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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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2791871 2016-08-20 22:46:41
顶楼主，我是门外汉，但是楼主让我认识很多东西，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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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

正文第十八：

昨天为大家介绍了“尸化”女神神话以及笔者关于女娲早期信仰中可能也曾包含“尸化”创世神的内涵。但现存文献除了只鳞片抓的记载外，还看不到多少文献上的证据。事实上，汉代以前的女娲神话基本不存在文献记载，因此，仅仅靠文献记录来还原女娲信仰的路径目前是走不通的。

为了继续追本溯源的研究女娲信仰，笔者需要借助更多的证据才行。这就涉及到了本帖开头笔者所提到的“四重证据法”，

“四重证据法”，是由叶舒宪为代表的神话学研究者们在2005年左右正式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所谓“四重”：第一重证据为现存的传世文献，比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第二重证据为后世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献，比如古本的《道德经》、汲冢史书等等，还有甲骨文和金文等，也可以算作第二重证据；第三重证据是民族志方面的田野研究，如民谣、民间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第四重证据则是指考古新发现的实物，比如出土的钟鼎器物、陶器、图画、纹章、服饰、建筑等等都可以算作第四重证据。当然，这里的“四重”区分法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正文第十八补：

由于笔者在撰写本帖的过程中，会大量使用叶教授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因此在进入我们下一步的分析研究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行为大家介绍一下“四重证据法”：

实际上，“四重证据法”并不能说完全出自叶教授等学者的创造，相反，它是建立在千百年来学人们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一套较为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所以，为了理解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梳理一下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传统国学研究方法是以经学为核心的一种“诠释经典”的研究方法，说白了，其实就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一种文人游戏。每个“大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那些“微言大义”的文献做出不同的解释，不需要实证，不需要检验，基本上就是谁的嘴巴大就听谁的，如果几位大佬争执不下，那就最后就是大家都听皇帝的——帝制时代的“经筵”其实就是皇帝本人直接参与到经典解释的过程中，用皇权来“规范”学问，比如最著名的《白虎通》，就是由东汉皇帝“钦定”的对经义的解释。

不仅仅是中国，西方国家的教士们对《圣经》的争论也是差不多的过程，大家引经据典，都是喷口水，没有实证。最后吵得实在不可开交了，于是由罗马皇帝来裁决到底该听谁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尼西亚圣公会议”，产生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其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理论的确立，凡是不和这一条规矩的即为“异端。”

可以说，在近代实证主义产生之前，“皓首穷经”的研究那几本“古书”实在就是知识分子们唯一可以用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了。

在中国，这种研究方法被划分为三元结构，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据。特别是宋代以来，考据成为每个国学大师的拿手好戏。直到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学者也都是个中能手。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看似“姹紫嫣红开遍”，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对着古书和传世文献翻来覆去的看，看了以后琢磨，琢磨烦了再看，看烦了再琢磨。。。在这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中，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唯一在做的事情，不过是将文献上的文字颠来倒去的折腾而已，而且越到后来，对于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的迷信就越严重，明代以后以八股取士，对经典的死记硬背更是登峰造极，不容许半点背离。

其实这种做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受到了很多抨击，最著名的就是孟子的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

当然，孟子这句话特指的是《尚书》，不是泛指所有文献。但是无论如何，孟子这么讲的核心意思，其实就是说对古书不能盲从，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可惜，后来的儒家学者越来越不争气，终至“万马齐喑究可哀”。

正文第十八补续一：

实际上，这种训诂式的研究方式之所以无法避免的走上僵硬板刻的道路，除了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原因以外，其实这类研究方法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缺陷。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仅仅眼盯着文献本身 ，迷信和崇拜文字书写的文本，以至于到了后来凡是跟传世典籍记载稍有不同的文献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压。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传世文献，基本上是用文字写成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而文字，作为所谓的“文明三大核心属性”之一，长期以来都被过分的神化了。似乎只有文字才代表高级文明，似乎只有文字记录下来的“经典”才是唯一准确的历史记录。殊不知，原本丰富的口传文化遗产，一旦落在笔端诉诸文字记录，那么就会被僵化和固定，甚至背离其原本的面目。

中国文字目前可追溯的直接起源，最早的仍然是甲骨文（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了很多上古符文，但其与后世文字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尚不清楚）。而甲骨文又是怎样一种文字呢？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表明，甲骨文，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关的“宗教文字”，或者说“巫术文字”。其在产生之时的作用仅限于祭祀和占卜。也就是说，甲骨文是给死人看的，不是给活人看的。

而产生或者说“制造”甲骨文的人，绝非我们传统说法中的什么“人民群众”，而是位居殷商统治地位的祭司集团。一言以蔽之，甲骨文绝不是产生自日常的生产生活，而完全是祭司集团写给祖宗神灵看的神秘符号，其文字的含义，其实只有祭司阶层才懂得（笔者猜测甚至连商朝的君主和贵族也不能真正理解甲骨文，因为从“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故事来看，商朝的军事贵族集团和祭司集团应该也是有着比较深刻的矛盾的），祭司集团凭借这一点独占了与祖宗神灵“交流”的特权，而殷商又是一个巫术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因此，由祭司们制造的甲骨文具有着完全意义上的神圣性和非世俗性。

请注意，甲骨文的这一特点在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正式承认的上古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我们假设目前学界对于甲骨文和苏美尔文字的破译大致方向正确，那么如果将甲骨文与苏美尔-阿卡德文字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主要作用充满着世俗性，泥板上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广泛涉及从历代王表到国家财政税收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属于非神圣的世俗记录；还有克里特岛上的线形文字B，目前的解读也发现了关于经济收支方面的大量记录；甚至埃及的圣书体，也包含有涉及王朝更迭信息在内的世俗化信息。

唯有甲骨文，全部内容只涉及占卜和祭祀，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发现过同时代的“世俗性”文字（类似古埃及文字中与僧侣体相对应的世俗体）。因此，仅从文字起源上来看，中国文字就有着独一无二的非世俗性起源，这种起源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的基础。

对于文字和文字写成的文献的崇拜，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时至今日，中国家长不还是再要求小朋友“好好练字”么？中国人的观念始终认为“字”写得好不好，关系到一个人的品格——所谓字品如人品。其实这本来就是无稽之谈，反例很多：大奸臣蔡京和秦桧都是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书圣王羲之的“官品”也不怎样，能力更是出奇的差。但是将字品与人品相关联的观念，笔者认为倒是颇值得琢磨一二，很可能是源自于上古时代文字作为巫术手段的原因：因为文字是写给死人看的，象形文字笔画又复杂，很难辨认，所以必须尽量写得好看和合乎规范，否则担心死人看不懂。

不管怎么说吧， 对文字的迷信导致了对文字写成的文献文本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则是导致国学的研究范式长期无法突破文献考据藩篱的一个重要内因。

正文第十八补续二：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学，也被动的迎来了研究方法上的第一次突破。而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满清统治的终结，汲汲于西方学问中国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尝试着用“西学”来研究国学了。

“西学东渐”的第一炮，其实是由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打响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将千年来的学术偶像打翻在地，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书中的“圣贤之言”。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清华开讲“古史新证”课程，第一次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概念，好找大家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这样的“地下的材料”去印证文献典籍这些“地上的材料”。几年后的1928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又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念，这个明显带有实证主义和年鉴学派烙印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好找学者们走出书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去发现传世文献之外的新史料。

至此之后几十年间，地上文献+地下文献的组合成为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广为推广，无论是胡适、顾颉刚还是郭沫若，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和执行者。但同时反对的声音还是存在的，比如章太炎为代表的较为守旧的研究者们还是坚持旧的文献训诂方法，当然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新派”学人的嘲笑。

正文第十八补续三：


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顾颉刚的弟子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他写到：“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


而所谓“四重证据法”，则是在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发掘的文献（如古本《道德经》）和带有文字的文物（如可有铭文的青铜器）同无文字的实物（如无文字的陶器、金属器皿）以及图像（如画像）相区分，进一步做了细分化和具体方法上的创新，并结合了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

本节介绍的主要是方法论，在下写得比较累，也看不到网友们的反应，好孤单好忧桑啊

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方法论，妄图得到比较合理的论证，那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笔者还是要坚持把方法论的部分专门讲完。

眼睛有点累，休息一下再继续

正文第十八补续四：

继续说说“四重证据法”。

简单来说，比之此前的研究方法，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重视比较文化视野中的物质文化和图像资料作为证据。

同样是利用考古发掘，如果说此前二重证据法更为看重对出土文献或铭文等的利用，那么四重证据法的特征则是将非文字性的实物和图像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上。

正如叶舒宪所说“这种作用类似于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引自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

对叶教授的这句话，笔者个人的理解是，四重证据法突出的特点在于将出土的文物或图像作为独立于文字之外的“历史存在物”来看待，并从这些“历史存在物”本身来发掘历史的真相。

叶舒宪进一步指出：“第四重证据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是呼应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着新史学走出单一的文本资料限制，在权力叙事的霸权话语之外，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的方法潮流。”——引自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在这里，叶舒宪很明显的点出了第四重证据的一个重要作用：帮助历史研究打破传统的文字霸权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叙事的霸权话语”——因为由传统权力所造就的文献史学，主要就是通过对文字解释的垄断权来控制对历史解释的垄断权的。

当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叶舒宪在对四重证据法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同时看到了该方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

比如：“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第四重证据和第一重证据所给出的信息发生出入甚至相互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处理其各自的可信性或不可信性？”——引自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对四重证据法在研究倾向性方面的担心。比如代红云在其文章中提到“2005年左右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就是由文字中心转向非文字中心。。。。。。在这种转向中，辨析叶舒宪对待‘口传文化’和‘书写文化’的态度，以及他的四重证据法的思想倾向，应注意到他在某些存在‘过度阐释’或‘矫枉过正’的倾向，如把口语与文字对立起来，把田野与文本对立起来。”——引自代红云《“媒介场”视域中的“多重证据法”》

正文第十八补续五：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四重证据法提出了担心和质疑。但是笔者认为，该方法仍不失为目前阶段研究上古历史的最佳方法论。特别是目前阶段，笔者正在集中研究女娲等女神的史前信仰，在这一主题中，四重证据法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正如学者林科吉指出“文字文明主要是传承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文字的抽象性和性别偏见形成对之前的文化成果的巨大屏蔽，使我们看不到自旧石器时期开始的甚至更早的人类文化长河里发出的幽微却迷人的光辉。当代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还原人类文化的整体性，透过被文字所抽象和被权力意识形态所扭曲的现代文明，看到文明的原型，从这个角度说，‘图像’向我们显示了‘无言之美’。”——引自林科吉《从神话原型批评到文学人类学》


正所谓瑕不掩瑜，笔者对叶教授的方法还是充满信心的，在本帖中，笔者会尽量严谨的使用四重证据法，并尽量避免它所潜在的问题和隐患，以争取为网友们呈现出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古史分析方向。

今晚为大家主要介绍了四重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其发展源流。属于纯粹的理论介绍，估计很多朋友没有耐心看，这也不要紧，从下周起，笔者将以四重证据法为主要方法论，为大家抽丝剥茧的揭秘女娲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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