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中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2月1日至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主席关于大跃进的主张，成了大跃进的动员大会。
主席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次济南。会后，又去东北，四天里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进行调查和鼓动大跃进。
同时，各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都纷纷开动，按照主席定的调子鼓噪呐喊。
仅全国人大开会的10天里，《人民日报》就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2月28日，春节，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主席以高昂的情绪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接着又是批评反冒进。
他说：“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
“十一月二中全会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档。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
“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
“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我们要采取支持的态度。”
“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
“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个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在会上做了检讨，说：“反冒进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抓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做了检讨。
陈云检讨时，主席插话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
“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
“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那时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周总理被派去抓水利，主席要亲自挂帅抓经济工作了。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三位党中央副主席以及抓经济工作的三位副总理都公开做了检讨，主席一直绷紧了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脸上有了笑容，语气也缓和了。
他说：“南宁会议我放了一炮，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接着又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主席最后的几句话，给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周恩来们听了如同听到了“圣旨特赦”，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第四十七章 三位副主席再次作检讨

1958年3月9日至3月26日，主席主持召开了成都会议。
会议第一天，主席讲话，重点是批评反冒进。
他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错误。……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周恩来再次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他说：对反冒进的错误，“当时没有认识到，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主席对周恩来的检讨，不够满意，说：
“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唯物论说，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主席把对反冒进的批判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使与会者耳目一新。众大员都对主席的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恩来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薄一波等，也都再次做了检讨
刘少奇也在发言中检查自己，说：“自己所设想的与主席设想的是有距离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可能速度问题，我的脑子中也有些问题，觉得快点慢点都行，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问题。”
见周恩来等都接连检讨，主席的心情极为舒畅。

第四十八章 主席开始登神坛

他意气风发、情绪高昂，在大会讲起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主席思想就是真理，那么，就必须崇拜主席。“不崇拜不得了。”于是，众大员就纷纷崇拜起来：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有人发言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不迷信不行。”
有人发言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止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有人发言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
有人发言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康生说：“对于领袖要无条件的信任，特别是对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的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更要绝对的信任。这不是个人崇拜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
陈伯达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要加强学习主席思想和毛主席著作。”
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和一些高级干部如此集中地颂扬主席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听着部下的颂扬，主席顿感自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开始登上神坛了。于是，他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慨，高谈阔论起来。
主席居高临下发表宏论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对马克思也有些不以为然了。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
“我们的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其实，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
“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
“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
“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接着，他又举出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弼、颜渊等人做例子。
他还提出“六不怕”，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
他又谈到了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
“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些了解了。”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建国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现在这位“老大哥”也不在话下了。
主席踌躇满志，他要创造一条不同于“老大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动一场以高速度为灵魂的大跃进。

第五十章 众大员攀比高指标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经主席这么一再地鼓动，众大员的头脑也就越来越热，提出的计划指标也就越修改越高。
赶超英国的时间，原来是15年；到成都会议，就内定为10年。
1958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是624、8万吨和3920亿斤；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第二本账指标为700万吨和4316亿斤。
基建投资也由145、7亿元上升到175亿元。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完成的时间，原来是12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规定的时间缩短到5至8年；在成都会议上，许多省提出用5年或稍多点时间。
河南省的计划更加惊人：全省要在1958年麦收前实现水利化；1958年一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全省消灭“四害”、扫除文盲；
安徽把完成《农业发展纲要》的时间缩短到3年到5年；
一向缺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
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
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
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
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但办不到的不勉强。
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成都会议热气腾腾，擂响了大跃进战鼓！

第五十一章 主席视察红光社

1958年3月16日下午6点多钟，夕阳已经西斜。四川郫县红光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
部部长潘兆清刚匆匆赶到社机耕道，毛泽东就下了轿车。
握手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忘记赞美周围的春色：“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在机耕道上慢慢地走着，一边向干部们问起生产情况。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和绿色的麦田交织如毯，都江堰流过来的清水流淌在沟渠里，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一条小路伸向不远处的一户农家。“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侧过身征询社长们的意见。
“好!”社长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屋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毛泽东在堂屋坐下，学着用四川话对老婆婆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
接着他问起林赛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说到口粮，毛泽东很关切地问：“口粮够不够吃?”
林赛华说：“够吃。”
这时副社长刘贤松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多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连忙道：“真的够吃!”毛泽东这才满意地笑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的社长?”毛泽东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毛泽东很关心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好。”林赛华笑着说，“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在一边听了都乐得很。
毛泽东又换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林赛华胸有成竹。
“七害?”毛泽东很感兴趣地俯身向前要听一听。
林赛华掰着手指数道：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林赛华说得头头是道。
毛泽东问：“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它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留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挺满意地对林赛华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呢!”
毛泽东站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什么样。打开碗柜没有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毛泽东走出来，幽默地说：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林赛华一本正经：“我们是贫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
毛泽东走出林赛华家后门不久，林赛华的媳妇就回来对她说，那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刚才那是毛主席?”林赛华这才知道刚才同自己“摆”了半天的不是什么外省干部，而是像片上常见的毛主席。她紧忙三步两步赶出屋去追毛主席。追上了，却反而说不上话来。
毛泽东一边往前去，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周桂林说起一个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时，毛泽东问：“三个队长里边
有没有女队长呢?”
“有，每个队都有一个女队长。”
“组长里边有没有女的?”
“每个组都有两个组长，一个男组长，一个女组长。”
“有没有女社长?”
“有一个女社长。”
“怎么没有看到她?”毛泽东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毛泽东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900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的苗显得比较矮小，毛泽东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社长们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前边一块菜子田长势不错。毛泽东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1亩田能收多少斤菜子?”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泽东把右手比画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
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
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画，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毛泽东看个没够。
毛泽东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连问了四个孩子。
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毛泽东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毛泽东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
周桂林说办了一个。毛泽东便道：“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条1米多宽的沟。周桂林跨过去，转身要扶毛泽东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毛泽东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女孩叫王祖运，她回答毛主席的问话说：“是开荒的时候被锄把震裂了虎口，正在化脓。”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毛泽东对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毛泽东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打发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返回时，毛泽东又问起社里除“七害”的事：“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向毛泽东保证。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毛泽东没忘记问问具体的方法。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漏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讲了灭鼠方法。
“苍蝇、蚊子呢?”
周桂林说，苍蝇蚊子就更好办了。
“为什么?”毛泽东挺有兴趣地问。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孑孓。
毛泽东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
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毛泽东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天色落黑了，毛泽东离开了红光社。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
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里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蜈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毛泽东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
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

第五十二章 不忘阶级斗争
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4月1日下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
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
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2日下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3日下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
“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
“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第五十二章 不忘阶级斗争

第五十三章 周总理含泪写检讨 （1）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到广州，会见了主席，参加广州会议，筹备八大二次大会。
主席命刘少奇起草《政治报告》；命周恩来写“个人检查”，要求周恩来在大会上进一步深刻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以肃清其在党内的消极影响。
并严肃地吩咐：“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的认识自己写。”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沉痛地对秘书范若愚说：“我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要在八大二次大会上发言检讨。请你到总理办公室宿舍住几天，帮我整理发言材料。”
范若愚来到总理办公室领受任务。
总理说：“这次写发言材料，不能像过去那样我口授内容，然后你再根据内容写出书面材料。这次是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说一句，你记一句，你最后在文字上连接通顺一下。”
范秘书在总理身旁坐了下来，拿起笔，准备纪录总理的话。
总理说：“我这次犯错误的问题，已经和主席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主席，我必须要努力学习主席思想呀。”说完，就思考着，开始口授检查。
“叮呤呤……”电话铃响，总理拿起耳机。
“你好，我是周恩来，嗯……嗯，……陈云同志呀，我们只能顾全大局呀，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主席的威信呀。……要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深刻检查。对，……对。”
总理放下耳机，身体向椅子靠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迷茫地望着窗外。
夜幕降临，范若愚开了电灯。总理站起身来，低着头，踱着步，每隔几分钟挤出一句话，很难受。
总理停住脚，说：“若愚呀，你先回宿舍休息吧。等我想好了一段再喊你。”
范若愚明白，他在这里反倒会影响总理的思考，就默默地站起身来，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只是看了总理一眼，慢慢地离去。
总理又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他小臂上套着工作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着笔，对着面前铺开的稿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
他的两道浓眉庄严沉重地横亘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眨，三秒钟一眨，始终没有停止。
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右手的笔触到纸上，想写什么。可是，笔刚一动，又突然停住了。
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把笔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又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了一些点状线状的印痕，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沾污了稿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心换上一张纸。
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
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浸出来，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来。
总理好难哟！他检讨什么呢？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主张搞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有什么错呢？
那些不顾国情、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一味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怎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对此进行批评、纠正，怎么就是错误？怎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国务院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凡属事关路线、方针的大事，都是事先向党中央请示汇报的呀，怎么说是“封锁中央”？
具体起草经济计划，这是党中央赋予的国务院的职能，怎么说是“想揽大权”、“分散主义”？
难道计划的具体内容也须要事事请示党中央么？难道应该把计划的具体起草工作上推给书记处、政治局么？
“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你主席一个人怎么能随意批判、擅自推翻？你主席眼里还有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么？
动辄就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上纲上线，扣上什么“右倾保守”、“小脚女人”、“像蜗牛似的爬行”、“寡妇的心态”、“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封锁中央”等帽子，甚至说“和右派相距50米了”，这难道正常么？……
周总理百思不得其解。
能在大会上和主席进行争辩么？不能！绝对不能！他并不怕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是怕损害国家和党的大局。
“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党和人民选择的，维护主席的形象、权威，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权威。
如果进行争辩，主席决不会让步的。那么，他的争辩，就不仅被视为是对主席的挑战，也将被视为是对党、对人民的挑战，这不仅仅会影响主席的威信和形象，也将影响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啊！
更有甚者，还可能会造成党的分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闹分裂的后果就可能再现。啊！太可怕啦！……
况且，现在争辩也于事无补，大跃进的列车已经开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住……
怎么办？周总理前思后想、左右权衡，终于下定决心：顾全大局，从国家、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维护主席的权威和形象，违心检讨，主席希望检讨什么，就检讨什么。
他过去也曾这样考虑过，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晰、决绝。他重新提起笔来……

第五十四章 周总理含泪写检讨（2）


邓颖超睡醒一觉，见时钟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总理还没安歇。就急忙起床来到总理办公室，见总理自己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发呆。邓颖超没有惊动总理，径直来找范若愚。
“小范，总理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来了？”邓颖超着急的问。
范若愚把原因向邓大姐解释了一遍。
“哦，你作好准备，我去劝劝总理，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来写材料，这样会快些。”邓颖超说罢就走了。
过了约20分钟，又回来喊范若愚。说是总理同意了她的意见。
几天下来，范秘书把总理的检讨材料整理出来，送交总理审阅。
材料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跟不上主席。”
总理看到这段话，就把“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用笔勾掉，叹口气说道：“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呀！”
是啊，在漫长的党的历史中，周恩来和主席的恩恩怨怨很难扯清。
从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统治中共中央时期，周恩来都担任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书记，都是主席的顶头上司。
1956年9月10日，主席在讲话中曾谈起了自己在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受的“处罚”与“打击”。
他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
“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
这些“处分”和“打击”，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都与周恩来有些关系。
例如，三十年代初期，主席在江西苏区领导肃反、抓“AB团”，搞逼供信、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杀了很多革命同志。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亲临苏区，批评主席，制止了肃反扩大化；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又批判了主席，削弱了主席的权力等。
1935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坚决支持主席的主张，使主席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周恩来不同意主席提出的“山地游击战”；延安整风，周恩来成了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主席的整肃；
整风后，周恩来检讨了错误，竭尽全力辅佐主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
建国初期，周恩来曾被主席批评为“分散主义”，被削权。……
周恩来眼圈又红了，他的脑际里闪电般的掠过了和主席共事中的这些恩恩怨怨。
他知道，有些旧怨，主席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他感到很难在现在的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了，他暗下决心：八大二次会议后，辞职。
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检查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
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
邓小平把检讨中“离右派仅差50米”之类的无限上纲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也比较轻了。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写那么长干嘛！简短些。”

第五十五章 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年4月13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
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
文章写到：
“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作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文章写到：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
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
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
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
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
文章写到：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大字报是大批判的有力武器。毛泽东赞扬大字报，传递给人们这样一个信息：推动大跃进，要紧抓阶级斗争、用大批判开路！
这篇短文连同开封县委的报告，于6月1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短文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动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

第五十六章 八大二次会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
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五次长篇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豪言壮语，给大会升温，发动大跃进。
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
一是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
二是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三是提出改进党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
二次会议增选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等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检讨。处分了一批所谓“右倾”、“反党”的高级干部。
会上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
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通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
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这条总路线提出的初衷当然是想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会后不久，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会议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实际上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理论。
会上，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
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反党集团”。
这次会议实际上为以后党内逐步发展的“左倾”错误埋下了伏笔。
八大一次会议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八大二次会议却把这个良好开端完全破坏掉，使中国巨轮极大地偏离了正确航线。
关于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来概括它的意义：
“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23年后，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作出这样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于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
全会还决定创办出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第五十七章 刘少奇宣布总路线
主席吩咐刘少奇主持起草《工作报告》。刘少奇指示具体起草的人员：《报告》一定要充分体现主席的“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观点和主张，使报告成为大跃进的誓师檄文。
《报告》写出后，又经过主席两次修改补充，充分表达了主席自1956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报告》正式宣布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提出了“三个并举”，即：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对此，主席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指出：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伟大的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又是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报告》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一字之差，反映了主席急于求成的心态是多么迫切。
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为发动大跃进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报告》确认了主席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这样，就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偏向歧路，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报告》还提出了我国现在还有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这就为后来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埋下了“伏笔”。
《报告》特别批判了反冒进，说：“在1956年，我国整个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
“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这样，就把党内的正确的不同意见压下去了。使人们噤若寒蝉。
《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底。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这段话是主席加上去的。
事实是，正是由于周总理、陈云副总理反冒进，才使得1957年的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之后，又根据主席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主席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到：“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
代表们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邓小平作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说明》，要提前5年实现《纲要》。
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五次长篇讲话，给大会升温，发动大跃进。
主席讲总路线，要求干部群众鼓足十分干劲大跃进，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力争高速度、高指标。
他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比鼓起干劲好，干劲早就鼓起来了，有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六、七分还是八、九分？十分就足了。”
“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四十条现在不要12年了，大体上5年差不多了。可能在五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国外比较，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有些项目还不要7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
还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
“高指标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这里。
与会者都高度评价总路线，坚决拥护总路线，他们纷纷再度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指标，加快建设速度。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计委主任李富春书面发言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重新设想的各项指标，比原来都大幅度提高了。到1962年，钢产量必成数为2500万吨，期成数为3000万吨；粮食分别为6000亿斤和7000亿斤。到1962年（5年）就可以赶上英国，1972年（15年）赶上美国。
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说：
明年（1959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5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化工部长说：化学肥料在5年内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是大有希望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
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
新上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首先破除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增产的迷信，大力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推广长葛经验，年内把全省土地深翻一遍，粮食产量翻番；破除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大发展；大破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行到底，拔掉所有的白旗、灰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
“苦战3年，基本改变江苏面貌；苦战5年，全面改变江苏面貌。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各项指标。
中宣部长陆定一说：据各省、市的汇报，扫盲工作，有5个省市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可以基本完成；普及小学，12 个省市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基本完成。
有的说：县可以办农业大学。
有的说：开展大规模搜集民歌运动。不久，人人都成为诗人。

第五十八章 破除迷信不怕马克思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教授。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标新立异。
他说：
“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
“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就够了。”
“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革命没革成。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主席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破除对教授、专家的迷信，树立主人翁的自尊心，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标新立异。
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所谓卑贱者，就是学问少的人，包括文盲和科盲；
所谓高贵者，就是学问多的“权威”、“教授”、“专家”、“名人”，即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他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
他说：“我问过在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说，是住在地上。”
“我说，不，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我还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是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所以，我们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因为我们就是神仙，就是洋人。”
他接着引用了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
“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以此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
“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不要妄自菲薄，要敢想、敢说、敢做。”
“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要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是被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
“我也不懂工业，可我不相信工业就高不可攀。”
“《人民日报》提出个口号，叫‘让高山让路，让河水低头’。很有气魄，这才是主人翁的精神。”
主席印发了一个材料，题目就叫《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主席又提出一条“定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他说：“去年，右派叫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许多工程师、教授看不起我们，我们有些同志自己也觉得不行。其实，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
这条“定律”的提出，给与会者老干部以莫大的鼓舞。不懂教育的当“校长”，不懂金融的当“行长”，不懂技术的当“厂长”，不懂农业的可以领导农业，……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些外行们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吆三喝四，“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
与会者都赞扬主席的讲话，是一场思想大革命，一场思想大解放。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必将打破古今中外一切纪录。

第五十九章 个人崇拜神化毛主席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迷信，马克思没什么了不起。要迷信谁？要迷信“真理”在手的主席，要学席的著作。
与会者心领神会，纷纷发言。
有的说：“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
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
“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
“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我们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有的说：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化为新的理论，写成书，变成革命行动的指南，指导现代人，教育后代人。他像圣人一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圣人。毛主席的理论，应该称为“毛泽东主义。”
很多人发言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讲话。
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真理的代表，听毛主席的话就是相信真理。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少犯错误，避免摇摆。”
“马列著作要学，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湖南代表建议：毛主席著作必须是干部必读和党校教学的主要书目。
林彪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德国出了马克思，俄国出了列宁，我国出了毛主席。毛主席超过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教科书。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陈伯达发言论述了主席思想和学席思想的重大意义。然后，批评说：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著作重视不够，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中寻找经验，这是崇拜洋人的思想表现。他建议：全党应该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于是，主席在“神坛”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六十章 插红旗拔白旗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继续批判反冒进，把怀疑、反对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干部斥之为“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要对他们进行斗争。
他说：“1956年下半年到957年这个时期观潮派还相当多，中央、省、专、县、乡、社都有‘秋后算账派’。现在情况好些，但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对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
“地方上还有许多观潮派在等待‘秋后算账’，要很好地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讲形势。我去年在夏季形势中讲了，要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他们还是积极分子。”
狠抓阶级斗争，以大批判开路。上至中央，下至社队，谁敢对总路线、大跃进说半个“不”字！
与会者都纷纷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杀气腾腾。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严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贯彻总路线的关键。
反冒进对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广。为了更好的贯彻总路线，必须把反冒进问题弄清楚，只有批判的彻底，批判深，批判透，才能解放思想。
吴芝圃不久前把“右倾”的河南第一书记潘复生赶下台，自己登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
广东有的代表说：地方上一些人反冒进，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的右倾和对社会主义、对党的不满。
主席讲话指示：要拔白旗，插红旗。
所谓“白旗”，就是那些对总路线、大跃进持怀疑、反对态度的“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谓“红旗”，就是出身成分好（家庭成分是工人或贫下中农，个人成分是工农兵）、政治思想强（听毛主席的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的人。
要把“白旗”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拔下去，把“红旗”插上来。
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
“我们要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资产阶级的白旗、灰旗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
“哪一个学校、工厂、连队、机关，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要插起来，要不断地插。现在有许多地方并非是红旗，有些刚红了，过几天不红了，落后了，那就要换旗子。”
主席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把许多好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当作“白旗”拔掉，伤了很多有能力的好人。
主席提醒部下：要善于“辩风向”，即要善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他说：“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力。斯大林说过，领导者要有预见。预见就是识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
“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是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浸淫豁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
“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领导者，在小风刚刮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风要来了。”
“站在看台上什么都看不见，这种人是没有用处的。小风刮起来的时候，辨不清风向，就会给右派一个机会。”
主席要求领导干部辨风向，其实就是让他们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要狠抓阶级斗争。
于是，什么事都可以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批判、斗争、辩论以至打人、捆人、捉人，就有据可依了。
你不听我的指挥，就是阶级斗争问题，于是，就刮起了“强迫命令风”。

第六十一章 自诩超过秦始皇

主席豪情满怀地说：
“有人批评我‘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们说得对，我就是主张‘厚今薄古’。我很欣赏秦始皇，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右派骂我们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焚书坑儒”超过了秦始皇，这是大实话。破除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迷信，断言高级知识分子“最愚蠢”，那么，高级知识分子及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也就不屑一顾了。
在此前提下，让知识少的人（甚至是科盲、文盲）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只能是愚昧和荒唐。
有的代表说：自1953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的过多，改造提的很少。尤其是1956年知识分子大会后，这种倾向更严重，以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了起来。
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把他们放在被改造、被消灭的阶级里，才把他们的尾巴摁了下去。
北京的代表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学问”、“科学”吓唬人，其实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最没有学问。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信任过多。科学院应注意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常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主席也讲了要去掉“官气”，要做普通劳动者。可是，没有有效监督的、大权独揽的书记们，能有多少人会去掉“官气”，甘当普通劳动者呢？大跃进刮起来的“干部特殊化风”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第六十二章 梦想共产主义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讲话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前面的一个就要为后面的做准备。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下一步的共产主义做准备。”……
群情振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什么是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很有道理。
我们为共产主义做准备，就要一手抓“电气化”，即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我们搞大跃进就是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
另一手要抓“苏维埃”，即改造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小社并大社，目的就在于此。
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老前辈，马恩列斯以及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谈论过、设想过，有的还试验过。
我国的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把未来美好社会设想得很具体，虽然他没叫它‘共产主义社会’。
陆定一最近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邓力群编了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很好。可以读一读，看看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毛主席和众大员都兴奋地想：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日子，会超前苏联的，西方的“乌托邦”会在世界的东方变成现实，共产主义对于中国，已经不是多么遥远了。
会上，有些人发言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大胆设想。
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言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
“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组成更大的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言说，15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将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描述未来的美好社会，他说：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
“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主席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
“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
“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应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
“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专门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他说：到今年4月底，已经把33万亩旱地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半左右。计划在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可以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1倍、2倍。
主席当即在会上号召全国都来学习长葛经验。他说：“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长葛今年一年就把全县耕地深翻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可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

第六十三章 整肃高级干部
会上，对右倾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进行了整肃。又让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再次作深刻检讨，还严厉处分了一批高级干部。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
“还应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
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
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
“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
“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
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5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
周恩来作出检讨后，陈云也针对自己的反冒进错误作了检讨。这样，八大二次会议就只有一个声音：建设速度越快越好！
被点名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大会上受到了批判，被撤职，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
被批判撤职的高级干部还有：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
这些被整肃的高级干部都是务实求真、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大跃进的“绊脚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后，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此是后话。
大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调高了一些指标，特别强调了密植、深翻土地和改良农具。
会后，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
这篇社论道出了总路线的灵魂：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全国各地各级层层召开会议，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展反右派补课、农村大辩论、反右倾、拔白旗，整掉了一批实事求是、阻碍大跃进的干部，给大跃进烧了一把大火，大跃进运动掀起了高潮。

第六十四章 周总理提出辞职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既然自己的正确主张一直被批判，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
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辞呈：“中央、主席：鉴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请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周恩来 ”。
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
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主席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早就有一肚子气，在南宁会议期间就有换掉周恩来的设想。
但考虑到周恩来在国内外、党内外的影响和威信，左右权衡，还是觉得不换为好。
经主席提议，把林彪升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把紧跟主席的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升为政治局委员。
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大跃进的领导，经主席提议，党中央设置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书记处。
遵照主席的意见，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了各小组的具体组成：
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
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
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
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
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
形成中央文件草稿后，报送主席审阅定稿。
主席在文件上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
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
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文件于1958年6月16日下达各省市自治区。
至此，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党法上，实现了对大跃进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席名正言顺地亲自指挥大跃进。
周恩来的总理职位虽然保留了，但是权力被削了。
他所领导的国务院变成了书记处的附属机构。此后，他只是管管长江的水利工作和一些外事的迎送，大跃进的决策和指挥再也没有他的事。

第六十五章 主席亲自指挥大跃进

主席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确立了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组织领导机构，他要亲自指挥、大显身手了。
他找人谈话，听汇报，看报告，批转文件，召开会议……，忙得团团转。
6月6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主席报告说：他与林铁同志（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主任）商量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1959年底能达到800万吨。
主席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
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计划数字又翻了一番。
6月7日，冶金工业部向政治局报告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水平规划，称1962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
主席将此件批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6月11日，农业部向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主席高兴地将报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说：“农业部在河南长葛召开了深翻土地现场大会。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现在，深翻土地的运动已经在全国铺开。”
主席夸赞说：“好啊！现场会召开的很及时嘛。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字宪法还要大力推广，尤其是密植，更要狠抓呀，这可是增产的关键啊！还有农具改革，要好好抓。两条腿走路嘛！”
“是，是。”廖鲁言唯唯。
6月16日，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向政治局报告“二五计划”要点，提出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
主席批给军委扩大会议写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同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向政治局报送“二五财政计划要点”，说“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350多亿斤，比1957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150亿斤还要多200亿斤”。
主席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6月17日，财经小组副组长、副总理兼经委主任薄一波向政治局报告，汇报了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
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主席将此件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报告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或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赶超英国的时间就由15年变成了2年，主席“拔苗助长”的急于求成的心态，活灵活现。。
6月18日，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谈话会。主席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
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随口回答：“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
主席说：“对，就这么办。”
主席又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
于是，《人民日报》在7月1日发表了题为《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钢为纲”、“三个元帅（粮食、钢铁、机械）”、“两个先行”传遍全国。
6月19日，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谈话。
主席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钢是五百三十（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
王鹤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
第二天，王鹤寿汇报说：“已经布置了，可以翻一番，搞1100万吨。”
6月21日，冶金部长王鹤寿送来一个报告。报告说：
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华东地区（不含山东）1959年钢产量达到800万吨。
煤铁资源很少的华东五省市尚能如此，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搞得更多吗？
根据各大协作区汇报情况看，明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9000万吨以上。
主席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铁翻番的决心。
6月25日，财经小组副组长、副总理（主管农业）谭震林把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总结报告给主席。总结说：
华东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人均1000斤以上，原来设想5年完成的任务，仅今年1年就完成了。
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估计可能到5000亿斤以上，人均超过800斤。主席大喜，将此报告令《红旗》杂志发表。
主席又翻阅河南省委的报告。
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后，省委立即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传达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表示热烈拥护总路线。大家个个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
报告说：省委全会，首先破除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增产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大力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推广长葛经验，年内把全省土地深翻一遍；
其次，是破除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
第三，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不神秘，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
“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行到底，拔掉所有的白旗、灰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院系 ，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
主席笑了，说：“这个吴芝圃，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头脑发热的主席与头脑更热的众大员互相影响、互相激荡，使他们头脑的温度越升越高。各项指标节节狂升，离实际越来越远。
主席亲自挂帅走到前台抓经济工作，头脑又这么热，陈云领导的财经小组变成了无有实权的机构。
陈云头脑清醒，但是刚刚作完检讨，不能再提不同意见，只好不再说话。
主席要中宣部把宣传机器的马力开足，为大跃进大造舆论，大造声势。
于是，陈伯达的《红旗》杂志就拿起了大批判的武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平衡论”，批判“右倾保守”、“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
《人民日报》、广播电台以及各地的宣传机器，也推波助澜，为总路线、大跃进大造声势。
1958年的夏季酷热蒸腾，人们的头脑比酷暑更热。主席亲自发动并亲自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好像沸腾的钱塘大潮，排山倒海、汹涌澎湃。

全卷完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2012年5月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