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面和角楼：4000多年前就有城防体系

令人惊喜的是，考古人员在城墙上还发现了马面和角楼，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土石结构城防设施实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

城墙马面，是古代城防体系的重要设施。如果你观察西安明城墙就会发现，在城墙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或称为敌台、墩台、墙台），作用是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角楼则是城墙转角处突出于墙体的建筑，是镇守城墙的重要军事据点。它们都是古代城防中的重要设施。

目前在石峁城址外城东城门附近发现了马面1号和角楼1号两处遗址，它们是土石结构，石头包裹土层，不仅规模大而且保持完整。考古专家说，之前现存最早土石结构的城防设施是汉代的，距今2000多年前。这次的发现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城防体系。可见4000多年前，该地也是战乱频繁。

考古人员2012年在该城东门遗址附近发现了两处遗迹，集中埋置许多人头骨，两处均为24个人头骨，摆放上似乎有一定规律。去年，在东门附近再次发现6个人头骨。经初步鉴定，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有明显砍斫、灼烧迹象。专家推测可能与奠基或祭祀有关。

城内：民居分窑洞式和地面式

在石峁城址内城东北部一处叫做后阳湾的地方，崖坎上集中暴露了多处房址。在之前试掘三座房址基础上，2013年又清理出五座房址。考古发现，城内的房址分窑洞式和地面式两种，地面和墙裙有白灰涂抹的痕迹。其中三座房址不仅建筑形式、门道朝向一致，还有一层人工铺设的棕红色胶泥土活动面，将三座房址相互连接。

考古专家介绍，类似后阳湾地点的居住区在石峁城内还有很多处，这为明晰石峁遗址的功能区划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材料。

城外：首次发现祭坛 共3层

中国古代特别注重祭天地，现在陕师大旁就保留着唐长安城的圜丘，即当时的祭天场所。北京则有明清时期的天坛。

在石峁城址外城东南方向有一个叫樊庄子的地方，距离外城城墙约300米。该祭坛共三层，自上而下分别为圆丘形土筑遗迹和一小一大的两层方台形石构基址。祭坛最底部的石构基址边长约90米，整体高度距现今地表超过8米。在祭坛周边，分布数座“活土坑”，面积3至5平方米，最深一座距地表深约3米。

考古专家介绍，活土坑里应该埋葬有祭祀品，但到底是啥，目前他们还没有进行发掘，坑内具体有哪些祭祀品，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陶寺遗址发掘报告发布 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 人民日报》（ 2015年12月15日12 版）

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 王珏）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专家和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下一步，在做好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完善遗址保护展示研究功能，并且探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繁荣，让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

专家指陶寺遗址应系尧都 或将中原文明起源提升至夏以前

中新网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应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12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陶寺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程度的契合，该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已形成最初的中国。

第一阶段发掘：重要墓地出土珍贵文物

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随葬象征王权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等奢华的随葬品。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判定了陶寺文化主体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第二阶段发掘：基本确定早中晚三期宫城遗址

1999年开始，又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阶段”至今，已进入第IV阶段，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驽介绍，从2002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铜齿轮形器、盆口沿、环、蟾蜍等红铜铸造器外加上个世纪发掘的铜铃，构成了中国最早的铜礼器群。

此外，他还特别指出，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观测日出地平历以20个节令，成为世界最早的最为缜密太阳历。陶寺遗址精神文化中展现出的列钺王权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由此足见，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

专家指陶寺遗址应系“尧都”

何驽认为，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这一点是目前任何其他遗址所难以企及的。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认为，陶寺文化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形成过程中刚进入王国的第一阶段，也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从文献提供的线索以及现阶段考古成果来看，这个遗址是尧部落，也就是文献中的尧都，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但他也指出，至于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指出，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可能把中原文明的起源提升到夏朝以前。而就目前发掘成果来看，无论城墙、宫殿遗址，以及墓葬、观象台等，从规模和居民构成等各方面都已经基本具备一个王国的雏形，而种种迹象都指向尧都。

同时，由高炜主编，二十位科技考古专家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集结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也在研讨会上首发出版。报告共四册，总计212万字，线图501幅，表格139种，彩版55面，图版362面(1800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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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的都城被发现了……

来些图，否则光是文字吓到了网友。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制项链，良渚文化距今5300-4200年。
古人果然是很喜欢玉，有气质。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黄金手杖 距今4800年，这还是发掘遗址不到2/10出土的文物之一。



金饰品，镀金什么的中国照样有，中国有的其他文明不一定有。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已经消亡，唯有中华文明繁衍不息。

三星堆青铜太阳轮

玉兽面

陶寺-玉璧 玉圭

出土铜盆片正面

彩绘龙纹陶盘

古城墙
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良渚、陶寺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 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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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怡星 2012-12-06 22:18:43
严惩盗掘文物倒卖文物者，努力让历史上被外敌入侵抢夺走的文物回归。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 顾 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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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怡星 2012-12-06 22:24:27
遂公盨上记载大禹治水的历史，距今约2900年。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家知道，《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以为很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些文字还应参看《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 “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诂》；“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 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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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的记载代代相传，而他儿子开创了夏朝。

2010年3月，磁山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从一处坍塌的文化层中发现部分表面附着有植物颗粒的白色块状物体，有关专家认为可能系远古时期的“面粉”。中国科学院正对这种奇特物质做进一步鉴定。

这些奇异的白色物是粟、黍粉、淀粉，还是白灰？文物部门通过对物体表面的附着物，及其所在的文化层进行检查分析，认为白色块状物体属于首次发现，保存比较完好，很可能为数千年前的淀粉类物质，也就是人类最早的面粉。

磁山文化博物馆经过搜集整理，共收集到白色块状物体约250克。2010年3月4日，工作人员将这些物体全部装袋封存，并将部分样品邮寄到中国科学院，请有关专家通过化验做进一步检查。

“粮仓”有50吨“小米”？

磁山是谷子的发源地。在以往的世界农业史上，粟一直被公认是从埃及、印度传播而来的。然而，随着磁山遗址的发现，这一“结论”被改写。

考古专家们经科学鉴定一致认为，早在7000多年前，磁山先民们就已开始种植粟这一耐旱农作物，且达到了相当高的产量。

在磁山遗址，考古工作者们一共发现了189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粮仓”形似袋状，窖口直径大都为1—2米，深浅不一，最浅的只有0.85米，而最深的则达到了5米。当地一位考古专家感叹地说，当地的土质极粘，可以说是“湿了泞，干了硬，不湿不干挖不动”，先民们硬是用打磨的石斧、石铲挖出了那么多深达数米的窖穴，其坚韧的毅力和劳动强度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参加过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韩林太对记者说，“窖穴”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禁不住大吃一惊：里面竟堆积着大量的“粟灰”，刚开始它们的颜色呈灰绿，但拿到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白灰。在一些成块的朽灰中，直接用肉眼可以看到已炭化的一颗颗滚圆的粟粒。

贾湖龟甲

贾湖契刻符号

龟甲骨笛及谷物
贾湖契刻符号是在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契刻的符号，共十七个，从其形状看，具有多笔组成的结构，应承载契刻者的一定意图。如近似甲骨文的“目”字、“曰”字等，年代距今8000年以上。引有报导称那些符号为迄今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引多数专家却认为那些符号是有意识刻画的，但不能确证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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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话，主流的文字载体经受不住岁月的摧残，如木片或竹简，现在只能发现到战国时期的，而二千几百年前的竹简都已经开始腐蚀溃烂，何况3000年以上，甚至4，5000年以上的？殷墟甲骨文用龟壳，恰恰是祭祀和占卜才会用，日常的文书什么的肯定是另外的载体。发现不了，就不去思索这个可能性，还要自贬，可悲可叹。

贾湖契刻共发现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专家研究，刻符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其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

专家研究认为，8000年前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皆以利器为工具把符号刻在龟甲、骨器上；二是作用相同，商代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而贾湖契刻也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贾湖契刻是事理符号，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很多。

一些学者提出，文字在中国的形成已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其源头甚至可追溯到八千年前。他们研究认为，河南省的新石器时代墓穴中发现的龟壳上的契刻痕迹是最终演变成汉字体系已知的最早前身。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证，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也认为“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有的学者认为“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贾湖的契刻符号，是世界上可能与文字关联的符号中出现最早的，年代早到公元前第七千纪。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如被一些学者认为与苏美尔文字的发明有关的粘土tokens（令牌），其简素的一种已上溯到公元前第八千纪。但与此相比，实际上贾湖符号与文字的相似性要更大得多。因此，贾湖契刻符号一经公布，就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如《科学》网站报道说，“在南方的伊拉克于5200年前出现文字之后2000年，中国出现了文字，但是一个由中国和美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如今提出，文字在中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令人惊讶的8000年前。他们研究认为，在河南省的新石器时代墓穴中发现的龟壳上契刻痕迹，是最终演变为汉字体系的已知最早的前身，并且它们很有可能用来完成一些萨满教的仪式。或许找到促使中国文字发展的理由比了解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更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与比自身早4000年的贾湖遗址一样，很多商朝的文字也是在龟壳上发现的。这一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壳就已用来进行占卜活动了。”

汉字由语段文字阶段发展到语词文字阶段，从现有资料来看，自贾湖契刻符号到商代甲骨文，至少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程，成熟的商代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突然出现，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载体的变化，寻找这类过渡阶段的文字载体，是解决汉字起源之谜的主要途径，应是我们考古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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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怡星 2012-12-18 11:30:54
甲骨文的成熟应用足以说明文字的发展史，而某些学者就是不愿意承认，硬是说甲骨文是突然出现的，简直是荒诞至极，今天的世界仍有不少民族没有文字，在有诸多文字可作参考的前提下，怎么不见这些民族也突然出现一种属于他们的文字？

裴李岗文化出土的石磨盘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裴李岗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就经常发现一些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物，于是就把这些远古的遗物搬回家中充当捶布石、洗衣板或者是用来垫猪圈、垒院墙……

石磨盘最初的发现，一种情况是被滂沱大雨冲刷出来的，另一种是农民犁地时从地下翻出来的，再就是农民平整土地，取土时挖出来的。而谁也没有想过它究竟是何物，为什么地里会生出这些奇怪的东西来，更没有人想到过，这是一个消失的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它在永不停止地吟唱着它那个时代的精神，而它所蕴涵的深邃思想却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它注定要等到有人能掌握破解密码的钥匙后，才能重现它真实的面目。

石磨盘的发现逐渐引起文物界的关注，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遗物，为碾谷物的生产工具，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时代。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而两头呈圆弧形，像鞋底状。石磨盘是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大多石磨盘的底部有四个圆柱状的磨盘腿，高3至6厘米。石磨盘一般长70厘米左右，最长者可达1米，宽度一般为20厘米至30厘米。与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它的长度一般约30厘米至40厘米，直径6厘米左右。真是难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遥远的时代，人类就能够用整块的石板琢磨出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凝聚着原始人类高度智慧的生产工具，为什么在它以后的文化层中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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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加工工具进一步发展，淘汰了原始的石磨盘。

也可能是天灾影响，人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大洪水时期。

乳钉纹青铜爵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3世纪）后期。饮酒器。高22.5厘米，宽31.5厘米。 1975年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出土，现藏偃师市文化馆。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有两钉形短柱。腹部一面有凸线两道，两线之间横列五枚乳钉装饰。器壁甚薄。

乳钉纹是几何纹饰的一种。几何纹饰是由几何图案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那么何为乳钉纹呢?《中国青铜器》记载:“几何纹大致有连珠纹\弦纹……百乳雷纹……菱形雷纹、网纹等”,其中提到“百乳雷纹”,并未指出几何纹饰包括乳钉纹。其实,百乳雷纹应该是乳钉纹的一种。高蒙河在《铜器与中国文化》中说:“乳钉纹 突起的乳突,排列成单行或方阵式。多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我认为，乳钉纹，是由一系列突起的乳突有规律地组成排并构成一定阵式的纹饰。乳钉纹早在夏代青铜器出现之始就出现了，直至西汉，在青铜器上还可看见乳钉纹的身影。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是乳钉纹的鼎盛时期。乳钉纹主要出现在鼎和簋上，此外，在爵、角、瓶、尊、壶、盒、钟、罍等器物上也有出现。这为我国考古有着极大的作用,让人们更深刻的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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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中晚期时代的文物，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也好意思说这不是文明，否定夏朝的存在？西方某些考古学家脑里和某些打着汉字却攻击诋毁中华文明的渣渣的脑里都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