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史观
如果说历史就是那些过去的事，那么历史就变成了一个普遍客观的事实。那些在已经逝去的时间维度上自在的事实对于我们当下生活的人们来说，就是外在于我们主观世界的客观世界。问题是现实的我们如何能够了解、认识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实呢？首先，是谁在寻求认识历史？其次，我们审视历史的内容是什么？是过去的客观事实的全部还是客观事实的仅仅很小的一部分？再次，我们认识到的过去的事实还是原来的事实吗？或者说我们认识到的历史还是客观的吗？
时间是连续的，当我们动念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所处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昨天结束了，昨天开始了。从今天看来，昨天的历史内容结束了，同样从今天看来，昨天的历史概念开始了。正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果我们不是定义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刀，我们就不能斩断连绵不断的时间的河。
我们认识过去，研究历史，应该怎样开始呢？
认识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文化”的人。某一文化的人所认识的历史，只能是作为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其文化体系上的有限投影。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事实是全息的，我们所认识到的或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只是我们文化体系过滤过的带有自身文化烙印的自认为有用的部分的信息，它也是选择性遗忘后的历史。因此，我们能够认识的历史全部是主观的历史，是文化了的历史，即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那些真实的历史素材，也没有任何现实的人有能力摘掉无形的有色眼镜。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能来得到客观的历史吗？那些无可辩驳的历史碎片、历史元素，如考古发掘的文物等等，不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的历史吗？某种意义上，这些当然是无可辩驳的客观实在，只不过这些历史的绝对客观的元素也需要纳入我们的认知体系、文化系统才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识，正如佛所说：俗人们看到了真实的花，也好像是在梦中，禅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心自动。康德对于物自体的描述，也宣扬了一种不可知论。
在我们身处的当下，我们就能认清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实、能了解所有事实的真相吗？显然不能，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我们也只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新的客观事实的重新认识只有在突破的、创新的、颠覆性的认知系统中才能有比较进一步正确或真实地反映。述说历史的人物不同，自然会有对同一个客观事实的不同的描述，甚至是相反的认知，如日本教科书问题。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历史就是一块泥巴，不断地依据叙述者的意志而改变它的形状；历史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秉笔直书到以史为鉴，从春秋笔法到无韵离骚，从品味总结到戏说创作，那些述说历史的人不断地从奴隶到将军，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主宰。
正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全部成为主观的历史，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探索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就需要研究探索认识历史的方法，尽量还原客观历史的真相，真实地做到情景再现，而不是过一把当影视编剧的创作瘾。
研究历史的方法许许多多，有唯物史观，有唯心史观，有叙述的历史，有分析的历史，有从细节展现时代的碎片化叙说，也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有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方式，也有思辨概括式的历史规律总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目前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也许是从法国起源在美国光大的新文化史。
通常地，研究历史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我们认识历史的目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或者说我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呢？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决定了我们研究历史的取材：什么人和什么事；研究历史的视角：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研究历史的因果律：事情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等等。更重要的不是如何认识历史，而是如何改造历史，这是马克思说的。从改造历史的角度说，历史又似乎成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代名词。
我们认识或研究的都是被搞死了的历史，却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时间的不可分割，历史也是连续的，在时间上可以断代，在内容上却是延续的，王朝死掉了，文化却一直是活的，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活的历史，重视活的历史中的朝代更替。
昨天、今天和明天，或者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是连续不断的时间序列，对于特定空间地域上相对稳固的人群来说，没有将来，就无所谓过去，没有前进的目标和远大的梦想，也就不需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历史。活在当下，为了向着我们的目标或梦想前进，我们就要根据我们过去的历史轨迹，在现实的当下采取我们认为合理的行为和不断改进的措施来调整我们当下今天的努力方向，以使得我们将来的历史轨迹合乎我们的目标和理想蓝图，正如前进中的宇宙飞船向着目标接近时的姿态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活的历史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特定的社会整体，我们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针对社会整体运行的内在规律的思辨和分析的方法，我们选取的历史时间断面就是社会整体形态突变的各个时期节点。
为了社会整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叙述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所遭遇到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借用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一个概念：文化有机体。文化有机体在时间的延续上表现出自身的历史现象，在现实当场的情景中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形态。
文化，广义来说，是一切精神活动的过程综合和一切精神活动的结果，除了自然界暂时没有人活动参与的部分，其他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包括人类活动实践的整个过程和结果。文化就是人的一切，人的一切都是文化。
一般来说，文化有机体有三个要素：时间、空间、和人自身，亦即宇、宙、人或曰天、地、人。从时间来说，文化有机体有其特定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从空间上来说，文化有机体有其地域性的特征和物质属性方面的内容，人作为文化有机体的核心要素，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已经产生的当下现实存在的文化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化的过程在当下时间断面上的投影或垒积构成文化的主要内容。人类自身的繁衍，是文化有机体的传承、发展、变迁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文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性保证了文化有机体的稳定性。
时间是连续的，当我们动念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所处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昨天结束了，昨天开始了。从今天看来，昨天的历史内容结束了，同样从今天看来，昨天的历史概念开始了。正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果我们不是定义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刀，我们就不能斩断连绵不断的时间的河。
我们认识过去，研究历史，应该怎样开始呢？
认识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文化”的人。某一文化的人所认识的历史，只能是作为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其文化体系上的有限投影。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事实是全息的，我们所认识到的或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只是我们文化体系过滤过的带有自身文化烙印的自认为有用的部分的信息，它也是选择性遗忘后的历史。因此，我们能够认识的历史全部是主观的历史，是文化了的历史，即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那些真实的历史素材，也没有任何现实的人有能力摘掉无形的有色眼镜。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能来得到客观的历史吗？那些无可辩驳的历史碎片、历史元素，如考古发掘的文物等等，不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的历史吗？某种意义上，这些当然是无可辩驳的客观实在，只不过这些历史的绝对客观的元素也需要纳入我们的认知体系、文化系统才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识，正如佛所说：俗人们看到了真实的花，也好像是在梦中，禅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心自动。康德对于物自体的描述，也宣扬了一种不可知论。
在我们身处的当下，我们就能认清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实、能了解所有事实的真相吗？显然不能，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我们也只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新的客观事实的重新认识只有在突破的、创新的、颠覆性的认知系统中才能有比较进一步正确或真实地反映。述说历史的人物不同，自然会有对同一个客观事实的不同的描述，甚至是相反的认知，如日本教科书问题。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历史就是一块泥巴，不断地依据叙述者的意志而改变它的形状；历史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秉笔直书到以史为鉴，从春秋笔法到无韵离骚，从品味总结到戏说创作，那些述说历史的人不断地从奴隶到将军，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主宰。
正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全部成为主观的历史，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探索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就需要研究探索认识历史的方法，尽量还原客观历史的真相，真实地做到情景再现，而不是过一把当影视编剧的创作瘾。
研究历史的方法许许多多，有唯物史观，有唯心史观，有叙述的历史，有分析的历史，有从细节展现时代的碎片化叙说，也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有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方式，也有思辨概括式的历史规律总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目前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也许是从法国起源在美国光大的新文化史。
通常地，研究历史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我们认识历史的目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或者说我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呢？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决定了我们研究历史的取材：什么人和什么事；研究历史的视角：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研究历史的因果律：事情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等等。更重要的不是如何认识历史，而是如何改造历史，这是马克思说的。从改造历史的角度说，历史又似乎成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代名词。
我们认识或研究的都是被搞死了的历史，却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时间的不可分割，历史也是连续的，在时间上可以断代，在内容上却是延续的，王朝死掉了，文化却一直是活的，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活的历史，重视活的历史中的朝代更替。
昨天、今天和明天，或者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是连续不断的时间序列，对于特定空间地域上相对稳固的人群来说，没有将来，就无所谓过去，没有前进的目标和远大的梦想，也就不需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历史。活在当下，为了向着我们的目标或梦想前进，我们就要根据我们过去的历史轨迹，在现实的当下采取我们认为合理的行为和不断改进的措施来调整我们当下今天的努力方向，以使得我们将来的历史轨迹合乎我们的目标和理想蓝图，正如前进中的宇宙飞船向着目标接近时的姿态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活的历史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特定的社会整体，我们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针对社会整体运行的内在规律的思辨和分析的方法，我们选取的历史时间断面就是社会整体形态突变的各个时期节点。
为了社会整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叙述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所遭遇到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借用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一个概念：文化有机体。文化有机体在时间的延续上表现出自身的历史现象，在现实当场的情景中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形态。
文化，广义来说，是一切精神活动的过程综合和一切精神活动的结果，除了自然界暂时没有人活动参与的部分，其他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包括人类活动实践的整个过程和结果。文化就是人的一切，人的一切都是文化。
一般来说，文化有机体有三个要素：时间、空间、和人自身，亦即宇、宙、人或曰天、地、人。从时间来说，文化有机体有其特定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从空间上来说，文化有机体有其地域性的特征和物质属性方面的内容，人作为文化有机体的核心要素，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已经产生的当下现实存在的文化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化的过程在当下时间断面上的投影或垒积构成文化的主要内容。人类自身的繁衍，是文化有机体的传承、发展、变迁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文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性保证了文化有机体的稳定性。
斯宾格勒、汤因比以至亨廷顿经常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划分的标准虽然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是根据这些文化的精神特征方面的宗教信仰来进行区分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按照西方语境来表达的对人类自身的诘问。根据对此问题不同的回答而形成不同的宗教或哲学，从而也就基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长久以来，我们普遍认为中华文化里没有宗教，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世上总是先有宗教，然后才有宗教的定义和概念。那么中华文化里的根本宗教是什么呢？这就是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华文化中这还是什么问题吗？我自然是父母所生养的后代，我的家谱记载了我们家族从哪里来，我最终要死的，死后是要埋入祖坟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中华民族或者具体来说是自己家族的一个中间环节，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光宗耀祖，不能辱没列祖列宗，更是为了造福后代子孙，封妻荫子，保证家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我不仅仅是我本人，我是祖先的后代子孙，是后代子孙的祖先，存在与本质同在，生命中不存在难以承受之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传承，就没有了文化，我的所作所为同时是祖先的荣耀和后世的孝法，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一种生理性地纵向传承、延绵不绝而获得永生的文化，一种根文化。孝，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根文化最大的道德要求，而这种根文化中父系继承的宗法制度又非常偶然地契合了现代科学的遗传规律：DNA中的Y染色体只有男性携带，所以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保证了家庭的生物和精神上的纯粹性，这个原始的元文化有机体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人，他是家庭或家族延续的媒介和中间环节，同样，一个中国人首先是中国文化延续的媒介，然后才是创新或发展的主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这样一个根文化的角度出发，构成大时间尺度上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中的历史现象就得以简单地解构。
从精神文化的本质来说，中华文化是用有限的人的生命来实现无限的种族的延续，其文化核心是附着在时间轴上的价值，西方文化是用无限的种族的生命来扩张有限的地理势力范围，其文化核心是表现在空间域上的价值。中华文化是纵向的、立体的和保守的根文化，以完美地复制前代的本质特征为任务，追求的是时间上的无限性；西方文化是横向的、平面的和拓展进取的海文化，以极大地播撒永恒的上帝的荣耀为自己的使命，追求的是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
从根文化的特点出发，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不是从身外的神仙上帝得到，而是从自身的现实存在中体现出来。一个中国人身上因为担负着祖先的血脉和后代的种芽，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注定了中国人从来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履行自己这一代人的任务，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因而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好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过日子，一般来说就是吃喝拉撒睡。中国的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但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风光是不可能出现的，桃花源的隐居生活只可能是个美丽的传说。事实上，没有家庭可以真正做到自给自足，这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在中国历史中，传说中的商朝应该是商品交换发生、发展、发达起来的黄金时期。当人们脱离河水的公共资源资源束缚后，仍然离不开井水的公共资源的滋养，离不开集市中生活资料的补充。在中国的大地上，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逢节或有社会山会庙会，城镇里每天都是市。市井不仅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问题，也同时提供人们的交往机会，延续香火、繁衍后代的婚姻问题同步得以解决。在交通工具不很发达的过去，人们的婚姻半径以及日常活动范围就是市集覆盖的广域度，太远太广会造成红白事不能在一天内有效完成，造成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和浪费。
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更重要或者更本质地决定人交往以及交往方式的是根文化最本质特征要求的种族的延续。中国从很早的历史经验中得知“同姓不番”的现象，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不同姓氏的人们杂居而处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这种特强烈的社会需求当然不会允许“小国寡民”的存在。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封闭的社会，根文化对后代质量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开放性社会中的多元化因素越多越好，这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种族歧视，历史上从来只有家族，没有种族。
中国人在某一处的定居，除非万不得已如饥荒、战乱、自然灾害，绝对不会轻易迁移，这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诟病的安土重迁。产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片土地是先辈生活的土地，生于斯，葬于斯，祭祀先辈的行为和仪式是经常举行的，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祠堂是解决争议的法庭，上坟是每人每节必须的功课。祖先崇拜的孝将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无论有钱没钱多远都要回家过年，不仅仅是为了旧年末日和新年新生交汇所产生的饺子，而是为了让列祖列宗得到祀奉，团圆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所有后代子孙祭祀先辈时所产生的副产品。给皇家当差的人，告老还乡，在外死亡的人，叶落归根，归葬祖坟，老家是每一个人天然的原始组织和精神归宿。
这就不奇怪古代中国人介绍自己，除了姓名，还要着重介绍家乡，即古代的氏，如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也常称袁项城。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姓氏合一，只称姓，但是到现今的当代社会还是有登记“籍贯”的习惯，这就是“氏”的历史痕迹。伏羲正姓氏，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五服而斩，血缘渐远。同一祖先血缘定为同一姓，同一地方生活约为同一氏，如黄帝轩辕氏，姬姓。在封建社会，封地也就成为“氏”，因而也变成贵族的象征。同姓一般不通婚，婚姻制度从族内婚变成族外婚，这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本质性的规定性。姓氏使得以父系血统的后代延续简单地脉络清晰、谱系可溯，而广泛的婚姻又会使得某一封闭的地域板结成错综复杂的亲戚网，中国社会也因而成为越滚越大的熟人社会。
在中华文化中，自然形成的乡村自然地生长，自恰自治，乡村中各个世代家庭是中华文化的元文化有机体。它保存着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它所在的土地固化在一起，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最最基层的元文化有机体的结构不变，顽强生长的状态不变，国破山河在，这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根本原因。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根，之所以“礼失求诸野”，是因为从周在制度文化方面是“家国同构”的，家国全息。
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根文化，人是保证中华文化延续的生物媒介。不娶无子绝先祖祀，阿谀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此三不孝，以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同样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信念，也是中华文化逻辑上的必然产物。一对夫妻×××，这就从精神上和生理上切断了家庭延续的可能和渠道，生物性上万世永生的DNA消失不再，祖先崇拜无法进行，这就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当家庭走到了末日，自然而然当事人的潜意识中自己的世界也就到了末日，整个社会也就充斥着浓厚的末日情结。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精神和环境中，个人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个人消失了大海仍在，民族仍在，那么×××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是一个可以解释的合理策略。如果是在私有制和个体主义的氛围里实行这样的国策，就自然会使人丧失希望，行为自制能力减弱，从而增大社会运行的成本。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按照西方语境来表达的对人类自身的诘问。根据对此问题不同的回答而形成不同的宗教或哲学，从而也就基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长久以来，我们普遍认为中华文化里没有宗教，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世上总是先有宗教，然后才有宗教的定义和概念。那么中华文化里的根本宗教是什么呢？这就是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华文化中这还是什么问题吗？我自然是父母所生养的后代，我的家谱记载了我们家族从哪里来，我最终要死的，死后是要埋入祖坟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中华民族或者具体来说是自己家族的一个中间环节，我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光宗耀祖，不能辱没列祖列宗，更是为了造福后代子孙，封妻荫子，保证家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我不仅仅是我本人，我是祖先的后代子孙，是后代子孙的祖先，存在与本质同在，生命中不存在难以承受之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传承，就没有了文化，我的所作所为同时是祖先的荣耀和后世的孝法，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一种生理性地纵向传承、延绵不绝而获得永生的文化，一种根文化。孝，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根文化最大的道德要求，而这种根文化中父系继承的宗法制度又非常偶然地契合了现代科学的遗传规律：DNA中的Y染色体只有男性携带，所以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保证了家庭的生物和精神上的纯粹性，这个原始的元文化有机体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人，他是家庭或家族延续的媒介和中间环节，同样，一个中国人首先是中国文化延续的媒介，然后才是创新或发展的主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这样一个根文化的角度出发，构成大时间尺度上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中的历史现象就得以简单地解构。
从精神文化的本质来说，中华文化是用有限的人的生命来实现无限的种族的延续，其文化核心是附着在时间轴上的价值，西方文化是用无限的种族的生命来扩张有限的地理势力范围，其文化核心是表现在空间域上的价值。中华文化是纵向的、立体的和保守的根文化，以完美地复制前代的本质特征为任务，追求的是时间上的无限性；西方文化是横向的、平面的和拓展进取的海文化，以极大地播撒永恒的上帝的荣耀为自己的使命，追求的是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
从根文化的特点出发，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不是从身外的神仙上帝得到，而是从自身的现实存在中体现出来。一个中国人身上因为担负着祖先的血脉和后代的种芽，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注定了中国人从来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履行自己这一代人的任务，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因而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好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过日子，一般来说就是吃喝拉撒睡。中国的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但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风光是不可能出现的，桃花源的隐居生活只可能是个美丽的传说。事实上，没有家庭可以真正做到自给自足，这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在中国历史中，传说中的商朝应该是商品交换发生、发展、发达起来的黄金时期。当人们脱离河水的公共资源资源束缚后，仍然离不开井水的公共资源的滋养，离不开集市中生活资料的补充。在中国的大地上，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逢节或有社会山会庙会，城镇里每天都是市。市井不仅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问题，也同时提供人们的交往机会，延续香火、繁衍后代的婚姻问题同步得以解决。在交通工具不很发达的过去，人们的婚姻半径以及日常活动范围就是市集覆盖的广域度，太远太广会造成红白事不能在一天内有效完成，造成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和浪费。
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更重要或者更本质地决定人交往以及交往方式的是根文化最本质特征要求的种族的延续。中国从很早的历史经验中得知“同姓不番”的现象，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不同姓氏的人们杂居而处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这种特强烈的社会需求当然不会允许“小国寡民”的存在。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封闭的社会，根文化对后代质量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开放性社会中的多元化因素越多越好，这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种族歧视，历史上从来只有家族，没有种族。
中国人在某一处的定居，除非万不得已如饥荒、战乱、自然灾害，绝对不会轻易迁移，这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诟病的安土重迁。产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片土地是先辈生活的土地，生于斯，葬于斯，祭祀先辈的行为和仪式是经常举行的，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祠堂是解决争议的法庭，上坟是每人每节必须的功课。祖先崇拜的孝将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无论有钱没钱多远都要回家过年，不仅仅是为了旧年末日和新年新生交汇所产生的饺子，而是为了让列祖列宗得到祀奉，团圆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所有后代子孙祭祀先辈时所产生的副产品。给皇家当差的人，告老还乡，在外死亡的人，叶落归根，归葬祖坟，老家是每一个人天然的原始组织和精神归宿。
这就不奇怪古代中国人介绍自己，除了姓名，还要着重介绍家乡，即古代的氏，如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也常称袁项城。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姓氏合一，只称姓，但是到现今的当代社会还是有登记“籍贯”的习惯，这就是“氏”的历史痕迹。伏羲正姓氏，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五服而斩，血缘渐远。同一祖先血缘定为同一姓，同一地方生活约为同一氏，如黄帝轩辕氏，姬姓。在封建社会，封地也就成为“氏”，因而也变成贵族的象征。同姓一般不通婚，婚姻制度从族内婚变成族外婚，这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本质性的规定性。姓氏使得以父系血统的后代延续简单地脉络清晰、谱系可溯，而广泛的婚姻又会使得某一封闭的地域板结成错综复杂的亲戚网，中国社会也因而成为越滚越大的熟人社会。
在中华文化中，自然形成的乡村自然地生长，自恰自治，乡村中各个世代家庭是中华文化的元文化有机体。它保存着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它所在的土地固化在一起，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最最基层的元文化有机体的结构不变，顽强生长的状态不变，国破山河在，这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根本原因。乡村是中华文化的根，之所以“礼失求诸野”，是因为从周在制度文化方面是“家国同构”的，家国全息。
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根文化，人是保证中华文化延续的生物媒介。不娶无子绝先祖祀，阿谀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此三不孝，以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同样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信念，也是中华文化逻辑上的必然产物。一对夫妻×××，这就从精神上和生理上切断了家庭延续的可能和渠道，生物性上万世永生的DNA消失不再，祖先崇拜无法进行，这就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当家庭走到了末日，自然而然当事人的潜意识中自己的世界也就到了末日，整个社会也就充斥着浓厚的末日情结。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精神和环境中，个人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个人消失了大海仍在，民族仍在，那么×××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行为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是一个可以解释的合理策略。如果是在私有制和个体主义的氛围里实行这样的国策，就自然会使人丧失希望，行为自制能力减弱，从而增大社会运行的成本。
赋比兴推类的诗化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转化构成了自然界事物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有相同的阴阳基因组合的事物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事物的信息，就可以推广、扩大应用到相似种类的其他事物之中。这是一种类比或以类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源同质的万物一理，以我推人就构成中华行为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推类的思考方法，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赋比兴，中国文化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就是种种诗化思维方式。首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相似的特点，将某种意义附会上去，根据前者简单、具体、众所周知的运行规律，推理、演绎，得出后者运行变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语言、思想中比比皆是，如“八字算命”、“经脉运行”、“中医理论”、“周易预测”等等。
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上的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在数学、机械制造、自动控制领域有广泛有效的应用，这个原理的前提是相似性的确证：两个事物的根本特征完全相同。
诗化思维，赋比兴之赋的特征相似性，基于人的体悟，而非先验或实证的，因而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是缺乏依据的。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虽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感情上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文化中世代名篇包括公文告示都充斥着这种思维产生的句式，至今不衰。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激发灵感，开拓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然，山寨点东西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思维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理论大都建立在这种推类、类比、体悟上的思维方式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如：天有三星，人有三窍，等等。天人感应或者卜卦应该基于一种理论现在叫宇宙全息论的，它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是全息的，一个点包含着宇宙所有的信息，从一朵花窥见天国，一粒沙包含着整个世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索引定位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心诚则灵，将我们心中所想之事放大信号，与宇宙信息产生共鸣，这个信息再作用于蓍草或者铜钱或者其他，从而排列出包含所需信息的卦象，有资质的占卜师解读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天人感应，万物感应。这种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产生了许多迷信民俗：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小人蛊：一个木偶，写上名字，扎上钢针，诅咒所恨之人，就可以使目标得病。比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在远处说我。
诗化思维方式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错的，到底是对是错，要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事实的验证就使这种思维构成了一个闭环。证实或证伪的试错策略下诗化思维方式就变成了方法论的“黑箱法”的一个组成步骤。黑箱法将认识对象看做一个黑箱，通过在特定刺激条件下黑箱表现在外部的反应现象，来获得对该事物的认识。不断地试错、反复地调整，就是中国文化处理事务的普遍方法，也是有效的方法。
诗化思维或推类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将问题纳入我们的经验系统中，找到与此问题相似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的处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经验越多，经历越是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老人就是一个专家库系统，家有老人是块宝，这是由文化根据的。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受到格外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对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重大价值。
在诗化思维中，事物的类，是我们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爱有差等亲有远近，在行为文化上，对人、对物、对事归类以分别对待。在制度文化上，也要靠归类、正名来确定相应的人、物权利关系。这些分类，是显现的，可由血缘或社会角色而定。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为，似乎也是想当然地推理。把人群分成左中右，把国军分成顽固派、中间派、左派，把三民主义分成真与假，都是采取不同的对待策略和措施的前提基础。
在社会中，人与人并不都是熟人，或者熟人之间并不能确定地知道其人的对某事的态度，此时，试探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旁敲侧击，设定情景，以观察其人的反应行为，来推测其行为模式、看法观点，从而制定本人的计划策略，以取得优势地位。对试探的反应，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赵高的指鹿为马，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醉人以酒以观其性，摸着石头过河，遇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反映。中国人身上窝里斗虚伪两面性特征，其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下保持试错结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的外在表现。试错的思维策略在物质层面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如中药、火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等。如果样本足够大，试错的思维策略的结果就会脱离经验的范围而离科学越来越近。
中国文化思维的结晶因为这种试错策略往往是以经验的方式而存在。因为思维主体有个人的不同利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产生博弈现象，那些实践证明能使某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方法，就会流传下来，称之为谋略。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窍门、谋略，能够算计到那些对此无知的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熟人、内部人现象并不是一种亲、疏的关系，而是有效地处理问题的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跟显性知识相比，隐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知道“是什么”，远不如知道“怎样做”更重要。
综合来看，诗化思维和试错策略结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从来算不上一种科学的思维，但它对解决复杂系统未知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设计创作社会控制等等领域优势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大都属于经验，其不可重复的不确定性，后人传承的效果在于个体的体悟、悟性。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产生的结果也是确定型的，且结果已经出现就独立于个人而成为一种知识类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人都可习得的常识，知识的积累如同台阶的建造，科技不可逆转地进步，使得人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以山寨掠夺了全世界，而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差别造成的结果。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转化构成了自然界事物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有相同的阴阳基因组合的事物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事物的信息，就可以推广、扩大应用到相似种类的其他事物之中。这是一种类比或以类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源同质的万物一理，以我推人就构成中华行为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推类的思考方法，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赋比兴，中国文化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就是种种诗化思维方式。首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相似的特点，将某种意义附会上去，根据前者简单、具体、众所周知的运行规律，推理、演绎，得出后者运行变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语言、思想中比比皆是，如“八字算命”、“经脉运行”、“中医理论”、“周易预测”等等。
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上的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在数学、机械制造、自动控制领域有广泛有效的应用，这个原理的前提是相似性的确证：两个事物的根本特征完全相同。
诗化思维，赋比兴之赋的特征相似性，基于人的体悟，而非先验或实证的，因而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是缺乏依据的。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虽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感情上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文化中世代名篇包括公文告示都充斥着这种思维产生的句式，至今不衰。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激发灵感，开拓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然，山寨点东西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思维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理论大都建立在这种推类、类比、体悟上的思维方式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如：天有三星，人有三窍，等等。天人感应或者卜卦应该基于一种理论现在叫宇宙全息论的，它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是全息的，一个点包含着宇宙所有的信息，从一朵花窥见天国，一粒沙包含着整个世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索引定位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心诚则灵，将我们心中所想之事放大信号，与宇宙信息产生共鸣，这个信息再作用于蓍草或者铜钱或者其他，从而排列出包含所需信息的卦象，有资质的占卜师解读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天人感应，万物感应。这种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产生了许多迷信民俗：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小人蛊：一个木偶，写上名字，扎上钢针，诅咒所恨之人，就可以使目标得病。比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在远处说我。
诗化思维方式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错的，到底是对是错，要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事实的验证就使这种思维构成了一个闭环。证实或证伪的试错策略下诗化思维方式就变成了方法论的“黑箱法”的一个组成步骤。黑箱法将认识对象看做一个黑箱，通过在特定刺激条件下黑箱表现在外部的反应现象，来获得对该事物的认识。不断地试错、反复地调整，就是中国文化处理事务的普遍方法，也是有效的方法。
诗化思维或推类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将问题纳入我们的经验系统中，找到与此问题相似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的处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经验越多，经历越是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老人就是一个专家库系统，家有老人是块宝，这是由文化根据的。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受到格外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对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重大价值。
在诗化思维中，事物的类，是我们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爱有差等亲有远近，在行为文化上，对人、对物、对事归类以分别对待。在制度文化上，也要靠归类、正名来确定相应的人、物权利关系。这些分类，是显现的，可由血缘或社会角色而定。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为，似乎也是想当然地推理。把人群分成左中右，把国军分成顽固派、中间派、左派，把三民主义分成真与假，都是采取不同的对待策略和措施的前提基础。
在社会中，人与人并不都是熟人，或者熟人之间并不能确定地知道其人的对某事的态度，此时，试探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旁敲侧击，设定情景，以观察其人的反应行为，来推测其行为模式、看法观点，从而制定本人的计划策略，以取得优势地位。对试探的反应，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赵高的指鹿为马，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醉人以酒以观其性，摸着石头过河，遇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反映。中国人身上窝里斗虚伪两面性特征，其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下保持试错结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的外在表现。试错的思维策略在物质层面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如中药、火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等。如果样本足够大，试错的思维策略的结果就会脱离经验的范围而离科学越来越近。
中国文化思维的结晶因为这种试错策略往往是以经验的方式而存在。因为思维主体有个人的不同利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产生博弈现象，那些实践证明能使某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方法，就会流传下来，称之为谋略。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窍门、谋略，能够算计到那些对此无知的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熟人、内部人现象并不是一种亲、疏的关系，而是有效地处理问题的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跟显性知识相比，隐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知道“是什么”，远不如知道“怎样做”更重要。
综合来看，诗化思维和试错策略结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从来算不上一种科学的思维，但它对解决复杂系统未知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设计创作社会控制等等领域优势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大都属于经验，其不可重复的不确定性，后人传承的效果在于个体的体悟、悟性。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产生的结果也是确定型的，且结果已经出现就独立于个人而成为一种知识类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人都可习得的常识，知识的积累如同台阶的建造，科技不可逆转地进步，使得人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以山寨掠夺了全世界，而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差别造成的结果。
赋比兴推类的诗化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转化构成了自然界事物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有相同的阴阳基因组合的事物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事物的信息，就可以推广、扩大应用到相似种类的其他事物之中。这是一种类比或以类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源同质的万物一理，以我推人就构成中华行为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推类的思考方法，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赋比兴，中国文化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就是种种诗化思维方式。首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相似的特点，将某种意义附会上去，根据前者简单、具体、众所周知的运行规律，推理、演绎，得出后者运行变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语言、思想中比比皆是，如“八字算命”、“经脉运行”、“中医理论”、“周易预测”等等。
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上的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在数学、机械制造、自动控制领域有广泛有效的应用，这个原理的前提是相似性的确证：两个事物的根本特征完全相同。
诗化思维，赋比兴之赋的特征相似性，基于人的体悟，而非先验或实证的，因而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是缺乏依据的。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虽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感情上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文化中世代名篇包括公文告示都充斥着这种思维产生的句式，至今不衰。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激发灵感，开拓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然，山寨点东西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思维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理论大都建立在这种推类、类比、体悟上的思维方式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如：天有三星，人有三窍，等等。天人感应或者卜卦应该基于一种理论现在叫宇宙全息论的，它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是全息的，一个点包含着宇宙所有的信息，从一朵花窥见天国，一粒沙包含着整个世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索引定位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心诚则灵，将我们心中所想之事放大信号，与宇宙信息产生共鸣，这个信息再作用于蓍草或者铜钱或者其他，从而排列出包含所需信息的卦象，有资质的占卜师解读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天人感应，万物感应。这种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产生了许多迷信民俗：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小人蛊：一个木偶，写上名字，扎上钢针，诅咒所恨之人，就可以使目标得病。比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在远处说我。
诗化思维方式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错的，到底是对是错，要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事实的验证就使这种思维构成了一个闭环。证实或证伪的试错策略下诗化思维方式就变成了方法论的“黑箱法”的一个组成步骤。黑箱法将认识对象看做一个黑箱，通过在特定刺激条件下黑箱表现在外部的反应现象，来获得对该事物的认识。不断地试错、反复地调整，就是中国文化处理事务的普遍方法，也是有效的方法。
诗化思维或推类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将问题纳入我们的经验系统中，找到与此问题相似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的处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经验越多，经历越是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老人就是一个专家库系统，家有老人是块宝，这是由文化根据的。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受到格外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对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重大价值。
在诗化思维中，事物的类，是我们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爱有差等亲有远近，在行为文化上，对人、对物、对事归类以分别对待。在制度文化上，也要靠归类、正名来确定相应的人、物权利关系。这些分类，是显现的，可由血缘或社会角色而定。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为，似乎也是想当然地推理。把人群分成左中右，把国军分成顽固派、中间派、左派，把三民主义分成真与假，都是采取不同的对待策略和措施的前提基础。
在社会中，人与人并不都是熟人，或者熟人之间并不能确定地知道其人的对某事的态度，此时，试探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旁敲侧击，设定情景，以观察其人的反应行为，来推测其行为模式、看法观点，从而制定本人的计划策略，以取得优势地位。对试探的反应，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赵高的指鹿为马，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醉人以酒以观其性，摸着石头过河，遇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反映。中国人身上窝里斗虚伪两面性特征，其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下保持试错结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的外在表现。试错的思维策略在物质层面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如中药、火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等。如果样本足够大，试错的思维策略的结果就会脱离经验的范围而离科学越来越近。
中国文化思维的结晶因为这种试错策略往往是以经验的方式而存在。因为思维主体有个人的不同利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产生博弈现象，那些实践证明能使某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方法，就会流传下来，称之为谋略。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窍门、谋略，能够算计到那些对此无知的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熟人、内部人现象并不是一种亲、疏的关系，而是有效地处理问题的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跟显性知识相比，隐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知道“是什么”，远不如知道“怎样做”更重要。
综合来看，诗化思维和试错策略结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从来算不上一种科学的思维，但它对解决复杂系统未知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设计创作社会控制等等领域优势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大都属于经验，其不可重复的不确定性，后人传承的效果在于个体的体悟、悟性。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产生的结果也是确定型的，且结果已经出现就独立于个人而成为一种知识类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人都可习得的常识，知识的积累如同台阶的建造，科技不可逆转地进步，使得人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以山寨掠夺了全世界，而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差别造成的结果。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转化构成了自然界事物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有相同的阴阳基因组合的事物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事物的信息，就可以推广、扩大应用到相似种类的其他事物之中。这是一种类比或以类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源同质的万物一理，以我推人就构成中华行为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推类的思考方法，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赋比兴，中国文化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就是种种诗化思维方式。首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相似的特点，将某种意义附会上去，根据前者简单、具体、众所周知的运行规律，推理、演绎，得出后者运行变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语言、思想中比比皆是，如“八字算命”、“经脉运行”、“中医理论”、“周易预测”等等。
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上的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在数学、机械制造、自动控制领域有广泛有效的应用，这个原理的前提是相似性的确证：两个事物的根本特征完全相同。
诗化思维，赋比兴之赋的特征相似性，基于人的体悟，而非先验或实证的，因而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是缺乏依据的。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虽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感情上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文化中世代名篇包括公文告示都充斥着这种思维产生的句式，至今不衰。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激发灵感，开拓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然，山寨点东西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思维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理论大都建立在这种推类、类比、体悟上的思维方式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如：天有三星，人有三窍，等等。天人感应或者卜卦应该基于一种理论现在叫宇宙全息论的，它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是全息的，一个点包含着宇宙所有的信息，从一朵花窥见天国，一粒沙包含着整个世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索引定位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心诚则灵，将我们心中所想之事放大信号，与宇宙信息产生共鸣，这个信息再作用于蓍草或者铜钱或者其他，从而排列出包含所需信息的卦象，有资质的占卜师解读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天人感应，万物感应。这种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产生了许多迷信民俗：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小人蛊：一个木偶，写上名字，扎上钢针，诅咒所恨之人，就可以使目标得病。比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在远处说我。
诗化思维方式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错的，到底是对是错，要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事实的验证就使这种思维构成了一个闭环。证实或证伪的试错策略下诗化思维方式就变成了方法论的“黑箱法”的一个组成步骤。黑箱法将认识对象看做一个黑箱，通过在特定刺激条件下黑箱表现在外部的反应现象，来获得对该事物的认识。不断地试错、反复地调整，就是中国文化处理事务的普遍方法，也是有效的方法。
诗化思维或推类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将问题纳入我们的经验系统中，找到与此问题相似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的处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经验越多，经历越是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老人就是一个专家库系统，家有老人是块宝，这是由文化根据的。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受到格外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对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重大价值。
在诗化思维中，事物的类，是我们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爱有差等亲有远近，在行为文化上，对人、对物、对事归类以分别对待。在制度文化上，也要靠归类、正名来确定相应的人、物权利关系。这些分类，是显现的，可由血缘或社会角色而定。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为，似乎也是想当然地推理。把人群分成左中右，把国军分成顽固派、中间派、左派，把三民主义分成真与假，都是采取不同的对待策略和措施的前提基础。
在社会中，人与人并不都是熟人，或者熟人之间并不能确定地知道其人的对某事的态度，此时，试探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旁敲侧击，设定情景，以观察其人的反应行为，来推测其行为模式、看法观点，从而制定本人的计划策略，以取得优势地位。对试探的反应，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赵高的指鹿为马，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醉人以酒以观其性，摸着石头过河，遇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反映。中国人身上窝里斗虚伪两面性特征，其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下保持试错结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的外在表现。试错的思维策略在物质层面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如中药、火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等。如果样本足够大，试错的思维策略的结果就会脱离经验的范围而离科学越来越近。
中国文化思维的结晶因为这种试错策略往往是以经验的方式而存在。因为思维主体有个人的不同利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产生博弈现象，那些实践证明能使某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方法，就会流传下来，称之为谋略。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窍门、谋略，能够算计到那些对此无知的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熟人、内部人现象并不是一种亲、疏的关系，而是有效地处理问题的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跟显性知识相比，隐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知道“是什么”，远不如知道“怎样做”更重要。
综合来看，诗化思维和试错策略结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从来算不上一种科学的思维，但它对解决复杂系统未知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设计创作社会控制等等领域优势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大都属于经验，其不可重复的不确定性，后人传承的效果在于个体的体悟、悟性。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产生的结果也是确定型的，且结果已经出现就独立于个人而成为一种知识类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人都可习得的常识，知识的积累如同台阶的建造，科技不可逆转地进步，使得人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以山寨掠夺了全世界，而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差别造成的结果。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转化构成了自然界事物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有相同的阴阳基因组合的事物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事物的信息，就可以推广、扩大应用到相似种类的其他事物之中。这是一种类比或以类推理的思维方式，同源同质的万物一理，以我推人就构成中华行为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推类的思考方法，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赋比兴，中国文化体悟式的思维方式就是种种诗化思维方式。首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本质相似的特点，将某种意义附会上去，根据前者简单、具体、众所周知的运行规律，推理、演绎，得出后者运行变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语言、思想中比比皆是，如“八字算命”、“经脉运行”、“中医理论”、“周易预测”等等。
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上的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在数学、机械制造、自动控制领域有广泛有效的应用，这个原理的前提是相似性的确证：两个事物的根本特征完全相同。
诗化思维，赋比兴之赋的特征相似性，基于人的体悟，而非先验或实证的，因而是不严密的，不科学的，在逻辑上是缺乏依据的。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虽然如此，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感情上是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文化中世代名篇包括公文告示都充斥着这种思维产生的句式，至今不衰。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激发灵感，开拓思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然，山寨点东西更是不在话下。这种思维所基于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董仲舒理论大都建立在这种推类、类比、体悟上的思维方式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如：天有三星，人有三窍，等等。天人感应或者卜卦应该基于一种理论现在叫宇宙全息论的，它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体都是全息的，一个点包含着宇宙所有的信息，从一朵花窥见天国，一粒沙包含着整个世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索引定位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心诚则灵，将我们心中所想之事放大信号，与宇宙信息产生共鸣，这个信息再作用于蓍草或者铜钱或者其他，从而排列出包含所需信息的卦象，有资质的占卜师解读出来，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天人感应，万物感应。这种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产生了许多迷信民俗：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小人蛊：一个木偶，写上名字，扎上钢针，诅咒所恨之人，就可以使目标得病。比如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在远处说我。
诗化思维方式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错的，到底是对是错，要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事实的验证就使这种思维构成了一个闭环。证实或证伪的试错策略下诗化思维方式就变成了方法论的“黑箱法”的一个组成步骤。黑箱法将认识对象看做一个黑箱，通过在特定刺激条件下黑箱表现在外部的反应现象，来获得对该事物的认识。不断地试错、反复地调整，就是中国文化处理事务的普遍方法，也是有效的方法。
诗化思维或推类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将问题纳入我们的经验系统中，找到与此问题相似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的处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经验越多，经历越是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老人就是一个专家库系统，家有老人是块宝，这是由文化根据的。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受到格外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对现实实践指导意义的重大价值。
在诗化思维中，事物的类，是我们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爱有差等亲有远近，在行为文化上，对人、对物、对事归类以分别对待。在制度文化上，也要靠归类、正名来确定相应的人、物权利关系。这些分类，是显现的，可由血缘或社会角色而定。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为，似乎也是想当然地推理。把人群分成左中右，把国军分成顽固派、中间派、左派，把三民主义分成真与假，都是采取不同的对待策略和措施的前提基础。
在社会中，人与人并不都是熟人，或者熟人之间并不能确定地知道其人的对某事的态度，此时，试探就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旁敲侧击，设定情景，以观察其人的反应行为，来推测其行为模式、看法观点，从而制定本人的计划策略，以取得优势地位。对试探的反应，反试探也是一种策略。赵高的指鹿为马，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醉人以酒以观其性，摸着石头过河，遇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反映。中国人身上窝里斗虚伪两面性特征，其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下保持试错结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的外在表现。试错的思维策略在物质层面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如中药、火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等等。如果样本足够大，试错的思维策略的结果就会脱离经验的范围而离科学越来越近。
中国文化思维的结晶因为这种试错策略往往是以经验的方式而存在。因为思维主体有个人的不同利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产生博弈现象，那些实践证明能使某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的方式方法，就会流传下来，称之为谋略。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窍门、谋略，能够算计到那些对此无知的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熟人、内部人现象并不是一种亲、疏的关系，而是有效地处理问题的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跟显性知识相比，隐性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知道“是什么”，远不如知道“怎样做”更重要。
综合来看，诗化思维和试错策略结合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从来算不上一种科学的思维，但它对解决复杂系统未知世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设计创作社会控制等等领域优势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大都属于经验，其不可重复的不确定性，后人传承的效果在于个体的体悟、悟性。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产生的结果也是确定型的，且结果已经出现就独立于个人而成为一种知识类的客观存在，成为人人都可习得的常识，知识的积累如同台阶的建造，科技不可逆转地进步，使得人人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种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长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以山寨掠夺了全世界，而变成世界工厂，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差别造成的结果。
龙，一切完备于我的图腾
图腾是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的部分内容在精神文化的升华与曲折抽象的表达，是社会心理与民族理想的形象化的寄托。龙图腾隐含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完备以自立，变化以顺达，这也是毛泽东所表达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思。
龙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它是一个组合物，驼头、鹿角、牛眼、鸡爪、蛇身、鱼鳞、辅翼，这些部件都是常见动物中功能最强大的肢体，把这些强大的部件构成一个整体，以应对各种情况，在所有的情景下，都包含最有效的处理方法与最有力的执行实体，为了切换到最有利的形态，变化身形是龙必须的功能。
龙图腾本质上是根文化的符号化的抽象概括。图腾的每一部分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寄托着人们最最关切的利益诉求和精神向往和心灵寄托。我们从龙图腾上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
首先，体现了兼容组合的整体意识，反映了一种和合的集体主义精神。龙图腾反映在社会上的观念，就是兼收并蓄的大一统意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就能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依赖，共生共荣。单个人、单个家庭抵御自然灾害、经济起伏的能力是不足的，而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大的家族圈，就能保证高的生存率，比如逢年过节走亲戚，就是加强联系固化关系的特有方式，红白喜事，凑份子随礼是平滑突然增大的经济开支的补充手段，是一种变样的社保。份子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逃荒要饭这种中华文化特有的现象也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自发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类表现。从整体上说，人口基数越大，日子就过的越平稳，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人文灾害如战争民族侵扰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在中华文化中，以大为美，以多样性为美，以合则利，以分为害。这是反映在精神文化上的多样整合的集体主义精神。
一个人，不仅仅是个人，他同时也是他人的环境和条件，为了共生共荣的目的，必须相互配合，适应变化和转换，某些情况下要适应力挽狂澜的中心位置，某些情况下也要甘愿隐身在幕后默默奉献，一切都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在中国文化中，除了以暴力统摄整个天下外，在精神层面，王朝将自己包装成天之选择、无往不利的超自然家族，其他人或家族都是龙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君王是龙的凌驾于各个部分之上的大一统的综合、整体、全部，龙这一图腾也就被王朝占为己有，成为大一统的王朝的代表和象征：皇帝自命真龙天子，随之衍生来龙子龙孙龙庭龙袍等等概念。龙是综合统一的象征，天子，表明天命的选择和不可侵犯的威严。
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神教在精神上统御西方社会所有独立的公民不同，中华文化从祖先崇拜的角度讲，是无数个神，在宗教层面上说是多神教，要超越所有的多神，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的核心，作为中华文化图腾的龙的现实政治中的最高统治者，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具有无上的权威，以镇摄天下，否则超越现实权威的子文化有机体就会脱离于文化有机体而造成国家的分裂。由于西方人都匍匐在唯一的真神—上帝的脚下，独立的人的分离不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因而可以实行民主。而中国人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核心的整合，社会就会分崩离析，运行成本增大，仅仅依靠武力的强制力量依法治国，不足以凝聚整个社会，“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的新衣”等等足以造成社会向心力的转移，使得社会碎片化。文化的作用就是将人们的各种冲突整合到共同的一个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目标或状态上来。中华文化重整合、重融合、重多样的统一而不是鼓励分离、自主、争斗，自然更谈不上民主，要使中华文化走上民主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五四到文革，现在依然艰难地跋涉在泥泞的小路上，民主真的就那么好吗？
其次，龙图腾体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龙图腾，表明中国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兼收并蓄，能够吸收有利于自己强大的文化元素再造新生的整体，善于改变，调整自己以顺应环境，天不变，道亦不变，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这种调整变化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主的行为，变化多，是功能强，如猪八戒36变，随悟空72变。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适者生存，环境的变化给物种生存带来严峻的考验。那些不适应环境、无法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各种物质能源思想交流的物种，无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变化，则意味着不僵化，不固守教条和成规，勇于突破以往超越经验，吸收新的知识成分，以取得对新环境的新能力。变化的是外在的形式，不变的是心和灵魂。体是用的载体，为适应不同环境而具有不同功能即不同的用，自然要求与之对应的不同形态的体。《三国演义》曹操说过：“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龙也是可变的，在中国文化中强调勤奋努力，鲤鱼也可跳龙门，所以会有望子成龙的梦想。
另外，龙图腾也反应中国文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种忧患意识，始终将文化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安全是根文化要求刻进骨子的观念，是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龙图腾要求的是自强，自立，功能完备，不求于外部，不依赖外部力量而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种思想反映在物质文化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尤其是作为生命延续的粮食的安全自给。管仲灭鲁梁国，就是这种生存智慧的运用。新中国自力更生，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这种安全观的曲折反应。更有龙生九种，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特长和功能。
图腾是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的部分内容在精神文化的升华与曲折抽象的表达，是社会心理与民族理想的形象化的寄托。龙图腾隐含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完备以自立，变化以顺达，这也是毛泽东所表达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思。
龙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它是一个组合物，驼头、鹿角、牛眼、鸡爪、蛇身、鱼鳞、辅翼，这些部件都是常见动物中功能最强大的肢体，把这些强大的部件构成一个整体，以应对各种情况，在所有的情景下，都包含最有效的处理方法与最有力的执行实体，为了切换到最有利的形态，变化身形是龙必须的功能。
龙图腾本质上是根文化的符号化的抽象概括。图腾的每一部分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寄托着人们最最关切的利益诉求和精神向往和心灵寄托。我们从龙图腾上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
首先，体现了兼容组合的整体意识，反映了一种和合的集体主义精神。龙图腾反映在社会上的观念，就是兼收并蓄的大一统意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就能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依赖，共生共荣。单个人、单个家庭抵御自然灾害、经济起伏的能力是不足的，而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大的家族圈，就能保证高的生存率，比如逢年过节走亲戚，就是加强联系固化关系的特有方式，红白喜事，凑份子随礼是平滑突然增大的经济开支的补充手段，是一种变样的社保。份子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逃荒要饭这种中华文化特有的现象也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自发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类表现。从整体上说，人口基数越大，日子就过的越平稳，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人文灾害如战争民族侵扰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在中华文化中，以大为美，以多样性为美，以合则利，以分为害。这是反映在精神文化上的多样整合的集体主义精神。
一个人，不仅仅是个人，他同时也是他人的环境和条件，为了共生共荣的目的，必须相互配合，适应变化和转换，某些情况下要适应力挽狂澜的中心位置，某些情况下也要甘愿隐身在幕后默默奉献，一切都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在中国文化中，除了以暴力统摄整个天下外，在精神层面，王朝将自己包装成天之选择、无往不利的超自然家族，其他人或家族都是龙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君王是龙的凌驾于各个部分之上的大一统的综合、整体、全部，龙这一图腾也就被王朝占为己有，成为大一统的王朝的代表和象征：皇帝自命真龙天子，随之衍生来龙子龙孙龙庭龙袍等等概念。龙是综合统一的象征，天子，表明天命的选择和不可侵犯的威严。
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神教在精神上统御西方社会所有独立的公民不同，中华文化从祖先崇拜的角度讲，是无数个神，在宗教层面上说是多神教，要超越所有的多神，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的核心，作为中华文化图腾的龙的现实政治中的最高统治者，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具有无上的权威，以镇摄天下，否则超越现实权威的子文化有机体就会脱离于文化有机体而造成国家的分裂。由于西方人都匍匐在唯一的真神—上帝的脚下，独立的人的分离不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因而可以实行民主。而中国人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核心的整合，社会就会分崩离析，运行成本增大，仅仅依靠武力的强制力量依法治国，不足以凝聚整个社会，“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的新衣”等等足以造成社会向心力的转移，使得社会碎片化。文化的作用就是将人们的各种冲突整合到共同的一个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目标或状态上来。中华文化重整合、重融合、重多样的统一而不是鼓励分离、自主、争斗，自然更谈不上民主，要使中华文化走上民主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五四到文革，现在依然艰难地跋涉在泥泞的小路上，民主真的就那么好吗？
其次，龙图腾体现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龙图腾，表明中国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兼收并蓄，能够吸收有利于自己强大的文化元素再造新生的整体，善于改变，调整自己以顺应环境，天不变，道亦不变，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这种调整变化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主的行为，变化多，是功能强，如猪八戒36变，随悟空72变。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适者生存，环境的变化给物种生存带来严峻的考验。那些不适应环境、无法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各种物质能源思想交流的物种，无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变化，则意味着不僵化，不固守教条和成规，勇于突破以往超越经验，吸收新的知识成分，以取得对新环境的新能力。变化的是外在的形式，不变的是心和灵魂。体是用的载体，为适应不同环境而具有不同功能即不同的用，自然要求与之对应的不同形态的体。《三国演义》曹操说过：“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龙也是可变的，在中国文化中强调勤奋努力，鲤鱼也可跳龙门，所以会有望子成龙的梦想。
另外，龙图腾也反应中国文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种忧患意识，始终将文化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安全是根文化要求刻进骨子的观念，是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龙图腾要求的是自强，自立，功能完备，不求于外部，不依赖外部力量而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种思想反映在物质文化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尤其是作为生命延续的粮食的安全自给。管仲灭鲁梁国，就是这种生存智慧的运用。新中国自力更生，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这种安全观的曲折反应。更有龙生九种，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特长和功能。
文化有机体的结构
文化，就其作用来讲，是将人社会化，所谓社会，就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上的人组成的一个群，社会化就是将人之个体塑造成适应人群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化，或社会化就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是获得性遗传而来，是后天习得而非先天决定。因此，文化具有其历史性。人在社会中，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是在社会中各个次级社会即社会团体中的作用、地位所形成的。在社会运行中，社会角色如何对社会环境做出正确的反应，这就是文化模式的内容。精确地对文化给出一个哲学上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文化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内涵和外延有时候也是模糊不清的，但这好像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思想交流。
为了更好地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的演化，有必要重点考察文化的结构分类。通常的做法是将文化分为四种：精神文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为了处理在现实社会层面非显性的文化元素以及消亡的文化元素与当下现实社会的联系与转化问题，我们还应该增加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资源系统。文化资源系统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非常丰富的系统，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现实的存在，还是文化有机体未来成长发展的基点，它是文化有机体其他部分的生产物和营养资源的来源也是它们之间互相作用的贯通媒介，还是与其他文化有机体交流的中间转换环节。文化资源系统也可以不依赖人而用人之外的形式如纸张、影像、建筑、文物等等来保存传播文化资源元素，它接纳积蓄在文化其他部分非显性运行的文化元素，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水下的部分更为丰富。百家争鸣在这里发生，每一个新生的思想体系在这里生长完善，文化元素对外输出和自外输入都在这里交汇。
文化有机体是为了方便地说明人类社会内部是如何运行而引入的一个名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划分也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定义边界，他们不是科学，不进行定量的计算，只是在功能方面开展定性的说明，以明了这些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最终产生的综合结果，从而勾画出人类社会运行演化的轨迹和对社会运行的未来趋势尽可能地预测和探讨干涉社会运行轨迹的可能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文化，就其作用来讲，是将人社会化，所谓社会，就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上的人组成的一个群，社会化就是将人之个体塑造成适应人群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化，或社会化就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是获得性遗传而来，是后天习得而非先天决定。因此，文化具有其历史性。人在社会中，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是在社会中各个次级社会即社会团体中的作用、地位所形成的。在社会运行中，社会角色如何对社会环境做出正确的反应，这就是文化模式的内容。精确地对文化给出一个哲学上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文化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内涵和外延有时候也是模糊不清的，但这好像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思想交流。
为了更好地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的演化，有必要重点考察文化的结构分类。通常的做法是将文化分为四种：精神文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为了处理在现实社会层面非显性的文化元素以及消亡的文化元素与当下现实社会的联系与转化问题，我们还应该增加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资源系统。文化资源系统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非常丰富的系统，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现实的存在，还是文化有机体未来成长发展的基点，它是文化有机体其他部分的生产物和营养资源的来源也是它们之间互相作用的贯通媒介，还是与其他文化有机体交流的中间转换环节。文化资源系统也可以不依赖人而用人之外的形式如纸张、影像、建筑、文物等等来保存传播文化资源元素，它接纳积蓄在文化其他部分非显性运行的文化元素，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水下的部分更为丰富。百家争鸣在这里发生，每一个新生的思想体系在这里生长完善，文化元素对外输出和自外输入都在这里交汇。
文化有机体是为了方便地说明人类社会内部是如何运行而引入的一个名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划分也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定义边界，他们不是科学，不进行定量的计算，只是在功能方面开展定性的说明，以明了这些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最终产生的综合结果，从而勾画出人类社会运行演化的轨迹和对社会运行的未来趋势尽可能地预测和探讨干涉社会运行轨迹的可能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物质文化体系是一个文化有机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文化有机体的核心元素是人，人在物质方面是一个生物体，要维持一个人的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必须要对这个生物体不断地补充食物、水分，当然还有须臾不离的空气等自然或人工环境，而这些物质的来源就是大自然。如何从大自然取得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取决于该实体的人们所处的大自然的地域特点和人们最初与大自然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经过大尺度长时间的积淀，这些习惯很大一部分会成为这个文化体的行为文化的民俗历史传统和固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地域元素在文化的初始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取得食物的最基本的生产开始，其他辅助的非核心的生产也围绕此点层层展开，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生产工具的产生、改进和革命性的更新换代，其次的生产活动是满足人们生存之外的其他高级需要的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大千世界，错综复杂，食物的取得已经变得如此容易，已经进入智能化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农业生产的元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一个文化体没有独立、安全的食物供应体系或者说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那么这个文化实体在最基础的生物性安全存在上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独立的文化体。
文化有机体保持自身完整而持续存在的必要因素除了粮食供应体系外，同样重要的是文化有机体抵抗外来力量和内在分裂因素的能力亦即抵御其他外部文化有机体和文化有机体自身内部的冲突的能力，主要的力量和表现方式是文化有机体本质上要求的暴力系统。在这两个基本需求保证了的前提下，人们其他的需求就陆续释放出来，为满足这些需求而进行的生产也就得以进行。如果一个文化有机体创造的物质产品能够在自身暴力机器的保护下不为其他实体所掠夺，那么这些物质财富才是有效的物质财富，否则对于本实体来说，就是无效财富。
人们的生产力的水平就是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也就是文化体中人们意志的外化或物化能力，它反映了人们从大自然的改造中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要有效地改造大自然，首先要了解、掌握、运用大自然的客观知识和运行规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技术，因为其客观性的特征，因此具有类物质的性质，是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物质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文化的产生与文化的空间要素息息相关，文化的初级阶段的特征基本上由地域特征所决定。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如地理、气候、物种、人文等等各种基础条件和因素，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人衣食住行的内容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或者说是制度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劳动创造了人。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是人从动物类别中分离出来的标志，在劳动过程中，物质资料和劳动技能的积累，使人的行为、意识、思想以及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就是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出现、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繁而又容易，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交往方式的固化成型形成的是行为文化。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的出现，格式化或强制性的行为造就了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日益完善，行为文化的长期的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上形成更为固化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精神文化。它是整个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相对能够快速变化的物质文化来说变化极其缓慢的部分，是历史形成的本文化体的精华。所有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亦即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物质、精神的成果都转化为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源库中沉淀下来。
物质文化的生产也有低级到高级、基础到上层的层次之分，直接从事大自然原材料有关的生产是基础的生产如矿产、农业等等，建立在这些原材料基础的加工工业是其他可以直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高层的物质生产的基础。物质文化在知识、经验等等所谓科学技术方面的积累是不可逆的，物质文化的表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产品不断地丰富，人们离纯粹的大自然的环境越来越远，基本上处于按自己的意志不断完善的人工自然环境中。这些自然环境不仅仅是看的见有形的物质环境如建筑、道路、山川河流的改造等，还包括电磁、声光、引力等等。随着物质产品的发展，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将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物质产品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大自然的改造，非物质产品则是人们对自身的生产和改造以形成自己理想的人文环境。非物质产品的类型如行为艺术、文体产品、人类自身的医疗和服务等。
物质产品的消失有非人为因素如自然灾害等，人为因素有战争、产品更新换代、人们需求改变等等。
行为文化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生存或生活方式的总合。行为文化是文化有机体活的历史，体现着区别于其他文化有机体的鲜明的文化特征，是物质文化系统运行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产实践的经验在大尺度时间上的精华沉淀，并对物质文化系统所要求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存在正面或反面的积极与消极的作用。行为文化相对制度文化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它在长期存在的过程中，其核心部分形成该文化有机体的精神文化，因而受到精神文化的制约。
行为文化的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从易变到稳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规范或人们交往的规则、涵盖生活各方面的各种风俗、信仰等规范化的行为仪式。
行为文化的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从易变到稳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规范或人们交往的规则、涵盖生活各方面的各种风俗、信仰等规范化的行为仪式。
人首先是生物体，最基础的生活活动是衣食住行。在长期的物质文化生产中，文化有机体形成固定的具有自己特点和特征的衣食住行的方式。这部分与物质生活资料的在历史上的获得方式紧密相关，因而也具有地域性的特征。比如吃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维持人们生存的生理上的需要，但是种植什么作物即吃什么、食物如何加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食即如何吃等等就具有一种文化选择的特征。随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会发生变化，但在大尺度的范围上，人们还是保留维持着长期以来固有的历史习惯。
在文化有机体中的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文化有机体给予个体的自由，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其余的人基本不会干涉。因而生活方式层次上的行为的固定性较易于改变。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不同文化体的人们相互渗透，生活方面的习惯有越来越趋同的趋势。得益于现代传播手段，大众的消费习惯包括生活、体育、娱乐很容易被引导到某一特定的范型，这就形成了流行文化。
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能够形成一种流行时尚，离不开时尚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资源的滋养，由于文化的自恰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其他方面的思维和行为的决策偏好，寓教于乐的原理也是这样。
在文化有机体中的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文化有机体给予个体的自由，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其余的人基本不会干涉。因而生活方式层次上的行为的固定性较易于改变。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不同文化体的人们相互渗透，生活方面的习惯有越来越趋同的趋势。得益于现代传播手段，大众的消费习惯包括生活、体育、娱乐很容易被引导到某一特定的范型，这就形成了流行文化。
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能够形成一种流行时尚，离不开时尚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资源的滋养，由于文化的自恰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其他方面的思维和行为的决策偏好，寓教于乐的原理也是这样。
每一个文化有机体都具有自己有别于其他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大尺度的历史演化所留存下来的周期性、规范化的日常但又神圣的仪式行为，如：祭祀、风俗、节日、庆典等等。这些行为文化渗透日常的世俗生活而为文化中的人们所必须，也反映着、传递着和强化着精神文化的特定内涵，它因地、因时、因人而形成固定化的范式或模式，从而为本文化所独有，所有的仪式大体上都带有原始宗教信仰的遗迹，也体现了历史尺度上的生活经验的高度凝结。在文化日益全球化融合的今天，独具特色的民族行为文化方式的延续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是目前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的一个途径，但这毕竟只适应于极少数极鲜明特色的行为文化，丰富的庞杂的原始的各种行为文化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而形成的全球化必然使得各行为文化相互交融、混杂融合而不断地产生新阶段、新时代的新的行为文化。
中华大地号称礼仪之邦，从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所有的行为都曾经制定过相应的礼仪，“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形成一套庞大、繁复的完整体系，服饰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礼的体系如此繁复，以至于普通的人是不可能统统掌握的，专门从事于礼仪这份伟大的事业的就是儒，就像现在西方的律师一样在生活中占据这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期性的仪式活动，把连绵不断的日子定义成一个个的节，这些节点的日子是族群凝聚、区分他我的原始的组织和动员方式，当然是非暴力方式，它是产生本文化内部道德标准体系的主要来源。有了丰富细致的礼仪，人的生活就样式化了，选择少了，也就相对地轻松愉快地简单了，也就不可能为“存在”、“本质”所困扰，从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上。
维护文化体系安全的暴力方式对外是兵事、对内为刑，“国之大事，唯祀与兵”。当儒家学说把礼从行为体系中抽取、升华、再加工为思想体系时，维护礼的暴力系统从中分化出了法。法成为制度文化的主干的时候，乐就渐渐地消失和失传了，人性的自由和礼法的束缚失去了平衡，假道学等由此而生。
中华大地号称礼仪之邦，从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所有的行为都曾经制定过相应的礼仪，“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形成一套庞大、繁复的完整体系，服饰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礼的体系如此繁复，以至于普通的人是不可能统统掌握的，专门从事于礼仪这份伟大的事业的就是儒，就像现在西方的律师一样在生活中占据这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期性的仪式活动，把连绵不断的日子定义成一个个的节，这些节点的日子是族群凝聚、区分他我的原始的组织和动员方式，当然是非暴力方式，它是产生本文化内部道德标准体系的主要来源。有了丰富细致的礼仪，人的生活就样式化了，选择少了，也就相对地轻松愉快地简单了，也就不可能为“存在”、“本质”所困扰，从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上。
维护文化体系安全的暴力方式对外是兵事、对内为刑，“国之大事，唯祀与兵”。当儒家学说把礼从行为体系中抽取、升华、再加工为思想体系时，维护礼的暴力系统从中分化出了法。法成为制度文化的主干的时候，乐就渐渐地消失和失传了，人性的自由和礼法的束缚失去了平衡，假道学等由此而生。
语言是人们交流、交往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是表达人们情感和思想的工具和载体，也是一个文化有机体的鲜明的重要特征。语言是伴随人们的生产劳动分工合作的沟通要求而产生的，并在长期积累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语言从产生开始就包含着它所产生情景中的所有的信息如感情思想价值观等等，它是人成为人的基础条件。人们认识世界从语言开始，人们的意识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思考的工具和桥梁。当一个人掌握多门语言的时候，即便他可以习惯用其他的语言来思考、表达，但是母语依然是学习理解这些后学语言的桥梁工具。语言的含义是如此丰富，他不仅超越历史，也超越现实，从而构造出人类所特有的虚拟的精神家园。同样，相同的意思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了人们在交往中的规则和人与人、人与物的特殊关系，如敬语、忌语等等。
语言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语言元素不断积累、丰富更趋完善的结果。它是社会的人们基于交流沟通的需要创造的。我们知道，人的意识是在人的大脑中产生的，人的大脑严格地被保护在颅骨之中，并不与外界接触，它所思考或加工的基础元素材料均来自于外部世界。大脑与外部世界链接的方式就是人体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为人与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物质中介，从而在自己的意识或大脑里建立了外部世界、客观事物的观念或印象。
当人们需要交流时，一个人要将外部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某一事物展现给其他人认识，他将真实的具体的认识对象具体真实地呈现给他要交流的人，有时是不现实的，有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一种替代物来代表所要表达认识的事物，这个替代物包含客观对象的全息信息，如果不能全息替代，则应尽量丰富地表达对象的固有特征。这个替代物的选择以交流对象能够真实接受才有意义。从人的感觉器官来看，眼对图画、雕塑等形态、形状的表达方式最为敏感，耳对声音的感觉最直接，那么客观对象的替代物以丰富完整的图形信息和生动变化的声音信息来模拟就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这就是语言文字产生的需求背景。汉字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创造是以图像来直接描绘它所代表或表达的事务，要想还原汉字文字所表达的含义，那就要意会，意会的意象和元初的事物当然有差别，文字的含义也就会越来越丰富，这是生生不息的过程，而不是精确地定义和限制约束的过程，因此它长于沟通、理解和共感，而不是追求丝毫不差的准确。
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的演化，语言文字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与客观事物对应的人脑中的事物随动系统。当人脑中一经产生客观事物的意识，并为社会全体成员认可，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媒介，那么这种媒介就成为不再依赖具体的外部事物而存在的一种客观存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直接可以通过媒介自身达到认识的目的。
当人们通过声音直接实时地交流时，这个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客观事物通过感官进入人脑，在人脑中找到相应的语言文字，加工组织，变成声音信息，通过人的口表达出来，对面的人通过人耳接受这些声音信息，在人脑中找到相应的语言文字，解构这些信息，还原成对应的客观事物，达成人脑对这个特定的客观事物的认识。面对面的交流，还可以实时反馈，从而可以使人精确地把握住这个要交流的事物的特征信息。
通过语言文字，人们也可以实现非面对面的交流，从而拓宽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渠道。例如看书：事物-人脑-文字-媒介如纸张-人眼-文字-事物-人脑这样的过程。当语言文字沉淀在传播媒介上时，人们就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交流，当然这是单向的交流。
当人们以语言文字交流时，就不可避免地先入为主地受到了语言文字所包含的世界观的影响。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产生的构造无不体现着对事物客观特征的观念概括，以及认识事物、表达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所以，当人们交流时，不知不觉中就被文化了，因为他的交流方式就是一种文化的，换句话说，人作为社会的人存在时，他就是一个文化的人，他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他成为人的初始化资源都是文化的。
一个具体的人出生是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环境当中，当他还没有意识甚至还在生命的孕育阶段的时候，他的生理本能就处在文化的引导陶冶之中了。他周围有什么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具体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潜移默化地深入进了他的潜意识。当他开始呀呀学语，语言本身所携带的精神文化包括原始朴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植入他的行为文化体系中。面对什么样的情景他又如何地反应，这些就是行为文化模式的初始情形。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时期的行为或创伤会持续地在人的一生当中或隐或显地发挥巨大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在物理空间、经济供给、政治权利方面与社会中其他家庭相对独立地隔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人的初始阶段的成长天然地受到家庭的决定性的影响。家教给了人行为文化的初始化，造就了人内心的情智结构，因而完成了人原始的行为文化模式。在家庭当中，担当文化授受的人主要是母亲，她的文化传承也是来自历史即她的长辈和她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具体的个人的行为文化模式既有所处的文化有机体的文化共性也有家庭和个人的行为个性。当一个人在家庭当中，行为文化模式发育不成熟，走向社会后行为模式自我完善的过程缺失，那么他所担负的文化传承的任务将不能圆满地完成，他的后代必然地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实际长大的巨婴人数量越来越多，那么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增大。
一个人要胜任自己所要担负的社会角色，仅靠家庭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系统的社会教育所担负起的培育人的任务就十分重要。社会教育有两种形式：正规的正式教育如学校、私塾、家庭教师等等，另外就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自己得到的奖惩、体悟。
无论如何，社会教育都不能代替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初始化的结果根深蒂固，生活习惯、生活习性、行为作风等等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不是不能改变，但是很困难。文化有机体的行为文化，也就是现实社会人们行为文化的共性形成我们所谓的国民性。有了家庭教育这一杯酒垫底，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就可能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以这杯酒来对付。
我们经常遇到的潜规则就是行为文化对制度文化的反动或反抗。具有制度文化执行功能的人，他同时也是行为文化系统中的人，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时，人们的内心倾向于行为文化的选择，更易于将动机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而制度文化所要求的行为更易于表现为表面外在的姿态。在中国文化中，社会更倾向于熟人社会，内部人现象就是行为文化的结果。公事公办，被认为最不理想的状态或结果。对于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法制是统摄乌合之众的最有效最合理的手段，当然，对于西方社会，由于其是单一宗教社会，同一个上帝之下的平等和自由的民众并不是乌合之众，依法治国是西方社会唯一公平和正确的选择。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依法治国，将使得帝国和社会极其容易地陷入崩溃，如秦。只有行为文化的科学体系儒家主导社会行为文化，才有可能使得社会行为文化传承稳定、连绵不绝，而与之相适应的又与之利益冲突的制度文化却陷入周期性的崩溃和再生的无尽循环。
语言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语言元素不断积累、丰富更趋完善的结果。它是社会的人们基于交流沟通的需要创造的。我们知道，人的意识是在人的大脑中产生的，人的大脑严格地被保护在颅骨之中，并不与外界接触，它所思考或加工的基础元素材料均来自于外部世界。大脑与外部世界链接的方式就是人体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为人与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物质中介，从而在自己的意识或大脑里建立了外部世界、客观事物的观念或印象。
当人们需要交流时，一个人要将外部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某一事物展现给其他人认识，他将真实的具体的认识对象具体真实地呈现给他要交流的人，有时是不现实的，有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一种替代物来代表所要表达认识的事物，这个替代物包含客观对象的全息信息，如果不能全息替代，则应尽量丰富地表达对象的固有特征。这个替代物的选择以交流对象能够真实接受才有意义。从人的感觉器官来看，眼对图画、雕塑等形态、形状的表达方式最为敏感，耳对声音的感觉最直接，那么客观对象的替代物以丰富完整的图形信息和生动变化的声音信息来模拟就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这就是语言文字产生的需求背景。汉字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创造是以图像来直接描绘它所代表或表达的事务，要想还原汉字文字所表达的含义，那就要意会，意会的意象和元初的事物当然有差别，文字的含义也就会越来越丰富，这是生生不息的过程，而不是精确地定义和限制约束的过程，因此它长于沟通、理解和共感，而不是追求丝毫不差的准确。
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的演化，语言文字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与客观事物对应的人脑中的事物随动系统。当人脑中一经产生客观事物的意识，并为社会全体成员认可，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媒介，那么这种媒介就成为不再依赖具体的外部事物而存在的一种客观存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直接可以通过媒介自身达到认识的目的。
当人们通过声音直接实时地交流时，这个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客观事物通过感官进入人脑，在人脑中找到相应的语言文字，加工组织，变成声音信息，通过人的口表达出来，对面的人通过人耳接受这些声音信息，在人脑中找到相应的语言文字，解构这些信息，还原成对应的客观事物，达成人脑对这个特定的客观事物的认识。面对面的交流，还可以实时反馈，从而可以使人精确地把握住这个要交流的事物的特征信息。
通过语言文字，人们也可以实现非面对面的交流，从而拓宽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渠道。例如看书：事物-人脑-文字-媒介如纸张-人眼-文字-事物-人脑这样的过程。当语言文字沉淀在传播媒介上时，人们就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交流，当然这是单向的交流。
当人们以语言文字交流时，就不可避免地先入为主地受到了语言文字所包含的世界观的影响。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产生的构造无不体现着对事物客观特征的观念概括，以及认识事物、表达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所以，当人们交流时，不知不觉中就被文化了，因为他的交流方式就是一种文化的，换句话说，人作为社会的人存在时，他就是一个文化的人，他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他成为人的初始化资源都是文化的。
一个具体的人出生是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环境当中，当他还没有意识甚至还在生命的孕育阶段的时候，他的生理本能就处在文化的引导陶冶之中了。他周围有什么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具体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潜移默化地深入进了他的潜意识。当他开始呀呀学语，语言本身所携带的精神文化包括原始朴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植入他的行为文化体系中。面对什么样的情景他又如何地反应，这些就是行为文化模式的初始情形。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时期的行为或创伤会持续地在人的一生当中或隐或显地发挥巨大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在物理空间、经济供给、政治权利方面与社会中其他家庭相对独立地隔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人的初始阶段的成长天然地受到家庭的决定性的影响。家教给了人行为文化的初始化，造就了人内心的情智结构，因而完成了人原始的行为文化模式。在家庭当中，担当文化授受的人主要是母亲，她的文化传承也是来自历史即她的长辈和她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具体的个人的行为文化模式既有所处的文化有机体的文化共性也有家庭和个人的行为个性。当一个人在家庭当中，行为文化模式发育不成熟，走向社会后行为模式自我完善的过程缺失，那么他所担负的文化传承的任务将不能圆满地完成，他的后代必然地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实际长大的巨婴人数量越来越多，那么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增大。
一个人要胜任自己所要担负的社会角色，仅靠家庭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系统的社会教育所担负起的培育人的任务就十分重要。社会教育有两种形式：正规的正式教育如学校、私塾、家庭教师等等，另外就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自己得到的奖惩、体悟。
无论如何，社会教育都不能代替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初始化的结果根深蒂固，生活习惯、生活习性、行为作风等等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不是不能改变，但是很困难。文化有机体的行为文化，也就是现实社会人们行为文化的共性形成我们所谓的国民性。有了家庭教育这一杯酒垫底，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就可能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以这杯酒来对付。
我们经常遇到的潜规则就是行为文化对制度文化的反动或反抗。具有制度文化执行功能的人，他同时也是行为文化系统中的人，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时，人们的内心倾向于行为文化的选择，更易于将动机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而制度文化所要求的行为更易于表现为表面外在的姿态。在中国文化中，社会更倾向于熟人社会，内部人现象就是行为文化的结果。公事公办，被认为最不理想的状态或结果。对于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法制是统摄乌合之众的最有效最合理的手段，当然，对于西方社会，由于其是单一宗教社会，同一个上帝之下的平等和自由的民众并不是乌合之众，依法治国是西方社会唯一公平和正确的选择。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依法治国，将使得帝国和社会极其容易地陷入崩溃，如秦。只有行为文化的科学体系儒家主导社会行为文化，才有可能使得社会行为文化传承稳定、连绵不绝，而与之相适应的又与之利益冲突的制度文化却陷入周期性的崩溃和再生的无尽循环。
概括起来说，行为文化的具体内容无非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沟通所历史地形成的各种行为方式、行为规则、生活中的各种庆祝仪式、祭祀内容和方式以及图腾崇拜等等。
传承文化的是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具体的个人的生老病死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但是作为种群的文化有机体的组成数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的传承也就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而没有中断的时点，除非种族灭绝。因此，行为文化的迁移是缓慢的困难的。虽然如此，行为文化的迁移也是可以发生的。
我们将行为文化模式看作一个黑箱，黑箱的输出就是文化有机体在输入信号也就是行为刺激下依据行为文化模式所作出的反应。行为文化的迁移，也就是要改变黑箱内部的结构即行为模式，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当然就是改变这个黑箱的传递函数。人外在的表现在相同的输入或刺激下，黑箱或行为模式的输出或反应改变了，不同于以往黑箱所作的反应了，这就变了一个人。
人或者人的群体的行为，是由人的思想或价值观所决定的。自己认为正确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去做，对自己不利或认为不正确的事就避免去做。人们作出某种行为是各种考量综合判断下的结果。文化有机体行为文化的变迁的外部原因是自然和人文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内部原因是先进文化分子元素的形成或者其他文化的元素的吸收消化。行为文化变迁的方式有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变以及制度文化的引导和各层次新文化资源的涵养等导致的精神文化主导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变迁。当行为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消失了，行为文化自然随之改变，以适应新的物质文化基础。
制度文化引导行为文化的变迁大概有以下几种方式
1威逼
文化有机体的主导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和维护统治的目的，强制推行一系列自己倡导的行为规范。采取的手段就是暴力手段、强制手段，如清朝初期的留发不留头，民国初期的剪辫子，甚至改变生育习惯和传统精神文化的某些政策等等。
2利诱
对于主导集团倡导的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或惩罚。如五好家庭，如最美理发师，如见义勇为奖，在其他诸侯国赎回做奴隶的本国臣民政府奖励一头牛，考上状元光耀门庭，南京彭宇学雷锋扶起过马路的老太太要赔偿医疗费，长途车上遇到抢劫的反抗被刀子捅死白死等等。
3宣传号召提倡暗示
对于陈规陋习，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正确的思想理论、科学知识，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传统节日、习俗作为法定节假日，这些法律法规对于引导社会行为文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行为文化在微尺度上是个人习惯、生活作风，在小尺度上表现为家庭教养，在中尺度上的表现是团体的标识体系CIS，在大尺度上的表现叫国民性，更广的尺度上哲学概括为人性。行为文化的迁移或曰改造国民性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行为文化新格式化或新模式化的道德规范要渗入人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传承文化的是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具体的个人的生老病死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但是作为种群的文化有机体的组成数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的传承也就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而没有中断的时点，除非种族灭绝。因此，行为文化的迁移是缓慢的困难的。虽然如此，行为文化的迁移也是可以发生的。
我们将行为文化模式看作一个黑箱，黑箱的输出就是文化有机体在输入信号也就是行为刺激下依据行为文化模式所作出的反应。行为文化的迁移，也就是要改变黑箱内部的结构即行为模式，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当然就是改变这个黑箱的传递函数。人外在的表现在相同的输入或刺激下，黑箱或行为模式的输出或反应改变了，不同于以往黑箱所作的反应了，这就变了一个人。
人或者人的群体的行为，是由人的思想或价值观所决定的。自己认为正确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去做，对自己不利或认为不正确的事就避免去做。人们作出某种行为是各种考量综合判断下的结果。文化有机体行为文化的变迁的外部原因是自然和人文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内部原因是先进文化分子元素的形成或者其他文化的元素的吸收消化。行为文化变迁的方式有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变以及制度文化的引导和各层次新文化资源的涵养等导致的精神文化主导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变迁。当行为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消失了，行为文化自然随之改变，以适应新的物质文化基础。
制度文化引导行为文化的变迁大概有以下几种方式
1威逼
文化有机体的主导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和维护统治的目的，强制推行一系列自己倡导的行为规范。采取的手段就是暴力手段、强制手段，如清朝初期的留发不留头，民国初期的剪辫子，甚至改变生育习惯和传统精神文化的某些政策等等。
2利诱
对于主导集团倡导的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或惩罚。如五好家庭，如最美理发师，如见义勇为奖，在其他诸侯国赎回做奴隶的本国臣民政府奖励一头牛，考上状元光耀门庭，南京彭宇学雷锋扶起过马路的老太太要赔偿医疗费，长途车上遇到抢劫的反抗被刀子捅死白死等等。
3宣传号召提倡暗示
对于陈规陋习，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正确的思想理论、科学知识，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传统节日、习俗作为法定节假日，这些法律法规对于引导社会行为文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行为文化在微尺度上是个人习惯、生活作风，在小尺度上表现为家庭教养，在中尺度上的表现是团体的标识体系CIS，在大尺度上的表现叫国民性，更广的尺度上哲学概括为人性。行为文化的迁移或曰改造国民性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行为文化新格式化或新模式化的道德规范要渗入人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制度文化是社会中具有支配地位的社团所人为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带有强制性质，制度文化的实施以武力为后盾，在空间上是武力所及的范围，从时间上看是武力所存在的时段，从人员上看，是武力范围内的所有人，不仅仅是单一文化的人，而可能包括不同子文化的人。因为制度文化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实体，因此制度文化在时间上并不是长期稳定的，它随着这些实体的消亡解散而消失，随着新的社会团体居于社会支配地位而新生。跟行为文化的自然形成和历史积淀不同，制度文化是人为制定的。它反映的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强势集团的意志，其本质是暴力系统。没有暴力的保证，制度就是空洞的条条文文，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制度文化的涉及范围相当广，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到文化资源库都必须得到制度的约束，这个社会才能规范和条理地运行。
制度文化的设计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人们的行为结果在可预测的确定范围内，从而这些人群所组成的社会呈现出一种秩序和平稳运行的状态。一个制度文化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系统所涵盖的人群的有效需求和认知系统上。从字面上理解，无论是制、法或者律，都意味着规范强制的含义，自然也就有惩罚警戒的作用。制度文化一般不通过奖赏来运行，主要的还是靠惩罚和伤害来实现。既然要靠威胁伤害来实现制度的运行，首先要使得社会的相关个体都明确地知道危险来自哪里，产生一种对制度的畏惧感。制度文化不会使得人产生某种行为的动机，他只是外在地后发地衡量人们行为的结果。不教而诛达不到设立制度的目的，若出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情况，任何制度都是无效的。制度文化是组织民众、规范行为的手段，从来不可能是人生的目的，统治阶级将制度文化凌驾于行为文化之上乃是一种欺骗行为。
一个制度体系的细节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要随着社会发展的状况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人们行为的变化。法无禁止即可行，从道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人们的行为的产生是由他的动机驱动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价值观，自身的约束是心中的道德律，法律只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后手段，当行为文化崩溃之后，制度文化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靠制度文化代替行为文化的道德约束，社会墒增日复一日，那么制度文化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行为规范体系，不仅社会运行成本不可想象，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也会极度变差。天下苦秦久矣，是强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礼的约束，没有乐的教化，就会使得人们感到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失去了制度文化运行的内在动力。在制度文化的运行过程中，统治者的意志要通过统治集团来实施，统治集团对统治者“忠”，统治者的意志才能表达实现，如果统治集团变成倒戈将军，统治者就是孤家寡人，他就失去了实现自己意志的基础和力量来源；被统治者对统治集团“信”，相信违法乱纪会得到惩罚，统治者集团的统治才能实现，当被统治者不“信”时，统治集团的张牙舞爪就变成可笑的木偶剧和皮影戏。制度文化本质上靠威吓来发生作用，当制度文化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以至于沦为某种意义上的玩物，或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制度文化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意义。当不“忠”不“信”发生时，制度文化威逼和利诱的功能就无从实现，现实的制度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崩溃了，就会成为新的制度文化建立的基础废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上帝的终归上帝，凯撒的还归凯撒，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制的度，是对人的行为的强制规范的程度，制度文化脱离了行为文化的配合将寸步难行。
正因为制度文化并不可能也不应该包罗万象地将人们的行为全部地规范起来，也由于制度文化总是表面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在制度体系的空白和缝隙里，在与制度文化相反相成的互动中，潜规则和黑社会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实际的运行空间，从而构成各种隐蔽灰暗的社会微权力谱系。要消除这些阴暗面，单靠制度文化的自身完善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制度文化要靠人来执行、来实现，这就需要行为文化的文明进步，提高人们认识事物间客观规律的综合水平，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整个社会集体的良好运行中间接地得到自己和他人的最大利益，这也就是道德的本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将依赖于相应的文化资源的充裕而有效地供给，而显性的主流文化资源是符合精神文化的，所以，制度文化终究还是要受到精神文化制约的。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是民主制度任期制不可克服的BUG。
由于制度文化的自身内容非常丰富，在这里要详细地讨论是不可能的，仅就其主要要素及其与文化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作一下简单的说明。
制度文化首先要规定时间和空间的秩序问题即历法和本文化有机体的物理地域，它是本文化体内人们生存活动的最根本的基础条件。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是精确的科学的还是拟想的巫术的取决于物质文化的内容，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制度文化的文明程度。
其次，制度文化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物质文化范畴内的规定性。制度文化的核心是社会财富如何产生、如何分配，它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中的各个组成个体对物质文化产品的占有方式以及保证这种占有方式顺利进行、消除反抗、调节社会各组成个体局部非根本利益关系冲突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实现这些特定功能的社会实体的综合。制度文化规定了文化有机体中各部分的在社会资源物质财富上的地位等级关系也是在极端情况下需要做出利益牺牲的序列次序。
再次，制度文化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制度文化的运行需要担负各项制度功能的社会实体。这些功能实体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的联系即自身功能的实现也需要制度来规范。那么这些制度的嵌套最终会有一个核心，一个根本的原始的元实体来给自身规范自我运行机制和对自身之外的其他所有实体给出强制规定性。这个核心元实体是文化有机体中最有力的部分，它天然地掌握着文化的暴力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暴力的结果。这个元实体是由本文化有机体的文化资源所决定的，是文化资源中物质资源的发展水平、行为文化的历史因素、哲学思想和宗教元素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形态上来说，元实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实体内部的决策机制是不同意见的简单表决还是不同意见的强制统一，是现代政治划分民主还是独裁的衡量标志。制度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只看它能不能使得自身文化有机体有效地自恰即能不能与自身的精神、行为、物质文化系统完美地适应，能不能使自身的文化资源生生不息、日益丰富地为整个文化有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制度文化所以能制住人，是因为它抓住了人性中的弱点和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可以说制度文化充满了各种套路和各种欺骗，无论什么样的政客某种意义上都是不折不扣的骗子和流氓。
马斯洛讲过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制度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地兼顾到社会个体的各项需求，就能调动社会个体的物质文化生产的积极性。相反，制度文化损害了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就会压制社会个体物质文化生产的内在驱动力，使得生产力水平不能有效释放。当人们所有的需求都能像空气一样充盈和满足时，人就是自由的，无欲则刚，人类就会得到最终的解放，制度文化自然就会消亡。然而，只是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利益的冲突。没有欲望，就没有思想，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规定性，人类社会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
制度文化的设计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人们的行为结果在可预测的确定范围内，从而这些人群所组成的社会呈现出一种秩序和平稳运行的状态。一个制度文化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系统所涵盖的人群的有效需求和认知系统上。从字面上理解，无论是制、法或者律，都意味着规范强制的含义，自然也就有惩罚警戒的作用。制度文化一般不通过奖赏来运行，主要的还是靠惩罚和伤害来实现。既然要靠威胁伤害来实现制度的运行，首先要使得社会的相关个体都明确地知道危险来自哪里，产生一种对制度的畏惧感。制度文化不会使得人产生某种行为的动机，他只是外在地后发地衡量人们行为的结果。不教而诛达不到设立制度的目的，若出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情况，任何制度都是无效的。制度文化是组织民众、规范行为的手段，从来不可能是人生的目的，统治阶级将制度文化凌驾于行为文化之上乃是一种欺骗行为。
一个制度体系的细节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要随着社会发展的状况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人们行为的变化。法无禁止即可行，从道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人们的行为的产生是由他的动机驱动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价值观，自身的约束是心中的道德律，法律只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后手段，当行为文化崩溃之后，制度文化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靠制度文化代替行为文化的道德约束，社会墒增日复一日，那么制度文化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行为规范体系，不仅社会运行成本不可想象，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也会极度变差。天下苦秦久矣，是强秦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礼的约束，没有乐的教化，就会使得人们感到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失去了制度文化运行的内在动力。在制度文化的运行过程中，统治者的意志要通过统治集团来实施，统治集团对统治者“忠”，统治者的意志才能表达实现，如果统治集团变成倒戈将军，统治者就是孤家寡人，他就失去了实现自己意志的基础和力量来源；被统治者对统治集团“信”，相信违法乱纪会得到惩罚，统治者集团的统治才能实现，当被统治者不“信”时，统治集团的张牙舞爪就变成可笑的木偶剧和皮影戏。制度文化本质上靠威吓来发生作用，当制度文化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以至于沦为某种意义上的玩物，或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制度文化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意义。当不“忠”不“信”发生时，制度文化威逼和利诱的功能就无从实现，现实的制度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崩溃了，就会成为新的制度文化建立的基础废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上帝的终归上帝，凯撒的还归凯撒，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制的度，是对人的行为的强制规范的程度，制度文化脱离了行为文化的配合将寸步难行。
正因为制度文化并不可能也不应该包罗万象地将人们的行为全部地规范起来，也由于制度文化总是表面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在制度体系的空白和缝隙里，在与制度文化相反相成的互动中，潜规则和黑社会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实际的运行空间，从而构成各种隐蔽灰暗的社会微权力谱系。要消除这些阴暗面，单靠制度文化的自身完善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制度文化要靠人来执行、来实现，这就需要行为文化的文明进步，提高人们认识事物间客观规律的综合水平，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从整个社会集体的良好运行中间接地得到自己和他人的最大利益，这也就是道德的本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将依赖于相应的文化资源的充裕而有效地供给，而显性的主流文化资源是符合精神文化的，所以，制度文化终究还是要受到精神文化制约的。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是民主制度任期制不可克服的BUG。
由于制度文化的自身内容非常丰富，在这里要详细地讨论是不可能的，仅就其主要要素及其与文化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作一下简单的说明。
制度文化首先要规定时间和空间的秩序问题即历法和本文化有机体的物理地域，它是本文化体内人们生存活动的最根本的基础条件。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是精确的科学的还是拟想的巫术的取决于物质文化的内容，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制度文化的文明程度。
其次，制度文化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物质文化范畴内的规定性。制度文化的核心是社会财富如何产生、如何分配，它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中的各个组成个体对物质文化产品的占有方式以及保证这种占有方式顺利进行、消除反抗、调节社会各组成个体局部非根本利益关系冲突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实现这些特定功能的社会实体的综合。制度文化规定了文化有机体中各部分的在社会资源物质财富上的地位等级关系也是在极端情况下需要做出利益牺牲的序列次序。
再次，制度文化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制度文化的运行需要担负各项制度功能的社会实体。这些功能实体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的联系即自身功能的实现也需要制度来规范。那么这些制度的嵌套最终会有一个核心，一个根本的原始的元实体来给自身规范自我运行机制和对自身之外的其他所有实体给出强制规定性。这个核心元实体是文化有机体中最有力的部分，它天然地掌握着文化的暴力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暴力的结果。这个元实体是由本文化有机体的文化资源所决定的，是文化资源中物质资源的发展水平、行为文化的历史因素、哲学思想和宗教元素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形态上来说，元实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实体内部的决策机制是不同意见的简单表决还是不同意见的强制统一，是现代政治划分民主还是独裁的衡量标志。制度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只看它能不能使得自身文化有机体有效地自恰即能不能与自身的精神、行为、物质文化系统完美地适应，能不能使自身的文化资源生生不息、日益丰富地为整个文化有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制度文化所以能制住人，是因为它抓住了人性中的弱点和人的各种需求。因此可以说制度文化充满了各种套路和各种欺骗，无论什么样的政客某种意义上都是不折不扣的骗子和流氓。
马斯洛讲过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制度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地兼顾到社会个体的各项需求，就能调动社会个体的物质文化生产的积极性。相反，制度文化损害了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就会压制社会个体物质文化生产的内在驱动力，使得生产力水平不能有效释放。当人们所有的需求都能像空气一样充盈和满足时，人就是自由的，无欲则刚，人类就会得到最终的解放，制度文化自然就会消亡。然而，只是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利益的冲突。没有欲望，就没有思想，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规定性，人类社会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
精神文化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核心价值观和终极理想和关怀等等，是文化的潜意识部分，无意识地存在于文化的全体人员的内心之中，外现为文化的道德氛围、社会心理、民族性格、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等等类似于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
精神文化虽然难以用语言文字清晰地表达，但深刻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精神文化受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文化资源库的影响而缓慢变迁，是文化的核心特征。精神文化规范制约物质文化生产的形式或种类以及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
如果说行为文化是看得见的文化有机体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那么精神文化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本质特征。精神文化是行为文化背后的动机和意义，它是比行为文化最高段的信仰还要本质的部分。如果说行为文化是作为黑箱的文化模式在刺激下的反应的集合，那么精神文化就是这个黑箱内部的构造或结构也就是文化模式的本身或本质。
一个文化有机体要形成成熟的精神文化，需要大尺度的行为文化的历史积淀。它存在于文化有机体的核心内部，难以用具体的外在工具如语言文字等等来系统地外化，我们只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作用，任何作为文化迁移的具体手段，都不可能立即触及到它的本质，因为这些具体的手段方式所以能够发生作用的核心本质就是精神文化元素本身，也就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诞生、成长、发展，其精神文化基本上也不会有多么大的变化，它应该是文化有机体的DNA。
精神文化虽然难以用语言文字清晰地表达，但深刻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精神文化受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文化资源库的影响而缓慢变迁，是文化的核心特征。精神文化规范制约物质文化生产的形式或种类以及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
如果说行为文化是看得见的文化有机体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那么精神文化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本质特征。精神文化是行为文化背后的动机和意义，它是比行为文化最高段的信仰还要本质的部分。如果说行为文化是作为黑箱的文化模式在刺激下的反应的集合，那么精神文化就是这个黑箱内部的构造或结构也就是文化模式的本身或本质。
一个文化有机体要形成成熟的精神文化，需要大尺度的行为文化的历史积淀。它存在于文化有机体的核心内部，难以用具体的外在工具如语言文字等等来系统地外化，我们只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作用，任何作为文化迁移的具体手段，都不可能立即触及到它的本质，因为这些具体的手段方式所以能够发生作用的核心本质就是精神文化元素本身，也就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诞生、成长、发展，其精神文化基本上也不会有多么大的变化，它应该是文化有机体的DNA。
文化中能够传承的所有知识和经验、主流非主流的思想理论、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内生的外来的亦或者新生的腐朽的各种文化因素都会以一定的形式或方式显现或掩蔽地存在于文化的人群或各种媒介载体内。文化资源库的内容十分丰富，其富有程度决定了文化的深度、广度、持续性，是某一文化强盛的特征。文化的新生元素在这里产生，已成为历史的显性文化元素在这里保存，文化资源为文化的各个部分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文化资源库兼收并蓄，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中介。
如果说物质文化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制度文化是社会运行的内部结构，行为文化是人们交往的规范和自身存在的方式，精神文化是文化有机体的灵魂，那么文化资源就是这些文化在媒介上的外在表现和积累沉淀，也就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综合。文化资源是文化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得以存在和相互作用的基础和媒介，也是文化有机体和外部文化有机体交流的载体和中介。
文化有机体作为一个实体，其组成元素不外乎两部分：人和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不过是文化有机体内人和文化资源的组合方式。文化资源中的一部分进入文化有机体的人群或社会组织形式之中，成为现实的文化有机体的显性部分，文化资源中暂时没有显现出来的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源沉淀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无论是文化有机体的内部或外部环境改变，这些沉淀的部分会重新进入文化有机体的现实组织方式之中替代置换或改良某些文化元素，使得文化有机体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应对变化的因素，保持文化有机体的活力和持续生命力。如果不能进入文化有机体的显性显示部分，有一些文化资源自然会长时间处于隐性状态，随着传承的成本增加，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文化有机体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在于其核心元素-人对文化资源的掌控能力。人要运用文化资源就要首先了解学习自己所处的文化有机体所保有的所有的文化资源。所以，对文化有机体中的人进行自始至终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资源有其文化特征的边界，因此文化资源也具有库的形式。
文化资源是基本文化有机体单元的人组织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亦即文化资源按照其组织用途也可以从低级到高级分为几个层次：
最基础的文化资源是自然环境的物质条件，每一个文化有机体都处于具体的物理位置，其所分布的地域特点决定了它的自然环境下的物质条件的好坏，也就决定了其物质文化生产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有机体提供了其文化特征的物质资源。
文化资源中人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它也具有类物质的特点，是文化有机体中战胜自然界获取物质财富能力的强大的物质文化中生产力资源。
人们的知识经验，知识和经验虽然达不到科学技术的普适客观程度，具有概率性的特点，但它也是对特定的事物以及对特定具体情景的有效应对方法和处理策略的总结，这些策略性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是文化有机体各个层次上重要而丰富的应对环境的文化资源
民俗娱乐，文化有机体内日常生活方式的综合等等是其行为文化的资源元素。
文学艺术，文化有机体历史和现实中所产生的自成体系的审美类精神产品的综合，很大程度上作为行为文化的资源元素。
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文化有机体历史和现实中所产生的自成体系的求真类精神产品的综合，很大程度上作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资源元素。
与外部文化有机体的文化交流，文化有机体接受吸收外部文化资源的部分，经过转化可以成为本文化的各种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传递或传播的媒介和手段，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极其丰富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趋先进和多样。文化的无序传播，对于主干的制度文化的权威会带来预见或不预见的损害，所以制度文化会对文化资源的供给、传递、传播加以审查和限制。
如果说物质文化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制度文化是社会运行的内部结构，行为文化是人们交往的规范和自身存在的方式，精神文化是文化有机体的灵魂，那么文化资源就是这些文化在媒介上的外在表现和积累沉淀，也就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综合。文化资源是文化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得以存在和相互作用的基础和媒介，也是文化有机体和外部文化有机体交流的载体和中介。
文化有机体作为一个实体，其组成元素不外乎两部分：人和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不过是文化有机体内人和文化资源的组合方式。文化资源中的一部分进入文化有机体的人群或社会组织形式之中，成为现实的文化有机体的显性部分，文化资源中暂时没有显现出来的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源沉淀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无论是文化有机体的内部或外部环境改变，这些沉淀的部分会重新进入文化有机体的现实组织方式之中替代置换或改良某些文化元素，使得文化有机体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应对变化的因素，保持文化有机体的活力和持续生命力。如果不能进入文化有机体的显性显示部分，有一些文化资源自然会长时间处于隐性状态，随着传承的成本增加，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文化有机体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在于其核心元素-人对文化资源的掌控能力。人要运用文化资源就要首先了解学习自己所处的文化有机体所保有的所有的文化资源。所以，对文化有机体中的人进行自始至终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资源有其文化特征的边界，因此文化资源也具有库的形式。
文化资源是基本文化有机体单元的人组织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亦即文化资源按照其组织用途也可以从低级到高级分为几个层次：
最基础的文化资源是自然环境的物质条件，每一个文化有机体都处于具体的物理位置，其所分布的地域特点决定了它的自然环境下的物质条件的好坏，也就决定了其物质文化生产的特性。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有机体提供了其文化特征的物质资源。
文化资源中人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它也具有类物质的特点，是文化有机体中战胜自然界获取物质财富能力的强大的物质文化中生产力资源。
人们的知识经验，知识和经验虽然达不到科学技术的普适客观程度，具有概率性的特点，但它也是对特定的事物以及对特定具体情景的有效应对方法和处理策略的总结，这些策略性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是文化有机体各个层次上重要而丰富的应对环境的文化资源
民俗娱乐，文化有机体内日常生活方式的综合等等是其行为文化的资源元素。
文学艺术，文化有机体历史和现实中所产生的自成体系的审美类精神产品的综合，很大程度上作为行为文化的资源元素。
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文化有机体历史和现实中所产生的自成体系的求真类精神产品的综合，很大程度上作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资源元素。
与外部文化有机体的文化交流，文化有机体接受吸收外部文化资源的部分，经过转化可以成为本文化的各种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传递或传播的媒介和手段，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极其丰富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趋先进和多样。文化的无序传播，对于主干的制度文化的权威会带来预见或不预见的损害，所以制度文化会对文化资源的供给、传递、传播加以审查和限制。
社会的人组成的文化有机体中，精神文化回答人为什么活着，行为文化的内容是教会人们怎样活着或生活的内容、方式、方法，制度文化规定人应该怎样活、不应该怎样活，物质文化提供人们活着的基础条件和人的意志实现的设施、工具等人的能力的物质延长，文化资源里面储存人们生产的用来生存、生活的各种物质、行为、制度、精神方面的资源并能够时时提供人活着需要的各种资源。
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应当是这样的:精神文化制约着人们做正确的事，行为文化影响人们正确地做事，制度文化为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武力保障，惩恶扬善，物质文化不断进步，使得文化空间不断扩大，时间持续加长，文而化之的人越来越多。文化资源库不断成长、丰富，作为滋养文化各部分的根系环境，富含它们所需要的各种营养而不匮乏，调整文化各部分的冲突元素，使得文化各部分相互协调，取向一致，达到文化体系的自洽。文化资源库是文化中最具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的部分，任何限制、干扰都可能使之萎缩，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体系的活力和繁荣。
一般地，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制度文化的先进程度和行为文化的文明阶段，反之，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也会制约物质文化生产的内容和发展的方式，物质文化归根结底是要满足文化体内人们的各种需求的，而这些需求的产生都来自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体个部分相互作用提供媒介和各种作用通道，制度文化控制文化体各部分以及自身之间的联系作用以及联系作用的强度。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就是单一经济因素下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以及什么手段和媒介，具体的传递函数是怎样的，在这样的问题探索下，笼统的一个定性的断语就化为一门实际的科学。决定者的什么因素怎样决定了被决定者的什么形态，被决定者又是怎样来反作用于决定者的，是像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的物理方式还是无机、有机的化学方式？这是文化学中应该详尽地推导研究的课题。实际上，制度文化不仅仅由物质生产的水平所决定，它很大程度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有机体自身演化的历史，取决于文化资源库中精神文化因素、行为文化因素的作用。如果这些文化因素不能够自洽地运行，那么制度文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是不稳定的和暂态的。
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应当是这样的:精神文化制约着人们做正确的事，行为文化影响人们正确地做事，制度文化为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武力保障，惩恶扬善，物质文化不断进步，使得文化空间不断扩大，时间持续加长，文而化之的人越来越多。文化资源库不断成长、丰富，作为滋养文化各部分的根系环境，富含它们所需要的各种营养而不匮乏，调整文化各部分的冲突元素，使得文化各部分相互协调，取向一致，达到文化体系的自洽。文化资源库是文化中最具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的部分，任何限制、干扰都可能使之萎缩，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体系的活力和繁荣。
一般地，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制度文化的先进程度和行为文化的文明阶段，反之，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也会制约物质文化生产的内容和发展的方式，物质文化归根结底是要满足文化体内人们的各种需求的，而这些需求的产生都来自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体个部分相互作用提供媒介和各种作用通道，制度文化控制文化体各部分以及自身之间的联系作用以及联系作用的强度。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就是单一经济因素下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以及什么手段和媒介，具体的传递函数是怎样的，在这样的问题探索下，笼统的一个定性的断语就化为一门实际的科学。决定者的什么因素怎样决定了被决定者的什么形态，被决定者又是怎样来反作用于决定者的，是像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的物理方式还是无机、有机的化学方式？这是文化学中应该详尽地推导研究的课题。实际上，制度文化不仅仅由物质生产的水平所决定，它很大程度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有机体自身演化的历史，取决于文化资源库中精神文化因素、行为文化因素的作用。如果这些文化因素不能够自洽地运行，那么制度文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是不稳定的和暂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