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孙立平：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转载)
转贴：谁是毁灭圆明园的真凶？
2016-10-16 12:49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圆明园。从康熙到咸丰，清朝六代皇帝用了150年的时间，耗费无法统计的巨资，建成了这个占地五千二百亩的皇家园林。又一个150多年过去了，圆明园为何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有两个问题，人们经常搞不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圆明园是谁烧的？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八国联军。第二个问题是，圆明园是怎样被彻底毁掉的？很多人可能认为是一把火烧掉的。然而你知道的历史往往不是真相，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圆明园被毁的真相是什么？这成了一段公案。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之后，顺便将园子烧掉，以此毁灭他们的犯罪证据。但后来又出现不同的说法。有观点认为，圆明园被焚后的100多年间，又遭遇了多次空前的、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大劫难，这才是一代名园彻底毁灭的根源！梳理历史脉络，还原圆明园毁灭的真实面目，很残酷，也很令人难堪。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谁是毁灭圆明园的真凶？”
“有辱朕躬，断不可行”
圆明园的劫难，究其发端，应为1856年10月起、1860年10月止，断断续续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整个国家已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可叹满清政府犹自狂傲无知、迂腐自闭。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打打停停一年多的时间里，英法联军多次提出停战协商解决，均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这位总督大人端坐衙门求仙拜神，亲自扶乩，得了一句话“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他有恃无恐，既不交涉，也不谈判，甚至也不防守！既不谈，又不打，还不守，更不防，也不撤，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还不跑！束手就擒时，他还气定神闲地继续扶乩！被人称为“六不总督”。
1858年2月11日，英法联军发出照会，希望清廷派人到上海谈判，但仍然遭到拒绝，清廷让英法去广州找叶名琛的继任者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打了胜战的洋人岂能听任清廷摆布，于是4月9日至13日分头北上。在先进火器面前，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的僧格林沁王爷的部队不是对手，屡战屡败。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5月26日，兵不血刃进占天津，离北京仅咫尺之遥！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要点在于“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按现代外交语言来解释，也就是双方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不平等的内容当然也有，例如为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800万两白银等。
可《天津条约》在咸丰皇帝看来，却只是缓兵之计，他根本就不准备履约。《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英法两国按事先约定，遣使赴京完成最后一道手续，以结束战争状态。不料，咸丰皇帝连北京的门槛都不想让英法公使踏进！经他授意，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一举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咸丰皇帝欣喜若狂，立即宣布《天津条约》作废！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在北塘登陆，迅速攻下了大沽炮台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抵达通州以后，9月14日，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再次派出代表，打着停战白旗前往清军大营谈判。
借用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
当时大清帝国与英法联军代表在北京通州的谈判接近尾声。英法方面代表巴夏礼坚持国家之间一律平等，按国际惯例，外国公使要觐见皇上，亲递国书。咸丰皇帝坚持要求外国使臣对其行三拜九叩之礼，而讲究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使臣则坚决不肯接受，清廷便认为这“有辱圣躬，断不可行”。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主要就是怕外国公使在他这个“中央之国”皇帝的面前不愿三跪九叩而失了面子，乱了“天下大一统”的纲常。
双方在这问题上互不相让，结果一言不合，大清全权代表载垣命令僧格林沁率兵在通州张家湾将包括《泰晤士报》记者在内一行39人的谈判使团一网打尽，绑架为人质，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说明英法联军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朝廷对英法开战则被宣布为“剿夷”、“讨逆”。
英法被俘人员分成两部分。以巴夏礼、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为首的9个人，被扣留后直接送到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监。其他人被分押在大兴、房山、密云、昌平等北京周边的一些州县的监狱里。据资料记载，押解部分人质的时候，清兵用水泡过的皮绳捆住了他们的双手，而且再也没有解开过。皮绳越勒越紧，用不了几天，捆绑处开始腐烂生蛆。他们被反捆双手，跪在地上，几天水米未进。《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了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被野狗分食……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他说，一天就可繁殖1000只蛆虫！
满清朝廷一直把巴夏礼看成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然后大举进剿，必可稳操胜券。谁知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咸丰闻讯后如惊弓之鸟，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残部稍事抵抗，随后逃走。法军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闯至圆明园大宫门。二十多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但寡不敌众，以身殉职。晚7时，法军攻占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在《圆明园词》自注中写着：“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这话意思是，英法联军到圆明园里，并没有进屋子，还相互告诫说千万别进去，要是里面的东西丢了，人家要你赔的。但是等他们走后，有一些穷旗人反而群起进入抢劫。怕被人发现，干脆放火烧园。英法联军知道后，才回过头抢劫。
按照英法联军士兵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清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士兵们，住在宫殿里，垂涎三尺。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他们是在几天后，联军司令部商量后才下手的。10月7日，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的住房。
10月7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洗劫一番以后，英法联军撤离了圆明园。咸丰听说圆明园被劫后，愤恨不已，害怕他们继续洗劫紫禁城，于是命人和英法联军谈判。这样，双方来到谈判桌上。在谈判的时候，英法联军要求释放被清政府扣押的谈判代表。
扣押英法人质一个月后，清政府被逼无奈将他们交还，把他们送到德胜门外的英军军营。此时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仅有18人存活下来，还有一说是20人被虐死，19人存活。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看来违反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了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这件事彻底激怒了英法两国。英国公使额尔金认为，自己作为对华全权公使，不能保护谈判人员，怎能向女王政府和公众舆论交代？于是决意实施报复，纵火焚烧圆明园。
2016-10-16 12:49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圆明园。从康熙到咸丰，清朝六代皇帝用了150年的时间，耗费无法统计的巨资，建成了这个占地五千二百亩的皇家园林。又一个150多年过去了，圆明园为何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有两个问题，人们经常搞不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圆明园是谁烧的？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八国联军。第二个问题是，圆明园是怎样被彻底毁掉的？很多人可能认为是一把火烧掉的。然而你知道的历史往往不是真相，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圆明园被毁的真相是什么？这成了一段公案。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之后，顺便将园子烧掉，以此毁灭他们的犯罪证据。但后来又出现不同的说法。有观点认为，圆明园被焚后的100多年间，又遭遇了多次空前的、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大劫难，这才是一代名园彻底毁灭的根源！梳理历史脉络，还原圆明园毁灭的真实面目，很残酷，也很令人难堪。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谁是毁灭圆明园的真凶？”
“有辱朕躬，断不可行”
圆明园的劫难，究其发端，应为1856年10月起、1860年10月止，断断续续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整个国家已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可叹满清政府犹自狂傲无知、迂腐自闭。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打打停停一年多的时间里，英法联军多次提出停战协商解决，均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这位总督大人端坐衙门求仙拜神，亲自扶乩，得了一句话“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他有恃无恐，既不交涉，也不谈判，甚至也不防守！既不谈，又不打，还不守，更不防，也不撤，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还不跑！束手就擒时，他还气定神闲地继续扶乩！被人称为“六不总督”。
1858年2月11日，英法联军发出照会，希望清廷派人到上海谈判，但仍然遭到拒绝，清廷让英法去广州找叶名琛的继任者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打了胜战的洋人岂能听任清廷摆布，于是4月9日至13日分头北上。在先进火器面前，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的僧格林沁王爷的部队不是对手，屡战屡败。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5月26日，兵不血刃进占天津，离北京仅咫尺之遥！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要点在于“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按现代外交语言来解释，也就是双方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不平等的内容当然也有，例如为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800万两白银等。
可《天津条约》在咸丰皇帝看来，却只是缓兵之计，他根本就不准备履约。《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英法两国按事先约定，遣使赴京完成最后一道手续，以结束战争状态。不料，咸丰皇帝连北京的门槛都不想让英法公使踏进！经他授意，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一举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咸丰皇帝欣喜若狂，立即宣布《天津条约》作废！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在北塘登陆，迅速攻下了大沽炮台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抵达通州以后，9月14日，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再次派出代表，打着停战白旗前往清军大营谈判。
借用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
当时大清帝国与英法联军代表在北京通州的谈判接近尾声。英法方面代表巴夏礼坚持国家之间一律平等，按国际惯例，外国公使要觐见皇上，亲递国书。咸丰皇帝坚持要求外国使臣对其行三拜九叩之礼，而讲究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使臣则坚决不肯接受，清廷便认为这“有辱圣躬，断不可行”。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主要就是怕外国公使在他这个“中央之国”皇帝的面前不愿三跪九叩而失了面子，乱了“天下大一统”的纲常。
双方在这问题上互不相让，结果一言不合，大清全权代表载垣命令僧格林沁率兵在通州张家湾将包括《泰晤士报》记者在内一行39人的谈判使团一网打尽，绑架为人质，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说明英法联军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朝廷对英法开战则被宣布为“剿夷”、“讨逆”。
英法被俘人员分成两部分。以巴夏礼、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为首的9个人，被扣留后直接送到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监。其他人被分押在大兴、房山、密云、昌平等北京周边的一些州县的监狱里。据资料记载，押解部分人质的时候，清兵用水泡过的皮绳捆住了他们的双手，而且再也没有解开过。皮绳越勒越紧，用不了几天，捆绑处开始腐烂生蛆。他们被反捆双手，跪在地上，几天水米未进。《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了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被野狗分食……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他说，一天就可繁殖1000只蛆虫！
满清朝廷一直把巴夏礼看成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然后大举进剿，必可稳操胜券。谁知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咸丰闻讯后如惊弓之鸟，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残部稍事抵抗，随后逃走。法军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闯至圆明园大宫门。二十多名圆明园技勇太监同敌人接仗，但寡不敌众，以身殉职。晚7时，法军攻占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
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在《圆明园词》自注中写着：“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这话意思是，英法联军到圆明园里，并没有进屋子，还相互告诫说千万别进去，要是里面的东西丢了，人家要你赔的。但是等他们走后，有一些穷旗人反而群起进入抢劫。怕被人发现，干脆放火烧园。英法联军知道后，才回过头抢劫。
按照英法联军士兵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清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士兵们，住在宫殿里，垂涎三尺。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他们是在几天后，联军司令部商量后才下手的。10月7日，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的住房。
10月7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后，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外务大臣：“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
洗劫一番以后，英法联军撤离了圆明园。咸丰听说圆明园被劫后，愤恨不已，害怕他们继续洗劫紫禁城，于是命人和英法联军谈判。这样，双方来到谈判桌上。在谈判的时候，英法联军要求释放被清政府扣押的谈判代表。
扣押英法人质一个月后，清政府被逼无奈将他们交还，把他们送到德胜门外的英军军营。此时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仅有18人存活下来，还有一说是20人被虐死，19人存活。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看来违反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了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这件事彻底激怒了英法两国。英国公使额尔金认为，自己作为对华全权公使，不能保护谈判人员，怎能向女王政府和公众舆论交代？于是决意实施报复，纵火焚烧圆明园。
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说法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为了掩盖劫掠圆明园的罪证，要销赃灭迹”。其实英国人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法。英国人之所以要火烧圆明园，是因为“圆明园是中国皇帝最宠爱的东西”，圆明园当时并非仅是清帝的游乐行宫，而是清廷的另一政治统治中心。英军总帅格兰特说：“额尔金爵士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才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也讲：“彻底焚毁圆明园……可以证明联军已经旗开得胜，耀武扬威地占领了北京。”
另外，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英国人焚毁圆明园最直接的原因是要迫使清政府尽快地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他们能够按原定的计划从北京撤出。英法联军从香港出发的时候，还是春天，他们的军官和士兵身着春装，但是北京到了11月天气就冷了，所以英法联军在出发的时候就定下了撤军的日期，在11月1号以前，要撤离北京。在关键时刻，法国军队选择了退出。事实上，法国军队只参加了抢劫，而坚持认为焚烧圆明园是“野蛮的事情”。
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秋高气爽，英军第一师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向圆明园进发。英军把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并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允许士兵们把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据为己有。被旁遮普团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英磅之巨。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英军派了三批人烧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
英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中国的目击者同样目睹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恭亲王奕䜣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
额尔金认为，焚毁圆明园可以对清统治者产生震慑作用。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受此打击，清朝谈判代表、恭亲王奕䜣完全接受了英法提出的一切条件。在10月24日、25日，他分别和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对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成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不到一年就死于热河。而圆明园的劫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陈文波《圆明园残毁考》以及《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等资料记载，圆明园于1860年10月18日惨遭焚掠之后，尚有为数不少的园林景点和大量建筑得以存留下来。因此地仍属皇家禁园，慈禧和同治曾断断续续择要加以重修，直至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还曾修葺过圆明园双鹤斋、课农轩等建筑。光绪及西太后曾多次到园中游幸。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后妃及诸多王公大臣仓皇出逃山西，圆明园二度遭劫。但在诸多史料中，没有八国联军染指圆明园的记载，竟是八旗兵丁和匪民所为！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近百座建筑物，全被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圆明园的打劫者，“除英法联军之外，确有大批当地土匪和暴民。英法联军仅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而土匪则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争相捡拾丢弃于路边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而打劫活动之烈，简直可以说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盛况空前！就以1860年10月15日至18日火烧圆明园之前为例，“前后三天之间，就有五百多车宝贝从园内运出！园内稀世珍宝、绫罗绸缎几乎被洗劫一空，搬不走的珍稀瓷器文物，则大多被野蛮损毁！”
末了，强盗和匪民们还竞相纵火，将其付诸一炬！国人此等行径，仅从后来北京琉璃厂等古玩市场上比比皆是、目不暇接的圆明园、故宫等文物之热闹兴旺，也可窥其一斑。
圆明园的毁灭历经了四大劫难
实际上，圆明园的毁灭历经了四次大的劫难，火劫，木劫，石劫，土劫。火是英法联军放的，但有资料记载，火种却是中国老百姓提供的。晚清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的《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里记载，英法联军刚进圆明园时，还没有烧，只是在抢劫。旁边的各色中国百姓聚集在圆明园外，他们借来梯子和架子，翻进圆明园里跟着一起抢。后来联军准备放火，发现没有火种，老百姓拿着秸秆、火盆纷纷赶来，给联军提供火种。
更可悲的是，据说最初英法联军并没有找到圆明园，是中国人把他们带去的。当过光绪皇帝户部郎中的杨云史在他的著作《檀青引》中写到：“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而《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却说：“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狡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龚孝拱是谁？他乃是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的儿子。
圆明园遭遇的第二劫是木劫。最积极的是大批当地百姓，以及清朝驻守西郊的士兵和各种社会闲散人员。大火里残存的木质建筑，木桥上的柱子、桩子，还有无数名贵古老的大松柏，全都被抢走了，几乎所有的古树也都被砍掉搬走，有些人甚至把这木头烧成木炭拿出去卖。短短一个月，圆明园所有的古树被挖干净，所有的木头全部搬空。据说当时周边镇上的木材市场，堆积如山。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圆明园遭遇了第三次劫难，石劫。这时候政局混乱，没人管圆明园了，各路人马都跑来抢东西，这次的目标是石头。民国初期的军阀，甚至把圆明园当做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宣统一朝档案留下了不少圆明园继续遭劫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圆明园余财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诸如徐世昌拆走圆明园中的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将园内大批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运走，修建自己的私园和陵墓。又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巡阅使曹锟、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亨等均有此等劣迹。
仅京兆尹刘梦庚一人，在1922年秋季的25天内，就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当时先后驻防西苑一带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国民军十一师、张作霖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都曾强行拆除圆明园围墙，私行出售砖石，或用以圈建西苑操场。颐和园、中山公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处，也相继运走了大批石件。
圆明园大量的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30年代初，在翻建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时，经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
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搜罗、劫运了20多年！后人称此劫难为圆明园火劫、木劫之后的“石劫”。
剩下最后的、更为彻底的便是一场劫无可劫的“土劫”了！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将昔日的皇家园林变成了麦垅相望的田庄。1940年以后，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经过这“火劫”、“木劫”、“石劫”、“土劫”四大劫难，园内本来幸存及后来陆续修复的近百座建筑物，又被我们中国人拆抢一空。圆明园，这一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胜地，从此面目全非。
这大概就是圆明园毁灭的过程。它的起点是英法联军的火，但更大的破坏是后面百年时间里中国人自己所为。值得深思的是，目睹圆明园被焚，为什么百姓的心态竟是那样的幸灾乐祸？火烧圆明园40年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京畿百姓“竟纷纷立洋旗于自家门前，反盼洋兵保护”。民心到了这个地步，对国家来说，难道不比一个皇家园林被焚还更为可怕么？
本文综合摘编自搜狐文化、《文史参考》
另外，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英国人焚毁圆明园最直接的原因是要迫使清政府尽快地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他们能够按原定的计划从北京撤出。英法联军从香港出发的时候，还是春天，他们的军官和士兵身着春装，但是北京到了11月天气就冷了，所以英法联军在出发的时候就定下了撤军的日期，在11月1号以前，要撤离北京。在关键时刻，法国军队选择了退出。事实上，法国军队只参加了抢劫，而坚持认为焚烧圆明园是“野蛮的事情”。
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秋高气爽，英军第一师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向圆明园进发。英军把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并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允许士兵们把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据为己有。被旁遮普团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英磅之巨。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英军派了三批人烧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
英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中国的目击者同样目睹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恭亲王奕䜣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
额尔金认为，焚毁圆明园可以对清统治者产生震慑作用。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受此打击，清朝谈判代表、恭亲王奕䜣完全接受了英法提出的一切条件。在10月24日、25日，他分别和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对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成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不到一年就死于热河。而圆明园的劫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陈文波《圆明园残毁考》以及《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等资料记载，圆明园于1860年10月18日惨遭焚掠之后，尚有为数不少的园林景点和大量建筑得以存留下来。因此地仍属皇家禁园，慈禧和同治曾断断续续择要加以重修，直至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还曾修葺过圆明园双鹤斋、课农轩等建筑。光绪及西太后曾多次到园中游幸。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后妃及诸多王公大臣仓皇出逃山西，圆明园二度遭劫。但在诸多史料中，没有八国联军染指圆明园的记载，竟是八旗兵丁和匪民所为！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近百座建筑物，全被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使圆明园的建筑和古树名木遭到彻底毁灭。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圆明园的打劫者，“除英法联军之外，确有大批当地土匪和暴民。英法联军仅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而土匪则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争相捡拾丢弃于路边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而打劫活动之烈，简直可以说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盛况空前！就以1860年10月15日至18日火烧圆明园之前为例，“前后三天之间，就有五百多车宝贝从园内运出！园内稀世珍宝、绫罗绸缎几乎被洗劫一空，搬不走的珍稀瓷器文物，则大多被野蛮损毁！”
末了，强盗和匪民们还竞相纵火，将其付诸一炬！国人此等行径，仅从后来北京琉璃厂等古玩市场上比比皆是、目不暇接的圆明园、故宫等文物之热闹兴旺，也可窥其一斑。
圆明园的毁灭历经了四大劫难
实际上，圆明园的毁灭历经了四次大的劫难，火劫，木劫，石劫，土劫。火是英法联军放的，但有资料记载，火种却是中国老百姓提供的。晚清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的《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里记载，英法联军刚进圆明园时，还没有烧，只是在抢劫。旁边的各色中国百姓聚集在圆明园外，他们借来梯子和架子，翻进圆明园里跟着一起抢。后来联军准备放火，发现没有火种，老百姓拿着秸秆、火盆纷纷赶来，给联军提供火种。
更可悲的是，据说最初英法联军并没有找到圆明园，是中国人把他们带去的。当过光绪皇帝户部郎中的杨云史在他的著作《檀青引》中写到：“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而《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却说：“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狡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龚孝拱是谁？他乃是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的儿子。
圆明园遭遇的第二劫是木劫。最积极的是大批当地百姓，以及清朝驻守西郊的士兵和各种社会闲散人员。大火里残存的木质建筑，木桥上的柱子、桩子，还有无数名贵古老的大松柏，全都被抢走了，几乎所有的古树也都被砍掉搬走，有些人甚至把这木头烧成木炭拿出去卖。短短一个月，圆明园所有的古树被挖干净，所有的木头全部搬空。据说当时周边镇上的木材市场，堆积如山。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圆明园遭遇了第三次劫难，石劫。这时候政局混乱，没人管圆明园了，各路人马都跑来抢东西，这次的目标是石头。民国初期的军阀，甚至把圆明园当做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宣统一朝档案留下了不少圆明园继续遭劫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圆明园余财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诸如徐世昌拆走圆明园中的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将园内大批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运走，修建自己的私园和陵墓。又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巡阅使曹锟、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亨等均有此等劣迹。
仅京兆尹刘梦庚一人，在1922年秋季的25天内，就强行运走长春园太湖石623大车、绮春园云片石104大车。当时先后驻防西苑一带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国民军十一师、张作霖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都曾强行拆除圆明园围墙，私行出售砖石，或用以圈建西苑操场。颐和园、中山公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处，也相继运走了大批石件。
圆明园大量的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30年代初，在翻建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时，经北平市特别政府批准，将圆明园南边和东边的虎皮石围墙全行拆除，砸成石碴用以铺路。
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搜罗、劫运了20多年！后人称此劫难为圆明园火劫、木劫之后的“石劫”。
剩下最后的、更为彻底的便是一场劫无可劫的“土劫”了！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将昔日的皇家园林变成了麦垅相望的田庄。1940年以后，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经过这“火劫”、“木劫”、“石劫”、“土劫”四大劫难，园内本来幸存及后来陆续修复的近百座建筑物，又被我们中国人拆抢一空。圆明园，这一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胜地，从此面目全非。
这大概就是圆明园毁灭的过程。它的起点是英法联军的火，但更大的破坏是后面百年时间里中国人自己所为。值得深思的是，目睹圆明园被焚，为什么百姓的心态竟是那样的幸灾乐祸？火烧圆明园40年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京畿百姓“竟纷纷立洋旗于自家门前，反盼洋兵保护”。民心到了这个地步，对国家来说，难道不比一个皇家园林被焚还更为可怕么？
本文综合摘编自搜狐文化、《文史参考》
@回形镳 2016-10-30 21:13:26
@物之初 2016-10-30 17: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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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白金宫，如果论产权的话，也是英王的“私人产业”。
老百姓也不能随意进入。
你抢抢烧烧，试试看？
傻乎乎的，还自作聪明地乱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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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不要说英国白金宫，就算是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或邀请，国王都不能随意进入吗？更不用说烧抢了。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还傻乎乎地要1860年的中国老百姓不要去抢劫圆明园而是保卫圆明园，不是白痴是什么？
@物之初 2016-10-30 17: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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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白金宫，如果论产权的话，也是英王的“私人产业”。
老百姓也不能随意进入。
你抢抢烧烧，试试看？
傻乎乎的，还自作聪明地乱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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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不要说英国白金宫，就算是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或邀请，国王都不能随意进入吗？更不用说烧抢了。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还傻乎乎地要1860年的中国老百姓不要去抢劫圆明园而是保卫圆明园，不是白痴是什么？
@回形镳 2016-10-30 21:13:26
@物之初 2016-10-30 17: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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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白金宫，如果论产权的话，也是英王的“私人产业”。
老百姓也不能随意进入。
你抢抢烧烧，试试看？
傻乎乎的，还自作聪明地乱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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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不要说英国白金宫，就算是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或邀请，其他人甚至国王都不能随意进入，更不用说烧抢了。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还傻乎乎地要1860年的中国老百姓不要去抢劫圆明园而是保卫圆明园，不是白痴是什么？
@物之初 2016-10-30 17: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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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白金宫，如果论产权的话，也是英王的“私人产业”。
老百姓也不能随意进入。
你抢抢烧烧，试试看？
傻乎乎的，还自作聪明地乱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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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不要说英国白金宫，就算是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或邀请，其他人甚至国王都不能随意进入，更不用说烧抢了。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还傻乎乎地要1860年的中国老百姓不要去抢劫圆明园而是保卫圆明园，不是白痴是什么？
转贴：介子平：雾霾就是天塌了
2015-02-12 神州国光
百姓是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细切曰齑，全物曰菹。人民警察害人民，人民铁路坑人民，人民政府则算计人民。火炽水溢，容忍者总老百姓，巧取豪夺，施虐者总统治者，自古皆然。
谁曰不然，君不见每项新规出台，皆在控制与限制，皆在约束与管束。每项新规的背后，均有利益集团的无形黑手推动。“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原来是乳业巨头的策划，产不出怎办，添加三聚氰胺；“黄金有价玉无价”，则为宝石公司的市场营销。官的帮闲，商的帮忙，当一个营销成为国家战略，由国家领导人堂而皇之道出，当一个概念成为全民疯狂，迎合着心想事成的低智商，便为真正的大手笔。腐败案发后方知，石油系统由某个家族所控制，难怪国际油价涨，其理所当然嗖嗖涨，国际油价跌，其装聋作哑不吱声。石油系统如此，那么电力系统、煤炭系统、银行系统、保险系统，以及我所在的出版系统呢？专欲已成，众人不知，我很想知道自己如此起早贪黑、没明没夜地干活，到底是在为谁打工，后台老板、垂帘主子是谁？然自媒发出的是故事，发不出真相，官媒刊登的是内容，登不出内幕。
每至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必雇佣所谓专家鼓噪，学者扬言，以国情特殊论迷糊人，以内乱亡国说吓唬人。资中筠遂归纳道：“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赵南星《笑赞·三教》有笑话云：“一人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释迦，道士见之即移老君于中，僧来，又移释迦于中，士来，仍移孔子于中，三圣自相谓曰，我们自好好的，却被人搬来搬去，搬得我们坏了。”“国粹”“爱国”即他们轮流抬出的排位，而更为貌似神圣者，当属马列主义的旗号，每当他们做坏事时，必以此为大纛高牙。
张爱玲说：“权势是另种春药。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阴道。”在权势笼罩的国度，再荒诞的指令，也有人假装服从。松柏生来便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专家学者的话不可信，谁的话可听？
纵使尘埃落地，也会有声音，只不过你听不见罢了，但有人能闻其如雷，且声震屋瓦：一个国家的食品有多毒，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心有多毒；一个国家的水源有多脏，说明这个国家的官员有多脏；一个国家的空气有多差，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差；一个国家的维稳有多重，说明国家溃烂程度有多重；一个国家的官员家属从哪里往哪里跑，说明世界上的制度哪里最差、哪里最好。一个国家若绑架了教育，这个国家便不会有思想；一个国家若绑架了媒体，这个国家便不会有良心；一个国家若绑架了人民，这个国家便不会有尊严；一个国家若绑架了经济，这个国家便不会有公平；一个国家若绑架了法治，这个国家便不会有正义；一个国家若绑架了人权，这个国家便不会有自由！遂想起了曼德施塔姆的诗句：“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范仲淹尝言：“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然人心没尽，欲望无限，再厚的俸禄，也不可能以吨计，再高的福利，也不可能是满坑满谷的金条玉山。草泥乡里蟹横行，贪利禄，也贪道义，宋仁宗当年已无奈：“大臣无一人为国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其为在争，其谋在贪。一方是缟纻之投，杯酒之款，殆无虚日，朱门酒肉臭；一方是生计无着，前途无望，万里悲秋，路有冻死骨。这个时代有杜甫时代的尖锐，却无杜甫那样的诗人。
1883年，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对纽约世界报提出要求：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或腐败；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吝啬对穷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福利，绝不满足于仅仅刊载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多少年后，普利策仍为媒体良知之所在，这一思想不也政党及政府之良知？
帝王时代，遇水旱蝗，须下罪己诏反省所作所为何以触怒上天。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说话，天真倒塌下来了。时下遍布神州的雾霾，若在古人看来，那就是天塌了，可如今庙堂之上满朝文武皆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以为只不过一通工业污染，关停并转即是。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昔时文人慨叹“呜呼”，现在路人随口“妈的”。
2015-02-12 神州国光
百姓是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细切曰齑，全物曰菹。人民警察害人民，人民铁路坑人民，人民政府则算计人民。火炽水溢，容忍者总老百姓，巧取豪夺，施虐者总统治者，自古皆然。
谁曰不然，君不见每项新规出台，皆在控制与限制，皆在约束与管束。每项新规的背后，均有利益集团的无形黑手推动。“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原来是乳业巨头的策划，产不出怎办，添加三聚氰胺；“黄金有价玉无价”，则为宝石公司的市场营销。官的帮闲，商的帮忙，当一个营销成为国家战略，由国家领导人堂而皇之道出，当一个概念成为全民疯狂，迎合着心想事成的低智商，便为真正的大手笔。腐败案发后方知，石油系统由某个家族所控制，难怪国际油价涨，其理所当然嗖嗖涨，国际油价跌，其装聋作哑不吱声。石油系统如此，那么电力系统、煤炭系统、银行系统、保险系统，以及我所在的出版系统呢？专欲已成，众人不知，我很想知道自己如此起早贪黑、没明没夜地干活，到底是在为谁打工，后台老板、垂帘主子是谁？然自媒发出的是故事，发不出真相，官媒刊登的是内容，登不出内幕。
每至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必雇佣所谓专家鼓噪，学者扬言，以国情特殊论迷糊人，以内乱亡国说吓唬人。资中筠遂归纳道：“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赵南星《笑赞·三教》有笑话云：“一人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释迦，道士见之即移老君于中，僧来，又移释迦于中，士来，仍移孔子于中，三圣自相谓曰，我们自好好的，却被人搬来搬去，搬得我们坏了。”“国粹”“爱国”即他们轮流抬出的排位，而更为貌似神圣者，当属马列主义的旗号，每当他们做坏事时，必以此为大纛高牙。
张爱玲说：“权势是另种春药。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阴道。”在权势笼罩的国度，再荒诞的指令，也有人假装服从。松柏生来便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专家学者的话不可信，谁的话可听？
纵使尘埃落地，也会有声音，只不过你听不见罢了，但有人能闻其如雷，且声震屋瓦：一个国家的食品有多毒，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心有多毒；一个国家的水源有多脏，说明这个国家的官员有多脏；一个国家的空气有多差，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差；一个国家的维稳有多重，说明国家溃烂程度有多重；一个国家的官员家属从哪里往哪里跑，说明世界上的制度哪里最差、哪里最好。一个国家若绑架了教育，这个国家便不会有思想；一个国家若绑架了媒体，这个国家便不会有良心；一个国家若绑架了人民，这个国家便不会有尊严；一个国家若绑架了经济，这个国家便不会有公平；一个国家若绑架了法治，这个国家便不会有正义；一个国家若绑架了人权，这个国家便不会有自由！遂想起了曼德施塔姆的诗句：“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范仲淹尝言：“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然人心没尽，欲望无限，再厚的俸禄，也不可能以吨计，再高的福利，也不可能是满坑满谷的金条玉山。草泥乡里蟹横行，贪利禄，也贪道义，宋仁宗当年已无奈：“大臣无一人为国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其为在争，其谋在贪。一方是缟纻之投，杯酒之款，殆无虚日，朱门酒肉臭；一方是生计无着，前途无望，万里悲秋，路有冻死骨。这个时代有杜甫时代的尖锐，却无杜甫那样的诗人。
1883年，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对纽约世界报提出要求：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或腐败；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吝啬对穷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福利，绝不满足于仅仅刊载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多少年后，普利策仍为媒体良知之所在，这一思想不也政党及政府之良知？
帝王时代，遇水旱蝗，须下罪己诏反省所作所为何以触怒上天。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说话，天真倒塌下来了。时下遍布神州的雾霾，若在古人看来，那就是天塌了，可如今庙堂之上满朝文武皆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以为只不过一通工业污染，关停并转即是。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昔时文人慨叹“呜呼”，现在路人随口“妈的”。
张鸣：朝廷只剩一种声音
2016-11-05 理性致知
1899年，即戊戌政变后一年，一个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到中国。此时，山东和直隶两地，已经闹起了义和团，但朝廷还在剿抚之间摇摆，还没有拿定主意扶植义和团对付洋人。所以，在内藤所到之处，已经嗅到了排外的味道，但还没有遭遇危险。在华的洋人，该做生意的做生意，游历的游历，传教的传教。洋人的兵舰，在中国港口停泊，还不时地挑逗一下中国自己的兵舰。没有人会想到，不到一年，这些地方居然会掀起一场排外的大潮，闹的昏天黑地。
内藤在天津，见了严复，两个人笔谈了很久。对于中国变法，严复还能说及，但一涉及已经逃往在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不敢搭茬了。最后，内藤问到：“到北京能有什么人可以谈谈时务吗？”严复答道：“政变之后，士大夫钳口结舌，怎么能有人谈时务！”
转天，内藤到了北京，果然，一个人都不敢见他。在北京的日本人告诉他，在戊戌维新期间，北京翰林院的翰林们，特别喜欢见洋人，现在则踪影皆无，即使刻意找人都找不到。内藤想见一下李鸿章，但手续极为繁杂，折腾许久，还是见不成。但是，他在北京城内外游玩，想攀城墙，尽管有守军把守，他这个东洋鬼子，给了点钱，就可以登上城头，随意闲逛。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尽管北京城墙出奇的高大，但几小时工夫就失守。有这样的守军，一点都不奇怪。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一个人没见到的内藤，很是气闷。其实，比他还气闷的，此前还有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杰士，在戊戌政变之前，是被光绪皇帝请来做客卿（顾问）的。但是，等到他人到了北京，这边政变已经发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自由了。当然，尽管皇帝失去了自由，但来头很大的伊藤博文，却不能不见。只是，接见伊藤博文的光绪皇帝，能做的只是一具会说话的木偶。
愤愤不平的伊藤博文南下上海，见了中国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任命已经被撤销时，他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执意要给黄撑口袋，将黄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当然，黄遵宪作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悻悻地启程回国。
戊戌政变，要论起因，当然康梁一党有责任。不该策动军事冒险，置他们唯一依仗的皇帝于险境，把变法迅速而彻底地毁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西太后总是对变法下绊子，几乎让光绪感到绝望，谭嗣同之辈，也未必会出此下策。谭嗣同的冒险，给了西太后一个再度垂帘的借口。但是，发动政变，剿杀维新人士的做法，却让士人钳口结舌。北京城里，从此没有人敢见洋人，没有人敢谈时务。整个朝廷，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进而盲目排外的声音。一直以用洋货为耻，从来不见外国人的徐桐，成了朝廷第一号“理论家”。而冬烘而顽固的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成为朝中说话动静最大的人。
显然，如果西太后冷静下来，这样一边倒的局面，绝对不是她乐见的。但是，对权势的依恋，却让这个老太婆昏了头。顽固派大臣们，抓住了她的软肋，一再强调洋人不希望她垂帘这个事实，拖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跟洋人决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人敢提供相反的意见，西太后的决策，也就只有单向度的可能。
当唯一对洋人的担心，因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也被打消之后，庚子义和团之乱，也就没法避免了。几位懂点洋务的大臣，虽然在最后关头还是说了几句实话，一直以来被吓得噤声的光绪，也硬撑着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但是，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几位说了话的大臣，吃饭的家伙很快就丢了。光绪的脑袋之所以还在脖子上，是因为西太后还尊重祖制，不想特别造次。再说，替换皇帝的大阿哥早就准备下了，随时都可以废皇帝的。可以想象，如果义和团真的可以刀枪不入，洋人吃了败仗，那么，光绪多半小命不保。
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中国的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但历史却不会倒退。倒退的朝廷，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朝廷都差点给弄碎了。
2016-11-05 理性致知
1899年，即戊戌政变后一年，一个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到中国。此时，山东和直隶两地，已经闹起了义和团，但朝廷还在剿抚之间摇摆，还没有拿定主意扶植义和团对付洋人。所以，在内藤所到之处，已经嗅到了排外的味道，但还没有遭遇危险。在华的洋人，该做生意的做生意，游历的游历，传教的传教。洋人的兵舰，在中国港口停泊，还不时地挑逗一下中国自己的兵舰。没有人会想到，不到一年，这些地方居然会掀起一场排外的大潮，闹的昏天黑地。
内藤在天津，见了严复，两个人笔谈了很久。对于中国变法，严复还能说及，但一涉及已经逃往在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不敢搭茬了。最后，内藤问到：“到北京能有什么人可以谈谈时务吗？”严复答道：“政变之后，士大夫钳口结舌，怎么能有人谈时务！”
转天，内藤到了北京，果然，一个人都不敢见他。在北京的日本人告诉他，在戊戌维新期间，北京翰林院的翰林们，特别喜欢见洋人，现在则踪影皆无，即使刻意找人都找不到。内藤想见一下李鸿章，但手续极为繁杂，折腾许久，还是见不成。但是，他在北京城内外游玩，想攀城墙，尽管有守军把守，他这个东洋鬼子，给了点钱，就可以登上城头，随意闲逛。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尽管北京城墙出奇的高大，但几小时工夫就失守。有这样的守军，一点都不奇怪。
在北京待了十几天，一个人没见到的内藤，很是气闷。其实，比他还气闷的，此前还有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杰士，在戊戌政变之前，是被光绪皇帝请来做客卿（顾问）的。但是，等到他人到了北京，这边政变已经发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自由了。当然，尽管皇帝失去了自由，但来头很大的伊藤博文，却不能不见。只是，接见伊藤博文的光绪皇帝，能做的只是一具会说话的木偶。
愤愤不平的伊藤博文南下上海，见了中国最了解日本的黄遵宪。当得知黄遵宪的驻日公使任命已经被撤销时，他激动得要日本政府拒绝除黄遵宪之外的所有人选，执意要给黄撑口袋，将黄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当然，黄遵宪作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伊藤博文也只好悻悻地启程回国。
戊戌政变，要论起因，当然康梁一党有责任。不该策动军事冒险，置他们唯一依仗的皇帝于险境，把变法迅速而彻底地毁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西太后总是对变法下绊子，几乎让光绪感到绝望，谭嗣同之辈，也未必会出此下策。谭嗣同的冒险，给了西太后一个再度垂帘的借口。但是，发动政变，剿杀维新人士的做法，却让士人钳口结舌。北京城里，从此没有人敢见洋人，没有人敢谈时务。整个朝廷，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进而盲目排外的声音。一直以用洋货为耻，从来不见外国人的徐桐，成了朝廷第一号“理论家”。而冬烘而顽固的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成为朝中说话动静最大的人。
显然，如果西太后冷静下来，这样一边倒的局面，绝对不是她乐见的。但是，对权势的依恋，却让这个老太婆昏了头。顽固派大臣们，抓住了她的软肋，一再强调洋人不希望她垂帘这个事实，拖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跟洋人决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人敢提供相反的意见，西太后的决策，也就只有单向度的可能。
当唯一对洋人的担心，因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也被打消之后，庚子义和团之乱，也就没法避免了。几位懂点洋务的大臣，虽然在最后关头还是说了几句实话，一直以来被吓得噤声的光绪，也硬撑着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但是，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几位说了话的大臣，吃饭的家伙很快就丢了。光绪的脑袋之所以还在脖子上，是因为西太后还尊重祖制，不想特别造次。再说，替换皇帝的大阿哥早就准备下了，随时都可以废皇帝的。可以想象，如果义和团真的可以刀枪不入，洋人吃了败仗，那么，光绪多半小命不保。
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中国的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但历史却不会倒退。倒退的朝廷，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朝廷都差点给弄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