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只讲爱国，不敢提爱国的九大条件？

2014-05-16 来源：ak军事 编辑：join

人心之中所包藏的，大都是感情与理智二者。为情义殉节的，是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的人的所作所为;以智慧称道的，大都是辨理析疑，权衡名实的理学哲家。施用情感所依靠的是万物的贞操，但凡用之于性情中人身上，势必得到回报，然而如果以至诚的情感对待无操守、无底线的权谋家，就显得愚笨;施用智慧皆赖于对万事万物的格物致知，准确把握，因时制变，其缺陷就在于过于理性，使人感觉麻木冷漠。“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此之谓也。

若论古人情感之盛，大约谁也不如厕平，其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若论智慧的通达，可能谁也不能与老聃比肩，其了迭世谛，骑牛而逝。这二者各于情感、理智之上登峰造极。

当今的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正因为其无情，所以认为公共的安危，与自己的休戚荣辱毫不相干，这叫做无“爱国”心。也正因为没有智识，也就分不清物与我的界限，这叫做没有“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但是中国人看待国家，常常与社稷齐观，所以他们对于爱国的解释，是与忠君、爱党同义的。就是从本质上这样认为：当初首倡义兵，救万民于水火，拯苍生于倒悬从而艰难缔造大业的是我们的父辈祖辈，所以我们享有现在这种执政地位理所应当，人民拥护我们这种执政地位，就是“爱国”志士，人民不拥护，就是汉奸走狗。好像人人都必须为他的政权之兴亡更替自我牺牲，丝毫没有自由权利与身心幸福可言。

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近代欧美人对于国家的定义，乃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至于“犬马民众，以奉一党”之事，虽有僭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中国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所以想要让爱国教育得到推行，不可不教会民众把爱国与忠君、爱国与爱政府的概念分离开来。

华夏有两亡，有四忠：“两亡”便是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换国号、江山易主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后世顾颉刚先生将其引申为政权的更替与民族的兴亡，至为精辟。“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雅量高致、文武筹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为神忠，仗义疏财、让舍以民、急公好义者为人忠，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纣为虐、阻谏质纳者为犬忠，见风使舵，攀龙附凤，首鼠两端，心志残忍，损人利己者，为狼忠。

所谓神忠者，国际大同主义精神也，羊续、郑当时、尹翁归、白求恩、曼昆、诺贝尔即对此道奉行不辍，此一节已超越爱国主义范畴，姑且不论;‘人忠’则正是每个国人都应努力奉行的理念，也唯有‘人忠’的理念才能保证真正的以人为本，人忠的核心是：谁能让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就忠于谁。这种忠诚是有偿的，不是绝对的，什么时候你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百姓就有权推翻你，从新改组政府。

然而诡诈的独裁者生怕将爱国教育与忠君教育分开，百姓将不再为自己无偿牺牲，执政地位也会受到冲击，所以他们将犬忠与爱国混为一谈，并将践行犬忠之人封为爱国烈士，使其封妻荫子，并录入教材，广而告之，以固政权。对于那些着力践行神忠的人，就动用舆论说他们不着边际，志大才疏，没有立场，或隐而不提;对于那些因为践行‘人忠’而背叛自己的人，就污蔑他里通外国，卖国求荣;对于践行‘狼忠’的人，就谴责他们投机倒把，没有底线。

这样一来，百姓就长期陷入‘党国不分’、‘君国不分’的蒙昧怪圈，而统治者则可以长期坐享其成、蠹政害民了。

案例一：

唐玄宗眼泪汪汪道：“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要攻克睢阳，打进长安了，怎么办才好呢?”

郭子仪道：“您为什么不试着派个人对他们进行‘犬忠式’爱国主义教育呢?”

唐玄宗道：“睢阳太守张巡粮草不济，兵力不足，爱卿不说给他们添兵加粮，反而说要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为什么呢?”

郭子仪笑道：“如果‘犬忠式’爱国教育不能帮助陛下击溃叛军，臣甘领死罪!”

唐玄宗于是派南霁云这样跟张巡及其部下宣传：“爱国就是对大唐的忠诚和热爱。历数往昔，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魏征、尉迟敬德、秦琼等等，他们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大唐，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陇西军事贵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大唐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大唐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大唐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陇西军事贵族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唐子民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大唐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大唐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兴大唐，平定祸乱’的我们，要热爱大唐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大唐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大唐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唐势力所分裂侵占。”

张巡听罢，第二天就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并把她烹煮，给军士们当饭吃。军士们也都个个士气高昂，英勇作战，以一当十。叛军一连六个月寸步未尽，弹尽粮绝，险些被拖垮。

张巡死后，郭子仪轻而易举的击溃了处于强弩之末的叛军。

唐玄宗赞道：“多亏有张巡在，我的政权保住了!赶快把他的画像放入‘凌烟阁’纪念馆，并将其生平事迹录入教材，以便我在危难时刻再对百姓进行宣传!”

案例二：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君爱国之人固然是好的，但忠君爱国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君爱国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那时却出了不少忠君爱国之人，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君爱国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才有忠君爱国之人。”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君爱国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忠君爱国，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爱国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君爱国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以及秦国来说可说是忠君爱国了，可是这爱国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种不知思考、偏激狭隘的爱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案例三：

蒙恬堪称大秦帝国的一代“骁雄”(非枭雄)，他不仅打仗能够显示出英勇威武的大将气概和不一般的战略、战术指挥才能，而且在治理边塞和巩固国防等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可英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各色的小人，致使很多英雄经常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饮恨不能善终。蒙恬的死可以说是带着悲壮、无奈与叹惋。

蒙恬的弟弟蒙毅，他深受秦始皇宠信，位至上卿(高级执政官)。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除去他的宦职，但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

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赵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因此，黑手就首先伸向了蒙氏。

秦始皇死后，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

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30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

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

其亲随士兵都长叹道：“蒙将军难道不忠君爱国吗?竟无罪而被处死?”

使者背诵赵高的旨意，说：“大秦政府说你有罪，你如果说没有就是叛国，就是狡辩!我们应该誓死拥护政府!”

蒙恬不忍负忠君爱国之名，泣道：“我的罪过本该受死，我奉命从临洮到辽东构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

于是吞药自杀。

由此观之，爱国主义在专制社会中，不过是阴谋家铲除异己的一把利剑而已。

案例四：

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言，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做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虐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之后，却听信小人之言，将介子推及其一家全部烧死。

面对晋文公这类一心只想着功名大业的枭雄霸主，却还想要自己的犬忠式‘忠君爱国’得到回报，不也是痴心妄想吗?对于什么样的国家该尽职尽责，对于什么样的政府该鞠躬尽瘁，对于什么样的领导人应该剖肝沥胆，仁人志士能不细心加以推究吗?

案例五：

南宋末年，奸佞当道，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元军接连攻城克府，为昏庸腐朽的赵氏政权敲起了丧钟。

戍边大将陆秀夫据守一隅，拼死抵抗，元军一时受掣。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劝道：“自古兴亡有更替，逆顺有大体。赵宋王朝气数已尽，您现在负隅顽抗，除了给草地白白增加肥料之外，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归降!”

陆秀夫恶狠狠的斥责道：“元军暴虐，若得天下，必定饕餮放横，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况且自古不‘忠君爱国’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你们这些卖国贼终究不得好死。”

四人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次日，陆秀夫所守之地陷落，其见无计可施，唯有以死殉国，于是劝说妻子先行跳海，自己随后即至。

妻子疑惑道：“王朝更替的事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呢?赵家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基业才有天下的吗?当时柴氏宗族和北周子民有为此而跳河的吗?《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天道就在于使人弃旧图新，革故鼎新。《大甲》也说：‘顾天之明命。’不堪帝德的人终究会被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为何要因为历史的治乱周期而自杀呢?”

陆秀夫道：“这是爱国主义的需要!”于是将自己的妻子推下海，随后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跳了下去。

赵昺泣道：“朕犯了什么过错，为什么非死不可呢?难道不可以逃往江南避难吗?”

陆秀夫道：“江南现在一定已经被元军攻下，并沦为人间地狱了，您去那里只能受到敌军的折辱，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您再坚持一下就死了，不要废话太多!”

陆秀夫死后，忽必烈对征南大将军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今汝不杀，是吾曹彬也!”

于是伯颜攻取江南，全凭恩泽，未杀一人。

天下初定之后，忽必烈又拜郝经、姚枢、窦默、刘侃先后为相，励精图治，休养生息。

事实证明，元军攻取江南既没有像陆秀夫说的那样，烧杀抢掠，使其沦为地狱，郝经等四人也没有因为不‘忠君爱国’而不得好死。

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但凡是外姓入侵，必然得烧杀抢掠，暴政虐民，把天下搞得一团糟，也必然要戕害前代的领导核心。’

如果不这么说教，那么为一家一姓守卫政权的理论依据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犬儒、顺民、市侩、禄蠢所凝尽心血刻画的稗官野史里：曹丕必然私下凿船沉江，暗害献帝;满清也必然诛杀朱氏余孽，不留一人。他们当政之后，百姓也必须无一例外的‘追思前朝，力图光复’。

但是登位之后，罢战抚民，并且招降前朝旧臣似乎是每一个善弄权术的帝王家都会做的，于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描绘的由于外姓入侵所衍生的恐怖景象便一一落空。

案例六：

宰相牛僧儒上书说：“由於农业发展迅速，以及灌溉的所需。我们必须于秦汉所发展的郑白渠基础上，再行开凿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亦即建造‘三白渠’。”

唐宪宗道：“资金不够，而且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

牛僧儒道：“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唐宪宗道：“资金不够就无法招佣民工，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就涉及拆迁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棘手，您不想办法给老百姓找银子，以便给他们实实在在的补贴，却说什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什么用呢?”

牛僧儒道：“我们可以这样向他们宣传：‘啊!大唐，我的大唐!你是大树，我是树叶，一片叶子便是一片春色;大唐!您是土壤，我是禾苗，输出您全部血液为了我的收获;大唐!您是长江，我是小河，我愿用涓涓细流壮您浩荡的行色;大唐!您是太阳，我是云朵，终生守护您的辉煌、您的灿烂、您的圣洁;大唐!今天，我们又一次庆祝您的生日，看到您新的振兴、新的开拓!古老的文明，镌刻在残矛断戟上，勇敢与忠贞、高风与亮节浸沉在历史的每一页，而这一切，早已成为融在我心中恒的情结。苦，为了您!甜，为了您;生，为了您;死，为了您!您的忧虑便是我们的忧虑，您的欢乐便是我们的欢乐!啊!大唐!我的大唐!您是希望，您是信念，您是我们一切拼搏、进取的依托。”

于是遭遇强拆的百姓也不敢有怨言，被无偿征用的民工也不敢稍有怨愤。

当年，流离失所的百姓比往年增加了四成，而牛僧儒的个人收入翻了九倍。

据陈高佣先生所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录，唐宪宗当政时期，国家人口由4000万锐减到了2500万。

至于那1500万因何消失，实在令人惊疑。我们只知道，李唐宗室在哪里搞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哪里便是灾难不断。

案例七：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

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以上是林则徐广为人知的事迹。另一件事却反映了这位‘忠君爱国’之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则徐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未有丝毫容让，铁腕无情，大开杀戒，屠戮少数民族达两万七千八百四十多人。

由此可见，林则徐之所谓‘爱国’，无非是忠于大清社稷而已。当朝廷社稷与基层百姓发生尖锐矛盾时，林则徐“不省下民呼吁之冤”，竟还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满清政府一边。

如果爱国主义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和感情作为根基，却以犬忠作为其内涵，那么哪里高喊‘爱国’，哪里就必定灾难不断!

案例八：

方孝孺(1357～1402年)，明代散文家。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

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据历史记载，其宗族亲友株连者达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灭十族的人。

一句“灭十族又何妨”，好个大义凛然的架势啊!只是不知那些与方先生素未谋面的人为何要替他的犬忠式“忠君爱国”付出生命甚至家庭的代价呢!

假使朱棣是个无道昏君，这种牺牲倒也还有其价值所在。可惜这又是位励精图治的主子，大明朝绝无仅有的两位有道明君之一。

是历史颠覆了方孝孺!

案例九：

比干生于殷武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125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63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4岁。

韩非子对此评价道：“君子知事不知身，小人知身不知事，圣人俱焉!”

没错，若想使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得其所用，那么接受武王的邀请，一起重修宇内，再造乾坤，无疑是上佳的选择，何必徒效犬忠呢?我中华正因为有比干这类人作历史教材，才致使诸葛亮、魏征、寇准、包拯、文天祥、于谦、海瑞、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李广、李靖、陆秀夫、屈原、萧何、夏完淳、苏武丶介子推、关羽、周泰、岳飞、张骞、陈智祖、左宗棠、蒙恬、方孝孺、杨业、比干、苏武这些分不清忠于政府与忠于天下区别何在之人此起彼伏，也造就了所谓的“爱国者”鲜有善终的时代悲剧!

假使他们能对“两亡”、“四忠”有所明辨，那么治乱周期来临之际的种种刀兵纷争，十成之中倒可以减去四五成。

案例十：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封建史中谏官直臣的佳作。其中“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这一段论述十分精辟，可谓道尽了古今兴衰的内因。同时为后世忠君爱国之人提供了一个报效祖国的良好途径——直言鲠议。

问题就在于如果统治阶级做不到像李世民那样虚怀若谷，那么作为平头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还一个劲的直言鲠议吗?魏征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遂使一代又一代的孤臣烈士、良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跳入“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的文化陷阱之中。

防范原则：

其一，爱政府与爱国是两码事，将其混淆为一者必有专制之图。

其二，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其三，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单纯让人民为政府做牺牲的国家。

破解之道：

凡是百姓深爱其国，乐意为其奉献一切，大都因为以下九个原因：

1.其父母在本国生有所乐，老有所养，殷实富裕，安居乐业。

2.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

3.国家公职人员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

4.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

5.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

6.本国刑罚严厉而令不法奸佞畏惧。

7.本国赏赐明正而令正直之士鼓舞。

8.本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与本国敌对之国确有深仇大恨。

9.在本国无论处于何等身份，只要有功于社会，都有被提拔擢升的机会。

如果这些条件都被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毁坏，任何百姓都有权利对“爱国”说不，否则就是犬忠。

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

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象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明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象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历史上真正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有多少人：由于德军还在海上，实际上打北京的是“外国七国联军”，总计18000多人，其中日军8000多，俄军4000多，英军3000多，美军2000多，法军800多，奥军58人，意军53人。而北京城有守兵15万，还有30多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然而最讽刺的是偌大的北京城，五个多小时就宣告沦陷了。

那么，真正的八国联军，最后一国是哪国呢？
哈哈，那就是中国了，除了外国七军以外，还有一支军队，
那就是中国大军，看到七个国家的军队来了，很多中国人自觉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给日本兵送水，给英国兵送肉，给俄国兵带路，甚至送地图，
当守军溃散时，这支“中国民兵”一拥而上，哄抢故宫的文物。

所以说真正的八国联军是：英俄日法美意奥“中”。
德军后来才来……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室和大臣们竞相逃命，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到处骗吃骗喝劫掠百姓的义和团作鸟兽散。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甚至八国联军从天津一上岸，就有不少百姓挽起袖子为联军当起了“带路党”。
另外，在当年八国联军中还有一支纯粹中国人组成的队伍，号称：“华勇营”。
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华勇营的表现，足以推翻西方人对华人无能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1898年11月，从香港点击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和上海点击查看上海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平均身高五尺七

2009-10-19 16:22:02　来源: 网易历史

本文摘自《帝国的残影》 作者:杨植峰 团结出版社

“华勇营”之由来

说到八国联军，一般人便想起洋人。其实，八国联军的部队构成复杂，有西方士兵、亚裔的日军、亚洲殖民地部队，包括印度兵、安南兵、香港及新加坡的华人士兵，还有在中国就地招募的华籍士兵。而本地华兵中，德军的“华勇连”及英军的“华勇营”最成规模，影响也大。

英军的“华勇营”原是用来驻守威海卫英租界的。威海卫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北端威海市，原为滨海渔村，明朝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为防倭寇袭扰设卫，称威海卫。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华争抢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1898年3月，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设法租借威海卫，却遭清政府拒绝，理由是威海卫尚在日军占领之下。窦纳乐随即威胁说，若不从，唯有将事情交由英驻华海军司令办理。清政府见又有兵端，哪敢不从，被迫于4月3日同意其租借要求。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在北京签字。因此，中国一直称威海卫的租借为“强租 ”。

威海卫租借成功，便成为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但却陷入陆防空虚的尴尬。当时，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部队被摊薄，到了无兵可调的地步，遂决定照搬在印度的经验，招募威海本地人，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英国人的意思一经表示，清政府又强烈反对。但英国人辩称道，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并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英军中国团（Chinese Regiment），即中国人所谓的“华勇营”（Regiment若采直译的话，实在是“团”而非“营”）。因中国人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招募艰难。英国人随即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当地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立时凸显。这些退役军人比农民善战，体能和纪律性亦更强，且无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

因英国部队军饷高，军官廉洁，服役的华勇便有了自豪感，与一般清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社会上产生吸引力，本地人纷纷加入。到 1900年5月，“华勇营”人数已达六百多，兵士年龄均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该团由包耳上校（Colonel Bower）任团长，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全团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精选出来的士兵，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 东亚病夫”的华人中，算是强健的一群。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士兵均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各地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六百码射击成绩尤为优越。

“华勇营”成立后，历经鏖战，为英国立功，部队也不断壮大。至1901年庚子事件结束后，全团已扩展至12个连，共1200人。

1902年，英国陆军挑选了十二名“华勇营”官兵，到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英王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是为英国历史上首次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同年，因英日缔结同盟条约，两国在远东对抗暂时缓解，英国决定裁撤“华勇营”。1906年6月，成立八年的“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的“华勇营 ”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至今，威海卫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

“华勇营”成军后，镇压了威海当地的抗英活动，又作为英军主力参与了八国联军对华作战，战力强大，军事表现出色。但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华勇营”士兵身为中国人，却加入侵略军，又对同胞作战，已可列入“汉奸”阵营。他们之存在，自然被视为中国人的耻辱。因此，中国档案材料对这段历史表述极少。笔者查阅了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写的《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一书（1998年出版），却发现，尽管全书对威海卫租借历史的描述不厌其详，大量论及英军镇压当地人反抗斗争事迹，却无一字提及“华勇营”，全以“英军”一词含糊带过。这也折射国人对待历史的特殊心态。“华勇营”的历史未遭湮没，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军史档案记录齐全，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回忆录《华勇营出军志》，保存了该团在1900年3月至10月间所有活动的细节。

巴恩斯简介

本书作者巴恩斯（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1867～1937）出生于印度喀什米尔。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授中尉衔，分派到维尔特郡团（Wiltshire Regiment）第二连，一直在印度和缅甸服役，并于1895年升任上尉。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后，他被陆军选派来华，协助组建威海卫的中国团（华勇营）。在华期间，他随该团镇压威海卫民众的起义，参与了天津解围。1900年，他率领该团的一个分遣队开往北京，参与了攻陷北京之战。他因“战斗勇敢”，获得“中国勋章”。1906年，他被升为少校，并调任上海万国商团司令，任职时间长达七年。一战爆发后，巴恩斯被调回欧洲参战，获多种嘉奖。 1937年，他在英国去世。

巴恩斯一生结过两次婚，头一次是1905年在山东芝罘（今烟台）的圣安德鲁教堂与Marguerite Weatherston小姐成亲，次年，她不幸死于难产。巴恩斯后来再婚，新妻是Jeannie Prentice。

巴恩斯在“华勇营”服役期间，写下了大量日记，后以日记内容为基础，编撰成书，于1902年出版。巴恩斯的书，对“华勇营”赞不绝口。他在“引言”中说：“ 对中国团的坏话很多，但说话的人对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本人不得不如实记录该团1900年在华北执行任务时艰苦奋战的实际经过，以正视听，并使大家认识到，尽管华勇营刚刚组建，又是在异国军官的指挥下，为了异国的事业，而与同胞、皇上及官兵开战，但就他们自身而言，已经最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应再到处散布他们的坏话。”

《华勇营出军志》分为八个部分，标题分别为：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周边的战斗、天津陷落之后、开往北京、其他战役、保卫交通线路。共三十三章。


据书中记载，“华勇营”成立后，先被用来镇压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后，当地民众时有反抗，常常举行两三千人的聚会，焚香竖旗，收集武器，意在驱赶英国人。1900年3月26日，“华勇营”事先获得情报。包耳上校便率“华勇营”420人首次出击，武装驱散了一次抗英群众，并逮捕了三人，收缴了各种土制武器。而据中国方面的历史记载，该次在姜南庄村，由崔寿山等组织。而情报，是“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的。

随后，在1900年5月5日，英国勘测划界小组受当地民众围攻，英国皇家工程兵少校潘若思（Penrose）等人及护卫队受袭，包耳上校又率“华勇营”两个连出击。此次冲突，英方多人受伤，“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同胞开枪，打死中国村民二十多人。巴恩斯称，这是华勇营第一次“浴血”。

同日，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村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他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要留下。

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

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国专员道华德求救，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

巴恩斯的书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华勇营”被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陆军军装。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 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以印度兵为主的香港皇家炮兵和以“华勇”及印度普什图兵为主的香港团已到达，共有382人。可见，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因兵力捉襟见肘，出动的都是殖民地部队。其中，威海卫“华勇营”、香港团中的“华勇”和新加坡团中的“华勇”们，更是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

6 月24日中午，英军香港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出两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发动攻击。在十二寸大炮狂轰下，弹药库被引爆，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又两度受命灭火。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及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 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 ”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

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他们的表现，获英军司令的高度评价。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巴恩斯写道，华勇营“是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唯一英军代表，非常光荣。”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居然征到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船工。巴恩斯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8月28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

“ 华勇营”在驻守的河西务镇，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写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在于他们见到是“华勇营”看守，便将此地认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绝不容其他军队插手。有几次，德国兵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便出手干预，德国人只好乖乖付钱。醉酒闹事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惩戒过两次，日军军官两次都登门道歉。“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吸引了当地百姓的关注。十多英里外，另一个镇子也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
http://history.news.163.com/09/1019/16/5M0IJDAF00011247_2.html

八国联军侵华的15件不为人知的事件

第一，八国联军侵华祸起义和团之乱。义和拳民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慈禧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顺势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慈禧为何要打击洋人，除了对列强瓜分中国不满外，更多是不满列强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梁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遭各国反对，令她怀恨在心。

第二，在慈禧的支持下，清军跟着义和团杀外国人杀红了眼。外国列强多次敦促清政府予以阻止，并镇压肇事者，无果。德国公使克林德因此率士兵出外寻衅，打死约20义和拳民。后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这酿成开战的导火线（此前，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也被清军杀死，并破腹剖心）。

第三，在轻信一份伪造的情报后（后有详述），慈禧昏聩到向西方各国（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同时宣战，派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开战后，清政府曾公开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第四，当时，清军和义和拳民曾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但竟然久攻不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清军总兵力保守估计至少2万；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外国使馆久攻不下，清军决定火烧英国使馆北面的翰林院，《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第五，慈禧不自量力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有头脑清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等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传统观点认为，此为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是卖国行径；而新的观点认为，此举起到保境安民之作用。而事实上，慈禧很快对贸然宣战后悔，默许了“东南互保”。

第六，至于那份伪造的情报，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慈禧曾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反对而未能如愿。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便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才不惜一切后果，走上宣战之路。因此，清军战败之后，西方列强提出“惩办祸首”。慈禧虽无恙，端王载漪被终生圈禁。

第七，当时，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德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共计1万8千人：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意军53人，奥军50人。原则上可以说，这一万八千洋人就把大清国给灭了。要知道，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加上京畿卫戍部队，不下20万之众。事实证明，义和拳民杀教民杀洋人厉害，但关键时刻战斗力非常差，当然，清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八，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然而，许多中国人也跟着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尤其是清军和义和拳民被击溃后作鸟兽散，不少败兵游勇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北京郊区的老百姓伙同八国联军血洗了圆明园。总之，中国的皇家和平津百姓遭殃不少！

第九，除了与洋人矛盾激化，义和团与京津地区地主和官员的冲突十分激烈，一些拳民们往往通过抢劫以财入私。例如，拳民们曾将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官居一品）东单头条的家洗劫一空。所以，义和拳民也被称为拳匪。义和团溃败后，一些拳民遭到了报复。如义和团首领张德成逃亡时被当地的地主抓住活活打死。

第十，义和团对信教的中国民众一段时期内到了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地步，乱刀砍死的中国教民不计其数。在义和团盛世之时，甚至一些清军军官也不能幸免。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拳匪斩首示众。

第十一，一些清军将领因曾经镇压过义和团，结果在联手抗击八国联军时遭到了义和拳民的攻击。例如，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唯一认真抵抗过八国联军的清军将领。但因为他弹压过义和拳民的杀人放火，义和团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与八国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聂大怒，只能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最终，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夹击，聂中炮阵亡，义和拳民还打算“戮尸”，是八国联军将聂士成的遗体保护交还给清军。另付都统庆恒掌管御林军虎神营，虽是端王载漪的亲信，竟也遭义和拳的杀戮，一家老小十三口，连同庆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第十二，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值得再提及一番。当时正值布尔战争期间，英军主力开赴南非，东亚告急，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这算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吗？

第十三，《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从庚子赔款中获利最多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此后，俄国单独出兵，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惨杀，俄国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此后，俄日势力在东北扩张冲突加剧，最终几年后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

第十四，战争对清朝政治的影响是：顽固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失势，刚毅、徐桐此已毙命，这扭转了戊戌之变后中国保守的政治局面，为以后清末那次不成功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而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是康梁10多年的主张。

第十五，最后说说义和团。后期，慈禧将怒火全部洒向义和团，绞杀义和拳民。解放前，中共认为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但文革中，戚本禹、胡绳等人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一直到今天。

被官方歪曲的八国联军真相

作者：颜昌海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官方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顺理成章。（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还原历史，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颠倒黑白，强奸历史。若遵循“甲午战争”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拳匪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北方几省和京都。

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不是汉奸，才能免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

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二毛子”，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

各国一再请求清政府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耻辱。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清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

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六——

1）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2）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国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国大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以及被使馆庇护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中国的教民）。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中国政府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3）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大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加上拱卫京师的御林军“虎神营”、“神机营”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至少有二十七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甘军人数（保守估计）至少一万三、四千。“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过去官方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国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清政府军队的精锐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等）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外国联军差。不要忘了，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军舰的吨位、数量、火力都超过日本海军。实际上，攻打外国使馆的甘军武器装备远胜于使馆的防守者；后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外国使馆久攻不下，清军黔驴技穷之际竟然火烧翰林院。翰林院在英国使馆北面，从北面进攻使馆比较容易，遂一把火烧掉了这个至尊至贵的衙门。只是烧了翰林院，也是枉然。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被拳匪焚毁，北堂（即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家属及大批中国教民的避难所。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拳匪（加上正规军的协助），督师的是军机大臣刚毅。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清政府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

4）清廷昏聩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东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东南地区启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互相保护，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5）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清政府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清政府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

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法国政府要求派医生给（据说重病在身的）光绪检查身体。西太后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未能如愿。溥俊仅被立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继续鼓吹变法维新，被（西太）后党视为心腹之患。野心勃勃的端王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遂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据说神通广大）、杀尽洋人的战争之路。

这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清中国政坛上的顽固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刚毅、徐桐此前已毙命），为以后清末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清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

人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为，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中国半个多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清政府在庚子战争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称得上是宽大为怀，并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惩办祸首”。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不要说对西太后的任何惩罚，就是对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清政府方面绝对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清政府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

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么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和中国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

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提交《成果文件草案》，首次对“恐怖主义”下了定义：“任何以胁迫一定人口、某个政府或国际组织为目的，造成平民死亡或对其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均为恐怖主义行为。”具体来说就两条：

1、抱有政治目的；

2、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袭击。“老佛爷”时期，朝廷煽动义和团暴民去攻击外国使馆、屠杀外国使节、甚至大规模屠杀中国基督徒和外贸商家的行为，全部具备了“恐怖主义”的两大特征：1、抱有政治目的（扶清灭洋、铲除西方民主思想）；2、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袭击（围攻外交使节、屠杀中国基督徒）。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八国联军对满清的军事打击就相当于今天的“反恐战争”。

奉行恐怖主义的清政府是可悲的，最后由政府总理李鸿章出面收拾烂帖子，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人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而实施恐怖主义的义和团是可怜的，最后被人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被后台老板清政府当做了替罪羊——砍头示众！

洋兵瞎子摸黑长途跋涉，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极易令清军伏击八国联军；清兵则本土作战以逸待劳，还有山东、河北以及京畿无数拳民助战。出乎洋人意料的是，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8月16日晚，联军已经基本上占领北京全城。

中国人民组成的帮助八国联军运输武器弹药的船队（志愿军），表明对腐败政府恨之入骨的中国人民面对外敌入侵时的天然反应：里应外合推翻腐败政权。

有人做过比喻：“基地组织”等于“义和团”，“本拉登”就是“大师兄”。不要觉得好笑，这就是当年义和团的本质。

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提交《成果文件草案》，首次对“恐怖主义”下了定义：“任何以胁迫一定人口、某个政府或国际组织为目的，造成平民死亡或对其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均为恐怖主义行为。”具体来说就两条：1、抱有政治目的；2、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袭击。“老佛爷”时期，朝廷煽动义和团暴民去攻击外国使馆、屠杀外国使节、甚至大规模屠杀中国基督徒和外贸商家的行为，全部具备了“恐怖主义”的两大特征：1、抱有政治目的（扶清灭洋、铲除西方民主思想）；2、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袭击（围攻外交使节、屠杀中国基督徒）。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八国联军对满清的军事打击就相当于今天的“反恐战争”。

奉行恐怖主义的清政府是可悲的，最后由政府总理李鸿章出面收拾烂帖子，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人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而实施恐怖主义的义和团是可怜的，最后被人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被后台老板清政府当做了替罪羊——砍头示众！

为什么百姓会帮助八国联军？？？

导读：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


图为八国联军中的法军攻打皇城，翻墙走捷径，墙上有协助法军的中国民众。


由当地民船组成的美军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向北京运送物资


劫后余生，得到英国传教士帮助的中国教民


大清官员用两顶轿子给八国联军送锦旗


大清官员给八国联军送锦旗褒奖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旗上写着“祝效华封”（祝其寿，祝其福，祝其多男子）


大清官员将锦旗挂在八国联军总部门口，双膝跪倒磕头，旗上写着“万国咸喜”


八国联军俄国军官与中国老百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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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历史特别策划今日话题·历史版谌旭彬2013-10-03 21:43

导语：

“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正文：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1、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


图注：左图：美军在天津雇用的独轮车车队，日薪20美分。星条旗下，即美军军需总部。右图：中国教民登船逃离天津。虽有不少教民愿为联军提供情报服务，但据宝复礼披露，“北京获得解救之前，（向使馆传递信息）出到一千英镑，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很多企图递送信息的人都被杀死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2、中国教民是给联军“带路”、“搜集情报”的主要力量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乃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如此，当不难理解，何以不少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图注：参与围攻天津、通州、北京等役的英军“华勇营”。英国军官巴恩斯观察到：联军紫禁城阅兵时，“华勇营”士兵“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这种复杂表情究竟该如何解读？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华勇营”士兵留下只言片语。

3、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直接参与攻击中国的“华勇营”

若要论及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毫无疑问应该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 宝复礼一度对联军中的这群中国人感到很好奇：“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宝复礼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他勉强找到一种解释：“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到马克西姆机枪。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华勇营早期，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曾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官们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按英方的报道，似乎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稍后，华勇营即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见其基本表现。

当日痛定思痛，官方、民间提出两种解决“带路党”的不同模式

联军侵华之耻，在庙堂层面，催生出清末新政；在江湖层面，催生出种种救亡思潮。但具体到对庚子年“带路党”问题的反思和补救，官方与民间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并最终以官方完败、民间完胜告终。

1、朝廷继续走“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老路

对庚子之役的“带路党”问题，清廷其实早有察觉，谕旨多次针对“奸民”问题有所告诫。如该年六月十六日给直隶总督裕禄之谕旨：“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再如六月二十二日给京城守城王大臣之谕旨：“现在天津一带逃民纷纷来京，难保无奸细及暗藏军火希图混迹情事。著该王大臣等督敕弁兵，于入门时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阃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拿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七月十三日，又有谕旨给直隶地面各级文武，“据称敌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带连日赶制中国号衣万余件，意欲裹胁奸民乱我军团，请将寻常号衣另加记号，以资辨别”；……以上种种，皆足以证明，清廷对“带路党”问题，其实了然于胸，清末新政对此有所反馈，乃情理中事。

新政虽以“自强”为宗旨，但首当其冲者，乃在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之首务，则在教育。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启动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按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的说法：“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以“经史”教育巩固“忠孝”理念，以抵御“带路党”现象，无疑是老调重弹。

这种老调重弹，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规定里，表现得更加露骨。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如此念念不忘地强调“本朝仁政”、“ 本朝列圣德政”，恍若没有爱新觉罗，天下万民就没了活路一般。此等陈腐论调，对底层民众能产生何种效应，自然可想而知。


图注：英军自沙窝门水道进城，城内百姓围观者甚众。据宝复礼披露，曾有“一个忠诚的天津信使”，避开监视，“从这座皇城水门的栅栏空隙处钻了进来”，把天津被攻陷的消息传递给使馆区。由此推断，沙窝门水道大概也是中国人透露出去的。

2、民间敏锐地意识到“带路党”之繁盛，乃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尚无民族认同之缘故

与朝廷穿新鞋走老路不同，民间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后，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新套路。改良派的梁启超讲：“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革命派的《浙江潮》杂志也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按梁启超的论断，中国之旧的“经史教育”，导致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常不一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也常有冲突。无民族意识，无国家意识、无群体意识之国人，于外敌入侵之际，多有做“带路党”者，实属必然。当务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1901年李鸿章去世，梁氏撰文评价其人之功过，明确表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世界之大势”是什么呢？梁氏的答案就是民族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之发达，全赖民族主义，“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民众有了民族观念，国家成了民族国家，自然就能团结起来，外敌入侵，即不再会有遍地冷眼旁观者，亦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带路党”。

与朝廷相类似，梁氏同样认为历史教育，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路径，故而发起“史界革命”。不过与朝廷孜孜于讲求“本朝列圣德政”不同，梁氏极度反感将历史教育变成“一人一家之谱碟”；清末十年“史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乃是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黄帝、炎帝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全都强行框入民族主义范畴，将其捧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图注：北京（抑或是天津）市井民众，微笑面对侵略者的镜头，并未表现出丝毫民族愤怒。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民族认同”模式虽然完胜，但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上述两种解决“带路党”问题的模式，最后以官方之“以忠孝为本”模式完败、民间之“民族主义救中国”模式完胜而告终。前者之完败固属正常，后者之完胜，今日观之，却仍有可供反思之处。

1、“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民族主义者，乃以全体国民为一民族共同体，以民族共同体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来凝聚爱国心。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在清末“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之前，其实并不缺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虽被后世宣传为“爱国行为”，但其初衷，却不过是保卫家园——英军出于好奇打开了存放在当地寺庙中的棺材，冒犯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英军在当地的劫掠和强奸行为，则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在邻近那些没有发生此类侵犯情节的村庄里，民众并不忌讳向英军出售粮食、淡水、禽畜，乃至向英军出卖劳动力。在三元里民众的考量因素里，并没有“国家”的一席之地，但却有共同利益与共同文化。

再如义和团之兴起，今人看似早已摆脱多年宣教之影响，大多不再视其为“爱国壮举”，但摆脱此种影响之逻辑，却很奇怪，或指责团民“为难民族英雄聂士成”，或指责联军入侵北京时，团民“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仍不出民族主义之范畴。实际上，义和团之兴起，本与爱国无关，乃教民与非教民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层面之冲突所致；朝廷虽欲招抚，将其纳入“爱朝廷”之范畴，奈何朝廷与团民之共同利益，并不尽然相同，明刀明枪之际，团民虽然愚昧，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但其忠于自身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却是必然之事。朝廷希望纳团民于“爱朝廷”之范畴尚且不可得；后世希望纳团民之历史于“爱国家”之范畴，显然也只是徒增笑料；后人继续以民族主义之逻辑，指责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的团民“不爱国”，则未免有没事找事，自寻烦恼之嫌。

之所以举三元里民众抗英与义和团之兴起两例，乃旨在说明：民众有天然地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御外敌之本能。此种本能早已觉醒，并不待知识分子为其灌输民族主义意识。换言之，“民族主义”在近代，诚然有过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终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承载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载体。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2、清廷没有意识到，“政体认同”同样能够助其收拾民心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详细]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有深意存焉。
http://view.news.qq.com/a/20131003/005796.htm

@指難 2016-10-26 19:06:42
@物之初 君这真是百度好手。不过脑袋瓜子不如手指头灵活。
按照你转帖过来的资料，我剔除那些不支持你看法的证据，只保留支持你论点的资料，因此现在毫无疑问地把你的论点当做大前提来使用
<1>“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因为我无条件支持你这个看法，并且以此为大前提。所以，你肯定对此毫无异议。
<2>按照你所转帖而且最有利于你这个观点的所有资料可知:
日本人不承认大清国的统治，东北当时的人也支持日本人反对清朝统治者，因此，大清统治者遭到了他的人民的惩罚，而他的人民也找到了他们满意的归宿。因此，当时就得到了各方满意的结果。
<3>欧洲军队和当时的大清人民，按照你提供的资料，也是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惩罚了大清统治者。
<4>你如今，直到今天你仍然站在大清人民的角度看问题，因此，你可以移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欧洲人会给你机票，会给你文明的生活。
如果你还在中国，那么请你赶快去他们的领事馆。如果你已经身在海外享受他们的文明，那就安心享受。
你如果想拯救你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天天在论坛上转帖前后不一致的千字文没用。你赶快让你所在的文明国家派兵过来，大清人民的后代也希望过上好日子。
<5>坐而论道十年，不如起而行之一天。如果你身在大陆，那么明天早上9:30赶快去欧美日领事馆。如果你已经身在欧美日，那就赶快发一通告大陆人民书，让他们做好迎接文明之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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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你不仅缺乏理解力，而且是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以后，我已经不打算再回你的帖子，对牛弹琴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浪费时间。但看了你上面你这个帖子后，还是再回最后一个，就算是对你的一点忠告，至于你能不能听进去，我是不抱希望的。

请你首先搞清楚你是谁？在1860年你以为你会是谁？

如果你是满清皇帝或者是他的走狗，就应该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也是王土，根本就不存在移民的问题！

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政府要求治下的老百信移民他国是不可能的事，这样做的政府等于宣布自己垮台。

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或者其他不爱满清政府的人“移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你愿意为满清政府当牛作马甚至流血牺牲是你的自由和权利，我不会对你说半个不字。但请你记住，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其他中国人必须去爱满清政府和满清皇帝，否则就要他们移民它乡！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果我是清朝政府治下的一个老百姓，我会爱这块国土以及这块国土上的人民，但我绝不会爱满清政府和满清皇帝。如果给我机会，我会把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引为同志，和他们一起去推翻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决不会移民它乡。

@T生 2016-10-27 09:55:03
脑残们为什么不读书，不读史，全凭自己的“认为”与“是”去扯谈呢？难道语言文字只是脑残“认为”的道具，而不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与雨果交流一下吧，如同当年那位“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的历史参与者巴特勒上尉那样。
又：请注意，雨果指出，这是两个国王的远征与“胜利”。还有人想再谈谈国王的“所有权”吗？
“先生：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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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生又一次秀了自己的智商。其实你的智商本来并不低，可惜的是被所谓“爱国”主义洗脑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懂，说出来的话只能谝骗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历史真相和现实社会面前只会显得幼稚可笑。

没有人否认英法联军烧毁和抢劫圆明园的事实，除了雨果之外抨击英法联军的文章多不胜数，特别是将火烧圆明园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成为“国耻”后。主流媒体的论调都是同样的腔调，你这些言论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抄过来，这样做除了能证明你已被“爱国主义”成功洗脑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孙教授的文章以及我转贴的其他文章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对当时以及现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显然，圆明园再好，或者真如雨果所说的是一个“世界奇迹”，那也只是皇家的，普通老百姓连进都进不去，更不用说居住和享受了。对清朝的老百姓来说，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不知道圆明园，就算知道圆明园的那些老百姓，除了知道朝廷为皇上修建圆明园从民间强征了很多的银子，搜刮了多少珍宝之外，不会认为圆明园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可能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去保护圆明园。

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事实背后，还有不少主流媒体以及你T生避而不谈的事实。比如为何英法联军要火烧圆明园？参与火烧和抢劫圆明园的除了英法联军之外，有没有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为何不去保护反而参与火烧和抢劫圆明园这一“世界奇迹”？

历史的真相是，除了园中的几个太监、宫女和护卫死于保卫圆明园之外，有上万的中国来百姓参与了火烧和抢劫了园明园。原因很简单，圆明园是皇帝通过抢劫全中国的老百姓建立起来的皇家私产，不是老百姓的。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被所谓“被忠君爱国”思想洗脑而变得脑残的人才会去保护圆明园，而绝大多数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只可能参与抢劫甚至火烧圆明园，绝不会去保护圆明园！

@T生 2016-10-27 09:55:03
脑残们为什么不读书，不读史，全凭自己的“认为”与“是”去扯谈呢？难道语言文字只是脑残“认为”的道具，而不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与雨果交流一下吧，如同当年那位“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的历史参与者巴特勒上尉那样。
又：请注意，雨果指出，这是两个国王的远征与“胜利”。还有人想再谈谈国王的“所有权”吗？
“先生：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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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29 08:58:03
T生又一次秀了自己的智商。其实你的智商本来并不低，可惜的是被所谓“爱国”主义洗脑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懂，说出来的话只能谝骗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历史真相和现实社会面前只会显得幼稚可笑。
没有人否认英法联军烧毁和抢劫圆明园的事实，除了雨果之外抨击英法联军的文章多不胜数，特别是将火烧圆明园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成为“国耻”后。主流媒体的论调都是同样的腔调，你这些言论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耳熟能详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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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镳 2016-10-29 13:17:34
楼主明确回答一下吧：
产权不是你的，是不是就可以被抢劫？
哪911，你激动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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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回你的帖子如同对牛弹琴，纯属浪费时间。但看在你孜孜不倦地要求我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的份上，我就再对牛弹一次琴吧！

孙教授的文章以及我转贴的文章中在什么地方说到产权了？请你搞清楚，这些文章的重点说的是利益而不是产权！

在一个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比如满清皇帝以及王公贵族们利用手中的政权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供其享受，老百姓为了皇帝建园明园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也盖不起住房。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你能对中国的老百姓说园明园的产权是皇帝的，你们要保护皇帝的产权去与英法联军战斗吗？老百姓不扇你一个耳光只骂你一声白痴就算你幸运！

你能对项羽说阿房宫是秦朝皇帝的产权，烧不得吗？

你能对孟姜女说长城的产权是秦始皇的，不能把它哭倒吗？

你能对晁盖等人说花石纲的产权是宋徽宗的，抢不得吗？

你能对共产党人说土地和金银财的产权属于是地主和土豪的，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吗？

请先搞清楚利益再来扯产权！

@物之初 2016-10-30 10:41:13
孙教授的文章以及我转贴的文章中在什么地方说到产权了？请你搞清楚，这些文章的重点说的是利益而不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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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镳 2016-10-30 10:46:14
又他妈的胡扯了。
竟连孙教授的话语：“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就出现了“产权”的明确字样。
这又准备蒙混过关了？
玩这些小伎俩做啥捏？
去弄点干货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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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你说对了，孙教授的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产权，说孙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产权”二字是我的错误，谢谢指正。

我的错误我已经纠正了，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再问你一遍：

你能对项羽说阿房宫是秦朝皇帝的产权，烧不得吗？

你能对孟姜女说长城的产权是秦始皇的，不能把它哭倒吗？

你能对晁盖等人说花石纲的产权是宋徽宗的，抢不得吗？

你能对共产党人说土地和金银财宝的产权是属于地主和土豪的，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吗？

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你能对抢劫圆明园的中国老百姓说园明园的产权是皇帝的，你们要保护皇帝的产权去与英法联军战斗，不能去抢劫园明园吗？老百姓不扇你一个耳光，只骂你一声白痴就算你幸运！

@物之初 2016-10-30 10:41:13
孙教授的文章以及我转贴的文章中在什么地方说到产权了？请你搞清楚，这些文章的重点说的是利益而不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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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镳 2016-10-30 10:46:14
又他妈的胡扯了。
竟连孙教授的话语：“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就出现了“产权”的明确字样。
这又准备蒙混过关了？
玩这些小伎俩做啥捏？
去弄点干货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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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30 12:25:10
这个你说对了，孙教授的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产权，说孙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产权”二字是我的错误，谢谢指正。
我的错误我已经纠正了，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再问你一遍：
你能对项羽说阿房宫是秦朝皇帝的产权，烧不得吗？
你能对孟姜女说长城的产权是秦始皇的，不能把它哭倒吗？
你能对晁盖等人说花石纲的产权是宋徽宗的，抢不得吗？
你能对共产党人说土地和金银财宝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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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镳 2016-10-30 13:48:09
你得搞清楚，孙教授提出的“产权”问题，是为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辩护的。
但你如果是律师，你要为一位杀人放火犯辩护，你能说被害者总流着鼻涕、太影响市容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能为杀人放火犯脱罪啦？
你现在还在列举不是证据的“证据”来，为曾犯过战争罪的事件脱罪。
你真在法庭上这样做，法官还不说你“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从而赶你出庭？

当然，现在庭上坐着的不是明辨是非的法官，而是一群可塑性相当大、却难以对复杂事件进行基本是非判断的青年学生。
你教授就能对他们进行忽悠 + 洗脑啦？

你还说你代表民众煽人耳光呢。
咋你又成“民意代表”啦？
你这教授很好打，到处都能煽人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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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教授在什么地方为“火烧圆明园辩护的”？不要把你的理解强加在孙教授头上好不好？

你说的法官是谁？法庭又是谁的法庭？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应该是谁？

你不仅理解力低下，而且眼神很不好。我说过是我扇你一耳光了吗？如果你还是看不清楚，那我可以再说得更清楚明白一点：

清咸丰十年（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清政府急忙派桂良和恒福到天津求和。但侵略者存心要攻占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使谈判失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

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攻下八里桥。 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22日清晨，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慌忙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僧格林沁让巴夏礼跪着，摁着他的头往地上磕，让他同意撤兵，巴夏礼说自己是个谈判代表，做不了主，僧格林沁就继续让巴夏礼的头一次次地磕到了地上，最后把参加谈判的39名代表全部扣留，押解回京，这些人里，巴夏礼和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秘书被关押在刑部大牢，其余人的关押地点就是圆明园。

那么接下来在圆明园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些人被押解的时候都是被用水泡过的皮绳捆住了双手，后来就再也没有解开过。这样的皮绳是越勒越紧的，用不了几天捆绑处开始腐烂生蛆。这些人刚来的时候咸丰皇帝还来审过他们，后来八里桥战役中方失败，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剩下这些人就没有人管了。于是这些外国公使们就被反捆着双手，跪在地上，三天水米未进，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后来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释放的幸存的俘虏。联军一看这些俘虏就火了，去的时候是39人，回来的只有18人了，而且都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于是就决定报复。根据他们制定的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而且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那就是进了北京，不杀人不扰民，但一定要烧了圆明园，因为他的使节就是被关押在那里的。

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但北京的老百姓觉得这跟自己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个园子本来就是皇帝住的，与我何干，谁打进来归谁，爱怎么样怎么样，虐待个把囚徒你们有什么受不了的，中国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还挑出了告示中的若干语法错误。以额尔金的思维所及，中国人的心理是他理解不了的，皇帝失信，百姓麻木，为了报复，他终于下达了烧毁圆明园的命令。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假如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在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放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恰好在圆明园的门口，对参与劫掠、焚毁圆明园的中国普通民众说出“圆明园的产权是皇帝的，你们要保护皇帝的产权，与英法联军战斗，不能抢劫圆明园”这样的话，你以为会是什么结果？这些中国老百姓如果没有一刀宰了你，只是给你一耳光并骂你一声白痴就算你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