，绝不矫情。他们是真正的斗士，他们是真正的真实的人。
鲁迅已经作古，李敖也已花甲，只有余杰正年轻。余杰将结束这个世纪，又代表着新世纪的希望。我就重点写他。
余杰狂傲。
他说：“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嵇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贽，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好一篇痛快淋漓的“欣赏宣言”！现代文明社会，人们越来越谦虚了，因为谦虚是一种修养，一种美德。谁口出大言，必遭嗤之以鼻，必遭口诛笔伐，说你“狂妄自大”，说你“不知天高地厚”。谦虚还是一种基本的礼貌方式。赫尔岑说：“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有礼貌，它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修养都重要。”在这种社会行为规范之下，你纵然才气纵横，心比天高，也不得不恭恭谨谨，言语小心。你越谦虚，人们越认为你厚道老城，越认为你有才学、有修养。殊不知这世上，大多数谦虚的人，只因为他们拥有自己不得不谦虚的事，这种谦虚只是为了掩饰一下内心的贫乏与空虚。可是真正有才气的人，你又何必谦虚？你是一个成就卓著的人，人所目睹，在你所从事的领域没有几人比得上你，你干嘛非得假惺惺地说“不敢，不敢，过奖，过奖”？我一向认为金庸是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界第一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谦冲精神，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把自己刻意贬低，未免使人觉得有做作之嫌，使人不痛快。金庸为什么那么谦虚？他自己一语道破天机：“其实不仅是小说界，像京剧的梅兰芳，他的演技是公认一流的，可是如果你问起他，他一定会说那还不行啦之类的谦逊一番，因为如果他真的承认自己是那么好，是一流水准的话，那么，不仅同行受不了，社会也会对他起反感，毕竟中国人认为谦虚是应该的。”原来如此！料想金庸也是不想谦虚的，他内心很可能就认为自己确能担得起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界第一人，可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金庸有什么办法？他真实的个性就这样遗憾地丧失了。可是就在这种社会行为规范中，年轻的余杰手握一支锋利的笔，横空出世，大声宣告自己的文章比老先生季羡林、张中行等辈强，宣告终有一天，他将像欣赏鲁迅李敖那样欣赏他自己。世上只怕大半人看到余杰那一段“欣赏宣言”，会嗤之以鼻，冷嘲热讽。但他勇敢地喊出来了，毫无顾忌，这是他的权利，他完全有资本。他狂，他傲，他激情奔放的个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放纵。
余杰睿智。
余杰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余杰真正继承了鲁迅的衣钵。鲁迅说：“须防欺。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二者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余杰怀疑一切。他怀疑历史，认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怀疑真理，认为“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他怀疑学术，认为“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匮乏的时代”；他怀疑学院，认为“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他怀疑政治，认为政治就是政客的职业......有怀疑就有批判：他批判《资治通鉴》，他批判季羡林，他批判钱穆......他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以一双纯真透明的眼睛注视这个世界。人们高唱中华文明的煌煌光彩时，他却从中发现屠杀与血流；人们仰慕伟大领袖的崇高形象时，他却从中发现卑鄙与渺小；人们歌颂“好人”的善良与正气时，他却从中发现虚伪与龌龊......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太阳，余杰看到的却是太阳的黑子。读余杰纵横捭阖的文章，领会他深邃锋利的思想，真是大快人心，一直以来压在胸口的那口浊气一吐而尽。不可否认，余杰偏激，但正是在这偏激中，他的深刻与睿智，才体现得痛快淋漓。其实许多人都可以成为余杰，甚至比余杰强，只是他们没有胆量来突破自己，突破社会，他们以一双麻木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世界，随波逐流，逆来顺受，苟于现状。堕落——这就是现代文明前进中的特征。余杰，他真正喊出了我们这一代的心声。他的文章，不仅是真北大的声音，而且是真中国的声音。面对余杰，除了佩服与惭愧，我不知道我还能有什么。
余杰孤独。
余杰是真正的孤独者。大多数人朝着所谓的“光明”奔跑，余杰却宁愿转身独自走进更深的黑暗中。他说，他是一个口吃的人，“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他因为沉默而孤独，因为孤独而沉默。正因为沉默与孤独，才有可能让他去努力地思考，才能让他孕育出独立深邃的思想与创见。“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余杰在孤独中思考、写作，对于他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到幸福。真正的孤独是一种深刻的力量，整天嚷嚷着情感孤独的人，未免有些无聊。“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世间面目可憎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世无知音，是孤独者的悲哀。
我无缘见鲁迅，但从他汪洋恣意的文章中可想见他；我无缘见李敖，但从他嬉笑怒骂的文章中可想见他；我亦无缘见余杰，但从他激情奔放的文章中可想见他。他们一个个以绝对真实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的人，才不叫人绝望。
真实就是希望。
真实就是未来。

1999年10月28-30日

写在长篇小说《和我一起飞翔》定稿之后


处女长篇小说《和我一起飞翔》已基本定稿，这部小说凝结了我全部的精力与才华。在以后的几年之内，我再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创作一部比它更好的长篇小说了。
小说最初的构思应该是在高二，因为在那一年里，文娱委员L.S.J教了一支《和我一起飞翔》的歌，一听之下，便深深地喜欢上了它，当时就决定，要把这个歌名及歌意放到以后要创作的一部反映高中生活的校园小说里去。
1996年7月开始了同名中篇小说的创作，创作完以后，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让我真正改变了性格，真正由沉稳走向开朗，真正享受了主人公所享受到的快乐。那一年的生活也为长篇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98年我又将稿子修改了一遍，开始觉得比初稿好多了，后来几乎不屑去读了，因为行文实在太啰嗦了。
接着进入了1999年，在邵阳曙光学习复读时，我萌发了把中篇扩展成长篇的念头。我知道，除了男主人公的性格及某两三个章节以外，其余全部是崭新的，等于重新构思，重新安排人物，规划情节，孕育思想。但是我知道，不考上大学，这一长篇小说是永远也不可能动笔的。所以我拼命学习，以求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湘潭师院，至今想来都是一种侥幸，因为一向只有五、六十分的数学在高考中竟得了78分，致使我最终以超过本科分数线8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师院。后来我每每想，假如我那年只上了专科，甚或再度落榜，那将是怎样一副惨淡的局面呢？我简直都不敢去想了。在许多回梦中，我仍然梦见自己还坐在中学课堂上，还没有考上大学，在梦中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话扯远了，但决不是废话。不考上大学，决无今日的我，我哪里还能够安安心心地做一切我想要做的事呢。
小说的构思伴随着我那些苦难的历程走进了美丽的大学校园。我本来是计划在大二暑假才开始创作的，因为那时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部大部头没有信心，主要在于我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在大学第一年读了将近100部书之后，我已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大一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小说的人物情节在脑海中已大声喧哗，呼之欲出了。我强烈地渴望快点快点快点放暑假，好让我立即一头栽进小说创作里面。终于放假了，我背着一大袋三、四十斤的书回家，人们都惊讶不已。又经过几天的看书，思索，我终于动笔了。
第一稿大约写了2万多字，不行，毁去。第二稿大约写了6万多字，照样不行，又毁去。第三稿才正式确定下来。从7月17日-11月20日，经过127天的写作，我终于完成了洋洋近38万字的小说。这期间，思路断层与惨不忍睹的文字令我一次次尝遍痛苦焦灼的滋味。然而，那些优美动人的篇章及写作过程中簌簌而下的泪水又让我一次次体验到生命的快乐。这38万字就是在孤独、寂寞、痛苦与快乐的潮涌中啼血诞生的。完成之后的喜悦是无以言传的。在这初稿的写作过程中，我只要把我全部的思想与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不可避免地使小说显得冗长、繁琐、啰嗦、沉闷。在修改的时候，我把那些不必要的章、段、句、字统统删除，力求文字的简洁、含蓄；再就是，把开头十几二十章做局部的顺序调整，把某些写得好、写得生动有趣、能打动人心、能刺激读者继续看下去的章节尽量往前移动。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比较成功的。在家里改了十来天，前八、九天经常改到午夜，然后一觉睡到十、十一点，吃了午饭，又继续改，改到下午六点准时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然后晚上十一、二点再改至午夜。每日只吃两顿饭。那种状态真的很疯狂，每天都要改写10000多字，写完之后，右手成了鸡爪，久久不能复原，小指第二关节触物之处肿了起来，每写必疼。现在虽不疼了，但还未消去，且生了茧了。这种疯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前日，达到最高潮，一天之内居然写了20900字。
定稿终于完成。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小说的出版问题。小说初稿完成后，我就给深圳海天出版社旷昕老师写了自荐信，旷昕老师很快回了信，叫我誊抄完之后可寄去。以前总听说出书要自掏腰包，且一般是两万元。听说郁秀的《花季·雨季》送到某家出版社时，便要她出资两万，后经市政府出面从中协调，才由海天出版社免费出版。我原心想：假如海天出版社要我自掏腰包的话，只好改投另外的出版社。后来在书店看到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校园小说，都是免费出版的，心中便多了几分指望。今天上午到市里书市逛了逛，见到一本韩寒的父亲著的《儿子韩寒》，翻了一下，里面谈到，韩寒的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自己不花一分钱。这时我的希望陡生。
我对小说的出版及出版后的成功充满了极大的信心。正如《公关关系》的作者刘伟力所说的：“我要我的权利，我要我所应该得到的一切。”我需要名，更需要利，这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名气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可以使人随时获利；并且有名，能大大满足人的虚荣心。我坦然承认，我是有这种虚荣心的，我需要别人关注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默默无闻，被人视为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我更需要利，这利就是钱。钱对于我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了。现在我4000元的学费还欠着，学校已经在催了，紧接着下学期的4000元学费又要交了，眉头已在起火，而我又着实不想贷款，尽管利息不高。其次，家里开店子已欠下30000元的债，没有我这部书稿的版税是永远不可能还清的。再次，父母养了我二十多年，苦了二十多年，是我报答他们的时候了。我要让他们过上舒适的、扬眉吐气的日子，再也不用为生计烦恼。我要在大街上买一幢有门面的楼房给他们住。弟弟是个跛子，他有个门面，自个儿做生意，也就不必为生计犯愁了，娶老婆也容易得多。这样算来，也得有个30万才搞得定。30万元，也就是说，我这部书最少要销售出30万册才能得到。
我对前景是乐观的，好像成功已在等着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我现在也不愿向坏处想，且让我保持这份美好的愿望与愉快的心情吧！

2001年2月22日

我看韩寒


在《年轻人》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天才“三剑客”》，介绍了韩寒、满舟、李嘉峻三位“天才”少年。韩寒早已熟悉了，满舟是个电脑“天才”，对他没什么兴趣，略过不提。李嘉峻是韩寒高中的同学，现就读于某师大，文章介绍说作家出版社近期将推出他的长篇小说《高三史记》，他曾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中以一篇《物理班》与韩寒的《杯中窥人》同获一等奖，可想见其写作是有一定实力的。他宣称《花季·雨季》远远无法跟《三重门》相比，而他自己的小说肯定也比《花季·雨季》强，但未必能强过《三重门》，好像《三重门》已成为一座高山，难有人再逾越了。且期待他的小说面世，看看这家伙到底能比郁秀强多少。
文章同时介绍说，复旦大学做出决定，可招收韩寒为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对此韩寒反应冷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大学生就两件事：睡觉和玩，用钱在买一张大学文凭。因此他宁可继续与大学校园保持警戒的距离状态。韩寒强烈的叛逆个性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好像生来就与现行教育“不共戴天”，晚自修的时间他全部用来读真正的书，文学创作花去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他在文学创作上成功了，然而由于偏科严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笼，不得不留级。他大大咧咧，无所谓也，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不思悔改，继续“冥顽不化”，我行我素，结果被迫自动休学。于是产生了一种所谓的“韩寒现象”，引发了全社会对此现象的争论与评判。韩寒对现行教育有他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对一般学生而言，数学只须学到初二就行了；他又认为，学语文最大的诀窍便是不听课，不看作文书。这番奇言怪语一般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我以为却正好道出了现行教育某一层面的真相。现行教育便是要培养所谓的“全才”，即文理兼优的“人才”，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都存在“弱科”，这“弱科”甚至会成为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这就客观地表明了他们在这科的潜力的深浅度与可掘性。然而，现行教育就是要压迫学生继续痛苦下去。教育的对象一旦被这种教育压制得苦不堪言而又无力挣扎，其弊端便一露无遗了。当然，任何一种教育都必然存在其无可避免的弊端，在现代生活秩序条件下，我们所能选择的也只能是这种教育机制。但问题是，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来尽量避免这种恶性循环。若是从初中起，学生便能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学习，而高校同时招收专门的优秀人才，这样就具备了消除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奈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然而，要走到那一步，时间还很长，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重蹈我们痛苦无奈的覆辙。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韩寒是偏才吗？舆论在传统意识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像韩寒这样只有一门写作专长而其他功课全部挂零的学生，自然是偏才。韩寒第二本书《零下一度》里收了一篇“名士”的文章，呼吁韩寒三思，劝他“改邪归正”，回到高考的队伍里去。这篇好心的正统思维的文章混迹于反叛性极强的《零下一度》里，很有一种讽刺的滑稽感。
韩寒到底是不是偏才，我们须得从另一视角去分析。在现行教育机制下，中学生读书的首要目标就是考大学，考大学就要求学生在几门必考科目上保持相对的平衡优势，即所谓的全面发展。达到此标准的学生自然是优秀学生，而这也就是人们意识中的（在这个特定时期内的）全才。然而，众所周知，中学学过的知识与大学的学科知识基本上没什么必然联系，比如到大学学人文专业，数学就半点用也没有了。既知本来无用，却又何必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再看看这些所谓的全才，一进大学，高中的东西基本上还给了敬爱的老师们，“全才”的本质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空壳作摆设。这就是“全才”们的悲哀，更是整个现行教育机制的悲哀。其实现代社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种百无一用的“全才”，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专业人才。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在一个领域尚且不能穷精，更何况数个领域。韩寒在文学领域是一个“天才少年”，他精炼幽默的语言，高超绝妙的讽刺，深刻睿智的思想，是当今大多数成年作家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他的这种高度归根结底产生于书本知识的广博。试问，那些“全才”们读过几本真正的好书？他们产生过什么闪光的思想？空虚与迷惘是他们成为“全才”后必然付出的代价。而就在“全才”们浑浑噩噩之中，韩寒却以其气魄不凡的大手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真文学天才的能力与姿态。我们到底是需要天才式的“偏才”，还是百无一用的“全才”？答案不言自明。
韩寒以实际行动对抗着整个现行教育机制，我们与其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勇气，不如说是一种个性的本能。在韩寒身上，个性的发挥张扬得淋漓尽致。韩寒是这个压抑的时代必然的产物，他代表了那一个强烈渴望摆脱传统束缚、要求个性自由的激进群体。这正是时代的希望。
我是一个在正统思想教育下长大的人，曾有一段时间被毒害得面目可憎。现在我正试图一点一点清除思想中的毒素。我并不认为只有在大学里才能成才，对于一个文学道路上的执着追求者，社会才是他发挥才华的唯一空间。然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却最终取决于个人的意志。我对于韩寒的最大希望就是，永远不要放弃适合自身文学发展的生存状态，只有固守这一状态，他的文学天才才能青芒毕露，最终在天空划下一道不灭的霓光。
这又何尝不是对我自己的警醒！

2001年3月3日

《挪威的森林》的悲剧意蕴


将《挪威的森林》轻轻合上，此时的心绪如同今天阴阴的天气又飘着点儿细雨。小说的语言如涂了层润滑油一般，全篇透着那股淡淡的感伤、哀愁的情调。
小说要向我们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主题？是爱与痛的切肤体验，抑或生与死的哲学反思？说不清，但你又分明感到一种深层次意蕴带来的强烈的冲击波。作者在腰封上写道：“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略带感伤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一部悲剧，唯其悲剧，才有紧紧揪住人心的力量。
首先写出了命运的悲剧。人的遭际构成人生的全部内容。主人公渡边从故事的开始便是遭遇直子与木月。木月死后，渡边成为直子的恋人。直子因为从前的恋爱与性的缺陷，一直在爱情与友情的边缘徘徊，而渡边却发誓一直要等她。于是，情感的契合始终无法得以完成。直子因为心理病症住进了疗养院，在此以后渡边认识了绿子，并爱上了她。一方面是对直子的誓言，一方面是对绿子的真诚，道德与爱情在暗流中不断产生撞击。直子无可避免地死去了，渡边的信念在一瞬间坍塌，促成了生命自虐般的流浪。渡边回来，绿子依然爱着他，等着他，这好像是命运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然而渡边却陡然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空幻之中：“我在哪里？”他处于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哪里。
其次写出了人的悲剧。小说的主体构架是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纠结及人的毁灭最能直接体现悲剧的深沉涵义。在这个颓废甚至荒诞的世界里，人物无一不是痛苦的载体。木月对纯真的绝望，永泽对人生的清醒与麻木，初美对爱情的盲目，再就是主人公渡边对生死的历练，直子对生命的绝望，绿子对个性的放纵，玲子对往昔的悔恨，一一传达出一个信息：人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痛苦的，没人逃得脱这个藩篱。至于人的毁灭，主要体现在直子身上。直子是代表了日本传统女子那种文静、典雅、含蓄、温柔的美，更重要的是，她在渡边心中代表了一种爱的价值。
最后写出的是时代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无不充满了孤寂、颓废、荒凉，所以他们强烈地渴求肉欲的抚慰，精神的寄托。这一群多余的却又必不可少的人落寞的精神世界，凸现了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小说没有明确表达对未来的希望，最后在颠倒混淆的时空中让人迷茫四顾，辐射出作者对那个时代激烈的批判意识、然而又深沉无奈的悲凉祭奠。
小说前后连着一句话：“死并非生的对立物，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当一切的爱、一切的痛都包含在生死之中，生与死就永不分离了。

2001年3月6日

我的少年诗歌创作


最早动笔写诗，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第一首叫作《今天·明天》，短短的五、六行，不过是古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现代翻译版本，稚嫩笨拙，至今尚保存在一个练笔的小本子中。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初二上学期时写的一首小诗叫《月亮·星》，那是因刚学了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触动灵感而写的，原稿当作日记交给语文老师看。老师略略点评了几个字，很受鼓舞。也不知是不是从那时起正式喜欢上写诗的。不过初中时写诗的高潮期却是在初三，好像写了两、三个本子。那时读过的诗作很少，无可借鉴处，因此基本上靠自己摸索着写。那时的诗无病呻吟之作忒多，许多都是挤牙膏一般挤出来的，现在已不堪卒读，但也有许多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记得那时性格内向，腼腆害羞，不善与人交往，什么心事总是藏在心里，流诸笔端，孤独与忧郁自然成为诗歌的主题。那时年纪还小，十四、五岁，但我已深味孤独的滋味了。萌动的情感与不自觉的封闭，让我变得深沉，常自命为一个“忧郁的南国少年”，在诗里作美丽、浪漫的梦。那时的诗虽不值得称道，但却初步显示了内心的丰富与高贵，因为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的创作，无所羁绊，思想漫游驰骋，基本上没有沾染上标语口号式的世俗气。自始至终，我的诗歌是一种主体的个人写作，不受时代大主题的规范原则的束缚。
因为受到匡国泰乡土诗的影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创作主题转向乡土，风格由此趋向朴实。因为生命跟乡土有着天生的联系，乡土给予了我许多的灵感，我有一些得意的诗便是乡土诗。乡土诗固然显示了我某种程度上的灵气，但由于对乡土缺乏深度的思考，内容与思想仍延续前人，在诗中逐渐很难发现自我，因此纯情诗的写作宣告了乡土诗的终结。
纯情诗更能表达青春的本质内涵，体现情感性质与人性尺度。纯情诗的发现与写作无疑拓宽了想像的空间，提供了对美的形象与意义的思考与探索的形式和机会。然而，生存空间的狭小性与阅读信息的奇缺，让我无法更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因此，纯情诗总有流于肤浅的感觉，少有动人心弦、令人耳目一新之作。
或许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有时也向重大主题寻求题材，渴望把大时代、历史背景与个人情感融到一起，体现某种深刻性。然而我很快失败了。我缺乏一种驾驭宏观全局的能力，即使内心汹涌着不可阻挡的激情，也无法完美地形成语言结构、思想内容上奔腾浩渺的大气魄。
之后我仍然无奈地（可以说没有意识地）转向对个体生命的艰难思索，美与爱成为我坚持到最后的重心。当我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收笔了。少年的诗歌时代从此结束。
我一直在探索诗歌新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思想内容。然而苦于才力有限，我始终无法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创作道路。苛刻点说，我一直在前人既已形成的圈子里兜游，而始终无法突破。
我强烈渴望有一支歌由我自己第一个唱起，哪怕声音极度微弱。然而我总是在重复地唱着别人的歌。这是我的悲哀。
辍笔几年了，可能是不再有少年时代那股激情，我一直没有重新提起诗笔。在意识中，我的诗歌形象面目可憎，我羞于让其诞生。没有寻找到新路，可能这一生都要与诗歌绝缘了。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写诗，我为他们的虔诚与执着感动，同时也为他们的茫然与困惑悲哀。他们跟我一样，为难以找到诗歌发展的新路子而苦恼。
更为悲哀的是，世界已逐渐缩小了诗歌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诗人们苦苦吟哦，却只能孤芳自赏，背后，是大众冷漠与茫然的面孔。诗人的清高失去了基础，失去了理解，在无奈中如古朽的土墙轰然倒塌，尘土弥漫，留下诗人无力的呼号与泣血的哭声。
当今的诗坛已成了一片废墟，往日的繁华消散在历史的空气中，只剩记忆可凭吊。诗人仰天长问：何故至此？

2001年8月29日

纪轩然的那第一首爱情诗是匆匆忙忙写在一个本子后面的。他当时急于要记下那刹那间的灵感。待写完后，本子放在桌边。
有一天他走进教室，忽然发现情景有点不对劲。因为所有的同学都笑嘻嘻地看着他。他坐在座位上，满脸的疑惑。
旁边的超笑说：“纪轩然，你小子不大老实啊。”
纪轩然说：“怎么了？”
超忽然扬起他那个本子，笑说：“老实交代，你这诗里的她是哪个？”
纪轩然一惊，一把夺过自己的本子。他愤怒地说：“你怎么可以乱看我写的东西？”
超说：“又不是我第一个看的，别人传到我手上的。反正大家都看了。”
纪轩然羞得满脸涨红，一颗心惊慌得怦怦直跳。似乎感觉自己被剥光了，站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忽然下意识地一转头，看见蓝雅正笑吟吟地看着他。

诗歌需不需要大众化


审视中国当代诗歌史，诗歌惟有一次实现了“大众化”，那就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新诗的发展方向是民歌，这一“伟大号召”的提出，直接促进了民歌体诗歌在全民的“繁荣”。
民歌最大的特点在于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适合最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能力。那一时期，为完成诗歌数量的政治指标，男女老少都成了诗人。这一盛大的文化景观在中西诗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下，其文化普及的积极效果是不能抹杀的。然而，这种“大众化”的诗歌无疑缺乏个性的美学意象，缺乏真正艺术的本质内涵与崇高姿态，它附庸于主义的政治指令，为专制与独裁唱颂歌，完全漠视时代的苦难与悲凉，自觉或不自觉地粉饰太平，而完全抛弃了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 。因此，这种诗歌的“大众化”只是专制下一次畸形的文化运动，根本不是什么真正意义的大众化。
要明晰大众化，首先要为大众作一个界定。“大众”到底指代哪一个群体？是指代全体国民，还是指代知识分子以外的民众？这一概念始终混淆不清。如果说指代全体国民，那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大众化的潮流；如果说指代知识分子以外的民众，那历代诗歌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大众化。诗歌是高雅的文学艺术，知识文化浅薄的民众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接受，即便接受，其程度的狭隘性不言自明。唐诗宋词在当时的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对象仍只局限在知识分子身上。
诗歌较之小说，虽然同属文学范畴，但其大众化的内质明显逊了一筹。诗歌的隐喻、象征、物象的切换与组合，时空秩序的迅速变换，这种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是文化层次低的人无法理会的。诗歌曲折含蓄的意境是一般人无法领悟的。诗歌这一特征无形中拉远了与大众的距离。
诗歌具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下里巴人，一种是阳春白雪。要使诗歌大众化，那么其必然呈现为下里巴人。这一种价值选择/取向，必然严重损害诗歌的形象。诗歌是美的艺术，美是一种意境，虽然美也存在多元性，然而我以为阳春白雪才是美的最高境界。这正如雪山峭壁上冷艳独开的白雪莲。阳春白雪永远不可能走向大众，大众化的阳春白雪其实就是下里巴人。
因此，在诗歌被冷落的今天，我们又何必苦苦寻求诗歌的大众化呢？何必降低诗歌高雅的姿态去迎合大众的低素质心理呢？诗歌应该与高贵的诗人一样，具有独立的品质，具有桀骜的性格，不卑躬屈膝，不迎合谄媚，始终保持一种独立与崇高的姿态。诗歌不是贩卖的商品，惟其具有崇高的美才能显示其高贵的价值。诗人寂寞，因为没有读者，没有知音。但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给人欣赏，也不承担任何改造思想、文化、社会的历史功能。诗歌，仅仅是为了抒发主体对世界的感情与思考。诗人在此中寻找到满足，诗歌的使命便已完成。
大众化是真正的诗歌的死敌。
诗人们，继续你们个性的抒情方式吧，不要让世俗的原则规范阻碍了你们自由的思想与感情。

2001年8月30日

补习生活与小说创作


《等你爱我》只是一部近两万字的小说，同学李勇却说写得比长篇小说《和我一起飞翔》好，这令我非常惊讶。我虽然不能认同他的看法，但不能不让我对这部中篇小说作重新的思考与审视。
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是真实的，其故事背景就是我在邵阳曙光学校补习时的生活。海兰的原型是L.H.R，阿杰就是我自己，只不过为了情节的需要，虚拟出一个始终未出场的紫怡——阿杰的女友。但是我内心是把L.J当作紫怡的原型的。
补习生活的基调始终是灰色的，太阳的光环不可能光临照耀我们的头顶，就连浪漫的月色也是黯淡无光而充满虚假与讽刺。每个人昔日的单纯已被挫折磨损，狂热的激情弥散在空气里随风消去。年少的生命，只剩下平静、孤独、迷茫、忧郁。自身处境的屈辱和尴尬与未来的不可知，让每个人都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正当韶龄，心事驿动，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惊人的隔阂与陌生倍添寂寞无主。经历了苦难与沧桑的心灵特别渴望抚慰，渴望依伴，从所未有的枯燥单调的状态下渴望释放，渴望宣泄。于是，一种整体的放纵与堕落的氛围自然而然形成了。颓废的人性与颓废的感情在是是非非地出没。庸俗与散漫融入了生命，融入了思想。这里不再有崇高，不再有美，这是一片被人抛弃了的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
补习生活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缩影。物质生活的宽裕与内心世界的颓败构筑了整个生命体系。人们看似获取了主动的权利，其实都是一群被动与不自由的囚役。话语方式与行动方式都充满了无奈的悲凉，这种生命状态成为一种习惯。麻木取代了激情，猪尾巴取代了思想，饥渴取代了崇高与美。
我处在这种环境下，艰难地生存与挣扎。生存与挣扎的艰难让我深深体验到颓废与卑微。不可能再有人比我对这种生存状态有更深切的认识与更沉重的体会了。我写《等你爱我》， 就是要写出在这种颓废与卑微的生命状态下的人的性格与感情。
我选择了用第一人称来写，通过这种方式能更直接地传达出对颓废与卑微的切肤感受，传达出这种状态下人内心的苦难与深情。
阿杰是我竭力刻画的主人公，其实根本不必刻意地去设计他，因为阿杰就是我自己。他的性格较《和我一起飞翔》里的柳越更接近我的本真，所以我写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我只是在用自叙的方式娓娓述说我真实的内心世界。自叙的语言常常带有一种苦涩的幽默——这在西方被称为“黑色幽默”，这种幽默的话语表达方式无疑受了钱钟书、韩寒的影响，但其实我表达得并不怎么高明。
海兰爱上阿杰纯粹出于对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的惊心动魄的感受。她的爱平静而激烈，单纯而痛苦，不媚俗，不势力，就像天蓝色宁静的海面下一股激流，那样简单，那样真诚。因为爱，她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阿杰。然而阿杰还能哭，笑，还有倾诉的对象，海兰唯一解脱的办法只能是自杀。
我写出了一种比《和我一起飞翔》更深沉、更悲怆的悲剧。阿杰传统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紫怡的一往情深注定了海兰一厢情愿的爱情悲剧。悲剧不仅仅停留在这里，隐含在深处的，是阿杰最终对海兰的感情定义。阿杰最终爱上了海兰吗？他没有去报考紫怡所在的那所高校，而是选择了与海兰自杀的地方不远的学校，其意很明显，就是去陪伴海兰的魂魄。然而，这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良心上的愧疚而对此做出的补偿行为。据我自己的意思，阿杰仍然没有爱上海兰，他爱着的依然是美丽的紫怡。这个意思只是隐晦曲折地包含在里面，瞒过了轻率的读者。
结局在大雨中对海兰的呼喊自然回肠荡气，然而令我流泪的地方却不在此，而是阿杰读完紫怡的绝情信，在市街上疯狂地奔跑的那一段。我记得那天晚上写到此处时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并非这个地方写得比结局更感人，而是触动了心灵中最真实也是最柔弱的地方。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便想起了金庸的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里那句话：“当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那有什么法子？”是的，没有法子，无可奈何。至今我想起往事，想起我深深地爱过的那个美丽聪明的女孩，总是忍不住深深叹息，深深遗憾。

2001年9月2日

关于“美”的随想


文学艺术与美。
人们说，文学艺术的功能在于传达美，因为文学艺术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都是美的构成。这固然正确。然而仅仅从美的角度理解文学艺术，未免太狭隘。美是形象与抽象高度融合的一种形而上的感觉，人们对这种美予以感知并充分享受。然而文学艺术的功能远不止此，它还要能促使人进行理性思考。美是一种生活情趣，理性却是促使人类进步发展的原动力。文学艺术本身不担负改造社会的职责与功能，更不存在传道说教的义务，但是它理应存在让人思考的东西。美与理性，是文学艺术的两大构成，是其得以上升的价值标准。

女性与美。
美在女性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女性之美在男性眼中有不同的反映。一看到性感美女，男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跟她上床。然而有一种女人，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纯粹的美，一种艺术化了的美，一看到她，男人心里不自禁地涌动出来的是欣赏，是仰慕，是崇拜。

2001年9月5日

也说文学的“人性论”与“阶级论”


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的“人性论”与“阶级论”的论争。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鲁迅立即著文反驳说“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文学与出汗》）。的确，人性是变化的，但梁实秋是着重于人性的普遍性，即人性中的善良、邪恶、真实、虚假、仁爱、残忍......的普遍存在。从这一点上说，人性的这种普遍性确是不变的。鲁迅的聪明之处在于抓住一点偷偷地置换了角度，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从而达到了批驳的功效。
今天看来，梁实秋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文学首先是人学，它所要表达的是人的感情、性格与思想，只有当这些人的“内质”与读者产生共鸣，文学的意义才能得以表现，它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持续。文学要以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环境为人物的生存背景和情节的架构，但单纯地对这些东西予以如实描绘，决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这种空间里面必须活动着人的感情与思想，亦即人性之出没，文学才能形成。所以说，人性是文学之灵魂，一切伟大文学都是建筑在充分地表达了的人性之上。
文学有无阶级性？据我看是有的。文学无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与阶级的烙印，但是持文学阶级论的前辈们过重地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在特定的历史的政治环境下，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去引导群众，为政治服务，原也有其现实意义。但单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当文学失去它的这些特性，也同时会失去它持久的生命力，而堕落为简单的宣传工具，文学也就不能称其为文学。文学可以容纳政治，但伟大的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为人的心灵服务的。伟大的文学无可避免地能对社会、政治产生客观的影响，但文学本身并不担负去改造社会的任务，它本身的意义在于，让人思索，让人产生美感。这就够了。

2001年10月4日

也说文学的“人性论”与“阶级论”


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的“人性论”与“阶级论”的论争。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鲁迅立即著文反驳说“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文学与出汗》）。的确，人性是变化的，但梁实秋是着重于人性的普遍性，即人性中的善良、邪恶、真实、虚假、仁爱、残忍......的普遍存在。从这一点上说，人性的这种普遍性确是不变的。鲁迅的聪明之处在于抓住一点偷偷地置换了角度，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从而达到了批驳的功效。
今天看来，梁实秋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文学首先是人学，它所要表达的是人的感情、性格与思想，只有当这些人的“内质”与读者产生共鸣，文学的意义才能得以表现，它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持续。文学要以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等客观环境为人物的生存背景和情节的架构，但单纯地对这些东西予以如实描绘，决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这种空间里面必须活动着人的感情与思想，亦即人性之出没，文学才能形成。所以说，人性是文学之灵魂，一切伟大文学都是建筑在充分地表达了的人性之上。
文学有无阶级性？据我看是有的。文学无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与阶级的烙印，但是持文学阶级论的前辈们过重地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在特定的历史的政治环境下，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去引导群众，为政治服务，原也有其现实意义。但单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当文学失去它的这些特性，也同时会失去它持久的生命力，而堕落为简单的宣传工具，文学也就不能称其为文学。文学可以容纳政治，但伟大的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为人的心灵服务的。伟大的文学无可避免地能对社会、政治产生客观的影响，但文学本身并不担负去改造社会的任务，它本身的意义在于，让人思索，让人产生美感。这就够了。

2001年10月4日

自我的隐退


本学期初，系里发下年度自我鉴定表，许多同学言不由衷，说什么“认真学习了XX重要讲话精神”云云，其实领导们到底讲了些什么话，他们早就忘了。但他们自然地这样写出来了，用套话掩盖了真实的思想观点。
没有人强迫他们必须那样写，那样写完全出于一种自觉的习惯。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那样写很无聊，没意思。
长久以来，我们受着一元思想的教育，主流意识深入骨髓，由此形成的潜意识指挥我们必须迎合强大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保护自我。久之，适应的惯性成为一种僵化，而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于是，“自我”隐退了，代之的是“共我”。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哀，社会的悲哀。社会教育决不是培养思维奴化的人，而是培养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与主人翁意识的人。盲目的顺从是堕化的标志，独立才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气质。
只可惜，前者多如牛毛，后者凤毛麟角。

2001年10月17日

读郭沫若的诗集《女神》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一部诗集，这是一部高昂时代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瑰丽的想像，壮丽的语言，雄浑的气势，乐观的精神，这一切构成了《女神》神奇而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是真正想像的结晶，激情的产儿，完全不同于当代很多诗歌的矫情与造作。《女神》实现了诗歌感性的主导，几乎完全摒弃理性的焦苦构思。《女神》让我懂得真正的诗歌就是情感的自然艺术化，生硬与艰涩的构造无法接近诗歌的本质。
一部《女神》可以确立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这是一座高峰，后人不是绝顶的天才很难企及甚或超过。
五十年代后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作为政治奴仆的郭沫若。虽然如此，郭沫若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依然是无法忽视的，《女神》的影响也必将传承下去。
从《女神》我受到了启发，以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为主流的诗歌虽然仍然保持发展的势头，但显然，无论从其语言形式抑或时代内容上来观照，都已出现衰竭现象，它无力承担一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必然要求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历史使命的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它与世界灵魂的疏离，陷入无穷无尽的孤立状态。毕竟，诗歌需要欣赏，需要存在的坚实基础，需要与广大的心灵交流。我并不是说要实现诗歌的所谓“大众化”，而是以为，诗歌必须在现在绝境的状态下全力革新，打造一种全新的形象，获取广泛的惊喜与承认。最好的途径，我认为就是走出一条浪漫主义的道路。
对于现实主义的过分强调明显地严重束缚了文学（诗歌）的多元性蓬勃发展。任何一种世界都是多元的结构，以一种主义约束和压制另一种主义将导致世界的贫瘠与狭窄。纵观中国整个文学史，一直以来都是现实主义占据主流，而偶尔出现的浪漫主义虽然昙花一现，但都带给人们巨大的惊喜。然而人们仍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现实主义，致使现实主义至今日终于进入死胡同。此刻，我相信，浪漫主义就是救世主，惟有浪漫主义才能给贫血的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生与希望。

2001年10月26日

读巴金小说


巴金所有重要的小说几乎都看完了。
巴金是一个热情的作家，读他的小说，便如乘一叶小筏顺着湍急的河流奔泻而下，他奔腾的语言充满了烈焰一般的激情，洋溢着梦幻与理想的光辉。他的文字是流畅的，但又是跳跃的，整个儿的激荡着青春的热情。
他是一个有着单纯信仰的孩子，他不断重复着“我有信仰”，似乎这才是鼓励他一直走下去的动力与源泉。因此，自然而然地，他赋予了他笔下许多年轻人以信仰。他们都是旧制度的产儿，然而他们都代表了新生的力量，他们在窒息的环境中不断摸索，不断呐喊，不断叛逆，尽他们最大的热情喊出“我控诉”，强烈要求爱情与个性的绝对解放。之所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生力量，是因为他们把爱情、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解放的要求紧紧连在一起，这就赋予了他们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巴金并没有为他们指出明确的出路，但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巴金通过热情的表达为读者点起了希望。巴金喜欢写“小人物”的悲剧，这看似巴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巴金正是一个对光明充满希望与信仰的乐观主义者。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青春是美丽的”，正是由于拥有青春、怀抱青春，巴金的信仰才始终巍然屹立。
热情是他作品的总体特征，然而在不同的作品中，其表现的风格也纷繁各异。《寒夜》从头到尾笼盖着浓浓的阴郁与惨淡，迸发着悲愤的抗诉；《第四病室》沉重中显现着光明的色彩；《海的梦》用诗一般的语言述说着一个美丽而执着的童话，充满了哲理；《春天里的秋天》本身就是一首诗，清淡悠远而又忧伤凄迷；至于《憩园》，作者用高超的叙事手段将同一个公馆的先后两家主人的衰亡与颓败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愤恨、同情、悲哀、惆怅，就像一首低徊的挽歌。
巴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人文作家，他写作的目的就是：“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2001年11月7日

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茅盾的《蚀》三部曲，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独立的中篇小说构成。
《幻灭》描写的是以静女士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大革命时代背景下的苦闷、困惑以及希望。静是一个性情温和、娴静可人的青年女性，对人生、对爱情、对社会都充满了幻想，然而对出路探索的茫然与个人奋斗的无助，加深了本自多愁善感的苦闷情绪，性的压抑与渴求令她失足受了骗，更促成了幻想的破灭。强猛的出现点燃了她的爱情之火，她以一个对爱执着的女性姿态全身心投入这次浪漫火热的爱情，她幻想、渴望着这是一种永久的真实。然而强猛的重返战场又将静拉回残酷的现实，她不得不面对茫然未卜的将来。幻想还会破灭吗？静与作者似乎都在期待。
《动摇》将笔触直接伸入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境地。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劣绅、官僚、“革命者”以各种姿态粉墨登场，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又爱又恨的悲喜剧。“动摇”反映在各派别、势力、阶层之间，然而更深刻地反映在人物情感之间。人是情感的动物，在复杂的人性交往中具有某种被支配性，这种被支配性是不由自主的，出于一种人性的本能，就如蜘蛛吐丝结网，循环往复，不见终结又无法摆脱。
《追求》旗帜鲜明地亮出一群青年的追求主动意识，他们明白只有追求一种理想才能平衡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杠杆，而理想的实现无疑是人生崇高的终极意义，仲昭把新闻当作一件事业来对待，力图通过改革来达到目标，而这一切又都服从于美好的爱情；曼青由对官场的失望转向对教育的憧憬；秋柳一直在为摆脱颓废，追求一种以奉献为基础的爱情的现世的快乐而努力......然而他们无一不成为失败的奴隶。其中尤以仲昭的追求为具体、深刻。当他通过种种努力取得事业、爱情的可预见的成功，而春风得意时，刹那间的打击粉碎了成功的面目，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三部小说虽然独立成章，但其几乎共同的悲剧意义将它们缀为一体：这就是终极理想与现实存在永远的差距、断层、错位导致的人生价值的虚无。
《蚀》是茅盾的处女作，然而茅盾一出手便显示出了他在文学的操作性与灵敏性上的不一般。从语言艺术上看，自《幻灭》至《动摇》再及《追求》，其文字的纯粹流畅，其技巧的灵活圆熟，都渐臻境界。尤其是思想内容挖掘之深刻，令人叹服。
这种优点，延宕承传到长篇小说《子夜》上，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1年11月11日

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这首诗长久以来默默感动着我，原因在于诗中刻画了一个孤独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从明天起，作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简洁朴素的句子，透着诗人最大的梦想，“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这是海子作为一个贫穷的诗人幻想幸福的全部内容。然而，“明天”，这一个未来的时间名词，正显示出与“今天”的差距：“今天”是苦难的，不幸的，才期待“明天”的幸福。诗人继续期待“明天”去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两种对“明天”的幸福的期待，反映了诗人在艰难的生存境地中最基本的精神渴求。诗人仅仅是希望在这种精神追求中保持一份作人的独立尊严。“房子”，代表的便是一种独立的精神阵地。诗人固守这种阵地，孤独地“面朝大海”时，内心才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
诗人是作为一个梦想中的浪漫骑士的形象开始出现的。在第一节中，他全部的行为都自认为是一种“幸福”，天真的诗人以为这种“幸福”几乎已经实现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明天起，和所有的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或许是历经苦难与不幸太多，突如其来的“幸福”令诗人欣喜若狂。这一节是全诗中最明快轻松的句子，透着情不自禁的愉悦。“我是多么幸福啊！”诗人真诚地要把自己的“幸福”跟所有的亲人分享。
如果说前两节在节奏上是轻松明快的，那么这最后一节便显得迂缓沉重：“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节是全诗中最富感染力的诗句。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三句最滥熟的“祝福”，在本诗中却焕发出最神奇的魅力。这要从诗的整体氛围中去体会其妙处。在诗中，诗人以一种突变的姿态面对世人，从狂热的欣喜到沉静的独坐，仅仅是一瞬间的事，给人造成一种目瞪口呆的视差感，让人一时难以接受。自己内心的狂热尚未冻结，主体却突然抽身而出，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款款向陌生人表示最普通也是最真挚的祝福。这反映了诗人纠结在心灵深处的矛盾：一方面强烈渴望得到一种同于世人而又超于世人的“幸福”生活，一方面却自觉地拒绝这种“幸福”生活，使自己永远处于“幸福”之外。他在苦难与孤独中跋涉太久，在自觉不自觉中似乎已与这种“情结”融为一体，一旦抽身而融入另外一个世俗的世界，突然发现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永远是一个世界边缘人，他独特的精神世界与内心感受让他只能选择一种与世界保持疏离状态的生存方式。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受了伤害的孩子，固执地跑到海边去独坐，看潮涨潮落，夕阳渔帆，然而他把最真诚的祝福给了那些陌生人，他愿他们都能心想事成，获得尘世间的幸福：包括前程，包括爱情，包括一切美好的东西。而诗人自觉这一切与他无缘，他祝福完以后，像天使一样消失了。天使回到的是天堂，去与同伴欢歌笑语去了，诗人却独自转过身去，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终其一生只有一所房子，他与房子一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没有一个孤独者的形象比这位抒情主人公更能震撼人心了。这位孤独者身上蕴含了巨大的美学力量，显示出无比悲壮的凝重，如贝多芬的交响乐一般，让人在细细咀嚼中潸然泪下。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没有比这更深沉而孤独的诗句了。

2002年2月27日

扭曲的人性


幸灾乐祸是人性扭曲的一种外在表征，人们往往喜欢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取巨大的心理满足或达成某种心理平衡。比如这次英语四级考试，某些通过自身努力或侥幸过关的人，看到那些平日便无好感的人这次再度落水，一想起他们狼狈的模样，便忍不住仰天长笑，得意非凡，从中得到的心理愉悦比过了关大得多。
人在自己落水时怨天尤人，从而极易产生一种报复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潜隐深处，或许自己也不曾发觉，而当自己的角色从狼狈转为得意，潜隐的报复心态便如水闸放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不仅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大学上课崇尚来去自由，但老师可能也会偶尔点名查到，这对期末考试的分数有一定的影响。设若这一个人这次竟被点到没来，他自然大骂老师为什么要点到；下次查到碰上自己在课堂上，而某些人却不在，自然又庆幸这次来了。更进一层，如果自己在课堂上，而老师偏偏不查到，未免心中不平衡，便大拍桌子提醒老师“查到”，从中得到满足。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心态：我遭殃恨不得全世界陪我一同遭殃，别人遭殃就是我的快乐。这或许也是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吧。

2002年2月28日

论现代文学的功利观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付出的代价与所得的收获远远不成比例，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远没有达到历史的要求。探讨其根源，无疑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在重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无一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指出，小说负有变革社会的重大责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也强调小说的社会实用价值。连鲁迅也声称自己写小说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重小说本身所引起的社会功效。更不用说文学主潮空前政治化的三、四十年代，公开宣称文学的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针对这种文学的功利观，部分远离政治的学者作家提出截然不同的文学美学观，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只能从审美意义上去审视其价值，而不应赋予其社会、政治功能，否则，文学势必“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朱光潜指出，文学应该追求一种“静穆”的美，这种美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不可否认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的社会功能，它在启发国民的心智、改变或强化国民对世事人情的爱憎，并促使国民用行动去服务于社会、改造社会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也应强调文学相对独立的美学意义，它集中表现为文学的语言艺术、形式技巧、思想内容及其所包含的美学内涵。
很显然，人们自觉地把文学的功利性与美学意义割裂开来，人为地促使二元对立，使本该和谐地统一为整体的二元相互敌视。
夏志清教授曾谆谆告诫白先勇说：“作家最重要的关怀，不在于题材的选择，而在于表达的手法；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实际上，在文学的功利性与美学意义统一后，“怎么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部杰出的文学创作，必是艺术形式与社会意识的和谐统一。而现代文学的作家们，在这之间无法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由于社会历史的驱使，他们更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社会意识，即与大时代相适应的大题材的选择与大主题的开掘是主要的，而形式技巧则是此要的，甚至可以忽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众所周知，主题是由形式来支撑的，完美精致的形式才能表现深刻的主题。主题一旦失去形式的有力支托，便会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长期为人称道的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因为过于注重社会主题的深刻挖掘，而相对忽略了艺术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因此使得作品整体上留下了极大的缺憾。
把艺术形式与社会意识结合得最完美的，可能只有鲁迅与张爱玲两人。鲁迅虽然主张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但他能运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形式技巧把社会主题淋漓酣畅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固然达到了他“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文学的美学价值。张爱玲取得的文学成就仅次于鲁迅，她绕过“五四”以来的文艺潮流，直接秉承前清小说的艺术精神，把古典与现代完美地融合，构建了一个芬芳四溢的“张爱玲艺术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远没有达到其所应当达到的历史高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的功利性与美学意义的严重对峙及艺术形式与社会意识的严重失衡。这一教训是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文学应该吸取的。

2002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