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粉吗?你不是粉,你通篇的好恶哪里来的?你自以为客观吗?你以为你是历史学家吗?你不也说史记后无史吗?这是不是你不打自招?
你也是自己一家之言罢了.不要摆弄的自己象个圣人似的.假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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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把自己当过圣人，也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家之言，但是我希望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能够理智一点，个人好恶无法避免，但是选择性无视要不得，我不敢说自己很客观，但至少我相信我是通过理智来考虑问题。我所谓的粉和蜜说的是不顾事实，一味给偶像涂脂抹粉的人，网络上这种人太多了，我都怕了。至于历史学家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少数所谓专家的专利？我当然不是专家，但是自认比所谓专家讲良心。

楼主所言有理，在民国那样的乱世出现毛蒋是因中国没有例如妥协谈判建立民主共和的这种西方传通的，当年抗战胜蜊后，美国和中国有很多人设想中国象二战后的法国那样各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共存，但以中国的传通而言这著定不能使现。西方的规则是有很多缺点的，但无夷好过中国传通的规则，中国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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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的政治规则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虽然民国传入了一些新的政治理念，但是能在政坛脱颖而出的人物却还是有些浓厚中国色彩的传统政客。政治文化的变革也不是朝夕可成，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尝试。

争先恐后

日本陆军在东三省不战而屈人之兵，几乎没有花费太多代价就全盘解决了困扰日本多年的棘手问题，也为日本后续的中国乃至亚洲战略奠定了基础，因此，陆军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将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日本民众的情绪挑动了高点。与陆军的风光相对的是黯淡的海军，日本海军曾经在甲午之战中让满清尝尽了口头，在日俄之战中也表现出色，一直以来海军都压住了陆军半头，但如今陆军却借着东三省的功绩后来居上，海军自然是不服气。

当然，海军的郁闷不仅表现在陆军对其造成的刺激上，日本在一战后外交的挫败同样也体现在海军身上，华盛顿会议便确定了各国海军排水量的比例，结果受到削弱的自然是新晋豪强，羽翼未丰的日本。日本海军的裁兵从华盛顿会议谈到伦敦会议，而且日本政府从实际出发，对裁兵一事还相当热衷，裁来裁去的，就是要砸那些当兵的饭碗——当时日本有好些职业军人，真要裁兵，他们连讨饭都没地去。因此，日本海军当然也想找个机会振奋一下，挽回颓势——陆军就是个好例子，在东三省那么一闹腾，就捞得了大把军费。

因此，海军显然是不想让陆军专美，既然陆军能在东三省上演奇迹，为什么海军就不能学习陆军，在中国领地上挣点颜面呢？显然，在日本海军眼里，中国军人必定都是像张学良一般的窝囊废，只要给点颜色看看，他们自然就会乖乖的投降。陆军不是搞定了东三省吗？这算什么，要玩就玩大的，要是把上海拿下，顺道沿江西上，搞定南京，那这万世之功岂是陆军可比？陆军在中国领地上的见闻告诉海军，只要够胆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将中国人对日本的怒火彻底点燃，本来日本在中国就不讨巧，在北洋时代便因为胶东半岛问题掀起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如今日本人得寸进尺，中国人的反日决心当然也是水涨船高。而这种情绪自然也容易被渴望事端的日本海军利用，于是在著名间谍田中吉隆与川岛芳子的策划下，上海出现了一桩日僧被殴事件，造成了一死一伤——最后调查是日本特务雇佣中国无赖所为，不过对比如今的政治气氛，这也算应景，日本就此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借口。此后日本浪人组织闹事，烧毁事发地点三友实业，并吁请海军陆战队干涉此事——这当然也是计划之中，于是，战事一触即发。

日本海军本着无事也要找事的原则，终于利用中国的反日情绪制造了事端，接下来当然是依计而行，出兵干涉日僧事件。本来海军还是在做着美梦，认为即便上海不像东三省一样容易搞定，至少也不会太难，不说中国军队不战自退，至少在尝到了苦头之后，肯定就会一溃千里，于是，海军就能大大的出口闷气。于是，不管上海方面如何调停，交出案犯或是给予赔偿，日本海军就是不买帐，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事端本来就是制造起来用于打仗的。

日本人步步紧逼，关东军正在东三省耀武扬威，而海军又准备在上海挑事，更加深了中国的领土危机，对中国更为不利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群龙无首，老蒋因东三省事件被迫下野，如今主持民国局面的俨然是弱势的粤派人物。这些老蒋的政敌显然很热衷搞政治斗争，且不论具体水平何如，至少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也就是打倒老蒋，取而代之。如今老蒋被打倒了，他们也如愿了，但是他们能够支撑起民国如今的危局吗？显然，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即便民国现今高层动荡，老蒋离任后，没人有能力实际指挥军事，日本海军也不能在上海捞得任何好处，因为中国军人并非都是张学良这样的窝囊废，中国依然存在有血性的军人，比如阴差阳错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说到第十九路军，那也是非常有来头，简单地说，这是一支脱胎于北伐战争中威名显赫的铁军第四军的武装。当年的铁军如今分化为两股势力，一股是张发奎的武装（张发奎在北伐初期担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后升任军长），另一股便是如今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

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第十九路军的由来，我们知道第十九路军是陈铭枢的嫡系，在北伐中，陈铭枢担任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而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便担任军长，蒋光鼐此时担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而当时的蔡廷锴已经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陈铭枢是李济深的嫡系，因此在老蒋于南京扯旗反共之后，第十一军的各路要员纷纷前往南京投效老蒋——当时李济深跟老蒋还是合作关系，而留在武汉的蔡廷锴则接任第十师师长。此后，蔡廷锴被叶挺拉上船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半路退出，与不久后到达赣东铅山的蒋光鼐会和，而这支武装就成了后来第十九路军的雏形。在经历了粤桂之战和中原大战之后，老蒋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正式合并为第十九路军，有蒋光鼐出任总指挥，而蔡廷锴担任军长，因此，实际上第十九路军是双头制。

知道了第十九路军的由来，我们就能理解这支军队有多么光荣的传统，于是也可以知道日本海军碰到的对手是多么的强悍——这几乎就是中国军队的最精华部分。第十九路军当然不会向日本低头，在日本海军叫嚣进攻之际，十九军严阵以待，准备拼死抗敌。虽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日本海军陆战队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是十九路军并未有任何胆怯，而是予以坚决还击，著名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日本出动海陆空三军对上海进行疯狂轰炸，日军在掩护下先后发动四次总攻，但在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居然都被击退，日军损失惨重，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在一月有余的时间内，十九路军将士多次组织敢死队，与日本军队进行巷战，白刃战，日本军队久攻不下，日本海军颜面扫地，只能从军队抽调陆军借以维持皇军威严。此战中对阵地的争夺近乎惨烈，中方几乎寸土必争，并逼迫日本四易其帅，从海军少将盐泽幸一到野村吉三郎中将，再到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最后到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可以说尽遣精锐。日军的攻势也是一次比一次猛烈，但是十九路军未言放弃，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尤其是等到了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增援后，士气更盛，终未让日军占到任何便宜。

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弱势的粤派政府力拙难支，不仅军饷奇缺，而且无力调动部队增援，除了迁都洛阳以示抵抗决心，竟无任何实际举措，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重新抬出下野的老蒋主持军事。老蒋复出后，立即调动中央军精锐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支援第十九路军。第五军由中央警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团、特种兵组成，基本是德械装备，是当时中国军队精锐中的精锐，加入战斗后，强有力的支援了几乎兵尽粮绝的十九路军，最终造就了中日交战史上一次难得的胜利。

淞沪抗战的惨胜并不能说明中方已有足够能力与日军抗衡，事实上，如果不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下过于轻敌，抑或是中方精锐尽出，我军断无胜利可能。老蒋也深知此理，于是见好就收，在国际调停下，中日休战，双方各自维持原有的势力范围。不过，老蒋此举被愤青们诬为懦弱无能，胆怯怕事，葬送了十九路军的胜利果实，差点就将汉奸的帽子扣在老蒋头上，但只要仔细分析便知当时中方断无可能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老蒋在有利形势下停战自然是明智之举。淞沪抗战虽胜，但胜之惨烈，中方可说是使劲浑身解数才堪堪将大意轻敌，不可一世的日军击败，难道我们能据此说中方具备了和日军扳腕子的能力？而刚复出的老蒋又是千头万绪，似此可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

老蒋虽然最终与日本媾和，但是客观而言，他已经竭尽所能，我们已经不能再要求更多。在民国当领袖，既要应付国内政敌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防备日本的步步紧逼，老蒋之难由此可见，在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承担最困难的责任，或许这便是老蒋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后人，我们又为何不能设身处地为老蒋考虑呢？或许，在愤愤们看来，精神原子弹可以打倒一切吧。

一地鸡毛

民国局面发展到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已经混乱到了极致，因为现在不仅是国内的各股军事力量在互相较劲，甚至日本这个宿敌也加入了制造混乱的行列，事已至此，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梳理一下如今民国的局面。总体来讲，民国现在划分为三股力量，国民政府，中共以及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政府，如果这样来看，或许民国还算不得混乱，真正混乱的是，各股力量不仅相互斗，而且还玩内讧。

让我们逐一分析，首先来看国民党。经历了中原大战的国民党说实话已经是大大的简化了局面，至少党内再也没有哪一股力量可以在军事上和老蒋抗衡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散了，阎锡山跑到大连躲了，而桂系则在广西惨淡经营，三股力量再不复当年荣光。因此，在前段时间老蒋软禁了胡汉民之后，挑起反蒋大梁的居然是粤系和一些反蒋派政客，政客确实比军人难缠，尤其是汪精卫，给点阳光就灿烂，一有风吹草动就往死里折腾，颇有孙中山遗风，而粤派军人，不提也罢，就那点兵力还不够老蒋中央军塞牙缝的。但是老蒋倒霉就倒霉在眼看着他又要进行新一轮党内清洗，将粤系也打趴下的时候，日本人进来掺合了。

日本可算是老蒋的苦主，每次老蒋跟政敌斗得火热，基本就是还差最后一哆嗦的时候，日本人都会进来插一杠子，然后将老蒋的努力全盘葬送。比如这次，眼看着老蒋挑事（软禁胡汉民），准备将反蒋派再次逗起火来，然后一网打尽的时候，关东军在东北玩了个九一八，活活的把老蒋从主动弄成了被动。日本人一闹唤，老蒋就再也没有机会收拾政敌了，因为全国人民都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敌，可怜老蒋压根管不了东北，却得为张学良受过。紧接着政敌们抓准机会一煽呼，生生地把老蒋从领袖的位置上掳了下来，广州派当家做了主。

无奈之下，老蒋只得把政治犯胡汉民和李济深全给放了，然后调整方向，派人跟广州方面媾和。当时广州政府由太子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孙科这个人可算是真正的庸才，屁都不会不说，别人还惹不起他，毕竟人家是太子，国父的面子还是要给，在一二八事变中，孙科同志就展现了庸才本色，危机公关一塌糊涂，除了让十九路军忍饥挨饿坚守阵地，居然就没了别的招。但是，孙科说到底就是个门面，广州方面真正有话语权的还是汪精卫——汪精卫要的是什么？无非是个名位，反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虽然被放出来的胡汉民余怒未消，一定要反蒋到底，但汪精卫可不愿意搭理胡汉民这茬，既然老蒋愿意合作，为什么不呢？真要一意孤行反蒋到底，能捞到什么好处？实力差距明摆着的。因此，汪精卫和老蒋很快便达成了一致，继在广州第一次合作之后，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合作，汪主政，蒋主军的体制再度形成，不过，两次合作区别甚大，因为老蒋已非吴下阿蒙，不管在军内还是在党内，汪精卫都已经无力抗衡。可怜的胡汉民因为实在无法与蒋介石共事，只能前往广东，退出中枢，事情因他而起，但折腾半天，他却又是啥好处没有，到了广东也不过是仰人鼻息，虽说陈济棠也要让他三分，但是广东毕竟也是人家的地盘，胡汉民还能怎样？

这个阶段的汪精卫还是比较激进的，对日本也是主战态度——至于原因嘛，既然全国人民都说要战，喜欢出风头的汪精卫又岂能说忍？但汪精卫比老蒋还可怜，因为他哪支军队都指挥不动，尤其是张学良，压根就不搭理他。在小张守锦州的时候，汪精卫让他坚守，小张说要派兵增援；而小张退回了热河，汪精卫让他收复失地，小张又索饷；汪精卫派陈公博去跟小张谈，小张玩了出热情款待，礼送出门，根本不讨论正题；等到老蒋复出，小张干脆理都不理汪精卫，声言出兵一事要蒋委员长做主；一句话，小张就是不动，你能奈我何？

小张拼着命保存实力，还时不时的拿老蒋当挡箭牌，要他作战就推三阻四，还大放厥词说是中央不给支援，行径如此恶劣，怪不得此后都没脸回国。汪精卫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老蒋呢？老蒋当然也拿张学良没招。张学良本来就是半独立状态，老蒋本来就没有东北军的调动权，再加上，小张在中原大战于老蒋有恩，自然老蒋也只能对小张此举睁一眼闭一眼。更何况，如果老蒋也催促小张用兵，小张就更有理由借此向中央要兵要饷了，这样岂不是自己把自己拖下水？因此，老蒋权衡之下，还是只能对小张听之任之。

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造成的影响不止党内“大团结”一项，更重要的是，各路藩王又开始死灰复燃了。首先是阎锡山，此公前不久施施然从大连回到了山西，预备重温旧梦，老蒋一看，如今小张三十多万东北军入了关，如果再接着打压阎锡山，岂不是让小张占了便宜？阎锡山这个人本来就没什么威胁，那就接着任用他吧，也好牵制一下东北军，于是阎锡山很快重掌晋绥，然后被撤销的党内职务也恢复了。而桂系本来蛰居广西，如今广东陈济棠不再拥蒋，而李济深也被释放，桂系也好歹既除去了心腹大患，又添了帮手，因此，桂系更是可以安心在广西维持独立局面了。而说到倒霉的冯玉祥，虽然他的西北军如今已经散落，但是他显然也不想退出政坛，不久之后便趁着日军进犯之际，收拾旧部，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意欲以此为基东山再起。而被释放的李济深更是对老蒋恨之入骨，从此之后成为了坚决的反蒋先锋，他所依赖的自然是陈铭枢和十九路军。

因此，经过日本人的搅局，老蒋在中原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优势局面眼看又要付之东流，各派虽然难以恢复先前气象，但是在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这样时不时的骚扰就足够老蒋喝一壶了。当然，更要让老蒋喝一壶的是中共，老蒋连续三次围剿都无功而返，也算尝到了中共的厉害，但是中共越是如此，老蒋就越是不能放任，在这个问题上，老蒋也是相当纠结。

中共的党争我们上文已经介绍了很多，总体来讲，如今中共处于一个权力真空期，王明为代表的米夫派，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派，毛泽东为代表的井冈山集团，甚至张国焘为代表的鄂豫皖势力，都各有短处，谁都无法真正坐稳中共的领袖之位。但是现阶段的风向对老毛很不利，因为共产国际似乎对老毛并不是很放心——谁让老毛总喜欢自行其是，屡次置中央军令于不顾呢？在赣南会议上，老毛可是被狠狠的批了一顿，而这顿批基本可以看做老毛要被夺权的前奏。当然，光靠王明的力量想搞倒老毛也是不够的，他还要借助一下周恩来的力量——周恩来在党内位高权重，根基稳固，这正是王明所缺少的。毛周的恩怨纠葛讲起来也是非常复杂，在此仅作简述，有兴趣的看客可以期待下文。至于张国焘，由于共产国际并不信任他，所以他有些被边缘化了，不过，这种边缘化却为他带来了机会，不在中央蹚浑水，跑到鄂豫皖来独立经营，这有助于他向实力派转化。

当然，让老蒋对中共耿耿于怀的不仅是三次围剿均不成功，更关键的是，中共居然在此时节另立政府，组建了苏维埃。这个政府的名字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听就是浓郁的俄国情调，成立的时间是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节），不用想就知道是第三国际玩的把戏。这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大家回去百度，反正老毛当了主席便是——所以我说这是老毛回光返照。在日本步步紧逼，意欲吞并我大好河山之际，苏联却嫌我国不够乱，愣是还要我党组个政府，不知道是何居心。大家将心比心，中共公然另立政府，你说老蒋能放任自流？然后老蒋非常正常的准备平乱，又被我党指责为内战祸首，反正道理都让我党占了，横竖老蒋躺在地上等着政敌把他分着吃了才不惹口水。

至于日本嘛，自然是得陇望蜀，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意图步步为营，虽然国内还没有全面战争的打算，但小规模刺探就会让老蒋不胜其烦。总而言之，老蒋是赶上了中华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民国的一地鸡毛收拾起来可得让他掉几层皮，可怜的老蒋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会被人无端指斥，没办法，谁让他赶上了呢？

三角戏

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日本，随着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进占东三省，民国政治版图愈加混沌，从双雄会到三角戏，民国这出戏越唱越有味了。

老毛失势

上次中共的政治斗争我们只说了一半，毛泽东也只是显出了力有不支的迹象，不过该来的终究回来，老毛的失势也是早晚之事。

误打误撞

毫无疑问，这出三角戏的弱势方是中共，但是，中共的幸运之处恰恰在于此刻他们的弱势地位，因为国民党处于主导地位就意味着他们要面临着强敌日本的巨大压力，而中共所需承担的责任则要小得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台面人物的苦楚确非常人可想，比如在此之后饱受诟病的蒋介石，而这正是身处民国领袖之位的老蒋所必须承受的。相对来讲，中共虽然也浮皮潦草的发表了一些抗日的言论，但是这也不过便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应景之辞，因为以当时中共的实力，连保全自己尚且困难，又哪里谈得上去对抗强悍的日本呢？

中共的处境并未因为关东军攻取东三省而有多少改善，原本在此时节，国共理应摒弃成见，共谋抗敌，这毫无疑问是整个中国的渴望，但问题是，似乎双方都没有拿出休战议和的诚意。责任永远是双方面的，国共之所以接茬干，不能仅仅归咎于老蒋的反革命，虽然老蒋确实从来没给过中共好脸子——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便是如此，但是中共自己又如何呢，可曾有和解的意愿？我所见的中共的表态无非是关东军侵占东北之际，中共却奉命成立了一个不三不四的苏维埃，民国的天还是国民党的天，而如今中共却自立门户，哪个政府能容忍此等叛逆？

我们理解中共建政的愿望，也深知国民党的统治确实谈不上有多好，但是，中共选择建政的时机却着实让人感到愤怒，哪有自家大哥跟强盗较着劲的时候自己却在后院放火的？国民党这个大哥虽然一直想把中共这个小弟至于死地，但是，亲不亲，一家人，相对于日本来讲，国共毕竟还是血浓于水，如今小弟不顾全大局，一味要拆大哥的台，哪个大哥能够容忍这种行径？既然双方都不顾及家中房产田地被强盗抢占，而要一味纠结于分多分少，除了接着整，还能干啥？

我们知道当时中共有影响力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两块，一是赣西南和闽西的中央苏区，另一个是张国焘领衔的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中共党史中不得不提，但又通常被忽略的问题，甚至造成了十大元帅中最善战的徐向前反而是大家了解最少的情况，鄂豫皖的问题纷繁复杂，非只言片语所能讲述，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专门分析，在此不复多言。国民党要教训不听话的中共，自然目标要放在这两块地方，以前虽然鄂豫皖也遭多次围剿，但毕竟不可与中央苏区的重视程度相提并论，直到这次，老蒋才有了一视同仁的态度，制订了先平鄂豫皖，后扫赣西南的战略。这叫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各个击破，效果自然比先前强得多了，比如我们以后会讲到的鄂豫皖反围剿的失利，但是中央苏区会如何呢？

在围剿鄂豫皖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老蒋于1932年10月将视线转到了中央苏区。所谓无风不起浪，原本中央苏区的几派势力在太平时间倒还能彼此相安无事，但等到遇上危机，问题就出现了。问题的核心自然还是老毛，中央苏区是老毛一手创建，红一方面军也基本服从于他，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了控制苏区经常从中央派些钦差大臣下来，而且一下来就要抓权，不管是李立三中央任用的项英，还是王明中央空投的三人团，都是如此，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大家想，江山是老毛一手打的，为此老毛还没少受中央的闲气，动辄就被批判为右倾，如今老毛算是形成了一些气候，以前中央那帮对他指手画脚恨不得立刻把他军权掳了的政客却要坐享其成，把老毛挤出去，这让老毛怎么接受？

虽说在组建苏维埃的时候，中央考虑到老毛劳苦功高，还是给了个主席的位置来安抚老毛因为赣南会议挨批而受伤的心灵，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老毛的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在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中，党权高于一切，任何其他权力都得在党权面前靠边站，而此时掌握党权的俨然是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米夫派老大王明，更糟的是，王明和老毛压根尿不到一个壶里，政见有分歧，那自然得分出个高下来。当然，王明要想扳倒树大根深的毛泽东也非易事，不管是论资历还是论功劳，王明都根本无法和老毛相提并论，不过，王明还是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说来好笑，居然是八面玲珑，最好谁都不得罪的周恩来。

周恩来旅欧归来后一直在中央担任要职，由于他处事干练，为人宽厚，因此在党内也是颇有人缘。但是，周恩来地位也远非想象中的稳固，因为他和其他中央要员一样，上头受着共产国际管制，而共产国际我们是知道的，向来没个准谱，说翻脸就会翻脸，即便周恩来如此谨小慎微，仍不免触了霉头。导致周恩来挨批的是纠正李立三路线的问题，周恩来向来不喜欢对人下狠手，因此对于李立三一事也不过是一笔带过，说来也活该周恩来倒霉，他成了权力斗争的替罪羊。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负责人是米夫，他自然是想将在中山大学的门生们安插进中共核心部门，但是在李立三掌权期间，这个计划进行的很不顺利，比如王明就饱受李立三压制。如今李立三犯了错，米夫自然想大做文章，结果周恩来会错了意，被扣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周恩来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人，如今遭到上峰批评，自然更是夹着尾巴做人，但既便如此，他还是被卷入了漩涡。

在顾顺章叛变之后，原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已经变成了高危地区，自然不宜久留，因此在1931年8月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官僚们搬到了中央苏区，这样一来，中央苏区就更热闹了。周恩来是中共内部少有的实干派，一个出色的官僚，很能办事，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其实官僚的成分大于政客。但是处在周恩来那样的位置上，想要完全避免权力斗争根本是不可能的，尽管周恩来一如既往的跟各派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周恩来向来是不会随便表态的，但是，老好人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周恩来当然尤其注意处理跟毛泽东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是两类人，老毛喜欢高谈阔论，看问题深远透彻，不拘小节，而周恩来则是个实实在在办事的人，自然对于老毛的豪放并不是很感冒。因为工作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经常会接触，每当谈论实际问题，老毛就喜欢用他的湖南腔天南海北的大侃，看似离题万里，实则虚应主题，而周恩来对此则烦恼不已，因为他很难把握毛泽东讲话的重心。因此，周恩来与毛泽东脾性不和，也只能对老毛敬而远之。

很多事情根本就躲不掉，虽然周恩来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但现实是，共产国际对一直就不听话的毛泽东始终不太信任，尤其是此次国民党再度围剿，老毛与王明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作为党内在苏区的最高领导人，自然需要作出裁决，这自然是周恩来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为了应对此次围剿，中共在宁都召开了一次大会，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为代表的后方局和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前方局意见分歧颇大，周恩来虽然一开始因在前线而未到会，但等到他到会之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了。

这便是中共党史中著名的宁都会议，王明中央和毛泽东实力派的冲突终于激发了出来，而不属于他们之间任何一个派系的周恩来则因为其中央局书记的身份误打误撞的搅入其中，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沉默的可能。那么善于调和的周恩来能否在这激烈冲突的两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便对于老于世故，善于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周恩来来讲也是如此。

千钧重担

要在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周恩来来说实在是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毛泽东拥有着中共最大的潜势力，而王明则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有生杀掳夺之权，不管得罪了谁，似乎都会被周恩来未来的政治生涯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周恩来身处其位，却没有不做选择的权力，也没有两方都不得罪的可能，因为王明旗下的后方局和毛泽东旗下的前方局政见差异已到南辕北辙的境地，甚至连善于调和的周恩来都很难找到双方的契合点。

如今中央苏区的两股力量已经到了决一胜负的节点，而周恩来夹在中间却难以做人，左右横竖都有问题。王明派来的三人团如今已经划分为两个小集团，一是任弼时和顾作霖的拥王派，另外，他们还联合了项英这样一位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而王稼祥则已经完全倒向了毛泽东一边，另外旗帜鲜明的拥毛派还包括朱德这位当时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当然，我们不能忘了当时职位较低，还没有话语权的邓小平，在广西经营失败后，邓小平就来到了中央苏区，并很快成为老毛的死党——而这也促成了后来邓小平的青云直上，当然在此之前他还要吃些苦头。王毛的矛盾在经过长时间酝酿之后终于以宁都会议这样一种剑拔弩张的形式激发出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闹到如此境地，当然深有渊源。

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是当时以清党为名攫取了共产国际中国事务负责权，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得意门生。米夫为人骄横粗暴，野心勃勃，在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就将中山大学的气氛搞得一团糟，尤其是，他极力创立忠于自己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被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王明则是这些人中的领袖，尤为米夫亲睐。能够从中山大学走出并被安插进中共核心部门的，无非都是些熟习教条，而对米夫死心塌地的人物，因为异见分子早就被米夫以典型的苏联方式清除出去。因此，王明身上带有极其浓烈的苏联色彩，他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也缺乏实际经验，自然他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那一套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废品，但因为是最高指示，因此废品也得被部分人当圣旨来看。

毛泽东恰与王明相反，他没有任何国际背景，他所掌握的，了解的只是无非是熟读二十四史给他带来的认识。因此，毛泽东的想法往往与中央有着极大的偏差，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便开始了半独立的状态，屡次违犯中央决议，因此在共产国际眼里，毛泽东是匹不服管束的野马。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将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抛诸脑后，并无数次躲避了从中央飞来的明枪暗箭，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尚且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自从中央开始注意到老毛的经营，介入他的势力区之后，毛泽东便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钦差大臣们拿着令箭到处指指点点，依仗着党权逐步侵蚀着老毛辛苦得来的天下，而毛泽东从中央得到的仅仅是中看不中用的主席之名，而到现在，老毛在军事指挥权上也遭到了强硬挑战。

老毛有指挥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也借此在军队中树立起了越来越强的威信，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教条派眼里，毛泽东的这些就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毛利用这些先后三次打退国民党围剿，但这些在共产国际眼里却一文不值，反而变成了右倾投降的经验主义。共产国际秉承一贯的苏联作风，他们压抑反对意见的办法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给反对派扣上这样那样看起来就可笑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服从便是错误。

拿着共产国际要求主动出击令箭的是后方局，横竖后方局不参与指挥，也不懂得敌我对比，他们所知的就是秉承共产国际的意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遵从共产国际的旨意最后落败，那么承担责任的也是前方的指挥者，他们只不过是依令而行。而要在前方担负胜败责任的指挥者们，他们显然不能像后方局的这些老爷们一样传达完最高指示之后就可以安心喝茶——横竖胜败与他们无关，前方局的指挥者手里捏着的是将士的生死，苏区的存亡。因为这样的差异，所以在宁都的作战会议上，前方局和后方局才会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

毛泽东是前方局的代表，再加上心高气傲，脾气暴燥，刻薄寡恩，在苏区人缘不佳，因此，路线之争最后就集中到了毛泽东的个人地位问题上来。一开始，周恩来因为在前线并未及时到会，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后方局争锋相对，气氛十分紧张，而到周恩来过来主持会议时，两方面的冲突几乎难以遏制。周恩来到来后本想各打五十大板，平息争端，但是后方局的头头们对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不依不饶，并上书中央，反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

周恩来在处理立三路线的时候便已经被扣上过调和主义的帽子，此次后方局首脑痛击软肋，也让周恩来难以招架，因此形势急转直下，最后终于落实到如何安置毛泽东之上。后方局旗帜鲜明的表示要将老毛调回后方，专管政务，其意在削夺老毛兵权；而前方局的军事长官如朱德，彭德怀等人则强烈反对此议，认为毛泽东在军中日久，经验丰富，不能临战换帅，自乱阵脚。而周恩来则处境更为尴尬，后方局明确表示了让周恩来取代毛泽东的意愿，这无疑是将周恩来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自然是谨慎的周恩来所不愿意看到的。周恩来又提出了两个折中方案，一是周恩来暂代毛泽东之职，但由毛泽东协助军事；二是仍由毛泽东指挥作战，由他担任监军；我们不得不佩服周恩来的精明，不管是什么情况，他总能找到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周恩来的这两个方案一方面是不愿意彻底得罪毛泽东，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指挥作战缺乏信心，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将老毛留在前方，协助他指挥作战，反围剿。

但即便是周恩来如此态度，后方局仍不愿妥协，他们表示，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坚决要求将毛泽东调回后方。毛泽东何许人也？向来恃才傲物，岂能受这等闲气？后方局一再给他难堪，无非就是盯准了他，要他好看，那行啊，你们自己玩去，我就不相信少了我，你们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干脆负气称病离职，离开前方。

毛泽东此举虽有负气的成分，但是也不完全只是负气。毛泽东早就看出了周恩来对指挥作战根本就没有信心，这次只是被后方局的硬拉上了台，因此，他留在后方预备看周恩来的好戏，他坚信少了我毛泽东，你们就做不成槽子糕。毛泽东认为，只要前方战事不利，自己依然可以在军队的呼吁下从容上位，这样岂不是比受别人的气好得多？总之，毛泽东料定了周恩来没有那个能力，因此，他的离任只是暂时的，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来求我。

此刻的周恩来是什么心境呢？说实话，他也确实如老毛所料，心里没底气，但是事已至此，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如果不能扛起责任来，难免为他人耻笑。因此，周恩来再三思度，想起了一个人来，他认为这个人可以帮其此次之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南昌起义中与周恩来有过合作的刘伯承。刘伯承早年从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当时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来，因此也沾染了洋派习气，进苏区后，经常撰文发表轻视游击战的文章，因此素与红一方面军的彭德怀与林彪等人不和。但聊胜于无，周恩来病急乱投医，也顾不得刘伯承是否靠谱了，不过红一方面军还是有不少熟谙战事的将领的，因此胜负也未可知。

毛泽东期望出现的情形似乎正在逼近，但是周恩来真的如此不堪吗？毛泽东失望了，他要为他的孤傲付出代价了，因为他这一病，就病了三年，周恩来非但没有让他看成戏，反而后来居上，在中央苏区一战成名，自此奠定地位。

造化弄人

宁都会议之后，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位置，中央将久历阵仗但歧见甚大的毛泽东拿下，临战换将，让除了南昌起义之外几乎从未参与指挥实际作战的周恩来取而代之，这无疑是兵家大忌。此时周恩来身上的压力之大可见一般，此战关系甚大，不仅直接决定了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如若失败，他就会变成共产国际的替罪羊，并且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前途，因此可胜不可败。在这种情况下被抬到如此位置，周恩来已无退路，只有奋勇前行而已。

如果周恩来有军事部署的全权，这自然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但问题是，取代右倾的毛泽东上任的周恩来必须遵从上面的旨意，这才是困难的真正所在。古时将军出征，皇帝总要说些“帷帐之内，吾决之；帷帐之外，君自处之”这样鼓励的话，而将军也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觉悟，其意无非是要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当然，周恩来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毛泽东的离职其实就意味着反围剿战略的确定——主动出击，寻敌决战，而周恩来只不过是个执行者。

与此同时，老蒋遣出的围剿部队又是阵容空前，自然比前三次又加强了许多，经历了前三次的失败之后，老蒋对红军的力量又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次围剿老蒋甚至没把中共当盘菜，派来清剿的也是些杂牌；第二次围剿有所重视，让心腹何应钦坐镇指挥，但依然存有侥幸心理，尚未出动嫡系；第三次围剿则已经几乎倾巢而出，投入了30万兵力，不但自己亲往南昌行辕督战，还聘用了一众洋参谋，中央军嫡系也首次成为进剿主力。让老蒋抓狂的是，前两次失败也就罢了，第三次可是实实在在的想要一锤定音，结果却别无二致，老蒋终于认识到了中共这支武器简陋，人员不整的军队的厉害——中共一次次给老蒋难堪，老蒋自然也预备下了更重的礼物，更猛烈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此次老蒋派来清剿苏区的部队分为三路，由何应钦居间调度，中路军由陈诚坐镇，所辖均为中央军精锐，这也是老蒋拿来与中共主力决战的部队；左路军由驻闽第十九路军担纲，蔡廷锴为指挥，负责策应主力，就地清剿；右路军由粤北，赣南的广东部队组成，余汉谋充任指挥，任务与左路军相同。

陈诚是何人，相信对民国史乃至台湾史有了解的人都不会陌生，简单说，陈诚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他也是少有的老蒋自始自终都信任的人，在大陆期间手握雄兵，而到了台湾则变身政界高官，促成蒋经国成功继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陈诚从东征时三炮成名的炮兵连长扶摇直上，到今日已经是老蒋的股肱重臣，宦海得意实属罕见，陈诚能青云直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浙江人，有黄埔教官背景，还有那一段诵读三民主义的闲闻逸事，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与何应钦的不对付。何应钦虽是老蒋的臂膀，但老蒋对他这位不怎么听话，甚至还会胳膊肘往外拐的重臣一直都不甚满意，但是何应钦又不能不用，没有这个黄埔二号人物打底，老蒋又生怕哪天树倒猢狲散，因此，既要用，又要防，而陈诚就是用来牵制何应钦的。陈诚早在北伐之后就当上了师长，但老蒋下野之后，他就被何应钦给掳了，由此也结下了梁子，老蒋最擅长的就是搞平衡，陈诚一方面确为可用之才，另一方面既然与何应钦不睦，这不正好用来当牵制的筹码？

当然，陈诚也不是第一次来干剿共的活了，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陈诚便是老蒋派去的进剿主力中央军的总指挥，但是陈诚的差事办的也差强人意，虽说没怎么打败仗，至少也没建功——陈诚一心扑向苏区，准备寻求决战，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没找到中共主力，部队也搞得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只能无奈放弃。此次陈诚再次领命出征，自然不能像前次那样狼狈而归，不搞出点动静，建点功业，他自己都觉得辜负老蒋的一片期望。于是在1933年1月，陈诚将中央军16万军队编为三路，试图分兵合围，瓮中捉鳖，想将中共主力一网打尽。

此时中共第一方面军也有了较大发展，已经有7万有余的兵力，于是，中央便命令红一方面军寻敌决战，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众位看官，且不论国共兵力对比悬殊，光就武器装备，似乎中共就没有与国民党主力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这个命令不说是瞎指挥，至少也不靠谱。但是既然是中央的命令，除了执行，还能干吗呢？于是，周恩来与朱德只能奉命指挥部队准备西渡抚河，强攻南丰城，而这个方略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会让红军走向绝路。

果然担任南丰城攻城任务的彭德怀红三军团上来就碰了大钉子，强攻南丰城大半夜，造成的后果就是伤亡400余人，其中包括一个师长和两个团长，红三军团本来就没多少底子，如果接着这样玩，不要说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恐怕红三军团还有没有都是问题了。在此危机关头，周恩来与朱德商议，决定不再理会后方局的决定，命令红三军团撤出战斗，并将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一带，改强攻为佯攻，实施围城打援，准备等到探明国民党军队行军路线后，进行伏击。

本来强攻南丰确实是中共中央的指令，陈诚也做出了判断，但是陈诚做梦也没想到中共的强攻会是浅尝辄止，打了一夜就放弃了，但是部署已经作出，这就成全了中共。很快，前往南丰增援的第一纵队第52和59师便出现了孤立姿态，在黄陂地区出现了伏击的良机，于是，前方局抓住机会，命令林彪与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率红一军团，由朱瑞率红五军团（1931年底宁都起义时成立的部队）左右夹击。伏击地点选择了大龙坪，这是一条狭长的通道，通过此处的敌军绵延数里，这自然难以应付我军的突然袭击，因此几乎全军覆没。

陈诚本是准备新仇旧怨借此机会一并处理的，但是出师不利，上来就损失了将近两个师，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接受的，因此陈诚求敌决战的欲望更强烈了。但问题是，陈诚上来挨了一闷棍之后也搞不清楚红军主力的位置了，不过不要紧，因为红军指挥部已经让先前就作为疑兵的第十一军向广昌方向佯动，陈诚以为得计，便催动第二纵队加快前进，以一纵三纵为后援，前往广昌准备决战，而这正是红军想要的——陈诚三路纵队快慢不一，势必形成孤敌。果然又有掉队的，此次倒霉的是第十一师，第九师以及第59师残部，他们目前在草台冈一带，与前纵已有相当的距离，这个机会再次被抓到，草台冈一役，红军再次大胜。

黄陂，草台冈两役虽未挫动国军根本，但是也很有些成绩，红军歼灭国军仅三个师，俘虏近万人，缴枪万余支，自此第四次反围剿告一段落，红军进一步巩固了苏区。本来照着中央的路子，红军势必有去无回，所幸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改变战法，以佯攻代替强攻，这才有了后面两场精彩的歼灭战——黄陂一战更是创造了红军大军团作战的先例。而颇有些自傲的刘伯承在经历了此战之后也改变了自己对游击战的偏见，认识到以红军实力实在没有打正规战的可能，而避实就虚，调动对手的游击战才是苏区得以存在的根本。刘伯承原本在宁都会议上还投了老毛的反对票，但是他毕竟也不是愚顽之人，在亲身经历了反围剿之后，他立即明白了自己在伏龙芝军校所习之物与红军实际并不相符。因此，刘伯承虽然仍然为苏区红军主要将领所排斥——尤其是差点在强攻南丰时吃大亏的彭德怀，但就他个人而言，已经开始逐渐领会了老毛的高明。

当然，此战造就的是周恩来，周公在此战中可谓呕心沥血，勤勉操持，终于天道酬勤，周恩来一战成名，正式坐稳了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位置。而与之相应的是一直都想风风光光回归的老毛，由于周恩来指挥取得了红军史上的最大胜利，战绩也超过前三次反围剿，因此老毛的冷板凳却鬼使神差的越坐越牢，从此直到遵义会议，老毛才有机会重新复出。周恩来后来成为了毛泽东的左右手，此次却直接造成了老毛的失势，也可谓是造化弄人了。

鄂豫皖苏区

王明利用共产国际的威势，胁迫本来并不愿意得罪人的周恩来取毛泽东而代之，而周恩来则凭借着第四次反围剿中出彩的表现赢得了满堂彩，并让毛泽东暂时被遗忘，王毛之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是将目光转向张国焘所在的鄂豫皖苏区，这段颇具争议的历史终须后人来品评。

南下东进

作为中共早期最具分量的人物之一，张国焘一生大概有三件事饱受争议，分别是鄂豫皖时期的白雀园肃反，长征期间拥兵自重试图分裂以及抗战之后叛共投蒋——就此三事，已经足以让张国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了。从此三事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在人生阅历丰富之后的成长——比如肃反中的强硬手腕，同时也能看到他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耐心和淡定——比如长征中的公然分裂。何事可为，何时可为，这是判断一个政客成熟度的根本考量，从这点而言，张国焘终究还是比较稚嫩，尤其是相比较他最欣赏的毛泽东更是如此。

张国焘早年是北大的学生领袖，思想激进，自然也有些锋芒毕露，因此虽然他的资历在如今的中共内部已是无人可匹，但是他早就在陈独秀下野之后便成为了中共的边缘人物。同样，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而非赣西南同样也体现了他的边缘地位，因为赣西南和闽西已经被称为中央苏区，从中央到地方，这本身就意味着张国焘在党内地位的今不如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鄂豫皖地位虽不如赣西南，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也相对容易。

去中央苏区的项英要面对的是毛泽东，因此，名虽中央，但政治局面诡谲多变，难以掌控；而张国焘所在的鄂豫皖则相对轻便一些，因为当时鄂豫皖的负责人是曾中生，不管从资历还是能力来讲，这都是一个比毛泽东差了太多的人。当时的中共为了强化对苏区的控制，通常采用委派制的方式空降领导层，不管是项英，任弼时还是张国焘，都是如此，但是这种任命方式问题也很严重，人家苏区的创建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下江山的，如今中央随便派个阿猫阿狗就要抢班夺权，大家想，那些地方上的老江湖能同意吗？中央苏区在这个问题上就体现的非常明显，毛泽东跟一班钦差大臣处不好关系，在实际作战问题上也屡有分歧，闹到后来，来了个宁都会议的大决战，老毛被扳倒，钦差大臣和地方实力派的争斗才算有了个结果。而鄂豫皖苏区的地方派虽然名头没有毛泽东，朱德或者彭德怀来的大，但张国焘过去之后想轻轻松松就将他们领导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此，在张国焘顶着中央之名进驻鄂豫皖之后，他与地方实力派的较量便已经列入了日程表，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国焘要在鄂豫皖站稳脚跟，就必须找个机会立威，并培植起自己的力量，而这势必要与地方派发生冲突。张国焘初来乍到，可谓一穷二白，毫无根基可言，虽说他在中央日久，资历深，也受到了广泛尊重，但是张国焘所要的显然不是那不值一文的尊重，他所要的是对鄂豫皖的全面控制。张国焘清醒的认识到，他要杀回中央，夺回原本属于他的地位，手中唯一的资本就是鄂豫皖苏区，只有能将鄂豫皖的党政军权力集于一身，尤其是控制住军队，他才有可能在中央东山再起。

当然，想要控制党政职权对于张国焘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以他的资历和地位，不说鄂豫皖苏区没人能比，就是整个中共，恐怕能在这方面跟张国焘扳扳腕子的人也很少。不过党政军三权，核心是军权，但是鄂豫皖的军队毕竟跟张国焘毫无关系，那些将领在艰苦的条件下出生入死，凭什么要听一个从没打过仗的白面书生的话？因此，平时这些将领看起来对张主席还挺尊重，不管心里服不服，至少表面功夫做到位，但是真到了关节上，这帮将领就要显出真性情了。

在张国焘来之前，负责鄂豫皖苏区军事的是曾中生。曾中生和项英一样，都是李立三中央的人事任命，但据徐向前的回忆，曾中生其人还是颇有些能力的。曾中生原本干的不错，也率红四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前两次反围剿，眼看着鄂豫皖苏区日见壮大，如今王明中央却又派来了一个张国焘，陈昌浩以及沈泽民组成的三人团，摆明了就是要夺权，曾中生自然非常不满。因此，曾中生打从张国焘到来之日起就跟其不对付，小磕小碰也比较多，而张国焘奉中央之名来肃清立三路线残余，自然也对曾中生这样的立三朝臣心有疑忌。大冲突往往就是在日常的磕磕碰碰中积累起来的，张国焘立足未稳，当然不能对曾中生有任何处理，而曾中生见此误认为张国焘是无用之人，因此一不当心就酿成了大错，这次冲突便是鄂豫皖苏区史上著名的南下东征之争。

鄂豫皖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围剿之后，意图继续用兵，巩固苏区，而在当时对于鄂豫皖苏区而言有两大问题，一是粮食紧缺，因此，曾中生等红四军将领力主南下进攻蕲黄广地区（即蕲春、黄梅、广济），以解决粮食危机；二是周边地主民团的威胁，因而张国焘的意见则是集中主力剿灭顾敬之民团。不管是粮食还是民团，对于鄂豫皖苏区都是很现实的威胁，因此，曾中生也不便就违拗张国焘的意见，出兵亲去进攻民团去了。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地主武装就是那么容易搞定的，顾敬之虽然压根不懂军事理论，但也是久经阵仗洗礼，对付红军也有他的一套办法。鄂豫皖苏区周边有很多山区，地广人稀，顾敬之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实施坚壁清野，结果红军深入之后粮草无以为继，也找不到民团决战，反倒是经常被人骚扰——顾敬之民团的作战方式可谓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跟红军反围剿的战略一模一样。其实红军也不是第一次跟顾敬之民团打交道了，之所以较量这么长时间还是拿人家没办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此久攻不下或者说压根就没人可攻之后，曾中生等人又向张国焘提议说要南进，趁着国民党防守薄弱，一鼓作气，扩大苏区。

张国焘不同意，还将其扣上了立三路线残余的帽子，当然这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曾中生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就提到了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军舰的战略，而这跟立三路线倒确有些神似。但其后在1931年6月28日的中央分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余笃三和许继慎又将旧事重提，并称此举有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之用，张国焘也就暂且同意了。不过，张国焘其实只是表面同意，实际上，张国焘对南下的战略还是不太感冒，只不过扣上了策应中央苏区的帽子，张国焘不好明确反对罢了。但是张国焘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在7月上旬的余家集会议上，张国焘推翻了先前的决议，称如果要配合中央苏区，不如攻取英山之后，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

张国焘的东征决议看起来也并不是太靠谱，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就说东征路程太远，而且是无后方作战，本来红四军兵力就不济，很容易被拖垮。因此，曾中生压根就没理张国焘，在实际作战中还是采取了南下的方案，并且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曾中山这事办的不够地道，因为他越过了张国焘直接给中央去信表明战略，在张国焘看来，曾中山此举实在是以下犯上，公然无视他的存在，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是这都忍了，那张国焘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吗？因此，张国焘终于要出手了，而张主席不出手则已，出手就要办得这些人服服帖帖。

腥风血雨

当张国焘听说曾中生领着红四军居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东进，而是我行我素，率军南下，并且，曾中生居然没有就此问题向他请示，而是直接上报了中央，而他自己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红四军行军路线之时，心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战略之争了，而是曾中生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向张国焘提出挑战了，并且看起来他这个鄂豫皖苏区军委主席还远不如曾中生这个副的有权威，眼瞅着红四军的一群将领都愿意服从曾中生，张国焘心里自然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的难受。不过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毕竟经历了那么多事，在苏联期间也见惯了苏共整人的那一套，因此，张国焘打算下手对军队进行清洗了。

对于张国焘而言，南下抑或东进到底谁对谁错，这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这个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居然对军队毫无控制力，威信不立，何以立足？张国焘也是个有雄心的人，并且更关键的是，他是个固执的人，甚至固执的有些偏激，他早期在国共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一个如此性格强硬，锋芒毕露的人又怎能容忍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只是一尊受人敬拜的佛像？因此，对于军队的整肃势在必行，不如此不足以立威，而只有让军队变成服从自己的武装，他才能将下放鄂豫皖这样的倒霉事变成幸事。

因此，当张国焘了解了红四军的走向之后，马上发布命令要求红四军放弃南下，北上复命，在函电中对不服从命令的红四军指挥官曾中生和徐向前痛加斥责，并且上报中央，要求裁处。曾中生以下犯上，这对于组织纪律极严的中共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中央参照张国焘的指示，将曾中生拿下，由陈昌浩继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当然，由与张国焘同时进入苏区的共青团负责人陈昌浩取代曾中生，这只是张国焘对军队进行整肃的前奏，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

张国焘当然正是患病，疟疾已经把他折磨的够呛，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如果张国焘再不有所行动，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让军队服从了，因此他抱病进入白雀园，开始全面的整肃，这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白雀园肃反，而刚刚走马上任的陈昌浩则实际指挥了此次肃反。所谓肃反当然不是张国焘的首创，甚至也不是率先在中央苏区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的发明，这个概念有着浓郁的苏联色彩，苏共才真正掌握了精髓，而张国焘在苏联时期就亲眼目睹了苏共的整肃。因此，作为学生的张国焘不也不遑夺让——达不到青出于蓝，至少也不差哪去。而张国焘在鄂豫皖搞肃反，是借中央下达的命令行事，当时苏共汹涌的肃反潮也传染到了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在革命队伍中整肃AB团，改组派的必要性，中央的指令和张国焘的私心产生了交集，对于张国焘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但是，大规模整肃也必须有个契机，不能说人家不服指挥就把人家打成AB团，改组派，不过机会总是有的，中央一再申令要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就说明苏区远不是太平世界。果然，没多久就出了一件投毒案，而事发地点是在战地医院，起由是几个岳维峻部队的战俘难以忍受苏区的清贫日子，计划在饭菜里投毒，毒杀伤员之后，夺得武器重回原部队——其中还涉及到救出老长官岳维峻一事。如果大家对冯玉祥最初组建国民革命军还有印象的话，就一定对岳维峻不陌生，他是最初国民革命军三巨头之一胡景翼的副手，不久之后胡景翼死后他就接替了其位置。老冯失势后，他就被老蒋就地征召围剿苏区，倒霉的是，苏区没剿成，自己却被俘了——他也是当时中共俘虏的资历最深的国民党军官。

当然了，最终肯定也是投毒未遂，一个投毒战俘行事不周被发觉，结果自然是被送交肃反机构保卫总局，这就揭开了肃反风波的序幕。大家一定看过红色电影中革命同志被国民党特务严刑拷打的镜头，实际上，国民党会的东西，我党也会，而我党会的东西，国民党则未必会，要逼人招供，我党的肃反组织走在了世界前列。反正十八般武艺用不了一半，再硬的骨头都会撑不住，写出招供文书，从A到B再到C，由此发散开去，到最后肯定是越来越不靠谱，很多人都是挨不了打，最终随便说个名字了事。用徐向前的话说，搞肃反的武器就是逼供信，一逼，二供，三相信，从战俘这个源头发散出去，事情越闹越大，供出来的人分量越来越重，最后落实到了许继慎和周维炯身上。

许继慎和周维炯都是师长，并且都是在南下东进之争中站到了曾中生一边，因此，他们都是所谓的异己分子，而张国焘可算是逮到了报复机会。许继慎跟张国焘可早就不对路了，即便没有南下之争，估计张国焘都不会饶了他。许继慎原本是红四军的草创人员之一，但是没多久中央就把他掳了，换上了邝继勋，让许继慎难以忍受的是，邝继勋压根就不如他，所以当张国焘上台之后，他就屡次找到张国焘诉说不满。但可惜的是，张国焘根本就看不上他那种自命不凡的劲——大家想，一个连中央命令都要说三道四的人，能一定就服从他张国焘？因此，张国焘非但没有理睬他，反而还批评了他几句。这下许继慎对张国焘有意见了，许继慎其人本来就很狂纵，徐向前说他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所以动辄就在人前说张国焘是老右——张国焘是陈独秀中央的骨干，在党内一直以右倾闻名。本来张国焘对他的印象就不好，狂妄不说，私生活也不检点，这下夹棍带棒，指桑骂槐，很是犯了张国焘的忌讳，因此，他也早就上了张国焘的黑名单。

可能也活该许继慎倒霉，因为他是黄埔生，社会关系复杂一点，这时候老蒋身边黄埔学生会的负责人曾扩情给他写了封策反信，意思就是跟着中共混没前途，还是老校长看重你，你回来混吧。许继慎接信之后也不敢隐瞒，将信件和联络人都交送组织处理，此事曾中生和徐向前都知情，也将其定性为反间计。但是，张国焘可不那么看，这不就是整肃许继慎的最好机会吗？于是，张国焘亲自审讯了联络的特务，而这俩特务也不让张国焘失望，供出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参加改组派的事情——这就叫一个愿说，一个愿信。特务本来就是来离间的，而张国焘呢，正好也想借这机会搞掉许继慎，有了特务的新供词以及先前投毒事件搞出的供信，这在张国焘看来就是铁证如山了，许继慎还能抵赖不成？

于是，许继慎和周维炯因此事件被张国焘逮了个正着，坐实了改组派的罪名，其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张国焘马上召开大会，称查获了一起严重的反党事件，然后还将其与南下相联系，称许继慎等人就是想借南下机会叛党投敌，亏得他英明果决，侦破此案，因此，许继慎等辈反形已现，罪不容诛，应当严惩。而负责擒拿罪魁的陈昌浩也不负张国焘之望，在未引发军队哗变的情况下，将许继慎和周维炯两师近四十名团级指战员抓获，并递交白雀园等候惩处。

张国焘自然也是志得意满，他可算借肃反之名达到了肃清鄂豫皖军队内的目的，在白雀园的肃反大会上，尽管张国焘久病未愈，但依然主持大会，号称要将改组派一网打尽。光把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杀掉自然难解张国焘心中之气，打从一开始他就已经确定了将此事扩大的方针，因此他还要严刑逼供这些反形已现的改组派，争取借此机会搞掉更多的异己分子。

所谓无毒不丈夫，张国焘混迹多年，终于把握了玩政治的不二法门，他借着肃反之名大肆捕掠，在鄂豫皖苏区掀起了一阵疯狂的腥风血雨。虽然张国焘似乎很不地道，但是搞政治不就是如此吗？你死我亡本就是政治斗争的本色，在这个舞台上岂能容得心慈手软，妇人之仁？

收放有致

从投毒案到许继慎反党案，肃反风波越闹越大，从军队到基层，都弥散着浓烈的恐怖气氛，而这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看到的，人无威不立，张国焘出手虽说有些狠辣，但这便是政治。在肃反部门逼供信的操纵之下，肃反的范围和人数都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数目，据统计，先后曾有3000余人遭到整肃，而这其中包括大量的高级干部，一大批鄂豫皖的草创军官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被整肃。

这样窝里反的大规模内讧，怎么看都是要让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的，毕竟搞掉了那么多人，而且其中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指战员，但是鄂豫皖苏区果真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生存状况堪忧吗？大清洗这样的事件在我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前一阵中央苏区的肃反同样也不遑夺让，但是我党似乎从没有因为这样的问题而陷入困境，而且一个奇怪的悖论是，大肃反之后伴随的总是胜仗。以中央苏区为例，在整肃事件发生后，红一集团军反而接连粉碎了两次国民党围剿，而且都是干净利落，为什么本应元气大伤的军队反而会在整肃之后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悖论呢？

这个悖论其实可以用鲶鱼效应来解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堆沙丁鱼中放入一条鲶鱼，就可以让大多数沙丁鱼避免死亡，尽管鲶鱼肯定吃掉了一些沙丁鱼，但是却带来了沙丁鱼这个整体的活力，而肃反之于红军同样是鲶鱼之于沙丁鱼的关系，虽然因为肃反，一些红军将士惨遭整肃，但却因此让大多数红军在忧患中活了下来。在前线奋勇杀敌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因为软弱怯战被当成反革命肃掉同样也是一死，既然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为何不死的壮烈一些呢？在肃反红色恐怖的刺激之下，大多数幸存的红军将士都是抱有上述想法，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肃反之后战斗力反而会提升。

当时中共中央之所以对肃反如此热衷，动辄要求各苏区组织肃反部门，对可能存在的异见分子进行大规模整肃，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中共高层岂能不知大规模AB团，改组派一事纯属虚妄，但是依然要以此为借口进行肃反，其缘由就在于以当时红军的实力，如果不能时时将其至于忧患之中，势必会被堙没在国民党的强势剿杀之下。就跟那群在海上运到陆地上的沙丁鱼一样，如果没有额外的刺激，势必大多窒息而亡，而只有不断地将其至于绝地之中，才能激发起旺盛的生命力。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肃反悖论的真相。

中共和苏区的相对弱势，造成了红军的生存困境，虽然我党能够依赖土地革命吸引农村中大量的贫下中农，但是任何人总有怯懦的那一面，尤其是国共目前如此大的差距更会让很多人失去信心。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曾经给被悲观情绪笼罩的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能跟毛泽东一样认识的人又有多少？如林彪一般的红军将士倒是很多。试问如此情绪的红军怎能跟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对峙呢？然而要让红军中形成必胜的乐观信念并不容易，并且这种乐观也不可靠，但是通过肃反形成的恐怖气氛则不然，恐惧比乐观更能激发出人的求生欲望，并且能历久不衰。

不过，鲶鱼效应也不是毫无条件的，凡事都需有度，过犹不及，如果肃反动摇了红军根本，那么非但不能有助于红军的作战，反而会自乱阵脚。就如沙丁鱼中如果放入了太多的鲶鱼，那么即便沙丁鱼四处乱窜，最终也难逃被吃厄运，因此，鲶鱼的数量很有考究，太少则不易让沙丁鱼产生危惧，而太多则会适得其反。整肃的力度也是如此，力度不够，浮皮潦草，不容易让全军警觉，而整肃过度，则会自断经脉，自废手足，而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搞得恰到好处。

鄂豫皖苏区的整肃尽管声势浩大，历时三月，也整肃掉了大量的将士，但是却未触及苏区根本。张国焘一方面在军队内整肃异己，另一方面也在扶植他认为可以的可塑之才，这其中的代表便是徐向前和王树声。在这里我们需要谈谈徐向前和张国焘的关系，显然，徐向前谈不上是张国焘的亲信，甚至徐向前对于整肃是很有些意见的，相比较而言，徐向前显然对老搭档曾中生更有感情，对于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徐向前善战，这一点在此后的多次战争中都将体现，但是徐向前之能显然不仅于此，徐向前虽然对政治斗争毫无兴趣，一心扑在军队上，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头脑。作为在四方面军中唯一一个被评为元帅的将领，徐向前虽然没有什么花哨的手腕，但是其大巧不工，大智若愚，懂得明哲保身，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跟彭德怀，林彪抑或是刘伯承这样锋芒毕露的将军不同，徐向前颇有些喜怒不形于色的味道，处世淡定，为人谦虚谨慎，因此虽然历经波折，但却能得以善终——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徐帅寿命最长。

我们回到徐向前与张国焘的关系上来，徐向前深知自己在南下之争中犯了张国焘的忌讳，因此，在肃反中徐向前非常理智的冷眼旁观，即便是妻子遭到整肃也是如此。徐向前很清楚自己的微妙位置，如果他能保持沉默，张国焘自然不会拿他怎样，毕竟他的才华张国焘还是很欣赏的，即便他最终不能成为张国焘的拥趸，张国焘也要用其长才。因此，徐向前非常清醒的将心思放在了军事指挥上，不管张国焘掳了曾中生，还是整肃了许继慎和周维炯，他都不置一词，对于新搭档陈昌浩，他也始终和其保持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态度。

而张国焘自然是想尽可能争取徐向前，早在张国焘初入鄂豫皖时便已经对徐向前的才华有所耳闻，因此，尽管徐向前在此前的南下东进之争中站到了曾中生一边，他也不想对徐向前下手——自然警告还是需要的，对徐向前妻子程训宜的整肃便是敲山震虎。不过，张国焘始终没有将徐向前纳入自己麾下，用之而不能信，这是张国焘在鄂豫皖经营中最大的失败之处，尽管后来张国焘麾下聚集了一批诸如何畏，余天云之类的死党，但是比起徐向前，又何异于犬之比虎？

虽然徐向前与张国焘保持距离让这次整肃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但是张国焘毕竟还是将大批不服从自己的军官整肃掉了，因此，张国焘也就有能力对鄂豫皖的军队进行改组。1931年11月，张国焘将红四军与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并，成立了第四方面军，担任总指挥的年仅而立的徐向前，而政委则是张国焘亲密战友，在肃反中充分展现手段的陈昌浩，红四军未设军部，由集团军直接指挥，而红二十五军军长则是与许继慎不睦的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在师级干部中包括倪志亮，王树声，陈赓（此三人隶属红四军）以及刘英，这里有两个人需要提一下，一是王树声，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时便对此公很有好感，其率性耿直正是张国焘所欣赏的，当然也便于驾驭；而陈赓此前是周恩来的部下，负责情报工作，在上海的党部转移到苏区后来到鄂豫皖。不过陈赓此后因祸得福，在1932年的一次战斗中受重伤，从此离开红四方面军这个是非地，陈赓可算是中共背景最复杂的人物了，从蒋介石到周恩来，再到张国焘，最后是毛泽东，他都有很深渊源，不过就他这样的背景，居然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政治冲击，也是一件奇事。

尽管张国焘整肃掉了很多人，但是以红四方面军而言，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元气大伤，当然，张国焘对鄂豫皖军队的改造还远未结束，在将红四方面军全部换上自己嫡系之前，人来人往就不会停止。张国焘的立威整肃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步骤进行，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反对派依然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张国焘还没找到替补人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整肃的哲学讲究收放有致。至于效果如何，即将到来的鄂豫皖第三次反围剿将给出答案。

战无不胜

在我军册封的十大元帅中，大概徐向前是其中最有军事才华的，他锻造出来的第四方面军是我军出名的善打恶战、硬仗的队伍，《亮剑》大家都很熟悉，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就是四方面军的战将。后来那支经常被用作战略突击的刘邓大军其实便是徐向前的嫡系队伍，可惜的是，由于长征中发生的那些事，徐帅此后再未得到重用——既便如此，徐帅也在有限的机会中创造出了不俗的战绩。《亮剑》中说一支军队的气质是由首任军事长官决定的，而四方面军的灵魂便是徐向前铸造的，之所以这支部队此后有着无所畏惧的品性，完全是因为徐帅的个人气质使然。在鄂豫皖的几年中，四方面军甚至取得了比一方面军更大的成就。

张国焘在经营鄂豫皖期间几乎将草创时期的红四军将领赶尽杀绝，但是唯独对同样不怎么听话的徐向前听之任之，还委以重任，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都交予他，这已经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张国焘倚重徐向前，是惜才用才，他深知徐向前就是他的台柱子，什么人都可以除掉，唯有徐向前是动不得的，因此不管徐向前内心对张国焘有多排斥，对陈昌浩这个搭档有多厌恶，张国焘仍然要让徐向前建功立业。

中国传统的用人观点主要着重于两点，一是德，二是才，所谓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对领袖的忠诚度，因此忠为德之首；而才则是任事之能，在军事上表现为领军战阵之能；从这个角度而言，徐向前无疑是有才而失德。当然所谓失德并不是指徐帅个人品性不端，而是说对张国焘这位老大的忠诚度不够，虽无异心，但也非死心塌地——但张国焘显然抓住了乱世用人的根本，这就是曹操所言的唯才是举。徐向前虽不能保证对张国焘俯首帖耳，但至少无篡夺之心，安守本分，一心在军事上用功，而这对于张国焘就已经足够，因此张国焘对徐向前才区别对待，没有像许继慎等人那样痛下狠手。作为一号的张国焘和作为二号的徐向前，虽然不如朱毛那样鱼水和谐，但也彼此相安无事，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样的主臣关系也实属罕见。
在张国焘完成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轮清洗之后，整编了原有的武装，而这次人员调整中，最核心的自然是将徐向前提到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上来。就在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的导演下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之时，老蒋已经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实施新一轮的围剿，而这也是张国焘上任之后遇到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此战成败将直接影响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威信。

尽管老蒋对鄂豫皖苏区此前已经有过两次围剿，但是其规模远非中央苏区可比，同为围剿，轻重有别，江西的苏区名为中央，自然遇到的压力也大些，而鄂豫皖的苏区则属中共地方诸侯，自然不可与天子等量齐观。不过，老蒋显然对鄂豫皖苏区的力量估计不足，前两次围剿都是地方军阀出马，在第一次围剿中，简直是有意配合红军，被红军打出双桥镇大捷，岳维峻也被活捉；至于第二围剿更是浮皮潦草，派来清剿的吉鸿昌甚至还想与张国焘商议投诚一事。我们知道，鄂豫皖中的河南原是冯玉祥的地盘，因此不管是岳维峻还是吉鸿昌都是冯玉祥旧部，自然对老蒋的命令不那么顺从，吉鸿昌此后更是追随老主子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公然与中共合作。

这是张国焘经过肃反之后的第一战，如若失败，那必将面临反对派的强大压力，原本肃反一事便不得人心，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如果此战失败，张国焘就会面对反对派的强大压力，甚至有可能被架空——要知道此时的张国焘还未能在军队内安插自己的亲信力量。不过，张国焘运气不错，因为老蒋此次围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很想发力，但无奈身处漩涡——当时正赶上了东三省事变，老蒋因此也备受反对派的攻击。因此，原本老蒋是磨刀霍霍想强势出击，但是被日本人一搅和，反对派一闹腾，原本是围剿红军，反倒变成了红军的逆袭。

张国焘以中央之名搞了肃反，自然还要打着中央的大旗反围剿，而中央我们是知道的，不管有多少实力，反正一句话，就是要出击进攻。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是以游击为主，避实就虚，机动歼敌，但是中央显然是看不上这样的战法的，打仗就得主动出击，最好就夺取一省乃至几省的胜利。因此，此次反围剿的战略就是两个字：进攻——具体来说就是要外线出击，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西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下基础。当然，想法是好的，但是有些不切实际，以当时红四方面军3万左右的兵力，想要办到这么多事，自然是天方夜谭，不过张国焘运气不错，国民党正在为东三省一事而内乱，所以也就正好歪打正着。

从防守反击的游击战到主动出击的正规战，要想完成这样的转变显然没那么容易，虽说将军队整编之后有了这样的组织基础，但是打仗最要紧的还是指挥，执行力远比战略方针重要，而这对黄埔一期生出身的徐向前自然是轻车熟路。徐向前正规军校毕业，虽然打惯了游击，但是正规战的那套战法，还是了然于胸的，此次反围剿正好让徐向前大展其才。在确定了战略方针之后，徐向前依令而行，先后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自然是战果辉煌。

黄安战役是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首先抢占黄安外围的战略据点，控制黄安附近的交通线，为歼灭援敌创造条件；其次是收缩包围圈，形成重兵压境之感，吸引黄安附近的部队赶来增援，而接下来则是利用前面占据的战略要点实施打援；最后是在将外围援兵肃清之后，主攻黄安城，此时被围困多时援兵已尽的黄安城已经是一座孤城，自然一锤而定。黄安战役历时四十三天，我军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追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数据来源于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黄安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在南线的作战，取得成功后国军处于守势，基本解决了苏区南线的威胁，南边完了，接下来自然是北线，而商璜战役便是北线的战役。商璜指商城和璜川二地，其位置在湘鄂边区和皖西之间，如若打通，就能将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既然是两个城市，第一步自然是截断两城联系，控制商璜公路，然后在商城围而不攻，在商璜公路围点打援，终将商城援兵击溃，而后商城守军弃城突围，红军穷追猛打，将其击溃，并顺利占据商城。

而此后的苏家埠战役更是将围点打援发挥到了极致，并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的空前大胜——要知道整个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才歼敌五千。红军从侧后分别包围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吸打六、霍来援之敌。三天之内，红军便完成了包围韩、苏、青三地的部署，并在青山店成功歼敌，占领了青山店，将守敌残部逼向苏家埠。我军围困韩摆渡，苏家埠两地月余，城内粮尽食绝，狼狈不堪，陈调元频频告急，老蒋所遣援兵要就不来，要来就是数量甚巨，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四方面军毫无怯意，进攻凶悍异常，最终将苏家埠援军击溃。苏家埠战役是红军反围剿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胜利，也让徐向前自此声名大振，四方面军终不负四军之名。

而接下来的璜光战役则是先前三次大战的扫尾战，士气正盛的四方面军势如破竹，收复了璜川，光山根据地，歼敌万余，进一步巩固了此次反围剿的胜利。

于此四战，红军打破了先前防守反击的旧例，选择主动出击，并最终获得大胜，成功反围剿。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惧强敌，陷入绝境后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接连赢得了几场恶战之后，四方面军已经成为了红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但是，有喜也有忧，虽说此次的进攻战略获胜，但是敌强我弱仍是基本形势，能取得胜利也有老蒋身陷困境之故，祸兮福所倚，此战之胜终将证明不过是红军进攻战的泡沫而已。

海市蜃楼

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得干净利落，与以往扣扣索索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然后再打一枪不同，此次反围剿是豪气干云，直接反客为主，将国民党军队一顿暴揍，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气势。不管对于游击战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去理解，什么积极防御之类的，但是终究这是绿林好汉面对官兵围剿所使的手段，游击打得再好，也终归逃不过一个匪字，我党并不是啸聚山林的草寇，而是有着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因此本次反围剿可谓大长士气，也让人看到了那么些曙光。

连战连胜的红四方面军让张国焘看着是心花怒放，大家想啊，如果说本来别人还不服他，还以为他是白面书生，不懂实际军事，那么此次按照他的战略方针来打，不仅赢了，而且是大胜，这回别人再大的质疑也要吞进肚子里。此战之胜就相当于一个在沙漠中行走多时，口渴难耐的人发现了前面的溪流一般，我党自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以来，从来都是国民党追着我们打，何曾有过我党主动出击，将国民党军队揍得鼻青脸肿的时刻？如果我党心思只在占山为王，自然得过且过，但是问题是，我党现在是以建政为目标奋斗的政党，光靠防守能建政？因此，此次大胜绝对是意义非凡，最起码是看到了现实的可能，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要等星星之火把草原烧起来，那基本黄花菜也该凉了，能像毛泽东一样苦中作乐，坐得住冷板凳，善于等待并捕捉机会到来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看不到星火微光，而曙光却能给多数人希冀。

但是，这场大胜果然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美好吗？就比如一个赌徒，本来还是小赌怡情，赌的好了能买壶好酒，而突然他不想过如今这种清苦的生活了，他想要靠赌博发家，然后首次赌博，运气很好的大赚一笔，然后他就有了借此反击命运的想法，但是他能成功吗？无数次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想要靠赌博发家无疑是痴人说梦，我所见到的倒都是些闹到家破人亡的例子。张国焘无疑就是这样的赌徒，自从发了一笔横财之后便再不愿小打小闹，而是借着这个势头继续向前开进，甚至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这是在赌博，而是沉醉在战无不胜的迷梦中。
可能张国焘抑郁得太久，自打陈独秀倒台后，他作为那个中央的核心人物便一直头顶右倾软弱的帽子，一直以来，他都想有机会证明自己，而来到鄂豫皖，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因此，当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之后，他便有了些不切实际的想头，他认为凭着这支武装，便可以搅动整个民国。因此，张国焘开始不满足于刚取得的那点胜利，他认为这支军队完全可以做到更多，完全可以打打大城市的主意，如果真有所成，他在中央势必更有底气，这样的乱世，毕竟还是靠功绩说话的。

不过，红四方面军在接连取得了四场大胜之后，势已成强弩之末，部队疲惫不堪，战意低落，亟需调整和休息。当兵的也是人，也不可能连轴转而无倦意，况且打仗还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有以命相搏，刀刃上舔血的残酷，当战意浓烈时，自然见神杀神，但是人的生理规律总是无法逃脱的，当这股热情消退后，将会出现的是无尽的疲乏，不单是生理，更是心理。因此，久战之兵势得经历了生理和心理的调节之后才可再战，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是已经有了如此的倦意。

但是，张国焘又怎能放过建功立业的机会？更何况他身边有个比他还激进的沈泽民。沈泽民这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愤青，还是个书呆子，他有个哥哥大家都很熟，就是沈雁冰（即茅盾），沈泽民刚来苏区之时是谁都看不惯，似乎和这帮泥腿子找不到啥共同语言。沈泽民同样是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脑子里的都是写陈腐的条条框框，熟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仅仅如此而已了。米夫派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书呆子为多，但是这些书呆子还很有些自以为是，一个个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如果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倒背如流，他们是不屑于与其搭话的。一个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庸才又能干出什么呢？

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休整一段，积攒力量，养精蓄锐之时，沈泽民和张国焘却越发的躁动，可怜全军将士连休息都没个消停。当时老蒋正在信阳一代频频调动部队，意欲发动第四次反围剿——此次反围剿已经是一次系统工程了，老蒋对鄂豫皖已经重视得无以复加，将其提到与中央苏区的同等地位上来。按说老蒋厉兵秣马准备玩真格的，那红四方面军自然也得严阵以待，准备迎敌，但是在沈泽民看来，国民党不就是被揍得满街走的熊样吗？沈泽民认为国民党已经被我军打得屁滚尿流，连方向都不辨了，因此，完全没必要将老蒋的动态当回事，我们就应该趁胜追击，拿下黄陂，威震武汉，然后呵呵。

徐向前自然不傻，他知道此前的胜仗实在运气成分大些，因为老蒋压根没有派出精锐部队黄埔嫡系，那些个杂牌一方面实力不行，另一方面也未必有多少战意，因此，即便大胜也不能妄自尊大。他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但是沈泽民似乎很不屑，认为徐向前不够勇敢，优柔寡断，没有破釜沉舟的气势，国民党都被打成那糟辈儿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走吗？沈泽民就是那认为精神原子弹可以毁灭一切的愤青，幼稚得可笑，对时局几乎就没个基本概念，更可怕的是，张国焘居然还表示同意沈泽民的看法。

张国焘跟沈泽民不同，他当然不是愤青，但他之所以和愤青选择了同一条路线，原因是他被欲望迷失了眼睛。人说无欲则刚，原因在于心态平和才能冷静的分析局势，而一旦想法多了，则往往人会变得不那么理性，而政治这东西，本来就容不得半点冲动，尤其是弱者——强者冲动一下最多受伤，而弱者冲动则会送命。张国焘实在是太想建立殊勋，对中央可以出口被冷遇的恶气，而对下面，则可以彻底堵住任何怀疑的声音，有此二端，张国焘自然容易失去平常心。

既然张国焘都发话了，那自然就拍板而定了。红四军去攻打黄（黄陂）麻（麻城），而红二十五军则留守皖西，虽然徐向前指挥红四军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击退了一部分援军，将麻城团团围定，但是前方未定，后院起火，留守皖西的红二十五军遇到了强硬攻击。邝继勋这个人脑子也不好使，居然要以城攻城，跟徐庭瑶部硬碰硬，即便是张国焘接到如此电报也是气急败坏，赶紧让蔡申熙前去传达指示，但是还没到指示送到，仅有几千人的二十五军已经一溃千里，仅剩下邝继勋等少数几人，余部几乎全军覆没。

但是这还不算大问题，真正的麻烦是，蒋介石已经调动部队开始大规模进攻了，而我军却还在别处瞎闹腾了。此次进攻一是老蒋重视程度高，派出了诸如胡宗南等一众嫡系武装；二是老蒋吸取了上次教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将争取失势的地方豪强当成头等任务；因此，战略对头，打中了七寸，自然威胁系数更大。老蒋启动政治围剿自然是找准了鄂豫皖政治路线的漏洞，我们前文说过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因为富农政策受到批判，被指为不重视分配土地时的阶级斗争，而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秉承中央意旨，大搞阶级斗争，这就出了大问题。所谓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对中小工商业者也是以打击孤立为主，这就是引火烧身，走了极端，极大的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所以说，如果第三次反围剿还有些侥幸的话，那么此次老蒋动用精锐，力图一搏就没有空子可钻了。以老蒋的战略战术而言，他是想毕其功于一役，而张国焘知道如今才恍然梦醒，不过为时晚矣，前面的胜利只是海市蜃楼，他必将会为了一时热血上涌付出惨痛的代价。

泡沫破灭

搞政治，最要紧的就是对局势的正确判断，而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则需要冷静的心态，但是，张国焘不具备，因为他的欲望过于强烈，沈泽民更不具备，因为愤青之所以称之为愤青，就在于其行动永远不听从理智的指挥。因此，就在鄂豫皖苏区面临着最大的考验之时，张国焘和沈泽民这两位中央分局的领导还沉浸在无尽的意淫中无法自拔，甚至沈泽民还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偏师说，盲目乐观总是伴随着惨败——当年曹操百万大军预备过江击敌，却因麻痹大意而致赤壁落败。强者尚且来不得半点大意，更何况是弱者。

老蒋对鄂豫皖的前三次围剿之所以失败，甚至第三次围剿还被红四方面军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其原因一是轻敌，以为红军不堪一击，二是过于冒进，孤军深入，妄图一战而定天下。老蒋毕竟也非庸人，俗话说事不过三，如果到了现在还不能吸取教训，那老蒋也早就在民国混不下去了，因此，老蒋这次是痛下了决心，决定好好玩了。
中共当时较大的苏区主要是三块，分别是江西苏区（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这里简单提下湘鄂西苏区，在此的武装是贺龙的红二军团，不过湘鄂西的规模相比来说最小，红二军团（后来发展为红二方面军）的实力也远不如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此前的围剿大多是地方武装就地进行，缺乏统一规划和系统性，基本各剿各的，这样的缺陷是，各个苏区容易形成协同作战，一方主防，另两方牵制。因此，老蒋此次谋定而动，玩的是各个击破，先从最弱的湘鄂西开刀，然后是鄂豫皖，最后是中央苏区，层层推进。

而对于鄂豫皖的实力，老蒋此次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如果没有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将国民党军队搞得那么狼狈，估计老蒋也不会觉得红四方面军是跟红一方面军同等级别的对手。但是，红四方面军连续四场战役均获大胜，而且场场都胜得酣畅淋漓，逼得老蒋必须对此提起足够的重视，而表现出老蒋重视程度的是，此次围剿部队加入了很多老蒋的嫡系部队，比如被老蒋视作命根子的精锐中的精锐胡宗南的第一师。老蒋能将胡宗南这样的头号心腹爱将拿出来跟徐向前的这帮泥腿子火并，这已经足够证明老蒋对红四方面军青眼有加了。能逼得强敌拿出压箱底的宝贝，徐向前也算脸上有光了。

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要紧的，此次围剿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老蒋的耐心。以前搞围剿，老蒋总是习惯于孤军深入去寻求决战，结果每次都被调动的人困马乏，然后不是被咬上一口，便是不了了之，此次老蒋明白了，要围剿便不能急躁，要慢慢玩，要一点一点将红军磨死拖垮。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悖论，因为强者与弱者较量，向来都希望速战速决，但是此次老蒋却要控制住节奏，跟红军玩消耗战，就如武林高手对决，高手放下身段，不期待能一掌制敌，而是一招一式拼内功，那本来就实力远逊于其的对手岂能有半点胜算？从速战到消耗战，老蒋战略思想的改变对鄂豫皖的红军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不管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红四方面军都没有远逊于国民党，消耗战几无胜算。

不过，此次老蒋又从低估转向了高估，他本来是准备跟曾国藩学习结硬寨，打呆仗，但是没想到一开始的进攻出奇的顺利——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都去麻城赢得接连的胜利去了，于是，老蒋改主意了，决定还是快速出击，打红军一个立足未稳。老蒋的头号目标是在第三次围剿中被红军攻下的黄安城，而当张国焘听说黄安城的险情之后，坐不住了，决定放弃攻打麻城的计划，让军队从麻城转道黄安，与国军决战。张国焘到现在还沉浸在战无不克的幻梦中，认为仅凭四方面军那点兵力便足以跟老蒋的嫡系部队对抗，因此，根本没想过要防守反击，机动歼敌，而是直接就选择了跟国军硬碰硬的对撼。

本来红四方面军在经历了八九个月的连续作战之后便已疲劳不堪，虽仍有余勇可贾，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因此黄安一役打得异常艰苦，我军与汤恩伯部苦战不胜，并且陈继承也率部向七里坪挺进，准备与汤恩伯配合前后夹击，在此局面下，徐向前决定转移战场。既然黄安攻不下，那就退往七里坪试图歼敌，但是在七里坪与陈继承部的大战中，虽然苦战一夜使得陈继承纵队第二师基本伤亡殆尽，击毙六名团长，但我军也付出两千余人的伤亡代价，而且一直未能抢占阵地。就在四方面军与陈继承纵队激战正酣之时，卫立煌纵队已经由南自北逼近七里坪，无奈之下，徐向前只得选择放弃阵地，向新集以北的胡山寨转移。而在胡山寨的战事中，我军虽然歼敌不少，但是也没有讨得太大便宜，甚至陈赓还为此身负重伤，但继续坚持又四面环敌，力不能逮，无奈只得继续转移。

经此三战，虽红四方面军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能力，在面对装备，兵力都占绝对优势的国军之时取得了歼敌八千余的不俗战绩，但是同时，我军又未能给任何一路敌军以致命打击，因此三战三退，几已陷入绝境。我军以前反围剿同样有过很多大范围的兵力转移，但是与现在的转移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劳师疲军，调动对手，以图一击而胜；而此次则是遭遇困境后的无奈之举，因此前者是积极转移，而此次是被动转移，相差何止千里。之所以我军会遭遇如何困境，就在于张国焘对国军的错误判断，既判断错了决心，又判断错了实力，因此才会有此前三战的惨胜犹败，才会有如今的狼狈不堪。张国焘也未免太不将老蒋放在眼里，在需要休整迎战之际，却选择了劳师远征，而等到大军压境，却又要硬顶硬上，如此失策，岂有再胜之理？

红四方面军眼见无力回天，只能退出湖北，转移到皖西一带。但是还未待我军有喘息之机，刚刚击溃红二十五军的徐庭瑶部已经调动兵力准备进犯，同时卫立煌和陈继承两部也尾随而至，我军可谓陷入重围，皖西俨然也难以立足，于是苏区高层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张国焘，陈昌浩与徐向前都主张南下攻取英山，求得喘息，如敌军实在不给喘息机会，则拉到外线，转移至潜山太湖一带，而后寻找机会杀回鄂豫皖根据地；而沈泽民则非常牛逼的表示要前往黄麻地区。最后讨论下来，决定让郭述申、徐海东率独立师继续留守皖西，牵制敌军，而主力则南下英山，进取黄麻。

但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的方案也遇到了问题，在进军英山的过程中四处碰壁，几乎处处有敌，并且国民党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军的进军路线，卫立煌和陈继承部一直穷追不舍，我军且战且走，最后被围困在河口镇一隅小地。此时敌军已在四面八方围来，我军仅有几十里地域可供周旋，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因此，我党只能被迫再次开会讨论对策。张国焘的意见是跳出根据地，前往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和；而沈泽民则再次发表高见，认为要继续坚持斗争，实在不行就将部队分散开来打游击。当然，沈泽民的意见是可笑的，徐向前就说正规军分散开来一是有困难，二是凭什么你会分散，国民党不会？再者说，这么分散开来之后，我军还有何战斗力可言，不相当于变相将军队毁掉吗？

因此多数人都支持张国焘的意见，最后苏区高层做出了如下安排，一是将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及其余独立师团留下，由沈泽民指挥继续在鄂豫皖活动；而其余主力则跟随张国焘西行，准备待时机成熟重回根据地。但是，张国焘等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再也没有回到鄂豫皖的可能了，此后在鄂豫皖继续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残部在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和郭述申的领导下坚持到了1934年，而沈泽民则很不幸的在鄂豫皖牺牲了。

从大胜到被迫转移，张国焘从狂喜到大悲，前后却在旋踵之间，本来还抱有夺取一省乃至多省胜利的豪情，如今却被搞得且战且退，最后竟被迫放弃根据地，虽说国民党此次围剿不同以往，但张国焘头脑发热也是不容否认的。第三次反围剿进攻战的大胜最终被证明是泡沫，而如今这个泡沫终于破灭，而张国焘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惨重的，鄂豫皖苏区自此成为了历史。

楼主,在清党的问题上,好像有出入.记得二十年前我看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录时,好像记得他说分手的问题已经开始在党内讨论,因为路线之争分手是必然的.也是打算用军事手段解决,而且当时在宁附近除蒋桂掌握两个军外,其余四个军为TG掌握,只是可惜被蒋先下手.
请楼主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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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当时中共并没有可资依赖的军事力量，包惠僧说得那4个军应该是左派的军队，但是左派能跟中共一条心吗？这是很难说的。中共的所谓军队也就是些工人纠察队，基本不堪一击，应对不了正规军。至于说党内的问题，应该是一部分人持这个观点，因为武汉的反蒋气息已经很浓了，但是当家人陈独秀显然并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党内早有此议，不可能老蒋动手后，中共像待宰羔羊一样一败涂地。

长城保卫战

关东军刚刚在东三省料理完后事，便马不停蹄地将目光锁定在了华北地区，欲取华北，先得长城，一场轰轰烈烈的长城保卫战就此打响。

长城抗日

随着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告一段落，而在鄂豫皖期间的是非成败已是过眼云烟，善恶对错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述了。随着张国焘西走，毛泽东失势，中共的故事暂且告一段落，现在登场的是三角戏中的另外一大主角——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正式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编剧和导演的角色正式变身为编剧、导演和演员三位一体一肩挑，虽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东三省收入囊中，但是却老觉得东三省不那么稳当，因此总想在外围扫扫雷，稳固既得利益，而这正是长城攻势的由来。

秦始皇当年修长城是为了一劳永逸，永绝边患，但是最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比不上民众的血肉长城，想要靠着一件死物来保证江山铁桶一般，是多么的不现实，长城再坚固，也比不得人心，明末的吴三桂就给我们证明了这个道理。当年满清八旗虽有不错的战斗素质，但如若没有吴三桂开关放敌，中华又岂会沦亡于八旗铁蹄之下？吴三桂一人之心远甚长城万里之固！因此，边患决于民意，民意附之，边患再强也弱，民意离之，则边患弱而能强，此次日本发动长城攻势，胜败并不取决于长城坚固与否，而在于守军能否死战。

不过，长城虽不是决定因素，但也战略地位显著，以明清较量为例，在明朝控制长城之时，尚能不断对关内反动进攻——不管胜负如何，终究处于战略主动；而当吴三桂开关投敌之后，满清铁骑却立刻能横行关内，恣肆华夏。因此，谁控制了长城各隘口，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攻取东三省只是日本远东计划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夺取中国全境，从而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对于有觊觎中华全境之心的日本来讲，长城攻势便是一次重要的战略准备，如能控制长城，不但能稳固东三省地位，更重要的是，其有了虎视关内的资本，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都会暴露在日本的炮口之下。

大家都知道，长城各隘口，最重要的当属山海关，历古以来，山海关便是中原王朝控制外敌入侵的关键隘口，换个角度说，如果山海关被占，则京畿动摇，华北不保，当日吴三桂于此投敌献关，方有了满清300年之天下。如此战略重地，对于一心要夺取中国全境的日本来说自然是重中之重，因此，长城攻势便是从山海关发起。 1933年元旦，日本突然向山海关发动进攻，驻守山海关的何国柱部奋起反击，双方血战三昼夜，最终何国柱部第一营和第三营全部殉国，山海关失陷。山海关地位如此显要，两次直奉大战也是由此发轫，小张不能不知此地显要，但是日本却仅用三昼夜就取得胜利，对于小张，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对于拼死杀敌的山海关驻军而言，我们已经不能要求更多，毕竟驻军仅有一团兵力，山海关如此重地，驻军之少令人乍舌，负责调配的小张当处何咎？

对于张学良的低能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整个东三省都可以大方豪爽的拱手送给日本，又何在乎山海关这样的小小关隘？如果说日本在东三省发动兵变尚且事属突然，那么山海关如此轻易丢失又作何解释？民国很多事情都是那么有戏剧性，上海一马平川，几无据点可守，十九路军却能顽强抵抗数十日不处下风；而山海关依山面海，地势险要，日本人拿下却仅需三天；呜呼哀哉！

夺取山海关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个好的开始，有了山海关他们便有了进军关内的第一通道，但是他们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们希望的是扩大东三省战果，夺取毗邻东三省的热河，察哈尔一带，并控制长城所有关键隘口。因此，在攻取山海关之后，日本马不停蹄，开始向热河以及察哈尔一带用兵，意图先取长城北线，而后攻破蓟镇，宣镇长城防线，从而彻底将华北动脉打通。

而张学良的低能表演还远未结束，在山海关战事告罄之后，2月17日，日本向热河发动强攻，张学良以4个军的兵力驻防在叶柏寿(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而日本则以2个师，一个混成旅结合一部分伪军为主要战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热河守军兵败如山倒，到了3月4日，日本既夺取上述所有地区，甚至还将热河省城承德拿下。如果像山海关一样兵力处于明显劣势倒也罢了，但而今似乎并非如此，但溃败却一如既往，仿佛中了东三省陷落的魔咒一般。小张组织的防线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从东三省退到热河，如今热河也成了日本地盘。

从东三省到热河，我们的小张给我们淋漓尽致的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庸才到底能把一个国家祸害到什么地步。东三省一事事出突然，小张探不清虚实倒也罢了，但是热河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小张居然半月有余再次输了个灰头土脸，更可气的是，日本的主要武装仅为两师一旅，并不是雄兵百万。一而再再而三的败退是因为日本人实在太过强大吗？至少我是没看到日本投入的战力已到了无法抵御的地步。说到底，还是因为小张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抵抗意志，他压根就没想将老本拿出来跟日本拼个干净，到了此等地步，小张还在考虑如何的保存实力，我感到诧异的是，小张苦苦保存实力为的是什么？地盘都可以随随便便送人，为什么那点子军队就不肯拿出来拼一把？我们的所谓爱国将军就是这等货色？

日本人随便拿出点兵力，飞机稍微一炸，大炮稍微一轰，热河的守军便抵抗不住，将钱银琐碎丢了个干净——以热河都统汤玉麟为最，居然战事未启，所部便星散而逃，汤玉麟更是不发一枪便仓皇逃命，如今想来也甚觉耻辱。不过热河是小张的地盘，上梁不正下梁歪，主子临阵脱逃，又奈何奴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小张把兵力放在了长城线一带，热河是战略放弃，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难道日本军队真多到必须放弃热河的地步吗？如果日本来势凶猛，用空间换时间，有取有舍自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日本的进攻甚至都只能称为刺探，因为他们投入的兵力甚至一个军都没到，但是既便如此，小张同志也不愿意在热河多费唇舌，似乎在他眼里，国土就是那想扔便扔的东西。所谓国土，本就是寸土必争，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就当抱有如此态度，但是小张可曾有此考虑？

让我们言归正传，长城抗战分为两个阶段，自3月初热河沦陷之后到3月底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4月初到《塘沽协定》签署。在第一阶段中，我军与日本在冷口、滦东、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来回拉锯，有些阵地甚至一度易手十余次，战事惨烈尤以第二十九军的喜峰口之战为最。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此部为冯玉祥西北军旧属，极是血性，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便发表“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通电，此后厉兵秣马以求雪耻，由于二十九军装备较差，宋哲元却为每人配一把大刀，人称大刀军。大刀军与日本的喜峰口一战，大长国人士气，二十九军与日军第14混成旅展开肉搏战，曾以500人组成敢死队秘密潜入日军阵营展开搏杀，最终480人殉国，并且，不论日军发动多少次强攻，炮火有多猛烈，二十九军始终力战不退。最终二十九军与敌第14混成旅苦战7天7夜，顶住无数次强攻，最终也未让日军占到任何便宜。

日军与我军在各隘口激战一个月，终未能有所进益，关东军指挥官武藤信义自然不愿就此罢手，于4月初再次对长城各隘口发动猛攻。我军依然死战不退，在第一阶段的各阵地上顽强抵抗，日本虽然屡次占得先机，但终未能击溃我军。此次战事以古北口一带战事最为激烈，古北口在第一阶段几次易手之后于3月13日形成对峙之势，4月下旬，日军出动优势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古北口守军发动强袭，我军寸土必争，虽在敌军优势火力之下屡战屡退，但从未轻易放弃任何一片国土，最终守军于此坚守70天，伤亡万余人，实属可歌可泣。

长城守军激战正酣，关东军终于在中国碰上了钉子，于此同时，民国另一要人却蠢蠢欲动，此人即是冯玉祥，而他原本部队散落，此时又能在此情势下做些什么呢？

1.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常驻党内核心机构.
2.他说的四个军里有着大量的中共身份的党代表和指挥官手握实权.叶挺团只是有着中共背景的战斗团队之一,因为他们成功举事了,大加宣传也是理所应当的.(还记得一军清党吧,对中共而言事出突然,被老蒋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共居然两次被同一块石头拌倒)
3.官方一直宣传蒋背叛革命,自己是四一二的受害者.如果官方再告诉大家,其实四一二时我们手握四个军对蒋桂两个军,也准备对国民党动手,那P民们会是什么反应?
4.当时的中共确实不成熟,凡事都听老毛子的,不具备快速反应能力.
当然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历史也是胜利者写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更相信作为当事人的包惠僧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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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我更多参考的是张国焘的回忆录，当时他是陈独秀中央的核心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包惠僧所说的这些，因此我认为这件事只是一些中共的激进派在讨论，而并没有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如果是政治局正式讨论，张国焘不可能只字未提。一军是老蒋的嫡系武装，清党的顺利自然可以想见，但是真如包惠僧所说，有四个军中共产党员拥有实权，我很难想像大规模清共的过程中不发生哗变，既然中共当时都谈到了此事，为什么别人清党了，那些实权的中共党员却还任人宰割？因此，我认为包惠僧的说法疑点很多，不足采信。

死灰复燃

说到此次冯玉祥的复出，我们就需得提到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稍有提及。在老蒋多次对鄂豫皖的围剿中，此人显得比较另类，他本被老蒋派去清剿鄂豫皖，但却丝毫没有战意，甚至还想和中共媾和，而此人便是吉鸿昌。

吉鸿昌大名鼎鼎，关于他在美国游历期间举着“我是中国人”牌子的逸谈曾被教科书当成了爱国典型，此事真假暂且不论，但至少我们能看出吉鸿昌其人的豪气。吉鸿昌也是贫苦出身，早年从军，一直是冯玉祥的心腹爱将，大家都知道，冯玉祥为人虽不咋地，但是治军严明却是民国典范，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吉鸿昌便是一个英勇善战能打硬仗的角色。吉鸿昌自从军之日起便在冯玉祥部队里，从一名小卒干到了师长，可以说，冯玉祥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他和冯玉祥势必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冯玉祥如今失势。

在中原大战中，吉鸿昌自然是被老冯调上前线讨蒋了，但是到后来阎锡山半路退缩，老冯形势也就急转直下，待到小张率东北军入关，西北军败局已定，吉鸿昌就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老蒋的改编。吉鸿昌此举也是无奈，因为头脑发热抵抗到底到最后也没啥好果子吃，还不如暂且屈身侍蒋，以图进取。吉鸿昌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作为冯玉祥的亲信嫡系，老蒋肯定不会待见他，但是如今冯玉祥混的比他这个部下还惨，他好歹还有支部队，而老冯干脆已经家徒四壁了，因此尽管他还是怀念老主子，但也是无可奈何。

而对于非嫡系武装，老蒋通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将其扔到某地去和中共火并，横竖谁输谁赢老蒋都能赚到便宜，而西北军曾经被拉去剿共的前有孙连仲，后则有他吉鸿昌。孙连仲是西北军要角，十三太保中的五虎上将之一，自然任务重一些，去中央苏区；而吉鸿昌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因此任务轻省一些，被安排到了鄂豫皖苏区。吉鸿昌岂不知老蒋鹬蚌相争的歹意？因此，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和红军较劲，刚到鄂豫皖，就开始琢磨着要跟张国焘媾和，但是我们也知道，张国焘当时还未在鄂豫皖站稳脚跟，吉鸿昌这个人深浅难测，因此，张国焘自然是谨慎的拒绝了。张国焘不搭理，吉鸿昌也不想打，不过吉鸿昌做得太明显，老蒋已经对他有了疑心——老蒋本来对杂牌就不是很放心。

老蒋一看吉鸿昌还反了天了，人家想造反都是被中共做了政治工作，而吉鸿昌居然是干脆直接就想反，而且还不惜热脸贴上冷屁股，反意那么坚决，岂能再用？于是，吉鸿昌就被老蒋解除了职务，然后出国考察去了。在美国游历的那段时间，吉鸿昌最著名的就是那段耳熟能详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典范本了，应该没人不知道吧？那我就不说了。吉鸿昌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痛感民族衰微所带来的耻辱，原本他便是个血性之人，因此才有了后来毁家报国的那一幕。

吉鸿昌在1932年初回国，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共——吉鸿昌本就是穷人出身，对我党好感由来已久，老蒋不待见他，中共对他还是欢迎的。当然了，中共对吉鸿昌如此重视，还在于他跟冯玉祥的不凡关系，冯玉祥虽然而今是头没了牙齿的老虎，但是毕竟声威犹在，那要振臂一呼，也是从者如云。中共对冯玉祥的希冀再次证明了政坛上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个道理，虽说冯玉祥曾经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抬了老蒋一把，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老冯与蒋介石已是形同水火，中共自然是用其能而舍其德了。吉鸿昌自加入中共之后，中共给他的任务一是召集旧部起事，此事未果；二是游说老主子复出，要借助冯玉祥的影响力拉出一支队伍来，在北方也开辟出一片天。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他的部队也大多被老蒋改编，因此即便他还对政治心存希冀，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次吉鸿昌奉中共之命前来游说，冯玉祥自然是有些心动，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冯玉祥虽有心东山再起，但一无地盘，二无军队，无所倚仗。不过，中共似乎早就有了计较，只待冯玉祥出山扯旗，之所以要选择冯玉祥，是因为只有冯玉祥的资历和声望才可能去整合那样一群武装。

中共为冯玉祥出山预备的武装主要有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的败退军队，察哈尔当地武装民团，蒙古族武装以及一些土匪武装，可以说成分相当复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大家想，要把这帮人捏合在一块，没点声势能行？我党当然是也想自立门户单干，但是中共内部并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能将这么一个杂烩拢一块，能干这活的必定是有过辉煌历史，至少是这些武装都听说过的人，想来想去，还就只有蛰居的冯玉祥符合这个条件。冯玉祥军龄长，早在北洋时期便已经威名远播，而在国民政府期间，冯玉祥一度也是二号人物，这等资历想要收服这帮子人还是比较有谱的。当然，这种事情还得是你情我愿，不能中共一厢情愿，毕竟人家冯玉祥跟中共的关系还是比较微妙，不过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有冯玉祥亲信吉鸿昌当说客，不愁本来就心里痒痒的冯玉祥不动心。

军队有了，名义也有了——不能说无缘无故就组建个武装啊，而这个名义则是抗日，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军火。这帮子军队说实话都是散落的杂牌，军火紧缺，而没有军火的军队还叫军队？不过不要紧，中共敢运作这事，一定有了全盘的规划，军火一事由苏联帮助解决。军队有了，军火有了，领头的也找着了，那还等什么，直接扯旗！于是在1933年5月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冯玉祥和吉鸿昌，方振武（同为冯玉祥旧部）集合了我们上述的几股力量，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啥叫死灰复燃？这就叫死灰复燃！老蒋一定对日本人恨到了牙齿根上，因为现如今只要拿个抗日的名义——自然我们不否认同盟军确实抗日，谁都可以不经中央允许组个军队，那中央还像个中央？老蒋也是郁闷，本来冯玉祥是三藩中被清理得最彻底的，但是现如今也要横插一杠子，拿着抗日的鸡毛当令箭，演了出东山再起的戏。更让老蒋难以忍受的是，他冯玉祥居然此次跟中共和苏联搅在了一块，要说地方武装到处都是，老蒋也那么多闲心去管，你们组织抗日就抗日了，但是一跟中共和苏联搅到一起，味道就变了。

我们知道，苏联和日本一直都在竞争东三省，而且是从满清搞到现在，虽然沙俄换了个名字，但是本质是不会变的，现如今关东军轻松拿下东三省，横是就没苏联啥事了，这让苏联怎么忍？自从日俄之战失败之后，俄国便一直在东三省问题上处于下风，尤其是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之后，俄国更是在东北饱受打压。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日本对东三省的觊觎，但其实，俄国包括苏联也同样对东三省念念不忘，区别在于日本更直接，而苏联伪装的好一些，比较委婉，但不管日本这头恶狼，还是苏联这头笨熊，都对东三省心存幻想。关东军进占东三省，彻底打破了北方的战略平衡，苏联已经不是失势，而是感受到现实威胁了，大家想，一个人本来看上了邻居家的家财，但是最近邻居家被一个强盗给占了，而这个强盗呢，还看着他家流着口水，那这个人会是什么反应？所以说，苏联为什么要资助盟军，道理就在这，即便盟军玩不过日本，反正也不让消停。

而老蒋面对这个形势头都大了，日本，苏联，中共，冯玉祥，乱七八糟和在了一起，大家想，老蒋还会对这个盟军有啥好脸子？老蒋现在需要一个平稳的局面，而盟军呢，将局面搅得越发混乱，谁碰上这事不头疼呢？但是头疼也得拿出个解决方案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怎么解决，老蒋都得不了好。

乱上加乱

冯玉祥复出，让本就混乱的北方局势乱上加乱，本来日本人就在长城沿线跟我军战的火热，老蒋也是焦头烂额，现如今冯玉祥出山拉了一支军队想来凑热闹，这是雪中送炭吗？至少在老蒋看来，冯玉祥此举与添乱无异，因为老蒋愿意长城抗战，其目的不是为了战，而是为了和。但是眼看着老蒋就要跟日本达成和议了，冯玉祥又打出了抗日的旗号，而且还付诸行动，这不是拆老蒋的台？

老蒋对日本的态度历来为人所诟病，自打济南事变开始，老蒋便是一再忍让，虽说东三省的丢失与他关系不大，但其后的淞沪抗战，如今的长城抗战，都是打得正要命的时候，老蒋却要跟日本讲和，就如同当年满清时期的中法之战，虽胜而犹败。那么，蒋介石是畏惧日本，不敢与战，还是另有隐情呢？必须承认，蒋介石在担任民国领袖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局面最复杂的一段时期，而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才让老蒋的很多选择显得很难理解。

要理解老蒋的举动，我们就必须明白他现在的处境。老蒋是民国的领袖，但是他这个领袖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因为他从来没有控制过全局，打从一开始，他就只是民国诸雄中最强的一股力量，一个藩镇割据，山头林立的国家，又怎么会有一个强势的领袖？很多人常说老蒋搞独裁，事实上，老蒋即便真有独裁之心，他也没有独裁之能，历史上曾经有过像老蒋这样弱势的独裁者吗——一个只在区区数省拥有话语权的独裁者？

我们重新盘点一下如今民国的山头情况：李宗仁控制广西，基本已是半独立姿态；陈济棠号称南天王，广东一省甚至是反蒋大本营；湖南的何键同样不是老蒋嫡属旧臣，先从唐生智，后从李宗仁，最后投效老蒋，我们又能指望他对老蒋言听计从？而在北方，东三省原属张奉，如今被小张送给了日本；阎锡山从容复出，坐镇晋绥，遥制平津；而冯玉祥虽旧部散落，但其原有地盘如甘陕豫一带老蒋控制力仍极为有限；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那些非主流的地方势力，比如我们许久都没有提到的那些西南军阀，四川的刘湘、杨森；贵州甚至我都不知道该列出哪个代表人物，因为人来人选，老大换了一茬又一茬；还有以前唐继尧主宰的云南，可怜唐继尧在1927年以44岁之龄英年早逝，他是被兵谏之后抑郁而终，死后云南更是一桶糨糊；而至于说那些少数民族地区，老蒋更是力不能及。

但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都还不算是老蒋的心腹之患，真正让老蒋头疼不已的是在各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搞割据、建政权的中共。以上我说的那些人还都是军阀，除了少数如李宗仁等辈，其他人虽谈不上对老蒋俯首帖耳，最起码还能阳奉阴违——表面上还是服从的；但是中共不一样，表面上就跟他水火不容。其实要说中共的真正实力也不见得有多强，甚至还比不上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但是老蒋之所以对中共如此看重，自然不是担心中共的即战力，而是潜力。

我们说，老蒋的政治眼光相当毒辣，他的判断基本没出过错，他把谁看低，那人就肯定不行，但他要把谁看高，那人就肯定差不了。比如说北伐刚结束那段，他觉得三藩中就桂系有能耐，其实说实话，桂系基础最差，看着地盘不少，其实都是泡沫，但老蒋为什么认为桂系比实力强劲的冯玉祥抑或是根深蒂固的阎锡山更可怕？因为他看到了桂系与其他两藩的不同之处，桂系是个有韧劲，够团结的派系，最关键的是，李宗仁是个有雄心争衡天下的人。因此老蒋看的是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而不是现有威胁——西北军虽强，但冯玉祥控制不力，晋系虽稳，但终究只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

中共能入了老蒋的法眼，原因同样是其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大家想，为什么清末乱子不少，就太平天国能成气候？因为太平的政治纲领太具诱惑性，均田啊，大家想想，那帮农民兄弟活一辈子图啥？不就是这几亩地吗？而如今中共更进一步，把纸面上的分田落到了实处，大家想啊，中国人数最多的群体是什么？是农民。那么农民中人数最多的是什么？是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党搞土地革命，搞均田，在农村搞阶级斗争，谁得到了好处？当然还是贫下中农。因此，一个在中国能得到占八成以上人口的贫下中农支持的政党难道还不够老蒋头疼？老蒋为什么在中央苏区搞了那么多次的围剿都没成？原因是中共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对中共不闻不问，其实力增长堪比癌细胞扩散速度，对于老蒋的国民政府，中共就是其肌体中的癌细胞，不趁早期割除，等到晚期，还能来得及？

在民国，老蒋代表是精英集团的改良派，而中共则是彻底激进的社会革命派，但是，民国是乱世，老百姓穷的叮当烂响，尤其是那些贫下中农，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饱饭，大家说，是老蒋的改良吸引力大还是中共的革命吸引力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对于农民来讲，不就是置上几亩良田，讨个媳妇，生几个娃，然后凑合过一辈子？老蒋手底下那帮留学生英语说得很溜，对经济学也貌似挺懂，但他们压根就不明白中国老百姓要的是什么。这帮精英能比毛泽东还明白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能比毛泽东还明白，中国革命的伟力实际是蕴含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或者直接点，在贫下中农里？

正因为中共的这种特性和魔力，才让老蒋对于这股力量始终感到胆颤心惊，老蒋恨不得晚上做梦也逃不开中共这点事，虽然现在中共还不行，但如果对其不闻不问，这点星星之火还真就可以燎原。因此老蒋才会说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话，因为老蒋怕啊，老蒋生怕中共这个于他而言的毒瘤滋生开来，最后要了他的命。因此，在把中共干掉之前，老蒋总是寝食难安，因此才会对日本的进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他不是不想攘外，而是他必须安内，历史证明，老蒋一语成谶，最终老蒋没有能在安内之后再攘外，所以中共要了他的命。

所以说，为什么老蒋不愿意跟日本继续纠缠，而是要麻溜的跟日本达成停战协议，原因就在这里，老蒋是想先安抚住日本，等他先搞定中共的事，然后再安心跟日本玩。于是，老蒋即便吃点亏也要去跟日本人谈，虽然在5月31日达成的《塘沽协定》（具体内容请百度）中可以说中方亏吃得大了点，将华北暴露在了日本的炮口之下，但是不付出点代价，日本岂可善罢甘休，老蒋岂能腾出手来剿共？当年康熙跟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同样丧权辱国，割地一堆，但是康熙之所以不愿跟沙俄继续耗，原因在于他认为准葛尔部的葛尔丹比沙俄威胁大。其实两件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得到的评价却迥然相异，原因在哪，相信无需我再多言了。但是老蒋刚刚上赶着签完和议，冯玉祥却在察哈尔跟日本干了起来，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大家想，老蒋还能给冯玉祥啥好脸子？

因此察哈尔盟军虽然抱有拳拳爱国之心，却被老蒋兜头一盆冷水浇灭了心中火焰，冯玉祥在老蒋的督促下宣布辞职，苏联也在各方压力下停止向盟军提供武器，而吉鸿昌则最终被捕，不幸遇难。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日在老蒋与日本和谈之日起便已基本结束，而待到察哈尔盟军的解散，则正式曲终人散。

长城抗日是继一二九淞沪之战后又一次壮烈的抗战，很多中国将士血染城墙，魂断长城，但是毕竟向关东军证明，中国人并不都是孬种，以后每进一步，日本都将付出代价。但是如此壮烈，最后结局却更显苍凉，面对日本如此强敌，国共双方谁都不愿意让步，老蒋一心剿共，中共一心割据，谁对或是谁错呢？其实，双方都没有错，错的只是这个时代，中国历史上逐鹿中原，群雄纷起的时代并不单是民国一时，只不过不幸的是，中国人在内乱的时候赶上了外敌的入侵。
读史以察今，为什么我们要稳定？因为内乱，内斗，不管谁输谁赢，中国百姓都是最终的输家。

老百姓想要什么就能给什么吗？老蒋是执政者，中共当时是造反者，造反的能够提出一些有诱惑力的口号，根本不必考虑能否实现，就比如“共产主义”。分地也是一样的，中共执政以后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和农业集体化，根本没有履行承诺，不过那时候中共已经君临天下，没人再去较真了。其实当时中国的田价很低，而土地也没有那么集中，而且中共造反的根据地都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的地区，而是一些穷乡僻壤，能有多少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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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是如果在民国解决不好农民问题，那统治就始终存在阴影，而且说实话，国民党当年确实也并没有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说的平均地权成了一句空话，反过头被中共当成了令箭。至于中共的根据地，老实说，越是穷的地方，其实资源集中可能就越厉害，所谓土财主土财主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山西吧，煤老板赚死，底下人穷死，就这个道理。

全力出击

九一八之后的三角戏到现在已经是渐入佳境，日本人在中国吆五喝三，拿下了东北之后得势不让人，先是海军不服陆军，在上海干了一架，然后是关东军料理完东北之后，继续出击外线，可以说，民族危机越加深重。此时老蒋的表现呢？倒是颇有些古风，学会了忍字经，任凭日本再三挑衅，我自岿然不动，打得差不多就讲和，但是忍字心上一把刀，忍让示弱不等于怯懦，韬晦的核心在于反击。老蒋的战略已经很明确了，先除内忧，后平外患，因此，日本人逼得越紧，中共所受到的老蒋的压力就越大。

让日本人这么欺负，老蒋心中自然是有些不快的，毕竟哪个国家的老大愿意自己国家成天被人蹂躏，蹂躏完了还索赔？天下没有天生的奴才，只有被威势压迫出来的奴才。因此，在此局面下，老蒋更是要完成既定方针，将中共尽快肃清，然后方能腾出手来跟日本人好好见个高低，老蒋被日本压迫的越深，中共面对的对手就越是狰狞可怖。这跟男人在外面受气了回来跟老婆孩子撒气还不一样，在老蒋看来，中共这个内助可一点都不贤，这是先清理门户，再寻求反击。

因此，老蒋此次围剿中共跟以往相比又有了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从量变转到了质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蒋虽然在前几次围剿中也投入了不少，也想要一举击溃中共，但是那几次老蒋都是纯军事打击，就想着跟中共主力决战，这次的区别就是老蒋终于明白光靠军事是难以击垮看似是一群泥腿子的红军的，因此，军事和政治经济要齐头并进。其实早在老蒋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时已经见到了这个策略的雏形，但是可能是老蒋在鄂豫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跑到江西又回到了老路，还是接着玩孤军深入寻求决战的老招数，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周恩来借此战一举成名啊。但是此次老蒋看来真是下了狠心，不除中共誓不罢休，开始玩起了经济封锁，坚壁清野的堡垒站，通过一路主攻，几路策应，徐徐推进，稳扎稳打的方式，逐步缩小包围圈，最终困死我党。

有些人是越是发狠的时候越急躁，也有些人越是发狠的时候越耐心，那些在想发力的时候心浮气躁的基本都是些庸才，普通人大抵如此，都是被惹急了之后拿着刀上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路数，但老蒋是高人，所以被惹急之后反而冷静了。老蒋仔细分析了前几次围剿的教训，觉得之所以不能完全肃清红军，就是因为他太急躁，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一棍子将中共打死，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很容易时间一久，气就泄了。曹刿论战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意思就是一开始用力过猛，就容易出现持久力不够的毛病。所以红军早就有了成熟的方案，就是避其锋芒，抻着你，不跟你打，让你到后来一股气都泄了，我再出击，那就是四指捏田螺，十拿九稳了。

打仗可能大家都没见过，也没什么形象认识，但是体育比赛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我举两个这方面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避其锋芒的问题。第一个例子是拳王阿里职业生涯的代表作，跟福尔曼的一场比赛，阿里在此战中将避其锋芒而后反击的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一开始福尔曼疯狂进攻，好像是打得阿里毫无还手之力，阿里则不急不躁，先主动示弱，等到福尔曼打不动了，阿里一拳KO。如果大家对阿里这么年代久远的人物不熟悉，我再举个足球的例子——1994年欧洲冠军杯决赛，AC米兰对巴塞罗那。那时候双方教练分别是卡佩罗和克鲁伊夫，球迷朋友对这两人都不会陌生，当时克鲁伊夫的巴萨号称梦之队，一个赛季联赛进球103个，攻击力之强悍令人胆寒，而当时的米兰则已经是后三剑客时代了，联赛中靠着马萨罗的一比零主义活着。最终的比赛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米兰干净利落的以4：0完胜，看这个比分，大家可能会以为米兰是狂攻战术，其实不然，米兰正是立足防守，然后寻求反击，结果巴萨的进攻雷声大雨点小，反而米兰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最后就变成了那么个让专家们泪流满面的比分。

体育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很多策略跟打仗是一样一样的，强弱之势往往就取决于那点气势。国共交战相当于强队跟弱队在踢球，弱队知道自己是啥分量，上来就摆了个铁桶阵，让你随便攻，结果强队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线开火，甚至两个边后卫全都插上了，结果攻了半天一无所获，强队越攻越急躁，弱队越守越自信，到最后，弱队冷不丁的来了次反击，然后实现爆冷。当时国民党前几次围剿就相当于猛攻的强队，结果老也攻不下来，中共就是那支弱队，守的挺稳健，也不贸然进攻，等到国民党三板斧一过，共产党随便一次反击，冷门就出现了。我是个球迷，看球多年，拿国共的前几次交锋出现的场景跟体育比赛一对照，发现其实还就是那么回事，完全就是一码事。

因此，老蒋不能总跳进一个陷阱了，这次的老蒋大概也将《曾胡兵法》仔细琢磨了一番，大家都知道，老蒋最欣赏曾国藩，那当年曾国藩是怎么搞定太平军的？简单来说，六字诀，结硬寨，打呆仗。就是说不急忙就跟太平军决战，而是稳步前进，打有把握之仗，积小胜为大胜，每攻下一处就建筑防守工事，不让太平军有逆袭机会，充分利用朝廷军相对于太平军的经济优势，打持久战、消耗战。我们在上文也说过，强者要击垮弱者，最把稳的方式就是慢慢耗，拼内力，不给弱者可趁之机，才是强者取胜的关键。

因此，当老蒋下了狠心要置中共于死地之后，就想出了这么个策略，学习当年曾国藩打太平军的路数，充分发挥堡垒站，封锁交通线，切断苏区与外界的联系，那么本来就是穷山僻壤的苏区还有啥可怕的？大家想，一只小白鼠要是被罩在一个玻璃杯下，然后一点一点将空气抽干，那这只小白鼠还有什么活路？被磨死比被打死更让人绝望，因为真刀真枪干，好歹还有点希望，但是慢慢磨，那就真的是让人窒息了。中共不怕国民党军队三下五除二的上来就生兑，怕的就是国民党放下身段，改狂攻流为猥琐流。

老蒋此次出动了近100万兵力，雇了好些洋顾问，还开办了个围剿的军官培训班，意图将该战略贯彻到参与围剿的每个人心里，仅从这些前期准备而言，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出老蒋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围剿部队分为三路，北路军由国民党八大金刚之一顾祝同统领，担任主攻任务；西部军由何应钦统领，扼守苏区西部，在围剿湘赣、湘鄂赣以及闽浙赣边界红军的同时，防止红军从赣江以西和赣东北突围；而南路军由陈济棠指挥，主要是扼守南路，防止红军向此方向突围。在担当主攻的北路军中也分为三路，其中第一和第二路负责从两翼策应，而由第三路军的陈诚部负责主攻，到广昌一带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明白了老蒋的围剿部署，我们就能形象的知道红军的处境了，红军就像是被关在屋子里的蝴蝶，总想飞出这个屋子，但总是不断碰壁。国民党撒下了天罗地网，我党几乎被关进了一个慢慢被抽干空气的铁屋，这样一种态势也是苏区建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老蒋此次倾尽全力，试图一战而定乾坤，所以将老本全都赌上，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而我党毕竟还是弱势，怎堪老蒋如此对待？

老蒋大兵压境，摆出了决战的姿态，按说我党即便不畏惧至少也该十二分的警惕了，但是当时在苏区掌权的米夫派次角博古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老蒋来的正好，我也正欲决战，大家都别拖了，拼个死活吧！所以我说，领导最忌讳让愤青当，博古这个愤青会将我党带向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