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

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未完待续）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指難 2016-10-26 11:16:25
孙教授这一辈儿人很值得同情。
求学时虚度光阴，知识贫乏。这一代人的青春期平均值普遍偏长，神马事情都愿意逆反着来。
因为逆反，所以好发议论。因为贫乏，所以议论都是隔靴搔痒。
但是他们求生存能力强。所以投机性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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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你很执着，而且毫无自知之明。

@指難 2016-10-25 16:28:43
1-当孙教授明确指出『你不姓爱新觉罗』时，已经明确他不是在使用无知之幕。
2-既然有人替他打圆场，坚持使用无知之幕，却在一度再度百度无知之幕原理。。。偏偏不能正视孙教授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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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25 16:54:44
有谁说过孙教授的文章中只有一种意思？
我说孙教授讲课时说的是无知之幕，是接着你的话（有关成吉思汗的美学之类）说的，因为那是一个历史场景，可以而且只能采用无知之幕这样的假设来深入讨论问题。所以我才告诉你孙教授在这里用的是无知之幕的方法，不是什么美学。
孙教授说圆明园发表“爱国”言论的这位时，也用无知之幕的方法。提请这位想一想在那个时代自己会是谁？是爱新觉罗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两种人对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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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難 2016-10-26 09:29:29
如果孙教授用无知之幕，那肯定是每件事情上都用。
在圆明园这事儿上，他的无知之幕把抢劫和放火者给排除在外了。他的无知之幕不够严密。
3000个放火抢劫犯，400000000个中国人，1000000个皇室人员，孙教授的概率论会计算出什么结果呢？
而且，把清朝以前的朝廷理解为西方现代意义的政府，这只能说是食洋不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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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教授说的是“爱国”的这位，与“抢劫和放火者”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既然你已经认定他们是“抢劫和放火者”，他是是谁是很清楚的事，还需要无知之幕吗？只有这位“爱国者”是当代人，如果让她回到清朝去，你认为她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可能性大还是成为普通老百姓一员的可能性大？

朝廷不是政府是什么？有谁说过清朝的政府是“西方现代意义的政府”了？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

就这么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居然都想不通，可真让我不是一般的失望。

@指難 2016-10-26 12:47:19
既然你已经认定他们是“抢劫和放火者”，他是是谁是很清楚的事，还需要无知之幕吗？
－－－
<>强词夺理何至于此。
无知之幕是你提出来的。
在同一篇短短的文字里，神马时候该用无知之幕？神马情况下不用啊？你给出你的判断标准。拜托。
你说既然知道抢劫放火，所以不必要使用无知之幕。那么，为什么学生们明确回答自己是成吉思汗之后，孙教授还使用无知之幕呢？你告诉我其中的理由。
你以为......
-----------------------------
对历史上已经有过的事实和人物，怎么使用无知之幕？成吉思汗就是成吉思汗，能假定他是或者不是成吉思汗吗？八国联军就是八国联军，能假定他们不是八国联军吗？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懂，还要什么判断标准？

我们只能对自己或者与我们同时代，可以对话的人使用无知之幕，不可能历史人物使用无知之幕，懂吗？

@指難 2016-10-26 12:47:19
既然你已经认定他们是“抢劫和放火者”，他是是谁是很清楚的事，还需要无知之幕吗？
－－－
<>强词夺理何至于此。
无知之幕是你提出来的。
在同一篇短短的文字里，神马时候该用无知之幕？神马情况下不用啊？你给出你的判断标准。拜托。
你说既然知道抢劫放火，所以不必要使用无知之幕。那么，为什么学生们明确回答自己是成吉思汗之后，孙教授还使用无知之幕呢？你告诉我其中的理由。
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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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26 12:55:40
对历史上已经有过的事实和人物，怎么使用无知之幕？成吉思汗就是成吉思汗，能假定他是或者不是成吉思汗吗？八国联军就是八国联军，能假定他们不是八国联军吗？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懂，还要什么判断标准？
我们只能对自己或者与我们同时代，可以对话的人使用无知之幕，不可能历史人物使用无知之幕，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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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難 2016-10-26 13:06:33
好了。『对自己或者与我们同时代，可以对话的人使用无知之幕，不可能历史人物使用无知之幕。』
对那个游客，孙教授如果使用无知之幕的话，游客会是谁呢?
如果是戈登，她会心疼。
如果是爱新觉罗氏，她会心疼。
如果是清朝百姓，孙教授说出『与她无关』的话，物之初君以为成立么？请明确回答，成立还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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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女游客穿越回清朝成为普通老百姓，圆明园烧不烧与当然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有问题吗？

@指難 2016-10-26 12:47:19
既然你已经认定他们是“抢劫和放火者”，他是是谁是很清楚的事，还需要无知之幕吗？
－－－
<>强词夺理何至于此。
无知之幕是你提出来的。
在同一篇短短的文字里，神马时候该用无知之幕？神马情况下不用啊？你给出你的判断标准。拜托。
你说既然知道抢劫放火，所以不必要使用无知之幕。那么，为什么学生们明确回答自己是成吉思汗之后，孙教授还使用无知之幕呢？你告诉我其中的理由。
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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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26 12:55:40
对历史上已经有过的事实和人物，怎么使用无知之幕？成吉思汗就是成吉思汗，能假定他是或者不是成吉思汗吗？八国联军就是八国联军，能假定他们不是八国联军吗？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懂，还要什么判断标准？
我们只能对自己或者与我们同时代，可以对话的人使用无知之幕，不可能历史人物使用无知之幕，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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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難 2016-10-26 13:06:33
好了。『对自己或者与我们同时代，可以对话的人使用无知之幕，不可能历史人物使用无知之幕。』
对那个游客，孙教授如果使用无知之幕的话，游客会是谁呢?
如果是戈登，她会心疼。
如果是爱新觉罗氏，她会心疼。
如果是清朝百姓，孙教授说出『与她无关』的话，物之初君以为成立么？请明确回答，成立还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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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 2016-10-26 13:13:18
如果这个女游客穿越回清朝成为普通老百姓，圆明园烧不烧与当然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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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難 2016-10-26 13:23:27
第一，那么，911事件里，有人叫好，在概率上也是一个自然的选项。。。孙教授对这些喝彩者应该持接受态度。唯有如此，孙教授的无知之幕才是一贯的。
第二，你说大清的子民与大清皇家园林无关，这是你在偷换概念。一是用现代社会的政府论偷换大清王朝的概念。二十既然游客穿越回圆明园场景而哭泣，你非得说人家是无关者，你这是用你自己的现代视角代替那个游客在发言。。。敢问阁下以为你是谁啊？能代表游客发言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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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孙教授说在圆明园发表“爱国”言论的这位女游客时，也用了无知之幕的方法。提请这位女游客想一想在那个时代自己会是谁？是爱新觉罗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两种人对烧圆明园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坚持认为后者会像前者一样痛心疾首，那我也无话可说。

中国历史上烧皇家宫殿园林最多的恰好是中国人自己，从项羽烧阿房宫开始，烧了两千多年。你再查一查清朝的那段历史，带着洋人去烧抢圆明园的是不是中国人？除了洋人外，烧抢圆明园的有没有中国人？

至于那位女游客为圆明园被烧儿哭泣，我的观点于孙教授一样，是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更没有搞清楚自己会是谁？这是包括你在内某些中国人受奴化教育种下的结果和毛病，与普通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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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另一面

作者： 责任编辑：贾丕锐 2016-10-11 10:55:15 来源： 人民网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这里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的人是龚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这里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圆明园残毁考》：“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他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圆明园，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1860)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明园的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随从与他一同自尽。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了李姓旗人这个“刁恶汉奸”。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后，朝廷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清朝不利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于是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知道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其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制定的万国公法中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时，先期是有秩序而又“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是令人蒙羞，令人感到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真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景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皇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众无义!这样说来，又能怪谁呢?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饰自己的惶恐，洗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贫穷、落后、羸弱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压迫、剥削、凌辱、掠夺、挨打的地位。

随着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的大火，圆明园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那凝固在我们心间永恒的痛却世世不忘。
http://www.northnews.cn/2016/1011/2279494_3.shtml

@指難 2016-10-26 14:27:41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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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君特别有意思。很会肯楚西肯楚微，但是不会筛选材料，自己转帖过来的东西却并不支持自己的想象。
比如上面这段话，物之初君转过来是为了支持成吉思汗和911恐怖分子么？我记得孙教授是反对成吉思汗和恐怖主义的，我还记得物之初君赞同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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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的理解力从来没有报过高的希望，只是没想到有如此的低下。

我前面发的回复既然已经被删除，也懒得再写了。而且看你这架势，我再说什么也是对牛弹琴。就到此为止吧，再见！

@指難 2016-10-26 14:27:41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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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君特别有意思。很会肯楚西肯楚微，但是不会筛选材料，自己转帖过来的东西却并不支持自己的想象。
比如上面这段话，物之初君转过来是为了支持成吉思汗和911恐怖分子么？我记得孙教授是反对成吉思汗和恐怖主义的，我还记得物之初君赞同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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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用他人的文章请引用全了。完整的原文如下：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皇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众无义!这样说来，又能怪谁呢?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饰自己的惶恐，洗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

特别是最后一句：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

重申一遍：上文引自人民网，请编辑删帖时手下留情。

纠正一下，烧抢园明园的是英法联军，不是八国联军。以下是英法联军的有关资料：

清朝商人带礼品慰劳英法联军遭拒：买可以绝不白拿

2015年04月16日 00:05

来源：中老年时报 作者：侯德云

核心提示：北京同仁堂老板牵头，联系了一些商人，共同出资买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前去慰问。没想到，英法鬼子竟然不领情，拒绝接受，说，你们要是卖的话，我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白给我们，坚决不要。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4月19日第07版，作者：侯德云，原题为：《大清百姓为何不爱国》

自大清国势垂危以来，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每逢对外开战，老百姓要么隔岸观火，看“战争片”，要么跟敌军勾勾搭搭，或者干脆为敌军服务，作“汉奸”状。而大清的君臣呢，对此感到非常闹心，非常恼火，暴跳如雷，混蛋呀你们这些混蛋。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出现了。一位先主战后主和的封疆大吏刘韵珂，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十可虑”奏折，其中说道，英军总是用小恩小惠巴结老百姓，老百姓一点不怕英军，倒是怕咱们官军，跟咱不是一条心啊！英军是怎样巴结老百姓的呢？史料记载，所到之处，不过是贴出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告示：“牛羊鸡鸭青菜马料，令百姓赴营，公平交易。”

有意思。原来这“公平交易”，在官方眼里就是小恩小惠。看来，官方是不屑于跟老百姓公平交易了，还真是这样。史料说：“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本来是主场作战，保家卫国，却变得像土匪强盗一般，老百姓能不害怕？


还有更可笑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往北京开进。北京同仁堂老板牵头，联系了一些商人，共同出资买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前去慰问。没想到，英法鬼子竟然不领情，拒绝接受，说，你们要是卖的话，我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白给我们，坚决不要。无奈之下，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而清军竟然在半路上把牛羊等物抢得一干二净。这些史实，乍一看，让人犯糊涂，再一想，就不糊涂了。怎么回事呢？是那些君臣自古以来就没把老百姓当人看。当什么呢？

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圣旨原文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这活脱脱一张抢劫檄文，活脱脱一副狼的嘴脸！这不是朱棣一个人的问题。专制政体之下，所有的帝王以及他手下的官僚集团，对待老百姓，都是同样的嘴脸。而老百姓无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大清君臣对老百姓的横加指责，本质上就是狼对羊的指责。这只狼受了欺负了，反倒指责羊不肯帮忙，岂有此理啊…… （据《大连晚报》）

[责任编辑：唐智诚]
http://news.ifeng.com/a/20150416/43559825_0.shtml

3万满蒙精骑加27门大炮决战1天打死英法联军5人

铁血军事 2016-02-15 23:36:50

1860年9月21日，3万名大清朝所能搜罗到的，最后的满洲、蒙古的精锐步骑兵，在八里桥桥头，排出长达5公里的弧形阵线。

清军骑兵排成密集队形，放开马力奔驰而来，除了震耳的马蹄声，阵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包括指挥的声音，全部服从于军旗无声的指挥。

八里桥战场正面宽度不够，清军骑兵都是200-500骑一队，发动冲锋，而且他们的主要装备是火枪和马刀。

德拉格朗热中尉记道：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炮火变得更加密集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

在连续的“自杀式”冲击之下，尽管清军往往采取冲进射程以火枪对射的打法，法军步兵仍几乎支持不住，几个阵地竟然让部分勇敢的清军官兵冲入，但是肉搏能力渣到极致的清军骑兵，竟然在近身肉搏中不敌法国人的刺刀，根本没有形成突破。

英国人的大炮迅速转向支援，锡克骑兵发动了标准的欧洲式枪骑兵冲锋，如墙而来的长矛轻而易举地刺穿了蒙古骑兵的阵列，装备着左轮手枪和马刀的英国胸甲骑兵也加入了战场。

战斗结束了，联军缴获了27门铜炮，大量火枪、大刀、长矛以及其他武器。另外还有数千个装得满满的箭袋，这些箭此后一连好几天，都被充作联军营地篝火的燃料。

巴赞库尔称赞说，中国士兵，特别是蒙古士兵，表现勇猛，无可非议。可是为什么，清军还是惨败了呢?

电影《火烧圆明园》截图，恭亲王奕面见僧格林沁，僧王称：“不教训他，他真以为咱们中国无人。”电影里安排的教训方法就是借摔跤的名义把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打了一顿。当然这不是历史，而是1980年代导演的安排，战场上不争气，换别的地方找面子，高明!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皇太极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

而到了咸丰年间，很多接近内地的盟旗已经以耕地为主，而这次征调的蒙古骑兵实际上都是各个王公手下的农牧民，根本不是脱产的正规军，这些蒙古人和马都没有受过训练，乘马上了战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爆炸声而受惊。

同样，由于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多数牧民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更加没有射速。

另一部分“精锐”则因为距离文明更近而改用火枪，欠缺训练的现实，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当他们面对印度锡克骑兵时，除了凭借优异的马术逃跑之外，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

至于冲击欧式军队的刺刀方阵，对于清军骑兵这种大量装备马刀、火绳枪、而非超长骑矛的游骑兵而言，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近代欧洲能够以骑兵突破严整步兵方阵的案例，本就寥寥无几，且多为枪骑兵创造，清军骑兵无论技术还是装备，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在这场战役中，如果说蒙古骑兵的能力相对祖先大幅度下降，那么，清军炮兵(一部分还是八旗禁卫军炮兵)的射击能力就已经退化到“零”了，整场战斗，清军炮兵(被缴获的就有27门)没有一发炮弹命中联军，发射的炮弹全部打到了树顶上。

最后，在大炮轰击下，联军步兵排成刺刀阵开始向前推进，战斗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在河边英军第15旁遮普步兵团在2门榴弹炮配合下，粉碎了大约300-500名身穿黄色马褂，打着黄色军旗的清朝皇家禁卫军反击。

傍晚的八里桥，当时的新闻版画

身穿黄马褂的清廷皇家禁卫军排着10几列纵深的笨拙方阵，扛着火绳枪，顶着英军的炮火齐步前进，甚至试图以白刃战阻挡联军，直到法军全部上刺刀，向八里桥做最后的冲锋，如英国人所赞，“好一场白刃战”。

曾经被炮火打散又多次重整的八旗禁卫军在刺刀面前迅速崩溃了，帝国的首都向侵略者敞开了大门。

在八里桥桥头，一个身体特别高大的清军，高举着科尔沁亲王的帅旗，一面黑字杏黄大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的清军传达命令。当战斗已经失败，八旗禁卫军开始掩护清军向北京方向撤退时，这个高大的旗手还在那里传达着亲王最后的命令。

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都赞叹道，“啊!多英雄的好汉!真希望不要打死他。为何这鬼家伙不与其他人一起撤走。快给我把他救下来!”几个士兵冲上去，力图俘虏他。这时爆炸声响起，联军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的石头桥上，联军第12炮兵队架设起大炮对着大桥桥面进行纵射，响声阵阵，把桥栏杆的大理石炸得粉碎。那个高大旗手的手臂和帅旗一起飞向了天空。

英法联军伤亡轻微，但是打光了几乎全部的弹药，只能停下来等待天津运来的补给，而败退回到北京的僧格林沁，也拒绝再次征调蒙古骑兵的决战的“爱国建议”，他经过历次的战役之后，已经不再奢望成吉思汗子孙在陆地上的无敌表现了。

轻微到什么程度呢?

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

这种数字让人看着脸红，而那些只知道说“清军英勇奋战造成侵略者重大伤亡”的“历史书”，简直是可笑，可悲，可怜。

http://mt.sohu.com/20160215/n437468095.shtml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的原因

时间:2014-07-10 16:54 点击: 1286 次

晚清的那一段被列强欺凌、宰割、瓜分的的“屈辱史” ，让多少“爱国者”耿耿于怀、痛不欲生。事实上， 随着一些当时跟随列强的坚船利炮 “不远万里 ”越洋而来的联军官兵的日记陆续被发现、以及一些当时中国人的记述所披露出来的状况，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认知有很大的差异。

大清帝国龙旗下的子孙们，对于统治他们的清朝政府没有表现出一点热情，对清政府军队在外夷的洋枪洋炮猛烈打击下丢盔撂甲、丧师失地的狼狈惨状也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义愤填膺”和“同仇敌忾”的情绪以及所谓民族大义之迸发。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的原因

眼看着曾经凶狠残酷对待自己的大清军队现在被更凶恶也更先进的外夷“痛揍狂扁”时，大清的子民们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清廷和外夷相互“PK”、“互咬 ”的热闹。

说起清政府和大英帝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如何奋起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英军侵略的“壮怀激烈”的英勇故事。但被各种“宏大叙事”有意无意忽略或避而不谈的事实是，英军战舰停靠广州湾后，中国人民并未组织反抗。

相反，在英军登陆后，驻地附近四乡八寨的许多中国人肩扛手提、主动向英军出售粮食、蔬菜、肉类。英国舰队和清军南洋水师在珠江里激烈战斗时，当地民众扶老携幼、兴高采烈的在两岸稍远的地方观战，每当有清军战舰被击中或击沉，两岸观战民众竟然欢声雷动，好比端午节观龙舟赛的情景（《巴夏礼日记》《霍伯回忆录》）。

此情此景连英军官兵都大感意外、困惑、不解；也许这些“客场作战”的侵略者顿时有了 “主场作战 ”的感觉。只有三元里，人们只是听到英军士兵强奸当地妇女后，才奋起自卫以求保境安民的，和保家卫国、抗击侵略没有一丁点关系。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皇城根下的百姓和众多旗人一拥而上，与洋兵一起趁火打劫；无数皇家珍宝被英法强盗和大清子民们洗劫一空。大清子民们并没有对皇家财产有任何爱戴和惋惜之心而手下留情或起挺身保护之念。

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龙旗下的大清子民也未露出半点愤怒和仇视的情绪。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俄交战，中国百姓都有同样的表现。很多人会奇怪，百姓在面对国家危亡之时，却表现出一副“麻木、冷漠、淡定、于己无关”的旁观者心态，这也让“爱国者”们愤怒，以致激烈“呐喊”：“中国人，你为何不爱国？”

来揭秘吧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惨烈战争，哪一次不是杀人放火、命如草芥、生灵涂炭的罪恶勾当？把失败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者的最大战绩，而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为手上沾满失败者鲜血的“英雄”建造宫殿，又不断地在战火纷飞的兵荒马乱中烧毁宫殿的轮回中循环不息。

“强盗干大了就叫枭雄，枭雄做大了变英雄，英雄做大了就成为伟人即皇帝”；“三雄”的惟一的区别在于谁的暴力最强。而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历史闹剧和悲剧中，中国百姓除了被屠戮、 “被从军”、“被征徭役”外，局势的变换、王旗的升降、“江山属曹还是姓刘”都和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除了当“看客”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也许在围观百姓的潜意识里，这次不过是一些金发碧眼的“夷人”要来争夺大清的江山罢了。江山可以换主，百姓总要有人做吧。

对于老百姓的冷漠或麻木，今天的爱国者也许会否认或痛斥； “哀其不幸、怒其不抗争”，更有人会给他们贴上汉奸的标签，爱国觉悟、民族认同感太低。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百姓来说，他们的悲剧宿命就是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被一拨又一拨强盗统治。
http://www.laijiemi.com/weijiezhimi/1911.html
广袤无垠的国土，不过是统治者的私家财产；人口众多的天下苍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奴隶，或战乱时被强征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三皇五帝”们保卫江山社稷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论是“明君”或“昏君”当皇帝，百姓的悲惨命运都无法改变。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正是天朝国民无奈而冷漠的集体选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看见中国民众对清军的败绩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时，英军统帅巴夏礼困惑地问那个任职买办兼翻译的中国人：“你们大清国的人民不爱国，反为敌国的胜利鼓与呼，这是为何？”买办答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别人”的国度；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除了被压榨奴役、被愚弄欺辱，朝廷从不把是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它的存亡与否，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奴才是不会爱国的，只有公民才会爱国。怪不得大清亡国后，胡适先生说 ：“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力，就是争国家的权力。因为来揭秘吧觉得自由与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暂且不说。只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 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日本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正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救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历史之鉴】梁发芾：晚清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标签： 梁发芾 晚清百姓 爱国 分类： 歷史之鑒

记得在《大宅门》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吗，朝廷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大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丝毫不关心，因为那是朝廷的事情，不是老百姓的事情。

老百姓这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表现，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故事更是大家都熟知的。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趁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护之心而手下留情。对于洋人火烧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之情。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地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对于当时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或许会否认，或许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许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也不过是给统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

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无法改变。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同样是老百姓出身的汉人朱元璋，也没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政策，强加在汉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其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汉人头上的耻辱，在洋人到来时，汉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时，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政府和洋人开战，甚至幸灾乐祸地看昔日不可一世的满清压迫者，被更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

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十分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时，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把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还请求为日军效力。

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不得人心。

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成为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时，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再简单不过。

2016-07-02

梁发芾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29404311.html

战区清朝百姓为何积极帮助日军？

按语：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身处战区的清朝百姓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完全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在日军占领的大清领土上，当地百姓不但完全配合日军，并且在提供劳力，保持治安等方面积极帮助日军，以至于随行的日军记者有“箪食壶浆”之叹。这一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少数第二，而是在战区普遍体现。为何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让我们来探究这一情况背后的机理。

民心难测：清朝百姓出现阻挠清军帮助日军的行为

清朝的百姓为何阻止自己的军队，却对入侵的日军保险处这样的态度呢？

中国民众未能形成空前的热情，很多人选择成了反对战争的阻力。

当时日本民众狂热支持甲午战争

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臣民“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竟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

日军开赴和中国时，在出发地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口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

甚至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支前。

当时清朝民众出现阻止清军帮助日军的行为

而清朝的情况却是相反的。中国民众未能形成空前的热情，很多人选择成了反对战争的阻力。比如在保定，五营清军开赴大沽前往与日军作战的前线，就在出发前一天，“有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的对他儿子嚷着：‘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部队出发时，“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的送行。”有人“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几连城和岫岩。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 ，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

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刚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入山野。”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

日本军官高桥谦回忆：“当时，普兰店以北的路面冻得像铁一样，深深的车辙像利剑一般竖立着。所以，我军运送辎重的小车频频破损，难以使用。在普兰店兵站部，粮秣堆积如山。我向根岸司令官建议，雇佣当地中国老百姓的马车，并很快贴出告示，说明每天付银二元。第二天便雇到了三十辆中国马车，将其分成三个班，每班都派有我军士兵作为统领。十辆马车的运输能力相当于我军的一个运输纵队，而其费用还不到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尔后，便全线使用中国马车进行运输。”

日军进攻盖平时，因运输困难，弹药粮秣供给不上，日本军官角田自告奋勇，前往貔子窝、复州、熊岳城等地招募车夫与牛、马车，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熟谙中国式处世经验，竟在很短时间内招募到数百辆牛、马车，解决了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大受日军指挥官的称赞，说他立下了“不可思议的功绩”。

这一切出现在东北战场的各个地区，并非罕见景象，清朝的百姓为何阻止自己的军队，却对入侵的日军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呢?日本的宣传战：挑拨满汉矛盾号称助汉反满

面对清国百姓，日本方面则将攻击清国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挑拨满汉矛盾，自我标榜为“解放之战”。

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以争取清朝的普通汉族百姓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宣传策略之一。

日军竭力向清朝民众宣传反满

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着明确的定位。在国际上，面过国际社会和欧美列强，日本竭力将将问题转化为这样的描述：日本积极带领邻国进步，而清朝却百般阻挠，因此，日本出兵打击清国是“文明之战”。以此迎合并争取国籍舆论。

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将进军和清国描绘成为日本民族在亚洲大陆上争取更大空间，是事关日本民族兴亡的“生存之战”，以鼓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凝聚国内人心进行战争。

而面对清国百姓，日本方面则将攻击清国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挑拨满汉矛盾，自我标榜为“解放之战”，以蛊惑占绝大多数的清朝汉族百姓。

日本第一军还邀请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神完气足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冶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不长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承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随后，作者又对清朝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问题上的行为进行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清军一败再败，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谐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尔复三代帝王之治。”最后号召清朝的汉族百姓帮助日军，反抗清朝统治“卿等速起，勿为明所笑”。

类似这样的檄文，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中比比皆是。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以争取清朝的普通汉族百姓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宣传策略之一。

日本人“反满”宣传的策略是相当有效

沦陷地的清国百姓很快接受了日本军的宣传，适应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施政。被占领地许多乡绅、市民、贫民，自愿向日军请求保护，百姓代表恳请日军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百姓于流离之苦，谓日军为拯救我等的大明国大元帅。

日本方面的《报知》(1894.10)也曾报道，“时下我军驻屯金州，清国百姓秩序井然，城内犹如国内一样平静。当地支那人皆已归顺，小商贩用日文单语在大街上叫卖，砂糖、香烟、馒头物品丰盛。清人主动与我兵交谈，说我军是朋友，清军是敌人，清人争相报名应征日军运输夫谋取生计，每当我军凯旋归城、后面会跟随许多迎送的清人，实感我皇恩威在外域之隆盛，却不思议支那人此乃一种如何的情感。”

可见在清朝本身存在满汉矛盾的情况下，日本成功利用了汉满间的民族矛盾，引导部分清廷官吏和民众甘愿为日本奉献日本军纪严格官吏清廉比清朝更能争取民众

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

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

日军对军纪要求严格争取民心

明治维新体制下的军队为了塑造文明军队形象，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战争，批准超过百名的国内记者、外国新闻记者、外国武官随军监督战争。

当日军侵入清国本土时，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部队发出训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将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第二军司令大山岩也发出训令：“我军人平素有与人为善之教示，在敌国领地须严禁不义举止。随军之军夫缺少教养，须特别严格管制，防止占领地民众反抗，影响我军国之威严。”两支侵入清国的大军及时发布战地军纪条例，对军内士兵和无教养的军夫起到了约束和震慑的作用。

事实上，这些训令各国随行记者和武官的监督下也得到了较好执行。

如占领九连城后，日军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度赋税，招抚逃避战乱的居民回家。安民告示促使请国人自愿为日本军队效力。“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许多百姓家大门贴出“顺民”、“良民”字样的条幅，类似情形几乎在各个战区都可以见到。

又如日军进攻大孤山，情报称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记实》中屡屡出现。

而相比之下，清军就是在自己国家中行军驻防，也屡屡军纪涣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而败兵更善于伪装成平民百姓，将死亡的危险转嫁给百姓。相比之下，清军丢失民心，日军争取民心也就是不难想象的情况了。

日军建立高效清廉行政体系争取民心

而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越过鸭绿江占领了安东县。10月31日，军司令官制定了民政厅机构编制及权限，于11月1日在安东县设立第一个民政厅，办理民政事务，日本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第一任行政厅长官。此后每占领中国地区，都会安排设置相应民政厅负责管理。配备宪兵、警官。规定对清国人犯罪的处置，轻罪和违警罪由民政长官裁决；重罪和军事犯罪禀请第一军司令官裁决。日军人对清国军人军属的犯罪，通报所属部队司令官处置。清国人之间发生民事事件由民政长官裁决。军管区内对清国人给予保护，根据军队作战需要雇用当地民夫。征购军需物品，免除百姓一年租税。

日本人的行政比清国官吏公正清廉，迎合了百姓的心理。战争没有破坏战地的经济环境，日军推行的民政措施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

日军的民政机关根据占领地本地实情开展各种工作。主要施政包括：对强取豪夺危害地方的奸商施以处分；对贫民及饥饿群体的救助；严控物价稳定经济；城市农村居民贫苦人口调查；招抚逃跑的地方官员或新选吏员参与当地行政；制定城门出入监管规则、道路监管规则、船舶进出监管规则、市场监管规则、城市清洁法、家畜饲养场清洁法、传染病预防规则、税务征收规则、兵器监管规则等法规，在军队宪兵队的监督下实行。

司法警察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法规开展公务；为救护地方饥民，向百姓施与缴获的米、盐等物；用相当的代价收买富豪的储蓄再施与百姓；卫生方面为地方百姓施疗种痘。

日军民政机关按照清国律令及与其他各国间缔结的条约、规则、惯例，对出入营口的传播实施课税管理；实施耕地税，对占领地耕地租税征收状况进行调查。

日军民政机关不仅管理清国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对占领地内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施以同等的法治约束，严格管理从国内前来清国经商的日本人。

战区的百姓为了生计，成为日军募集民工的主要对象。民工每日劳作可以领取相应的报酬，按照职业分类，报酬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军需物资的运输一直是困扰日军的薄弱环节，所以自带骡马车辆的劳务是最受欢迎的。

日本第二军攻占金州城后，军部兵站向本地住民发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当地民众的踊跃响应，报名者络绎不绝。在金州城根的骡马市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从各地汇集大量应募的清国骡马大车，等待日军兵站的官员前来派发运输任务。

清国百姓组成的大车队不但给日军运输日常用品类的军需物资，还运输武器弹药、转运伤员。在金州、貔子窝、柳树屯沿岸村镇，以及山东荣城龙睡澳，辽河营口、牛庄等地的民工市场，云集求职的清国民工形成规模。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都想争得一份报酬优厚的临时工作。

在百姓看来，这些外来入侵者，不像那些盘剥搜刮他们的清国官吏那样凶神恶煞，所劳所得一切都来得合情合理。在日军临时行政厅管理下，战地民众的生计很快恢复平静。劳工市场、交易集市又出现往日热闹叫卖的场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贩、平民、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采购均需的日本军人和管理市场治安的宪兵。甚至集市摊位上还有日本民间商贩的叫卖。

日本方面还在占领地设立警察，担任非常庞杂的监管任务。职责涉及对违反者的谕说、检视、检证、救护、告发受理、唤问、拘留、逮捕等业务，其中对日本人违反者的处理件数占相当高的比例。

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清朝百姓助敌背后：前近代国家走向民族国家阵痛

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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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日军对军纪要求严格争取民心

明治维新体制下的军队为了塑造文明军队形象，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战争，批准超过百名的国内记者、外国新闻记者、外国武官随军监督战争。

当日军侵入清国本土时，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部队发出训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将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第二军司令大山岩也发出训令：“我军人平素有与人为善之教示，在敌国领地须严禁不义举止。随军之军夫缺少教养，须特别严格管制，防止占领地民众反抗，影响我军国之威严。”两支侵入清国的大军及时发布战地军纪条例，对军内士兵和无教养的军夫起到了约束和震慑的作用。

事实上，这些训令各国随行记者和武官的监督下也得到了较好执行。

如占领九连城后，日军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度赋税，招抚逃避战乱的居民回家。安民告示促使请国人自愿为日本军队效力。“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许多百姓家大门贴出“顺民”、“良民”字样的条幅，类似情形几乎在各个战区都可以见到。

又如日军进攻大孤山，情报称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记实》中屡屡出现。

而相比之下，清军就是在自己国家中行军驻防，也屡屡军纪涣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而败兵更善于伪装成平民百姓，将死亡的危险转嫁给百姓。相比之下，清军丢失民心，日军争取民心也就是不难想象的情况了。

日军建立高效清廉行政体系争取民心

而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越过鸭绿江占领了安东县。10月31日，军司令官制定了民政厅机构编制及权限，于11月1日在安东县设立第一个民政厅，办理民政事务，日本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第一任行政厅长官。此后每占领中国地区，都会安排设置相应民政厅负责管理。配备宪兵、警官。规定对清国人犯罪的处置，轻罪和违警罪由民政长官裁决；重罪和军事犯罪禀请第一军司令官裁决。日军人对清国军人军属的犯罪，通报所属部队司令官处置。清国人之间发生民事事件由民政长官裁决。军管区内对清国人给予保护，根据军队作战需要雇用当地民夫。征购军需物品，免除百姓一年租税。

日本人的行政比清国官吏公正清廉，迎合了百姓的心理。战争没有破坏战地的经济环境，日军推行的民政措施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

日军的民政机关根据占领地本地实情开展各种工作。主要施政包括：对强取豪夺危害地方的奸商施以处分；对贫民及饥饿群体的救助；严控物价稳定经济；城市农村居民贫苦人口调查；招抚逃跑的地方官员或新选吏员参与当地行政；制定城门出入监管规则、道路监管规则、船舶进出监管规则、市场监管规则、城市清洁法、家畜饲养场清洁法、传染病预防规则、税务征收规则、兵器监管规则等法规，在军队宪兵队的监督下实行。

司法警察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法规开展公务；为救护地方饥民，向百姓施与缴获的米、盐等物；用相当的代价收买富豪的储蓄再施与百姓；卫生方面为地方百姓施疗种痘。

日军民政机关按照清国律令及与其他各国间缔结的条约、规则、惯例，对出入营口的传播实施课税管理；实施耕地税，对占领地耕地租税征收状况进行调查。

日军民政机关不仅管理清国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对占领地内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施以同等的法治约束，严格管理从国内前来清国经商的日本人。

战区的百姓为了生计，成为日军募集民工的主要对象。民工每日劳作可以领取相应的报酬，按照职业分类，报酬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军需物资的运输一直是困扰日军的薄弱环节，所以自带骡马车辆的劳务是最受欢迎的。

日本第二军攻占金州城后，军部兵站向本地住民发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当地民众的踊跃响应，报名者络绎不绝。在金州城根的骡马市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从各地汇集大量应募的清国骡马大车，等待日军兵站的官员前来派发运输任务。

清国百姓组成的大车队不但给日军运输日常用品类的军需物资，还运输武器弹药、转运伤员。在金州、貔子窝、柳树屯沿岸村镇，以及山东荣城龙睡澳，辽河营口、牛庄等地的民工市场，云集求职的清国民工形成规模。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都想争得一份报酬优厚的临时工作。

在百姓看来，这些外来入侵者，不像那些盘剥搜刮他们的清国官吏那样凶神恶煞，所劳所得一切都来得合情合理。在日军临时行政厅管理下，战地民众的生计很快恢复平静。劳工市场、交易集市又出现往日热闹叫卖的场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贩、平民、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采购均需的日本军人和管理市场治安的宪兵。甚至集市摊位上还有日本民间商贩的叫卖。

日本方面还在占领地设立警察，担任非常庞杂的监管任务。职责涉及对违反者的谕说、检视、检证、救护、告发受理、唤问、拘留、逮捕等业务，其中对日本人违反者的处理件数占相当高的比例。

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清朝百姓助敌背后：前近代国家走向民族国家阵痛

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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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清朝上下还是前现代“天下”观

陈独秀曾在《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则在《新民说》中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事实上，一直到甲午前的清朝，广大中国人，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对世界的理解还是这样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中国的历史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

因此，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终于彻底瓦解，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相比较清朝上下还沉迷于“天朝”幻梦，日本人则在第一时间融入了近代国家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就曾明确阐述：“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日本快速转型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面对颟顸古老的前近代大清帝国，优势之大，我们在之前的《重读甲午》系列中已经做了说明。

清朝始终未能明白近代民族国家是怎样的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

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指出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战场上清军与日军尚在角逐，日军占领区的清朝百姓已经用自己的行动给了大清朝狠狠一个耳光。与其在百年后责怪这些民众不爱国，倒不如想一想，前近代的清帝国在面对近代化民族国家化大潮时，做到赶上潮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