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宣 2015-09-22 00:42:47
@zhaoyu1027 443楼 2015-09-13 14:25:00
12月12日晨5时，张、杨按时发动兵谏。按分工，东北军来到临潼华清池，消灭了保护老蒋的宪兵第三团，担任团长的老蒋族孙蒋孝先，因为在北平时双手沾满爱国学生鲜血，就擒后被当场枪杀。老蒋听到枪声起，在卫士帮助下翻五间厅后窗逃上骊山，但摔伤了后背。到早晨9时许，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的他，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城内囚禁。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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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等你说出我这段描述如何扯谈。

@killywen 2015-09-22 14:08:00
杨至诚的名气在于他的识人，眼光那叫一个毒。所以，大伙都叫他“算命先生”，因为算的准啊。他一生给无数人定过论，基本没有失过手，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这么几个人物：何挺颖、许光达、毛泽民、林彪、叶剑英。
老爷子和军科院的人一说起杨至诚院长来就都佩服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一般算命的都不知道自己后来怎么回事，可是，杨院长把自己的命都给安排好了。能人啊。井冈山的时候，何挺颖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24岁年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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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主体在1965年，杨至诚死于1967年2月3日，不是马年就是羊年。可见传闻也不可靠。

@killywen 2015-09-22 13:45:04
项英指挥一个师打一个营都那么困难，怎么中共早期，内部是这种混饭吃的上去的啊。
还有向忠发、李立三在上海花天酒地，王明在上海怕死投机。。。
延安这次不从苏联弄了点钱回来，谁会听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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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选中共干部，跟现在班主任选班干部一样，首先考虑是否听话。

@饭桶饿死鬼 2015-09-22 11:47:26
@zhaoyu1027
但主席并不缺搞经济的人才，其长弟毛泽民就是一把好手（主席在携二位弟弟共同参加革命时，早就为“毛氏三杰”规划好了自己涉政、泽民涉经、泽覃涉军的蓝图），而做经济工作的也不容易在战场上牺牲，陈云本没有太大机会。但后面的演变，却是泽民在新疆“象齿焚身”。当然，在之后半个多世纪党史里，与陈、康有关的诡异事件，绝不止泽民之死这一件事。详细情况请大家耐心看下去。
中共党史有关的诡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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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2 13:42:37
毛泽民在新疆被弄死，主要还是轻信了一些所谓革命的国民党人。毛泽民还是很有才能的，而且此时觉得在党国那里拿高工资，比在哥哥手下挨骂钻山沟舒服的多。后来被秘密处死。
不大可能是党内解决的，否则毛日后必定报复的。
其实毛泽东年轻时候也经历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轻信了号称革命党的国民党人，结果中共几乎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遭受背叛的毛必然痛定思痛。以后，毛宁愿自己带人上山，也不大信中央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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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桶饿死鬼 2015-09-22 18:44:12
毛泽民被留在新疆，而没有回延安，为什么？其实延安更需要毛泽民这样的经济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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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要求毛泽民留在新疆的人是斯大林，但没证据。

killywen 2015-09-22 13:42:37
毛泽民在新疆被弄死，主要还是轻信了一些所谓革命的国民党人。毛泽民还是很有才能的，而且此时觉得在党国那里拿高工资，比在哥哥手下挨骂钻山沟舒服的多。后来被秘密处死。
不大可能是党内解决的，否则毛日后必定报复的。
其实毛泽东年轻时候也经历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轻信了号称革命党的国民党人，结果中共几乎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遭受背叛的毛必然痛定思痛。以后，毛宁愿自己带人上山，也不大信中央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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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桶饿死鬼 2015-09-22 18:44:12
毛泽民被留在新疆，而没有回延安，为什么？其实延安更需要毛泽民这样的经济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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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2 21:44:24
毛泽民是化名留在新疆的。
在那里做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很受盛世才的欣赏。比在穷山沟挨哥哥的骂好多了。
延安没啥经济的，统计那里地产、商客，估计很多人可以做到。
就好比现在一个人，是宁愿去一家国企做高管呢，还是去一个小学校管账呢？而且国企老大很欣赏他。
我一直认为，要求毛泽民留在新疆的人是斯大林，但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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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能管到这种事情来？ 斯大林派了人马去新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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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岂容毛主席兄弟三人，既管党又管军还管经济？

第四十三章 国焘出走
十二月会议结束以后，主席也担心自己犯路线错误，便多次致电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首长，要求他们同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团结抗日。这时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已经具备雏形并遍布山西全省。其中，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129师在1937年12月17日，以769团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时任386旅副旅长）率领下，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在1938年1月15日，与先期到达的由孙继先（就是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率领的挺进支队，在冀南会合。
依靠根据地巨大造血功能，八路军总兵力已跟酵母发面一样，从出发时的34000人，发展到正规军92000人，地方部队及游击队25000人。当然，由于国民党只承认三个师编制，不会再发放武器，增加战士容易，增加武器却并不容易。所以，除了捡拾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收集民间原来拥有的枪支以外，八路军想要为新增战士配备武器，就得继续打击鬼子，从他们手里缴获枪支。
八路军这段时间战绩以129师为最佳。1937年12月22日到26日，在刘帅统一指挥下，他们在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采取内外线作战相结合方式，粉碎鬼子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指挥5000步骑发动的“六路围攻”，毙伤敌700余人。1938年2月22日，陈赓指挥386旅两个团，在长生口再度设伏，毙敌130人，活捉一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50余支（但己方也伤亡100余人）。3月16日，在刘帅亲自指挥下，386旅三个团采取围点袭援战法，在山西省潞城县取得神头岭伏击战胜利，共毙伤鬼子1500余人，俘虏8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己方伤亡仅240余人）。31日，在副师长徐帅建议和指导下，陈赓指挥386旅两个团，在河北省涉县响堂铺伏击鬼子山田辎重部队两个汽车中队，取得毙伤敌400余人，焚毁全部汽车181辆，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的胜利（己方伤亡317人）。
当然，伏击战高手应首推林总。他对选址、确定敌我兵力比、确定发起攻击时间、截断被伏击敌军与外界联系等诸多要素，都有精确筹划，基本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全歼伏击圈里的鬼子。如果林总能参加整个抗日战争，他定能打出很多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漂亮伏击战。但天不保佑，3月2日，林总竟在吕梁山区，意外遭到国民党晋绥军士兵误击而身负重伤，几乎丧失生命（如果那样，倒是林总个人的运气）。此后，他或赴苏联治伤；或受党委派，配合总理与国民党谈判；再也没有上过抗日前线。
就在林总离开抗日前线前不久，小平于1月18日，接替一直被病疼折磨的张浩，担任129师政委，从此来到抗日前线，也正式踏上了未来登上中国政坛顶峰的漫漫长征之路。小平能在领导百色起义之后，再度担任军队重要领导人，除了自身具备一定素质之外，更与主席这位伯乐密不可分。从此以后，尽管毛、邓有过分歧，甚至在表面上几乎决裂，但表象后面掩盖不住的，却是主席在内心里对小平综合政治素质的肯定，以及建筑在以彼此共同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奉献精神为基础的水乳交融的友谊。
但在1938年，不要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还很虚无缥缈，就连主席能否成为中共首领也未确定，而小平未来地位简直就是个幻影。王明这时地位倒不幻，1月1日，他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简称《宣言》），还在同期发表了他个人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其要旨就是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王明还在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王明这些观点助长了国民党气焰。不久，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就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更是乘机掀起一场所谓的“一党运动”。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表现一样，国民党在舆论攻击同时，总伴随暴力攻击。很快，他们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
看到完全按老斯旨意说话也要闯祸，王明赶紧在2月10日《新华日报》上冒用主席名义，发表由他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上述提出批评，并令总理在同一天去见老蒋，当面提出抗议。老蒋此时正专心对日作战，不想把事情闹大。面对抗议，他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以后，国民政府聘请主席、博古、王明、董老、林伯渠、吴玉章、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王明也觉得不自在，遂以长江局名义，建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策。中央接受了建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者共主席、王明、洛甫、总理、康生、凯丰、弼时、国焘八人。
王明在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政治报告，承认他起草《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坚持他提出的六个“统一”，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略，王明提出要“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简直就是要否定洛川会议精神。内在基本意思就是，必须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起来，在国民党指挥下打大仗，以此打出中共在国民党那里的政治地位来。
主席对此当然坚决反对。他在第二天发言中，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主席这些话意思也很明显，就是抗日战争时间长得很，老蒋只硬拼不进退是错误的，你王明别跟在他后面乱跑。我们在红军时期积累的游击战经验多了去了，应该是国民党学中共，怎么可能中共学国民党呢？
主席在报告里还说，同意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这显然是从西路军事件中总结的教训。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主席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要保证共产党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主席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实际上是在形势还没明显有利于主席的情况下，避免重新分配党内权力。但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意思是不光只发展军队，党员、干部人数也要大量增加，要把中共打造成一个大党（这个重要建议很快被采纳，3月15日，中央即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洛甫发言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看得出，他这些论调和主席比较接近。
由于主席、洛甫抵制，会议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基本属于无果而终。当然，在公开党史里也就看不到其他与会者立场了。不过，遵循为尊者讳、彰恶者过原则，我们还是能够分析出他们中一部分人立场的。总理应该是支持王明的，故他的发言不再公开，而康生应该没有支持王明，否则他的发言一定会公之于众。会议结束前，主席觉得再让王明去武汉，肯定还会捅更多娄子，遂建议不能再让王明到武汉去了。而支持主席建议的，除了弼时就有康生。但由于其他与会者都不支持，会议于3月1日通过折中决定，让王明去一个月后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可能，则提前回来。
这样的决定当然对王明没有约束力，他回到武汉后。一直滞留不回，并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在会上的个人主张，冒充为政治局“一致意见”，在《群众》周刊上发表，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有甚者，3月2l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将在3月29日于武汉召开）的提议》，以长江局名义电告中央书记处。但未等答复，他就于24日将该提议送交国民党。而中央收到该提议后，感到其中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妥胁投降悲观失望倾向、武装群众、改善民生等问题。为此，中央立即于25日，另行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8条意见。王明在收到这个电报后，本来有时间送交。但他非但不送交，反而拖延到国民党会议闭幕的4月1日给中央复电，称中央电报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交，并要求中央不能发表该文件，否则会在党内党外发生重大不良政治影响。其欲凌驾于中央之上的狂态显露无余。
然而，沾沾自喜的王明并没有意识到，康生靠在三月会议上支持王明留在延安提议，已经开始赢得主席信任，在4月间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陈云在主席争取下，也离王明越来越远。而主席早在三月会议结束后，就派支持自己抗日战略方针的弼时，赴苏联向国际汇报工作，以争取国际支持，对王明釜底抽薪。
就在毛、王斗法正酣之时，党内头号“公敌”国焘，竟因政治失意进而担心个人生命安全，于4月4日借与国民党联合祭拜黄帝的机会，脱党出走，投奔老蒋去了。国焘是一大代表，在党内资历仅逊于陈总、大钊，最终离党而去，既有个人原因，也跟党内路线斗争激烈残酷有着重要关系。
先谈斗争残酷性，国焘用从主席那里学来的肃反残酷手段对付政敌，却不愿意别人以其道还治自己。在他看来，与中央争夺军事领导权，和他以往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反对秋白左倾盲动路线一样，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赢了自己就能“荣登大宝”，输了则是合法斗争，别人不应该拿他怎么样，还得让他留在中央核心里，等待下一次他能代表正确路线时，接着与其他核心成员斗争。但国焘错了，草地分裂时他握有兵权，且明显的有动枪倾向（尽管最后没有动枪），这和他以往当党内反对派的性质不同，属于犯了天条。既然犯了天条，众人自然不会轻易放他过关。这就是主席和二十八宿这两个本来矛盾也很深的集团，在斗争他这个问题上空前团结的根本原因。
国焘之所以不见容中央，还跟主席崛起有着重大关系。中共建党以来历任领导，都是在国际耳提面命之下行使领袖职能的，自己什么时候犯错误下台都还不知道，哪有心思去根除对自己产生威胁的政敌？而少数有此心的，也未得到作为上级的国际首肯（博古要送主席去苏联“养病”就未成功）。但主席就不同了，他是凭自己能力，在党处于极端危险境地时，被中共内部力量推出来挽救危亡的。因此，主席不仅有着强烈的独立于国际之外自主决定中共行动方向的政治意志，而且还有长期充当中共领袖、把握中共甚至中国发展方向的远大政治抱负。这样一来，政治抱负与主席相同、政治资历和手腕甚至超过主席的国焘，就成为主席实现目标的第一号障碍，非搬除不可。
当然，有人会说主席未免心胸狭窄，国焘既然也有抱负更有手腕，为何不能留下他当一个备胎，也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负责。但只要看一看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处境，就知道国焘这个“胎”是备不得的。
别人不说，就说陈总。他在七七事变以后的8月23日获释后，思想发生很大转变，表示不再参加托派活动，而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博古、叶帅，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叶帅等建议下，陈总好友罗汉亲自去延安，为陈总与中共重新合作奔走。但主席等以为陈总是想回到党内，遂给因山洪被阻西安的罗汉发电，以毛、洛联签的中央名义，向陈总提出三个条件：(一)公开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结果，把心高气傲的陈总给气跑了。主席在解放后解释了提出这三个条件的用意，他说：“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意思很明显，就是怕陈总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权威跑到延安，把大家思想搞乱，造成党的分裂。
陈总脱党已有七个年头，而且还不认识任何一位军事干部，主席尚且担心他会翻天。国焘既是现任中央领导，整个四方面军还是他的班底。一旦主席的路线方针暂时不为大多数干部所理解（就如洛川会议精神），或确实存在一定程度错误，国焘只要振臂一呼，主席就极有可能重蹈红四军七大或宁都会议覆辙，丢官罢职。这样看来，他哪里是什么“备胎”？简直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以主席之睿智，绝不会连备胎和炸弹都区分不了。事实上，主席对国焘处置方略很清楚，就是要除之而后快！尽管红大风波表明，国焘在红四中人脉犹在，不可轻动。但主席还是抓住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弱点，不断对他施加精神压力，直要搞得他心灰意冷，像陈总一样自行出走。

但国焘毕竟也算大政治家，虽被主席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仍在苦苦支撑，寻找咸鱼翻身机会。王明回国曾给他带来希望，因为他虽说在心里看不起王明，但两人还从未翻过脸。十二月会议期间，国焘见王明对毛、洛发动猛烈政治攻势，一度以为王明会为了扳倒毛、洛，来找自己联手。却不料，王明老虎、苍蝇一起打，非但不与国焘结成联盟，反而在途径新疆时，指示邓发将随左支队九死一生逃到新疆的黄超、李特，诬以托派罪名逮捕，并在不久后秘密处决，还公然指责国焘被托派利用。主席常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明之所以对国焘不爱反恨，原因其实与主席及二十八宿其他人一样，就是恨他敢犯天条，动了用枪杆子逼宫的歹念。本来国焘以为，党内政敌的政敌还能成为朋友，但王明的态度明确告诉了他：他已成为全党有志问鼎者的公敌，大家尽管互相争斗，却绝不会再与他结盟。
当然，如果国焘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党的儿子，不顾主席对他的人格侮辱，王明对他的托派恐吓，抱定“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宗旨，则因为他是在国际那里挂了号的中共要员，主席、王明一时都奈何他不得。即使要出事，也得等到解放后从北洋政府旧档案查到所谓“叛变”资料才行；即使要死，也得等到文革才行。而且按现行标准，改革开放年代平反昭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国焘并不是这种人。首先，他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五四冲杀出来的热血爱国青年。在他眼里，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救国工具而已，合用就用，不合用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履。其次，他不是党的忠诚儿子。在他看来，党是陈总、大钊以及自己等几个人联合创立起来的，应该是自己的儿子，哪有资格给自己来当母亲？故对党根本不敬畏，更谈不上忠诚。既然国焘不信马克思又不忠于党，当感觉个人及家庭生命有危险时，脱党出走自然顺理成章。当然，为了替自己行为辩护，他硬说中共已变质、国际已变质。可其实，如果中共、国际算变质的话，他用肃反来剪除异己，用逼宫来争夺最高领导权，无疑也是变质。
但国焘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当他听说国共为显示团结抗战的决心，要在1938年清明节联合祭祀轩辕黄帝时，觉得正是借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共祭而溜号的大好时机，遂向中央提出申请。这点小伎俩当然瞒不过主席，而主席对此却是求之不得，当下就毫不犹豫地予以了批准。之后，国焘在蒋鼎文等的安排下，从西安坐火车到武汉谒见老蒋。
主席明知国焘去意已决，却还要做点表面文章。4月8日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关于国焘出走要来武汉电报后，王明、总理、博古、李克农等人经商量，决定让克农带人去汉口火车站，把他接到长江局来。11日晚，国焘到达武汉后，坚决不肯住长江局办事处。王明、总理、博古、凯丰集体到旅馆，劝说他不要脱党。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要求毛、洛能在武汉派些工作。如果主席真心挽留，可以顺水推舟，先安排他在长江局工作，之后慢慢劝回延安。但主席本意就是要送瘟神，遂在12日以书记处名义复电王明、总理，称“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而电报根本不提安排国焘在长江局工作之事，只是要求他归来。
国焘见了电报，就知主席无意挽留，尽管一度被克农拉回办事处，但仍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向国民政府汇报工作的名义，于4月16日上午，在总理陪同下面见了老蒋。一见面，他便用一句“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向老蒋表明了投奔心迹。当天下午，他又借故离开办事处，经过一番折腾，入住汉口太平洋饭店。至此，长江局诸领导经讨论后，认为国焘去意已决，决定索性把话讲明。17日上午，总理、王明、博古又一同来到饭店，向他提出三条最后通牒，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党籍。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国焘所谓要求考虑两天，只不过是为与国民党方面接洽争取时间。事实上，总理一行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打电话向戴笠表示了投奔国民党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人和车，将国焘从“看守”丘南章副官那里“抢走”。国焘临走时给总理等留条，表示采取第三条办法，丘将条交给总理等。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决定由总理起草给中央电报，报告国焘投奔国民党经过，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
主席接电喜不自胜，焉有不准之理，迅速于4月18日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国焘党籍，并在4月22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文中特别指出，国焘在西安事变期间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意在离间他与老蒋关系。而国焘为了让还在延安的妻儿能与他团聚，遂慌忙在4月24日致信总理，表示“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按党章规定，国焘此举就属于叛党，中共哪里还会与他“维持友谊”？一场揭批运动下来，连过去为他鸣不平的人也哑口无言，其在党内影响力遂荡然无存。但主席也清楚，国焘其实是被自己逼走的，而且也为党做过大量工作，故在生活上不予留难。经主席批准，已怀孕的张妻杨子烈和杨妹一起，带着国焘两个儿子，于6月间去武汉与国焘团聚。
国焘投奔国民党本意，是想做点抗日工作，以此靠他出色的组织才干，在国民党那边再展辉煌。但既然是投靠，想做什么就由不得他了。老蒋把他交给戴笠，让他专事策反中共干部。众所周知，中共是以信仰而非人际关系作为凝聚纽带的优秀政治组织，不要说国焘脱党拉不走人，就是主席脱党，也休想把人拉走（主席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什么重上井冈打游击的气话，也只能在权力鼎盛时期说说，真到大部分干部已倾向少奇时，这种话他是不说的）。因此拉了半天，只有一个何畏逃出延安前来追随。
随着时间推移，国焘在国民党那里的价值越来越小。到1950年，被国民党抛弃的他，不得不离开台湾，移居香港生活。此后，因搞惯政治而缺乏寻常谋生能力的他，又在黄金投机中损失大半积蓄，不得不依靠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中共领导人早期经历，以换取生活费。但即便如此，中共对国焘还是以德报怨，让其已经无力支付学费的二儿子，到广州免费完成医学学业，使之将来能行医谋生。文革开始后，国焘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并最终在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养老院里去世。
送掉国焘这尊“瘟神”，主席就能全心全意对付王明，而不必有两线作战顾虑了。但由于王明是国际派回来的“天使”，在一般党员心目中理论水平深不可测，故主席欲压倒王明，提高自身理论素养也是关键一招。于是，利用5月间较为难得的“清闲时光”（可能也与大量干部改拜王明这尊神有关），他先后完成了两篇重要的理论性文章。第一篇名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二篇就是大名鼎鼎的《论持久战》，这两篇文章都已收入《毛选》第二卷，详细内容大家可以自行阅读了解。但总的意思很清楚（两文中心思想有重叠）：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鬼子是小而强的国家，中国要战胜鬼子，就必须经历持久战，其中游击战在相持阶段作用甚至要超过正规战。

主席写作两文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展示理论水平，而是系统阐述只有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才是抗战中流砥柱，仅靠国民党硬打硬拼正规战，中国是撑不了多久的。这明显是在和王明“一切依靠国民党”主张争取听众，而所争取的听众除了中共内部人员外，更重要的则是以老斯为首的苏联及国际。主席意思很清楚，老斯你支持老蒋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中国拖住鬼子，好让苏联无东顾之忧，专心对付德国吗？如果我中共能够起到拖住鬼子的作用，而老蒋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你老斯是否还支持王明“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其实就是老斯的主张）呢？
主席这些观点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当时中国抗战形势作为事实依据的。老蒋下了全面抗战决心以后，也确实豁出老本与鬼子死磕：1937年8月到11月的淞沪抗战，他投入71个师75万人（超过当时其精锐部队的60%），几乎动用了全部技术兵器（飞机250架和小型舰艇40余艘），迫使鬼子改变主力进攻方向，并以劣势装备毙伤其5万人。1938年1月至5月的徐州战役，老蒋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与南北两路共24万鬼子鏖战五个月，共毙伤敌2.6万。其中台儿庄战斗歼敌万人以上，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标志性胜仗。但到《论持久战》诞生之时，国民党还是丧失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的精华地区，其中河北、山东、察哈尔三省基层政权几乎全部瓦解。如果继续按这种正面交战方针进行抗战的话，则用不了多久，鬼子即使不能侵占中国全境，也至少可以从中国战场腾出大量机动兵力用于别处。这显然是苏联不愿看到的事情。
而就在国民党不断损兵失地同时，八路军却不但在山西省牢牢站住了脚跟，而且还在河北、山东两省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山西省，129师、115师和129师在晋东南及附近的八路军部队，在总部老总和彭总统一指挥下，并在国民党军17军、94师、169师（国民党军在晋东南共有十万之众，但配合作战的只有上述部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是中共与老西在山西组织的一支新军）一、三纵队帮助下，在1938年4月4日到29日，粉碎由鬼子108师团主力，16、20、109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参加的对晋东南地区九路围攻，共毙伤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而自身伤亡2000余人。战后，畏敌如虎的国民党军纷纷撤离晋东南，此地便成为八路军“一统天下”的抗日根据地。
在河北省，八路军已经建立起冀中、冀南根据地，并着手开辟冀东根据地。早在1937年10月，原东北军53军116师647团团长吕正操（这年5月秘密加入中共），就在河北省晋县率部宣布脱离国民党军，以人民自卫军名义，向北面已被鬼子占领地区进发，与中共冀中地方组织和抗日武装会合后，攻占高阳县城，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5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总队兼冀中军区。
而1月到达冀南的东进纵队，通过对当地各类武装改造，迅速扩大了部队规模，并与拥有近万人的河北民军二路赵云祥部和有六七千人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段海洲部这两支冀南最大的地方武装一起，成立了“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由陈再道出任主任委员。3月中旬，由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也到达南宫县，进一步加强了东进纵队力量。他们向西向北横扫了鬼子建立的各县维持会，到4月底，控制了十几个县地域，并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
6月，晋察冀根据地成立了八路军第四纵队，他们在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邓华领导下，经平西向冀东挺进，沿路连克昌平、延庆、永宁、兴隆等县城，相继攻占平谷、宝坻、丰润、蓟县等。在他们协助下，中共地方党于7月4日领导昌黎、乐亭、遵化、丰润等21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摧毁10余伪县政权，成立抗日联军。19日，唐山矿工7000人举行武装暴动（其中就有著名游击英雄节振国），成立工人特务大队，攻占了古冶及洼里车站。四纵队和地方抗日武装扩大到7万余人，并先后粉碎了敌人两次围攻。
在山东省，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抗日武装起义、胶东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多次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和九一八以后东北义勇军兴起情况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中央对整合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十分重视，于1938年春，派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为首的50名干部到山东工作。郭洪涛一行到达山东后，重组了山东省委，并从6月开始，对山东各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一律使用八路军名义。除冀鲁边和鲁西北两个地区的部队外，其余部队先后整编为5个支队、2个义勇总队和1个自卫团，共3万余人。
粗略计算下来，到1938年6月，中共控制的抗日武装（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山东抗日武装，但不包括东北抗联）总人数已近十五万人。这个数字相当接近1934年夏秋之际一、四方面军及红二军团近二十万人总兵力的峰值了，而且，战略位置和发展前景远远好于1934年时的红军。对这些成绩贡献最大的领导当然是主席，这不光在中共内部已形成共识，而且远在莫斯科的老斯也不可能看不出来。这样一来，王明不仅在中共内部威信不再，就连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也要大打折扣。主席乘此机会，便要发起猛烈反攻了。预知详情如何，请看第四十四章《六中全会》。
在行将结束本章之际，还想最后一次谈谈国焘。此公从五四开始就积极投身革命救国运动，可以说，要热血有热血，要手腕有手腕，要资历有资历。照了他的如意算盘，一旦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照样可以很快脱颖而出，另辟一方政治天地。但国焘错了，他在中共这里之所以能屡屡建功立业，一半固然是因为才干，另一半则是因为他在中共内部有资历也有威望。可以说，既然国焘在选择做职业政治家的同时，选择了中共这个政治组织，那么，中共就是他能表现政治才干的唯一政治舞台。一旦离开这个舞台，再转到别的舞台，注定将会一事无成。这是因为每个舞台都有自己的规则、人脉和座次，欲在舞台上有所表现，必先得到其他表演者认可才行。国焘不顾这一规则行事，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从历史舞台上淘汰下来。
国焘的政治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必须敬畏能够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即使这舞台是自己亲手搭建的，也应如此。所以，对于一个有前途集团里的重量级人物来说，遭受一定挫折的最好应对之策，就是像主席那样，坚决留在集团里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等待转机出现（大多数中共领袖在政治失势后都是这么做得）。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国焘那样做可能会丢了性命。但必须指出的是，国焘如果在乎的仅仅是性命，那他当初完全可以不参加革命运动，即使参加也有很多机会可以退出，根本无须等到1938年。

killywen 2015-09-22 21:44:24
毛泽民是化名留在新疆的。
在那里做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很受盛世才的欣赏。比在穷山沟挨哥哥的骂好多了。
延安没啥经济的，统计那里地产、商客，估计很多人可以做到。
就好比现在一个人，是宁愿去一家国企做高管呢，还是去一个小学校管账呢？而且国企老大很欣赏他。
我一直认为，要求毛泽民留在新疆的人是斯大林，但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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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能管到这种事情来？ 斯大林派了人马去新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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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2 22:59:40
斯大林岂容毛主席兄弟三人，既管党又管军还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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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3 10:45:18
斯大林扶持中共、国民党，是为了让中国挡住日本。
后来美国取代了日本，变为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
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容也得容。单靠毛一个人去搞美国，是不是把握小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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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斯大林容下了毛主席，但要搞掉他兄弟，免得将来毛家兄弟会师核心层。

@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3 19:52:11
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青少年时期，就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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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形而上学观点。

@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3 19:42:29
而国焘的才华，可能远不如萧子升。因为，没听到谁夸奖过。李大钊没有，陈独秀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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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才华远不如萧子升，何以见得？

@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3 19:42:29
而国焘的才华，可能远不如萧子升。因为，没听到谁夸奖过。李大钊没有，陈独秀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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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3 22:13:16
萧子升兄弟和毛泽东本想报北大的，但没钱，所以读了湖南一师。
张国焘家里有点钱，去了北大。
所以萧在18岁的学识水平上，未必输给张国焘。
但很多事情是机缘巧合，张国焘有幸组建党这个平台，获得许多经验，有的发挥。无论怎么功利、险恶，毕竟在党史上还留下一段记忆了。
萧就没有。萧也有机会，但不敢闯，过老实人生活了，于是混个教书而老死。
其实孙文、蒋介石也如此。在没有与苏联联合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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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样说，北大不是有钱就能考进的，也要靠学习好，萧子升情况不清楚，以毛主席严重偏科的情况，再有钱也考不进北上。

第四十四章 六中全会
1938年4月，弼时到达了莫斯科，随即代表中央向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5月，他出席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又向会议作了详细口头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老季作了汇报。弼时做的这些工作，使国际特别是使老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对中共特别是对主席有了更清晰认识。
当然，老斯即使对主席认识再清晰，也未必会抛弃王明选择主席。要老斯做出这一选择，关键还是主席要对苏联更有用。恰在此时，有用的地方来了。这便是中日经过将近一年恶战，老斯发现，国民党军队并未能够有效拖住鬼子主力，鬼子关东军依然有余力在苏联远东边境惹是生非（不久以后的7、8月间，果然发生了苏日张鼓峰边境冲突事件）。
所以，老斯在看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初见成效以后，决定寻找中国抗日盟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必须在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也积极扶植中共力量发展。但由于对中国提供援助唯一孔道——河西走廊控制在马家军手里，并无可能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苏联能给予中共的只有政治援助和金钱援助。抛开金钱援助不谈（整个抗战时期，国际和苏联共向中共提供了221万美元钱款援助，实际到位180万美元），最好的政治援助就是明确表示支持主席成为中共领袖。
于是，老斯授意老季，让弼时接替上年来苏治病的稼祥，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而让稼祥携带国际新指示回延安。这个指示的形式是老季发言，他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并认为，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老季在送别稼祥时，还特别嘱咐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稼祥在7、8月间回到延安，他如实将这些国际最新指示，向主席等做了汇报。主席在五十年代曾形象地把王明在1937年底回延安后发号施令，比作为京剧《打渔杀家》里的渔霸要收银子鱼税，但却拿不出国际对他授权的“朝廷公文”。由此可见，主席此时在对王明斗争中，十分注重争取国际方面支持。现在，既然通过弼时努力，稼祥把有利于自己的“朝廷公文”带了回来，自然就是与王明摊牌的大好时机。
于是，主席在委稼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奖赏”他带回“朝廷公文”大功的同时，反复叮嘱他决不能把国际新精神告诉长江局。随后，主席便着手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要一举剥夺王明现有政治地位，将其打入冷宫。为此，主席只以“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为名，发电通知王明、总理、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开会；却同时抓紧时间起草要在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
王明不久前还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哪里知道他的政治噩运已经降临？他接到中央来电后，继续大大咧咧地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来武汉开会，听取国际指示的传达。主席哪里肯依，以“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的过硬理由，挡了回去。这下王明有点不摸底了，遂给稼祥写信，请他先来武汉和他单独会谈，以便在了解国际指示后再作定夺。稼祥接信后哪会为其所动？在向中央报告以后，给王明去电，说如不服从中央意见，后果自负！王明这才无奈于9月初动身回延安。
也就在这几个月里，中共抗日武装继续发展壮大。在八路军方面，除了7月间成功策动冀东起义外，129师和晋察冀部队连续破袭平汉、正太、平绥铁路，颠覆敌列车多辆。第129师386旅还在8月7日，策动伪皇协军第1军副军长徐静远、师长黄宇宙（均系中共地下党员）等5000余人，于安阳县水冶附近，击毙该军军长李福和，以及日军高级参谋、顾问等30余人，反正加入八路军。
在新四军方面，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钟期光率领下，于4月28日从皖南岩寺出发，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6月17日，他们在镇江到句容之间的韦岗，伏击鬼子小型汽车运输队，取得毙敌13人、伤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支的战果，史称韦岗战斗。韦岗战斗与平型关伏击战相比，规模极其微小，但它是新四军在抗战历史上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也是粟裕成为中共军队仅次于林总的一流将帅的起点，故政治意义非常重大。该战役还因陈毅赋诗“脱手斩得小楼兰”而闻名遐迩。
先遣支队出发后不久，主席于5月4日亲自下令主力部队要跟行。于是，陈毅、傅秋涛于12日率第一支队，从太平出发东进。到6月12日，第1团进入江宁、当涂、溧水地区，第2团进入茅山地区。他们在6到8月两个多月时间里，在京沪铁路（现在的沪宁线）、京杭国道（南京与杭州间公路）两侧，对鬼子展开夜袭、奔袭、突袭和伏击等样式作战，取得了大小数十次战斗胜利。
6月中旬，第2支队在罗忠毅、王集成率领下，也从皖南出发进入苏南。6月下旬，粟裕从先遣支队回到第2支队主持工作。之后，该支队也展开于京芜（南京到芜湖）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8月23日，他们在第1支队配合下，粉碎了鬼子第3师团29旅团18、34联队等部共4000余人，对小丹阳地区的围攻。9月9日，陈毅指挥一支队一个营及特务连，在前隍粉碎了2000多鬼子围攻，毙伤敌30余人。9月间，第2支队还取得了多次袭击战胜利。至此，新四军在苏南沦陷区初步站稳了脚跟。
军事力量飞速发展同时，总理领导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内部布“闲子”活动，也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时期已经解密的主要成绩是，年仅18岁的中共党员熊向晖，在当年春天以学生从军身份，打入到国民党重要将领胡宗南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而胡、熊在面试时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胡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熊答：“参加革命。”胡又问：“怎样才是革命？”熊答：“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挞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胡再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追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琢磨这段对话，给人的感觉与其是熊向晖通过卖弄“名士派头”博得了宗南赏识，还不如说是胡、熊二人在对联络暗号。结合前面对宗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红军作战中种种诡异表现，如果将他设定为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的超级卧底，此时与总理重新接上关系后，故意将另一名年轻地下党员安排在身边，以完成关键时刻传递重要情报任务，在逻辑上是经得起推敲的。
当然，也有人根据胡宗南事后还见了熊向晖父亲的事情，推测熊向晖姐姐是胡宗南情妇，这才借事先编好的问答，提携“小舅子”。但熊姐姐是如何搭识宗南的？后来为何与宗南分手？则没了下文。可见，此说纯为无稽之谈，熊姐姐正所谓躺着也中枪。不管是否躺枪，胡、熊间此后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交集，确实为大卧底找小卧底掩护的推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敬请大家耐心观看。
总之，在此大好形势之下，主席等到了王明等人来到延安。他随即就在9月14日至27日，先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者有主席、洛甫、总理、王明、博古、项英、老总、稼祥、康生、少奇、彭总、陈云共十二人。可能支持王明的凯丰，则被安排留在武汉，作为中共代表团留守领导。会议一开始，就由稼祥传达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以及国际最新指示，也就是老季“口信”，打了王明一个措手不及。
见势不妙的王明，赶紧在9月20日作的政治报告里改口。他在所讲的五个问题（1、一年来中日战争基本总结；2、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武汉问题；3、怎样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4、新工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5、抗战前途与民主共和国问题）里，很大程度改变了以往观点，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战略上要打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持久战，给敌人以极大困难，配合正面作战。他还提出，国共合作更大责任在国民党，现在许多坏现象应纠正，在合作中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王明却继续坚持错误主张，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保卫大武汉特殊意义。他说什么“我党愿用一切努力来保卫武汉，动员党动员群众，动员在许可和必要时的一部分武装——八路军来保卫武汉”。他还继续宣扬军队的“统一”，主张“必须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待遇。并须建立政治坚定的近代化的统一的国防师几十个”。
王明这些错误言论理所当然要遭到主席驳斥。9月24日，主席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经验，指出武汉失守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主席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
不难看出，主席在发言里首先高举国际指示这面大旗，对一向以自我标榜手握国际授予“尚方宝剑”的王明，构成了强大反制。针对王明提出要动员一部分八路军保卫武汉的奇谈怪论，主席并不直接点穿，而是用武汉失守危险客观存在性，武汉即使失守也不意味着亡国，而只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开端，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观点，轻轻予以了化解。对于王明坚持军队统一的错误言论，主席巧妙使用统一与斗争辩证关系，就使王明教条主义僵化立场错误暴露无遗。
当然，毛、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只是交锋的序幕。更猛烈的思想路线斗争，将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展开。为此，在会议最后一天即9月27日，主席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他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仅仅休息了一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便在9月29日开幕，并一直持续到11月6日，是一次会期超长的会议。会议出席者除了前述12位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关向应、张浩、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这5位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9人。其中有案可查的与会者，还有林总、贺帅、小平、彭真、罗帅、谭政、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罗瑞卿、滕代远、高岗、肖劲光、肖克、柯庆施、徐海东、小开、张文彬、冯文彬、成仿吾、朱理治、黎玉、贾拓夫、曾山、程子华、周恒、徐冰、郭述申、谭余保（就是差点误杀陈毅的那一位）等29人。这也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十二名政治局委员被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宣布会议议事日程。稼祥再次传达了国际指示和老季口信，为全会定下了拥毛基调。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主席名义给老蒋写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10月4日，总理中途离会前往武汉，将主席这封亲笔信送给老蒋。
10月12日至14日，主席代表中央向全会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四）全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在报告中首先指出：抗战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此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度发展与高度巩固。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就是今后抗战总方针。为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主席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历史和当前运动情况与趋势。这一思想，也就是后来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不过，因为《论新阶段》得让国际过目，所以，主席也在报告中讲了大量与王明观点比较一致的内容，以表示对老斯一贯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同。为此，主席提出了两种国共合作形式：（1）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并将加入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且不在国民党及三青团中发展共产党员（类似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2）由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事宜（这些设想同时写入总理送交老蒋的亲笔信中）。而当评价到遵义会议时，报告认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是在战争中的错误”。还明确表明，“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的严重的原则错误。”
由此可见，《论新阶段》只是主席在六中全会上与王明进行路线斗争的一个手段，其中观点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正因为如此，日后编纂《毛选》时，主席便不愿将自己生平所作的第一份政治报告完全收入其内，而只摘取部分内容。
在此前后，洛甫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总理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老总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报告。总计有十七人先后发言。
10月20日，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长篇发言。他在表示拥护主席领导同时，针对主席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意见说：“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明显在是指责主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尽管王明还在抵抗，但由于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目空一切地得罪了洛甫、博古，而可能肩负老斯秘密使命的陈云、康生，也都倒向主席一边，因而除项英支持以外，孤立无援。而在全会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这不仅以事实证实了主席关于持久战论述的正确性，而且，也在客观上断绝了他再去武汉闹独立性的可能。
11月5、6两日，主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由于这个文件不必上报国际，他敞开心扉谈出了比较真实的想法，而在事实上成为主席在全会上作的最重要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他认为，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民族斗争，是统一战线根本原则。他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主张对国民党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主席从中国历史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主席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这主要是他考虑到当时刚刚得到国际肯定，羽毛还未丰满，不宜树敌过多。所以按照这条原则，主席对王明本人，也以其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部分问题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在发言也是难免的”，“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等理由，表示应予原谅。但在事实上，主席又抓住武汉失守的新情况，策动全会撤消长江局，成立南方局（总理任书记，董老任副书记）和中原局（少奇任书记），把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将王明留在延安任统战部长，并增补董老、林伯渠和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而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主席就不像对王明那样采取妥协态度了，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应予平反”的正当要求。他认为，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打击是不对的，对小平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同志应与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主席这番用心，无非是为历史上支持过自己的同志摘帽加冕，以争取到更多支持者，从而夯实自己政治基础。这一招在四十年后，被小平学得惟妙惟肖，而且还青出于蓝胜于蓝。
全会在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以后，于11月6日闭幕。其中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强调保证中共政治独立性；指出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反对“左”、右倾不正确倾向；提出要彻底肃清马列主义凶恶敌人——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与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早在全会期间，洛甫已经提出根据国际指示，将总负责之位让与主席，但主席仍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拒绝了他的要求。会后，洛甫主动将工作转移给主席，请主席决断一切重大问题。自己则承担主持会议的荣誉任务，及处理一般日常工作。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主席居首。可以说，此时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主席方面。而主席在暮年时，对张春桥所说自己担任副职十年并非实情。
至此，主席总算确立了正统党史帮他在遵义会议上就确立好了的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既然能领导全党全军，想必就有绝对权威，为此，主席立刻进行了试验。要做试验，自然不能做众人理解和拥护之事，当然也不能做对革命事业有危害之事。主席对此倒是成竹在胸，他不拿别的事情做试验，单拿自己婚事来做试验。
尽管子珍在出走苏联前，并未与主席办理离婚手续，但因为他俩在井冈山也未办过结婚手续，故毛贺婚姻就算无疾而终，主席又有了寻找生活伴侣权力。这时，由于中共高举抗日旗帜，大批进步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中一些女知识青年便成为未婚中高级领导们的择偶对象。在这批人里，有一位真实姓名叫李云鹤、艺名叫蓝苹的女青年，也于1937年7月来到延安。该女曾于1933年2月，在正声同志父亲黄敬介绍下加入中共，但很快就因黄敬被捕而脱党。来到延安后，该女又很快在当年10月恢复党籍，并改名江青（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中央党校12班学员。由于江青当过电影演员，很快就以文艺明星身份引起了主席注意。到了1938年春，她与主席正式相识。

纵观主席全部婚姻生活可以了解到，他的择偶观基本就是这么几条：1、性情刚烈、作风泼辣（温柔委婉女子不在考虑之列），2、小知识分子，3、在某领域有些才气。而这几条江青恰好都符合，故主席与她的感情很快升温，到了8月，江青被任命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能与主席朝夕相处，眼看就要往结婚方向发展了。
对此，一些知道江青生活不正派历史的党员看不下去了，其中以担任过上海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的王世英最为激进。经他牵头，一些了解江青历史的党员，联名写信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平心而论，江青所谓生活不正派放在现在也算不了什么，只是在革命年代才变成了上纲上线的大事。但主席尽管思想很左，却并不对人求全责备，讲的是重在表现。而且，他为了便于差遣，还特别喜欢重用有历史问题的干部。所以，在通过王世英等上书了解到了江青历史以后，主席非但没有对江青生厌恶之心，反而更坚定了与她结为夫妻的决心。当然，在六中全会之前，还没有确立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情况下，主席是不会为生活小事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一旦确立了领导地位，主席就要通过冒天下之大不韪，看看到底谁顺从谁倔强。
六中全会闭幕后没几天，项英等一批外地与会者一走，主席立刻放出风来，说准备和江青结婚。这下子那些“正义之士”不干了，纷纷上书反对，他们当然不会给主席上书，上书对象全部集中到“虚君”洛甫那儿。书生气十足的洛甫对此事也有看法，遂综合大家意见，以他个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当然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应该。但是，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让洛甫没想到的是，此信一发却促成了毛、江婚事。据说，主席读完信后勃然大怒，觉得连父母都没有资格干涉他婚姻自由，党内同志有什么资格干涉他婚姻自由？遂当场把信撕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次日也就是11月19日，他便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宣布与江青结婚。洛甫、王世英等反对者，及提醒主席还没办与子珍离婚手续的陈云（时任中共组织部长），自然不在宾客之列。至于受邀宾客，现在有据可查的有老总、贺帅、王若飞、康生、李富春夫妇等人。
毛、江婚姻一直持续到主席逝世，共有三十八个年头。撇开江青日后政治行为（按主席择偶标准，他文革时配偶即使不是江青，也照样会扮演江青的角色）不谈，仅就婚姻质量本身而言，这次婚姻应该算是成功的婚姻。而有好事者根据江青日后表现，说什么政治局曾约法三章，规定她在二十年内不得参与政治，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因为主席当时并不是法定党的最高领袖，自己地位尚不十分稳固，哪里谈得上新婚妻子干政可能？如果政治局真有这样担心，就应该同时再规定洛甫妻子刘英二十年内不得参与政治才对。更何况，中共以往历任最高领导，除陈总、向忠发婚姻生活不正常外，婚姻生活正常的秋白、王明、博古，全都没出现过夫人干政的事情，政治局委员们怎么可能预测到江青会在二十八年后干政呢？
因此，将毛、江缔结婚姻说成是文革远因并不科学，而较为科学的结论是，洛甫因反对毛、江结婚，导致他与主席本来还算和谐的政治关系骤然破裂，进而成为那段时间主席头号政敌。因为压倒王明以后，主席本就要确定与洛甫的敌友关系。在主席眼里，洛甫悟性很高，通过遵义会议以来与自己的配合，政治斗争水平提高很快，在洛川会议这样的重大政治军事抉择场合，能够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若往好里发展，给自己当个备胎足能胜任。但是，做备胎先决条件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与主胎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成其为备胎，而是定时炸弹了。
而对待毛、江婚姻的态度，就是一块试验洛甫能否做主席备胎的试金石。经过试验主席认识到，洛甫根本不肯唯自己马首是瞻，当自己后面要清算遵义会议以前二十八宿政治路线错误时，他必然会横加阻扰。为此，洛甫绝不能成为主席备胎，而是主席在党内下一个最大的政敌。
当然，这时中共虽有迅速发展，到10月间，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到年底，党员人数达到了50余万（抗战爆发时仅仅是4万多）。但在鬼子侵略凶焰面前，在国民党庞大军事力量面前，依然是最为弱小的一方。因此，主席的当务之急仍是，领导中共壮大抗日力量，并同国民党斗智斗勇。斗垮洛甫只是不急之务，应该留到日后再说。欲知主席是怎么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请看第四十五章《挫败溶共》。
在结束本章之际，想评点的是主席智斗王明（其实就是智斗国际）过程中可圈可点之处。主席手法很明确，那就是避实就虚。在王明刚刚“口含天宪”回国的十二月会议上，他逆来顺受，只要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不动摇，会议不作正式决议，一切都听任王明胡作非为。甚至当王明在长江局冒用自己名义杜撰答记者问，阻扰《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他依然听之任之。但暗地里，主席却派人去苏联告状，等一旦请来有利于自己的指示以后，立刻雷厉风行地加以贯彻，一举将王明打入冷宫，从此不得翻身。
主席这种对待国际的机智灵活态度，恰与陈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遇到国际强迫中共向国民党退让，便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窘态，形成鲜明对照。也正是靠着这种灵活态度，中共在与国际及以后的苏共打交道时，才能做到排除干扰，为我所用。改革开放初期，南方沿海地方改革派官员有句名言：“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师承了主席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手法。可以说，中共的成熟和独立，其实是主席一人之功。如果主席突然消失，即使王明当不了家，由洛甫、总理甚至少奇当家，中共照样幼稚，照样靠依附苏联生存。

@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3 19:42:29
而国焘的才华，可能远不如萧子升。因为，没听到谁夸奖过。李大钊没有，陈独秀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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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3 22:13:16
萧子升兄弟和毛泽东本想报北大的，但没钱，所以读了湖南一师。
张国焘家里有点钱，去了北大。
所以萧在18岁的学识水平上，未必输给张国焘。
但很多事情是机缘巧合，张国焘有幸组建党这个平台，获得许多经验，有的发挥。无论怎么功利、险恶，毕竟在党史上还留下一段记忆了。
萧就没有。萧也有机会，但不敢闯，过老实人生活了，于是混个教书而老死。
其实孙文、蒋介石也如此。在没有与苏联联合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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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3 22:43:08
不能这样说，北大不是有钱就能考进的，也要靠学习好，萧子升情况不清楚，以毛主席严重偏科的情况，再有钱也考不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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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4 01:49:52
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就知道他小时候是个纨绔子弟。北大读书时，被陈独秀抓去搞学生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并不代表他有多能干，而是当时愿意听老陈的学生，可能他是最积极的一个。张国焘在北大，认认真真读书的时间，可能仅有一年半左右。当时入学考试，都是一篇文章布局。那么，国焘文章的文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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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再去仔细读读《我的回忆》，会证明你昨天今天说的有很多谬误。先指出一个：张国焘考上的是北大理科，不可能靠写文章考上。

@zhaoyu1027 2015-09-24 13:03:39
纵观主席全部婚姻生活可以了解到，他的择偶观基本就是这么几条：1、性情刚烈、作风泼辣（温柔委婉女子不在考虑之列），2、小知识分子，3、在某领域有些才气。而这几条江青恰好都符合，故主席与她的感情很快升温，到了8月，江青被任命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能与主席朝夕相处，眼看就要往结婚方向发展了。
对此，一些知道江青生活不正派 历史 的党员看不下去了，其中以担任过上海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的王世英最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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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4 14:28:27
从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算不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中共里面那群人都不是傻子，都知道毛迟早会当老大的。因为几乎所有青年将领，都出自毛的门下。不说毛强行夺权，就是等这批人退休或者死后，也是毛的天下。在皖南事变和百团大战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老毛手下的将领能活得下去。
这也是恩来在遵义会议后对博古说的，尽管毛有种种不好，会让大家很难受，但只有毛能够打败老蒋而让大伙活命。被天天搜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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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文是成不了的，因为毛还不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江青参政上不了台面。

@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3 19:42:29
而国焘的才华，可能远不如萧子升。因为，没听到谁夸奖过。李大钊没有，陈独秀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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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3 22:13:16
萧子升兄弟和毛泽东本想报北大的，但没钱，所以读了湖南一师。
张国焘家里有点钱，去了北大。
所以萧在18岁的学识水平上，未必输给张国焘。
但很多事情是机缘巧合，张国焘有幸组建党这个平台，获得许多经验，有的发挥。无论怎么功利、险恶，毕竟在党史上还留下一段记忆了。
萧就没有。萧也有机会，但不敢闯，过老实人生活了，于是混个教书而老死。
其实孙文、蒋介石也如此。在没有与苏联联合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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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3 22:43:08
不能这样说，北大不是有钱就能考进的，也要靠学习好，萧子升情况不清楚，以毛主席严重偏科的情况，再有钱也考不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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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要讲良心 2015-09-24 01:49:52
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就知道他小时候是个纨绔子弟。北大读书时，被陈独秀抓去搞学生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并不代表他有多能干，而是当时愿意听老陈的学生，可能他是最积极的一个。张国焘在北大，认认真真读书的时间，可能仅有一年半左右。当时入学考试，都是一篇文章布局。那么，国焘文章的文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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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张国焘小时候是纨绔子弟？他在1916年10月入北大，到1919年5月，基本上已经读满三年书了。你所谓认认真真读书时间可能仅有一年半左右，根本就是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