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机体是自恰的，这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维护而构成一个稳定运行的具有生命和活力的有机整体。但这并不代表文化的各个部分就是完全适应的，没有冲突的。事实上，文化有机体的冲突元素始终存在，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还会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剧烈起来，通过制度文化、文化资源库的自身调整，文化有机体会再次进入相对更加自恰和更加适应的状况，从而完成文化的一次变迁。
在一个文化内，如果没有新与旧、真与假、美与丑、左与右、先进与落后的冲突和争论，也没有利益冲突的人群和团体，那么这个文化体就没有生长的活力、前进的动力，它就是停滞的文化，是已经死亡了的文化碎片或文化元素。文化的自恰表现在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文化的相互适应构成的有机体中，文化冲突的起因、生成和表现结果基本上存在于文化资源中，并通过与文化体其他部分的联系媒介和通道影响相关的人员而渗入文化体其他部分中。
一般地，冲突是指相互接触或密切关联的两个或以上的元素运动趋势差异或方向不一致而导致的对抗、对立，冲突的双方互相抵挡、阻碍乃至禁止对方为达到既定目的或目标的努力或行动。冲突的烈度从和缓到激烈取决于冲突元素差异的程度和冲突的方式。

物质文化的冲突主要是各子文化有机体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如商业竞争、部门利益、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等等；制度文化自身各组成元素之间的冲突或各项制度的矛盾导致了制度文化的不自恰；整个文化有机体的各个子体间的行为文化的冲突或对立，精神文化中稳定的主流精神和起伏不定的社会心理、流行思潮的不相一致等等。最大的也是最良性的冲突元素来自于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源中，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探索创新与保守持旧对立并存相反相成等等，资源库文化元素的冲突正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保持生命和活力的体现。文化内部自身元素之间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作为文化重要元素的某一思想体系，被其他思想体系非难、批判、辩驳，是文化进步和文化创新的主要形式，没有文化自身元素的冲突，就没有文化的活力。各种文化元素的冲突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最终促进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有的在争鸣中发展壮大，有的在时间里衰落、消亡，社会思潮、社会心理随之起伏不定，各自在特定的时期形成流行一时的风气，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是历史发展自然的现象，但是文化元素的冲突溢出资源库，进入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领域，结合了主文化有机体自由流离的个体人，从而形成实体的子文化有机体，就将影响到主文化有机体的安全和稳定，这就造成文化有机体的分裂。所以，隔断资源库冲突元素溢出或传播的渠道在某些情景中是十分必要的，如新闻审查、党禁报禁、结社审批等等，制度文化的暴力机构天然地有维护文化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当暴力机构失去作用的时候，颜色革命就会频繁地发生,制度文化的主导人群走马灯式的更换，造成社会运行成本加大。

在文化资源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文化元素，当这些文化元素被不同的子文化有机体吸收接纳，成为它们运行的现实元素时，这些子文化有机体就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整体冲突。当这些子体具有弱制度文化时，现实的表现是整体弱冲突如民族矛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等。如果某些子文化有机体具有强制度文化，就会表现出整体的强冲突，如党派斗争，从物质文化的利益冲突到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冲突，从而引发主体与子体之间的战争现象，也可能导致文化主体与子体的地位更换亦即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政变，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文化有机体因制度文化崩溃而消亡。武装割据或反政府武装就是主文化有机体内的反对主体的子文化有机体。
子文化有机体的生长，离不开文化资源的供给，文化资源的供给、传播需要具体的渠道和媒介，因此文化资源的生成方式、传播媒介在文化变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次一层的亚文化子体与主流文化元素的不一致乃至对立冲突，当主流文化处于稳定状态时，子文化体就会发生文化变迁，最终融合于主流文化之中，这是太平盛世中的情景。当主流文化的主导思想在文化资源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隐性状态，则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所依据的文化资源相互独立冲突，社会就会表现出多方向利益诉求和精神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们生存幸福感、满意度下降，社会维稳成本上升，容易进入无政府状态或进入文化有机体的再次自组织的准备期。

文化有机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由各自人员的交往和接触因文化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没有交往和接触，就没有冲突，在封闭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孤岛之间，当他们各自独立生长的时候，是不会有现实条件发生冲突的。
文化不同性质产生的冲突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甚至对立，从而在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对待同样的事务或同样的行为引发的显性冲突。文化冲突发生的媒介首先是文化资源层，通过文化资源的供给，使得在对象文化体中产生异于其文化主体的文化子体甚至反文化体，从而威胁对象文化体的自恰和安全。防止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无非就是隔离、战争或吸收化解而来的溶融。将两种文化通过制度文化在文化资源层面隔离开来，历史上有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和冷战时期的铁幕政策。战争方式有十字军东征等等。溶融的方式就是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反应和结果。溶融就是弱势的一方调整自己的制度文化来适应强势一方的制度文化，这样在双方的交往中就可以容易地实现物质文化的交流，在物质文化的沟通完全没有阻碍的时候，制度文化有趋同的趋势。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之间所建立的旨在沟通功能的制度文化就构成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执行需要主导此秩序的强势文化的暴力机构的支持。
一般地，一个制度文化系统所规定的文化有机体通常的形态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相同的精神文化系统下，多个文化有机体自然形成的松散的集合体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化圈或文明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更多意义上是指文化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近精神层的行为文化的冲突。从大尺度范围来看，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所谓东方和西方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和因为地理因素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历史积淀或文化资源特征。东方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是古犹太教为文化根源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其中天主教又分裂成东正教和罗马公教，而分化出来的基督教又分为旧教和新教。西方文化以不断地分裂或分科为根本特征。
现在通常所说的东西方文化，主要指中华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西方宗教战争的十字军东征大体上可以看作一神教内部的冲突，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也是西方国家之间物质利益的争夺引起的冲突，中日战争可以看作日本文化体扩张生存范围的武力冲动造成的结果。
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宗教信仰，现代西方的主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西方文化的特征是追求空间的无限性，而在时间上有十分明确的有限性：末日审判，它是一种侵略扩张的平面文化或横向文化。中华文化追求时间上的无限性，而在空间上相对固定保守，是一种根文化或纵向文化。这种根本价值观的不同造成行为文化上和制度文化上很大的区别。
西方文化的宗旨是让上帝的荣耀大行于世上，而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超然存在，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那么世间的人就是父、子、灵三合一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人，他只对上帝负责，只接受上帝的旨意，从而受上帝的选择。人不可能通过对人做好事或作坏事，就能改变上帝的选择，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人生来就有原罪，在末日审判来临时，上帝选择他的选民进入天国，其他人打入地狱。
从某宗教的教义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方社会的种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首先是民主制度，这固然有西方社会长期战争形态的城堡共和的历史基础，然而人人平等的宗教教义是其最深层的原因；民主制度必须是在同一个精神文化共同的信仰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在西方国家所谓的反对党都有宗教的一神教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人员更换对社会的稳定性没有影响，不会改变上帝的选民。在精神文化层面不同信仰的反对党会造成国家的内战，如西班牙内战，因此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反对党广泛意义上说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党两派或一党多派。在美国，共产主义组织是被禁止的和非法的，因而人们可以自由地按自我意愿进行自由选举。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看，他们所以选择宗教，与其历史中生存方式、财富增长方式的劫掠、战斗有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世上动刀兵”。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所形成的城堡，基本就是军事的防御工事，城堡之间共和协商的制度、方式，都带有博弈、战斗的性质，最终的结果以各自实力达到平衡的界限才停止，自然力量大的要得利大，力量小的得利小。所以民主制度带有一定的分赃性质，投票就是战斗的点到为止，就是虚拟的战争，毕竟社会进步了，个人一言不合就决斗、团体利益冲突就战争的方式，社会的运行成本较大，不经济。另外，宗教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独立的个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儿、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西方宗教将人剥夺成孤独、悲苦的无家可归的个人，是为了让他找到上帝这个无所不能的依靠，这样在只有上帝才有对人的先天权力的情形下，人们相互之间是没有权力奴役或统治的，制度文化就只能是虚拟的战斗的民主协商方式了。战斗是有限的战斗，必须有着可以停止的明显条件或约定，这从教义上的契约也可以推论的，所以西方社会也是契约社会。这与中华文化的无限战斗有根本的区别，不共戴天而且世代延续成为世仇，除非有终极的裁决，否则不可能停止，因为中国人战斗的根本方式大多表现为评理，是本质意义上的求真即追求真理的过程，这也是中华文化崇尚持久战的心理基础。
其次，种族政策、霸权行为的天然合理性。自认为上帝的选民对待上帝的弃民所作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替天行道：灭绝印第安土著、掠夺贩卖黑奴、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无关道德人性层面的问题，而是教义自然的延伸，包括霸权行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不被允许的，这种单向而不是双向的行为自然也只有天选说可以解释。这在外交上突出表现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
再次，冒险精神。因为人把自己的主宰交给了上帝，人的行为只有上帝来负责。如果是上帝的选民，无论怎样的情况，上帝都与我同在。如果上帝没在，那就说明我错了，当我向上帝的中介-神父忏悔之后，上帝当然原谅他的子民，那我就满血复活，立地又成一条好汉。这就是枪炮到哪传教士在哪的道理所在。
中华文化追求现实的永生，以有限的人的生命来丈量无限的时间，就产生了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现象，为了实现严格无差错的传承，中华文化也有一些根本的特征：
首先，天人合一、百行孝为先的精神理念。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而不是物我两分，互相对立。人不应该刻意征服自然而应该顺应自然、顺应天道，按照天道即客观规律处世，以求得与天或自然界同寿的长久的可持续存在。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他们是祖先不灭的精神或精血的接力传承，因此，他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将祖先的一切延续下去。所以，中华儿女最大的道德就是孝，就是要对祖先复制、粘贴，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人生最大的目的，有机会有能力光宗耀祖那当然就更好了。中华文化特别注重历史，也是使现实的文化永续传承的具体物质层面重要的操作方法，这直接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资源库。
其次，天然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一出生就担负了沉重的责任，他是人类延续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他天然地是整个家族已经逝去的和还未到来的大集体中的一员，他注定不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个人。而为了人种的繁衍延续，家庭就是重要的文化有集体，它不仅是现实的物质文化的来源，也是精神文化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家庭是由男女组成，为了子女后代的优生，男女同姓不婚，这就要求婚姻的对象要在其他家族中寻找。这样，每一个家族都离不开社会上其他的家族，而这些家族又有千丝万缕的斩不断的姻亲关系，所以中国社会天然地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人都天然地具有集体主义的精神。随着社会范围的空间的增大，各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就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紧密了，这就需要额外的力量来保持人们的紧密团结，这就是制度文化的暴力机构。由于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是多神教的社会，因为个人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嘛，所以连接这些纵向传承的多个家族的制度文化必然是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民主起来各行其是那不就是一盘散沙了吗？在以农耕为主不迁移的社会里，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可以有力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掠夺，可以有效地完成重大的水利设施的建造。专制的政权首领就是整个社会集体的象征和代表，当然他合不合格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再次，安全求稳的社会心态。因为人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那么人的生命就是最重要的生物媒介，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私有物。人命关天，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君主不过是社会形态凝聚的象征，在制度文化模式固定的情况下，换作谁都一样。中华文化的根在于人，在于牢牢地附着于土地的民间的人民，礼失求诸野。子曰：仁者爱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爱人。人是最高标准，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人命关天，不能轻易涉险。中国人的心态外在表现就是安全第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平安即福，另一方面就是求稳厌变，穷则思变，不穷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小车不倒只管推。为了传承的安全、不绝父祀，那么多子就增大了传承的安全系数，也就有了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反思计划生育的国策，对人的理念的理解就是西方上帝的人的理念，而不是中华文化的人的理念，向西方学习，至此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层面，不可谓不彻底了。
在中国传统中，“安居乐业”是老百姓最大的幸福。但在西方现代文化看来，就是没有“追求”，不思“进取”，不想住更大的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吗？不想开更好的车子，也不去欣赏那些奶头上的丰富而便捷的快乐？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整天“克己”、“节欲”而不想着去扩大供给侧的生产创造，可不就是一群懒汉和傻瓜吗？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中的人们，不去偷不去抢不去争，这还是人的社会吗？人的本能在哪里体现？人性呢？人权呢？被压抑、被剥夺、被异化了的人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符号而存在，这些人就没有了生机和活力等等象征生命特征的冲动，没有人之间的各种各样涉及与不涉及利益的冲突，“法律”那崇高而神圣的地位通过什么实践来彰显呢？满腹经纶的律师们怎么才能拿到高薪呢？怎样娶上媳妇呢？怎样吃上口饭呢？把公检法们和律师们统统地且活活地饿死的社会，是这样地残忍而邪恶，真的就好吗？每一个自由世界中善良正直的文明人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无冲突无纠纷的死气沉沉的平和社会在人间存在的，哪怕一分一秒，哪怕仅仅一刹那。
西方文化的特征是 “分”， 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精神文化的信仰上，新宗教从就教中分离出来，就成为相互不妥协的对立物而再也融合不了，这种思维方式在物质文化上产生了越来越细致和专业的科学，在制度文化上产生了民主，在行为文化上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如果人与人不能严格地界定权利界限，那么人的所有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正是拯救世界的超人或大英雄最终会导致绝对的独裁，美国大片从来不演英雄拯救世界之后，如果不放弃权力会如何，他们只宣传华盛顿。
与西方文化个性特征突出、明显而不可调和的两个独立自主的元素以博弈、战斗来结束冲突的方式不同，中华文化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和合。本质特征上是“合”的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最大的冲突是阴阳，追求的理想效果是阴阳和谐，奉行的行为哲学是中庸之道。冲突元素的胜负结果比的不是力量的大小，而是道义的得失，对与错，曲与直，是与非，冲突的双方不能作为自己行为的裁判，而必须取决于第三方的评理，第三方公正与否是消融冲突重归和合的关键，否则会引来继发的冲突序列而成为世仇。官府、宗族权威通常是最后的第三方，这就是青天大老爷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如果实在不行了，就请老天爷睁眼吧！
从文化有机体的角度出发，结合外来文化的冲击效应来考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会比较清晰地看到历史事件为何发生及其相互之间如何产生影响的脉络，也必然会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文化有机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由各自人员的交往和接触因文化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没有交往和接触，就没有冲突，在封闭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孤岛之间，当他们各自独立生长的时候，是不会有现实条件发生冲突的。
文化不同性质产生的冲突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甚至对立，从而在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对待同样的事务或同样的行为引发的显性冲突。文化冲突发生的媒介首先是文化资源层，通过文化资源的供给，使得在对象文化体中产生异于其文化主体的文化子体甚至反文化体，从而威胁对象文化体的自恰和安全。防止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无非就是隔离、战争或吸收化解而来的溶融。将两种文化通过制度文化在文化资源层面隔离开来，历史上有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和冷战时期的铁幕政策。战争方式有十字军东征等等。溶融的方式就是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反应和结果。溶融就是弱势的一方调整自己的制度文化来适应强势一方的制度文化，这样在双方的交往中就可以容易地实现物质文化的交流，在物质文化的沟通完全没有阻碍的时候，制度文化有趋同的趋势。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之间所建立的旨在沟通功能的制度文化就构成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执行需要主导此秩序的强势文化的暴力机构的支持。
一般地，一个制度文化系统所规定的文化有机体通常的形态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相同的精神文化系统下，多个文化有机体自然形成的松散的集合体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化圈或文明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更多意义上是指文化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近精神层的行为文化的冲突。从大尺度范围来看，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所谓东方和西方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和因为地理因素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历史积淀或文化资源特征。

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信仰，现代西方的主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西方文化的特征是追求空间的无限性，而在时间上有十分明确的有限性：末日审判，它是一种侵略扩张的平面文化或横向文化。中华文化追求时间上的无限性，而在空间上相对固定保守，是一种根文化或纵向文化。这种根本价值观的不同造成行为文化上和制度文化上很大的区别。
西方文化的宗旨是让天竺的荣耀大行于世上，而天竺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超然存在，天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那么世间的人就是父、子、灵三合一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天竺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人，他只对天竺负责，只接受天竺的旨意，从而受天竺的选择。人不可能通过对人做好事或作坏事，就能改变天竺的选择，天竺是至高无上的。人生来就有原罪，在末日审判来临时，天竺选择他的选民进入天国，其他人打入地狱。
从普遍的教义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方社会的种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首先是民主制度，这固然有西方社会长期战争形态的城堡共和的历史基础，然而人人平等的教义是其最深层的原因；民主制度必须是在同一个精神文化共同的信仰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在西方国家各党派都有一神教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人员更换对社会的稳定性没有影响，不会改变天竺的选民。在精神文化层面不同信仰的反对党会造成国家的内战，如西班牙内战，因此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反对党广泛意义上说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党两派或一党多派，是一个硬币之两面。在美国，共产主义组织是被禁止的和非法的，因而人们可以自由地按自我意愿进行自由选举。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看，他们所以选择信仰，与其历史中生存方式、财富增长方式的劫掠、战斗有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世上动刀兵”。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所形成的城堡，基本就是军事的防御工事，城堡之间共和协商的制度、方式，都带有博弈、战斗的性质，最终的结果以各自实力达到平衡的界限才停止，自然力量大的要得利大，力量小的得利小。所以民主制度带有一定的分赃性质，投票就是战斗的点到为止，就是虚拟的战争，毕竟社会进步了，个人一言不合就决斗、团体利益冲突就战争的方式，社会的运行成本较大，不经济。另外，信仰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独立的个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儿、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信仰将人剥夺成孤独、悲苦的无家可归的个人，是为了让他找到天竺这个无所不能的依靠，这样在只有天竺才有对人的先天权力的情形下，人们相互之间是没有权力奴役或统治的，制度文化就只能是虚拟的战斗的民主协商方式了。战斗是有限的战斗，必须有着可以停止的明显条件或约定，这从教义上的契约也可以推论的，所以西方社会也是契约社会。
其次，种族政策、霸权行为的天然合理性。自认为天竺选民对待天竺的弃民所作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替天行道：灭绝印第安土著、掠夺贩卖黑奴、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无关道德人性层面的问题，而是教义自然的延伸，包括霸权行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不被允许的，这种双重标准的单向而不是双向的行为自然也只有天选说可以解释。这在外交上突出表现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
再次，冒险精神。因为人把自己的主宰交给了天竺，人的行为只有天竺来负责。如果是天竺的选民，无论怎样的情况，天竺都与我同在。如果天竺没在，那就说明我错了，当我向天竺的中介-神父忏悔之后，天竺当然原谅他的子民，那我就满血复活，立地又成一条好汉。这就是枪炮到哪传教士在哪的道理所在。

人的交流形成文化的氛围和环境，人借此来修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调整自己的形态与之适应，或实质上与周围的氛围即文化环境希望他具有什么样的认识相适应，经过不断的交流印证驳难，人们的认识会趋于统一，这就是文化模式。
一个人在刺激下做出怎样的反应，是由他的行为模式所决定，同一文化中的群体的某一刺激条件下的相同的行为反应，则是文化模式，在自洽的文化中，文化模式下的行为反应是可以预期的。
文化模式的来源是历史的，一辈一辈的人接力传承的，人从出生后就开始习得的。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一种文化在某一特定刺激下做出的固定预期反应，即改造文化模式，那意味着要付出极大极大的努力，这将涉及到文化各个部分的相应的系统性改变。文化不是可以推理演绎的，而是实践地历史形成的，改变文化模式，也只有通过不停的实践或实验才能完成，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就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文化模式改变的活生生的样本。
改变文化模式，首先要有目标文化的成熟的模式内容，这些新的元素必须已经存在于文化资源库中，并被文化体中一小部分人首先掌握。作为种子文化元素的新文化经过广泛传播并被文化有机体中大部分所接纳实行，文化模式的变迁才得以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基于文化自恰和自我安全维护的机制，新旧文化元素的冲突在所难免，有时又是非常尖锐和非常激烈的。
一个文化有机体模式的变迁，最简洁和快速的方式是首先从制度文化开始，因为制度文化是人为制定的，最容易改变的，它可以在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随时改变，以改变物质文化系统运行的方式和行为文化方面的移风易俗，通过舆论宣传灌输以及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奖惩效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精神文化也会发生人所需要的变迁。新文化的产生可以是文化资源库中的内生元素也可以是资源库吸纳的外来文化元素。
物质文化的自然发展所引起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是缓慢的、渐进的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由制度文化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模式的变迁可以是快速的、突变的，既可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可能逆社会发展规律而动造成历史的退步和文化的停滞。外来文化因素通过文化资源系统持续进入制度文化体系促使其快速或缓慢地变化，可以越过武力障碍达到和平演变的效果。

人成为具体的和现实的人必定和必须要经历初始化。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不会像孙悟空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一般情况下，他是作为哺乳动物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自立自理，需要别人来哺育，照顾吃喝拉撒睡，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些行为的模式就会被他所习得。当他学习语言的时候，这个现实的世界在他的意识里才格外明亮、分明起来，他可以区分出不同的人、不同的物，以及怎样对待这些人与物的环境，从而脱离元初的混沌状态。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文化资源的渗透过程，人因而被文化、被初始化。制度化的教育、社会舆论的引导、个人的自觉修养都会带来人的社会性的提高。缺乏教育，缺乏对事物运行规律和知识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跳出自身的局限全面、深刻地看待事物，就会陷入恐慌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会对事物作出超越中庸的反应，不恰当、不适宜的处置又会成为连锁性事件的导火索。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文化，是文化了的人。当一个婴儿被狼叼走，变成狼孩，他就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被文化程度高的人，社会化的程度越高，能够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必定具有先天赋予的初始状态：社会性的出身状况，生物性的肤色、外貌、身体构造等等，更重要的是先天的智力水平。这些生物性的初始化条件，作为具体的人是很难自由地摆脱的，并会持续地影响人的一生。更近一步地，人作为人这样一个物种，而不是作为其他，不是作为狗、鸟甚或一棵树，这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人身难得，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多少妖怪要修炼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能幻化成人形。从宇宙的第一声爆炸开始，蹦裂的碎片在空间方向不断地以外部大尺寸膨胀，在偶然的瞬间，众多的无机物聚合成有序列、有组织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不断地与周围的无机物进行成分交换而产生了生命，生命不断地进化，根据环境中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历史上的积淀而分化成世间万物，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都是历史因素堆积出来的产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对自由过。
人作为物种的生命从一开始诞生，就再没有熄灭过，那些熄灭的就再也不会重新组织成历史进化所造成的的形状和结果了，如恐龙。我们所看见的人的不断的出生和死亡，只不过是人这个物种生命信息的潮起潮落，就像树木有着春夏秋冬，人自然产生了生老病死，不死的是人的生命信息的组织方式—DNA，它从一个人体遗传到另一个新生的人体，成为人作为生物体不断地扩张生命的内在驱动力。在一个具体的人体中，遗传物质作为一个现实了的封闭的信息系统，遵循着熵增定律，向着生命力耗散的方向演化，它在人体中最后的结果，是生命细胞组织信息的各向同性，也就是熵增到最大的各向均匀性，也就是保存生命组织信息的DNA不再表现出信息组织的不同特征，不再区分胳膊、腿和脑子，人体趋向生命特征的消失，终归于尘土。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是能够长生不老的。所以，人的物种就是一场DNA的接力，一个个生命的肉体倒下了，但DNA的接力棒始终在飞跑。不能不说，中华文化从开始就非常偶然地契合了生命的规律，从诞生就没有再消亡过，与人同在，同时与虚无缥缈的“天”或“帝”同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同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
当人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生物的进化就基本停止了。人的进化由文化的进化所替代，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动物的进化完全依赖于人类的意志选择，它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对它们的优育培养。基因工程的出现，改变了靠原有的遗传信息来组织有机分子的形式，对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类依靠科技改变它的分子组织方式以构成新的运行体系，改变它和周围物质资源交换能量、信息的方式，也就打断了物种自然进化的历史进程。当克隆技术出现的时候，DNA遗传的接力运动也就改变了固有的方式，人这个生物物种如果也现实地实现了克隆，那么原有的社会形态就完全改变了。文化就是一种崭新的产生物，人也成为一种新人，一切的历史积累都会清零，历史重新开始，文化也可以从头再来。
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本质上只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物种的中间状态，他个人的意识是有局限的，他不会考虑心脏怎样跳动、肠胃怎样消化、大脑怎样思考，这些早已经通过生命不断进化的结果帮他解决了。如果出了故障，就交给专业的医生修理去吧。就像蜈蚣走路，如果它有意识地考虑先迈哪只脚，后迈哪只脚，如何协调身体和脚步的运动，那样它就不会走路了。道家和禅都要求人顺其自然，饥时吃饭，渴时喝水，服从自然规律。通过医学手段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美美容甚至改变本质性别，这是社会性的需求，其实是个体文化有机体不自洽的结果。一个人出生之后为维持自己的生物性生命和社会属性，所要考虑、学习的就是如何与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包括大自然，包括周围的他人。
在初始化过程中，人是要被外部因素所包围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身的母亲。当婴儿喝下第一口奶，就意味着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循环的第一步，当他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的世界，就在意识里建立了外部世界的第一印象，当饥饿驱使他发出第一声哭泣和奶头塞进嘴里的联系中，他就进行了控制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最初的实践都是无意识的实践。当他渐渐地能够分辨外部世界，他就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这些互动游戏的策略积累是他今后在社会上解决问题的最初始的备选策略库。比如，给他糖，再想要回来，他可能就藏起来，说没有了，当大人说调皮要打屁股，他可能会说我把屁股藏起来，所有这些互动游戏，是训练一个人如何从外部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一种普遍的方式。这些互动，动物们也是会做的，小虎仔们在一起的玩耍等，都是生存技能训练的初始化过程。
一个人童年生长的过程，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就是人们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在家中，他会学会如何说话，对不同的人如何说不同的话，如何吃饭，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食物所意味着什么，他会知道什么对他和他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家庭中，他会形成自己的行为文化模式，这就是所谓家教。
现代西方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童年受到的创伤会影响到人的一生的行为模式。所有成年人出现的心理问题都会找到童年时遭遇重大变故的影子。而在东方文化中，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东方文化的人，是内外有别的多元化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中自由自主地选择切换。
除了行为文化，人还要解决自身的物质文化系统的供给，即要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生存，首先要有获得衣食住行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的个人获得食物的方式越来越间接，食物的产生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就像生命系统的进化一样，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本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的。人要适应进化了的社会的环境，就必须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获得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组织—学校里专门学习来实现。在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社会就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组织实体，人也就被网络进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成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那些不能进入有效社会的游离个体，就无法自主地获取物质资源的供给，成为社会的被救助人员而边缘化。
当人进入社会组织，就需要与其他人相区分，从而识别出自己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除了生物意义上的特征外，人的社会特征首先是姓名、家庭背景、职业状况等等。这些表明社会身份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参数界定了具体的个人的来源、历史、现状以及将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从而使这个人作为他人的环境时，为他人决策自己的人生提供背景参数，就像在道路上跑着的车，老司机要判断这辆车行驶的状况对我的车的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效果，从而当下决定我的车应该如何行驶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
社会环境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潜在地进行评价，外在的表现就是奖惩方式，趋利避害的特性会促使人弱化或强化、隐藏或显现某种行为模式。社会期望、社会谴责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对人的行为模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导致一个人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接触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的熏陶下，这些文化资源在他的意识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有这些文化模式的储备，都是为了处理在社会上活动时遇到不同情况的策略选择。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在一个人的意识里相互整合，融会贯通，也可能相互冲突，相互撕裂，使得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或造成精神分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整合非常完善的图腾是龙，变化无碍，各部分成为有机的活体。一个人能够八面玲珑、应付裕如各种情形，自然就会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心想事成，“成龙成凤”。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扮演各种角色，因应不同的人文环境来采取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表现在文化体系所要求的位置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根筋，在中国文化中是侮辱人格的骂人之语，光做好自我是远远不够的。人要有多面，在心中有一个文化模式的开关，意识里有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库，根据不同的情况，打开不同的控制开关，释放不同的文化模式。“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是不同文化模式选择的现象。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个人会对外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目和嘴脸。人构成了社会，社会内化了人。
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做事事半功倍，或者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做某种事的能力和素质，就要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内心欲望、职业技能和文化模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居心叵测”、“城府很深”、“人心隔肚皮”、“画人画面难画心”是人对人了解难度的感慨。人心是一个黑箱，从测量学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他的外部效应来判断其内部情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旁敲侧击”，都是揣度的方法，更科学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各种考试和考验。人当然是“可测可控”的最好相处，但是“直肠子”、“缺心眼”又太简单了，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可控不可测”在其次，“可测不可控”的与人相处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可测不可控”的人那就无法想象了。社会上“不可理喻”的人多了，那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多，强度就会激烈，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整个社会的熵增就会增大，从而为社会剧烈变革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在清代一般认为宋学就是程朱理学，汉学指古文经学章句的考证、训诂之学。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就是官方科举考取士子的课本，是格式化这些未来的牧民者官员的标准化模具。经过明清官方为适应自身统治的改造，理学逐渐成为死记硬背的敲门砖，早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活力，其原义也经常被扭曲误解，而沦为束缚人性活力的假道学。

理学是因应佛教、道教的兴盛和儒学的衰微而产生的，它经过了唐宋很长时间的准备期和酝酿期，开始诞生就有很多的流派，各流派相互补充和完善，最终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唐朝初年，因为出身胡族的缘故，尊崇道家李聃为始祖并定道教为国教，中期佛教又得到极大的推广，再加上唐朝又是以诗文著称，儒学就渐渐地衰落了。儒家在唐朝基本失去活力，主要的内容基本集中在为汉注注疏，“疏不离注”没有什么创新。韩愈提倡复兴古文，反对佛道，在《原道》中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认为道统到孟子就绝续了。朱熹接受了道统说，只不过他认为道统不是韩愈而是由二程接续再传到了朱熹。在这个道统中，排除了荀子和董仲舒，认为他们的学说偏离了儒家正统。

这个道统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孔曰仁，孟曰义，言必称尧舜，不是因为尧舜禹等是三代的帝王，而是因为他们是道德的典范，是创造和维护了人与人之间因尊卑亲疏而自然产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周制“礼”，规定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从而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在春秋时期，大夫强于诸侯，就是“礼崩”，诸侯僭越享受，就是“乐坏”，孔孟都大力倡导“复礼”，“外王”的途径是“克己”、“养浩然之气”和实行仁政。在孔孟之道中“道统”和“政统”是相互对立分离的，道统要高于政统。孔子说“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时期，思想上更为激进，“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儒士们“从道不从君”，谁能用“仁道”，哪里就是祖国。秦末陈胜起义，鲁儒捧礼器往投，并与之死俱。后人常以儒士不死君王责难，就是忘记了儒家的原义。

孔孟都教人应该“复礼”，但是人如果不符合“礼”的要求呢？孔孟是没办法的，只能自己怀揣着“乌托邦”的理想离开。荀子的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隆礼义”需要“一制度”，“外王”需要“争于气力”。这就开创了法家的道路，对应该符合“礼”而没有符合“礼”的行为要强“制”符合“礼”，在国家组织制度里埋下了暴力的种子，以血缘关系推广开来的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中就掺杂进了专制和暴力的因素。宗法制度中，“礼不下庶人”是不想增加百姓的经济负担，“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需要以礼约束，刑是对待老百姓的，有了“制度”，君王以下的人皆以法来规范而不是寄希望于“内圣”，这样荀子的儒家实际上就是“外儒内法”，以“法”行“儒”，而在中国历史上实际运行的正是这种荀儒的思想而不是理想的孔孟之道。荀子将道统和政统首次统一而使儒学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由于荀儒信奉“人性恶”从而断绝了“内圣”的可能，“外王”依靠“气力”，偏离了纯粹的孔孟之“道”，自然被踢出道统。

秦始皇借助法家一统天下，儒士们仍然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观念，“入则腹诽，出则横议”，建议秦始皇分封宗室，放弃郡县制，回归宗法制，从而惹怒了秦始皇，坑掉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烧掉了儒家的书，但是荀子一派的儒士并没有受到影响。秦二世而亡，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理论课题，引得后人纷纷反思：纯粹“依法治国”为什么是行不通的？治国难道就真的离不开儒学？

荀子的徒孙，千古政论第一人的天才少年，贾谊的《过秦论》给出了答案，这篇文章至今还在中学课本，贾谊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可惜了的，三十多岁英年早逝了。贾谊给道统和政统合轨的方式是“儒教太子”，儒士作为臣子，王师不要想了，但对于未来的王，从娃娃开始抓起，教以儒学，让太子的周围全都是儒，“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最后扶上马送一程。通过这样的方式，用道统来影响政统。

孔孟儒学，作为行为文化规范体系，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多少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说明，“子不语乱力怪神”。它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阴阳变化的辩证规律。“韦编三绝”，孔子研易时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传说《易传》为孔子所作，“男尊女卑，乾坤定矣”铿锵有力地道出自然的秩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为人间社会的固有的秩序寻找到了天然的理由和逻辑上的根据。孟子儒学基础的人生观是“人性善”，从“性善”的假设上推导出一整套“义”的体系，虽然没有《周易》的词句，但是周易的思维已经充满了孟子雄辩的文章。

到了董仲舒时期，道统和政统才有了可能合二为一，他为儒学找到的哲学基础除了《周易》，还有齐学中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了儒学，在某些方面，为适应变化了的或“舟已行矣”的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一些孔孟原儒之义。孔孟之道是民本思想，孟子还认为民贵君轻，汤、武与万民之心诛一独夫桀、纣，诛一独夫能算弑君么？正义的弑能算弑吗？总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董仲舒却宣称君权神授，天生君主就是为了来管理万民的，君是君，民是民，这是天的选择，是先天造成的初始状态。这个“天”的思想显然来自殷商，但是商纣说的“我命在天不在人”，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是真的吗？实践检验了一下还真不是真理，当纣自信满满地叫喊“来啊，相互伤害啊”时，当场就被武王办挺了。这就说明“天道无常”，君也得好好干，你不行了，就得让贤，让给行的人来干。这就是“禅让”。

天怎么能知道人的事呢，因为存在一个“天人感应”的原理。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人：天终岁有365日黑白交替，人全身长着365个关节，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喜怒哀乐以及胳膊腿四肢，天有黑白之施，人有贪仁之性，天上一个星星落下来，人间一个灵魂升上去，等等等等，总之“天人合一”，天和人的结构一样一样的，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天地之间有股气，人的行为改变了世间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状态，五行相生相胜，造成天地之间阴阳力度的变化，通过气的传导，天就知道了。天地人通过阴阳五行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所谓学说当然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只是“万一能实现了呢”猜想的或然性，如果董仲舒生在今天，他是不是可能用“量子纠缠”来直接解释“天人感应”呢？根据“天人感应”，君王或人胡作非为，天就示警，还不改，天就显异象，仍然不改，天就降灾祸到人间，继续胡作，天就换一个人来当君王，总之，nozuonodie。君王贤明，“你今年干得不错”，天就降祥瑞，麦子结了两个穗，黑狗熊长出了白毛毛等等。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来仿真现实世界，并详细解释世界运行中的各种现象和其中的规律，得出了天道固有的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三纲”和“五常”。

他从《易传》中“乾尊坤卑”推广到“阳尊阴卑”，又引申出“阴阳合分”，再进一步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阴居虚而阳居实，阳气实际起着生长、养育万物的作用，这就是居于“实位”，总之，阳为主导，阴为属从，阳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为一合，父子为一合，夫妻为一合，“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种关系已经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只要这三种关系治理“顺天”了，王道乐土就不远了。天也规定了人具有“五常”的品性：礼、义、礼、智、信。要达到“三纲”、“五常”的要求，不实行教化是不行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也会自然变坏，必须以教化来筑起道德的堤坝。一般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上中下，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品行上等的人，不教化自己也会成为道德的模范，品行下等的人，再教化也白搭，对于这些渣渣最好办了，实行“依法治国”，简单地用刑法对付就行了，大部分的人属于中等，可善可恶，教化则向善，不教则趋恶。对于品行纺锤性分布的社会，教化显然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太学”，以生产大批的教师型官僚干部，各级官僚在辖区内寻找选拔“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推荐给政府作为后备人才，作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教化人民的教材用什么呢？当然是儒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不但是儒家，而且仅仅是儒家，只要“六艺”，其他的百家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省得混淆了人们的思想。《春秋》以“一统”为“大”，尊崇“一统”是天地间固有的根本要求，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有了“核心意识”，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有机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整体。

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年历史。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高潮，那么董仲舒的新儒家引发了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他一举奠定了专制帝国制度文化的理论基础，虽然学说粗糙，论证牵强，但是“不管白猫黑猫”，他的结论却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如“天人合一”、“大一统”、“三纲五常”、“兴学教化”、“举贤荐能”、“论心断狱”、“禅让”等等等等。替代简单的“依法治国”的“春秋决狱”最能体现董仲舒对儒法表里关系的理解，法本来就是用来维护礼的工具，被法律的条文框框给框住了，就忘记了法所以存在的目的。

董仲舒年轻时求学故齐之地，师承不详，因为他学得太杂了。主枝自然是《春秋公羊传》，但是此时与他同治公羊学的胡毋生才刚刚与其师公羊寿将《公羊传》书写在竹帛上，可以推定董仲舒学公羊传肯定是当时流行的教学方式—“口耳相传”的。从其“阴阳五行说”的学术来源看，不可能是他自学的，自然也会有老师传承。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是曹参在齐地任相时采用的当地流行学说，后又带到朝廷推广的。“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产物，当时因为在齐地流行而成为官学，董仲舒不可能不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乱力怪神”齐地盛行，董仲舒也不能不受影响。董仲舒是个“学痴”，不但是“三年不窥园”，而且“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学到六十多岁依然“反刍”年轻时吃得太饱的学问。得益于汉朝初期“黄老之学”的和谐社会，他的家庭非常富裕，“田园连陌，牛马成群”，这就有物质条件使得他专注于心无旁骛地研读。

董仲舒的学说如此深入人心，王莽“禅让”时非但波澜不惊，而且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大肆庆祝。王莽也不负众望，按照“尧舜”理想进行了系列改革，土地国有，平均分配，创新币制，计划经济，鼓励劳动，更名改历，照过去方针办，一切回归西周。岂料新朝的“以儒治国”，仅仅十五年，天就变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杀人父母，当然值得他们拼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官僚剥夺下层百姓的借口和机会，当然积压了老百姓无穷的怒火。王莽“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对当时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年浩劫”，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朵小小的浪花，被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造反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可以挖掘无数教训的珍宝藏库湮灭在地下无声无息地过了千余年，静静地等待着它的阿里巴巴。

经过王莽时期的折腾，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古文经学勃然正统。但是“禅让”深入人心，曹丕续汉，司马篡魏，杨坚建隋，陈桥兵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不通过大规模流血地政权和平更替，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独尊儒术，并没有使百家自然“灭息”，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会存在于现实的需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儒术成为孤立的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外部信息流的能量补充，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潭死水，系统熵增的最终结果就是信息组织功能的丧失，外在的表现就是王朝的覆灭。当王朝覆灭后，在新的王朝自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诸子百家之术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从隐形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显性文化资源供给，这种现象就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治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