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海森堡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年－1976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可用于研究电子、质子、中子以及原子和分子内部的其它粒子的运动，从而引发了物理界的巨大变化，开辟了20世纪物理时代的新纪元。为此，1932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成为继爱因斯坦和波尔之后的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

对于海森堡来说，一个关于物质的最基本组份的理论应该基于对称性、简单性和完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作为物理学家的深邃洞察力，也是他的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对称性、简单性和完整性是概括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出发点，可以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延伸到人类意识、社会秩序、宗教行为和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

当科学主义者们宣称宗教是历史落后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会逐渐消亡时，海森堡却认为信仰是人类整个历史中都不能够缺少的精神养料，是人生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的目的所在。他说：“尽管我深信科学真理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决不能排斥宗教思想的内容，不能认为它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人类意识的一个阶段而在将来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部分内容。”

“如果没有榜样来指引道路，我们就失去了价值（伦理标准）的尺度，随之也就失去了我们的行动和忍受痛苦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否定和失望。所以宗教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生活的先决条件。”他这里所说的榜样和价值观指的就是作为基督徒经典的圣经所提供的榜样和价值观。

七十、黎曼　-非欧几何创始人
1826年9月17日，黎曼生于德国北部汉诺威的布雷塞伦茨村，父亲是一个乡村的穷苦牧师。他六岁开始上学，14岁进入大学预科学习，19岁进入哥廷根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以便将来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牧师。

由于从小酷爱数学，黎曼在学习哲学和神学的同时也听些数学课。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的中心之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如高斯、韦伯、斯特尔都在校执教。黎曼被这里的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的气氛所感染，他的父亲也发现了他的数学天赋，他认为“科学的每一扇大门后面都站着上帝”，于是让他放弃神学，专攻数学。

黎曼是世界数学史上最具独创精神的数学家之一。黎曼的著作不多，但却异常深刻，极富于对概念的创造与想象。黎曼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数学的众多领域作了许多奠基性、创造性的工作，为世界数学建立了丰功伟绩。

他是复变函数论的奠基人，黎曼几何的创始人，组合拓扑的开拓者，并开创了用复数解析函数研究数论问题的先例，取得跨世纪的成果。

1859年，黎曼发表了《在给定大小之下的素数个数》的论文。这是一篇不到十页的内容极其深到的论文，他将素数的分布的问题归结为函数的问题，现在称为黎曼函数。黎曼证明了函数的一些重要性质，并简要地断言了其它的性质而未予证明。

在黎曼死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数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证明他的这些断言，并在作出这些努力的过程中为分析创立了新的内容丰富的新分支。如今，除了他的一个断言外，其余都按黎曼所期望的那样得到了解决。

那个未解决的问题现称为“黎曼猜想”，即：在带形区域中的一切零点都位于去这条线上(希尔伯特23个问题中的第8个问题)，这个问题迄今没有人证明。对于某些其它的域，布尔巴基学派的成员已证明相应的黎曼猜想。数论中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个猜想的解决。黎曼的这一工作既是对解析数论理论的贡献，也极大地丰富了复变函数论的内容。

黎曼不但对纯数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也十分关心物理及数学与物理世界的关系，他写了一些关于热、光、磁、气体理论、流体力学及声学方面的有关论文。他是对冲击波作数学处理的第一个人，他试图将引力与光统一起来，并研究人耳的数学结构。他将物理问题抽象出的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进行定论研究得到一系列丰硕成果。

黎曼在1857年的论文《对可用高斯级数表示的函数的理论的补充》，及同年写的一个没有发表而后收集在其全集中的一个片断中，他处理了超几何微分方程和讨论带代数系数的阶线性微分方程。这是关于微分方程奇点理论的重要文献。

19世纪后半期，许多数学家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黎曼问题，然而都失败了，直到1905年希尔伯特和Kellogg借助当时已经发展了的积分方程理论，才第一次给出完全解。

黎曼在常微分方程理论中自守函数的研究上也有建树，在他的1858～1859年关于超几何级数的讲义和1867年发表的关于极小正曲面的一篇遗著中，他建立了为研究二阶线性微分方程而引进的自守函数理论，即现在通称的黎曼——许瓦兹定理。

在偏微分方程的理论和应用上，黎曼在1858年～1859年论文中，创造性的提出解波动方程初值问题的新方法，简化了许多物理问题的难度；他还推广了格林定理；对关于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的狄里克莱原理作了杰出的工作，……

黎曼虽然在数学上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但他对于神学一直都存有一种不舍的情怀，希望有一天，在他对数学的兴趣减小后能够回到教会的讲台上做牧师。然而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他长期清贫，营养不良，患了结核病，没有足够的条件治病，而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贫穷的乡下牧师，不能给他以足够的经济帮助。

1862年他和一个朋友的妹妹伊丽莎·康希(EviseKoch)结婚，第二年有了女儿比萨，可就在这一年，他的病情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以至于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养病。他最后的日子是在骄利湖畔的塞拉斯卡的一栋别墅中度过的。传记作家是如此讲述着黎曼怎样离开人间的：“他的力气迅速衰退，他感到自己的终点近了。去世的前一天，他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工作，在环绕着他的灿烂的风景中，他的心灵充满了愉悦……他的生命缓缓地衰竭，没有斗争或死亡的痛苦，看起来他仿佛很有兴趣地注视着灵魂脱离躯体……”这是1866年7月20日，年仅39岁。

在他的朋友们为他竖立的墓碑上，铭文的最后一句是：“凡爱上帝者必诸事顺遂。” 。显然，这里的“诸事顺遂”不是说他生活无优，长命百岁，而是说他超乎寻常的成就来自上帝的祝福。

七十一、萨缪尔·摩尔斯（1791年4月27日-1872年4月2日），美国发明家，摩尔斯电码的创立者。
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於一八四四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萨缪尔·摩尔斯生于麻省查尔斯镇，是美国地理学之父、兼基督教公理会牧师迦地大摩尔斯及Elizabeth Ann Breese Morse的长子。迦地大摩尔斯是一个加尔文主义的传道者，也是一个美国联邦党的拥护者。他不但保存了清教徒严格遵守安息日的传统，也相信强大的中央政府以英语建立的联盟。他相信联邦内的教育能够把加尔文主义的美德、道德及祷告灌输给他的儿子。

当到访麻省菲腊学院后，萨缪尔·摩尔斯便到耶鲁学院修读宗教哲学、数学及有关马匹的科学。当时他曾经出席本杰明·西利曼及Jeremiah Day有关电的课堂。他最后在1810年毕业。经过在欧洲的一段短暂艺术研究之旅后，萨缪尔·摩尔斯在返回时的船上，沉醉于一段关于电磁石的谈话之中。这正是他最初关于电报机的想法。五年之后，也就是1837年，他进入了实际验证阶段，用电线将信号传送了1700英尺远。到1844年，他成功地用摩尔斯电码；在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了信号发送。

萨缪尔·摩尔斯，这位颇有影响的美国画家兼出版商，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创造了通信交流的全新方式。

摩尔斯于1872年4月2日死在位于纽约市5 West 22nd Street的家里，享年80岁，后被安葬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 New York）的绿荫公墓（Green-Wood Cemetery）。

伽利略 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2]实验中总结出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等。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许多臆断，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反驳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1]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纯属思辨传统的自然观，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其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

伽利略"

伽利略也是一位几乎人人皆知的伟大科学家，许多人也把他当成无神论科学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伽利略始终是位极虔诚的基督徒。他发明钟摆，就是在教堂中祈祷时，看见堂中挂的圣体灯被风吹得摆动而得到了启发。当他用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时，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地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他认为圣经与科学并无矛盾。他在1613年写信给卡斯德利神父说：“圣经与自然界都来自上帝圣言，前者是上帝圣神所启示，后者是由上帝之命所造成……我以为圣经是把救灵魂所需要的真理告诉世人，这些真理只有上帝圣神的声音给我们启示了，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把它们证实的。但是我想并不必须相信，同一个上帝给了我们以感官、言语和理智，却不让我们去利用它们，而亲自教导我们万物的事理。其实，靠我们的感官、言语和理智等，我们自己便能求得许多事理，特别是关于那些在圣经上毫无记述的科学。”

伽利略终其一生常是热诚的信徒，维瓦尼说：“伽利略不但是上帝教徒，而且是至圣无伪的。”他让他的两个女儿入会修道，长女采莱德修女在他困难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姐姐也是修女。

七十一、萨缪尔·摩尔斯（1791年4月27日-1872年4月2日），美国发明家，摩尔斯电码的创立者。
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於一八四四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萨缪尔·摩尔斯生于麻省查尔斯镇，是美国地理学之父、兼基督教公理会牧师迦地大摩尔斯及Elizabeth Ann Breese Morse的长子。迦地大摩尔斯是一个加尔文主义的传道者，也是一个美国联邦党的拥护者。他不但保存了清教徒严格遵守安息日的传统，也相信强大的中央政府以英语建立的联盟。他相信联邦内的教育能够把加尔文主义的美德、道德及祷告灌输给他的儿子。

当到访麻省菲腊学院后，萨缪尔·摩尔斯便到耶鲁学院修读宗教哲学、数学及有关马匹的科学。当时他曾经出席本杰明·西利曼及Jeremiah Day有关电的课堂。他最后在1810年毕业。经过在欧洲的一段短暂艺术研究之旅后，萨缪尔·摩尔斯在返回时的船上，沉醉于一段关于电磁石的谈话之中。这正是他最初关于电报机的想法。五年之后，也就是1837年，他进入了实际验证阶段，用电线将信号传送了1700英尺远。到1844年，他成功地用摩尔斯电码；在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之间进行了信号发送。

萨缪尔·摩尔斯，这位颇有影响的美国画家兼出版商，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创造了通信交流的全新方式。

摩尔斯于1872年4月2日死在位于纽约市5 West 22nd Street的家里，享年80岁，后被安葬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 New York）的绿荫公墓（Green-Wood Cemetery）。

七十二、马可尼——发明无线电
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hese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1874年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他的家庭十分富裕，他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期间，他用电磁波进行约2公里距离的无线电通讯实验，获得成功。1909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37年逝世。

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后，信息传播的速度不知比以往快了多少倍。电报、电话的出现缩短了各大陆、各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感。但是，当初的电报、电话都是靠电流在导线内传输信号的，这使通信受到很大的局限。譬如，要通信首先要有线路，而架设线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高山、大河、海洋均给线路的建造和维护带来很大的困难。况且，极需要通信联络的海上船舶，以及后来发明的飞机，因它们都是会移动的交通工具，所以是无法用有线方式与地面人们联络。１９世纪发明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使通信摆脱了依赖导线的方式，是通信技术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

１９３７年，马可尼与世长辞，在意大利罗马有近万人为他送葬，同时，英国所有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以及大不列颠广播协会的广播电台停止工作２分钟，向这位无线电领域的伟大人物致哀。马可尼以及其他为无线电通信领域作出贡献的科学家虽然离开了人间，可是他们发明的无线电通信留给了后人，并将造福于人类的子子孙孙。

马可尼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用靠祷告获得力量。他说：“在我一生所遭逢的这许多横逆中，上帝是我唯一的安慰。”

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1936年马可尼来中国访问，在参观辅仁大学时，第一件事就是进教堂祈祷，给人印象深刻。

当赞誉蜂拥而至的时候，他说“一切科学界人士都知道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惟有相信一位至上的神——这信仰叫我们不得不屈服——才给予我们勇气去果敢的研究人生的秘密”；“我发明无线电，不过是在神造的万物当中，稍微懂得一点道理。叫我造电，我就不能，问我电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七十三、范伯朗（又译“冯布劳恩”）
1912年3月23日，冯·布劳恩出生于德国维尔西茨。他的父亲是德国农业大臣，对天文和火箭极有兴趣。

1925年，在德国一个叫维尔西茨的小镇上，有一位13岁的少年用6支特大的烟火绑在他的滑板车上，然后，他点燃了导火线。烟火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滑板车像发疯似地飞了出去，这位少年也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结果，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警察，少年被带到了警察局，受到了一顿训斥。　　这位少年就是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冯·布劳恩。

他的父亲很生气，把他关在书房里。奥伯特著名的《通向航天之路》一书，就是这时被布劳恩看到的。后来，布劳恩在苏黎世高等技术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奥伯特创始的德国空间旅行学会，并很快成为董事会成员。1930年，布劳恩进入柏林大学，成为奥伯特的学生。1932年，布劳恩大学毕业，还获得了飞机驾驶执照。受聘为多恩伯格的主要助手。1934年，布劳恩获得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37年，布劳恩进入佩内明德大型火箭试验基地，并任技术部主任，领导火箭的研制。
二次大战后，布劳恩作为“头脑财富”来到美国。1956年，布劳恩任陆军导弹局发展处处长。他先后研制成“红石”、“丘比特”、“潘兴式”导弹。其中“丘比特”C型火箭，是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关键保障。

1961年5月25日，美国宣布实施“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布劳恩成为总统空间事务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工程，直接主持“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1969年7月16日凌晨4时，布劳恩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控制室下令：“倒计时开始”。3天之后，7月20日晚10时56分，由“土星”5号发射的“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上登陆成功。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出人类第一个脚印。与阿姆斯特朗通话的控制中心官员情不自禁高呼：“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布劳恩一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1970年，布劳恩任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主管计划的副局长，并兼任马歇尔航天中心主任。在两年任期内，布劳恩完成了航天飞机的初步设计，及今后10年的研究规划。晚年，他服务于提供卫星实际应用技术的费尔德柴尔德公司，任副总裁之职。1977年6月16日，布劳恩因患肠癌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医院与世长辞。

范伯朗不仅是位超级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更是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他深信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他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已经全然确立了，我祈祷就感到重新得力”。

“宇宙间的法则准确得很，所以我们制造宇宙飞船飞往月球并不困难，我们还能计算出飞行时间，而且准确可达到小于一秒，这些法则必定是由造物主制造出来的。”

“有人极力告诉我们，说科学产生了更多有关创造的知识，想使我们不信有造物主也能生活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得到一个新答案，就发现有更多的新问题，我们愈明了原子错综复杂的结构、生命的本质和无数银河系的大结构，我们就愈发现更多的理由惊奇神创造的奇妙。但我们对神的需要，并非只是基于敬畏。人需要信心，正如人需要食物、水和空气一般。有了世界上的一切科学，我们仍然需要信服神。”

范伯朗在美国费城的一次研究人类社会实质的讲演会上说：“宇宙万象之伟大，只能证实我们所信的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所显示的荣耀，使我们感到还有无穷的奥妙，而其中所隐藏的真理，更需要科学一一去探究”。

七十九、康普顿（1892-1962）是美国的物理学家，由于发现X-射线照到物体上，x-射线的波长变长；并同时发出电子；这种现象称为“康普顿效应”而荣获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曾因发现爱克斯光与电子冲激如何改变波长，而于一九二七年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所谓的「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就是以这位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可见他在科学界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他曾着《科学的人文意义》一书，内中表明他对神的信仰。他说：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生活的享受，而不追求生命的目的和生活的素质，就有愧于创造人类的神。人类惟有与神建立了关系，才能得着生活的永恒价值。

康普顿又说：宇宙之间有「意匠」、有「设计」的说法，虽然被一些不信神的科学家反对，但到现在为止，科学并未将这理论驳倒，反而人类对宇宙明白得愈多，就愈少有可能认为宇宙仅是偶然性的「巧合」。

康普顿反驳一些人认为「有神的说法不过是假定而已，没有经过实验证明的假定，是不应当相信接受的。」他说：「实在说来，科学所有的一切假定、原理、定律，大部分都是未经过证实的。科学方法之所以为科学方法，就是使用未经证实的假定作研究工作，这叫做『工作的假定』。」他举「能量不灭定律」为例，虽然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通过了好多的考验，但仍有些尚在未知之数，因此有可能在未来需加以修正，可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此就拒绝接受这个定律，由此我们看出科学家对于「能量不灭定律」，是抱着一种「信心」来接受的。康氏说：「同样的，我们虽然无法证实神的存在，但对于一位有理性、有智力的神存着信心，是彻底合乎科学的。我们信有神，就能对宇宙有合理的解释，并且就笃信神的人来说，这种信仰给予他们在情绪上所需要的支持。」

伽利略 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2]实验中总结出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等。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许多臆断，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反驳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1]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纯属思辨传统的自然观，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其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

伽利略"

伽利略也是一位几乎人人皆知的伟大科学家，许多人也把他当成无神论科学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伽利略始终是位极虔诚的基督徒。他发明钟摆，就是在教堂中祈祷时，看见堂中挂的圣体灯被风吹得摆动而得到了启发。当他用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时，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地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他认为圣经与科学并无矛盾。他在1613年写信给卡斯德利神父说：“圣经与自然界都来自上帝圣言，前者是上帝圣神所启示，后者是由上帝之命所造成……我以为圣经是把救灵魂所需要的真理告诉世人，这些真理只有上帝圣神的声音给我们启示了，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把它们证实的。但是我想并不必须相信，同一个上帝给了我们以感官、言语和理智，却不让我们去利用它们，而亲自教导我们万物的事理。其实，靠我们的感官、言语和理智等，我们自己便能求得许多事理，特别是关于那些在圣经上毫无记述的科学。”

伽利略终其一生常是热诚的信徒，维瓦尼说：“伽利略不但是上帝教徒，而且是至圣无伪的。”他让他的两个女儿入会修道，长女采莱德修女在他困难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姐姐也是修女。

七十四、法布尔
19世纪末，法国杰出的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捧出一部《昆虫记》，世界响起了一片赞叹之声。没有哪个昆虫学家有法布尔那么高的文学修养，没有哪个文学家有法布尔那么高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堪称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昆虫记》是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它熔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将昆虫世界化做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法布尔以人性观照虫性，书中描写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在其朴素的笔下，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优美的散文，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而且阅读本身就是一次独特的审美过程。

法布尔1823年12月21日出生于法国南部鲁那格山区的古老村落——撒·雷旺，他是个好奇心重，记忆力强的孩子，曾自我证实光是由眼睛看到的，并追查出树叶里的鸣虫是露螽。睡前最喜欢听祖母说故事，而寒冷的冬夜里则常抱着绵羊睡觉。

他6岁开始上学，对昆虫和草类产生兴趣，发现黑喉鸲的巢，取得巢中青蓝色的蛋，经神父劝说，把鸟蛋归还原处，为增加家庭收入，帮忙照看小鸭，负责赶到沼泽放养，因而发现沼泽中的生物和水晶，云母等矿石。

9岁时，进入王立学院，并担任望弥撤仪式助手。13岁进入埃斯基尔神学院。15岁以公费生第一名考进亚威农师范学校。18岁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卡尔班托拉小学的老师，因热心教学，深获好评。19岁上野外测量实习课时，由学生处得知涂壁花蜂。也由于这种蜂而开始阅读布兰歇、雷欧米尔等人著的《节肢动物志》，从此倾心“昆虫学”。

在法布尔看来，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在哪里？在圣经中，古代的以色列先知声称看到过上帝并听到过它的声音，但是，那些文字已经不能还原从前的一切。“现在，我们重新寻找上帝，它究竟在哪里？只有一种解释能让我们相信：它一定存在于自己的创造物中，在每一种物质和精神中隐藏着自己的面孔。”

“造物主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万物，它的每一件事物中都充满了寓意，而每一个寓意都指向自己”。这样，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研究和写作，就具有了比学术本身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全体的价值。因为，他的童心和好奇心，他的无穷的追求，以及他的精细的观察和精彩绝伦的描绘，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作为颜料，为那个无处不在的全能者画像。

“实际上，几乎每一个曾经有过乡村经历的孩子，都经过了和昆虫打交道的日子，它给我们带来新奇和欢乐，并常常充当我们的游戏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人们从昆虫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他们也许仅仅感受到自己处于至高者的支配位置上，可以主宰某一个昆虫的命运。也许惊叹于一种昆虫的生命设计的精巧，它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它的奇特的外形，它的灵活或笨拙的动作，它的绿色或灰色的皮肤，以及它的身体上华丽的斑点，都使我们不停追问：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被创造的？它们为什么拥有奇特的外表？它来到世间负有怎样的使命？就像我们一样，它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必定是有用的，或许，它的用处既神秘又简单。”

法布尔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至于他终身都在用孩子的眼光审视世界。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孩子，还因为他一直怀着一颗孩子的心。可以说，法布尔是童心的典范。为了观察虫子，法布尔可以伏在地上一连几个小时，其入迷的程度可见一斑。实际上，昆虫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世界之外，而是多少年来我们遗忘了自己大地上的邻居。人的狂妄和自私，以及对自我世界的固执，尤其是获取功利的冲动已经折磨得人们寝食难安，很难将那些身边的小小事物纳入自己的视野。

人们通过阅读法布尔，知道了昆虫世界的一些秘密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理性活动的有限性。康德曾经说过：“天文学家们的观察和计算教会我们许多值得吃惊的东西，但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结果，大概是，他们暴露了我们所知之有限性：没有人类的这些知识理性便永远也不能够展现人的知识之有限性，而如果我们能够对此好好思考一下，便会在确定我们的理性活动的最终目的时发生极大变化。”法布尔正是为我们描画了我们知识空缺的一个摹本，一个就在我们身边存在了多少万年的昆虫世界，我们竟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个虫子们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认识自我的镜子。

法布尔说：“科学也是这样，它所作的也是用提灯照亮；它一点儿一点儿察看小方砖，以此来探索由各种事物构成的永无穷尽的马赛克铺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地移动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够将整体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这是法布尔的科学理想，也是他一直保持巨大耐心的理由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他的人文理想，不断用昆虫世界透露出来的一点儿光亮，来照亮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的精神，以期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符合造物主的仁慈意图。

人们称赞法布尔的昆虫记是-
一部世界昆虫的史诗
一个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
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这是一部值得传给下一代的书
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
法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影响世界的经典著作

七十五、谷登堡(JOHANNGUTEN-BERG,1400~1468)
德国的谷登堡家族传到1396年．只剩下一个女子．她让最小的儿子随自己的姓。就是这个不“正宗”的谷登堡(1396—1468)，使一个普通的贵族姓氏彪炳千秋。

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就有印刷术，然而中国的印刷术并没有取得技术上的实用价值，在西方传教士印出第一本中文圣经以前，中国并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书籍。也许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有过类似于活字印刷的设想，比如印诫就可以算一种活字的原始雏形。但要让这种雏形能实实在在把书印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几个技术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例如：用于铸模和造活字的强度合适的合金、精妙的冲压字模，以及油脂型印刷油墨及相应的印刷机器。而谷登堡都办到了。

谷登堡在家族败落以后，做过金属工匠和公务员，也曾经在修道院进行修道，在修道过程中，他和其他的修士们进行艰难的圣经抄写工作。当时一个修士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始方可抄完一本圣经，因此圣经的价值极其昂贵，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圣经，如果教皇或者某个主教在认识上发生偏差，其他的信徒也无法判定其对错。谷登堡认识到抄写工作的艰巨，也希望让更多的人能读到圣经，他开始设法加快工作效率，让圣经更多更快地出现在世界上。

因此，谷登堡开始想一种"模拟书写"的方法，他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的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但很快他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要可以移动，为要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使用溶化的金属铸造个别的铅字，为此古登堡选用手写字体作为蓝本，为了要模拟手写格式，特别是缩写两个合并字母，这与个别字母间尚有许多需修改之处。更要叫一般人不易分辨手写书籍和铅字印刷品的差别，他特地选用"textura"字体 (哥德体的一种)作为范本，这种字体是修士们用于他们礼拜仪式的文件上，但个别字母的铸造并不容易，必须要同一高度，开始可能得到的印刷品质不均一。同时须为每个字母与每个符号制作一个钢模，压在软铜块上形成一个铜模，如此即可铸造大量的铅字。为此目的，谷登堡发明一种手铸工具，将铜模放置其中，只要倾入溶化的合金，字母与符号即可产生，这种合金包含铅、锑、锡与少许比例的铋金属。

但仅是如此仍然不够，印墨也必须自行生产，纸张或羊皮纸必须要在手边。由于手抄纸的边缘相当粗糙，用破布制造的纸价格又相当昂贵，为要印30本上等皮纸圣经，谷登堡必须储藏近10,000张羊皮纸。然而这一切首要工作，仍是要制造一部印刷机，经过努力谷登堡发明了一部印刷机。
经过三年的辛劳工作，第一部用铅活字印成的《四十二行拉丁文圣经》(42-Line Latin Bible)最终在1455年印刷完成，约装订成200册，每册有1282页。这种用活字印刷的处女作品从一开始就是精品，如同全由修士们书写的哥德式圣经是一样的杰作，打开二本同一页用眼睛愉悦而过，呈现的每行词句与手写的同样美丽，如同一幅编织的锦画，甚至在阅读之前即能感受得到。

由于天主教一度禁止普通信徒阅读圣经，因此，印刷圣经的出现引起了教廷的恐惧，但圣经的魅力终于抵挡不住，印刷术的出现让更多的人直接接触到圣经，上帝的话语从教廷的专断中解放出来，圣经中上帝的真理才真正进入广大民众的心中，因此也大大地推动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印刷术最初是为圣经而设计的，但它对于人类的普通生活的影响非常巨大，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并付诸实用，人类今天的生活将难以想象。

七十六、莫里（海洋学奠基人）
海洋学也许对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但海洋学已经成了关乎人类当前生存质量和未来命运前景的重要的学科。全世界所有从事海洋学研究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莫里这个名字，因为莫里就是海洋学最主要的奠基人。

马修·方丹·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 1806-1873年）1806年1月14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这位种植园主的后代，是家中的第7个孩子，从小就争强好胜的莫里，因为他的一个哥哥成为了美国海军军官，为了与哥哥比高下，1824年刚刚达到入伍年龄的莫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国海军学校的一员。从1825-1834年，莫里参加了3次远航，到达了南太平洋、欧洲并完成了全球航行。在这些航行实践中，莫里切身体会到了海洋洋流和风场对于航行的重要意义。

1939年，已经晋升为海军上尉的莫里在一次事故中不幸腿部致残。不适合于服役远航的莫里在1842年被任命为主管海图和仪器库的负责人。事实证明，这次任命是将一个最为适宜的人在最适宜的时候放在了最适宜的位置，一个伟大的海洋学，海道学和海洋气象学家应运而生。

莫里在大量船只报告档案中，开始研究和综合全球海洋洋流、风场和天气数据。为了收集更多的有效资料，他还通过向船长们分发专门定制的包括各种海洋气象要素观测格式的航海日志，试图将观测规范化。为了让更多的船只参与观测，他还坚持将绘制的包括各海区风场、洋流图的航海图免费提供给船长们，唯一的条件是和他们交换最新的航海日志。这样所有实施观测的船只能够从莫里手中优先获得最新的海图，而他们提供的资料，又成为莫里订正和补充海图的信息来源。莫里的海图很快闻名全球，与船长之间这一有效和在自愿基础上互利互惠的合作的方式也在无形中锻造了国际气象界公开交换环境资料的传统。

在他的建议下，建立了国际规范的船只观测记录的标准形式以及进行必要观测项目的指南。24行的观测记录的形式则较为全面，观测的要素包括:气压，湿球和干球温度，风速和风向。需要列出的信息有：云量，云状，云移动的方向，海表和海水温度。补充信息包括以下天气现象的描述：飓风，海上龙卷风和极光等。会上就观测量使用的单位和建议使用的仪器进行了艰苦的讨论，会议认为当时还无法统一计量单位，为气象资料的国际规范化和有效交换奠定了基础。

他还发现了海底水道，他极力提倡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计划, 这是首个世界性的庞大通讯网络, 可说是资讯科技的新突破.

莫里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欣然接受神在他生命里的权柄, 把伟大的成就都归荣耀于神. 他又承认神是创造主, 由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引用圣经，而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他极力为他的研究和在著作中引用圣经而辩护: “我曾经被从事科学的人们指责 … 因为我在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上引用圣经作证. 他们认为圣经没有科学效用, 因此在科学上全无权威可言. 请饶恕我说, 圣经是万事万物的权威 … 圣经是真确的, 科学也是. 仔细留意, 两者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面对科学之上主义，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才知道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以后仍需重建，可是此时已为时过晚。有些人迷恋一种观念，并非因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新的，因为它是时髦的。这些人是可怕的破坏者，但是他们不是……我正想说，他们不是科学家.....]

“假如真有一种科学，能使人类灵魂高贵，脱离世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若见到上帝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要感觉到一种力量，催迫自己趋向于规律的生活，去履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确是真善之源。”哥白尼

伽利略 历史上他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2]实验中总结出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等。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许多臆断，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反驳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1]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纯属思辨传统的自然观，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其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伽利略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

伽利略"

伽利略也是一位几乎人人皆知的伟大科学家，许多人也把他当成无神论科学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伽利略始终是位极虔诚的基督徒。他发明钟摆，就是在教堂中祈祷时，看见堂中挂的圣体灯被风吹得摆动而得到了启发。当他用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时，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地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

他认为圣经与科学并无矛盾。他在1613年写信给卡斯德利神父说：“圣经与自然界都来自上帝圣言，前者是上帝圣神所启示，后者是由上帝之命所造成……我以为圣经是把救灵魂所需要的真理告诉世人，这些真理只有上帝圣神的声音给我们启示了，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把它们证实的。但是我想并不必须相信，同一个上帝给了我们以感官、言语和理智，却不让我们去利用它们，而亲自教导我们万物的事理。其实，靠我们的感官、言语和理智等，我们自己便能求得许多事理，特别是关于那些在圣经上毫无记述的科学。”

伽利略终其一生常是热诚的信徒，维瓦尼说：“伽利略不但是上帝教徒，而且是至圣无伪的。”他让他的两个女儿入会修道，长女采莱德修女在他困难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姐姐也是修女。

面对科学之上主义，他说：[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才知道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以后仍需重建，可是此时已为时过晚。有些人迷恋一种观念，并非因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新的，因为它是时髦的。这些人是可怕的破坏者，但是他们不是……我正想说，他们不是科学家.....]

十九、波义耳（ROBERT BOYLE）

波义耳是化学的奠基人。

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

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尔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