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产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摘自毛泽东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7.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读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陈独秀之被捕及管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05—306页）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摘自毛泽东1942年3用30日在延安中共

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18.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四）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

（五）其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侯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袋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他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袋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故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35—836页）

19.落后国家的革命反而更容易［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根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星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几十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年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

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20.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21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22.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上改、合作化，会遣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23.请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掉（读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台，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9日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关于研究人民公杜问题的批语

24.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读杜勒斯《对远东的政策》等）


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到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摘自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

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

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

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社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空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社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憎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殷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全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目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25.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

（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64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的。此前，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由于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柯马利对毛泽东说：“同 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毛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很感兴趣。蒙哥马利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斗(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蒙哥马利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平和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26.那时资产阶级最有生气（读《苏报》、《民报》、《大江报》、《甲寅》）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亩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

《政治经学（教科书）》的谈话

27.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从何而来（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28.是“伦理本位”，还是阶级对立（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社会方面）在感情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史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迄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想理要求，更无其他。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封建经济。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摘自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伦理本位，是《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旧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概括。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伦理关系在人们的各方面社会关系中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梁漱溟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一一作了批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分歧的焦点，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伦理关系这一特点，说到底，即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以及阶级剥削。由于梁漱溟过于注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看不到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不平等关系这一共性，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经济关系上“皆彼此顾恤”，政治关系上“家庭情谊化”。这些论点，也是有片面性的。毛泽东的批语，则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梁漱溟也不是不承认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存在，但为了说明“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不属于这种情况，他在书中又着重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身份变化的角度展开论述，进而提出了“职业分立”的概念。毛泽东对其有关论述，也作了批语。

梁漱溟说：“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有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毛泽东对这段特别是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三个原因的批语是：“百分之七十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民只有卖，没有买。”“大多数人无产可以均分。”“只有土地剥削。”

梁漱溟接着说：“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在这段开头几句说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土地已难垄断”旁边，毛泽东批道：“否”，这也是后来的事，从前衣奴制不然。接着又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旁，分别划了两个“？”号。在“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传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几句旁，毛泽东又批道：“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梁漱溟说：“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亦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

毛泽东批注说：通是不对的。

最后，梁漱溟在“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一小节中谈到：“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化的，钱多用在消费上。”

毛泽东批注说：“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这几处批语，三言两语，平实出之，切中要害，鲜明具体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看法。

29。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低（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吗？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此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合；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老又大，又大又老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者社会，忽尔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中西方文化相遇，中国遵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主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帐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能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

其帐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比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摘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危机。问题出在哪里？这首先涉及到认识方法问题。对此，梁漱溟在书中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30.摆脱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何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他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978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显然，这仍属洋务派开启的“中体西用”的老路。对此，毛泽东不认为“日本维新好于中国革命”，说梁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梁漱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连划了三个“？”号。

（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这实际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既然来自内部，那么，解决危机的出路便不是像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的时候那样，搞民族革命，也即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这样说，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内部阶级斗争的大变化呢？不是，梁漱溟在书中还写道：“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因此，同内的变化只能是社会性改革，或称“文化改造”。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实在都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毛泽东的鲜明观点则是：中国的出路在“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两种观，大的分歧源自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外的“民族革命”的主张；从半封建的性质中必然提出对内的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梁漱溟不这样看待中国社会性质，于是以“民族自救”来代替“民族革命”，以“文化改造”来代替“民主革命”。

（三）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危机，两个方向鲜明地摆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前途的人们面前。一个是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俄国革命。对此，梁漱溟在书中均有所评说：“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人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又说：“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亦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对前一种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批注道：“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对后一种看法，毛泽东批注认为梁漱溟对不可能没有说原因。梁漱溟感兴趣的，是前面说的日本的维新改良道路。在这个总思路下，梁漱溟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向下看的“零碎解决”和具体事项的“培养建设”上面。他说：“从前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反应，大批要求总解决（如革命、立宪、共产等），两眼注意看上面，注意根本问题，爱谈理想原则，仿佛总要有所破坏推翻；而现在风气一变，好像不求总解决而要做零碎解决；两眼向上看而转到向下看，注意于小的实际问题；不高谈主义而切近事实寻求办法；不去破坏推翻而要为培养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稍后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显然是认为总解决胜过零碎解决的。

（四）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梁漱溟认为主要靠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书中凡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毛泽东都划了问号，有的还写道“＝0”，即“等于零”的意思。

32.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读孙武《孙子兵法》）


买来的军事书乡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摘自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恩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师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车，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1960年12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