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

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93页）

34.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模是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摘自毛泽东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犬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35.两个中国之命运（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介石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

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

——摘自毛泽东1943年10月5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8—924页）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

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1943年3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36.让整个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合现实（读1952年1—3期《学习》杂志）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37.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读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呜》）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八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摘自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致胡乔

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写的按语

38.每年署假回乡，极为有益（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每天担水成了我的习惯。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我又往房上担土。起初，肩压得疼痛，我就再压，后来不痛了。劳动，的确很快乐。不怪我大伯说：“担担子如坐轿。”我担着土或水，也挺逍遥自在。每天，当太阳快还家时，我便和我的小侄子、侄女到山上去割柴。这也是一种享受哩！我的大娘们和嫂嫂们，见我回来什么都干，她们就说：“没成洋学生、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有时也逗我几句。——摘自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见《中国青年》1958年第4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

每年署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李讷应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摘自毛泽东读王桂芹《署假归乡日记》的批语

【解析】

1957年署假，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王桂芹，回到河北省阜平县老家母亲身边，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和社员们的一些活动，同时勤奋地记日记。写了13篇，共约1万字。

回京开学后，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到北京郊区参加秋收义务劳动，在休息时，和王桂芹同班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看到王桂芹的背包中整理好的这些日记，就拿出来看，但没有看完。劳动结束后，李讷征得王桂芹同意，把《日记》带回家看。李讷在家看完了《日记》，在进餐的时候对毛泽东说：爸爸，我这里有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你能看看吗？于是，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王桂芹的《日记》，并写了上面引述的批语。李讷在把《日记》退还给王桂芹时，说：我爸爸也看了你的《日记》，还写了批语，他说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王桂芹那天刚好有事，就委托两位同学将《日记》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在1958年第四期首篇上，以《署期回乡日记》为题正式发表。

在这篇《日记》上，毛泽东做了认真的批阅，修改了原稿中的错别字，并对其中好的段落和文句用铅笔在旁边画了圈圈，对《日记》作者的行动和思想表示了肯定和赞许。

39.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摘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罩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

40.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读《左传·庄公十年》）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41.杀降不祥（读陈寿《三国志》等）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42.彝陵之战刘备应打运动战（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

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43.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读《二十四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吏》（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27—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亲，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建国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数目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曹写信给田家英说：“ 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 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来。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们《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16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也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17年之久的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44.史学一家言（读《二十四史》）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解析】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曾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才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45.很欣赏，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读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23日同坂田昌一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运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几段话，是毛泽东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于1964年8月6日和24目的两次谈话。

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但他很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常常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谈论到自然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基本粒子即是一例。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感到，由于斯大林缺乏辩证思想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所产生的影响很严重，因此，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着重讲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主张“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讲这样的思想时，他以原子为例说道：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领袖，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讲物理学中的辩证法，在当时引起到会各国党代表的瞩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公开表达他的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的观点。

1976年10月 毛 逝世时，参加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的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集体起立为毛 的逝世默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做大会发言，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历程之后，提议说：应当“把组成物质（基本粒子——笔者注）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 ，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

两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 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

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 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 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自己和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

46.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皙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祥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47.骗子闹出大笑话（读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 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原文】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摘自陈伯达摘编《恩格斯、列宁、毛 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个材料是陈伯这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摘自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



【解析】

《恩格斯、列宁、毛 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过伙同叶群于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期间连夜选编的一个材料。这个《语录》共7条。关于“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收了1条，即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关于“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收了5条，分别选自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预言》、《怎么办？》等文章和著作。关于“毛 称马、恩、列、斯为天才”，收了1条，即我们前面引述的《实践论》中的一句话。这个语录，散发给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者。

我们知道，林彪、陈伯达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求设国家 。毛泽东在会前已多次表示，不设国家 ，自己也不当国家 。林、陈等这样做，是为了把林彪捧上国家 的位置。陈伯达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制造的舆论，以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 的人。例如，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会议发言中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 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当天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 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 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在他们看来，嚷一番“天才论”，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 ，而毛泽东又一再表示过不再重新担任，国家 便非林彪莫属了。这番舆论，确实蒙蔽了一些真心拥护毛泽东当国家 的与会者。

毛泽东读了这个称天才的《语录》，敏锐看出了编选者的真实用心，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编选这个《语录》的唯心主义观点，讽刺这个“天才理论家”，连“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样一些常识都不懂，提醒人们不要上骗子的当。其中，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意见，自然是从斗争策略上考虑，为了稳住林彪。在毛泽东看来，此前确实有人上了这个当，而上当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阅读马列著作。于是，在9月6日的闭幕会上，特别强调了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几本马列的书。还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对于上“天才论”的当这个教训，毛泽东非常重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多次谈到。1971年3月15日在对一篇文章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1971年夏天在南巡期间的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 ，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 ，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按：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

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