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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一气之下，这位衡州刺史果断决定发动叛乱，既然位置轮不到自己坐，那就只好动手抢了。

建隆三年十月，就在周行逢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张文表就动手了。

张文表很愤怒，后果却很不严重，因为这位仁兄手底下根本就没有多少像样的兵力。为了争取造反成功，他劫持了一支途径自己地盘的官方部队，逼着人家跟着自己造反。他率领这支“俘虏”部队假装成奔丧的队伍，直接杀向了湖南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

时任行军司马的廖简正好镇守潭州，他一向看不起张文表，得知对方带兵冲过来的消息之后，居然不做丝毫防备，依然只顾饮酒作乐，喝得烂醉如泥。

张文表早就对抢了自己行军司马位置的廖简十分不满，他以自己并不高明的手段，轻松率军入城，把正在喝酒的廖简逮了个正着，然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把廖简送去地下和原老板周行逢团聚了。

张文表叛乱的消息传到湖南政权的治所朗州（今湖南常德），年纪轻轻的周保权禁不住大惊失色，不过还好这一切都在自己英明的老爹预料之中，倒也用不着太过手足无措，他严格遵循父亲的临终教诲，派出大将杨师璠率军讨伐叛军。

或许出于双保险的稳妥考虑，他没有像父亲叮嘱的那样，等到杨师璠搞不定张文表的时候再归顺朝廷，而是同时派出使者赶赴汴京向大宋朝廷求援。

收到湖南周氏政权求援信号，赵匡胤喜出望外，自己正发愁没有出兵的理由，这机会就自己送上门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出师良机，一定不能错过。

赵匡胤马上派使者奉诏宣谕张文表，强烈谴责其不忠不义之行为，同时命令距离湖南最近的荆南政权发兵救援周保权，但这些招数都只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表面功夫，他真正的意图不是帮助对方平定内乱，你们内部乱成什么样子都不管我的事情，而是要借这个机会出师，收复整个荆湖地区。

赵匡胤的计划是以平定叛乱为名，发兵湖南，而大军南下必定要途径荆南，到时候来个顺手牵羊，灭了荆南是轻而易举。

这招三十六计之一的假道伐虢，并不是赵匡胤的原创，春秋时期的晋献公才是此计的始作俑者，不过当时的晋国是先借虞国的道灭了远处的虢国，回师途中才顺便搞定了虢国，赵匡胤则准备来一个逆向思维，先收了荆南再去湖南。

乾德元年（公元961年）正月，赵匡胤任命山南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发十州兵马会集襄州（今湖北襄阳），准备大张旗鼓地讨伐张文表，而发兵之前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向荆南借道。

此时荆南政权的老板是年轻的高继冲，当大宋的使者，时任阁门使的丁德裕前来转达朝廷旨意，准备借道荆南并且要求提供粮草犒劳朝廷军队时，这位年轻老板一时没了主意，后来在幕僚们的参谋支持下，他给了朝廷使者这样的答复：粮草可以提供，路不能借，至于理由是担心百姓见了大军入境会恐惧不安，影响社会稳定。

丁德裕带着高继冲的答复向李处耘进行了汇报，李处耘当然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谁稀罕你的粮草犒军，你这是摆明了不给我大宋面子啊！但皇帝交代的任务怎敢轻易放弃，于是他再次派丁德裕去给高继冲施加压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继冲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没敢再一口回绝，但时任荆南兵马副使的李景威却力主武力抗拒宋军借道，还自告奋勇，要求带兵去袭击宋军，把对方赶跑，然后再出兵帮助平定张文表叛乱，这样一来既又完成了朝廷交给的平叛任务， 又坚决拒绝了朝廷的无理请求，想必大宋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算是一个保境自安，两全其美的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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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威同志的出发点是忠诚的，从理论上来讲也似乎可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因为就算你能侥幸伏击宋军，平定张文表叛乱，大宋也绝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一个小小的荆南乘大宋不备狠狠捣对方几拳，然后再送给对方一点小礼物，就想让人家息事宁人，李景威还真把自己当“学校霸王”，把大宋和赵匡胤当成幼儿园小朋友了。

如果高继冲真的按他这么做，换来的必定是大举报复，到时候不但荆南政权难保，老百姓也会遭遇战火之灾。

所幸的是，荆南还是有明白人的，节度判官孙光宪就是其中之一。

大宋假道伐虢的意图，只要读过书的人都能看出来，孙光宪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他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对形势的认识也更加现实和深刻，他力劝高继冲说：大宋受命以来，有统一天下之志，非我等所能抗拒，与其与大宋为敌，致生灵涂炭，还不如顺应天命，归赴朝廷，您还能保全富贵。

孙光宪的一番见解显然要比李景威现实得多，也要高明得多，年轻的高继冲权衡再三，终于下定决心采纳了孙光宪的意见。既然事不可为，还不如顺势而为，这一点他要比那位头脑发热的李景威清醒得多。

李景威的脾气十分古怪偏激，估计是练过大力鹰爪功之类的硬功夫，见到自己的意见未获采纳，气急败坏之下，竟然反手猛掐自己的咽喉，导致喉骨碎裂而死，自杀状况之惨烈，手上功夫之深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后来那些经常以勇武自居，动辄割腹自杀的日本武士们也望尘莫及。

二月初九，高继冲派出自己的亲信大臣衙内指挥使梁延嗣、自己的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到荆门（今湖北荆门）犒劳大宋的军队。

两位使者受到了宋军主帅的热情招待，晚上慕容延钊还大摆筵席，带病坚持请两位客人吃饭喝酒。梁延嗣和高保寅被对方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了，人家堂堂大宋军队主帅，身居高位却对自己礼遇有加，甚至带病出席宴席，真不愧大国大将风度，两颗紧张莫测的心总算是放松了下来，双方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你来我往，酒宴气氛十分融洽。

沉醉在宴饮气氛中的梁延嗣和高保寅二人并没有注意到，宋军的二把手李处耘并没有参加这场酒宴，这隆冬腊月的晚上又不打仗，不过来参加酒宴，他还能跑到哪里去呢？

让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李处耘还真是打仗去了，他和慕容延钊早就提前设下了这场“荆门宴”，慕容延钊负责陪酒，拖住荆南的两位使者，李处耘自己却率领数千精锐骑兵，星夜疾驰，向南平首府江陵一路挺进。

荆门距离江陵不足百里，听到宋军突然驾到，高继冲十分惶恐，亲自到城北十五里处迎接。他本来已经得到叔父的报告说是一切正常，正在城中等着梁延嗣和高保寅返回，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宋军先到的消息，莫非两位亲信大臣已经被大宋扣押为人质，甚至为国捐躯了？

高继冲的担心很快就打消了，宋军主帅李处耘十分客气地向他施礼，对借道之事表示了感谢，还告诉他我们的主帅和贵方两位使者就在后面不远处，随后便到，麻烦您再等一会。

高继冲不敢违命，只好乖乖在城外等候，而李处耘却毫不客气的率军冲进了江陵城。

等高继冲接到了慕容延钊和自己的两位使者，一起返回江陵时，却惊奇地发现大宋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江陵城内的各处要地，布满大街小巷，江陵城已经不是他高氏的地盘了。

高继冲不是没有料想过失去江陵的结局，却没有料想到失去的过程如此迅速，事已至此，木已成舟，高继冲没有了任何选择，只好乖乖奉表归宋，献上荆南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版籍，割据五十余载的荆南之地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回归中原王朝。

第四十四章 完【下次更新】第四十四章 食人恶魔

【更新】 第四十四章 食人恶魔

占领江陵之后，李处耘也不停歇，自己的使命刚刚完成了一半，还不到休息的时候，他立刻整顿部队，准备乘胜进攻湖南，平定张文表叛乱。

大军刚刚齐集完毕，正准备发兵之时，前方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张文表叛乱平定了。

这可是一个意外之外的消息。在此之前，荆湖地区的形势始终都在赵匡胤的掌握之中，他对形势的判断也都算无遗策，但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是出乎赵匡胤意料之外的，那就是他高估了张文表的战斗力，或者说低估了湖南周氏政权的实力。

周保权在请求朝廷援助时，并没有放弃自力更生的努力。张文表本身实力有限，连造反的兵力都是临时打劫拼凑来的，之所以能轻松占领潭州，主要是拜那位瞧不起人的廖简太过自负所赐，当遇到真正的实力派将领兴师讨伐时，张文表就显出了自己的三脚猫功夫，杨师璠没费多大劲儿就活捉了这位反贼，还找了个借口把张文表就地处决，这位造反未遂的张文表死状极惨，据说连身上的肉都被手下士兵吞噬殆尽。

这件事情的发生确实出乎预料之外，本来冠冕堂皇帮助湖南平定叛乱的正义之师，一下子没了出师的理由，实在让人沮丧万分，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军已经集结，断没有弃师不进之理，李处耘不再犹豫，率领大军迅速向朗州进发。

周保权刚刚收获了平定张文表叛乱的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又收到了宋军大举南下的坏消息，这位年幼的少主赶紧召来观察判官李观象一起谋划对策。

这位李观象到底是不是天文学家，会不会夜观天象我不知道，但他对目前形势的观察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他告诉周保权宋军出师打的是帮助咱们平叛的旗号，现在张文表已经被咱们自己解决了，对方没了进军的理由，却依然不肯班师，坚持发兵，这明摆着是冲着咱们这块地盘而来，恐怕是不达目的誓不摆休，而今荆南已经归附朝廷，唇亡齿寒，朗州之地恐怕也难以保全啊！

被李观象这么一说，周保权更害怕了，他年龄还小，不太明白天下大势，但还是知道目前形势很危急，情况很糟糕，自己很害怕，不知道如何应对，还好李观象接着又给他指出了解决当前形势的一条出路：放弃抵抗，主动归顺朝廷，方能保长久富贵。

李观象的这番言语主张与荆南那位孙光宪十分相似，对形势的分析也很到位，应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如果周保权也像高继冲一样采纳这一意见，那这将又是一个兵不血刃的战例，对大宋和湖南百姓而言都不失为“双赢”的选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战争面前，只要有主降的，就一定有主战的，湖南也不例外。

荆南有少主高继冲，湖南有幼主周保权，荆南有主降派代表孙光宪，湖南也有主降派代表李观象，荆南有主战派将领李景威，湖南也有主战派将领，名字叫张从富。

张从富，时任指挥使，他坚决反对以李观象为代表的投降分子们不战而降的悲观论调，表示自己一定会奋力死战，抵抗到底。

这位仁兄说干就干，他不但拒绝了慕容延钊派来的使者丁德裕，还下令把辖区内的桥梁全部拆除损毁，把所有船舶，不论是战舰还是民船，统统都给沉掉，然后伐倒树木堵塞所有通往朗州的道路，摆出了一副顽抗到底的姿态。

赵匡胤听说周保权不肯归降，十分恼火，立刻派使者前往朗州，晓谕周保权及其部将，表达了严厉的谴责和质问：你等本是主动向我大宋请兵救援，协助平定内乱，现在造反首恶张文表伏诛，这都是我大宋军队的功劳，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感恩图报，反而拒我王师，这不是想开启战端、自取生命涂炭之局，连累湖南广大无辜百姓吗？

虽然赵匡胤一向讲究师出有名，这道谕旨表面上也是慷慨激昂，措辞强硬，但从内容和逻辑上来讲完全是强词夺理，甚至有些强盗逻辑。既然你来求我帮助平叛，那叛乱平定之后你的国土就得归我，哪怕是你独立自主地搞定了张文表，那也是我大宋天威给你们的造化，功劳也得记到我大宋头上，所以你们必须要好好报答我，乖乖交上你们的国土和百姓。

事已至此，赵匡胤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借口，也只好耍起了无赖流氓的伎俩，准备直接动粗来解决问题。

收到最后通牒的周保权却并不买赵匡胤的账，在张从富等将领的怂恿下，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与大宋血战到底。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不肯回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赵匡胤向着南方，正式下达了武力进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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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延钊派遣战棹都监武怀节率领水军沿长江顺流而下，攻打岳州（今湖南岳阳），自己则和李处耘由陆路南下，直捣朗州（今湖南常德），宋军水陆两路军队很快与湖南军队发生遭遇。

事实证明，认真打的话，双方的实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水军方面，武怀节在三江口经过一番激战，大破湖南水军，斩首四千多级，缴获战船七百余艘，进而攻占了岳州，基本灭掉了湖南水军主力。

陆路方面，湖南军队更是不堪一击。乾德元年三月，李处耘率领前军在与湖南张从富部主力相遇，他准备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来个速战速决，但出人意料的是，还没等双方正式开打，对方就自己土崩瓦解，望风而逃了。

那位坚决的主战派首领张从富逃跑也十分坚决，眼见大势不妙，早就忘了自己当初的豪言壮语，一路狼狈鼠窜，跑回了朗州城。这位仁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主战的人未必敢战，敢战的人未必能战，能战的人未必能战胜。

这个道理将会在我们后来的历史故事中很多次地被证明，堪称军事学第一定律。

张从富在前面跑，李处耘则率军在后面追，一直追到一个叫敖山寨的地方，李处耘才停下了脚步。这个时候天色已晚，宋军虽然士气高涨，但也不是铁人，跑了半天也都累了饿了，应该开火做饭，想办法填饱大家的肚子了。

在宋军将士们开饭之前，我要友情提示一下，接下来的场景将十分血腥恐怖，请各位观众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另外，老年人、未成年人要在心理健康的成年人指导陪同下观看，以免造成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等疾病突然发作或者留下心理阴影。

为了给众将士改善伙食，李处耘从战俘中挑选了数十个膘肥体壮的人，全部杀死，然后当着其他俘虏的面，把活生生、血淋漓的人肉分给左右将士，让他们当下酒菜，至于清蒸还是水煮，是油炸还是红烧，史书没有记载，我也不知道具体吃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分到人肉的将士们并没有拒命，而是有滋有味、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各自的承包定额。

这是一幕让我至今仍感到心有余悸的场景。史书上不乏人吃人的记载，但像李处耘导演这一幕活生生的恐怖剧，在数千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类似的吃人肉故事，只有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中才能见到。比如那位开黑店的孙二娘，就是专门干这种营生，专挑肥壮的汉子剁成肉馅子或者做成人肉包子卖给过往客人，还有香港那部著名的恐怖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也是此类恐怖故事的翻版。

后两者虽然看似恐怖，毕竟都是文学影视作品，其中虚构成分居多，尤其电影虽有赤裸裸的“感官刺激”，但若论起心理震慑，跟李处耘导演的作品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人家李处耘导演拍的是实况纪录片，贵在真实生动，拍完之后还在充当观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年轻体壮的兄弟，命人在他们脸上刺了字，然后放回朗州。

李处耘并不是传说中的食人恶魔，对人肉也没有什么特殊嗜好，他之所以导演这出血腥恐怖剧，主要是为了震慑顽抗的敌军，从精神上彻底摧垮对方，从而重演兵不血刃，收复荆南的一幕，达到和平收复湖南的目的。

李处耘的这一心理战术确实成功了，那帮脸上刺字、死里逃生的俘虏逃回朗州城后，很快就扮演了流言传播者的角色，大肆渲染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经历，惊恐万状而又栩栩如生地描绘起那鲜血淋漓、恐怖万分的吃人场面，讲得绘声绘色，让人身临其境。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经过这些俘虏兼“间谍们”的广泛传播，一股“宋军恐惧症”很快在朗州城内蔓延开来。

这种食人魔的故事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本来就很有市场，加上是发生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说不定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搞得朗州城内军民大为恐惧，斗志全无。想来想去，大家干脆也别守城了，还是逃命要紧。

于是，不知道是谁带头在城内放起火来，然后有人趁乱打开了城门，大家仓惶逃命去了。

城内守军一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更不敢留了，也纷纷携家带口跟着逃到附近山谷中避难，等李处耘率领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朗州基本上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乾德元年三月初十，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朗州城池，张从富、周保权先后被擒获，主战派将领头头张从富被枭首示众，总算是履行了自己死守不降的诺言，也可以有脸见旧主于九泉之下了。

至此，湖南全境收复，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归入大宋版图，民九万七千二八二十八户成为大宋子民，整个荆湖地区终于落入赵匡胤手中，荆湖之战大功告成，“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事业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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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争过程中，强大的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尽取荆湖之地，统帅大军征讨的慕容延钊、李处耘自然当记首功。主帅慕容延钊抱病征战，鞠躬尽瘁，特命加官检校太尉，赵匡胤还亲自赐给他药物，希望能治愈他的病痛，但终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就在收复荆湖这年冬天，慕容延钊因病去世。

另一位功臣李处耘更为年轻，所立功劳实际上也高过慕容延钊，但他的命运却更让人唏嘘不已。

李处耘一向富有谋略，处事果决，在陈桥兵变之前就是赵匡胤的重要亲信之一，在陈桥兵变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受赵匡胤信任和器重。

朝廷平定李重进叛乱后，赵匡胤把镇抚扬州的重任交给了他，这位文武全才不负重望，勤于绥抚，治理政事，成绩斐然，深受扬州百姓爱戴，以至后来他奉召回京时，老百姓遮道挽留，数日不得成行。

荆湖之战开打前，李处耘已经升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官位仅次于担任赵普的枢密使之下。赵匡胤对他真可谓信任有加，大军出师之前，亲自向其面授方略，加上主帅慕容延钊患病，身体不便，李处耘名为监军，实际却行使着主帅的权力，这从两人在战争中的戏份多寡就可以看出来。

按理说，收复荆湖的功劳一大半应该记在李处耘头上，但他得到的却不是像慕容延钊一样的加官进爵，反而是降职处理，被贬为淄州刺史。

关于贬官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亲手炮制的食人事件太过血腥暴力，影响了大宋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才被赵匡胤怒加贬斥。

不可否认，吃人肉和杀战俘的政治影响确实极其恶劣，但相比起后来王全斌等人在后蜀犯下的过错实在是小事一桩，与历史上那些杀降动辄以数千数万甚至十万计的将领相比，更是九牛一毛，真正让赵匡胤在意的是李处耘的独断专行。

李处耘的武艺见识都十分惊人，或许是因为太过自负，加上自认为受皇帝宠信之恩，一心报答，在荆湖战役中，李处耘表现得十分专断，遇事也不征求别人意见，以监军身份行使主帅之权，完全不把名义上的主帅慕容延钊放在眼里，还有意无意地找慕容延钊的茬，时不时给他难堪，与慕容延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一度闹到了赵匡胤那里。

考验领导艺术的时刻到了。对赵匡胤来说，慕容延钊是宿旧大将，资历深厚，自己一向以兄礼事之，李处耘则是心腹亲信，文武全才，既是开国功臣，又有发展前途，手心手背都是肉，只处置其中一个，谁都会心里不服。

最后，赵匡胤处置的结果是赦免慕容延钊过错不予追究，李处耘贬为淄州刺史。

这个处置所透露出的信息是值得玩味的。李处耘固然有过，但并不是遭遇贬官待遇的主要原因。对于赵匡胤而言，杀俘虏也好，侵夺主帅之权，与主帅闹矛盾也罢，都是可以容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处耘这些行为并没有提前向他请示，事后也没有主动向他汇报解释，请求领导谅解。

事情做错了不要紧，只要事前经过领导同意，做错了也不为过；事情做对了，要是没经过领导许可，对了也不是功劳，这才是赵匡胤贬斥功臣李处耘的真正动机。

按照赵匡胤为人处世的风格，对李处耘的贬官处置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很类似于现代娱乐圈里经纪公司对旗下演员的“雪藏”，先给你个下马威，让你反省反省，也借以应付一下舆论，等过上几年，风头一过，再重新加以重用，来个东山再起也十分正常。
可惜的是，赵匡胤虽然有这个心思，李处耘却没有这个运气。或许是因为明明有功却被贬斥，心理上产生了抑郁，精神压力过大，三年后的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李处耘居然在淄州刺史任上郁郁而终，时年四十七岁。

这位宋初少见的杰出文武全才，本可成就一番功业，却因为霸气过于外露，葬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李处耘虽然英年早逝，他对大宋的贡献和影响并没有终结。或许是因为感觉对李处耘的处罚过重，赵匡胤也时常怀念起这位当年的拥立功臣，还跟这位故去的亲信结成了姻亲，作主替弟弟赵光义娶了李处耘的二女儿做妻子。后来赵光义做了皇帝，李处耘的女儿自然就成了皇后，也就是历史上的明德皇后。

这位明德皇后虽是女流之辈，却继承了其父的胆识，积极参与了太宗晚期的政治纠纷，还差点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

除了这个女儿，李处耘还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李继隆、次子李继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记，李继隆更是继承了其父的才能韬略，在后来辽宋两个超级大国的一系列战事中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赫然位居“北宋四大名将”之列。

【更新】第四十五章 天府之国

收复荆湖之地对大宋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政治角度而言，统一战争初战告捷，大宋上下一片欢欣鼓舞，军队士气高涨，赵匡胤的统治自然更加稳固。从经济角度来看，荆湖地区作为中部粮仓，可以为后续战争提供充分的粮草保障。

当然，荆湖地区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战略位置上。从军事角度分析，大宋攻取荆湖之举很像解放战争反攻阶段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入了南方诸政权的腹心之处，一下打开了局面。

现在，展现在赵匡胤面前的是南方三个最主要的对手，东面是南唐，西面是后蜀，南面是南汉，他要做的又是一道选择题，在这三个对手中选择一个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如果按照实力水平进行先后排序，大致应该是南唐高于后蜀，后蜀高于南汉，遵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南汉应该是大宋下一个进攻目标。

不过，赵匡胤并不是一个死板的考生，在做选择题的时候他采取了排除法，第一个就排除了南汉这个对手。

南汉远在岭南，属于边远落后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恶劣，要资源没资源，要位置没位置，也没多少升值潜力，而自己对这个对手也不太了解，不妨把它放在后面，现在他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对手——后蜀。

后蜀是由孟知祥创立的，这个政权之所以被称为后蜀，是因为它建立之前，四川这块地盘上还曾经存在一个前蜀政权。其实这两个政权的国号都是“蜀”，无所谓前后之说，只是后人为了称呼方便，不至于混淆二者，才对两个蜀国分别称前蜀、后蜀。

同样的道理，五代十国前期的北汉、南汉、南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国家和政权，也都是后人为了区分它们与历史上同样国号政权的称谓。

前蜀与后蜀并没有实质上的传承关系，前蜀由王建创立，后来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手下头号名将郭崇韬所灭，孟知祥则被李存勖委以镇守西川的重任。

这位仁兄也是一个野心家，趁着后唐中央政局混乱无暇西顾之机，逐渐将整个巴蜀地区打造成了自己的私人地盘。由于一直忙于艰苦创业，孟知祥一直到后唐顺三年（公元934年）才建国号并且称帝，这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只坐了6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

按照父业子承的传统，皇位由孟知祥的儿子孟昶继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蜀国后主孟昶。

蜀后主孟昶继位伊始，还是有一些进取精神的，他趁着中原动乱之机，招纳了成、阶、秦、凤四州之地，使后蜀国境达到了全盛，占据今天整个四川、重庆以及陕西南部和贵州的一小部分，但好景不长，后周世宗登基后又把这四州之地抢走了，后蜀恢复了它原本的疆域，相当于之前白忙活了一场，馒头还没捂热就又被别人给抢回去了。

虽然如此，后蜀依然是个不可小觑、安全稳固的政权。它具备天然的地利优势，偏居西南，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中原地区政权更迭，战乱频仍，往往无暇西顾，所以孟昶在位期间，后蜀境内极少发生战争，有着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之川中盆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的自然条件，使得川中地区物产丰富，农桑商贸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府之国”。

与此同时，南北其他地区的形势却一团糟乱，就连一向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时有战事，吴、楚、唐、越等政权或前后更替，或同时并立，彼此也打得不可开交，后蜀成了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净土，任他风雨飘摇，我这边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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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长期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中，没有危机意识，没有生存压力，就会沉溺和平，耽于享乐，安于现状，就容易失去进取之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说，坐守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外有山川险峻，内有物产富饶，如果不及时享乐，尽情挥洒，岂不是浪费人生的大好时光？

孟昶同志就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干的。

其实，孟昶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昏君，他继位时不过十六岁，还不能亲理朝政，军政要事都被老爹留下的元老将相们把持，但几年之内，年纪轻轻、看似柔弱可欺的孟昶就采用雷霆手段，把这些擅权的老家伙全部铲除殆尽，开始亲政。

这位年轻的后主还十分注重实施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的政策，除了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广开言路，勤于政事外，他还别出心裁地亲自创作了一篇名为《官箴》的文章，颁布于全国，诫勉全国官吏们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爱民敬业，在此为大家录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托之会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
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
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与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赏罚，固不逾时。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罔不仁慈。
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这篇12句96字的箴言诗即便放在现在来看也让人深感谆谆教诲之意，让人对作者的高尚品格忍不住肃然起敬，实在是各级官员不可多得的廉政教育教材，足以证明孟昶同志在刚刚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决心和魄力。

遗憾的是，孟昶同志的这股劲头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权力的膨胀和国家的富裕，他逐渐丧失了这种朝气和锐气，他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开始暴露出来，那就是对财富和美色的贪欲和追求。

孟昶变得越来越注重享乐，尤其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特别严重。为了保证每天能欣赏不同到风格的美女，他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选秀活动，从全国各地海选美女充实自己的后宫。至于后宫美女的数量有多少，说出来怕你不相信。据统计，小小一个后蜀的后宫，常住人口（全部是女人）居然有数千名，名符其实的后宫佳丽三千，绝无夸张成分。

如此众多的美女，管理起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三个女人就能唱成一台戏，三千个女人要是同台较劲的话，那还不得把后宫唯一的男人给折磨疯了？别说是女人们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哪怕光是争风吃醋，竞相邀宠，要求雨露恩泽，也足够让孟昶老兄精尽人亡了。

但是，孟昶对这三千佳丽却能够做到应付自如，他的经验做法是给后宫众多美女设置不同等级的封号，除了我们常常听说的什么妃、什么嫔之外，还有十二个等级，比朝廷官员的职务品级还复杂，基本做到了人人都有头衔，个个都有侍寝机会，有力维持了后宫秩序的稳定。

俗话说，每个失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红颜祸水的女人，在孟昶众多后宫嫔妃之中，最受他宠爱的就是那位每个男人都知道的——花蕊夫人。

据史料记载，这位集皇帝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费贵妃最喜欢牡丹和红栀子花（又称芙蓉），为了满足爱妃对这两种花的特殊喜爱，孟昶命令全城居民都要种植，搞得整个成都种满了芙蓉。

每到芙蓉盛开的季节，满城的芙蓉花处处盛开，成都像是铺上了一片锦绣，“芙蓉城”因此得名，“蓉城”的美名也因此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了成都的美称和城市名片，对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看来，名人效应特别是名女人效应真是不可低估啊！

除了沉溺酒色，不思国政外，孟昶老兄还十分注重聚敛财富。为了维持高品质的奢靡生活，孟昶到后来也不奉行什么“休养生息”政策了，各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搞得老百姓个个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当时的蜀中地区，有一首名为《苦热》的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有两句“烦暑郁蒸无避所，凉风清冷几时来？”这里的“烦暑郁蒸”就是暗喻后蜀暴政，老百姓不得安宁。

对于民间疾苦和百姓呼声，孟昶却丝毫不以为意，照旧和自己的花蕊夫人日日游乐，时不时填个词，唱个曲，偶尔留下几篇描绘两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逍遥自在的艳丽词作，过的当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幸福生活。

在这样的逍遥生活中，孟昶两耳不闻窗外事，毫不关心天下形势的变化，他似乎并不知道，虽然蜀中仍是一片歌舞升平，中原却已经变了天，新生的大宋政权已经以雷霆之势开启了统一天下的序幕，自己的幸福生活马上就要走到头了。

既然写到花蕊夫人了，就来爆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