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系明白人，但却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亦是自造。

65.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敌”。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66.李渊遇事无断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原文］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解析］

唐高祖李渊（566—635），是唐王朝的开国之主。起兵于隋末乱世，倒也不失为一代雄主。毛泽东是在《高祖本纪》说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批上“遇事无断制”的。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逼退位，去做清闲的大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2000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67.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原文］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摘自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解析］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即隋场帝）所杀。《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前面引过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过“好为小数，不过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认为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败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发展的蠢事。

68.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原文］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

［解析］

李百药，隋末唐初人，颇有才名。唐太宗贞观元年，召为中书会人，撰有《齐书》。上面引述的一段原文，便是他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借鉴前人好的王作作风。

李百药称此为李世民之“四道”，其实具有处世哲学，为政特点的意思。毛泽东却将之称为“工作方法”，显见是降了一个层次。言外之意，即使是封建社会的“英主”，可借鉴者无非是工作方法而已。

69.笑里藏刀李义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原文］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李义府（614—66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令、右相。与许敬宗同执朝政，权倾一时。本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是极其鄙薄的。

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搞阴谋，多次表示过对这种人的愤慨之情。

70.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71.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72.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原文］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

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复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亲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姚崇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旧唐书》、《新唐书》的《姚崇传》，毛泽东都读得非常认真仔细，有许多圈点批画。在《新唐书》这篇传记开篇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姚崇”两字之前，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史书记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契丹扰边，许多大臣束手无策，而姚崇“奏决如流”。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这10条意见说：（1）武则天执政以来，以严酷之法治天下，你能不能施行仁政？（2）朝廷往青海出兵，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3）对你所宠爱的亲信，你能不能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4）你能不能不让宦官参政？（5）你能不能除租赋外不收大臣公卿们的礼物？（6）你能不能禁止自己的亲朋出任公职？（7）你能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们？（8）你能不能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不能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不能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姚崇的这10条，虽然只有300多字，但却都是针对着武则天、中宗、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提出的。如他建议“政先仁恕”，即针对武则天滥用佞臣酷刑而言。他建议：“宦竖不与政”，即针对武则天、韦太后等重用宦官内宠而言。他建议“戚属不任台省”，“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应引为“鉴戒”，即针对武则天重用武三思，武承嗣，而其后的韦太后又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两家外戚互相勾结，图谋篡权的腐朽集团而言。唐玄宗采纳他的意见，对姚崇非常重用，委以大权。当姚崇生病时，凡是大臣提出的好意见，玄宗都认为是姚崇的谋策；凡是大臣提出的不恰当意见，玄宗都让去请教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毛泽东非常赏识姚崇这10条意见的“简单明了”，对这10条意见阐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是治国的“纲领”，并赞叹它“古今少见”。

在“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继姚崇之后还有宋璟。姚、宋在历史上齐名。《新唐书·姚崇传》的作者欧阳修评论说：“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以上是体现姚崇的“大政治家”的一方面。此外，姚崇不信鬼、不信神，他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以下几处记载，毛泽东都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以示重视，有的写有批注。

（一）开元四年（716），山东一带发生蝗害，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姚崇命令捕杀蝗虫后用火烧焚，彻底消灭。他的这一措施不为当时的一些人所理解，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姚崇写信给他说：你坐视蝗虫为害，无所作为，大灾之后老百姓无以为生，你还能做什么刺史？倪若水害怕了，只得遵命灭蝗，结果捕了10万担蝗虫，引起极大的震动。唐玄宗对灭蝗也有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毛泽东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姚崇接着举例说：以前魏时，山东发生蝗害不敢灭，最后草木皆尽，人相食，牛马互相啃毛。我们现在如不灭蝗，任其繁殖，其后果必将是老百姓“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退一步看，即使蝗未灭尽，也比纵容它造成大灾好。黄门监庐怀慎害怕灭蝗，劝阻姚崇说：天灾怎能用人力制服，杀蝗多，会伤害老天和气的，请你三思。姚崇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姚崇为了贯彻灭蝗措施，与上下左右展开艰苦的说理斗争，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二）唐玄宗准备东巡祭太庙，正当其时，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许多大臣劝玄宗说：这是上天暗示你不宜东巡。姚崇却说：这座太庙是魏时苻坚所造，距今300多年了。山都会因朽坏而崩陷，何况土木建筑的太庙呢？这与你的东行并无关系。你东巡是为抚恤老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现在，行前的各种准备都已就绪，不宜改变。太庙坏了，可以盖新的。唐玄宗听后很高兴，说：“卿言正契朕意。”姚崇不信鬼神的清醒头脑，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姚崇遗嘱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并列举翻译佛经的姚兴，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渡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他们都未能长寿，而“王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生于夏代，据说活了800余岁）、老聃（注：相传即老子，春秋时人，据说活了160—200余岁）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耶？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对这一段，毛泽东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在姚崇之后八九十年写了《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猛烈攻击佛教。盖源于此。

73.有令不行，今犹存此弊（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原文］

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吏》卷九本纪《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未高炽的长子，在位十四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上面引的一段话，便是他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其中指出户部曾经截断皇帝诏令，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毛泽东的抽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引出的感慨。这里看出他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74..我很想学徐霞客（读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郦道元《水经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第27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水经位》和《徐霞客游记》，是古代两部有名的既有地理科学性，又有散文艺术性的名著。前者为北魏郦道元（？一527）所著。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曾任尚书主客郎、鲁阳太守、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在赴关右大使任途中，被地方官吏刺杀。其《水经注》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散文作品。系作者为旧题汉桑钦（或谓晋郭璞）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注文部分约为原书的20倍，实际自成专著。

原书乃借此书得以流传。《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内容丰富。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详加考求，文笔生动绚烂，富于情趣，行文骈散结合。以写景文字最为人所传诵，被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文学价值。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今江苏江阴）人，他幼年好学，博览史籍、图经地志和游记、探险记等书籍，受其感染，激起了对地理山河的兴趣。不满当时宦官魏忠贤的统治，应试不第，遂绝功名之念，立志游历名山大川。万历三十五年（1607），毅然背起行囊，开始了他毕生所从事的旅行事业。从22岁起到56岁病逝前半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祖国16个省区。早年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搜奇览胜，晚年进入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自然奥秘的考察和研究。他旅行中将每日所得，及时记录，可惜原稿大部散佚了，后人将保存下来的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这部书被世人称之为“千古奇书”，它不但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散文，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多采，文字清新奇丽。

毛泽东称道这两部书，说它们“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郦道元和徐霞客这两位作者。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如徐霞客，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

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客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客”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

75.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已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未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奏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郁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译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千年》第363页，中共党吏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3年初，作者时在重庆。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 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 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 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 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 ，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 和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目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作者：毛泽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76.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读郭沫若《青铜时代》）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 ：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 ：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 ：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77.这个案要翻（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