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biworld朋友。呵呵，到今天为止，最大的收获是有几位支持我观点的朋友了。想打架都难。既然想看打架，就先解答以前的问题吧。

记得有朋友提出疑问： 雍州，也是国家北方屏障，北面就是西部鲜卑，境内有胡水卢、羌、氐混居——这个位置重要不重要？可是陈寿并没有特意为那些雍州刺史立个传。

呵呵，黄初元年（220），曹真为雍州牧。黄初二年（221），郭淮担任领（代理）雍州刺史。黄初五年（224），郭淮为雍州刺史。直到嘉平元年（249），郭淮由雍州刺史升雍州凉州都督（代替夏侯玄）。陈泰则接任雍州刺史，直到正元二年（255），郭淮薨，陈泰升任雍凉都督。

上述几人，谁人无传？

《三国志》故意对魏国王雄、田豫与辽东的第一次战争视而不见，呵呵，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选择性失明。如果不读裴注，绝对得不出一向规规矩矩的辽老大公孙渊忽然向孙权称臣的原因及意图。

更正：黄初元年（220）张既为雍州刺史。感觉让世界杯闹得脑子成浆糊了。正文继续：

夏侯湛为何自愧不如，力挺陈寿《三国志》，甚至于毁坏自己的《魏书》，窃以为正是陈寿巧妙的构思。

陈寿以帝纪为主线，王祥伯父荆州刺史王睿、魏国最后一任太尉王祥、王祥之子凉州刺史护羌校尉王浑、幽州都督王乂、王戎为次线（王祥是《三国志》中的第一男主角，不折不扣的红花。）

莫以为幽州刺史兼护乌丸校尉只是小人物。幽州为古燕之地，经过秦汉的开疆拓土，所控制的范围已远非战国七雄之燕国能比。蜀汉再牛气冲天，战国七雄，根本没有益州的位置。再者，蜀汉控制的势力范围莫过于益州一州之地，又焉能与远胜古燕国的幽州相抗衡？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单单辽老大公孙渊便有十万精兵。益州不过百万人口，十万步兵而已，若非依靠天险，焉能有资本与幽州抗衡？

另我认为王衍的父亲王乂由大将军司马担任吏部尚书，随即担任幽州都督，可见王乂已进入司马昭的权力中枢。有朋友认为王乂只是一个地方都督，有何资格进入司马昭的权力中枢？

大将军掾属有长史二人，司马二人，从事中郎四人。从事中郎居于司马之下。

请朋友们深思：钟会曾以大将军从事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史载为“腹心之任”。请问从事中郎钟会是否有资格进入司马昭的权力中枢？

正文继续：

夏侯湛之所以力挺陈寿《三国志》，窃以为原因有四。

第一，夏侯湛似是王祥的秘书。

据潘安诔文，夏侯湛弱冠之年为太尉掾（秘书）。据诔文，夏侯湛元康元年（291）去世，时年49岁。因此夏侯湛生于243年。弱冠之年为263年或264年。而王祥担任太尉的时间恰为264年。

其次、王祥（雄）和夏侯湛曾祖父夏侯渊有着极深的渊源（日后详叙）。

再者、夏侯湛的提拔似与王戎、王衍似有着莫大关系。

夏侯湛一度仕途不顺。杨骏等被诛后升任散骑常侍。而此时，王戎集四要职于一身，担任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开府）、仆射领吏部，可谓炙手可热。而王衍则担任北军中候（中领军），掌禁军。“二王”可谓权倾朝野。

最后一条可能有些牵强：是亲三分向。夏侯湛是王衍的从姨兄弟。

刚接了一部励志的书稿，催得很紧，只好忍痛割爱，让这个帖子先沉沉。

呵呵，激将法是不错。我同时写过三本。主要是感觉没有氛围，发起贴来没有多少兴致。前面所讲的一直就是辽东之战，只是你没感觉到罢了。不信的话，你看看三国时期幽州地图，关于谁是辽东之战最大的功臣，就会一目了然了。

呵呵，真是不怕不知道，就怕胡说八道。

据孙盛《杂语》：“卧冰求鲤”的孝子王祥隐居三十多年，年近六十，后母去世才出来做官。王祥此时为百石级别驾。

据王导的家信：太尉王祥的后母去世时，王祥已年近八旬，官居司隶校尉，辖京师六郡，监察自太子以下文武百官。王祥此时已为魏国不折不扣的实权派人物。

二人是否一人？

曹丕驾崩时，除王雄外，诸方镇刺史个个有传。王雄连籍贯都只字不提。王雄究竟何方人氏？

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我只是不入流的小文人，不敢学易中天先生撰长文《劝君免谈陈寅恪》，更没有魄力学周祥森先生直言不讳地写《但愿的历史在21世纪结束——“陈寅恪热反思”》。

文中结尾言：“有人谓“陈寅恪热”是当代中国学人制造的一个学术神话，看来其言不差。中国人向来是擅长于的，但愿在21世纪能够结束的历史。”

可我这个小文人同样有思想、言论自由。不能陈寅恪先生说过某个问题，我就顶礼膜拜，当作圣旨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陈先生的论文字字珠玑，值得我们耐心揣摩，可是否句句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认为某些个别细微地方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在王导的问题上，陈寅恪先生就明显和明朝状元杨慎、大学问家崔铣（崔后渠）、王阳明、清朝史学家赵翼观点不一致。孰是孰非？

陈寅恪先生与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王阳明先生相比，呵呵，个人认为：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比不上王阳明，至少要稍逊一微米。

当然，你若认为陈寅恪先生一定比王阳明强，我也没任何异议，那是你的自由。我愿意从精神上默默支持你。

记忆中，巴西最怕逆风球,这次也不例外。现在只希望决赛能上演欧美大战了。

呵呵，陈寅恪先生的话未必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王导的问题上，陈寅恪先生对王导推崇备至。王阳明虽不是史学家，可不能因为他不是史学家，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力。

陈寅恪先生的祖父为湖南巡抚，父亲为著名诗人，家学渊源。学问的确令人佩服。
可杨慎也绝非等闲之辈。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明代文学家，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首辅杨廷和之子。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作为修史的修撰及经筵讲官，在评价人物上同样有发言权。杨慎 《丹铅总录•人品•王导》：“后世猥儒，曲好议论，虽诸葛孔明 、宋岳武穆犹加索瘢，而无片语疵导 ，谁谓公论百年而定哉！”且目王导为叛臣。原文前已引。

说起崔铣，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会陌生。呵呵，四五百年前绝对也是个人物，在当时的影响即使逊于陈寅恪先生对于今人影响之深，相信也相差不会太远（至于王阳明先生在当时的影响，个人认为会强于陈寅恪先生对今人的影响）。

崔铣(1478～1541)明代学者。字子钟，又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世称后渠先生。安阳市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入翰林，任编修。因得罪大宦官刘瑾，于正德四年(1509)被外放为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翌年，刘瑾伏诛，召还北京翰林院史馆。正德十二年(1517)，引疾告归。世宗即位后，于嘉靖元年(1522)被召入京。次年，擢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三年，因议“大礼”冒犯了世宗，罢职返乡，潜心于研治学问。十八年，重被起用，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乞归。卒谥“文敏”。著有《洹词》和《彰德府志》。

除王阳明等三人外，个人感觉赵翼在史学上的造诣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陈寅恪先生呀，至少梁启超先生对他推崇备至。

赵翼（1727年～1814年），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所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等。

赵翼生前史学著作因与时风不同而未受重视，死後多年才声名大涨，梁启超以为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二十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我引王阳明等四人，不是用他们来压陈寅恪先生，而是说在某些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陈寅恪先生的论点也绝非亘古不变的真理。否则，如此说来，上述四人一致的论点就是谬论，呵呵。恐怕未必是真！

谢谢上面几位朋友的支持，谢谢斑竹招福把帖子加为红脸。呵呵，我不奢求每一位朋友都赞同我的观点，但只要有几位知己，足矣。王祥的问题，我前面已列十大破绽，本来还有十大疑问的，因朋友对辽东之战不是司马懿之功好奇，所以只列了六大疑问就转到辽东之战上来了。有时间再补上。

有些朋友对于琅琊王氏的崛起可能不熟悉。关于琅琊王氏的崛起，唐长孺先生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魏晋所重者是父、祖官爵，时代悬隔的远祖对于定品的高低至少在魏晋时期并无重大关系。

美国学者Dennis Grafflin指出：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荀氏称得上老的贵族（旧族门户），可并不能追溯到汉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田余庆先生认为琅邪王氏在东汉时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但东汉末年，门户当已就衰。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

九十年代中期，卜宪群先生认为琅邪王氏大致可归为魏晋时的新出门户。

三国时期琅琊王氏崛起的领军人物无疑为王祥。然而，《王祥传》又破绽、疑问重重，势必会引起我们的重视。

呵呵，没想到阿根廷竟以大败而惨淡收场，当时真是目瞪口呆。估计决赛又会上演欧洲双雄会了。半决赛，德国与西班牙之战将会又是一场巅峰对决。小赌怡情，我这次赌德国胜。

由于太忙，没时间整理自写的帖子，还请谅解。发篇摘抄的帖子吧。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长素先生（康有为）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故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胡适）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

较早对古史辨派在学术史上的定位的讨论见于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冯友兰指出，”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

正文继续：

关于魏灭号称雄兵百万、盘踞辽东五十年辽东燕国（公孙渊自立为燕王）之战，《三国志•明帝纪》轻描淡写，一笔而过。

“丙寅，司马宣王围公孙渊於襄平，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冬十一月，录讨渊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诏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

吕思勉先生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钱大昕先生则对《三国志》中明帝的话产生怀疑，认为魏明帝不会说“司马懿临危制变”。此句必为后人追改，因“（陈）寿是晋臣，无不避讳之理”。


原文：“承祚（陈寿）书司马懿必云宣王，惟此称名，盖述帝语不得云宣王也。然亦后人追改。……齐王芳诏曰：‘太尉体道正直。’何独非帝语而亦称官？盖寿为晋臣，无不避讳之理也！”

“非”字疑为衍文。


裴松之注注《魏志•三国志•曹爽传》引《魏名臣奏》证明所谓司马懿“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为后人虚构。

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辽东之战：“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盛其礼秩，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

则证明辽东之战实际还有一位神秘的副统帅。

曹魏时期的诔文表明，辽东之战似非司马懿之功。

正文继续：

而司马懿担任荆豫都督的表现只能说平平，无任何亮点而言。在西线与诸葛亮对峙时初次交手便吃了败仗，其后则落下“畏蜀如虎”的笑名；张郃之死及魏明帝一次次增派援军护麦及屡次下诏只需坚壁清野，且派辛毗做监军都充分表明：司马懿绝非合格的帅才；魏明帝对司马懿的能力并非绝对信任。（详见前面分析）

李世民便对司马懿东西战线脱胎换骨的表现质疑道：“岂西愚而东智？”

是否原文为：
帝曰：“某某某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

若推想成立，魏明帝极力称赞的某某某自然是这位威重宿著的大臣名将——副统帅，只不过被后人故意篡改为司马懿。

呵呵，在华丽的西班牙国家队面前，缺少了穆勒的年轻德国队完败。

晚上继续发辽东之战。关于王导，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十《晋书·王导传》多溢美条云：
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惧妇为蔡谟所嘲，乃斥之云：“吾少游洛中，何知有蔡克儿？”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为门阀尔。

陈寅恪先生评论：
寅恪案，王氏为清代史学名家，此书复为世所习知，而此条所言乖谬特甚，故本文考辨史实，证明茂弘实为民族之功臣。



注：王鸣盛（1722—1797），清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江。江苏嘉定（属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为“吴派”考据学大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为传世之作。另有《耕养斋诗文集》、《西沚居士集》等。

好久不见了，风之隐者。欢迎北落紫宵朋友。王导、王敦兄弟借王祥的孙子王衍之力而登上政治舞台，后卑鄙地将王祥的另一孙子王澄杀害而从此大权独揽，逐渐显贵起来。为掩盖“篡位”的罪行，只好冒认魏国最后一任太尉王祥为其祖父王览的哥哥，并抹掉王祥的所有功绩。王导的子孙后代或亲属又代代为相，权倾朝野，控制着修史大权，于是屡立旷世奇勋，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居功至伟的三国第一英雄王祥便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被后世耻笑的无用之物。

呵呵，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