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读刘向编《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温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中》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解析】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2000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49.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读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50.老粗出人物（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等）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软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51.不要当楚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笔820821页）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摘自毛泽车1963年1月3日的一个批示


【解析】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却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增极力主张的。

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为此，他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从这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中共党内批评不民主作风的代名词了。

52.不可沽名学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摘自毛译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见《毛译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262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解析】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项羽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在上一个条目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我们还是以前一个条目中涉及到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来说明。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荣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苦，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特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所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毛泽东三篇新闻稿吓退敌兵10万

1948年10月下旬，在傅作义偷袭西柏坡中央机关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巧施空城计，吓退敌军10万兵。毛泽东挥笔写就的几篇新闻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六十年来新闻史上一段传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毛泽东撰写的三篇文章是：194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一兵一卒跑回老巢》（新华社华北10月26日电）；11月2日，《人民日报》一版《蒋傅匪整个北方战线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妄想偷袭石家庄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新华社华北10月31日电）；10月29日，新华社口播电讯稿《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

毛泽东导演“空城计” 吓退傅作义
2010年07月13日 09:09:19 　来源： 解放军报



1948年秋，傅作义拟集中94军3个师及2军1个师，经保定突袭我已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其先头部队已于10月25日在涿县、定兴地区开始出动。当时，我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地区迁至离石家庄不远的西柏坡不久，且保障党中央的我军主力部队第2、3兵团都远在察绥地区作战，石家庄实是一座空城。面对这种情况，毛 在指示党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的同时，亲自导演了一幕“空城计”：只挥笔写一条470字的新闻，就吓退了傅作义大军。

该新闻于10月26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击匪军进扰》的标题公开发表。新闻称：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限保石线及两侧各县3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备好一切可用武器，以利作战。并直指蒋傅进扰石家庄的兵力，除94军外，尚有新骑4师及骑12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辆。来犯之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匪首有94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芳、骑12旅旅长鄂友三。新闻还号召地方各界务必充分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新闻播报后，我军民积极响应，造了一些声势。傅作义获悉大吃一惊，他见自己的企图完全暴露，连此次行动的动员兵力、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出动时间和指挥官姓名等也被我掌握得一清二楚，且石家庄地区军民已做好充分准备，若再冒险进扰，无异于自投罗网，成功已无多大希望，遂于10月31日命令偷袭之敌回撤保定。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31日电)当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匪崇禧、傅匪作义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匪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匪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里,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十六军,正经琢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零七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手稿
还有批语：“乔木：此件，最好今天能口播，并发文播。假如可能，请谷羽抄正一下。毛泽东，三十一日早”。文稿发出后，他又写了一封便信：“乔木：蒋介石现在是住在北……，‘现在’二字应改为‘最近期间’，方不与下文业已溜回‘南京’相矛盾。不知还改得及否？毛泽东”。

53.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读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 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4.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城市和乡村问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工业企业的靠近原料产地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在日益增大。旧城市的面貌在根本改变。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特别关心缩小三大差别问题，当他读到教科书中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内容时，发表了上述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毛泽东即兴发挥的这段讲话中，既有真理的闪光点，如控制城市规模，防止人口膨胀，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如公社要有高等学样。但总体上讲，毛泽东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所规划的蓝图：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生活水平，乡镇企业大发展，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至今毛泽东当时提醒重视的城市规模问题，仍然存在，困扰着经济建设的决策者和大城市的居民们。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规律，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当年的思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的。

55.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56.坚持真理，充分说理（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57.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李固传》）

【原文】

永建中，公卿多荐黄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遣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谓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伦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漠，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摘自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1965年的一个批示（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赵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摘自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后汉书》里的《黄琼传》、《李固传》，首先是因为这两个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1965年，毛泽东把这两个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阅读，他们都在百忙中阅读了。许多高级干部听说后，也都找来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用意，即或是为了在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然是李固写给黄琼的信，特别是其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曾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这几句话，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这几句话来作自我剖析，这也是他给江青的信的一个基本内容。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都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内在心态。这里面是相当复杂的，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谦虚，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责有自知之明”。这大概是他读李固给黄琼的信体会最深的一点。

1974年，毛泽东再次说到《黄琼传》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这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批评和劝诫，显然是针对江青竭力弄权，缺少“自知之明”。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显然，这是伸手要官。

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短信：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十一月二十日

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阅读，即是劝她应该“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对这篇“好文章”的词句记得很熟。他读《新五代史》时，看到卷六《唐明宗本纪》里有一句话：“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随即批注：“后汉李固之言。”“李固与黄琼书”中的原文是：“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58.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

［原文］

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颠归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只古籍批语集》第133页）

［解析］

陈寔（104—187）是东汉末名士，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后，他辟召不就。由此可见其为人。在乡里更是豁达公正。就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中所说的那样，群众中发生争执，都愿求他判定是非曲直，无不心服，乃至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这个人。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59.要立这个志气（读《东观汉记·梁鸿》）

［原文］

（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摘自《东观汉记·梁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 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59页）

［解析］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叙东汉史，自光武帝至灵帝，共143卷。尚未完稿。唐以后多有缺佚，清代以来有辑本。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曾因写《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后改名换姓到南方，替人做工舂米。其本传列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其中无“不因人热”的故事，当是《东观汉记》撰修者搜罗。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也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

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1958年在武昌曾和人说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做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犯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在这里，毛泽东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春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衣，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60.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卷六《魏书·袁绍传》等）



【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61.郭嘉多谋善断，很值得学习（读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该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解析】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会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了。他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昌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恨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牲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毛泽东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叙，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希望干部中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

62.行伍出身的人，不可不读此传（读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原文】

《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井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豪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解析】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同他们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这里，毛泽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史，常常对那些读书很多的人不以为然。这与他晚年多次表露过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的观念有联系。他欣赏吕蒙年长后好学，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表明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另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有关《三国志》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起赤壁之战：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三国志》里记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搞得东吴孙权的阵营惶惶不安。孙权本人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手下文武两班人马各持己见。以张昭为首的谋士文臣多为主和派，以周瑜为首的一班将领则主战。

鲁肃身为行政官员也是主战，当时还负责同刘备这方面的外交联系。文士主和，大多因他们的长处和兴趣不在大敌当前时克敌制胜，未必与读书多少有关。周瑜虽为拥兵大将，但也是读书人出身的，鲁肃办外交，有较多的实际政治才干，看问题较长远些，他主战也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谈上面这段话，倒是从不满意光知道读书的知识分子引起的。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总是乐于全面地看问题。

63.郭象无行（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椽，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未，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郭象（252—312），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毛泽东认为“郭象无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高扬名，以清谈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