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人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擅长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改进完善，因此他们迅速崛起并称为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诺曼人学会法兰克骑兵战术，还继承了来自维京海盗祖先航海技术、近乎愚勇的好战精神以及与与生俱来的诡计多端。诺曼人在随后扩张至欧洲其他地区的行动中，创下惊人冒险作战的纪录。

维京人的入侵危机变成了诺曼人的定时炸弹，但对于当时的法兰克贵族来说，迫在眉睫的危险已经解除，下面就要好好“商讨”一下王室继承人的问题了。罗贝尔派与加洛林派从922年开始，展开了残酷的内战，最后加洛林派被消灭，但是罗贝尔派的力量也损失殆尽。公元987年，贵族们召开大会，经过激烈的博弈，最后将罗贝尔派的一个世俗修道院长于格推上王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于格这一支系势力较弱，无力控制各个贵族，比较符合贵族的利益，而且他身上有加洛林公主的血统，也算是对得起诸位先王了。由于圣马丁的法衣（cape）保存在他的修道院，于是于格得到了加佩（capet）的绰号，从此以后，西法兰克也正式成为法兰西，进入了加佩王朝的时代。

加洛林王朝建立了称霸欧洲的大业，并一度仿佛重现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是在种种原因下迅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公爵、伯爵随意摆布，局限在领地范围内谨小慎微的加佩王朝。

加佩王朝初期领地——仅限巴黎周围

基督教这一“爱好和平”的宗教逐渐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维京人放弃了对奥丁大神的信仰，皈依到上帝门下。因此在维京人的老巢也形成了基督教国家，维京人躁动狂热的好战之心逐渐在赞美诗的影响下平静下来。到了公元11世纪，维京人对西欧的大入侵基本停止。从这个意义上看，基督教新约经典《启示录》中预言的千年大灾难确实发生了，就应验在了维京人身上，最后也确实是上帝获得了胜利，虽然这个胜利的过程看起来有点诡异。对于大陆上的人来说灾难的高潮已过，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真正末日审判是公元11世纪的诺曼征服。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东方的穆斯林们信奉的真主其实也是上帝，所以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争端看来没法通过上帝左右互搏来解决，处理这一问题只能靠将来的十字军手中的剑与盾了。

十字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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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与教权复兴（73）
引言：

与世俗政权一样，基督教会的教权也经历着腐败与改革；每一次改革又会被金钱与权力诱惑，堕入腐败的漩涡，直到被新的改革所代替；

中世纪最重要的克吕尼改革的缘起、经过与结果是什么？

为何中世纪欧洲，教权与君权斗争如此激烈？

自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奉为正统以来，整个西欧的人类精神世界，越来越受到总部位于罗马的基督教会的影响，这一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这一趋势在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矮子丕平确立“君权神授”、“丕平献土”以及查理曼大帝大力推广“上帝之城”信仰之后，达到第一次高峰。在教会控制下的精神王国中，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神父—牧师构成了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体系。教皇的权力从精神世界逐渐扩展到世俗世界，整个西欧形成了以教皇为主导，国王与贵族为从属的政教合一的基督王国。当然，罗马教皇的话在君士坦丁堡没什么卵用，但是在科隆、巴黎和伦敦都有着不容质疑的威信。

正如俗世的皇帝对于管理国家的官僚机构陷入腐化泥潭束手无策，上帝似乎对于代替他行使牧羊职责的教会的腐化也无计可施。如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待教皇的腐败所述，到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教皇的腐败堕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教会的腐败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教皇成了罗马贵族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教会也成为腐化的贵族们获取财富、权势与特权的白手套。

与政权腐败导致被颠覆类似，教会一旦腐化，他们倡导的信仰对普通民众来说就不再有吸引力，教权也就岌岌可危。而且，早期的教会没有任何强制力量（例如圣殿骑士、宗教裁判所等），基督教被抛弃的可能性远大于政权被颠覆的可能性。对于这种腐化的现象，很多保持高尚情操的修士甚为不满，因此，不断有改革派对教会的沉疴痼疾发起前赴后继的挑战。

这种改革在教会发展早期已经开始。公元三世纪以圣安东尼（约250—355年）为首发起的隐修会，号召抛弃俗世的一切，追求精神的圣洁。这一思潮不断演进，到了公元四至五世纪出现了很多隐士圣徒，其中一位叙利亚圣徒叫圣西默盎（约390至459年），被称为石柱人（Simeon the Stylite），他在一个60英尺（约18米）高的石柱上生活了30年。

圣安东尼

这种标新立异，回归基督教倡导美德的修道方式引发广泛地膜拜、敬仰，信徒们纷纷自发地进行捐助，甚至给隐修士们带来丰厚的实利。但是这种方式毕竟太极端，太清苦，一般人只能望而兴叹，难以大范围推广，因此社会效应并不显著。于是，相对温和的避世修行方式——修道院出现了。在修道院中，修士或修女相互为伴，一起走向神圣的生活。在一些地方，男女同住的修道院也出现了，例如圣毕哲（St. Bridget，约460-528年）在爱尔兰的基尔代尔（Kildare）建立的男女混合的修道社区。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搭配侍奉上帝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还解决了信徒后继无人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这里仍然有个问题，相对于教堂的神父不断向周围居民传教扩大影响，越来越兴旺发达，修道院避世隔离，无法将上帝的教诲传递给世人，也无法获取到俗世的资助，毕竟修士修女们信仰再虔诚，也不可能靠读圣经填饱肚子，这该如何是好？于是，从爱尔兰的修道院发端，一种叫做传教式朝圣（pilgrimage as mission）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方式要求朝圣者不仅要离开原来所在的修道院，而且要负起劝说异教徒改宗或者建立新的修道社群的艰巨任务，因此被称作“忏悔式自我放逐”，这些朝圣者也就被称为传教士。在古代中国，行走于江湖之上托钵化缘的和尚们所肩负的使命与此如出一辙。佛教徒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基督徒温和得多，因此在历史上造成的影响也弱得多。相应地，中国的读者们把修道院类比于佛教的寺庙，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修道院的生活了。

传教士在历史上曾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殖民侵略都与此有莫大关系。传教士传播的是上帝的福音，其实福音包括了两方面，上帝的仁爱与怒火。最初基传教士传播的都是仁爱，但是传播过程中仁爱越来越少，怒火越来越多，最后基本上就只剩怒火了。另外，传教士们很喜欢把上帝厌恶的罪恶——物质财富带回家，不知道是不是有“把爱留给别人，让自己承受罪恶”的意思在里面。传教士一方面将西方文明撒播到四方，另一方面将财富带回西方，并将战乱与死亡传遍各地。例如，非洲人曾说过：西方人来之前，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和汤若望

生活在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努西亚的圣本笃（St. Bennedict of Nursia，约公元480至550），是修院制度集大成者，他将前人的思想集合起来，写成《圣本笃会规》，他的修道院也被称为本笃会。圣本笃制定了一种繁忙而规律的生活，形式简单又不失严谨。最关键的是，圣本笃不仅欢迎可能成为圣徒的人加入修道院，也欢迎普通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上一心向主的生活，他甚至欢迎父母或监护人将未成年人送入修道院，并专门为这些儿童设置宗教学校。这种行为被称为奉献行为，而这些孩子们被称为献身儿童（oblate）。

圣本笃

当然，被奉献的儿童被送入修道院之前，无需征求这些孩子们的意见。客观地说，相对于当时社会整体缺乏教育、贫穷的状况，修道院成为西欧人类文明以及学术活动的最大甚至是唯一载体，进修道院能保证吃饱饭接受良好的教育，并晋身上流阶层，因此成为下层家庭孩子最好的出路，没有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败类无处不在，这些献身儿童除了将身体奉献给上帝，其中一些人不得不对修道院或教会高层进行献身，也不排除其中一些儿童是主动为之，以便谋求更好的上升通道。于是就造成了如下悖论：一方面，基督教义严厉禁止同性恋等各种“非正常性行为”（宗教裁判所出现后，对于“非正常性行为”的刑罚非常严厉，可被判处火刑），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成为同性恋中最不道德的娈童同性恋丑闻最集中的地方，当然其中绝大部分被用各种方式遮盖起来，并不为外界所知晓。

俗世中人很快就看到了圣本笃修道院的好处：穷人养不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修道院来谋个活路，修道院择其聪明伶俐者录取，这些人家世干净，不易受外界影响，将来会成为宗教事业的中坚力量，修道院成为培养教会骨干的源泉；而贵族也看中了修道院的巨大影响力和教育功能，纷纷把子女送来，这些贵族学员背后的家族势力庞大，进一步扩大了修道院的影响力。

在圣本笃死后两三个世纪内，他的《会规》传遍基督教世界，本笃会修道院遍地开花。特别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至604年在位）还亲力亲为写了《本笃传》，更进一步加强了本笃会的势力。圣本笃将自己的修道院看作虔诚基督徒隐身避世的精神乐土，然而，本笃会的修士修女们很快就投身于政治生活的罗网，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文明匮乏的中世纪，修道院与教会学校垄断了社会的智力与教育资源。俗世法庭的法官至书记员、国王或贵族的老师和顾问、教会的高层乃至教皇本人，都从本笃会中产生。这些教会学校到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逐渐发展为大学（神学院），例如巴黎大学、牛津、剑桥等。

由于虔诚的赞助者向他们捐献大量财富，他们不仅拥有，还管理大片地产，尽管会规规定每个修士都必须抛弃个人财富，但是修道院却拥有数量惊人的集体财富。由于这些财富的存在，以及人员越来越多的来自贵族家庭，本笃会成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奢华，很多贵族子弟到修道院只是走一下过场，俗称“镀金”。随着权势越来越大，本笃会也变得只向贵族子弟开放，并且索要非常昂贵的入学礼，例如一块封地，本笃会和俗世的权力以及金钱的牵扯越来越深，本笃会成员的精力也越来越陷入俗务，越来越多地受国王与贵族左右，只有很少的精力用来与上帝沟通。在那些最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本笃会也腐化了。

在此之后，改革浪潮不断被发起，但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每次改革最后都会被财富与俗世权力所腐蚀，直到发起新的改革来抵御旧的改革中的堕落思潮。

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欧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宗教改革的热潮，先后或同时出现了多个改革派，例如克吕尼派（Clunian）、西多会（Cistercian），加尔都森派（Carthusian）、奥古斯丁派、军事修会（military order），圣方济会，加尔默罗会、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贫穷嘉勒会、贝居因修会、清洁派、第三会等等。这些改革派揭露并革除了教会中的腐败与丑恶，迫使教会做出了很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善，极大引发了民众的宗教信仰热情。

多明我会创始人：圣道明



另外八卦一下：多明我会的修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魔戒》中的黑衣、白衣、灰衣魔法师估计也是来源于此。

然而，不断掀起的宗教信仰高潮最终走向了基督教倡导的各项人类美德的反面，发展为宗教狂热。狂热的基督徒们难以容忍不同信仰的人或与自己不同的人，对其仇视并加以迫害，这些人统称为异类。异类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犹太人、以穆斯林为主的异教徒、麻风病人、娼妓、相貌丑陋者（比如驼背、脸上有大片胎记等）、同性恋者甚至女人（特别是寡妇）。其中，对于犹太人的迫害自罗马帝国开始贯穿两千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最后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征伐，则形成绵延两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技术进步，西方出现科学萌芽之后，上帝的教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怀疑，宗教迫害成为加强教会统治的重要手段。教会利用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弱点——贪婪、恐惧与仇恨，从中煽风点火，将信徒的仇恨之火与贪婪之欲投射到特定群体上，同时迫害手段的花样翻新以及越来越残酷，使他们产生深深地恐惧，以免让他们产生怀疑宗教的念头。

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基督教权威最盛的十至十三世纪，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宗教迫害主要集中在以犹太人为主的弱势群体，外部仇恨引向穆斯林，对于西方社会的普通人并没有太大影响；而到了十四世纪以后，宗教迫害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推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研究者（其中不少就是神学院中比较进步的修士），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者，人人生活在被迫害的自危中；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宗教仇恨与迫害集中在女人以及异族（特别是黑人和印第安人）身上，形成宗教迫害的最后狂欢。

西方历史学家将这一段时间的基督教世界称之为“迫害性社会”。实际上，这种迫害思潮长期存在，直到今天依然有深刻影响，而对于这种迫害思潮的强迫性纠正，才导致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的出现。

在这些宗教改革浪潮中，有些是温和派，主张改良社会形态，提升教士道德，禁绝买卖教职——术语叫做贩卖圣事（Simony）（来自于新约中的行邪术的西门，此人试图购买圣灵，但未成功，西门也是一个犹太人）；一些激进派则希望将“上帝之城”搬到人间，建立以教皇为中心的宗教国，一些是入世派，一些则是避世派。其中一些改革派别由于走得过远，后来被判定为异端而遭到残酷镇压，例如发端于法国南部的清洁派；一些派别则成为清除异端的主力，例如发端于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他们自称为“上帝之猎犬”，后来这一称呼也被作为宗教裁判所裁判官的外号。

宗教裁判所



当然，历史上最大也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宗教改革发生在十六世纪，德国修士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彻底否定了罗马教会，导致基督教世界出现了根本性分裂，变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不过那都是后话了，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克吕尼派，他们发起的克吕尼运动（Cluniac movement）是推动这段时间西欧各国政坛发展以及引发十字军运动的主线。

克吕尼运动

克吕尼运动是偏向于激进的主流派改革，始于克吕尼修道院第一院长伯尔诺（910～927在任）和第二任院长圣奥多（927～942在任）。克吕尼修道院位于法兰西的勃艮第，他们通过对本笃会的会规进行修订，建立一系列日常宗教活动的复杂程序，还规定了严格的纯精神生活。克吕尼修会由大贵族——法兰西最富有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捐助，无需再从俗世中索取财富，看起来不可能被腐化，因此广受赞誉，其他修道院纷纷效仿这种模式，并且新的修道院不断涌现，形成以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遍及全欧洲的修道院联合体，称之为教团（monastic order），这也是第一次在众多修道院之间建立起普遍的正式联系。

克吕尼修道院

克吕尼运动主张：修士必须严格遵守本笃法规，强调守贫（不置私产）、守贞（独身）、服从（服从修道院领导）；主张严格隐修生活，整肃宗教礼仪；反对世俗势力控制修道院及侵蚀其地产。克吕尼运动的本质是加强教权，因此得到了教皇的大力推崇，教皇颁布特恩权,宣布克吕尼修道院除了接受教皇领导外,不受主教和世俗领主的管辖。

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由克吕尼运动演变的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到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高潮。该改革运动由教皇推动，主要主张是：神职人员严守独身，不得婚配；各地主教由教皇任命，不得由君主叙任；禁止买卖神职；宣称教皇权力至上，可废黜君主。这一运动实际上就是对世俗的君权发起挑战，极大削弱之甚至取而代之。这些改革派成员大部分出身于克吕尼派，或者受其严重影响。例如，大力推行改革运动的格列高利七世，曾为克吕尼派修道院修士； 加里斯都二世（1119～1124 在位），在克吕尼院长任内当选为教皇。

前文提到，由于公元十一世纪教皇空前腐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简称德皇）亨利三世(Heinrich Ⅲ，1017年10月28日～1056年10月5日）于1046年废黜了并立的三位教皇，将德意志改革派克莱孟（Clement II）二世被选为新教皇，此后他又多次废立教皇。同时，亨利三世一直掌握了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然而，德皇亨利三世却支持教会的克吕尼运动，正是这一运动奠定了日后教权扩大的基础。当然，站在亨利三世的角度上说，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原有的教会体系腐败透顶，看起来也只有克吕尼派的教士廉洁正直。但是，克吕尼运动的本质，是贵族大力赞助的加强教权的运动，而教权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对君权形成强力挑战与限制，而弱小的君权正是贵族们乐意看到的。

在亨利三世于1056年死后，亨利四世登基时年仅四岁，根本无法掌权，教皇和德意志贵族们趁着权力真空期迅速扩张权力。亨利四世成年掌权后要求任命德意志的主教，成为引发教皇与德皇之间长期斗争的导火索，其中非常有名的事件是，1077年1月亨利四世批发赤足身穿单衣，冰天雪地站在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外三天三夜祈求教皇原谅，史称“卡诺莎之辱”。

卡诺莎之辱

而英格兰由于偏处一隅，长期以来，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英格兰教会一直以英格兰国王马首是瞻，直到“短斗篷”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1133年3月5日—1189年7月6日）时代。亨利二世本是英格兰历史上非常有为的国王，在他的高超政治手腕下，驯服了桀骜不驯的本土贵族，基本统一了英伦三岛，并在法兰西占有大片国土，是英国历史上在欧洲拥有最多国土的国王。然而，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一事引发的君权与教权之争，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亨利二世所受的羞辱更甚于德皇，在1174年7月12日，为了得到教会的原谅，他不得不赤裸上身匍匐地上，被教士鞭打，血流不止。

亨利二世被鞭打

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手中无兵的教权为何如此强大。基督教控制了所有教徒的思想，通过“君权神授”，使得君权的建立必须经教会之手。国王的权威必须经教会认可才能确立，臣民的效忠誓言也是由教会来约束。一旦教会宣布君权无效，就相当于上帝宣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有本事杀了国王都可以自立，因此国内野心家蜂拥而起，国王立刻陷入全国暴乱，群起围攻中。因此教皇掌握这一大杀器，首先强大起来的德意志和英格兰挑战教权，最后都败下阵来，并引发国内长期动乱。

法兰西的加佩王朝一开始则是陷入强大诸侯的包围中，弱到不能再弱，因此历任法王都唯教皇的命令马首是瞻，顺从得不能再顺从，甚至不惜做教皇的打手与爪牙。直到加佩王朝的第七任国王腓力二世（Phelippe Auguste，1165年8月21日—1223年7月14日）才开始逐渐走上强盛之路，趁教皇的精力放在德意志和英格兰，就利用德意志和英格兰被削弱之机趁火打劫，不断增强实力；如果碰到教皇发飙，就继续躺下装怂，按照中国话来说，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待到腓力四世(Philippe Ⅳ，公元1268—1314)时代，法兰西君权终于露出狰狞面孔向教权疯狂反扑，教皇国从此由盛转衰。而失去教皇强力约束的意大利，才开始走上文艺复兴的道路。

腓力二世被称作菲利普·奥古斯都，称号里能带奥古斯都的，都不是善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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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物经济学、十字军以及加佩王朝的兴起

引言：

中世纪的“圣物崇拜”是怎么回事？

绵延二百多年的十字军运动，到底是如何推动起来的？

以上内容跟加佩王朝的崛起是什么关系？

提醒：本章以段子八卦为主，叙事为辅。

基督教经卷浩繁、义理深奥、逻辑复杂，其实都是对神职人员和修道院中的修士而言的，对于大字不识一个的平民以及只能做到简单读写的贵族（中世纪贵族识字率很不乐观）来说，传道根本没那么复杂，只要做到情感的共鸣即可。中世纪的有些教士冲在宗教改革的前沿，将基督教早期那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用内心的情感来代替。

对于中世纪的民众来说，比起上帝这个仁慈公正的形象，受难的圣子和慈悲的圣母更能引起内心的情感。显然，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基督形象，比任何言语的说教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信徒们一看到受难耶稣的痛苦，立刻就联想到人类背负的原罪，救赎的不易，以及上帝对人的恩典。圣母玛利亚散发出的圣洁慈爱的光辉，更是击中所有信徒柔软的内心，圣母因为悲悯毫无希望的罪人而格外令人敬重。一个宗教传说讲到，魔鬼撒旦向上帝抱怨道，圣母将那些最有希望进地狱的人都骗了回去，导致地狱中人员不满，地狱的GDP和房价都跌了（最后一句为作者杜撰）。

在公元十世纪之后，基督教从提倡公正、信用、自由、平等的宗教变为表达爱、希望和怜悯的宗教。公正的上帝（God of Justice）也变成了“爱的上帝”（God of love）。

慈悲的圣母与受难的耶稣

从本质上说，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出发点，跟之前信仰异教并没有什么不同：首先通过某种美好的情感唤起心底的共鸣，然后祈求某种超自然力量帮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财源广进，唯一的不同可能只是神的形象改变了而已。这一点与基督教神学家们的观点与期望大相径庭。

回顾一下中国民间对佛教的信仰，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欧洲民众的基督教信仰。中国人所谓的信佛，通常分两步：第一，先到庙里上香，许下一个愿望，例如升官发财、求子得妻，病体康复等等；如果真如所愿，再进行第二步，去庙里还愿，捐香火钱。由于愿望各不相同，人们通常会选择拜不同的庙，如果求子就去拜观音菩萨，求功名就拜文殊菩萨，申请出国求Offer就去香山卧佛寺（因为跟offer同音）。面对这些所谓的信徒，真正的佛教徒估计都要哭笑不得，但是不妨碍寺庙收香火钱收到手软。

烧香拜佛

中世纪的欧洲人也是一样的，虽说基督教是一神教，理论上只有一个神，而且这个神是全知全能，就算要祈祷也只需对上帝祈祷就够了。但是信徒们不管那么多，他们祈求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情感的安慰与心灵的寄托，为了顺应这种心理需求，基督教从一神教悄悄演变为“三神教”，信徒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分别去祈求圣父、圣子、圣母一家三口。

神圣三宝——圣父圣子圣母，快乐的一家

还不能满足需求？不是还有那么多圣徒嘛！圣徒就仿佛观音罗汉一样，不同的圣徒负责不同的功能，由于圣徒众多，甚至细化到每一个职业每一个疾病都有相应的保护神，例如陶工就去拜圣果尔（St. Gore），画家拜圣路加（St. Luke），牙医拜圣亚波林（St.Apolline）；得了瘟疫就去向圣洛荷（St. Roch）祈祷，圣嘉勒（St. Clare）负责眼疾，圣亚加大（St. Agatha）治疗乳房肿痛。这些职能通常与圣徒的生平有关，比如，圣亚加大的殉道包括被割去双乳，而且据说后来她的乳房奇迹般地复原了。

圣亚加大，据说专治乳房肿痛

法国南部许多农民甚至崇拜一条圣犬，据说因为它为了保护主人的孩子而被误杀了，因此它的坟墓成为了朝拜的圣地。但是，这些信徒是不是应该先搞搞清楚，这条圣犬是如何被基督感化而成为犬中圣徒的呢？

如果严格按照基督教义解释，普通民众基督徒个个都是异端，这也成为后来异端迫害扩大化的一个基础。

长期以来，圣徒是无需教会官方承认的，只要大家都认可，就算是圣徒。这段时间由于圣徒增长得过快，甚至有一些明显是招摇撞骗的骗子混在其中，教会不得不设置一些认证手续以提高门槛，以免圣徒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