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来的还是日本记者，据说是两位博学的中国通，是日本《朝日新闻》派来的，又经过樊靖宇将军的介绍，吴玉帅还是大方地接见了，并设宴款待。在宴席上，吴佩孚侃侃而谈，明里称赞日本人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早年能把中国文化搬过去，现在又能学习西洋，而暗里却讽刺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吴东拉西扯说了一通，以显示自己的渊博，而那两个中国通也有些根底，居然都能应对如流。谈到最后，吴玉帅竟然说：“我姓吴，是吴泰伯之后，我是泰伯101代玄孙。你们日本天皇也是泰伯之后，你们大正天皇是泰伯102代玄孙，皇太子裕仁就是103代了，这是有谱系可查的。怎么你们皇太子大婚，也不给我送个信？我要是事先知道，也好派代表给他送礼啊！”这下子算是把两个博学的中国通给难住了，他们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万世一系”的天皇会和吴泰伯有血缘关系，不过也不好反驳，只好含糊其辞地跟着敷衍。

吴玉帅很能打仗，都打出了国际声誉，以至于不少外国人都以见到吴佩孚为荣。早在1921年夏天，英国将军吉庆纳一行由英国驻华使馆武馆陪同，到洛阳访问吴佩孚。参谋长张方严认为吉庆纳是一战名将，得隆重地招待一番，还打算用西餐为其接风洗尘。但吴却不同意用西餐，他说：“干嘛给他们预备西餐，就用中国菜吧。咱们准备最好的中国菜，让他们见识见识，等他们吃了中国菜，回去也可以学着做。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了解我们中国的悠久文化，我们中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张不便反驳，就嗫嚅地说：“怕他们不习惯吧，最好请他们吃西餐。”左右还有人插了一句：“洋人恐怕筷子都不会使，叫他们怎么吃？”谁料，这吴玉帅居然来了一句很雷的话：“那就给他们预备一份刀叉，反正得让他们学着吃中国菜。”

酒席开始了，宾主纷纷入席，吉庆纳皱着眉头喝着吴佩孚准备的山东黄酒，说道：“以后战争部署都要大大改变了，现在各国都有了飞机，侦察、轰炸都会有很大的威力，而且日后也不会分什么前方后方，都将在敌机的威胁下了。”吴听了，摇摇头说：“不会起多大作用吧？”吉庆纳说：“当然，一两架当然不会起什么作用了，要是多了，就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吴却并不示弱，他说：“我看飞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飞机本来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却从不爱用它。”吉庆纳对吴的话倍感诧异，还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便好奇地问：“这倒还真没听说过，不知道贵国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明的飞机。”听到这里，吴又很神气地说：“中国在两三千年前就有飞机了，不过不称作飞机，而称之为飞鸢。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山东的大思想家墨翟就发明了飞鸢，可以说是飞机的滥觞了。”

吉庆纳还是有些懵，话茬都没法接下去。但吴谈兴大发，继续说道：“中国有的是发明家，不过中国以文化立国，这些奇技淫巧是些小道，都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比如说指南针吧，早在5000年前，黄帝就发明了指南车。你们航海探险的人，哪个能离开中国的指南针？”吴夸夸其谈，纵论古今中外，但吉庆纳半信半疑，不好作什么表示。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替中国人争得了面子，他的一些部下也认为：“大帅在酒席上折服了洋鬼子，真是替我们中国人争气。”

【英雄末路】
独霸中央政权的直系，势力急剧膨胀，但被其一个个挑落下马的皖系残余和奉系势力并不甘心，一心想要与之一较高下，再度问鼎中原。当年9月3日，直系江苏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卢永祥之间爆发江浙战争，曹吴决定帮助直系部属灭掉皖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战一触即发，9月8日，被国内外普遍看好的吴佩孚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该刊发行以来的第一个中国人。但是，秣马厉兵、卧薪尝胆两年的奉军并不甘心直系独大，便以反对曹吴支持江苏而向直系宣战。9月15日，张作霖亲率15万大军进入山海关，再度与直系较量，企图问鼎中原。

就怕你不来，吴佩孚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得知奉张自己送上门来，便兴奋地亲率20万人马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可就当吴佩孚亲率前线10万大军正在激战之时，热衷于倒戈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带领他在后方的3万人马从热河撤军，与胡景翼、孙岳这“反直三角小同盟”密谋倒戈，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在前线的直系士兵得知后院起火，士气大落，很快就溃不成军，直系惨败。在悲痛之际，吴佩孚还致信谴责冯玉祥：“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受教于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免耿耿耳。吴佩孚泣启。”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吴佩孚在民国的战场上，还真没打过败仗，在洛阳炙手可热势绝伦的他居然从巅峰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成败荣辱，转瞬浮沉。其实，在战前四照堂点将时，吴佩孚就露出败迹。四照堂因为四面都是玻璃窗，四面都有光照进来，才因此得名，就在这个大堂内，吴佩孚点将派兵。电灯打开后，堂中一条长桌，密密麻麻地坐满六十多人。威风八面的吴玉帅出场时，造型雷人，下面竟穿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缎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上的纽子也不扣，嘴里叼着一根纸烟，懒懒散散的盘腿坐在椅子上，总看不出是大帅风度，有人猜测，或许如此装扮是故意轻蔑奉张的表现。

可吴开口就说：“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邈我武功！……大张挞伐，除此元凶……”，这说话的口气像偷懒的小和尚在念经诵咒般，有气无力。会议开到中间，电灯忽然熄了，过了半晌才亮起来，大家对此窃窃私语，说此乃不祥之兆。王怀庆跟冯玉祥坐在一起，偷笑着低声说道：“不吉利，不吉利，这可是不吉之兆啊！”冯玉祥笑而不语，因为他已经谋划好倒戈之事了。

之后，吴正式下达命令，第一路该怎么做，第二路该怎么做……援军各路该怎么做。后来，海军总长问他海军该怎么做。吴却回答：“你们自由游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问空军该怎么做，吴答道：“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张家口骑兵请令，吴说：“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人请令，吴不耐烦地说：“再这样添下去，还成个命令吗？能不能以后再商量，今天就这样散了吧，散了吧。”大伙一哄而散。对于如此重大之事，关乎到生死存亡的决战，竟如此草率，吴佩孚败就败在这里，因为海军、空军、骑兵没布置好，才使得步兵孤军奋战，很快陷入被动。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照理来说，吴佩孚应该将仇恨指向奉张，但他把战败之事归咎于冯玉祥，还与宿敌张作霖握手言和，率兵与其左右夹击，将倒戈的冯大胖子赶出北京城。等北京稍微安定一些的时候，曹锟又做起大总统的美梦来，三番两次向吴佩孚提请：“求求你给我次机会”，但吴则冷淡地回应：“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但在赶走冯大胖子之前，吴佩孚日子过得非常狼狈，可以说是从“时代的宠儿”一下子就跌落到了人生的低谷，自己率着两千残兵败将南下逃遁，可是奉军、阎锡山军和冯玉祥军一直对其穷追不舍，使得昔日风光无限的吴大帅惶惶然如丧家犬，山东、湖北的直系督军也不念先前旧恩，争相发电不许他入境，手下的随从建议他先到租界避避风头，但他却义正言辞地回绝，说堂堂军人本来当保家卫国，守土安民，如果让外国人庇护，岂不是有伤国体。吴佩孚没有逃到租界，反而逃难躲避在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

在鸡公山的那一个月里，由于冯大胖子一直带兵想要干掉吴大帅，以至于吴佩孚搞得跟历史上的伍子胥一样，一夜愁白了头。就在吴大帅险象环生之际，也就是1925年春，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通电全国，宣布继续支持吴佩孚，那简直就可以说人间自有真情在，吴大帅差点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吴佩孚趁机亲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前往岳州赵恒惕处。

溃败后的直军终于缓过神来，到10月，孙传芳发起反奉战争，应孙传芳之邀，吴佩孚赴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至此，吴大帅结束了在兵舰漂浮7个半月的逃命生涯。但是时局变化很快，两广联合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冯玉祥也成了被他们拉拢的对象，所以直军与奉军冰释前嫌，一同讨伐冯玉祥。可还没彻底击溃冯大胖子，南方国民革命军很快就打过来了。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数次战役，吴佩孚兵败湖北，这次算是真的阴沟里翻船，再也很难东山再起了。

【浩然正气】

万山拱极一峰高，遯迹何心仗节旄。
望月空馀落花句，题诗寄咏猗兰操。
江湖秋水人何处，霖雨苍生气倍豪。
笑视吴钩自搔首，前途恐有未芟蒿。

以上七律为吴佩孚在败退到白帝城时所作的《感怀》，失意之中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当年的豪情与雄心，这样的气魄和情怀在当时恐怕惟秀才出身的吴大帅才会有的了。

兵败湖北后，为躲避冯玉祥和国民军的追杀，便向先前受过其重恩的四川军务督办杨森说：“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杨森顶住各方压力，收留了恩人吴佩孚。从此，吴佩孚流亡四川，受到杨森的庇护，成为寄人篱下的昔日英雄。直到1931年春，南京国民政府才允许吴佩孚离开四川。有人劝吴大帅召集旧部，卷土重来，但吴佩孚后期屡次兵败，已无心于军事、政治。

在结束四年的流寓生活后，1931年秋，应张学良以子侄身份的邀请在北平定居，住在张少帅赠送的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而且每月还接受他馈赠的4000元以维持生活。昔日的大帅还要靠今日的少帅接济才得以维生，这不能仅仅以此说明吴佩孚没本事，只能说明这位先前的直鲁豫巡阅使果真能向他所承诺的：不纳妾，不蓄财，不进租界，不靠外人帮助。另外，北洋军阀系统内还有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打仗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旦完全解甲归田，便绝不私下报复，私仇除外。

在1925年，吴佩孚东逃西窜之际，英美两国银行还想出面资助吴佩孚，不需任何抵押，请他再度出山，被他拒绝。在洛阳时，苏联人想支持前程似锦的吴佩孚也被拒绝。甚至日本人请他出游日本，吴佩孚都付之一笑：“我租界都不进，还会去日本？”

1928年，国民党北伐，吴佩孚落败而遁隐四川，日本第一遣外司令荒城二郎携17名将校专程访吴，他们声称愿意协助吴东山再起，并提出对吴的帮助：一、可先资助100万元；二、奉送步枪10万支，山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以及大量弹药。但吴毫不为其所动，他很决绝地说：“我过去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下百万，其结果仍是兵败如山倒。由此可见，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并不在乎有多少支枪，有好几百万块钱。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了断，外人盛意，敬谢不敏。”

在1925年，吴佩孚东逃西窜之际，英美两国银行还想出面资助吴佩孚，不需任何抵押，请他再度出山，被他拒绝。在洛阳时，苏联人想支持前程似锦的吴佩孚也被拒绝。甚至日本人请他出游日本，吴佩孚都付之一笑：“我租界都不进，还会去日本？”
1928年，国民党北伐，吴佩孚落败而遁隐四川，日本第一遣外司令荒城二郎携17名将校专程访吴，他们声称愿意协助吴东山再起，并提出对吴的帮助：一、可先资助100万元；二、奉送步枪10万支，山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以及大量弹药。但吴毫不为其所动，他很决绝地说：“我过去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下百万，其结果仍是兵败如山倒。由此可见，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并不在乎有多少支枪，有好几百万块钱。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了断，外人盛意，敬谢不敏。”

作为曾经名震一时的一方诸侯，吴佩孚生活极其简朴、廉洁自律，每天只吃面食、米饭，有时候性情来时喝点山东黄酒或绍兴酒，客人来访，他居然用烤白薯招待人家。吴佩孚逃到四川，绕道河南时，当地头面人物敬重吴佩孚大名，盛邀吴大帅赴宴，面对满桌鸡鸭鱼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绵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后来让人撤掉宴席，只吩咐了4道菜。本来次日清早就准备启程，但乡绅们前来索字，吴佩孚雅兴大发，挥毫泼墨地为他们写诗，其中一首是：“天落泪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正是因为吴玉帅能够满足乡绅的愿望，才使得他躲过一劫，因为在他前面行动的得力幕僚张其锽遭遇追杀。

饱读圣贤之书的吴佩孚曾这样写过：“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这样的话估计只有清心寡欲的理学大家才能写得出来，但令人敬佩的是，一生崇敬关羽、岳飞、戚继光的吴佩孚也能做到言行一致。吴佩孚三十开外才迎娶结发妻子李氏，后来在无母数次要求下才纳张佩兰为妾（没有生儿子），李氏病故后，吴佩孚一生不再娶。所谓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只不过是好色之徒的托辞，一位德国美貌女子对吴大帅哥一见钟情，大胆地写信表白，吴大帅哥却以一句“老妻尚在”拒人于千里之外。

吴佩孚除了军事造诣和政治成就为世人称道外，他清正廉明的品格也常为人们所赞扬。有个政客曾在别处为官，政绩平平且政声槽糕，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后，便托关系来求吴帮忙，说是想到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案头，吴佩孚不温不火，只是大笔一挥批了四个字：“豫民何辜?”意思就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你这样的人来当官，这不是祸害一方吗。

另外，有个下岗军佐得知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空缺，便毛遂自荐，把自荐书都呈了上去，在书信中大谈理想抱负，然后言归正传说是请吴大帅帮忙补缺旅长这一职务，最后的落款是：“愿为前驱，功成后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仍然只作四字批示：“且先种树。”

每次批示不多不少都是四个字，不仅风趣幽默，简单明了，而且让人无盘旋的余地。吴佩孚的书信也如批示一样风趣幽默，他有一位老同学写信给他，想要在他手下谋一后勤部门的所长职务，吴佩孚当即回信说：所长必有所长（长音“常”），兄之所长何在?老同学讨了个没趣，知道吴是说一不二的性格，只好作罢。

张少帅虽然接济落魄的吴大帅，对其也算是有恩之人，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少帅带着几十万东北军不放一弹就撤离，这让吴佩孚非常气恼，为此还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山河都为之易色：“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只要不怕死便是最大的实力！”

1930年秋，淡出政治舞台的吴佩孚自撰一副对联，悬挂在客厅中来表明心迹：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对联中，吴又将他的“四不主张”强调了一次，而且一路走下来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如此高风亮节，让他赢得各路军中同道的赞扬与尊敬。曾担任过徐树铮西北筹边使排长的汪云台，在九十多岁时仍能对这幅对联倒背如流，他说：“各系各路军人均能背诵，确实是吴一生的真实写照”。

日本企图扶植傀儡政权，特务机关长还允诺愿意资助吴佩孚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和助款百万，但吴佩孚拒而不受。不过日本人和一些汉奸利用吴佩孚这张大旗拉拢人心的意愿不死，总是经常去游说他，他却破口大骂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骂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骂汪精卫“无耻下贱”等等。日本人去请他出山，他话都不说就拍桌子、摔茶碗，虎虎生威地斥退日本人。

【玉帅之死】

都说他得罪了日本人，鬼子一心想要报复，所以趁着吴佩孚患牙病住院时，强行去给他看病。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上一刀割下，立刻血流如注，吴佩孚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假意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后，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可谓使出一番足以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演技，让玉帅加速死亡。这是吴佩孚孙子的回忆，当时他亲临现场，应该不会记错。

尽管是在沦陷的北平身亡，但当地民众还是去给玉帅送行，还送去不少匾额、挽联、花圈，其中还有万民伞、万民旗，有人还称他：名垂宇宙，武圣，关岳吴，大义先觉，至大至刚，乾坤正气……吴佩孚的同窗挚友则送来这样的两幅对联：
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
同投军，同就学，同拯国难，扶棺痛哭，岂独念私情。

是奇男子，是真将军，家国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为天下忧，为民众惜，行藏系劫数，天道竞难论。

抗战胜利后，杨森、邓锡侯等吴佩孚生前挚友倡议对玉帅进行公葬，国民政府明令褒电：“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期间，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没。为表彰忠烈，追赠陆军一级上将衔。”并以“故旧袍泽”及“平市各界”的名义发起公葬，其中还以组成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为主任委员的“蓬莱吴上将军营葬委员会”，登报启事与向全国各省市地方发函并举，募捐公葬费。

游绥定凤凰山
英雄处处出人头，又上高峰作壮游。
满眼苍生归掌握，数堆疑冢感荒邱。
萧萧木叶传边警，点点梅花为我愁。
休到昆仑山上游，中原王气不胜秋。
吴佩孚 1929年作

（不论在哪个时代，吴佩孚都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种种就写到这里，感谢大家的一直陪伴，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动力。感兴趣者可加QQ讨论群：28345028）

@设使国家木有孤 2015-01-15 20:14:53
真为楼主感叹，用心写书的人有，用心看书的人也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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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什么，功不唐捐，有人喜欢看我还是很高兴的。

@再造文明 2015-01-14 22:18:02
【玉帅之死】
都说他得罪了日本人，鬼子一心想要报复，所以趁着吴佩孚患牙病住院时，强行去给他看病。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上一刀割下，立刻血流如注，吴佩孚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假意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后，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可谓使出一番足以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演技，让玉帅加速死亡。这是吴佩孚孙子的回忆，当时他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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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贲大将军2013 2015-01-15 17:15:56
吴大帅真是了不起，真心想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好些，到头却只是长使英雄泪满襟，不胜唏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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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多悲剧，懂英雄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哈哈。

第九将 泥菩萨黎元洪

【罕见之人物】

有人称他是“床下都督”，革命党人去找他时，他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还口口声声地说：“莫害我，莫害我。”也有人唤他作“黎（湖北方言一般不分泥和黎）菩萨”，他是武昌首义的都督，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当过两届大总统和三届副总统，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他位高权不重，很多时候只是自身难保的摆设。就连鲁迅先生在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中，也不忘将这个哥们调侃了一番，把他叫做“洪哥”，是否在暗讽革命投机者太多从而不具有彻底性呢？

他参加过“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露过面，也编练过新军，维护过共和，兴办过实业，军民分治、废督裁兵、省长制都有是他首倡的，但他也亲自杀害过革命元勋，还鼓吹武昌与南京方面分立，响应过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过“群英会”，排斥异己，将革命军队的8个师缩编为3个师……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首义枪声一响后，反而被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开明士绅共同拥护为都督，旋即又被推举为副总统，再后来又当上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开国三杰之一，民国五伟人他也排的上号，凡此种种，所以也有人称他“民国史上罕见之人物也。”


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黄陂人，字宋卿，人称黎黄陂，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两届大总统和三届副总统的人。

【大难不死】
谈到甲午中日战争，我华人同胞大多是极大气愤与惋惜，那么牛的北洋水师（当年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居然惨败给那么不牛的撮尔岛国小日本，实乃奇耻大辱啊！更为细心的人们也能熟知在海战中英勇殉国的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等爱国将领，甚至还有人知道护卫邓世昌不成反而被其淹死的两只义犬，但很少有人知道本传主黎元洪也是对日战争中的一员。

14岁时，黎元洪跟着父母离开湖北黄陂老家，移居天津，19岁那年，就近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机械科。24岁毕业后，就被派到北洋水师服役。过了6年，也就是30岁的时候，当年也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黄海，一腔好男儿血性地参加甲午中日战争，可打仗不能光凭血性之勇，还有战略布局、组织指挥、军器械备、后勤补给、士气民心、地形气候什么的都得考虑啊，战争拼的就是综合实力，不然兵圣的《孙子兵法》也不会说“道、天、地、将、法”之类的了。可那会北洋水师惨败连连，黎元洪所在军舰也被击毁，而他本人也落水了，不过运气好被救了上来，命不该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的就是黎大胖子这种。

从阎王殿门口捡回一条命的黎元洪想回北洋水师，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编制都没有了，他就此没了饭碗，还以叛逃罪名被朝廷关进监狱监禁9个月，他的人生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前途何在啊。苦苦等了几个月，到1895年底，黎元洪应署理（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而奔赴南京，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由于黎为人老实，办事踏实，颇受器重。1896年，黎元洪随着张香帅（时人对张之洞的敬称）回老家湖北，任枪炮厂监制兼护军后营帮带官（副营长），帮助训练新军。在老家混了整整10年，也就是到1906年，黎元洪才擢升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旅长），并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1910年兼任湖北讲武堂会办（副校长）。纵观这些履历，黎元洪在甲午海战中大难不死，虽然升迁缓慢，到42岁的时候升任旅长，46岁担任军校副校长，也是顺风顺水，步步高升，姑且算作“必有后福”。

【风口浪尖】
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全国震动，但是因为当地革命党首领伤的伤、逃的逃，或者远在他方没能赶过来，当时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只相当于一个连长，在起义者眼中，他们应该在新军中推举一个相对权高位重又有威望的人来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商议一通后，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身上，但这黎元洪还不乐意，躲在床下不肯出来（也有人说他躲在床上的纱帐后面），革命党人的枪就不乐意了，没办法，在枪杆子的逼迫下，黎元洪不得不出山，与他心目中的“贼臣逆子”蛇鼠一窝，而且还当了贼臣“头子”，真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啊，身为泥菩萨，只有从了吧。

据后来在黎元洪身边的人回忆，黎在当都督的前几天，心情非常低落，觉得自己很没前途，甚至说是前程尽毁，不管走到哪里，甚至吃饭时都是一脸的悲观与无辜，刚开始几天不吃不喝还不说话，活像个泥菩萨，但后来的几天，湖南、陕西、江西等省份纷纷宣告独立，革命势力很快就蔓延到大江南北，这让黎元洪似乎看到了希望，还笑眯眯地去把辫子剪掉，索性还剃了个光头，表示与旧王朝一刀两断。

武昌起义一周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门前祭坛高筑，祭坛上还摆放着黄帝轩辕氏的灵位。在皇帝灵前摆设香案、玄酒，在两侧立旗，在一片鼓乐喧天之中，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跪读祝文，之后，三军鸣枪，全体跪拜，山呼万岁。这是湖北军政府祭黄帝仪的盛典，也是黎元洪视职的庆贺大典。“继大明 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后来国学大师章疯子章太炎给黎元洪的挽联中就这么写的，也就是说他们光复了汉人江山，当为民国开国元勋。

转变后的心情，在黎元洪写给恩师萨镇冰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一二：“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恢复汉业是对的，顺潮流大势而为也是对的，即便是这么想，当初为何不早点投身革命，还不是因为心中还对清廷有感恩之心，想做遗老没做成呗，或者对革命抱悲观态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风头之盛一时盖过了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等革命元老，著名的“武昌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更不能望其项背，当然当时他极其不愿意退出湖北老巢，仍然兼任湖北都督，坐镇武昌。在这个时候，湖北军政府内部不和谐啊，明争暗斗太多了。话说武昌首义，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这两派一以海外留学生为主，一以江湖豪侠为主，相互看不起，就是土鳖与海龟互掐，明枪与暗箭齐放。

等到民国成型，首义诸人各个都已开国元勋自诩，牛叉轰轰得不是一般，可南京中央并没有给首义之功的哥们安排几个职务，几个部长、次长都没有他们的份，搞得孙武等人都开始支持黎元洪的武昌方面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文学社的大佬蒋翊武却认为黄兴比黎大胖子要高大上得多，公开表示支持黄兴及其为骨干的南京政府。这下可好了，革命党人的外围组织群英会、铁血团什么的，一个个飞扬跋扈，血腥味十足，说是要杀害领袖孙武，原因是他公开诋毁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还非要与黄兴争夺陆军部长一职，这下就好了，武昌又是一阵腥风血雨，还被他们称为二次革命，以后更是有三次、四次、五次革命，无非是武昌军政府内部党人为争权夺利掀起的政争与战斗。

旋踵之际，历史转角，政坛易位，当了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宣布下台，继任者将是北洋军阀、立宪派乃至不少革命党人都寄予厚望的袁世凯。黎元洪当时对这袁大头心存幻想，也极力推举他当大总统，而且还赞成将首都迁到北京。最让人诧异的是，貌似忠厚的黎元洪竟然颇具心计，他将首义元勋张振武和方维骗到北京，然后借袁大总统之手将他们杀害，据说是因为他们与黎元洪在军队编制、训练、军饷甚至是服装等方方面面都有矛盾，所以黎菩萨借刀杀人，排斥异己，成功地将张、方二人杀害，举国哗然，制造民国一大冤案。

民国初建，副总统与大总统就唱了一出违法杀人的双簧，张、方案让黎元洪顿失人心，不光先前武昌首义的湖北诸位元勋开始反对黎元洪，就连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元老都纷纷抨击黎元洪逾权违法残害元勋，搞得黎菩萨每天战战兢兢，相当狼狈。更为要命的是，张振武作为武昌三武之一，又在新军中的炮队干过事，他的那些同僚、下属要给他报仇，于是拖着炮架，攻打起义门，扬言诛杀黎元洪。黎元洪不是吃素的，不然就不会长那么胖了，他打肃清异己势力开始就防范着有人搞他，所以早就布置好兵力等他们上网，好啦，张振武旧部成了黎大胖子的盘中餐。

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有事大家好商量呗，都民主共和了，可这只是理想状态，很多人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不然早就有真正的民主宪政了。蒋翊武那派老想搞掉黎大胖子，又同熊一枪熊秉坤搞起所谓的“第六次革命”（早过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可见他们才是最潮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本来这次“革命”行动密不透风，可孙武立即带着大部人马火急火燎地闻风赶过来勤王，才将蒋、熊军打散，又使得黎菩萨躲过一劫。

1913年，“宋教仁案”爆发后，南方革命阵营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友好合作时期宣告终结，孙中山算是看透了袁大头，不愿意再与其合作，对其也不抱有能够推进民主共和进程的期望，于是发动南方苏、皖、赣、湘、粤五省革命势力来武力倒袁，掀起“二次革命”。袁世凯骂孙、黄二人除了捣乱外别无本事，黎元洪居然也跟着攻击孙中山于革命“无丝毫之功劳”，“而黄兴之战功更无足道”。后来袁世凯下令以“破坏共和”的罪名讨伐孙、黄，黎元洪马上响应：“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

就在黎菩萨准备向东南革命势力进攻时，湖北境内一场“倒黎反袁”运动正在悄然酝酿。3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汉，携带一封黄兴带给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蔡汉卿（他们都是湖北当地的革命党人，有些直接参与了武昌起义）的密信，信中称“遁初（宋教仁字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从新努力”。

看到黄兴的密信之后（黄兴在“阳夏保卫战”中，与他们共事过，威望很高），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昙华林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宴席散后，他们成立改进团，其中以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为首，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彰明较著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并散发传单，聚众演说，“非推倒项城(袁世凯)、黄陂(黎元洪)及诸官僚，吾民终不能享共和幸福”。

武昌起义油画。黎元洪就是在这次起义之后渐渐为世人熟知。

改进团主要成员慌忙拉着军队中的人请喝酒、叙旧情啊，很快就同别人打成一片，想以此联系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武装为基本力量，同时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以及会党群众。此外，他们还在会党活跃的荆州、襄阳一带设立机关，发展组织，十天时间就获得数万人拥护。当年5月20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正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当场逮捕在座的旅长、团长多人。紧接着又侦破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多处，捕拿数十人。得知这么多人密谋反他，黎元洪想处死他们，但又怕激起更大的反对浪潮，所以只好命令秘密处决二十多人，同时还下令通缉改进团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

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向来（至少从东汉末年分三国时期算起）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可向苏、皖、赣，南可向湘、粤，换句话说，湖北是镇压“二次革命”的前哨阵地，遏止住湖北这样的咽喉要道，南方的革命党人就难再有大气候可成。赣宁之役爆发之前，孙黄等人就派人到黎黄陂处说项，说即使不偏向于革命党人一方也万望保持中立，谁知这黎菩萨完全不顾昔日革命党人推戴他为都督、副总统的恩情，却死守着中国“非袁则乱”的宗旨，表示自己“极端（“极力”更好一些）拥护项城”，“必力助袁总统”。

等到赣宁之役打响，黎元洪不仅让袁世凯的北洋军入境，而且还派人欢迎、犒劳，甚至提供补给，更令昔日革命党人切齿的是黎菩萨竟然还派一个师的兵力到江西去为北洋军助阵。身边有人劝他不要用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子弹资助袁世凯打内战，但黎某人就是不听，使得清末民初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厂成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的利器。

湖北省内的革命党人季雨霖、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熊秉坤等人决定在6月25日再来他个武昌起义，以此来响应孙中山倡导的“二次革命”，但就在当夜，武昌城内几处起火，全然没有当年那种大火一起而四处响应的热闹劲，何也？原来黎元洪早已知道革命党人的“把戏”，已将三百多党人屠杀，而且还有一千多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中下级军官、政界人士被关押在牢房里，所以不光第二次革命中的第二次武昌起义破产，就连在以后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被黎元洪血洗殆尽的革命党人没有再掀起大风大浪了。

【黎菩萨坐庄】
在大总统与副总统亲密无间的配合下，二次革命瞬间即成历史陈迹，袁世凯可以稳坐钓鱼台了，但他不允许黎元洪在湖北都督任上坐稳，说到底，袁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非北洋系的人物放在湖北都督的位置上，任其拥兵自重，占地为王。对付黎元洪，袁世凯已经准备了软、硬两套方法，先是对其加以笼络，馈赠“民国柱石”的匾额给黎，以示表彰黎元洪“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地对付孙中山、黄兴逆党的“二次革命”，夸赞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时“临机应变，砥柱东南，使不匝月而收削平大乱之功”，而且还说对黎黄陂仰慕已久，非常渴望在北京与之携手共事，也好让正、副总统和衷共济，襄理国务。

除了一连串肉麻与夸张地表彰外，袁世凯还施以调虎离山计，一会儿要说是让黎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又要让黎兼领湖南都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要将黎元洪调出湖北。黎元洪可不想被架空，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借口推脱。有兵有地盘才是草头王，谁他妈愿意到北京去受制于你袁大头，这或许才是黎元洪的心里话。

从二次革命开始直到1913年底，黎元洪还是没有被“请去”北京，袁世凯收住了诡秘的笑容，决定对其使出硬招。这次，袁世凯特派自己的头号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汉口“劝驾”，胁迫黎元洪立即离鄂赴京。12月8日，段祺瑞突然光临汉口（可能是黎元洪觉得武昌闹起义闹得太多了，搅得他睡觉都梦见有人闹事，所以才将都督府迁到汉口），黎知道不北上已无可能。他邀集亲信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并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祺瑞只匆匆地见了黎元洪一面，准备好了与其同去北京的专车，次日一大早，段祺瑞就直接架着黎元洪踏进北上的列车。列车行驶到半路上，在10日，北京中央政府就发布了袁世凯的总统命令，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

真那个叫做冷不防啊，黎元洪得知北京中央的通知后，仰天长叹，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不容商量，以后待北京哪里会有好日子过，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帮助这袁世凯镇压革命，岂不是为虎作伥又被虎反咬一口嘛。悔不该啊，悔不该，但现在又有何用。到北京后，袁世凯给黎元洪一万元的月俸和两万元的车马费，安置他住在南海瀛台，也就是当年西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这让副总统黎元洪欲哭无泪啊！

1914年初，有“报界奇才”之称的著名记者黄远庸想方设法去拜访黎元洪，而且恰好有机会在瀛台吃了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黄远庸在报道副总统日常事务的字里行间表示：黎元洪除了瀛台之外，竟不能走出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都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就连与闻重大国事的资格都没有，每天只有靠读书练字来度日。堂堂民国副总统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后来黎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在读书之际，偶尔会突然掩卷，然后大放悲叹之声。

袁世凯可顾全不了黎元洪的感受，而是一味心思地加紧自己称帝的计划。那时候的北京城，不管是前朝遗老还是一些民国名流，很多人都被袁世凯收买，而且还争当从龙之士，向袁世凯献媚争宠，劝他早日称帝，好使得宇内承平，四海归一。热闹是他们的，在瀛台的副总统黎元洪却表示得超冷淡，也没打算趁此机会冲出樊笼。为了拉拢这个民国元勋，袁世凯还第自己的第九子作黎家的女婿（估计这也是他们那些人喜欢多生儿女的又一大原因）。

跃跃欲试的袁世凯想当皇帝，当然要试探一下副总统的口气，有一次他问黎：“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怎么看？”袁看黎一脸严肃与镇定，而且反应非常淡漠，好像在赌气一样，于是袁便莞尔一笑地补充：“当然这些人是胡闹了，我怎么会听进去呢。”黎见袁补充得还算满意，便直言道：“革命的目的正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的烈士。”后来，称帝后的袁世凯还加封黎为“武义亲王”，既表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功劳，又表示他作为亲王地位的尊贵，可黎就是软硬都不给面子，坚辞不授。

黎说袁世凯时头头是道，但他似乎忘了那些武昌死难的烈士有很多生前的战友最后还不是死在他的屠刀下了。袁世凯见黎不赞成他称帝，便自觉无趣地走了。之后，无论外面称帝的呼声多么大，黎元洪则尽情地展现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忍功”来对待此事，而且还标榜“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避风头或者说是韬光养晦。

袁世凯的复辟闹剧很快就被南方蔡锷首倡的护国军叫停，归天后，副总统黎元洪继承法统，成为民国大总统。要提一下的是袁世凯在临死之际，拉着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手说：“按照《约法》，当由宋卿（黎元洪字宋卿）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坐上民国第一把交椅，本来好不得意，但很快就发现真正执掌中央大权的正是当年将自己“扣押”到北京的北洋之虎段祺瑞。这虎将不改本性，到处都是一派虎虎生风的做派，甚至根本就没有将总统府的黎元洪放在眼里，有人说当年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举行秋操比赛时，老段接连几次输给了仅是协统的黎元洪，所以非常不服气，才一直怀恨在心。在总统府秘书长人选和要不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宣战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这就是名垂青史的“府院之争”。

总统府的人说段祺瑞一派是军人干政，段氏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傅良佐却跳出来说：“军人本是国家一员，守土安民、保家卫国是军人天职，现如今对时局发表一些看法，也是为国尽忠，怎么是干政呢？莫非你们总统府居心不良？”还有让黎元洪气愤的是，段祺瑞不是一个非常勤政的总理，他还兼任陆军总长一职，虽热衷武力统一，但军国大事基本上由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代为处理。这个小徐子不是一般地恃才傲物，同样根本不把黎菩萨放在眼里，很多时候表现出不敬和不屑的神情和动作来。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凎非常看不惯徐树铮刚愎自用、嚣张跋扈的个性，便到段祺瑞那里说项，反倒得了一个“小徐生性耿介，不必理会他的妄言”的说辞，张国凎愤然辞职。很大程度上，总统府与国务院闹僵，与徐树铮有很大干系。

在是否对德宣战上，段祺瑞指使成立的督军团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也就是逼黎元洪下野。谁知外柔内刚的黎元洪发表非常强硬的讲话：“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在幕僚们的商议下，黎元洪干脆发一回飙，下达总统令，免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皖系骨干将领）通电表示免除段氏为非法，还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说是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胁迫下，黎元洪只好解散国会，他还不想把调停人也得罪。

黎元洪作为大总统，困在北京又没有半点兵权，段祺瑞指使督军团胁迫他，情急之下才让张勋进京调解，谁知道这一招实际上是引狼入室，搞得这个辫帅冥顽不灵地拥立溥仪复辟。作为民国堂堂大总统，黎元洪很反感复辟，还向全国发表通电表明自己拥护民国的立场：“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此外，黎还电令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还非常大度地让段祺瑞复职为总理，令其负责讨伐辫子军。

张勋会复辟，这似乎在段祺瑞的预料之中，宣告下野的他在北京纠集军队，三下五除二地将5000辫子军打得魂飞魄散，最后赢得了“三造共和”的美名。政敌依旧当了总理，再次牢牢掌控住北京中央的实权，而黎元洪心中怀有愧疚，觉得引狼入室，对不起民国，正式宣告下野。

当时段氏的皖系与冯氏的直系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冯国璋又是副总统，按照法统，将有可能升任为总统，这是段祺瑞既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段氏希望黎继续充当大总统。不过，黎元洪极富自知之明，觉得张勋复辟与自己判断失误有重大关系，所以他通电自我弹劾。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黎元洪能够勇于担当责任，向国人谢罪，得到时人的好评，纷纷称赞其有政治德性。

黎元洪不想当大总统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当不起啊，国库常常没几个铜板，他还要自掏腰包招待在北京的各个首长，每周六他都要宴请总理、各部部长、京城各军统领吃西餐。除此之外，他还要东捐款，西捐款，带头捐款赈灾。有一次宴会上，黎元洪就埋怨：“当个总统一个月开销3万都是我出的，一年36万啊，还有各种捐款慈善，总统府各种开销，我的薪水和买的股票都贴进去了，还是深感吃不消，这总统真不好当啊。”说到这里，众人都称赞黎总统仁慈厚道，慷慨大义，可冯玉祥就很不识相，他居然问：“黎大总统是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黎元洪登时脸就红完了，你这不是嫌我出身低微吗，有你这么揭人伤疤的吗，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这冯胖子还真是的，所以，黎顾左右而言他：这西餐味道怎样，不过吧……

黎元洪卸职后，退到天津去做寓公，因为当时他在东厂胡同自家公寓时，有卫兵被买通去行刺他，自己虽躲过一劫，但卫队官长被刺身亡，这真是触目惊心。在此之前，被解散的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广州同孙中山一起举行非常会议，还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于是一个国家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黎元洪认为这是民国史上的大不幸。

【最后的挣扎】

政坛失意的黎元洪，开始大规模投资实业，还真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或许是凭自身威望募集的吧。实业救国是当时的一大救国潮流，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民国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在关于他的《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理念。担任总统时，各种纷纷扰扰缠得他脱不开身，所以没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的事务中，如今无事一身轻，退位的5年之内，黎元洪一共投资了20多个银行和厂矿。

5年之后，也就是1922年，直系通过与奉系的角逐，独掌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根据“法统重光”的理念或者说是幌子，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这就是曹锟保派所谓的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上任后的黎元洪雄心勃勃，想要为民国的民主共和做出一些贡献，便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通电，表示有条件地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好不得意，还对镜子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苕，用湖北话来说就是傻，黎大苕就是黎大傻子），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黎元洪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对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还是有所接受和认可，所以在黎元洪复职之前，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在京的文化名人便联名在《努力周报》上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代表举行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按照“好人政府”的提议，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但是曹锟保定一派的人为了捧曹氏为总统而咄咄逼人，三番两次地威逼黎元洪，围住总统的家宅，还断电断水相威胁，以至于堂堂民国总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