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

如果要为中国式古典政客找个终极代言人，那么或许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比毛泽东更合适的人了，虽然与他同时代的老蒋同样不凡，但是只有老毛才真正展现出了一个政客所应该展现的一切——冷酷、狠辣、冷静、威势以及永远不感情用事和永远三思而行。毛泽东是个冷血到了极致的政客，在老蒋身上我们至少还能看到人情脉脉的一面——比如他对陈赓的一再纵容，但是毛泽东永远不会饶恕曾经反对他的人，哪怕这个人最终成为了他的拥趸。但同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他总能恰到好处的在适当的时机作出适当的安排，他看到的远比一般人更深更远，比如此次遵义会议便是最好的例证。

上文我们说老毛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因为一时意气而发泄自己的情绪，而是预留了后手，对未来的局势做好了准备，那么老毛究竟为他权力的稳固做出了哪些有预见性的安排呢？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目前党内存在的几股力量，于当事人毛泽东而言，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和米夫派恩恩怨怨实在太多，要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的对待问题，需要极高的修为。毛泽东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当他在考虑政治的时候，就永远会将个人感情抛在脑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记仇，事实上毛泽东只是不会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他的判断。这一切正如《教父》中的维托克里昂所言，“永远不要去恨你的敌人，这会影响你的判断”，而毛泽东显然有私人情感，但他不会带入政治。

那么老毛是怎样判断如今中共的权力格局的呢？我们可以试着做出分析：首先，虽然共产国际的联络线已经断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中共目前陷入了又一个低谷，虽然这个低谷中米夫的玩弄权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共依然需要共产国际的全方位支持，因此，维持和共产国际的友善关系还是必须的。其次，米夫派虽然引发了众怒，但他们依然是一股有较强能量，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左右局面的力量，他们深得苏联高层的信任，跟共产国际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尽管废黜他们势所必然，但同时也不能痛打落水狗。再次，中央红军的力量前所未有的虚弱，虽然名为中央，但缺乏实力做支持的中央终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党内资历极深，野心勃勃，更关键的是，实力已经超越了中央红军，因此，为了预防张国焘犯上作乱，毛泽东就需要更多的政治盟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次紧急会议，是自发举行的，事前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其余支部的认可，而这个软肋将极有可能影响到老毛重新获得的地位，因此，老毛必须把握好度，不能授政敌以口实。

所以，毛泽东看似在遵义上得到了大部分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在万众期待之下重新出山，但事实上，通过这次会议取得的权力极为不稳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共产国际确认这个既成事实——毕竟中方是擅自废黜共产国际钦命代理人，如果这个度把握不好，就容易结下疙瘩；当然更深层次的危机来自于中央红军削弱后造成的主次易位，当中央实力远逊于地方诸侯时，中央的危机就显得尤为深重，更何况张国焘也不是甘居人下的角色。不管是共产国际还是张国焘，似乎毛泽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因此，这个三角博弈中，毛泽东必须把握好微妙的平衡，而老毛的高明正体现在此，他将所有问题都处理的妥妥贴贴。

从老毛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来看，他肯定已经通盘考虑了这些问题，因此在心里也有了定算——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细细品味老毛预留的三个后手包含了多少东西。

第一个后手，只讨论军事路线，不讨论政治路线，这是避实就虚。因为谈到政治路线必定会跟共产国际发生极为强烈的摩擦——当时苏联国内的斗争正是方兴未艾，毛泽东显然不想撞到枪口上。而军事路线则比较具体，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纠葛，容易就事论事，自然对共产国际的否定也削弱了很多，这一切都是在向共产国际示弱，亦即权力中枢的重组完全是紧急事态紧急处理，中共并不想就此脱离共产国际。毛泽东显然不愿意抛开共产国际单干，事实上苏联的支持在中共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尽管毛泽东也清楚实际上政治路线的左倾才是失败的根源，但是现在却远不到谈论这些的时候。

第二个后手，对李德进行严厉批判，但对博古则是点到即止。李德虽是共产国际的顾问，但是终究只是个外人，顾问这个角色在陈独秀时代是共产国际遥控中共的核心要素，但是随着米夫派的迅速崛起，共产国际显然也启动了代言人集团的本土化。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显然共产国际更看重旅苏的布尔什维克们在中共核心集团的地位，也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共产国际对中共控制的制度化。既然遵义会议必定要向其中一个人开火，那么李德必定是比博古更合适的人选，顾问是随时可以调走的，但是博古身后站着的是王明和共产国际，孰轻孰重，毛泽东当然分得清楚。虽然看起来博古对老毛地位的威胁性更大，但老毛同时也明白博古此时已经无力扭转局面，既然如此，为何不主动示好，留着这个战略棋子以备不时之需呢？

第三个后手，老毛退居幕后，由洛甫走上前台。遵义会议并没有在党内职务上给老毛确定最高地位，毛泽东只是重新夺回了军事指挥权，而位列党尊的俨然是一个并不怎么起眼，书生气十足的洛甫。洛甫具有双重特性，首先他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让他当名义领袖能够应付共产国际；其次，他是老毛的拥趸，并且权欲淡薄，能够保证老毛顺利执掌大权。毛泽东当然明白遵义会议的人事决定要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就必须至少在表面上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严。当时能够替毛泽东代班的一是王稼祥，但他旧伤未愈，身体欠佳，并且个人派性色彩太浓重；而另一个就是不显山露水，但地位很高的洛甫，洛甫跟博古关系不佳，但是却深受苏联高层信赖，这无疑是最佳的台面人物。洛甫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才具远不及毛泽东，因此也没有太多争权夺利的野心，在政治上也显得比较寡淡，这样的人无疑有助于让老毛控制党内实权。

以这三个后手而言，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能力去跟米夫派摊牌，因此他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办法，处处给米夫派留有余地，而这自然也是希望遵义会议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其实，毛泽东何尝不想清扫米夫派势力，建立自己的强权统治，但是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总能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因此他留着米夫派是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谅解，同时为自己关键时刻赢得盟友。博古虽然失势，但他也不傻，自然知道毛泽东没有赶净杀绝的目的何在，因此，在无形中，他又跟老毛完成了一笔政治交易，老毛对他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而他则必须接受并维护遵义会议的决定。对共产国际极其代理人的问题上，老毛已经是最大限度的采取了让步，所以他才会只谈军事不谈政治，才会贬斥李德宽容博古，才会抬出支持他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洛甫当党的名义领袖。毛泽东这么做当然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比米夫派更为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便是张国焘。

张国焘虽然丢失了鄂豫皖苏区，但是我们不妨看成是战略退却，在基本保持了主力的情况下不与来势汹汹的国民党争一城一池，而是另谋出路，在这一点上，他比博古之流高明得多。红四方面军正在蓬勃的发展中，其既有实力已经远甚受到了极大削弱的中央军。臣强主弱乃祸乱之源，毛泽东熟读历史，当然不会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所有后手都是在未雨绸缪，为和张国焘的对决做政治准备，既然军事力量的悬殊已经无法更改，那么毛泽东必须在政治上占得先机。

陈邓异途

在参加遵义会议的名单中，有两个人在后毛泽东时代对中国影响深远，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而另一个是政治局常委陈云。西方政治评论认为此二人是中共元老时代名副其实的双头，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的了解远多于陈云，即便陈云的起点其实比邓小平的高得多——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已经位列政治局常委之尊，地位显赫，而邓小平还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秘书长。而他们命运的转折其实也是在长征途中，陈云被毛泽东派往上海而后前往苏联寻求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邓小平完整的参加了长征，正是这一走一留直接决定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权力格局。赴苏的陈云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军队工作，而邓小平则一步步地走入到军队中，并在不久后与刘伯承合作，奠定了在军界的地位，中共元老时代之所以邓小平始终压陈云一头，在军队中的人脉是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颇为坎坷，三起三落，总是在曲线中前进，所经历高峰和低谷的频率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之所以邓小平会有如此奇异的政治生涯，跟他鲜明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跟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同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一旦他认准了一个道理，他就从不会轻易妥协，而他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莫不是因为这个性格特征。邓小平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点跟随波逐流的周恩来相比反差鲜明，性格决定命运，周恩来平顺的政治生涯跟他善于妥协的特点关系颇大，而邓小平屡有波折则是因为他坚持己见，不愿妥协。虽然邓小平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对自己的性情有所收敛，但是他终究不可能变成周恩来那样的顺臣，毛泽东说他绵里藏针，这很好的概括了进入成熟期的邓小平的特征。

邓小平始终是块棱角分明的顽石，虽然他不断的在学习如何掩饰自己的棱角，但是外表可以人为克制，而内在则会始终如一。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已经为他的这种个性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他的坚定拥毛立场，他被米夫派不断排挤，甚至去做了劳工。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才会让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托付重任与他，才会让他和毛泽东眼里有历史问题，不怎么可靠的刘伯承搭档，才会成就他辉煌的军事生涯，才会奠定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当仁不让的老大地位。人的一生总是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的选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坚定拥护，甚至在老毛被削职夺权之后也不改初衷，这可能并没有那么长远的考虑，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坚硬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政治生涯。

邓小平同样也是中共旅殴派的一员，但与其余旅殴学生不同，他在欧洲所做的并不主要是学习，而是做工。他没有周恩来那样受到严修的资助，从而经济宽裕，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他旅欧期间总是在为生计奔忙，真正是在勤工俭学。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是因为书本，而是因为他的法国工人同伴，不久之后他加入了法共，此后又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期间，邓小平和周恩来交往密切，形成了不错的关系，这也为他此后在中共中央谋得一席之地打下了人脉基础——正是周恩来帮助他脱离了苦海。

离开欧洲后，邓小平来到了苏联，在中山大学有过几个月的学习，在国外的经历让他眼界大开，同时也造就了他的实干精神。回国之后，邓小平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便失去广西发动红色革命，但是由于俞作柏的低能，最后广西一事虎头蛇尾，这是邓小平首次参加军事活动，虽然难言成功，但至少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后邓小平来到上海的总部汇报广西的情况，并在当年（1931年）八月来到中央苏区，从此开始了跟毛泽东的接触，并在接触的过程中，对老毛的天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自此成为毛泽东的拥趸。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之后，邓小平担任了红都瑞金的县委书记，但不久后因为党内斗争的缘故，他离开了这个职位，去刚被红军夺取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在博古开始掌权后，邓小平的地位更是直线下滑，由于他的拥毛背景，他的职务不断下降，并因为所谓罗明路线与毛泽覃、古柏等人一起受到了批斗，此后又因为富农路线受到批判。而邓小平并没有因为受到排挤和攻击改变拥毛的初衷，他的个性是只要他认定一件事情，就永不妥协，即便是天崩地裂也在所不惜。当然并没有天崩地裂，但邓小平被下放到基层，甚至参与劳工到是真的，这段时期可以算是邓小平人生的一个低谷，不仅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也如此——他的妻子阿金离开了他，向李维汉（李铁映，李铁林之父）投怀送抱。但是邓小平每到危难关头都有贵人相助，在基层短暂逗留之后，他在欧洲的老朋友周恩来便将他调回了中央，担任了秘书长一职——这是名副其实的秘书，因为除了收发文件，作会议记录之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在遵义会议上，他干的便是记录工作，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毛泽东的复出，一贯支持老毛的邓小平终于走出低谷了。

邓小平否极泰来，而看似在党内地位逐步高升的陈云却迎来了个人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同样是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又修正了在黎平会议时作出的长征路线决议，因为毛泽东发现，贵州虽然地方武装疲弱，但同时地贫民穷，物产贫瘠，根本无法承担起建立根据地的经济负担。更何况，根据中共侦听无线电得来的情报，蒋介石已经纠结了四川，湖南，云南以及嫡系武装向贵州逼近，因此继续留在贵州无疑是消极待死。对毛泽东来说，他面临着中共最危险的局面，红二方面军的那条线已经被掐断，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和的想法则因为客观条件（比如缺乏地图，比如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位置）而难以实施，红军该何去何从，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迫切需要来自外部共产国际的支援，帮助他分析局势，确定路线，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率领红军向着川陕边界（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所在地）前进。

为了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毛泽东先后派出潘汉年和陈云前往上海寻找地下党部，但是由于顾顺章事件，上海的地下党部已经被老蒋清洗干净，因此，陈云只得在宋庆龄（他们的联系人正是潘汉年）的帮助下离开中国，前往苏联。与陈云同往的还包括其余六位在党内地位很高的成员，他们去苏联的目的是去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时这也是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

陈云跟邓小平的性格特征截然不同，他是个极端稳重成熟而内敛的人，用他自己跟于若木求婚时的话说是“我是个老实人”。陈云此前的政治轨迹是从地方到中央一步一个脚印，跟邓小平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仕途升迁平淡到几乎没有任何波折的地步，就跟是人为规划的一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踏实的作风。因此，尽管陈云当时已经贵为政治局常委，但是跟其余委员相比，他是最不惹人注意的，他是个比周恩来还纯粹的官僚，派性色彩极为淡薄。当然，如果他留在国内，按照正常的组织规程，他以后很可能会获得在军队中工作的机会，从事军队中的党政工作，并因此积累起以后的根基。但是陈云很不幸，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去了苏联，从此之后成为了更纯粹的官僚。

陈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他的影响力完全是日积月累中建立起来的，他不像中共其他很多人一样有着轰轰烈烈的历史，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多人都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个党史上占有极大分量的人物，但是陈云是个让人感觉踏实放心的领导者，他可能不会力挽狂澜，但是他能保证航船的舵向不过于偏离。

遵义会议后，陈邓的异途在四十多年后显出了强大的影响力，邓小平激进的改革方针成为了主旋律，而陈云则在不断调整着改革过程中的航向，而江泽民时代的经济路线实际上是市场和统制的杂合体。邓小平强压一头保证了中国释放出活力，而陈云的相对弱势则牵制了中国在狂奔的道路上不会偏离方向，而正是这样的二元体制才塑造了当今中国的经济形态。换个方向来考虑，如果陈云压住了邓小平一头呢？中国经济又会走向何方呢？或许，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纵横驰骋

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已经事实上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在当时，毛泽东也是红军从泥淖中走出的唯一希望。红军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落败，虽然由于陈济棠和白崇禧等地方派的配合，红军侥幸的逃出了包围圈，但是在湘江一败，红军再次挫动了锐气，从长征开始前的8万余人到如今仅存3万人，红军已经再也经不过任何大折腾。那么在万众期待下复出掌权的毛泽东能否扛起中共，至少为红军保留住一线希望呢？

目前红军面临的问题是，贵州显然已经不能过多逗留，而到湘西北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也早就成了泡影，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北上川陕，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虽然当时毛泽东甚至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位置。而要北上，红军不仅面临着国民党部队一如既往的围追堵截，更要命的是，长江天险也成了他们的障碍，如果老蒋据险而守，红军很难找到突破口完成渡江。因此，目前红军有两个任务，一是摆脱追截，二是找准机会渡江，而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极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艺术。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毛泽东令人叹为观止的军事指挥吧，大家屏气凝神，然后准备好为老毛的天才鼓掌！

从一开始，毛泽东便将部队全面打散，将红一军团的一二两师拆开，林彪率精锐第二师向北突进赤水，扫清外围；而毛泽东亲率第一师向西朝着赤水运动，准备在林彪得手后北随第二师渡河；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第一师稍北方向策应；而红五军团作为红三军团的后卫；红九军团则被派去弄清敌情。这是毛泽东掌权后的第一次军事部署，但不幸的是，这次放了个哑枪。林彪在渡赤水后遇到了强硬阻击，本来他是要借势拿下赤水城，为后续部队渡河扫清障碍，但是天不遂人愿，在路过黄洞陂村时，他碰到了堡垒工事，结果苦战不胜，而绕道去寻找通路的小队也无功而返，再加上赤水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他只能选择后撤。而此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遇到了麻烦，原本毛泽东判断追击红三军团的只不过是两个团的贵州武装，因此准备在土城一带摆开架势，一举歼灭追兵。但是毛泽东的情报又出错了，因为这帮追兵不是两个团的贵州双枪兵，而是刘湘四个团（到后来增加到八个团）的川军精锐，因此本来想速战速决的红三军团却打得灰头土脸，伤亡惨重。林彪前方受挫，而后方又遇到川军的强硬打击，最后红军只能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由林彪策应主力红军撤出土城，渡过赤水，向扎西转移。

青杠坡（毛泽东在后方与川军交战时指挥部所在地）一战是自湘江战役以来又一次失利，这次失利没有被写入党史（资料来源于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但无疑对红军的长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此战逼迫红军只能前往扎西休整待机，以图后进，而丧失了迅速渡江机会的红军则必须面对老蒋在长江一带加固的防线——因为红军的战略意图已经显露无疑。

毛泽东此次可谓是出师未捷，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一渡赤水之后马上渡江就一定能成功，但是毫无疑问，接下来想渡江，红军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因为弄清了红军行军意图的老蒋势必在长江各渡口撒下天罗地网。老毛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从不失败，而在于他懂得如何巧妙的弥补失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才是精彩所在，因为老毛彻底给我们展示了运动战的精髓。

在扎西休整了一段时间后，红军兵员得到了补充，但同时北上入川的计划已经难以继续实施，因为据电台侦听到的情报，老蒋已经准备在红军再次逼近长江时跟其一决高下。而老毛能得到关键情报，还得感谢钱壮飞在潜伏国民党特务机关时搞到的密码本——现在这本密码本保证了毛泽东能及时掌握老蒋的军事部署。既然北上已经不可能，而继续在扎西逗留又会遇到川军的继续骚扰，因此毛泽东决定再渡赤水，回师贵州，重夺遵义。

毛泽东以赤水为原点打了个来回，一会前进，一会后退，更关键的是，还没打一次胜仗，甚至很多红军指挥员也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这其中就包括林彪。在红军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行军压力极大，在占领桐梓之后，林彪就建议让军队稍作休整，稍晚去占领娄山关，但是彭德怀坚决认为应该急行军打守军一个措手不及，最终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彭德怀跑步行军的命令下，红军在遵义守军王家烈之前一步占领了娄山关这个重要据点，而再过五分钟，王家烈就将抵达娄山关主峰——如果按照林彪的提议，王家烈就会提前占领娄山关，从而对红军造成威胁。当时娄山关的守军仅有一个一个团，红军仅付出了一二百人的伤亡代价便攻下了这块高地，然后呼啸而下，大破王家烈以及沿途守军，攻占遵义，取得了一场歼敌三千，俘敌两千的胜仗。本来红军在这段时期进行了超负荷行军，本已疲惫不堪，但娄山关之胜让红军恢复了士气，而这对接下来的行动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前两次渡过赤水的折返还是集团行动的话，那么在重回遵义之后，红军的行动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不单是老蒋觉得诡异，甚至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也觉得老毛根本没有具体计划，而是在随性的运动。红军再次被打散，分成了各个小单位向四处运动，迂回穿梭，直到如今党史也没办法勾画出这段时间各部具体的行动路线。我军先是由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江方向佯动，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渡金沙江的假象，果然在娄山关之后的乌江一役中狼狈不堪的吴奇伟残部紧追不舍；而恰在此时，我军突然北进，三渡赤水，挺进川南；就在国民党在长江一带集结准备剿杀我军之时，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向西佯动，而主力则向东折返，四渡赤水，再次回到了贵州。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向南急进，到达乌江北岸，此后渡过乌江，再次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与此同时，红九军团则被留在乌江北岸以为疑兵。经过来回的折返，我军已经基本摆脱了国民党大部的追袭，并出现了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机，但问题是，滇军仍然在黔滇边境据守，我军必须将滇军调出，才有可能在付出较小代价的情况下顺利从金沙江入川。红军的安排是以部分兵力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方向佯动，摆出一副要返回湘赣，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架势，另一方面主力则向贵阳方向急进。

这时候老蒋犯下了他长征途中又一个愚蠢的错误，他居然离开了坐镇的重庆，前往贵阳，就地监督剿共——而这正是毛泽东渴望出现的机会。可能毛泽东的迂回曲折，来回奔波已经让老蒋完全乱了方寸，甚至老蒋还认为红军有可能重回湘赣的可能，他自认为长江一带万无一失，红军插翅难飞，他想要亲自坐镇贵阳，堵住红军入湘的路线，给红军最后一击。老蒋的想法很好，确实他如果自己不坐镇指挥，有可能出现陈济棠、白崇禧放走红军的那一幕，但是，老蒋万万没想到，中共对他的行程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到来倒成了剿共的累赘。

老蒋没想到自己刚到贵阳，红军就好像嗅到了他的气味一样，向贵阳挺进。老蒋现在头疼了，贵阳守备空虚，军阶最高的居然是警察局局长，其余部队都调出去追击中共了，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让红军重入湘赣，他是想将红军围困在川黔滇边境。但是眼瞅着红军逼近贵阳，老蒋也不能摆个空城计啊，因此只能一方面急调滇军驰援贵阳，另一方面则让何键和薛岳紧守川黔湘边境。

机会终于来了，我军来回运动那么繁复，要的就是找到突破点，而如今滇军被调赴贵阳，云南终于暴露出了缺口，而红军岂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红军在贵州一带的纵横驰骋终于显出了效果，好戏终于要开场了。

毛泽东有没有政治手腕，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他的政敌们说了算的，被老毛击败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之流是怎么看他的，比我们这种局外人要清楚得多。所以，还是去看看他的对手怎么说，再来讨论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吧。

醉翁之意

位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在历代统治中都是薄弱地带，这里文化落后，民族混杂，地贫民穷，因此，一直处于中央统治的边缘地带。在满清时期，苗疆就因为不满雍正改土归流的改革而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后虽被乾隆帝平定，但此地的复杂程度可见一般。而到了民国，随着中央控制力的削弱，云贵更是表现出了对中央极强的离心力——不管是贵州还是云南，在进入民国之后都陷入了漫长的内乱期，相比较争斗多年都没个确定老大的贵州，云南情形要好一些，最起码蔡锷、唐继尧这样的名字我们还不陌生。

要完全弄清楚黔系军阀的纷纷扰扰实在不是一件轻便的事情，限于篇幅和能力，笔者也只能力争简短的给大家勾勒出一个概况。黔系军阀共分为三派，以刘显世兄弟为核心的旧兴义系，以刘显世外甥王文华为核心的新兴义系以及以周西城为代表的桐梓系。简单来说，贵州的主导权便是从旧兴义系转移到新兴义系然后再到桐梓系，当然，具体状况远比我的概括复杂得多，其中还牵涉到黔系、滇系以及川系之间的恩怨纠葛——不过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在黔系三派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义系，这个派别是王文华集合了一帮日本士官学生而组成的少壮派军阀，其中还包括何应钦、谷正伦和朱绍良这样后来在国民党核心层闯出一片天地的风云人物。新兴义系大多是有新思维的青年，他们留过学，见过世面，对旧兴义系的腐朽非常不满，到最后刘显世与王文华这对甥舅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在王文华的策划下，何应钦等人在民国九年发动了所谓的民九事变，推翻了刘显世的统治，但是不要以为新兴义系就此取代旧兴义系建立统治了，贵州就太平了。王文华毕竟是刘显世的外甥，也觉得外甥去跟舅舅刀枪相见的总是不合适，因此在民九事变中，他是在上海遥控，将事变前线指挥权交给了坐镇贵阳的何应钦，但就是在上海出了大问题，他被刘显世的部将袁祖铭给暗杀了。王文华被暗杀了，刚刚成功驱逐刘显世的新兴义系就翻天了，本来还有个老大罩着，如今老大莫名其妙的被搞死了，那这帮人还不是谁都不服谁，开始内讧了？他们内讧不要紧，可给了袁祖铭入主贵州的机会。

大家都知道，贵州是个穷地方，地方土产除了茅台也就是鸦片了，这么个地方能养活那么多军队？因此，黔系军阀一方面总和滇系这样较强的军阀黏糊在一块，另一方面也总是瞅准时机向外走，当然他们的目标总是天府之国。袁祖铭入主贵州之后也不闲着，他让彭汉章替他代班，自己则跟川系的刘湘去重庆碰运气了。在川黔联军攻占了重庆之后，袁祖铭便跟刘湘闹翻了，想想也是，大家都是出来抢金抢银抢地盘的，在没抢着之前，当然大伙还能紧密合作，如今要分赃了，他们还不闹将起来？一开始是袁祖铭驱逐了刘湘，后来兵败的刘湘越想越火大，干脆去杨森那边搬了些援兵，又打了回来，袁祖铭不敌，只能离渝返黔。

袁祖铭本来灰头土脸的回去还想收拾旧山河的，没想到就他出去那么会功夫，贵州又变天了。新兴义系的内讧不断升级，最后何应钦被排挤出了贵州，无奈只能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当然了，福兮祸所伏，离开了贵州的一亩三分地，何应钦倒是在国民党内闯出了一片天。当然，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不管新兴义还是旧兴义，他们在贵州都说不上话了，如今在贵州当政的是趁着两派内斗而坐收渔利的周西成桐梓系。袁祖铭刚在外边打了败仗，回来一看替他代班的彭汉章还被周西成给废了，心里郁闷当然不说，更要命的是，自己根本无力跟周西成对抗了。接下来贵州进入了桐梓系时代，也就是现如今贵州的境况。

周西成好日子也没过多久，虽说桐梓系在他的控制下还算太平，大家都吸取兴义系成天内讧的教训，都尊重他这个老大，但是有人已经盯上了他，这个人便是唯恐贵州不乱的蒋介石。老蒋想统一中国，当然云贵一带也是目标，因此，他自然要从周西成开刀，将贵州局势搅浑了，削弱黔系地方势力，然后从中取便。周西成便受到了老蒋的暗算，老蒋拼命怂恿飘零在外的黔系军阀李燊回黔倒周，一个客籍军人在外面飘着总不是个事，所以李燊一直想回乡，但是周西成一直不待见他，总怕他坏了自己的贵州地位，这么点疙瘩，再加上老蒋一煽呼，就炸了。周李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李燊搬来了滇系的龙云当外援，结果双方搞了个两败俱伤，周西成在一次战斗中中弹溺水而亡，而李燊呢，则被桐梓系的其他人合伙反攻，赶了出去，后来去了香港。

桐梓系老大死了，接下来肯定毫无悬念的乱了——这种事简直不用想就知道。接班周西成的是毛光翔，但是此公生性懦弱无威，根本镇不住场面，比如桐梓系另一员骨干王家烈便对他不服。老蒋一看来的正好，不又是搅浑水的好时机吗？王家烈便在老蒋的支持下造了毛光翔的反，虽然成功，但是他以下犯上，惹来了桐梓系的众怒。后来，桐梓系的又一员干将犹国才也跟他干了一仗，虽然没能搞垮王家烈，但也让王家烈的地盘减少了好多，如今的贵州是王家烈当名义老大，但毛光翔的几个师长在贵州继续搞割据，犹国才也占了不少地盘——王家烈这个贵州老大当得可不安生。王家烈治政极为腐败，贵州军队原本还能在外面出头争脸，在他手下便成了双枪兵（一手烟枪，一手步枪），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搞得民怨沸腾，红军入黔之所以老能遇到当地百姓的礼遇，就是这个道理。

黔系军阀在老蒋的导演下越走越差，到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当然了，老蒋搞垮黔系不是目的，目的是执掌贵州——但是黔系军阀又不像两广的那些人老招惹他，他要出兵贵州好歹得有个借口不是？红军入黔便给了老蒋这个机会，所以老蒋此次也是打算一石二鸟，让薛岳率兵入黔，一方面是剿共，另一方面是趁着这个机会把贵州拿下。薛岳的中央军一到贵州便反客为主，迅速进驻贵阳，换了城防，这一下王家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薛岳他惹不起，红军他也惹不起，地盘被抢了，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也被老蒋借势撤了，更要命的是，他还没有不招惹红军的选择，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王家烈手下那帮只会欺负小老百姓的双枪兵哪是红军的对手？倒霉的王家烈被老蒋勒令剿共，然后便在红军二渡赤水之时跟薛岳部将吴奇伟一块在遵义被红军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只能请云南的龙云看觑，求了几个县立脚。所以回过头来看老蒋从重庆飞往贵阳坐镇，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督师剿共只是个借口，真实目的是要全盘清算王家烈势力，从而全面控制贵州。但是老蒋何曾想到，自己这一石二鸟的算盘却成了红军趁机脱逃的契机？老蒋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特务组织的老大徐恩曾曾经重用了中共分子钱壮飞，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中共眼下，所以自己刚到贵阳，脚还没站稳，红军便飞驰而来，就像精确制导一样。

所以说，老蒋这个领袖当得着实不容易，可需要算计，中共是对手，其实地方武装何尝不是如此？北洋时代的割据局面虽然有了缓解，但是仍然有大片的地方不受他控制，此次红军长征，他也是想借着追剿之机收服那些地方势力，当然，他同时也不想夜长梦多，让红军溜出他的掌心。但是这些地方武装一个个都鬼精鬼精的，没人逼着，他们都不愿意跟红军为敌，只要红军没有常驻的打算，他们乐得放行，谁愿意为了老蒋去跟中共玩命去？之前的陈济棠和白崇禧已经给我们演示了一把无间道，但是无间道也只是个开始，路还长着呢。

所以说现在来看红军为啥能在长征中创造奇迹？其实，如果这帮地方武装都听老蒋的号令，红军不死也得残废，就是因为地方与中央离心，才给了红军从容出走的机会。其实要说老蒋到贵阳去坐镇处理善后也没啥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红军知道了他的安排，然后贵阳的防务又不够坚硬，老蒋纵然还算淡定，他的夫人宋美龄就连忙打电话给滇系的龙云，要他派兵五百里加急勤王来了。龙云这一动，彻底给红军让了路，要知老毛如何金蝉脱壳，请听下回分解。

金蝉脱壳

相比较黔系军阀的混乱，滇系则要脉络清晰一些——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滇系的发展。云南一开始的老大就是大名鼎鼎，在老袁称帝后举起义旗，兴兵讨逆的蔡锷；但是蔡锷英年早逝，此后滇系的老大变成了他的部将唐继尧。唐继尧在当年的西南军阀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跟孙中山，黔系和川系都有着众多瓜葛，但是他没有蔡锷那样的威望，在1927年被他的几个部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给兵谏了，并在当年抑郁而终。此后，龙云和胡若愚、张汝骥等人连年争斗，争夺霸权，虽然龙云自己也屡次身犯险境，甚至被胡若愚俘虏，但是最终够胆色，而且得到老蒋支持的龙云还是在混战中脱颖而出，最终在1929年秋统一了云南，成为了滇系新老大。

相比较在贵州闹到天怒人怨，老百姓恨不得生啖其肉，渴饮其血的王家烈，龙云在云南还是比较过得去的，他这个云南王一直干到1945年，共主政云南长达17年。龙云当然也想太太平平的当他的云南王，老蒋他惹不起，中共他也惹不起，所以他巴不得红军赶紧离开云南，好落得个清静，但是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往往人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比如龙云接到宋美龄急电，赶忙派去了3个旅去贵阳勤王，但是没想到红军一三两军团分道插往贵阳完全是佯攻，只是为了将滇军引出云南，因此达到了战略目的的红军立刻转道，除一部分兵力在贵州东南的龙里佯攻之外，主力来了个急转弯。

就在老蒋心神不定的准备坐镇贵阳来个保卫战时，红军突然改变方向，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穿了过去，以每日120里的急行军速度向云南飞速奔驰。红军西进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红军在4月上旬还在贵阳附近，到4月15日已经渡过了北盘江，此后攻城略地，连克贞丰、龙安、兴仁和兴义等地，在4月下旬已经兵临昆明。形势急转，本来是贵州告急，龙云还乐得太平，如今不对了，红军的箭头直指昆明——要知道昆明只有几百人的民团驻守，红军真要攻打那还不是手拿把攥？这下老蒋和龙云同时慌了神，老蒋命令薛岳部的吴奇伟和周浑元两部配合湘军和滇军，在滇黔公路追击红军，而龙云则赶紧派遣主力去解昆明之围。短短半个月时间，红军的重心就从贵阳转移到了昆明，这种调动的速度完全可以用神出鬼没来形容，要知道当时红军已经好长时间没得到休整了。

红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不单是老蒋完全给弄迷糊了，甚至好些红军将士也认为老毛完全是一时冲动，在那瞎胡闹。红军虽然战斗素质确实过硬，在连续多天的超负荷运转中依然能保证完成老毛的军事部署，但是这样看似毫无目的的打转却也让人心生不解，到底老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在这场心理战中，老蒋完全被老毛牵着鼻子走，老毛让老蒋怎么干，老蒋就怎么干，配合的天衣无缝，再精彩的剧本要想演出好的效果都需要各方面都完美无缺，毛泽东设计好了剧本，然后使用魔力让老蒋也跟着入了戏。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用兵如神，因为他总是让人难以猜透他的真实意图，虚虚实实，将人戏弄于股掌之间，这虽是罗贯中的艺术夸张，但是却道出了用兵指挥的高妙所在——出奇制胜。而要出奇就必须始终掌握主动权，进攻也好，防御也罢，都必须让敌人纳入自己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在这方面，如果说老毛在民国称第二，那么无人敢称第一，比如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老毛就是让国民党追着红军跑，到最后抓住机会一击而胜。所以说，老毛运动战的核心就在于创造出机动歼敌的机会，运动只是手段，而歼敌才是目的，当然，这次长征，红军也在不停的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只是表面现象，一方面是在不断迷惑对手，另一方面则是有目的的创造出战略机会。那么在红军来回穿插运动的表象下，隐藏的是老毛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我们都知道，长征是一次大规模的长距离战略转移，当然称之为逃跑也不为过，但即便是逃跑也是应该有目的地的，毫无目的的瞎转悠是老毛这等天才不可能做的，但是老毛在云贵一带来回穿梭，光赤水就渡了四次，看起来红军不就是在瞎转悠吗？其实不然，老毛的一切部署都是暗合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渡江。老毛知道湘赣是回不去了，那边重兵把守，回去肯定送命，当然留在云贵更加不可能了，老蒋巴不得你不走，然后他好调动兵力继续围剿，因此，为今之计，红军只能北上川陕，设法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和。要北上，渡江是必须的，但问题是在中游地区老蒋已经布置了重兵，强行渡江难逃一死，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抢渡，所以老毛的一切行动都瞄向了金沙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老毛的这些部署，四渡赤水的目的其实很明显，是为了摆脱追兵，后面老是不远不近的跟着一股部队总是会对行动造成麻烦，因此老毛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追兵甩掉。大家在电影里也经常看到这个场景，就是有人发现自己被跟踪了，那么一般这个人会怎么摆脱跟踪呢？当然是来回打转，七弯八绕的将跟踪者弄迷糊了，然后借势甩掉。老毛四渡赤水就是如此，来回折冲，目的就是将薛岳的部队从跟踪路线上清理掉，而让红九军团没有跟着主力一块渡乌江其实就是为了牵制一下后面的追兵，必要时就让这股部队当炮灰。当主力在渡过乌江之后，红军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摆脱追兵，而下面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争取到渡金沙江的机会。

要在云南境内渡金沙江，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调离滇军，要知道金沙江渡口极少，红军也没有大轮，只能依靠当地的几艘小船，如果滇军还能来骚扰的话，那要顺顺当当的渡金沙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红军果断的抓住了老蒋亲临贵阳，并且贵阳防备空虚的弱点，实施战略佯攻，成功地将龙云的一部分湘军主力调离了云南；为了进一步调动滇军，红军在离开贵阳之后立刻奔赴昆明，造成要夺取昆明的假象，从而将滇军进一步远离金沙江。而在红军到达昆明之时，追军距离我军已有三天的路程，这时红军便可以派遣小部分兵力继续佯攻昆明，而大部则从容地撤离昆明，向金沙江方向急速挺进。

此时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已经成功完成了牵制任务，老毛命其离开此地，同样向金沙江方向前进。即使是这样，老毛也留了一手，他让红一三五军团分散行动，红一军团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经马鹿塘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经龙塘进至绞平渡。与此同时，老毛已经派出先遣队干部团在5月3日从绞平渡渡过了江，清理了对岸守敌，为主力渡江扫清了障碍。而抢占三个渡口当然也是狡兔三窟，可以从容选择一个最稳妥的渡口——龙街渡水流太宽并有敌军骚扰，洪门渡水流湍急，只有绞平渡适合渡江。因此，红军除了红三军团的13团一部在洪门渡渡江之外，其余部队均在绞平渡完成了渡江。而红九军团虽然没有和大部队会和，但也在5月3日渡过了金沙江。

自此，老毛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幕大戏正式落下了帷幕，曲终人散，图穷匕见，老毛终于给困惑不解的老蒋以及红军将士解开了谜团，但是当他终于暴露出了真实意图之后，国民党已经无力再去阻止。相信通过我大段的分析解说，大家都已经看清了老毛的药葫芦，这真是一次完美的金蝉脱壳，静静欣赏，细细品味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或许唯一能做的就是鼓掌叫好了。

当然，我不是说毛不是一直梦游到建国的，只是在说他在政治手腕方面无异于梦游般惊险，不是说技术上有多难，而是不可容忍的难（家业、亲人），还说他手腕强真无异于说他是自寻死路到几乎最后一滴血时再自找出路，自虐也没这么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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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政治的凶险和复杂还是理解不够深刻，还是慢慢看这个帖子吧，老毛手腕如何，你看完就知道了、

一天都不能回帖了，试试行不行。

一山二虎

在顺利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已经顺利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朝着最终的方向前进了——虽然老毛也并不确定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位置。现在的状况让老蒋抓狂，因为他围歼红军的所有计划都落了空。在江西，虽然他在对苏区的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封疆大吏们并没有为他堵住共产党的去路，这使得红军顺利突破了国民党所谓的封锁线，跳出了苏区这片死地。在毛泽东取代米夫派重掌兵权之后，红军则否极泰来，重新找到了主心骨——但似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中共党内发生过那么惨烈的政治斗争，他们一直都以为是在跟朱毛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成为了老蒋的梦魇，在老蒋看似在四处布下大网之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犹如一只灵猫逃过了猛虎的利爪，不管是决胜长江还是围困川黔滇，他都没有如愿——猛虎纵有千钧之力，却始终找不到发力点。

老蒋对红军造成的压力已经减轻了很多，他苦心布置的围剿大队已经被甩在了身后，而现在对于红军而言最大的困难无非是两个，一是久征之后的疲乏，二是自然环境对其行军的阻滞。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则比他手下的这帮拥有钢铁意志，已经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将士多得多，最现实的问题则是应该从哪条路线出发才可能最终跟张国焘会和。红四方面军即便在鄂豫皖之时跟中央苏区的联系也并不顺畅，比如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获胜的消息都是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被红四方面军得知，而当双方同时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之后，这种联系就显得更为困难——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在失去了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后更是如此。毛泽东唯一知道的是，红四方面军目前应该可能在川西北，但是他所知道的也就仅仅如此了，他无法知道更加具体的信息。

毛泽东已经成功的让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在川黔滇的追袭，虽然红军被他的运动战术搞得极为疲惫，但是或许毛泽东的战术是红军能够最终渡江的唯一办法。但是，这样的局面并不稳固，因为如果红军不能与时间赛跑，老蒋就有可能让他的追兵重新迎头赶上，当然，毛泽东不能给国民党这样的机会，因此他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规划，就是穿越彝区，渡过大渡河，向川西北转移。

所谓彝区顾名思义就是彝族人民的聚居区，由于长期以来的民族压迫，彝族人对汉人有着极强的敌意，因此，这是红军顺利抵达大渡河的一个障碍。但是，中共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在当时总是能够采取和善的态度获得额外的支持，比如他们在贵州纵横驰骋数月，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饱受王家烈苛政荼毒的民众的欢迎；而在云南，他们也和龙云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而如今要穿越彝区，中共就必须再次拿出他们团结第三方力量的政治法宝。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他在这里留下了与彝族首脑小叶丹歃血为盟的美谈，并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通过了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尽管后续部队依然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彝人的骚扰，但是这已经是所能做到的最好情形。在顺利通过了这片贫苦悲凄之地后，红军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大渡河。

大渡河是个有着极强历史感的地方，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清军围堵，最终罹难——而国民党在四处散发的传单中也在有意无意的将红军比作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认为他们必将重蹈覆辙，血染大渡河。石达开英豪一生，但跟毛泽东比起来，他缺乏必要的理性和果决，他最终被清兵所捕是因为在安顺场给出生的儿子庆生而休整三天贻误了战机，但是毛泽东在长征中已经放弃了他和贺子珍的一个儿子。毛泽东在这种要命关头是从来不会考虑到这些琐屑之事的，所以他不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当他在安顺场渡口发现仅凭几艘小船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完成部队的渡河时，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再一次，他决定兵行险招。

毛泽东选择的是泸定桥，而这条路线似乎石达开也从未想过。于是，老毛派出的杨成武先遣队完成了世界军事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壮举，一天之内走了240里华路，并由23名勇士组成突击队，余部紧随其后，在2个小时内就夺取了泸定桥，并击溃守军。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行军，因为这样迅速的军事行动已经完全打破了常理，而这也再一次展示出了红军不可思议的战斗素质。飞夺泸定桥为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渡河这个曾经让一世雄杰石达开丧生的天险如今被红军顺利征服——当地民众甚至称红军为天兵天将。

渡过大渡河之后，红军再一次面临考验，虽然他们已经可以触摸到红四方面军的气息，并且也彻底将国民党追兵的威胁消除了，但是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敌人丝毫不比枪炮更面善。在经历了漫长的行军之后，一四两方面军终于能够确定双方各自的方位了，但是在会合之前，红军还需要面临夹金山的考验。关于如何翻越夹金山，毛泽东有三种选择，一是插向雪山西面的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二是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三就是从中路直接翻越雪山。

第一种选择的困难是路线很长，而且四周都是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区——在这里要再次上演歃血为盟的一幕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了；而第二种选择则有可能遭到国民党部队的攻击；在难辨虚实的情况下，毛泽东向来是采取最稳妥的方法——走偏僻的小路。因此，红军要走的是第三条路线，从中路直接翻越夹金山。红军成员大多是湖南和江西人，身处南方，何曾见过高原雪山？但是如今他们不但要见识雪山，而且还要徒步翻越，这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要想知道翻越雪山的艰辛，大家可以去查看很多影像资料，甚至还可以实地考察，而这里，我只想用一个数据来表明这个过程的艰辛，那就是红军在渡过大渡河之时还尚有不足两万的兵力，而当他们翻越雪山之后，人数已经锐减到一万出头。

中央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所幸他们翻越雪山之后就通过侦察兵找到了魂牵梦绕的红四方面军，而张国焘派来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则是李先念。自鄂豫皖苏区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见到了张国焘，而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发展史我们只能在下文采取倒叙的方式向大家说明了，但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是，红四方面军现在远比中央红军强大的多，他们拥有8万左右的部队——与中央红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这是个典型的臣强主弱的局面，双方军士的情绪也很微妙，红一方面军的人总是能明显感觉到红四方面军那凌人的气势。虽然双方同属中共系统，但彼此往来极少，隔膜也深，更重要的是，两方的老大毛泽东和张国焘不知不觉的已经被架上了PK台，因为一党是容不得两个主席的。

张国焘有理由为他的成绩感到骄傲，因为鄂豫皖苏区的基础远比不上中央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待遇也跟红一方面军相差颇大，但是如今，红一方面军却已经是残兵败将，而他的部队却在川西北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并且实力已经远甚中央红军。此情此景让野心勃勃的张国焘顿生豪气，他在与周恩来和朱德等要人的接触中谨慎探底，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中央红军的虚弱，而这对被压抑了许久的张国焘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机会。一山不容二虎，毛泽东和张国焘作为中共的十二个创建者中为数不多的在位者，他们同样在极为困难的局面下开创出了一番局面，但是如今老毛的家底却已经被米夫派的人折腾的只剩棺材本，而张国焘则是旭日东升，风头正劲，试问他们怎么可能太太平平的把酒言欢呢？

这样的局面似乎毛泽东早有预见，在他下决心放弃寻找红二方面军而改为寻找红四方面军之后，他便已经在为这场微妙的局面做准备了。即便是下雪山之后，毛泽东也没有将他的部队全都暴露给张国焘，去和张国焘会面的只是几个指挥员，彭德怀和林彪则被命令向不同方向前进。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为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作出安排，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的风雨在遵义会议之后又将重新电闪雷鸣。

见缝插针

中央红军在历经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及长征的艰难困苦之后，已经折损大半，据朱德估计，当时也仅有一万余人；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红四方面军的蓬勃生气，同样经历了反围剿的失利，但是结局却迥然相异，红四方面军虽然没有能再次回到老巢鄂豫皖，但却在川陕边区开创了一番局面。在鄂豫皖苏区的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也不过是三万余人的兵力，但是如今在天府之国，张国焘却让他的部队膨胀到了8万左右，发展之快足以令中央红军汗颜。

我们将目光重新拉回到1933年，彼时老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之张国焘一时头脑发热，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屡屡碰壁。不过，张国焘相比较米夫派这帮蠢材的聪明之处在于，当他明白事不可为的时候，就不再强求一城一地的得失，他果断的决定让红四方面军趁着国民党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之时，跳出鄂豫皖。看起来张国焘似乎是个败家子，来到鄂豫皖之后除了肃反就是跑路，现如今连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鄂豫皖苏区也弃之不顾，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武装割据的核心要素是军队，没了军队，又怎么去谈割据？张国焘明白，红四方面军才是一切力量的根源，只有这支军队能保存下来，地盘是随时可能得到的，而如果军队没了，即便拼死暂时保住了几块地盘，也会随时丧失。因此，该跑路时就得跑路，打不过别人还硬撑着跟人玩命，那不叫勇敢，那叫愚蠢。

红四方面军一开始的打算是暂时西行，等到风头过了，再杀他个回马枪，重新夺回鄂豫皖，但是事事总不能都遂人愿，一旦出去了，就再没了回头路。红军一路奔命，跑到原本以为有兄弟部队的平汉路一带，结果一看已经是人走茶凉，一片断垣残壁了，虽然能看到贺龙部队活动过的踪迹，但是显然他们早就撤离了此处。没找到预想中的兄弟部队还是小事，问题是国民党部队穷追不舍，试图将红四方面军聚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没办法，既然人家赶上来了，那就只能先打一仗。这场枣阳新集之战打得异常艰苦，由于制高点乌山观率先被国民党部队抢占，因此红四方面军也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实现了突围——红军也损失惨重，好几个团级指战员丧生。新集一战，虽然红军最终逃出了生天，但是客观形势已经将红军返回鄂豫皖的设想给打碎了，没奈何，既然回不去，只能继续朝西走了。在西行的过程中，红军又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打破围堵，而后过秦岭，渡汉水，历经两个月的艰难行军，终于甩掉了胡宗南和杨虎城的部队。

甩掉追兵之后，红四方面军终于可以考虑找个地方落脚了。鄂豫皖已经成为了历史，当然必须一切朝前看，当流寇是没有前途的，即便是土匪也得啸聚山林，好歹有个吃饭睡觉的固定地界，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而红军目前已经到达了汉中地区，凭着就近原则，自然是在川陕一带看看是否有这样的机会——机会当然有，因为当时四川各派军阀正在热斗中，这也正好可让红四方面军见缝插针。于是，红军翻越大巴山，而后兵分三路，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迅速在川北打下了一片天，站稳了脚跟。

红军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就在川北找到立足之地，一是因为当时盘踞通南巴地区的田颂尧正在跟其余军阀交战，争夺四川霸权——四川当年的混乱程度直接超过了贵州；二是因为这些军阀虽然见天掐架，谁都不鸟谁，但是他们都分得清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比如对于老蒋的武装如胡宗南要入川，他们是坚决抵制的，因此在红军入川之后，胡宗南追兵居然吃了闭门羹，被堵在了外面。有此二端，红军便能趁着川北空虚先占了地盘，但是四川的这帮军阀并不知道，红军虽然不如老蒋的中央军看起来那么气派，但也绝对是硬骨头。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让红军进来了，要赶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流匪，而是有主义的部队。红军的可怕之处不但在于其强悍的战斗力，还在于在一块地区生根盘踞的能力——红军在来到通南巴地区之后，便迅速赢得了民心。

川北地区原本应该是富庶之地，这里林深树密，土地肥沃，本应是一块世外桃源，但现实情况是这里的平民过得极为艰苦，百姓被盘剥的极为惨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红军一来便迅速宣传他们的主张，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并大张旗鼓的搞土改，分田地，川北百姓何尝见过如此为民谋利、纪律严明的军队？因此，红军迅速让此地变成地险民附的所在。我党之所以能打不死，拖不烂，再困难都不会崩盘，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的主义使得这支部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农民武装，他们真正拥有让民心依附的魔力。大家想，有谁会不欢迎一支能为他们提供土地和食物，推翻压迫的部队呢？

红军在这一带建立了统治，稳固了根基，这当然会遭致地方势力的反扑。这块地盘原是田颂尧的根本，现在被人抢了饭碗，田颂尧还能坐视不管？当时四川正是二刘争雄（刘湘和刘文辉），而田颂尧便是刘湘找去助拳的，如今二刘打了半天未见胜负，宣布停战修和，而倒霉的田颂尧（名字起的真不是错，但是在民国名字中带个尧字的大多不是啥好东西）回来一看，地盘被人占了，这还了得？田颂尧还不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眼里的这群流寇见识一下川北王的厉害？于是，川陕割据地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就此发端，史称反三路围攻。

田颂尧一开始压根没把红军放眼里，他在川北经营多年，各路军阀都承认那是他的势力范围，因此他要收复失地，一方面各路军阀不会来捣蛋，另一方面老蒋也会给予必要的支持——虽然川系一致对外，不让老蒋的嫡系武装入川鸠占鹊巢，但是老蒋也不能坐视红军不管啊。田颂尧抱着必胜的决心，一开始势头很强劲，势要迅速夺回江山，剿灭叛匪，所以初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川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些名号的，四川人矮小精悍，打仗剽悍，颇有气势。

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早就有了应对之策，那就是收紧阵地的战术。这个战法是徐向前首次运用到中国军事实践上来的，其原理非常简单，由于红军当时力量有限，无力全线据守——这样做防守阵线过长，兵力分散，不利久战，因此，红军就扬长避短，主动战略性放弃外围阵地，将兵力集中起来，将阵地由一个圈主动收缩成一个点。这是典型的积极防御，目的是让敌军不断拉长战线，造成后勤补给的困难，尤其是川北地区都是深山密林，敌军大兵团入山之后，转圜余地有限，不易展开，这样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而我军在收缩之后养精蓄锐，将优势兵力集中起来，具有极强的爆发性，在反攻中力量万钧。用徐向前的话说，我军收缩之后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而拳头能干什么，自然无需多言。

反三路围攻的进程就如徐向前预料，一开始红军在稍作抵抗，达到了阻滞敌军的目的之后就开始有目的的进行战略收缩，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敌军示弱。田颂尧此时春风得意，他还没怎么发力就收复了众多失地，这么看来，红军不就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的草寇吗？但是他得意的太早了，所谓骄兵必败，在他的部队节节深入之后有主动转为了被动，而屡战屡退的红军已经从被动转为了主动，一个孤军深入，另一个蓄势待发，强弱之势发生了逆转。眼见时机成熟，徐向前命令部队发动反攻，握紧的拳头呼啸而出，田颂尧部队刚刚还在意淫着收复失地，如今却遭到了前所未见的强势反击，自然会难以招架，一溃千里。

反三路围攻中，我军一万余部队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可以说战果辉煌，这一次反围攻也稳固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地位，自此，红四方面军正式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根据地。根据地开始逐步走入正轨，那么张国焘也该重新去完成他那在鄂豫皖未完成的工作了，一切照旧。

张国焘带二万主力转移便两年间发展为八万雄兵。假如中央红军能早点转移（比如利用福建事变这个战略机遇），带八万主力转战云贵间（尤其尚武富庶的云南），可否更能成事？

毛遵义后便派出陈云辗转去苏联，用意便是让苏联这个后台大老板确认他的新中央。没深挖清算博古也就是这个用意，打狗得看主人面。
新的问题是，假如在跟大老板联系上之前，让张国焘强行夺了中央领导权造成事实并派人跟老板联系确认，那就麻烦了。所以毛带领红军兜兜转转，尽走弓背路，怕就是有拖时间给陈云的用意。
张国焘虽然有八万雄兵，奈何老板却是千万大军飞机大炮坦克机枪的苏联。一切政治斗争的核心都是实力决定一切。吴思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对极了。毛搬来大老板，你张国焘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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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让红军转圈，走险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躲过国民党军队的纠缠，至于拖时间一说，则是毫无根据，因为红军当时朝不保夕，老毛也没这个资本跟老蒋躲猫猫，因为这样干的最大可能性是全军覆没，老毛冒不起这个风险。
至于张国焘的问题，毛泽东跟他的斗争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险。没有叶剑英，没有徐向前，老毛就完蛋了，且不说苏联能不能支持老毛，就算能，也远水不解近渴，到时候成了既定事实，不怕苏联不认账。而且毛泽东真正得到苏联高层的认可，一直要到1938年王稼祥回国，带来季米特洛夫的口信，而且季米特洛夫的原意也并不是完全确认他的地位，而只不过是要减少中共的内耗。而张国焘真正倒霉也跟苏联毫无关系，是在西路军覆灭了之后，相反，他快被老毛整死了，救他命的倒是远在苏联的王明。

旧调重弹

红四方面军在经过与田颂尧一战，可以说是彻底在川陕边区站稳了脚跟，四川军阀众多，光是有名有姓有些实力的就至少有六七股力量，但是这些人在大部分时候是各扫门前雪，因此田颂尧惨败，就让本来就持观望态度的这些军阀更加坚定了与红军井水不犯河水的决心。外敌虽安，内乱仍频，从鄂豫皖苏区西征转战多时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地的红四方面军又要花些时间来处理些内部俗务了，争斗的核心双方依然是鄂豫皖前任老大曾中生和现任老大张国焘。

曾中生不服张国焘，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自张国焘空降鄂豫皖之后，曾中生就和他的旧部不断在挑战张国焘的权威。矛盾的第一次爆发是南下之争，最终以张国焘在白雀园发动肃反，搞掉了一部分异己而告终。按说见识了张国焘手段的曾中生也应该消停点，但曾中生似乎就是不信这个邪，于是，在西行过程中，曾中生纠结了一批张国焘的反对者，如余笃三、旷继勋、张琴秋、傅锤、朱光、王振华、杨白、吴展等，酝酿发动一场倒张运动。在白雀园肃反中，张国焘鉴于自己羽翼未丰，对于曾派势力的打击也只是点到为止，希图用铁腕平息争端，但是曾中生似乎并不吃张国焘敲山震虎的那一套，他时刻在寻找跟张国焘决战的机会。在此次西进过程中，曾中生以张国焘缺乏明确方向，致使部队无所适从为名，召集了上述亲信试图向中央告御状——这一套就是南下之争的老招数，但是不幸的是，这股政治暗流又一次中途夭折。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清末时维新派为了救出光绪帝，由谭嗣同向袁世凯求救，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此次曾派倒张，为了谋得更多盟友支持，张琴球（沈泽民妻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向陈昌浩求援，结果再次功亏一篑。大家可能觉得疑惑，陈昌浩不是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吗？白雀园肃反就是他全权负责的。为什么张琴球会找他来帮忙呢？这就要说女人搞政治确实还是容易感情用事。其实张琴球跟陈昌浩很早就认识，关系也不错，甚至还有些暧昧情愫，因此张琴球就天真的认为陈昌浩会看在她的面子上，反对张国焘——当时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如果能争取到他确实倒张就有了很大的成算。但是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妇人之见，陈昌浩与她有些暧昧关系不假，但是同时，陈昌浩在政治上也是非常成熟的，既然已经帮助张国焘办掉了那么多人，那么他怎么还能回头？在白雀园肃反之后，他跟张国焘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在政治上完全站到了曾中生一伙的对立面，彻底将他们得罪了，因此，他怎么可能改弦易辙？张琴球太傻了，她仅仅考虑到了争取到陈昌浩之后的美好前景，却没有考虑到陈昌浩的派性利益，因此，她这种做法只能是让局面变得糟糕。

陈昌浩自然是不会犯傻，因此迅速将此事告诉了张国焘——就如当年袁世凯将维新派密议告诉荣禄一样。在四方面军丧失了根据地，西行转战如此困难之际，张国焘却必须迎接反对派自南下之争之后的又一次挑战，那么这次张国焘会怎么做呢？是像白雀园那次一样搞铁腕清洗吗？这次张国焘明智的选择了示弱，原因很简单，在四方面军遭遇敌军围追堵截，身无立锥之地，处境困难之际搞内斗完全是在自寻死路，因此他选择了怀柔。

为此，张国焘召开了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主动提出愿意听取不同意见，这是一次重大让步，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示弱。如果曾中生够聪明的话，就应该也退一步，以免矛盾激化，但是曾中生显然不够聪明，他选择了直接对张国焘展开攻击，而且词锋非常激烈。看起来这次较量曾中生取得了完胜，在他的指挥下，四方面军恢复了军委制，他被选为总参谋长，而张国焘则因为军委制的实行被削弱了权力。但是曾中生得意忘形了，因为张国焘的示弱只是说明张国焘现阶段没有能力对他动手，但是这并不代表张国焘永远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斗争的要诀是，要么将人完全击倒，要么根本不要开战，但是曾中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对张国焘的打击并没有切中要害，甚至有些隔靴搔痒之嫌，因此，他的做法只是将自己逼向了绝地——但是意气用事的曾中生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已经身处险境。

相比较曾中生的冲动和莽撞，在党内混迹多年，见多了风风雨雨的张国焘当然成熟的多，对于曾中生极其亲信的再一次以下犯上，张国焘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暂时的退却只是出于大局考虑，同时也是避其锋芒。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且经过反三路围攻，已经站稳了脚跟之后，张国焘开始动手了。这次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继续贯彻白雀园肃反时的铁腕路线，另一方面则任用亲信，全面改组军队。

关于对付曾中生，张国焘采取了先剪其羽翼，后图谋本尊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现将曾中生在军中的亲信以肃反为名，全数清洗，在曾中生势力被清除之后，他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张国焘随意摆弄了。曾中生虽是一员干才，据徐向前回忆很有些能力，但是，他在军事上的能力和他在政治上的能力似乎并不成正比，相比较他的军事长才，在政治斗争方面，他完全可以算得上幼稚。虽然他对张国焘的攻击从未停止，但是政治斗争强调的不是攻击的次数，而是攻击的效率，在这个舞台上，如果不能一招制敌，那么就随时可能被清洗出台。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一边倒，曾派势力几乎全数被张国焘肃掉，而他们大多数是被陈昌浩本着无事找事的原则随便安上一些罪名就清理掉。在政治上要办掉一个人，理由是随时可以找到的，是人都会犯错，张国焘的办法就是抓住一点错误就无限放大，最终达到清洗的目的。而曾中生本人自然也倒了霉，他被张国焘扣上了多个帽子，张国焘用一些或实或虚的理由将其推上了审判台，最后以一种貌似合理而正当的方式将其逮捕入狱。自此胜负已判，自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便与其矛盾不断的以曾中生为首的地方派势力被张国焘用极其铁腕的方式击溃，在鄂豫皖和在川陕的两次肃反，彻底稳固了张国焘的地位。而不甘失势的曾中生则在此次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试图写信给中央，但最终事泄被杀。

当然，张国焘敢于在白雀园肃反之后再次搞肃反，原因是他已经完全找好了这些人的替代者，在不久之后的军队整编中，军队指挥员几乎全部用上了张国焘的嫡系势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到川陕根据地之后，红四方面军依然保留了一万四千余人，而在川陕根据地稳固之后，经过大规模扩红，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有了四万之众（后扩大到八万），自然军队编制也扩大了，整编情况如下：

以十师为基础，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后为洪学智)。辖十师(师长汪乃贵，政治委员甘良友)、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十二师(师长张才干，政治委员徐长勋)，共八个团。

以十二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抗日战争初期叛变，投降国民党)，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兼，政治委员梅华樊)，暂缺二十六师，共六个团。

以十一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后为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政治委员王建安)、八十九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杜义德)，九十师(师长邹洪盛，政治委员程世才)，共八个团。

以七十三师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辖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政治委员林安英，副师长王友钧)，九十二师(师长陈友寿，政治委员杨朝礼)、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政治委员王德安)，共七个团。

四方面军权力系统的变化只是鄂豫皖时期政争的延续，张国焘用他审时度势的示弱和果断的出击赢得了政争的胜利，自此，四方面军真正成为了张国焘的私人武装。但是，川陕的太平也不过是暂时之事，先安川后剿匪的刘湘和一直对红军耿耿于怀的老蒋自然不会让红军太过轻松，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作者：lycygm988　回复日期：2009-09-06　23:05:27

我估计老徐真去了江西可能结局不比萧克好多少，没什么政治头脑。可能搞不好还容易被肃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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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的肃反不比中央差，也没见老徐被怎样。老徐虽然没有政治斗争的头脑，但是自我保护能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作为四方面军的主帅，居然没被老毛肃掉，这本身就说明老徐很懂得留一手。老徐跟林彪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的定位，所以只把精力放在军事上，从不去关心政治的弯弯绕，为人更比肖克随和的多，所以担心他被肃掉是多余的。

心系中央

在经历了反三路围攻之后，四方面军终于稳固住了新得的川陕边区，在此基础上，张国焘通过新一轮肃反全面控制了这支部队，而四方面军也在这短暂的安宁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兵力发展到八万之众。四方面军的迅速膨胀自然是让老蒋心内不安，同样不安的还有新近在二刘争霸中获胜的刘湘，老蒋自然是不希望中共在中央红军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另一支强大的武装，而刘湘呢，他好不容易成了四川王，自然不希望被红军这样的外来力量抢了风头。

四川军阀之多、派系之众，即便是放眼整个民国也难见其匹，大家可能认为先前的湖南和贵州这两个地方就已经是乱到家了，但要跟四川比，显然还是小巫见大巫。自1912年到1934年，四川各路军阀——时常还有些外来力量搅入其间——混战22年，经历大小470余战，才最终由刘湘勉强结束了四川的乱局，仅从以上数据，我们就能明白，四川被称为民国第一乱省实为当之无愧。笔者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对四川的乱斗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光是如此也需要大量的篇幅，在这里我们暂且别过不提。四方面军入川正好赶上了四川军阀混战的尾端，刘湘与刘文辉一战定乾坤，正式成为了四川的新霸主，但是刚刚掌权的刘湘就有些晦气的碰上了红军。一开始，刘湘还以为红军不过是一股流匪，不足为惧，因此要先安川再攘外，但是经过田颂尧的惨败，刘湘终于醒过味来了：中共的这支武装虽然看起来衣衫不整，但是其战斗力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差，相反，这支部队的战力甚至在整个四川都难觅敌手。刘湘可不想让红军就此坐大，最终威胁到他好不容易在四川建立起来的霸权，碰巧，老蒋同样不愿意红军坐大，两下里一拍即合，老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自此，通南巴地区重启战端。

刘湘也不容易，四川那么乱，各派军阀争斗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点眉目，如今红军入川，膨胀势头之猛简直不可思议（从一万四千人发展到八万人），而老蒋嫡系胡宗南则也想借入川剿共之际插上一脚。坐定川北的中共是恶狼，但是因为追击四方面军而来到甘南和川陕边的胡宗南部也是猛虎，他这个地方派夹在中共和老蒋之间苦闷的很。剿共自然是要剿的，不剿就霸业难保；但是胡宗南同样也是要防的，如果让胡宗南以剿共为名入了川，那小小的四川就成了鼎足而三之势，即便真将红军击败，接下来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刘湘也只能跟老蒋要点钱，动用川军剿共。老蒋其实也想在四川插上一脚，但是既然川军愿意主动跟红军火并，他也乐得坐观成败，毕竟盘踞川陕甘的胡宗南随时都有机会。

前次田颂尧进攻川北称为三路围攻，这次老大刘湘亲自出马，自然派头也更足，此次进攻被称为六路围攻。四川军阀多，自然川军人数也多，此次刘湘先期调动了110个团共20万人参与围剿，因此，客观形势依然是敌众我寡。针对这种局面，四方面军再次拿出了收紧阵地的法宝，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将目标放在了歼灭有生力量之上。此次反六路围攻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持续10个月时间，川军总共对通南巴地区发动了4次总攻，但是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军应对得当，以寡敌众，收紧阵地，寻找战机，造成局部上的以多打少，干净利落的粉碎了川军的围剿。因此，尽管此次刘湘动静不小，架势摆的也很足，甚至在第四次总攻时出动了140多个团，但是战争的进程却和之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并无二致，尽管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都是在开端看似得利的形势下被红军抓住时机反攻得手。徐向前的军事天才在此战中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红军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最终毙伤川军6万余人，俘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可以说是战果辉煌。

自四方面军进驻川北以来，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打仗，有诸如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防守战，也有主动出击扩大根据地的进攻战，本来川北就由于田颂尧的盘剥苛政而贫弊不堪，因此在经历了这样长期的战争后，就更显疲弱。川北在这样的折腾下已然是元气大伤，良田久荒，劳力贫乏，哀鸿遍野，体现到红军身上，就是粮食极为匮乏，兵员补充也陷入困境。红军境况堪忧，与之同时，刘湘也放弃了由川军独立剿共的想法，在曾扩情的安排下三次赴京面蒋，请示安川大计——老蒋则命令胡宗南部队由甘赴川，占据咽喉部的广元、昭化等地；而上官云相的部队也在朝川陕边境挺进；另外川军也在整军经武，准备再度来袭。原本还是川军和四方面军唱对手戏，如今老蒋取代了刘湘，担起了剿共的主角，此次围剿兵力达到了200个团，川陕会剿一触即发。

刚刚经历了反六路围攻的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得到充分休整，便要迎接老蒋又一波更大规模的进攻——老蒋固然是有钱有力，可以说连续不断的发动围剿，但是红军在川陕已经是山穷水复，难以支持了。张国焘当然也深知以如今川陕的状况，如果继续固守此处，难免被老蒋困壁至死，因此，向外线发展已经成了四方面军的战略重心。在靖江渡军事会议上，徐向前提出了依托川陕老区，收缩防线，发展新区，进取甘南的方案，而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了，驻守甘南的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那为什么徐向前明知山有虎，却要偏向虎山行呢？一方面，胡宗南部队虽强，但与四川军阀和陕西西北军均属有隙，处境相对孤立，因此，如果进攻胡宗南，川军和西北军都可能作壁上观；另一方面，甘南的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依山傍水，有不少的人口，可以解决红军物资供给和兵员补充的麻烦。因此，依托老区进军甘南是稳中求进的路数。

相比较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呆滞地死守一城一地，四方面军无疑要高明得多，积极主动，不拘泥于一地，该放则放。但是胡宗南深受老蒋信任，是黄埔学生中最得器重之人，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因此红军率先发动的广昭战役并未能受到预期的效果。四方面军攻城，喜欢围点打援，但是广昭两地兵精粮足，部队训练有素，守的极为稳健，胡宗南也对这两地的守军非常有信心，根本不派军增援，打的就是消耗战，红军苦战不克，最终只能放弃，可以说是出师不利。

就在四方面军积极向外线展开进攻，试图扩大根据地，解决经济和兵员问题之时，中央红军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渡江——此时正是红军一渡赤水，准备在泸州上游渡江之时。既然中央提出了要求，自然四方面军就要尽力配合了，因此四方面军决定先出兵陕南，牵动川军北上，并趁虚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渡江。但是正当四方面军将主力拿去进攻陕南，调动了川军之后，中央红军却再次发来电报取消了原定渡江计划，这下可让四方面军犯了难，中央红军可以临时改主意，但是四方面军却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四方面军的能力本来就有限，要开辟一个新区域，就必须要有选择性的放弃一个旧区域，主力红军去佯攻陕南，自然川北就露出了空当，因此，红四方面军已经没了回头路，只能继续实施西渡嘉陵江计划。

现在问题就来了，徐向前从军事角度出发，在强渡嘉陵江成功之后，建议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袭击胡宗南部，进而图取甘南，实现原定计划；但张国焘则开始摇摆不定，任凭徐向前电报催促，张国焘就是不吱声，最后甘南计划也破了产。那么张国焘为何会突然摇摆不定呢？其实他的这点心思早就不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上了，他所关注的是中央红军的动向，所考虑的也是如何尽快与中央红军会师。徐向前在前方催促进兵，而张国焘在后方则开始搬家，准备撤出川陕，张国焘那么急切的想和中央红军会师，自然不是担心他们的安危，他在想什么，徐向前不了解，但是作为后人的我们，想必已经猜着了七八分。

箭在弦上

张国焘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中央红军会师了，为此他对徐向前催促其发布向甘南用兵的催促置若罔闻，而一门心思的加紧准备撤离川陕根据地，张国焘早就不满足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因为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才应该是中共的舵手。以资历而言，现在还在中共高层的人中，已经无人能与其相比，即便是同样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在早期的地位也与他相差甚远；而要论战功，虽然作为红军创始者的老毛同样功勋非凡，但是如今一四两个方面军相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红一方面军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不是老毛的错。因此，手握雄兵，功高震主的张国焘有些想法再正常不过。

张国焘想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念头其实在反六路围攻之后便已经萌生，他在一次与徐向前的私下谈话中便表露出了这个念头，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于，徐向前希望能尽快在甘南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而张国焘则想先跟中央红军会和再做商议。张国焘不愿意提前确定落脚点是有他的私心的，因为现在建立一个确定的根据地无非是为中央做嫁衣，张国焘的优势在于军事，而中央的优势在于党权，中共又是党指挥枪，因此中央入主之后就可能出现鸠占鹊巢的局面——就如当年米夫派在中央苏区排挤老毛一样。因此，只有在不确定的局面下，张国焘的枪杆子才能为他的官印提供最有力的支持——而只要有军队在，地盘就不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张国焘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时就已经深知。

因此，张国焘让四方面军先是在涪江一带休整，然后在确定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就决定让部队西去岷江，先在川西北占据些地盘，策应中央北上。接下来的一切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张国焘派遣李先念率部前去接应中央红军，在1935年6月底，张国焘前往懋功与中央会面，一四方面军的正式完成会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表明，会师并不是中共困境的结束，而是新矛盾的开端，而这个矛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主弱臣强。

经过两河口会议双方的互相摸底，情况已经很明朗了，红一方面军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一路上艰难行军的减员后已经元气大伤，只胜一万余军士；而经过涪江休整的红四方面军进一步补充了兵力，恢复到了8万左右，兵强马壮，战力凶悍；这是一个典型的主弱臣强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局面通常意味着祸乱，而这次尤甚，因为作为臣子一方的张国焘并不甘心当个臣子，他曾经是中央要员，只是因为跟共产国际关系恶劣才会被逐渐被排挤出中央。因此，暗战从一开始就打响了——当然先要蓄势。

所谓蓄势其实就是双方的互相攻讦，张国焘和米夫派的关系本就不睦，如今更是不断有攻击性的言论涌现。米夫派指责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指责四方面军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甚至公开发文抨击——主要是何克全和博古。而张国焘则趁机利用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指责中央应对第五次反围剿负责，而且政治路线有问题。米夫派给毛泽东出了个大难题，他们横竖已经失势，破罐子破摔，但是毛泽东可不愿意跟张国焘翻脸——老毛可不傻，他知道张国焘此时实力远强于他，真要闹起来，能有他什么好果子吃？米夫派挑衅，张国焘反唇相讥，双方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打嘴仗解决不了问题，红军总是要找个安身立命之所，两河口会议做出了两路方面军分别开拔北进的策略，而这都需要以攻取松潘为基础——如果攻不下松潘，红军就面临着西走草地的困境。但是驻守松潘的是老蒋心腹爱将胡宗南，不论红军正面突破还是侧面迂回，都无法占领地势险要，碉堡丛立的松潘，无奈之下，红军在到达毛儿盖之后开会讨论改变行军路线。在毛儿盖会议中，各方均同意放弃攻打松潘的计划，改而执行夏洮计划，亦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要完成这个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都建议集中红军主力突击一路，但是张国焘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主张红军分成两路，分别进军，最终会议听从了他的意见。会议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提出这样的建议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红一集团军被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不管是左路还是右路，红四方面军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此为其一；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有中央方面的朱德和刘伯承坐镇，而其余中央成员则跟随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右路军行动，此为其二；张国焘是想让他和陈昌浩一左一右捏住中央的命门，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而张国焘之所以安排朱德和刘伯承跟其同行，是因为朱德当时是军委主席，政治上比较中性，张国焘试图将其争取过来，而刘伯承跟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有过节，张国焘认为他是中央军委中最有可能和老毛翻脸的人。张国焘以为这样的安排万无一失，在关键时刻他可以促使朱德和刘伯承就范，而陈昌浩则可以代他行事，控制住毛泽东等人。将军队和中央要员拆成两路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他的军事优势，而削弱毛泽东的政治优势，可以说张国焘此举是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但是中央在军事上没有与张国焘想抗衡的实力，因此也只能任他摆布，进而静观其变。

在毛儿盖会议决定了军事路线之后，张国焘显然并不满足，他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这就是著名的沙窝会议。张国焘显然不想最终闹到需要武力解决问题的状态，如果能和平夺权，自然是上善之策，而张国焘力促开会就是立足于此。不过这次会议张国焘败得灰头土脸，由于在政治局的绝对劣势，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认可，毛泽东和米夫派达成了共识，只论军事不论政治——这是遵义会议上双方的政治交易。这次会议火药味十足，争论的很激烈，甚至双方都指责对方派兵包围会场——至于到底是谁包围谁，双方各执一词，现在也很难说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张国焘在政治上输的一败涂地。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遵义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定算，以政治优势弥补军事劣势也是毛泽东在处于下风时预作的准备，因此他才会对米夫派处处让步。

张国焘在政治上输得一败涂地，由于久离中央，他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毛泽东和米夫派。米夫派当然明白一旦张国焘动手清查政治路线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势必会站到同样不希望张国焘就此夺权的毛泽东一边，这两方的联盟已经足以保证在政治局的人数上处于压倒性优势。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张国焘再也没有了回头路，他已经完全展现了自己试图重组中央，抢班夺权的野心，如果他没有后续的动作，而甘愿承受政争的失败，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局面稳定后对手凶狠的反扑——而这在中共并不太长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既然张国焘已经在沙窝会议上决定撕破脸皮，摆出了摊牌的姿态，并且在此前的军事会议上也做出了自认为有利的安排，那么此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既然注定无法和平解决，那就用拳头来解决吧！

一念之差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遭到了米夫派和毛泽东同盟的联合夹击，中央对他的决议完全置若罔闻，可以说，他在政治上的试探已经清晰的探明了如今的态势，在政治局内，张国焘只有新入选的陈昌浩一位盟友，如果没有新人加入，张国焘必然处于绝对下风。因此，虽然张国焘建议让更多人参与会议——实际上要挟中央扩大政治局名单，但是中央给出的是强硬的回答，虽然主弱臣强，但主依然是主，臣依然是臣，名分不可乱。既然中央不愿意对张国焘作出让步，那么也休怪张国焘翻脸无情了，自古君座，能者居之，既然中央不愿意给他这个能人让位，那么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了，接下来就将是你死我亡。

其实中央已经给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张国焘成为总政治部主任，而陈昌浩也进入了权力中枢，而在老毛一边，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甚至没有出现在军委名单。为了安抚张国焘，在军事上中央已经仁至义尽，下面一份名单就很明显的看出中央对四方面军的认可：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这份名单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中央向张国焘示弱，中共的权力结构比较特殊，政治委员的权利远大于军事长官，而在这份名单里，两方面的政治委员都由四方面军担纲，这已经充分说明中央此时将军权完全交给了张国焘控制。当然，以一四方面军如今的力量对比，中央作出这个安排可以算是送了个顺水人情——不如此又能怎样？但是张国焘所需要的可不是这个顺水人情，他要让中央交出实质的东西出来，比如党权——但就是这里陷入了双方互不让步的僵局。这是中央的最后一块阵地，因此不管张国焘采取明示或者暗示的任何手段，中央都绝不会作出让步——毛泽东熟习史书，当然了解明确君臣之分的极端重要性。

张国焘得寸进尺，想要以下犯上，独揽朝纲；而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则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当让则让，当强则强——于是在党权的争夺上，双方陷入了僵局，并且看不出任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张国焘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有军事优势，但政治上处于下风，因此利于速战，一旦局面安定，主臣名分将直接决定胜败——既然已经决定要摊牌，那么就必须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

张国焘完全占据了主动，由于此前米夫派对于四方面军表现出来的蔑视，张国焘轻而易举的就让他的一众部下追随在其左右，事实上，经过了鄂豫皖和川陕的两轮清洗，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四方面军。毛泽东现在处于绝对下风，因为他在明处，张国焘在暗处，他不知道张国焘什么时候会下手，更要命的是，他还在张国焘副手陈昌浩的监控之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正是老毛目前的处境。在恶战到来之前，所有一切都预示着张国焘已经完全压制住了毛泽东，这场决战似乎悬念已经不大了，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时候决定胜负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实力对比，而是那一瞬间的转念——所谓的一念之差。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步调很不一致，张国焘刻意的让左路军放步慢行，相比较右路军的急进突击，左路军的行动可谓迟缓。正当右路军过草地，取包座，并击溃胡宗南部，甚至让胡宗南本人身负重伤之时，张国焘突然再一次改变了行军速度，本来是慢半拍，如今突然在草地边上停下了前进的步伐。张国焘向右路军表示自己粮草不济，环境不熟，决定放弃过草地的原定部署，转而南下，前往川西南发展——当然这是借口，事实上左路军的粮草储备远好于右路军，并且还有右路军运送物资准备接应，既然右路军过得，为什么左路军就过不得？与此同时，张国焘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部南进，这已经是公开摊牌了。

当然事情远非北上和南下之争那么简单，在毛泽东做出了不愿妥协的明示之后，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了一份著名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意思是如果毛泽东等人拒不从命，可以采取非常手段——电文中隐晦的用到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词句，而这意味着什么，相信无需我再多言。原本这是最高级别的密电，而且需要陈昌浩本人亲译，但是阴差阳错的是，这份电报落在了叶剑英手上。当时叶剑英并没有看那份文件，而是想直接交给陈昌浩，但是陈昌浩当时正在准备开会，并未马上接过电报，而叶剑英这才草草的看过一眼——而这一瞬间决定了中共此后的命运。尽管叶剑英并不能完全破译出这段密电，但是以他的政治敏感性，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份关乎生死的文件。

叶剑英的直觉是正确的，他迅速采取了行动，将电报送往毛泽东驻地，由毛泽东抄录一份之后再去转交给陈昌浩。叶剑英最后成为元帅，这个行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他是十大元帅中少有的几乎从未独当一面参与实际指挥的军人，如果要论战功，粟裕可能远远超过了他，但就是在这一刻的表现，决定了他的政治前途。我们无法考证叶剑英是否有杰出的军事才华，因为在他的生涯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更多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政客而非军人出现，事实上，他也确实更适合当一个眼观六路，适时而动的政客——此后在镇压四人帮的过程中这个特点体现的尤其明显。或许，叶剑英天生就是一个政客，他懂得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总能在历史的拐点出现，并作出决定性贡献，这种天生的政治嗅觉让他成为中共建政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他对于张国焘可能采取行动已经早有准备，因此他马上下令要求红一和红三军团准备行装，星夜启程，与此同时，他找到了徐向前。毛泽东的政治触觉是令人惊叹的，事实上，徐向前在此前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张国焘南下的提议，但是毛泽东依然认为徐向前跟张国焘的关系远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好——而这种洞察力远非常人能及。

徐向前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张国焘处过的并不开心，他一直以来都被张国焘用而不信，虽然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但事实上除了接受命令带兵作战，并无任何地位。在张国焘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战争工具，如果不是因为他确实才堪大用，可能他也会遭到清洗，一直以来徐向前都是曾中生的伙伴，这一点张国焘素所深知。在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中，张国焘是当仁不让的老大，陈昌浩是二号人物，而徐向前则必须听命于二人，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张陈都对其严加戒备，只对其发令而不与其讨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也有过离开张国焘和陈昌浩的想法，并向陈昌浩提出去中央从事具体工作，让刘伯承代其之职的建议，自然，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应允。他不想卷入双方的斗争中，也很难拿定主意，此刻或许他才是最为举棋不定的人物，而他复杂的心理正为毛泽东所知。

当时徐向前也并不知道张国焘决定下手，因此毛泽东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当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寻求他的意见时，徐向前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他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和，便不宜再分开，并且他也不愿意将自己一手带出的四方面军拆成两半。徐向前当然知道毛泽东是要他表态，但是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要求他表态的真正含义所在，因此他下意识的做出了服从张国焘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让他这位早期中共的最大战将从此之后坐上了冷板凳，此后再未得到重用。

当徐向前第二天得知毛泽东星夜启程，并且还放了警戒哨之后，方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陈昌浩问他是否追击，徐向前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说出了一句至为经典，并因此保全了毛泽东性命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体现了他的真实想法，他不愿意放弃四方面军，但他同时也不愿意两军自相残杀。陈昌浩并没有派部队前去，而是让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率一小部分人前去询问——这是张国焘置毛泽东于死地的第二次机会，但是陈昌浩一念之差改变了结局。原本看起来毫无悬念的对决却因为叶剑英、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个人在瞬间的反应改变了局面，这是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但是结局却如此戏剧，或许历史本就是由几个偶然的瞬间所决定的。

曙光初现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战略转移到如今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中共就如同在暴风雨中蹒跚而行的病人，可谓是内外交迫，朝不保夕——一路上既要与老蒋的嫡系部队作战，又要跟地方实力派角力，还要面临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极端考验，更要命的是，中共内部的政争也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发展到了白热化。遵义会议一定程度平息了米夫派和毛泽东的权力之争，这场较量最终以毛泽东以适度让步从而重新夺回军权而告终；而刚刚过去的主臣之战，则更有些惊险，如果不是叶剑英、徐向前和陈昌浩轮流扮演关键角色，中共的命运则未可知也。但是，经过连番恶斗，中共内斗终于以暂时的休战而告一段落，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甘陕，而张国焘则带领四方面军全部和一方面军中的红五和红九军团南下四川。虽然看起来张国焘依然控制着大部分军队，但是张国焘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主臣的对战，如果臣子不能一击致命，那么他必将面临不可逆转的失败厄运。

张国焘此时在政治上陷入了绝对孤立，四方面军虽然在军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毕竟还是一方诸侯，在中央影响力极为有限，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米夫派，都能轻松在政治上将其清出台面。利用短暂的军事优势，快刀斩乱麻，从而使得各方被迫接受既定局面，这是张国焘夺取党权唯一的机会，但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几个偶然，张国焘最终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因此，这也基本注定了他此后的悲剧命运。张国焘并非手腕不够，也非能力不逮，他的失败只是因为他的起点已经比老毛落后了太多——如果不能趁着这个机会一搏，他以后就从此会失去竞逐中枢的机会。张国焘并不满足于现今的处境，他的野心很大，想要重新夺回他所失去的一切——在他心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应该是后陈独秀时代中共的首席人物，而正是无法满足的权欲让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较量，张国焘试图比拼爆发力，因为他的机会转瞬即逝，而毛泽东虽然表面上下风，但却有充足的资本跟张国焘打消耗，因为他们之间隔了一条所谓主臣之分的鸿沟。张国焘想要摆脱自己地方大员的宿命，但是他在政治上落后的太多，几乎党内的所有重量级人物都不站在他一边，而共产国际的那帮老爷对他也从未有过好感，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不平衡的斗争。张国焘只有那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军事优势，但是主弱臣强的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如今一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出现倒挂本就是因缘巧合作用到一起的结果，而在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中，又能有几次这样连续的因缘巧合呢？在政治上，阴谋篡逆本就是成功概率极小之事，但是张国焘却又必须将他的命运托付给这样充满变数的阴谋，最终命运女神没有亲睐于他，因此他也只能吞下搏命失败的苦果。

或许项羽垓下之败时所发出的感慨更适用于如今的张国焘——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张国焘计划周全了一切，也似乎完全掌控了局面，但是上天戏弄了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一世枭雄。陈昌浩在政治清洗中从未有过手软，但是现在却因为徐向前的一句红军不打红军，就发了恻隐之心，最终全盘葬送了张国焘的努力——陈昌浩骁勇半生，却在这最关键的节点上有了妇人之仁。徐向前虽贵为总指挥，但陈昌浩拥有临机专断之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弱势的徐向前却因为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压制了强势的陈昌浩。李宗吾说政治舞台是个厚黑之地，但是陈昌浩在最需要他发狠的时候脆弱了一下，而这一瞬间的脆弱不仅让他的主子张国焘从此走上绝路，同样也让他自己的政治生涯由盛转衰。

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面临的最大危机，如果不出现那么多偶然，中共党史、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安全脱险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命确实够硬，他就是那个上天选定的乱世终结者。相比较失败的张国焘，毛泽东无疑更适合担负起中共的重担，张国焘固然有才，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便是明证，但他的才也只是方面之才，相比较老毛统驭全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张国焘明显稍逊一筹。以本次分裂的导火索进军路线之争而言，我们就能判明双方的高下，张国焘力主红军向西南方向运动，向川西南发展；而毛泽东则主张北上甘陕，与从鄂豫皖突围出去的徐海东二十五军会和。

张国焘自然认为四川乃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利于养兵，并且川兵羸弱，取之甚易，自然应该取川西平原以为立足根本。当年刘邦与项羽楚汉争霸屡战屡败，但就是由于四川盆地保证了充足的后勤供应，使得刘邦拥有和项羽打持久战的能力，因此，张国焘认为毛泽东独断专行，一意北上是毫无意义的，远不如南下川西来的可靠。但是张国焘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依据此前在川陕根据地时与川军作战的经验做出了草率的决断，他没有想到困兽犹斗的道理。固然川军欺软怕硬，打仗滑头，远不如四方面军那般凶悍，但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如果红军果真要跟川军在川渝争夺核心利益，那么刘湘岂是易与之辈？即便是一个生性懦弱之人被逼到了绝地，也能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更何况是川军？川军滑头不假，但是再滑头的部队也不愿意让人家砸了自己的饭碗，真要到了这个时候，滑头的川军就会在红了眼的刘湘驱赶下变成恶虎。

低估川军危急时刻的战力此为其一，其二为老蒋的剿匪大部正是汇集在此附近，虽然川系与老蒋矛盾深重，但是两权相较取其轻，老蒋掌控四川局势，尚可保证他们官位不丢，但一旦中共夺权，那川系就真正朝不保夕了。因此，真把川系各路军阀逼急了，他们也不忌讳让老蒋出兵川渝以为犄角；而老蒋在川黔滇一带负责剿共但被中央红军甩掉的主力部队薛岳业已北上，为了阻止红军渡江，重庆一带也聚集了大量老蒋亲兵，因此如果老蒋参与进来，那局面就又不相同了。但是张国焘想当然的将川西南计划当成了红军与川军的二人转，压根没有想到能够改变战略平衡的老蒋随时可能参与其间。

因此，南下川渝看似是鲜花大道，实则暗伏陷阱，张国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谈不上知其三，因此自然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这些问题想要在那样的局面下考虑清楚也并不容易，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是不允许犯下致命错误的，因此，张国焘缺乏在乱局中理清思绪，找准重心的绝对才干。

相反，主张北上的毛泽东则高明得多，毛泽东肯定清楚一旦南下会遇到的阻力，在这方面他比张国焘看的更深更远，而北上虽然看起来前途未定，但是至少在遇到的阻力上会小得多。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深知如今处境困难的中共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而北上无疑更有利于打通和苏联联系的通道，从而脱离孤军作战的苦海。避免与老蒋的恶斗这是现实考虑，而争取与苏联取得联络这是战略考虑，毛泽东的眼光确实非常人所料。

就在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的嫡系力量星夜启程，脱离了险境之后，他们终于在旅程中发现了让他们感到振奋的曙光。在艰难的攻取腊子口，占领了哈达铺之后，中央得知，在陕北果然存在一片中共的地盘，当然这里不仅有新近从鄂豫皖转战而来的徐海东，还有一个当地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叫做刘志丹。毛泽东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受上天眷顾的好运气，在他决定向此地挺进之时，其实并不知道这里有中共武装力量的基础，他所知的只是周恩来已经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通知留守的徐海东二十五军转战陕北——但具体转战情况如何，他也无从得知。毛泽东带来的六千人的队伍，而且在这六千人中大多数是干部，兵士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他们不能马上找到落脚点，那将会非常困难——幸运的是，他找到了。

南北殊遇

刘志丹是陕北地区的传奇人物，西方人将其比作罗宾汉，在他的身上，带有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甚至有些绿林气息。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是他是这个阶层的叛逆者，他同情贫苦大众，并愿意帮助他们摆脱压迫，他加入中共便是这种思想的影响。刘志丹很符合中国古典英雄的形象，他劫富济贫，在陕北民众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同样，陕北的各路农民武装，地方豪杰都对他钦敬有加。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力，他才能在多次失败后东山再起，并最终在陕北开辟出一个有20多个县的根据地——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民众大多是慕名追随。

但是，在毛泽东到来之前，刘志丹和他二十六军的亲信——著名的如高岗、习仲勋等人都在陕北肃反中惶惶不可终日，在此之前，已经有200多人在这场清洗中丧生，而其余人也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发起这场浩劫的主要有两个人——朱理治和聂洪钧，他们都是长征途中受中央指派前来陕北探底的，但是中央早已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原本刘志丹在陕北说一不二，但是由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也让奉命扫雷的朱理治有了向刘志丹开刀的机会——朱理治的办法是在中共党内用来搞清洗常用的以逼供信为核心手段的肃反。

肃反从来都是搞清洗的借口，目的也只是杀人，而理由则往往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但造成的后果却并不可笑，而是可怖。比如刘志丹被扣上的罪名是他的出身——地主家庭出身，而这正是给了这些刽子手充分的理由，一个地主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呢？更何况，刘志丹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谁能保证他不是混入我党的国民党特务呢？当然，这些可笑的推断没有谁会将其当真，但却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朱理治当然不会去傻到认为刘志丹是国民党地下分子，这种说法的可笑甚至无需辩驳，但是他却要摆出一副除奸肃反的假面，似乎是要为党的安全负责——他确实是在为党的安全负责，就跟在山西时的肃反一样，中央如果要进驻陕北，就必须清洗地方势力，而刘志丹就是出头椽子。

但是，朱理治并没有弄清陕北的实际情况，陕北根据地之所以能逐渐稳固起来，并不是因为中共在这里有多深的根基，而是因为刘志丹这个名字，因此，对刘志丹下手其实是在自断经脉。这种狂热的清洗气氛看似铁腕，但是任何铁腕的基础都是要巩固权威，而现在，这样的清洗并不能巩固权威，而只是在丧失人心，在刘志丹遭到整肃之后，就出现了多个县的百姓改弦易辙。同样的肃反，却起到不同的效果，老毛在山西的肃反虽然酿成了富田事变这样的惊天大案，但他在山西地位的稳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的清洗同样惨烈，但同时四方面军却自此成为他的私人武装；而在陕北的肃反，则除了逼反民众，什么都没做到。刘志丹在陕北，是一个有着象征意味的精神图腾，简单的清洗杀戮只能引发崇拜者们的强烈反弹。

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到来后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和中央在经历了重重艰险之后终于重新有了稳固的落脚点，同样，他也立刻明白了朱理治等人在这里所搞的肃反有害而无益——在党内斗争上，他们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必须抬出刘志丹——尽管刘志丹是个精神图腾，但也可以作为傀儡存在，因此，毛泽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肃反被制止，刘志丹和他的手下虎口脱险。毛泽东是个聪明人，他当然明白明目张胆的将刘志丹除掉会引发怎样的地震，中央要在这里站住脚，就不能让这个精神图腾倒在自己人手下。

不管如何，老毛拯救了可能随时被清洗的刘志丹——那些认为肃反是老毛一手策划的阴谋论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朱理治尽管是中央派出的，但是他们自此就失去了联系。这不是一个捉放曹的故事，老毛也没有条件自编自导自演这样一出悬而又悬的戏剧——如果他晚一些赶到，可能刘志丹已经丧生，因此，虽然朱理治确实被任命来扫雷，但是老毛对他的扫雷方式并不认可。不过，这倒是客观上给老毛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由于他关键时刻救出了危在旦夕的刘志丹，因此他也有了足够的资本让刘志丹的崇拜者们对他心怀感激——而这就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央进驻陕北的闪亮登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毛泽东以救世主的身份登上了陕北的舞台时，在途中与老毛分道扬镳的张国焘却没有那么鲜亮了。张国焘丧失了用非常手段夺取党权的最好机会，因此接下来他的命运就充满着变数，并且，他坚持南下的方针也远称不上高明。张国焘想要成为中共的舵手，这个强烈的欲望甚至要将他吞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虚荣心，他决定疯狂一把。

在和中央分道扬镳之后，他便大肆指责毛泽东玩弄权术分裂中共，他对部下表示退出中央苏区的决定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是逃跑主义，而毛泽东坚持北上是逃跑主义的延续，因此这个中央已经丧失了领导全党的威信，必须重组中央。张国焘此举甚至让他的亲密战友陈昌浩也颇感意外，但是四方面军的怒气还是被张国焘激发了——张国焘将自己在党内所受的委屈归结到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敌视之上，而本来四方面军就对米夫派的无端指责心怀不满。在这样一哄而上的闹剧中，张国焘决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洛甫的党籍，并开出了一份新名单。与此同时，张国焘试图让朱德和刘伯承就范，但是原本看起来与老毛不远不近的朱德却用实际行动告诉张国焘他到底是谁的人，而看起来与老毛有隙的刘伯承的表态同样给了张国焘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这次另立中央的风波最终成了张国焘展现权欲的闹剧，他没有得到哪怕一个局外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共产国际不会支持他，而被他胁迫的朱德和刘伯承也对他不感冒，更不用说那些跟着老毛继续北上到达了陕北的中央成员。

政治上失意，军事上同样也不得意。一开始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进攻确实如他所想的那样非常顺利，川军果然也是一击而溃，在很短的时间内，四方面军便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但是好运也就此终结，因为刘湘开始发狠了，他发狠造成了如下后果：川军的战斗力急速上升——不拼命就斩首；他不再抵制老蒋的部队入川，老蒋得以借此机会初步安定四川；于是四方面军就面临着强势的反击。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人急了，就敢玩命，这回四方面军一开始的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彻底惹怒了刘湘，想要攻下川西平原，攻取成都？老虎不发威，你当老子是病猫？

决战在百丈打响，川军一改先前一触即溃的颓势，开始疯狂反扑，而老蒋的薛岳部也在悄无声息的绕到了四方面军侧后翼，敌众我寡的态势已经形成。四方面军虽然善战，但碰上了急眼的川军也就没了多少优势；再加上四方面军对自己估计太高，口张得太大，兵力集中不够，百丈地区地势开阔，利攻不利守；如此等等，虽然四方面军拼死奋战，但依然吃了大亏。百丈一战没有发挥出四方面军灵活机动的特点，打成了消耗战，这也让四方面军的南下计划自此破产。百丈一战，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守，更要命的是，天不助我，原本此地是温热地带，这年冬天却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粮荒。

毛泽东找到了立脚之地，并借着一方福地自此走上正轨；而南下的张国焘却四处碰壁，处境困难；这真可谓是南北殊遇，孰优孰劣，可以算是一目了然。既然南下碰了个硬钉子，那自然不能束手待毙，怎么办呢？当然得北上。

为杀而杀

百丈决战后，四方面军在绝地反击的川军和老蒋薛岳部的共同夹攻下可以说是碰了一鼻子灰，本来还要“打到成都吃大米”，如今成都是没戏了，而大米也只能在梦中相会了；不仅如此，天全、芦山一带也是不可久留，天寒地冻，粮草不济，四处是敌，那该怎么办呢？张国焘心里自然也是发慌，南下是他的决定，跟中央也闹得面子上很不好看，如今面临这样的困境，总不能原地等着对手来收尸吧？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是个台阶问题，中国人都好面子，自己抽自己嘴巴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张国焘闹腾了这么半天，虽说脑子现在是清醒了，但面子上好歹得过得去不是？

此时到达陕北安定下来的中央已经终于跟共产国际连上了线，共产国际也给四方面军发来了指示，肯定了中央北上的决议——这就给张国焘兜头一盆冷水，既然共产国际都支持现中央，那他这个新中央算怎么档子事呢？既然共产国际都发话了，并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么张国焘再这么厚着脸皮待下去总不是个事啊？现在放弃南下计划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事实摆在眼前，百丈一战基本上就丧失了战略主动，现在张国焘的问题是他应该怎么给他所谓的新中央一个台阶呢？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意思就是这里先组建个西南局，直接归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管辖，暂时先跟现中央保持平行关系——现中央可以看成中央局，张国焘一看有道理，赶紧顺坡下驴。

于是乎，张国焘在1936年1月底召开了会议，讨论中央十二月指示，当然更关键的是四方面军的前途问题。这是中共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打出了抗日的旗帜，事实证明，这是一部妙棋。我党在经历了艰难的长征之后，已经是奄奄一息，再也经不起老蒋隔三差五调动些兵力来干仗了，但问题是老蒋剿不剿共我党说了不算，老蒋说了才算，那怎么才能给老蒋施加些压力呢？当然只能扛起抗日的大旗来说事了。老蒋要攘外先安内，我党就必须让他拧过来，至少先要把舆论造出来，要让全国人民看看，我党就剩下那么几条枪，那么几个人都跟日本不共戴天，那手握雄兵的老蒋难道就只会欺负一心抗日的我党吗？

说实话，最近日本是嚣张了些，占了东北之后，又在华北入了戏，这一步步的扩张势头，让我们的友好邻邦苏联都看不下去了。苏联最近日子也不好过，自希特勒执掌德国以来，欧洲的反共情绪就持续高涨，英法两国之所以对希特勒强横的对外政策采取绥靖方针，也是因为想让德国充当反苏的急先锋，西面看起来问题已经比较严重，那么东面自然不能再出麻烦了。斯大林当时已经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可能出现的夹攻态势有所警觉了，而要牵制住日本，自然中国是最重要的据点，因此斯大林最近又开始嚷嚷国共和解了，不为别的，就为中国能在东方为他分忧。苏联在中国战略重心转移了，那我党自然要紧跟潮流，不再在苏维埃问题上纠缠不清，而是要抵御外敌了——这当然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更符合我党的利益，唯独不符合的是国民党的利益。老蒋顶着不抗日的骂名一门心思的剿共，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贻笑大方？

还是言归正传，中央的指示谈得差不多了，那就该谈谈四方面军怎么摆脱困境的问题了，其实根本无需多谈，反正没的选择，南下没能力，待着也是等死，唯一的办法就是北上。折腾来折腾去，绕了那么一大圈，明明可以过一次草地就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过三次草地可能还不一定能解决，说来说去，就是为了个权字。去而又返，这是张国焘的无奈之举，他自己肯定明白以后的日子注定将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他自己整了不少人，如今也要担心以后被人整了。

四方面军的问题我们就暂时说到这，现在我们将目光投向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刚开始长征的时候，我党就根本就没想到会走这么远的路，到那么偏僻的地方，会要翻雪山，过草地，要经过那么多的少数名族聚居地，因为当时我党的目标并不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而是贺龙的红二军团。我们上一次说到贺龙，还是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自打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就似乎销声匿迹了。其实，贺龙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闹出的动静没有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那么大而已，湘西本来是贺龙当土匪时期的老巢，那为什么在这里贺龙也没能整出点声势呢？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米夫派著名人物夏曦同志。

红二军团中有两股势力，一是贺龙的红四军（谁让四军名气大呢？这已经是红军中第三个带着四军番号的队伍了），二是段德昌的红六军。贺龙跟段德昌的关系比较微妙，段德昌资历深，功劳大，脾气也不太好，因此素来跟贺龙就有些不对付，所幸当时有个周逸群，善于当和事佬，因此各派彼此倒也相安无事。但周逸群也躲不开党内的政治漩涡，先是被李立三中央派过来的邓中夏取代，王明上台之后，又来个了布尔什维克夏曦；周逸群早在1926年便受我党委派去贺龙军中工作，按说劳苦功高，但先被夺权，后又不明不白的牺牲，也算倒霉到了家。周逸群的死比较蹊跷，有不少人怀疑是夏曦搞的鬼，但现在也说不清了。

夏曦自然不是啥善茬，他在我党历史上可以算是首席刽子手，像老毛和张国焘搞肃反好歹是有政治目的的，但是这位仁兄杀人不讲目的，他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要说夏曦有什么别的能耐，那确实是一无是处，但是跟大部分米夫派成员一样，他擅长整人，而且他的造诣比其他人更深，他的副手江奇据说发明了20多种刑罚——名称我就不列了，怕诸位吃不下饭。夏曦是受博古指派过来湘鄂西剃头的，至于说为什么要剃头，夏曦没搞清楚，似乎也不想搞清楚，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一定要不辜负中央重托，坚决完成剃头任务。

湘鄂西是贺龙和段德昌以及地方上一批人好不容易搞起来的，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好歹也是一片赤色区域，但夏曦可能认为赤色不够赤，非要让鲜血染红这片大地。自他暗算了周逸群之后，便开始全面开展肃反工作，总计发动四次，肃掉了几乎所有重量级人物，包括段德昌，柳直荀，万涛，潘家辰、戴补天等等，可怜的贺龙因为自己也是旧军官，随时可能被肃，因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事实上，夏曦确实对贺龙动过杀机，所幸关向应保住了他——关向应是当时中央派下来调查湘鄂西问题的，思想很左，用邓小平的话说，也就是没给他机会，给他机会，他肯定能整出事来。关向应是支持夏曦搞肃反的，但是却保住了贺龙，他也不傻，知道把人全杀光了，自己不被中央搞掉，也得被国民党搞掉，贺龙是最后的阵地了，再杀就没人了。

那么，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本来湘鄂西有五万余人，最后变成了四千余人，夏曦的任务完成的确实不赖。杀了这么多人，根据地还能保得住吗？这还用问吗？夏曦从面相上看就不是啥好东西，整个一二流子，当年马日事变的时候他就溜了——柳直荀就是因为揭了他的疮疤被他杀了，可以说是个对外手软，对内心黑的人物。当然，这么个为杀而杀的做法是绝对混不长的，政治上整人是很常见的，但是夏曦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整人，整人是为了达到怎样的目的，如果说张国焘是个有文化的流氓，那么夏曦就是纯流氓。

夏曦这个纯流氓自然是混不长的，毕竟光会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湘鄂西丢了，自己也确实带不了兵，他将兵权交给了关向应，从此开始了贺关的合作，然后终于在黔东找了块地盘安定了下来。但是，要想真正结束杀人的恐怖气氛，还需要等些时日，不过也不需要等太久了。

一息尚存

肃反这东西，在不同的人手上就有不同的效果，如果收放有致，就可以既巩固了领袖的权威，又起到了鲶鱼效应，但是如果做过了头，那无疑就是自寻死路。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属于后者，让本来实力就极为有限的红二军团遭受了灭顶之灾，就算后来勉强迁到了黔东，地盘也极不稳固，如果说在湘鄂西还勉强能算是割据的话，那么在黔东基本就是游击了。夏曦搞的那么过，自然知道底下人是不服的，因此最近也收敛了许多——不过，他这个土皇帝快到头了，他是米夫派派来的钦差，倚仗的无非是主子的淫威，但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主子也快撑不住了，当然相应的，他这个奴才也要遭报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