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事】《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
第二十九章 环江镇压“包产到户”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
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
“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
“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
“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
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
你越害怕，批斗会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
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
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像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
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
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
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巩固高级社，解决退社问题，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
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
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
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
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
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
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
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
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
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
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
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
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
“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
“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
“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
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
你越害怕，批斗会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
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
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像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
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
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
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巩固高级社，解决退社问题，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
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
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
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
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
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
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
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
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
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
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
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第三十章 主席钱塘观潮赋诗
主席看着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取得了如此辉煌伟大的胜利，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他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不再认为群众闹事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多么猖狂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孰料，反击右派的命令一出，全党立刻雷厉风行，弹指间，右派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他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再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反右派深入展开之际，在主席提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又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农业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
“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其标准之一就是对农业社的态度。
主席要乘着反右派斗争威势，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镇压那些搞包产到户的、闹分社退社的歪风邪气，巩固并发展合作化运动，为发动农村大跃进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
9月9日，主席乘专列来到杭州，11日，到海宁七里庙观钱塘江大潮。
那排空而来的滚滚波涛，飞雪扬冰，撼天动地，犹如千军万马冲杀而来，杀声震地，喊声震天。
他联想到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想象着农村轰轰烈烈的大辩论。
他想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像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不能凄凄戚戚、冷冷清清。他暗下决心，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定乘胜前进，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造成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小脚女人”们，发动亿万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这时，主席的脑际已经浮现出钱塘大潮般的波澜壮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图景。他豪情大发，吩咐“拿笔砚来！”挥毫写就七绝一首《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主席下定决心，要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
主席看着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取得了如此辉煌伟大的胜利，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他的思想来了个大转弯，不再认为群众闹事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多么猖狂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孰料，反击右派的命令一出，全党立刻雷厉风行，弹指间，右派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他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再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反右派深入展开之际，在主席提议下，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又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农业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
“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其标准之一就是对农业社的态度。
主席要乘着反右派斗争威势，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镇压那些搞包产到户的、闹分社退社的歪风邪气，巩固并发展合作化运动，为发动农村大跃进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
9月9日，主席乘专列来到杭州，11日，到海宁七里庙观钱塘江大潮。
那排空而来的滚滚波涛，飞雪扬冰，撼天动地，犹如千军万马冲杀而来，杀声震地，喊声震天。
他联想到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想象着农村轰轰烈烈的大辩论。
他想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像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不能凄凄戚戚、冷冷清清。他暗下决心，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定乘胜前进，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造成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小脚女人”们，发动亿万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
这时，主席的脑际已经浮现出钱塘大潮般的波澜壮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图景。他豪情大发，吩咐“拿笔砚来！”挥毫写就七绝一首《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主席下定决心，要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
第三十一章 三中全会主席反“反冒进”
主席取得反右斗争和农村大辩论的伟大胜利后，立即动手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小脚女人”们，以发动他的钱塘江大潮般的大跃进运动。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把藏在主席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出来。
主席坐在菊香书屋的宽大的藤椅上，吸着香烟，静静地思索着。
他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罢工、罢课、闹退社、包产到户等事件，特别是右派猖狂进攻的事件，都深入地反复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取得反右斗争和农村大辩论的伟大胜利后，立即动手整肃以周恩来为首的“小脚女人”们，以发动他的钱塘江大潮般的大跃进运动。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把藏在主席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出来。
主席坐在菊香书屋的宽大的藤椅上，吸着香烟，静静地思索着。
他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罢工、罢课、闹退社、包产到户等事件，特别是右派猖狂进攻的事件，都深入地反复地进行了分析。
他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八大把主要矛盾搞错了，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主席伸个懒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为什么右派分子胆敢如此猖狂？”主席的思想又集中在反右派斗争上。
他发现：右派头头章伯钧在政协俱乐部召开的“六六六”会议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何其相似！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八大把主要矛盾搞错了，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主席伸个懒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为什么右派分子胆敢如此猖狂？”主席的思想又集中在反右派斗争上。
他发现：右派头头章伯钧在政协俱乐部召开的“六六六”会议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何其相似！
第三十二章 农村吹响大跃进号角（1）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业大跃进，来势之凶猛、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壮观，都超过了钱塘江大潮。
笔者当时正在外地上学，寒假回到农村老家，也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资料，可以概括出这场“大跃进”有“六个大”的特点：
第一， 贯彻发动力度大。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立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层层向下贯彻发动。上至省委省政府，下至各个农业社和生产队，都雷厉风行的动起来：制定计划指标，召开誓师大会，向党写决心书，开展大辩论，组织大会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积肥，还有除“四害”。
第二， 宣传舆论声势大。
中央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开足马力，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大造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声势，报导各地大跃进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发表社论，题目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地方的报纸、广播等舆论机器也都纷纷开动，传达党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大量报导各地农业大跃进的盛况及先进经验，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报纸上的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语句，气势咄咄逼人。
第三， 批判辩论压力大。
8月开始的农村反右大辩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又开始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大批判、大辩论。
各级干部如果谁对大跃进犹豫怀疑，谁就要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就要检查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
社员群众如果谁对大跃进抵触不满，谁就要受到批判辩论。如果是中农，就有被扣上“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的危险；如果是贫下中农，也有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的危险。
笔者的老家，县里修水库缺资金，就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任务摊派到各乡，乡就把任务摊派给各村，村里就向各户摊派。
村里干部在群众会上讲话：“不缴水利投资，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共产党！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
有位叫张英的老头，原来在沈阳经商，东北解放后回到了老家，他老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就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村干部认定张英有钱，给他摊派的投资任务就很大。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钱，就大会小会辩论他，辩论到后来就是连骂带打。
“老少爷们，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我减点吧。”张老头苦苦哀求。
“的！我让你再装穷！”一个积极分子上去一脚，把老头踢翻在地。
老头慢慢爬将起来，还没有站稳，另一个积极分子又煽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喝道：“再不缴就剥了你的皮！你个臭富农，想翻天咋的！”
张老头实在没有活路，就上吊自杀了。
村干部在大会上讲：“死一个单摆着，死俩双摞着！死了也得缴水利投资。”
于是，就把张英家的座钟、衣箱、板柜、水缸以及一副棺材板都拿了去，抵“水利投资”。
村里农民吓得卖猪卖羊来缴水利投资，有不少人家把口粮和烧柴都卖了。
辩论会和大批判实在是可怕，干部群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敢对大跃进放个屁。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业大跃进，来势之凶猛、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壮观，都超过了钱塘江大潮。
笔者当时正在外地上学，寒假回到农村老家，也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资料，可以概括出这场“大跃进”有“六个大”的特点：
第一， 贯彻发动力度大。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立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层层向下贯彻发动。上至省委省政府，下至各个农业社和生产队，都雷厉风行的动起来：制定计划指标，召开誓师大会，向党写决心书，开展大辩论，组织大会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积肥，还有除“四害”。
第二， 宣传舆论声势大。
中央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开足马力，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大造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声势，报导各地大跃进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发表社论，题目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地方的报纸、广播等舆论机器也都纷纷开动，传达党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大量报导各地农业大跃进的盛况及先进经验，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
报纸上的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语句，气势咄咄逼人。
第三， 批判辩论压力大。
8月开始的农村反右大辩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又开始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大批判、大辩论。
各级干部如果谁对大跃进犹豫怀疑，谁就要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就要检查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
社员群众如果谁对大跃进抵触不满，谁就要受到批判辩论。如果是中农，就有被扣上“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的危险；如果是贫下中农，也有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的危险。
笔者的老家，县里修水库缺资金，就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任务摊派到各乡，乡就把任务摊派给各村，村里就向各户摊派。
村里干部在群众会上讲话：“不缴水利投资，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共产党！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
有位叫张英的老头，原来在沈阳经商，东北解放后回到了老家，他老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就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村干部认定张英有钱，给他摊派的投资任务就很大。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钱，就大会小会辩论他，辩论到后来就是连骂带打。
“老少爷们，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我减点吧。”张老头苦苦哀求。
“的！我让你再装穷！”一个积极分子上去一脚，把老头踢翻在地。
老头慢慢爬将起来，还没有站稳，另一个积极分子又煽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喝道：“再不缴就剥了你的皮！你个臭富农，想翻天咋的！”
张老头实在没有活路，就上吊自杀了。
村干部在大会上讲：“死一个单摆着，死俩双摞着！死了也得缴水利投资。”
于是，就把张英家的座钟、衣箱、板柜、水缸以及一副棺材板都拿了去，抵“水利投资”。
村里农民吓得卖猪卖羊来缴水利投资，有不少人家把口粮和烧柴都卖了。
辩论会和大批判实在是可怕，干部群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敢对大跃进放个屁。
第三十三章 农村吹响大跃进号角（2）
第四，劳动场面规模大。
各省、县都大修水库，人力、畜力都向农民摊派。农民们都自带口粮、自带工具和行李，推车挑担、赶牛牵驴，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地奔赴水库工地。
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种场面之壮观，之洪大，远远超了三大战役时期农民支前的场面。
据报载：仅搞水利建设，全国在1957年10月份就投入三千多万人，11月达到六千多万，12月达到八千多万，1958年1月超过一亿人。
湖南人大代表谭宝余在1958年2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
湖南“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也有15万。县城、集镇的汽灯、马灯已经卖尽。”
黑龙江人大代表巴彦胡说：
肇源县农民“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上万农民夜战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
除“四害”的场面也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上海《解放日报》以《全市围攻麻雀》为题，报导了消灭麻雀的火热场面。
报导说：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
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
新城区连夜赶制8万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
在市郊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
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笔者所在学校，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各班组都分到了任务指标。老师学生先是在城里的公共厕所挖蛹，后来就下乡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
第一， 社员群众干劲大。
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社员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惊天地、泣鬼神”。人大代表在一届五次会议发言中介绍了群众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情景。
广西代表说：
“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抽上来。群众用山歌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产党，修好水利。’”
山西代表说：
今年修水利“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天黑夜地干。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要照着汽灯马灯干。”
陕西代表说：
“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地区人民，目前已经战胜零下20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沸腾’；靖边群众提出了‘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代表说：
“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他们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男女老少齐发动，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冻土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把再刨。农民说，‘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
积肥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冒着风雪，把水坑的冰层砸开，从水里挖黑泥，作为肥料。弄得浑身泥水，毫无怨言。
学校也都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老师学都在厕所里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没有人嫌脏。
过春节也不休息，要吃“忆苦饭”，过“革命化的春节”。
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冲天干劲”的另一面，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太可怜了！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刨四尺厚的冻地，白天劳累一天还要挑灯夜战，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风雪去水库工地服劳役，用手在黏糊糊的人屎里挖蛹，……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人们都赞扬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试问，红军真的愿意吃这样的苦吗？他们是让蒋介石逼的呀！
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真的心甘情愿地冒严寒、顶风雪、挑灯夜战吗？真的是拥护大跃进因而“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么？
第六，农民受的剥削大。
修水库，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农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投进去了，不少农民为了完成水利投资的任务，连口粮都卖掉了一部分。
这些钱是肉打狗——再也没收回来；
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去修水库，一分钱也没挣回来；人海战术白天黑夜出工，工分就“膨胀”了，农民多劳并没有多得。
大跃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有农民偷偷发牢骚说：“咱们是给毛主席扛活呐！”
第四，劳动场面规模大。
各省、县都大修水库，人力、畜力都向农民摊派。农民们都自带口粮、自带工具和行李，推车挑担、赶牛牵驴，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地奔赴水库工地。
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种场面之壮观，之洪大，远远超了三大战役时期农民支前的场面。
据报载：仅搞水利建设，全国在1957年10月份就投入三千多万人，11月达到六千多万，12月达到八千多万，1958年1月超过一亿人。
湖南人大代表谭宝余在1958年2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
湖南“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也有15万。县城、集镇的汽灯、马灯已经卖尽。”
黑龙江人大代表巴彦胡说：
肇源县农民“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上万农民夜战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
除“四害”的场面也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上海《解放日报》以《全市围攻麻雀》为题，报导了消灭麻雀的火热场面。
报导说：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
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
新城区连夜赶制8万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
在市郊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
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
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笔者所在学校，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各班组都分到了任务指标。老师学生先是在城里的公共厕所挖蛹，后来就下乡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
第一， 社员群众干劲大。
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社员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惊天地、泣鬼神”。人大代表在一届五次会议发言中介绍了群众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情景。
广西代表说：
“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抽上来。群众用山歌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产党，修好水利。’”
山西代表说：
今年修水利“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天黑夜地干。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要照着汽灯马灯干。”
陕西代表说：
“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地区人民，目前已经战胜零下20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沸腾’；靖边群众提出了‘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代表说：
“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他们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男女老少齐发动，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冻土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把再刨。农民说，‘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
积肥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冒着风雪，把水坑的冰层砸开，从水里挖黑泥，作为肥料。弄得浑身泥水，毫无怨言。
学校也都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老师学都在厕所里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没有人嫌脏。
过春节也不休息，要吃“忆苦饭”，过“革命化的春节”。
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冲天干劲”的另一面，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太可怜了！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刨四尺厚的冻地，白天劳累一天还要挑灯夜战，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风雪去水库工地服劳役，用手在黏糊糊的人屎里挖蛹，……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人们都赞扬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试问，红军真的愿意吃这样的苦吗？他们是让蒋介石逼的呀！
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真的心甘情愿地冒严寒、顶风雪、挑灯夜战吗？真的是拥护大跃进因而“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么？
第六，农民受的剥削大。
修水库，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农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投进去了，不少农民为了完成水利投资的任务，连口粮都卖掉了一部分。
这些钱是肉打狗——再也没收回来；
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去修水库，一分钱也没挣回来；人海战术白天黑夜出工，工分就“膨胀”了，农民多劳并没有多得。
大跃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有农民偷偷发牢骚说：“咱们是给毛主席扛活呐！”
第三十六章 主席小巷“查卫生”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
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
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
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
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
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
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
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
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
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
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
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
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
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
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
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
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
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
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
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
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
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
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
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
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
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
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
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
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
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
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
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
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
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
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第三十七章 毛主席邀请学者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生物学家谈家桢1月6日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历史学家周谷城、老报人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
20年代初就相识了。
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
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
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
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
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
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
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
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
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
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
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
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
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
“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
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
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
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
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
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生物学家谈家桢1月6日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历史学家周谷城、老报人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
20年代初就相识了。
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
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
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
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
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
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
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
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
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
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
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
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
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
“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
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
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
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
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
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
第三十八章 西湖畔促膝谈心
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
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
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
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
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
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
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
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
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
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
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
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
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
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
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
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
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
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
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
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
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
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
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第三十九章 毛主席邕江冬泳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
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
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10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1000多米。
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
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身。
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皮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
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
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
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
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
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10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1000多米。
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
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身。
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皮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
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
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
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第四十章 周总理南宁挨批
11日至2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
会议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教员”，它们是：
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月11日晚，主席第一次讲话，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
他说：“国务院向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主席？
接着，主席又批评反冒进。
11日至2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
会议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教员”，它们是：
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月11日晚，主席第一次讲话，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
他说：“国务院向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主席？
接着，主席又批评反冒进。
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去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8亿土方，再搞8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主席警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
“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
“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主席警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
“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
“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接着，他就讲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来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吩咐把《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大家。
主席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毛主席，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主席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
“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
“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主席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
主席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主席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答：“我写不出来。”
主席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
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
主席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主席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
“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
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主席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主席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主席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主席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毛主席，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主席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
“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
“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主席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
主席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主席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答：“我写不出来。”
主席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
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
主席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主席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
“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
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主席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主席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主席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四十一章 主席批评党中央
1月17日，主席继续批评反冒进。
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生气地说：“当初他们写好了，让我看，强迫签字。我批了‘不看了！’三个字。是针对我写的，反对我的，我还看什么？!”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修改定稿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讲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反对急躁冒进决定的精神。
主席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他查阅了社论的起草原稿。原稿除陆定一、胡乔木的修改之处，还有刘少奇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
主席拿着社论，念一段，评论批驳一段。
主席念道：
“急躁冒进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
“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
主席忿忿地说：“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提出来，急躁冒进是我逼出来的。我是始作俑者，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主席接着念道：“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主席不满地说：“看，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反冒进了。”
主席又念道：“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
主席发怒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主席写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却是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主席恼怒地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重点是反右倾保守。作者引用我的文章只引用了前半段，把‘但是’以后的半段砍掉了。后半段才是我文章的重点。”他读出了后半段，接着说：“作者断章取义，借刀杀人，想用我的文章来吓唬人！来反对我！”
主席又念道：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主席声色俱厉：“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否！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的落脚点是在‘但是’后面，是反对急躁冒进，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刘少奇不服气，心想：“这篇社论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到大会上批判呢！”
联系到主席否定八大决议以及最近一系列的发言，一股隐忧掠过他的心头。他隐隐感到：主席已经不把其他常委放在眼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1月17日，主席继续批评反冒进。
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生气地说：“当初他们写好了，让我看，强迫签字。我批了‘不看了！’三个字。是针对我写的，反对我的，我还看什么？!”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修改定稿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讲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反对急躁冒进决定的精神。
主席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他查阅了社论的起草原稿。原稿除陆定一、胡乔木的修改之处，还有刘少奇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
主席拿着社论，念一段，评论批驳一段。
主席念道：
“急躁冒进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
“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
主席忿忿地说：“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提出来，急躁冒进是我逼出来的。我是始作俑者，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主席接着念道：“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主席不满地说：“看，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反冒进了。”
主席又念道：“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
主席发怒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主席写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却是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主席恼怒地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重点是反右倾保守。作者引用我的文章只引用了前半段，把‘但是’以后的半段砍掉了。后半段才是我文章的重点。”他读出了后半段，接着说：“作者断章取义，借刀杀人，想用我的文章来吓唬人！来反对我！”
主席又念道：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主席声色俱厉：“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否！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的落脚点是在‘但是’后面，是反对急躁冒进，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刘少奇不服气，心想：“这篇社论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到大会上批判呢！”
联系到主席否定八大决议以及最近一系列的发言，一股隐忧掠过他的心头。他隐隐感到：主席已经不把其他常委放在眼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第四十二章 二、三把手作检讨
当天晚上，主席单独找刘少奇谈话。1月19日晚，又单独找周恩来谈话。
主席严肃批评他俩反冒进的错误，要求他俩公开检讨、消除不良影响，以便把全党的思想尽快地统一到跃进上来。
主席甚至警告：党有发生分裂的危险！
刘少奇清楚地知道，党如果发生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他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出路是，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的权威。
早在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想法。他在1957年6月26日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时，就已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反冒进’错误。
他决心不惜牺牲掉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主席曾多次称赞周恩来的这篇《政府报告》，称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恩来首先在大会做检讨，他说：
“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是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
“而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
“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检讨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1月20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主席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1月21日，主席作总结讲话，后来把这些讲话整理成文件，定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讨论了治理长江的问题。
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从此，总理实际上被解除了全面领导国民经济工作的职权，被排斥出领导“大跃进”的核心，成为“治理长江的总指挥”。
总理的职务已经名存实亡。
当天晚上，主席单独找刘少奇谈话。1月19日晚，又单独找周恩来谈话。
主席严肃批评他俩反冒进的错误，要求他俩公开检讨、消除不良影响，以便把全党的思想尽快地统一到跃进上来。
主席甚至警告：党有发生分裂的危险！
刘少奇清楚地知道，党如果发生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他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出路是，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的权威。
早在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有了刘少奇这样的想法。他在1957年6月26日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时，就已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反冒进’错误。
他决心不惜牺牲掉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主席曾多次称赞周恩来的这篇《政府报告》，称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恩来首先在大会做检讨，他说：
“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是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
“而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
“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检讨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1月20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主席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1月21日，主席作总结讲话，后来把这些讲话整理成文件，定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讨论了治理长江的问题。
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从此，总理实际上被解除了全面领导国民经济工作的职权，被排斥出领导“大跃进”的核心，成为“治理长江的总指挥”。
总理的职务已经名存实亡。
第四十五章 主席讲演《六十条》
主席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为了很好的指导这个“高潮”，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因此，他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1月21日，主席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批判反冒进的浓烈气氛中为了指导大跃进而产生的，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主席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
《六十条》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指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能停歇。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是大跃进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六十条》规定：
“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而原来规定的时限是12年；
“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而在一年以前，主席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
这些过急过高的任务指标是很难或根本不能完成的。层层下压，就激发了高指标、强迫命令、浮夸等歪风。
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
中央两本。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公开发表，必须完成；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内部掌握，力争完成。
第三本是地方的生产计划。地方也有必成、期成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必成的，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评比时，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显然，这个“三本账”的方法，就是逐层加码的方法。这样层层加下去，就把下面的高指标、强迫命令和浮夸压了出来。
《六十条》还规定：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
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逐级对大跃进进行督战。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在《六十条》中，主席提出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
“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用这种方法分析认识大跃进的形势，只能是大好形势。至于出现的问题，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就给大跃进修筑了牢固的“保护层”，成了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从此，它成了分析形势的“万能公式”，到处套用。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主席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
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
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
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头脑热昏的各级领导者们以此为据，把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破除掉，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六十条》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思想。
主席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从此，漠视人们的“物质利益”、鼓吹“精神万能”的论调就泛滥开来。
经过南宁会议，主席的“大跃进”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
主席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为了很好的指导这个“高潮”，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因此，他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1月21日，主席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批判反冒进的浓烈气氛中为了指导大跃进而产生的，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主席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
《六十条》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指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能停歇。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是大跃进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六十条》规定：
“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而原来规定的时限是12年；
“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而在一年以前，主席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
这些过急过高的任务指标是很难或根本不能完成的。层层下压，就激发了高指标、强迫命令、浮夸等歪风。
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
中央两本。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公开发表，必须完成；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即它所规定的生产指标内部掌握，力争完成。
第三本是地方的生产计划。地方也有必成、期成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必成的，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评比时，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显然，这个“三本账”的方法，就是逐层加码的方法。这样层层加下去，就把下面的高指标、强迫命令和浮夸压了出来。
《六十条》还规定：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
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逐级对大跃进进行督战。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在《六十条》中，主席提出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
“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用这种方法分析认识大跃进的形势，只能是大好形势。至于出现的问题，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就给大跃进修筑了牢固的“保护层”，成了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从此，它成了分析形势的“万能公式”，到处套用。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主席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
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
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
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头脑热昏的各级领导者们以此为据，把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破除掉，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六十条》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思想。
主席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从此，漠视人们的“物质利益”、鼓吹“精神万能”的论调就泛滥开来。
经过南宁会议，主席的“大跃进”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
第四十六章 主席再批反冒进
在主席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于是，主席在1月28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主席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于是，主席在1月28日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