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这话说的漂亮，一面说出了辽东现在严峻的事实，又一面把自己从责任中摘了出来。

辽东现在这么严峻是前面几个辽东经略一手造成的，和我王在晋没关系，我王在晋不是没本事，是因为前几任把辽东局势闹得一塌糊涂，导致辽东局面严峻到无局可守的地步。

“不是我无能，而是前任太无能！”

所以只有死守山海关唯一一条出路。

辽东局势真如王在晋所说严峻到无局可守就剩守山海关了？

扯淡。

熊廷弼王化贞领着军民撤进了关内，明朝的势力看似全部退出了关外，但实际上明朝在关外还是有力量的：一支是毛文龙的皮岛明军，另一支是祖大寿的觉华岛明军。

八旗骑兵强悍，步兵也不弱，但惟独水军不行，都是只会俩狗刨的节奏，全军会水的都不多，所以在海上的明军对后金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即”。

后金打不了毛文龙、祖大寿，但毛文龙、祖大寿却可以打后金，往小说可以搞偷袭，杀几个后金军卒就撤，打完就跑；往大说甚至可以全军登岸发起反击收复辽西。

这不是找死吗？

确实，如果后金占据了辽西，毛、祖二人的军队一旦登上辽西大地想要收复城池那是势必登天还难，面对质量、数量双忧的八旗军明军只有落跑的份。

但是，我是说如果，而如果这个词一般是用在假设的时候，事实是与如果后面的那句假设相反的，我这里说如果后金占据辽西这是假设，后金没占据辽西这才是事实。

后金没占据辽西，王在晋说辽西无局可守，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后金没占并不代表没人占，占领辽西大半土地的就是蒙古，准确的说是蒙古察哈尔部。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后金和明朝打个热火朝天可最大的胜利果实却让一旁观战的察哈尔部摘得了。

王在晋向天启和兵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明朝肯定是指示王在晋夺回察哈尔手中的明朝城池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个“酣睡的人”还是女真之前己方的头号大敌？难保不反咬自己一口。

对此王在晋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蒙古确实和我大明发生过很多争端，双方有着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这些都过去了。”

“现在奴酋（努尔哈赤）这个大敌当前，蒙古大汗虎墩兔（林丹汗）和我们达成了联蒙抗金的协议，我们已经是盟友了，怎么能在奴酋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向盟友挥刀呢？这不等于破坏合作给后金可乘之机吗？”

王在晋这番话说的漂亮，看上去也有道理，但我觉得王在晋之所以不从察哈尔手中收复大半个辽西（广宁在后金手中）的主要原因是：

蒙古骑兵战斗力强，林丹汗又是蒙古共主，手下兵多将广，一旦和这样一个超级势力开战以明朝现在的士气打不打得过还是两说。

打赢了固然收复了失地，对国家有利；可一旦打输了呢？联盟破裂，将士死伤无数，言官的枪口还得指向王在晋。

打赢了国家占便宜，国家利益得到保障；打败了就是王在晋背锅，责任全是王在晋的，王在晋个人吃亏。

这种买卖谁干？

反正王在晋不干，我也不干。

况且在王在晋看来把辽西交给蒙古骑兵也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反而还是件好事。

辽东是辽西的前哨，辽西是山海关的前哨，现在整个辽东和辽西一小部分是后金的，辽西的大部分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山海关是明朝的。

这就形成了关外三足鼎立的局面。

后金想要攻打山海关自然得先通过辽西，在不交过路费的情况下林丹汗自然不会让八旗军大摇大摆的过去。

你当这是节假日高速免费吗？

即使是节假日高速免费，林丹汗放八旗军队过去努尔哈赤也不敢通过，前有坚固的天下第一关，后有大队的蒙古铁骑，这岂不是被包了饺子？

所以，林丹汗的蒙古铁骑间接等于王在晋的“超级保镖”，想要打山海关就得问林丹汗同不同意。

王在晋的算盘打到了林丹汗身上，这就是所谓的“以虏守关”。

王在晋的这个算盘打的很到，想法也不错，但林丹汗的使者很快来到了山海关，提出了归还宁远等被自己部落占据的城池给明朝。

这个提议当然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明朝拿银子来换的，美其名曰“暂时治安管理费”。

蒙古是游牧民族，宁远这些地区并不适合他们生活，况且城里的粮食物资也被熊廷弼一把火烧了，掠夺不到财物还得自带粮食，如今人吃马喂粮食也快耗光了，所以林丹汗决定撤退，顺便给明朝卖个顺水人情。

王在晋本来不想吃辽西这块肉，他还指着林丹汗给自己当劳力呢，可如今肉都送到了王在晋嘴边不吃也不行了。

好在林丹汗给出了一个十分公道的友情价，吐血跳楼大甩卖价格：

两万辆白银=大半个辽西。

如果林丹汗是咱们现在的房地产商，就这手笔，中国的房价早就正常了。

就在王在晋筹措用词思考怎么把林丹汗主动归还辽西这件事变成在自己功劳的时候，兵部的一封紧急公文传到了山海关：

“山东出现叛匪，叛匪声势浩大，现在已攻克郓城、邹县、滕县等府县，截断了部分南方通往京城的运输通道，急命你部抽调军队前往参与平定。”

王在晋看完后微微有些错愕，山东乱民的造反（这是王在晋立场的说法，我们现在应该说百姓起义）竟然让兵部都下文山海关驻军前往参与平定事宜，这只有一个解释：

情势很危急，真的很危急。

与此同时两广、天津、登莱、真定（河北正定）、保定、山东各府县等明军都接到了率部前往平定叛乱的调令。

这样规模的调兵不次于明朝组织一场与后金的大会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徐鸿儒。

万历二十五年，山东一名官员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反复提到了一个组织的名称：

白莲教。

白莲教这个组织是一个在元明清三代都“大放异彩”而历史上却很少有人知道的狠角色，元末农民起义的首倡者，明代被写入大明律加以禁止，清代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洪门、青帮和清中后期的义和团、哥老会都是白莲教的分支或别派，都与白莲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民间组织。

元明清三代的农名起义百分之三十都是白莲教发起的，如果说假借白莲教名义或和白莲教有关系的起义那估计百分之六十。

明朝的法律虽然明文规定白莲教属于非法组织，严禁百姓参加，但这位官员报告他所在的辖区内很多百姓都秘密加入了白莲教，白莲教在该地活动十分活跃，希望上级加以重视，必要时派遣军队进行打击。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位官员是极富有远见的，不止他所在的县，其实整个山东的白莲教活动都十分活跃，只不过当时的山东巡抚并没有予以重视，估计连报告都没看。

就在白莲教运动活跃的同时齐鲁大地正遭遇着罕见的旱灾和蝗灾，一些地方的粮食颗粒无收，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这里有小冰河期自然灾害多发的原因，但很多时候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一些史书记载的那样可怕，遇到自然灾害破坏力大的时候通常是“天灾外加人祸”的情况，官员不组织抢险救灾，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朝廷赈灾款救济粮被当地官员吞入囊中这些都是人为原因，而正是这些导致灾害的破坏力成倍的增长。

“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东方农业的基础。”

马克思一句点出了小农经济对于水利设施的需要。

山东之所以爆发旱灾造成很大的破坏力就是因为山东的水利工程、灌溉水道因常年无人疏通被淤泥堵塞了，导致缺水的旱地无法引水进行人工灌溉。

为什么不疏通水道修缮水利工程呢？

没钱。

朝廷不拨款，拨款也用不到点子上，全进入各级官员的口袋里了。

粮食收成不好，田赋还连续上涨三次，外带辽东战事征收的辽饷，再加上去年刚征收的关税、盐水等杂税，山东的百姓陷入了水生火热之中。

乱世出英雄，也出善于找机会的机灵人。

白莲教山东支部的负责人王森就着这种人，凭借他二十余年的演说才能吸引了很多人加入白莲教，有人做过统计据说是有两百万人白莲教成员，反正影响力是很大的。

人怕出名猪怕壮，何况还是王森这种“地下工作者”，传播反动思想，基本就属于见光死那种，影响力大的同时危险也随之加大，最终王森锒铛入狱，并死在了狱中。

王森虽死但他的事业并未因此衰败，王森首席大弟子徐鸿儒和儿子王巨贤接手了王森未尽的事业。

徐鸿儒虽然是王森的弟子，但由于入教早再加上跟随师父“行道”多年，不仅把王森那套运用的炉火纯青比王森都溜，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懂得创新，把佛教的内容都加入了白莲教之中，什么极乐世界，什么西天，并提出加入白莲教就会有米山面山，衣食无忧。

加入白莲教，幸福生活对你笑。

这种宣传对文化水平几乎为零的老百姓来讲很实用，况且还是饥寒交困的状态，大量新会员的加入为白莲教注入了新鲜血液，白莲教教徒已经遍布山东。

但时间一长白莲教这样的宣传也出现了问题，你徐鸿儒说入教就衣食无忧，米山面山吃不完，可结果一个米粒都没看见。

徐鸿儒对这种状况给出的就是不够虔诚，佛祖没看到等，实在编不出来就只能说祈祷前不能喝水，几天不能洗澡之类的。

很多人信了，他们从此更加虔诚，并如徐鸿儒所说开始不洗澡，但时间一长更多人开始怀疑。

徐鸿儒说的是真的吗？

空头支票固然诱惑，但前提是得兑现。

就在徐鸿儒快要露馅的时候，后知后觉反应迟钝的山东官员终于发现了徐鸿儒的不轨，在一次徐鸿儒等核心教徒秘密集会的时候派兵把与会地点围了个水泄不通，准备一网打尽。

这时候大家也不说什么米山面山了，官兵就在眼前，束手待毙就会以谋反的罪名处斩，最好也是被流放边疆，不是死在路上就是死在边疆。

不反抗，肯定玩完；反抗，还有一线生机。

反他娘的了！

徐鸿儒领着千余名教众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了激战。

与我们一般所宣传的农名起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同的是，徐鸿儒刚一起义就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一帮扛着锄头，举着粪叉子的农民怎么可能打得过受正规训练的官军？

明军战斗力是不强，但那是和八旗比较，收拾几个不成气候没受过军事训练的“叛匪乱民”对他们来说是毫不费力的。

徐鸿儒被明军包围在了郓城梁家楼，并不断收缩包围圈，眼看就要完蛋了，徐鸿儒的战友张东白在邹县聚集了数万教徒举起义旗，滕县的白莲教负责人沈智更是一举占领了滕县。

这样一来明军不得不把围剿徐鸿儒的官兵分出一些前往支援，可还没等明军离开郓城，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数万白莲教徒就攻占了郓城。

徐鸿儒幸运的保住了一条命，逃出生天后的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编队伍壮大力量，也不是出榜安民安定民心，而是做了一件可能所有人做梦都想的蠢事，也是我们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缺点。

称帝。

农民的革命行为对社会进步而言往往没有多大成效。

推翻皇帝做皇帝这是我们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也算是落后性之一。

徐鸿儒刚起义就要称帝，这是典型的目光短浅，而目光短浅的人通常是不会成大事的。

称帝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看时候，你刚起义手下几万农民第二天就可能被剿灭还称什么帝？这不是找死吗？

这说明了徐鸿儒的野心，其实也不单是徐鸿儒，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农民领袖在起义之初都是同情百姓疾苦反抗当政者暴政的，但等到势力一大就变了，称帝建号贪图享乐这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的选择，而身首异处也是这些人的下场，明末的许多农民军领袖都是这个样子。

可徐鸿儒还不如他们，他在势力尚不算大随时可能被明军围剿的情况下称帝，这是触犯了明朝的底线，是原则问题，是不能有丝毫容忍的。

徐鸿儒称帝后和张东白、沈智胜利会师，这时起义军人数已多达十余万。

人多并不说明问题，因为这十余万人中有着很大一部分属于没有战斗力的随军家属，妇女、老人、孩子，拖家带口都进了起义军。

对此徐鸿儒一点也不介意，反而大力欢迎，人多力量大就是徐鸿儒的看法，即使战斗力不行但吓唬那些只会压榨百姓的贪官污吏还是很用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徐鸿儒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只不过这个口号实在雷人：

上西天。

古代和现代是有很多差异的，这表现在思想、观念、文字、衣着等等，徐鸿儒所宣传的“上西天”不是我们现在找死的意思，而是指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西天就是西天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口号吸引了很多百姓加入，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知道西天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只要能去就是他们一生的梦想。

力量大增的起义军趁势攻克了邹县，亚圣孟子的故居，并杀死了孟子的后人，一个无辜的读书人。

徐鸿儒对于儒学应该是比较痛恨的，攻克邹县后他又把目标放在了曲阜，孔圣人的故乡，准备再杀一两个孔子的后人。

攻克邹县，攻克曲阜，攻克济南，直到最后攻克北京，称帝建国，就在徐鸿儒做着这样美梦的时候，明朝的各路援军纷纷抵达山东，还有数万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乡勇）。

明军的反攻开始了。

起义军被明军打的节节败退，很多人不是战死就是逃亡，更多的还是被俘，而明军也用他们一贯血腥的手段宣告他们对于白莲教的立场：

凡被俘者绝不留活口。

很多时候血腥带来的不是反抗，而是沉默，还有屈服。

不少白莲教徒趁着夜色扔下刀枪偷着逃回了家乡，还有的选择出卖徐鸿儒向明军投降，徐鸿儒的起义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

但徐鸿儒没有屈服，更没有投降，传道二十年的他有着坚定的信心，历经无数次苦难，历经无数次官兵的追捕，他都是这样挺过来的。

他相信自己还可以东山再起。

直到被他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的兄弟背叛被送到明军面前献降，直到徐鸿儒看着自己的亲人和同志一个个倒在血泊里，直到徐鸿儒被押送到刑场上。

“如果再让我好好准备推迟几日起事，一定能够横扫海内，无人可以阻挡！”

说完这话徐鸿儒得到了绞刑的下场。

虽然徐鸿儒的话说的霸气，但其实并不正确，因此此时的明朝还气数未尽。

就在明朝举朝上下欢庆平定徐鸿儒叛反的时候，他们不会看到另一个潜藏的危机，一个从理论从实际都应该比山东更有“资格”造反的省份，因为和山东相比他们那里的生活更加艰苦，自然灾害更加频繁。

五年以后，这个省份的一个农民将会掀起明末农名起义的浪潮，很多农民军领袖都出自这里，其中更有两个成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历史的舞台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

这个省就是陕西，一个明末英雄的摇篮。

无独有偶，就在徐鸿儒和明军大战的时候，远在关外的大地上也爆发了类似的状况，辽东百姓发生了反对后金统治的起义，规模很小，结果是八旗铁骑以比明军更血腥的手段强行镇压了下去。

一切好像都结束了。

我前面说过，血腥带来的是沉默，是屈服，可这句话并没有说完：

还有爆发，忍无可忍、积蓄无数愤怒、仇恨、痛苦、力量的爆发。

努尔哈赤并不知道距离这种爆发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镇压下几次小规模的起义后，努尔哈赤一面忙着把广宁的粮食运回辽阳，一面准备在辽阳城外修建一座新城。

努尔哈赤在建新城，王在晋也在建新城；努尔哈赤建新城是为了迁都，王在晋建新城是为了防御八旗的进攻。

辽西虽然回到了明朝手中，但王在晋并不抱乐观态度，他不看好辽西，认为辽西还是守不住，无法防御八旗的进攻。

所以王在晋决定在山海关之前建造一座新城，把防守山海关的筹码都押到这座新城上。

王在晋上书天启表达了自己的计划，奏折最后提出了他的主要目的：

拨款九十万两。

天启很重视山海关的防守，当即从自己小金库中拨出二十万，作为工程前期建设费交给了王在晋。

拿到钱后王在晋开始动工，新城不久建立起来，成为山海关的屏障，事情貌似会这样发展下去。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山海关也就完了。

没多久兵部和首辅叶向高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山海关的举报信，信中举报辽东经略王在晋只会纸上谈兵，想法很天真，不适合成为辽东经略；更直言王在晋筑造新城护卫山海关的计划是纯粹的费力不讨好，除了使用大量的砖头和银子，没半点用处。

叶向高也不敢怠慢，事关前线在小的事情也是大事，连忙把这封信交给了天启，天启看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候天启询问一边的兵部尚书对此如何看待，得到的回答有点雷：

“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兵部尚书还是负责的。

“那我去前线看看吧。”

事实证明这位兵部尚书并不是单单的去看看，他这一看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一个英雄的崛起和一个枭雄的噩梦。

这位兵部尚书就是孙承宗，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天启目前最信赖的人。

说起英雄，孙承宗是名副其实；说起传奇，孙承宗的经历也颇具传奇。

孙承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河北高阳县），属于边境地区，家庭应该不富裕。

狗血的剧情再次上演，家庭贫困的孙承宗特别爱好学习，条件不好但成绩名列前茅，还未成年就考中了秀才。

秀才这个学历好像咱们现在的本科，虽然不足为奇和进士举人这些没法比，但孙承宗十多岁考中已经很厉害了。

不仅学习好，孙承宗还长的帅（相貌奇伟），孙承宗的帅和我们历史上的许多皇帝本纪中的帅是两回事，孙承宗是真的帅，皇帝的帅多半靠不住，例如朱元璋那样的形象在史料中还是用“姿貌雄杰”来形容。

学霸加帅哥，这就是年轻的孙承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这可能是每个男生都比较喜欢的形象，也属于比较受女生欢迎的类型，单凭这两点孙承宗的人生应该就是多姿多彩的，放到咱们现在光应付女同学就忙不过来了。

多姿多彩没错，但孙承宗的多姿多彩不是在学习和男女关系上的，这不是他想过的生活，他想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过的生活。

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此时的孙承宗自己也不知道。

十六岁的孙承宗决定离开家踏上游学的道路，按理说应该是前往北京或是南方这种大儒遍布文学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可孙承宗偏偏不往南走，往北走。

当时的明朝的北边是什么地方？大概就是河北、山西、陕西这些省份，都是九边之一，都是边疆地区，一年中兵荒马乱的日子比晴天都要多。

去这些地方是很难学习到什么书本知识的，虽然学没有学到，但孙承宗学到了很多知识分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知识，学到了很多书本上不会讲老师不屑于讲的只是，更亲眼目睹了在蒙古袭扰之下这些省份百姓凄惨的生活。

他的心中有了触动，但还只是触动。

从此孙承宗放下了四书五经，他开始对军事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很好奇为什么同样是人蒙古骑兵就可以把明朝军队打的落花流水而明军见到蒙古骑兵只会掉头就跑，他开始大量的阅读兵书战策，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

在闲暇之余，孙承宗还很愿意和军卒聊天，特别是那些从辽东退下来的老兵，从他们的口中孙承宗了解到了很多兵书上没有的东西，也知道了在关外除了蒙古还有另外一个强悍的民族：

女真。

虽然只是半路出家，但孙承宗通过慢慢的了解和学习已经有了不次于历史上任何名将的军事知识，只不过现在的孙承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十多年的游学人生让孙承宗真正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起码他知道了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人生路，通常时候只有圣人才敢走也只有圣人才有资格走的人生道路：

救万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

目标很宏大，可是孙承宗没有办法实现他，因为现在的孙承宗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秀才，还是一名老秀才，即使他有着丰富的知识，丰富的见识，丰富的学识，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改变，还怎么谈改变天下呢？

而在中国历史上普通人想要改变命运最靠谱最稳妥的方式只有一个：

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

先改变自己，从而改变一切。

万历三十二年，四十二岁的老秀才孙承宗踏上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槛，并考取了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他如愿以偿的做了官，只不过官衔比较小，翰林编修，正七品。

对于七品官民间有另外一个称呼：

芝麻官。

孙承宗成为翰林编修后，过着整九晚五夹着公文包坐着办公室的日子，这日子一过就过了十年。

在这十年中孙承宗闲暇之余就是读书，学知识，平淡是这十年对孙承宗最好的形容。

但是这十年对于当时的天下来说并不像孙承宗一样平淡，努尔哈赤起兵辽东走上了吞噬女真各部族的道路；陕西两个贫穷的农家诞生了两个男婴，未来的他们将成为明朝的掘墓人之一。

十年酷暑寒冬，孙承宗从四十二岁变成了五十二岁，胡子渐渐出现了白茬，额头的皱纹也多了起来，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变的就是孙承宗的官衔，他还是那个正七品编修。

看起来他这辈子貌似没什么希望了。

只要你没放弃希望，希望也不会放弃你。

十年对普通人来讲是热血的沉淀，梦想的褪色，命运的感叹，但是对有志向的人来讲却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厚积的过程。

厚积只为薄发，哪怕只是如流星般短暂的薄发。

1602年，只做了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去世了，就在全国都陷入沉痛悼念之际，对于孙承宗来讲却是一个机会，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因为新登基的皇帝不是别人，正是孙承宗的学生——朱由校，也就是天启皇帝。

朱由校的命运因为父亲泰昌帝去世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因朱由校的登基而改变，孙承宗的命运也因为很多人的改变而改变。

孙承宗这个默默无闻的名字好像一夜之间被人所熟知，天启登基不久后就有人提出应该让孙承宗做兵部副部长，天启因为对孙老师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很不舍没有同意，但第二年禁不住群臣的一致上表还是让孙承宗做了礼部副部长。

这只是一个开始。

就在孙承宗走马上任还没多久，辽东就传来了广宁失守辽西失陷的恶讯，朝廷好不容易凑了个王在晋做辽东经略，可兵部尚书还没人做。

经过大家的推举，孙承宗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兼任了兵部尚书。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孙承宗就从原本一个不入流的正七品翰林编修一跃成为正二品的兵部尚书、内阁辅臣这样的大官，为什么？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因为孙承宗的才能得到了发现；

还有人说，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靠着皇帝好当官。

持这些看法的不是读过太多的励志书籍就是把政治当成儿戏。

当官的不一定有本事，有本事的不一定能当官，想当官关键在于：

你上面得有人。

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更可以是一群人。

孙承宗的上面就有一群人。

天启登基后许多以前退休的、被强制退休的、犯事的、被流放到外地的东林党官员都回到了京师，个个出任高职，掌控大权；孙承宗也随着他们的回归开始一路高歌，青云直上。

东林党是党同伐异的，不管本事不管品行就看是不是自己人，你孙承宗就是孔孟再生程朱转世我们也不管，不是自己人照样打击人，升官？有七品编修做就不错了。

结果我们都知道，孙承宗升官了，跳跃式的升官。

原因我们也猜到：

学霸和帅哥的结合体孙承宗的组织就是东林党。

代表天启视察前线工作的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实地考察了王在晋的八里铺新城，凭着十多年的经验孙承宗得出了结论：

这座新城修和不修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让八旗军队多费点劲罢了。

孙承宗很好奇王在晋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于是有了和王在晋以下的谈话：

“八里铺新城建成后，是把旧城的四万兵移过来守城吗？”

“不是，旧城的四万兵仍然守卫旧城，我会招募四万新兵守护新城。”

单单两座城王在晋就动用了八万军队，要知道当时山海关总共只有明军十一万，把八万主力布置在一个并不怎么重用的大后方，这仗还怎么打？

看着一脸自得的王在晋，孙承宗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同情：

人怎么可以蠢到这个地步？

“王大人，那么我们在新城就有守军八万，那一片石西北这样险要的地方怎么办？况且新旧两城相距不过八里，新城就在旧城之前，守卫新城的是四万新兵，没打过仗战斗力弱经验不足，很容易溃败，溃败了怎么办？肯定是往后方的旧城跑。按照你先前的布置旧城之前还布置了大量的地雷陷阱以防后金的突袭，那么这些地雷是为自己人而设呢还是为后金而设呢？”

“如果要守新城，你就应该集中八万部队全部守护新城，还守旧城干什么？如果守不住新城那四万新兵溃退到旧城城下你是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还是不开门看着他们被消灭？开门自己人能进来，敌人也能尾随进来；不开门看着自己人被消灭，这不是白白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吗？”

孙承宗连珠炮似的发问直指王在晋计划的问题，在此之前王在晋都没想到自己的计划有这么多的问题，一时间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作答。

王在晋沉思了一会，觉得这四万人自己不能放弃，应该让他们入城，但城门也一定不能开，于是王在晋想到了一个新办法：

“我可以在旧城外面修筑三道关口，这样一来新城的溃兵可以先进关，而不是直接进城。敌人也不会进城，即使敌人尾随进关也会被我军依托有利地形进行节节阻击。”

满意，是王在晋说完对自己的评价；无语，是孙承宗听完对王在晋的评价。

“你当国库是聚宝盆还是摇钱树？修三道关又得花多少钱？”

孙承宗压了压火气，继续对王在晋说道：

“就像你说的，敌人一来新城的四万新兵溃败的可能性极大，敌人一来，我军就逃跑，那我们还花大价钱修新城、修三道关干什么？”

原来是心疼钱呀，王在晋心说，这个好办，三道关本来是为溃兵准备的容身之所，把少花钱修的简陋点就可以了。

“既然三道关耗资颇大，我们可以在山上修三个寨子，让新城的溃兵前往那里。”

说完王在晋笑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可孙承宗并不这样看，听完王在晋种种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计划后，一向温和的孙承宗终于怒了。

“战场是什么？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士兵还没溃败你就修好寨子为他们准备好后路，这不是鼓励他们逃跑吗？溃兵进入三道关，敌人也能进；溃兵进旧城，敌人也进入旧城；那溃兵逃入关内，难道也让敌人跟着进入关内吗？”

“不想着怎样收复失地反而是整天琢磨怎么守城怎么撤退，这辽东还能安定吗？”

面对孙承宗的质问和批评，王在晋好像被老师批评的学生，低着头一言不发，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

孙承宗否决了王在晋修筑新城的打算，他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召开军事会议，询问各位文臣武将对当今之计有何良策，让大家各抒己见。

王在晋当即表示说要以中前所为中心。

中前所号称山海关外第一城，也就是说出了山海关第一座城就是中前所，守中前所和王在晋之前要在八里铺建造新城的提议没什么区别，都是距离山海关很近，如果实行只能被动挨打，无法主动出击，更不要提收复失地。

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的计划引起了孙承宗的注意，其中一个主张守山海关外两百里的宁远城，另一个则是主张守觉华岛。

这两个建议的提出者袁崇焕、阎鸣泰也走进了孙承宗的视线，其中阎鸣泰这个名字是孙承宗第一次听说，而袁崇焕则是第二次，并且给孙承宗有着很深的印象，因为之前那封举报信的落款就是袁崇焕。

孙承宗是一个用事实说话的人，所以孙承宗决定还是出关看一看，当走到中前所的时候，随行的袁崇焕等人拦住了还想要往前走的孙部长，告诉他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了，咱们还是到这吧。

这是客套话，真实情况是前往时常出现蒙古骑兵和土匪马贼，万一有个闪失孙部长可就回不去了。

孙承宗也没拿出一往无前的态度，表示老子就要去，他随即登上了中前所的城楼，向前方眺望。

孙承宗的身体还是很好的，起码视力没问题，老花眼白内障没有，近视也没有，他这一眺望隐隐看到了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

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

在距离这座城不远的海上还有一座小岛，城市和小岛成天然的掎角之势。

“这难道不是天赐我大明反攻的绝佳阵地吗？”

激动的孙承宗忙问身边的人这座城和这座岛叫什么，身边人的答复让孙承宗彻底下定了支援袁崇焕和阎鸣泰的决心：

因为这座城就是宁远，这座岛就是觉华岛。

“宁远和觉华岛一定不能不守！”

回到山海关后孙承宗找到了王在晋，推心置腹的谈了七天，本以为可以让王在晋支持守卫觉华岛和宁远城，可王在晋宁死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任凭孙承宗怎样的口苦婆心怎样的摆道理王在晋的态度始终是这三个字：

不同意。

孙承宗看了一眼振振有词的王在晋，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不同意就滚蛋。”

回到京城后孙承宗立马向天启提出王在晋不适合担任辽东经略，并自己请求担任辽东经略，天启对孙承宗老师那是极为信任的，二话不说立马拟旨免除了王在晋的职务。

官丢了应该很气愤，何况还是辽东经略这样的大官，可王在晋不仅不气愤，反而还很高兴，接到圣旨的他向着北京的方向不停行礼，口中念念有词道：

“自从辽东战事爆发以来，负责辽东的文臣武将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捕入狱，我如今算是全身而退了！”

有这样一个整天想着自己怎么办的人守护辽东这辽东能好得了吗？

不过天启还是没亏待王在晋，又把王在晋调往南京任南京的兵部尚书。

孙承宗怀着满腔的雄心壮志踏上了奔赴山海关的道路，他将走向他人生中的辉煌，也将成为第二个令努尔哈赤感到头疼的对手。

现在的努尔哈赤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并没有调查这位小自己四岁的新任辽东经略，此时的他很头疼，头疼辽东境内反抗后金统治的百姓，忙着镇压他们已成燎原之势的反抗活动。

辽东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后金统治的浪潮已经席卷而来。

后金进入辽东后实行了计丁授田、各守旧业的政策，但是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随着后金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这些问题也随之愈加严重。

粮食收成不好，仅够一家老小勉强不饿死，可征收粮食的后金不管这些，你该交多少粮食还得交多少，交不上就把男丁抓走，抓进去就是一阵毒打，不打个重伤算你烧高香。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数不少的百姓想要逃离辽东，逃回关内，可还没等他们逃出多远就被八旗军卒抓了回去，除了毒打一顿外还被剥夺人身自由沦为奴隶。

对于个别“冥顽不化”屡次逃跑的百姓直接当场斩首，以儆效尤。

后金统治者本以为这样做逃跑的情况会减少，可事实并非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逃跑的情况不仅没减少反而更多了，对此努尔哈赤只好下令八旗军兵严加巡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警戒；并下达法律，规定一家中只要有一人逃跑被发现后全家沦为奴隶。

这下好了，没人敢逃跑了吧？

错。

以前一个人逃，法令出台后，现在一家人一起逃，抓住自认倒霉，侥幸逃出去那就赚大了。

后金统治者发现仅靠这些还不够控制百姓的逃亡，努尔哈赤又出台相关奖励制度，规定只要举报逃跑属实者举报人奖励白银三两，最后甚至变成三两白银外带逃人的一半财产。

一面得提防军队的追捕，更得小心自己身边刚刚还谈天说地背不住转头举报自己的邻里乃至亲人，这样你能逃出去除非你会法术。

逃跑基本是没可能了，但是百姓对于后金统治的憎恨已经无法抑制，他们把仇恨的目标放在了所有女真人的身上。

努尔哈赤时不时收到有关女真人食物中毒，女真人无故失踪，晚上逛街没回来，女真人弃尸街头等等报告，开始只是个别现象，努尔哈赤并未放在心上。

谁没个仇家，谁不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呢？

可是随着报告越来越多，女真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屡屡发生，努尔哈赤开始重视。

人死了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被仇家报复总得有个说法吧？不能平白无故说死就死了吧？

随着调查的展开事情的矛头开始指向辽东的汉人，其中一部分汉人向女真人食用的食物、使用的水井中投毒，偷袭晚上落单的女真人，袭击巡逻军队等等。

怎么抓捕这些袭击女真人的“罪犯”呢？

抓不住，因为不知道是谁干的。

（没有挑动民族问题的嫌疑吧...）

罪犯抓不到，努尔哈赤只能一边继续督促严惩凶手，一边提醒女真人小心，去市场买肉不要立即食用，先喂狗，狗吃了没事人再吃；狗要是有事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买东西要记住商人的长相和名字（因为商人主要是汉人）；晚上不要独自出门，必须有十人以上组队才可以出门，否则处以一两银子的罚款；女真人禁止和汉人交朋友等。

规定这样严格但女真人遇袭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买个东西都得十个人？这也太麻烦了吧，结果几个女真人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八旗军队还肩负起了城管的职责，对于那些游荡在街头小巷的无证经营的小商小贩予以严厉打击，发现就赶走，要是商贩神色异常有小摸小偷的嫌疑立即抓走。

可是女真人遇害的事件还是屡发不止，这时候有人告诉努尔哈赤堵不如疏，改善汉人的生活让汉人吃饱穿暖，吃饱穿暖了谁还闲的杀人抢劫？

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汉人为什么仇视后金统治者？

生存不下去。

生存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百姓的第一任务，当百姓可以勉强生存的时候国家一般风平浪静，百姓整天低头种地过日子；当生存都无法满足的时候百姓就会造反，通常会直接导致国家的改朝换代；要是生存的还算不错，百姓生活的略微宽裕一些，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盛世”。

可以说百姓生存与否就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努尔哈赤听完觉的很有道理，于是召集各位旗主、贝勒、大臣、总兵等开了一个会，会上努尔哈赤强调他们要善待百姓，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供养，要让百姓吃好穿好，不要过于严苛等等。

与会的旗主等也纷纷表示一定会按照努尔哈赤所说的那样善待百姓，表示会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

至此会议结束；至此努尔哈赤认为所有反对自己的汉人叛乱都会结束，汉人百姓会热烈的拥护在自己的统治下。

努尔哈赤把这件事想的太简单了，事实根本不是努尔哈赤所想的那样。

（下午高考体检，估计晚上还可以更新）

在一个国家中总是要因为维护某些阶级、阶层（有的还是民族、人种、姓氏）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阶级、阶层的利益，不论是黑暗的奴隶制社会还是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这个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一个是公开另一个是潜藏。

努尔哈赤站在女真族的立场上是以维护女真族的利益为主的，相对的就是对统治下的汉族利益进行一定程度的损害，如今损害的程度已经超过限度，努尔哈赤开始调整一些政策，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民族问题向来是一个国家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它有其复杂性、特殊性，想要解决它得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可如今努尔哈赤就召集旗主和大臣们开了一次无关痛痒的会，会上简单讲了几句话不痛不痒的话，民族矛盾就解决了？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况且努尔哈赤这几句话并没有强制效应，多半更像一种指示，建议大家怎样怎样，各位旗主和贝勒表面上答应的很好，可心里根本没当一回事。

“给统治下的汉人吃饱穿暖？粮食、布料这些不都得自己出？这不等于损害自己的利益？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只有傻子才会做！”

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可在他们之中还是有“傻子”的，尽管这些人只是少数一部分，但高瞻远瞩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因民族矛盾潜藏的巨大问题，八贝勒皇太极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

会议结束了，实际情况丝毫没有改善，可努尔哈赤并不知道，他以为民族矛盾得到了解决。

直到这件事的发生。

为了体现自己的亲民爱民，努尔哈赤前往海州调查指导当地的工作，那时候领导出行不像现在的领导，也没那么多说法，就在努尔哈赤一行人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为努尔哈赤做饭的厨子突然暴毙身亡。

这位厨子一向身体健壮，属于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主，他的突然身亡引起了努尔哈赤的疑心，努尔哈赤指派人员进行调查，估计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死亡原因报告。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正是因为这一查，辽东大地就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调查结果证明，这位厨子属于非自然死亡，他的死亡原因是一种在短时间内可以致人死亡的烈性毒药，根据调查，在他死亡之前唯一接触过的就是为努尔哈赤烹饪的食物，他进行了品尝。

也就是说，这位厨子的死亡并非意外，而是人为，是有人精心策划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几人毒发身亡，他们并没有像厨子一样品藏食物，他们只是喝了一些水井里的泉水。

而这些食物在烹饪过程中使用的恰巧就是和他们饮用的同一泉泉水。

泉水是一切的来源。

有关部门很快就抓捕到九位涉险偷偷接触泉水的可疑人员，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汉人。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某些极度不满后金统治的汉族百姓对努尔哈赤发起的袭击，只不过袭击未遂。

对于他们来说是未遂，可对于后金方面来说这是阴谋袭击国家最高领导人，企图颠覆政权。

这是谋逆。

但这一切都不要重要，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以为”在他统治下的汉人百姓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他给了他们想要的。

之前有人告诉他，有了这些汉人百姓就不会反对后金统治，就会拥护他，就会热爱它。

可是现在呢？

努尔哈赤很愤怒，他认为是自己对于汉人太过仁慈了，汉人太贪婪，他们想要更多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想要侵犯女真人的利益。

那就让他们从大刀的锋芒中明白一些道理。

努尔哈赤当即下达指示，命令后金各级官员前往各个地区查找有反抗后金的统治的“反对分子”，一经发现立即予以逮捕，并加以严格的审查，准确的说应该是毒打。

就在这时候，镇江传来的一则消息更加坚定了努尔哈赤这样做的决心：

镇江的汉人杀掉了守城的后金士兵，杀掉了守城的后金官员。

这是镇江第三次反对后金的武装起义，也是最后一次。

努尔哈赤一面让大贝勒代善领兵前往平定镇江的叛乱，一面加强了对待抓捕反抗后金统治的汉人规格。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

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努尔哈赤的屠刀已经举起。

镇江百姓的起义被轻而易举的平定了，只不过带队的不是代善而变成了李永芳，举着锄头扛着钉耙等农具的百姓怎么打得过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呢？被平定是必然的，和指挥官无关。

平定了还不算，李永芳还强行把镇江剩余的百姓全部迁往辽阳，以免镇江居民逃入邻近的朝鲜境内。（现在的丹东）

同时辽东多地也爆发了起义，只不过这些起义的规模比较小，别说四大贝勒，就是李永芳之流都不用出手，当地的后金军队很快就平定了，值得一提的就是辽南发生的矿徒起义，有近万人逃入了朝鲜，其中有两个年轻的矿徒混迹在茫茫人海中，祈祷着自己未来的命运。

他们不会想到出身贫寒、祖上五代都是贫农的他们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堂堂大明王朝的参将、副将这类的高级军官，过着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最后还当了王爷，只不过这王爷的爵位是清朝加封的。

就在努尔哈赤认为反抗已经平定辽东已经稳定的时候，一个平淡无奇没有丝毫特色甚至还有点街头地痞味道的名字出现在了大贝勒代善的报告里：

杨三。

古代起名是有说道的，穷人家一般没什么文化，孩子出生得找村里文化最高的人拎点东西请人家起个名字，如果穷到不行没东西，就只好自己起名字，例如张大王二这类的，名字前面一个姓后面加个数字，父亲姓杨，后面加个三字，朱重八这个名字相比还算稍好一些，毕竟不是单纯的数字组成。

历史是公平的，它给帝王将相建功立业称号建国的机会，给英雄豪杰风流人物出将入相成就一番事业的的机会，也给贫苦的老百姓青史留名的机会，杨三就是如此。

杨三的生平我们无从考证，一个贫穷的老百姓是不会被为官方服务的史官所记录的，除非这个百姓成为了一方霸主甚至一统天下，称帝王建国号，后世的史官才会把许多有的没的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真的假的全部写入历史中，就连他出生时的样子也好像自己亲眼所见一般，写得栩栩如生，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杨三没有这样的机会。

虽然我们对杨三这个名字没有印象，但努尔哈赤对杨三却是牢记于心，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

代善之所以没有按之前命令前往镇江，就是因为杨三的起义比镇江规模大人数多，但代善偷了个懒，让李永芳代替自己前往。

不要小看李永芳，李永芳其实也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萨尔浒之战中后金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就是出自李永芳之手。

李永芳一开始对杨三的围剿便以失败告终了，努尔哈赤也没在意，胜败乃兵家常事嘛，随便打发几个副将参将领一支军队前往支援李永芳，结果又被杨三打败了；努尔哈赤又派兵，又失败；再派兵，再失败；继续派兵，继续失败。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说的就是现在的李永芳。

最后参与围剿杨三的后金军队成了大贝勒代善和他掌握的正红旗，外带无数的民兵乡勇预备役。

代善这样的老将都出马了，杨三应该被消灭了吧？

没有。

因为此时的杨三已经聚集了四五万之众。

杨三的四五万之众看起来没有徐鸿儒的十多万人阵势大，但两者在战斗力上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徐鸿儒的十多万中包含了妇女、儿童、老人、看门房的老大爷等连打酱油占场子都够呛的非战斗人员，可杨三的四五万人是清一色壮汉，都是十五往上四十往下的汉子，战斗力十分强悍。

杨三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更别提什么兵书了，但是人家脑子好使，利用大山丛林等有利地形与后金军队展开了周旋，游击战、打闷棍这套是让后金军队疲于奔命，饶是经历过大小战阵上百次的猛将代善对杨三也是毫无办法，只好上书父亲努尔哈赤请求增援。

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高度重视，得到前方报告的努尔哈赤知道前线并不乐观，站在全局角度出发如果这个时候明朝再发大兵进攻己方，与杨三成里应外合之势，那时候可就危险了，所以杨三必须被剿灭，还得以最快的速度剿灭，干净利落脆。

为此努尔哈赤不惜成本，派遣了一支庞大的援军：

自己的爱子、四大贝勒的老末皇太极，和整编的正白旗。

后金集中两个旗的精兵悍将，由两个久经战阵打小跟随父亲努尔哈赤作战的贝勒领兵，对阵四五万虽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身强体壮的“叛逆”，指挥者是一个没读过兵书没上过军校没打过仗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的泥腿子，结果会是怎样？

不知道，因为杨三的结局并非如此简单，他最后并未死在后金的大刀之下。

皇太极与代善相比，除了作战勇猛外还有一点代善没有的，许多女真将领都没有的优势：

会动脑子。

皇太极到了之后改变了战略，围而不打，把杨三的部队活活困在大山里，这给杨三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四五万人钻在山里吃穿用度都得不到解决，战斗力下降的很快。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出外寻找粮食，这一点早在皇太极的预料之中，等待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后金军队和广布的天罗地网，给起义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皇太极还让人纵火烧山，不断缩小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不少义军在战斗中被俘或是战死。

即使这样，想短时间内消灭杨三部还是很苦难的，毕竟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局势发生了转变：

毕麻子。

在电视剧中（多为抗日剧）一般会有一位一身正气出场就是英雄风范的主人公，为了衬托主人公的英勇无畏正气凛然，剧中还会有一位平日偷偷摸摸一看就不像好人的角色，这种人到后面不是敌人打入我军内部的奸细就是出卖自己同志出卖战友的叛徒，解决通常也会死在主人公的抢下。

毕麻子长得像不像好人我不确定（听名字应该...但也不好说），但毕麻子是叛徒这点我还是确定的。

毕麻子和杨三那可以说是打小的兄弟，毕麻子出道早，资格也老，杨三对他极为信任，跟亲兄弟一样，杨三自己坐了老大后毕麻子理所应当的成了二当家。

可杨三从未想过这位兄弟是否和自己一条心。

事实证明这点杨三应该考虑，因为毕麻子和杨三并不是一条心。

在武装反抗后金统治这件事上，开始起义军数次打退李永芳等人的围剿，胜利之下掩盖了许多的问题，可当代善、皇太极领兵到来使义军屡屡受到打击后，义军内部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主张放下武器向官军投降。

这点还要归功于皇太极的政策，皇太极把一些被俘的义军放了回去，让他们给自己的朋友传达政府方面招降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符合义军中投降派要求的，例如投降不杀等等。

起义为什么？不是咱们专家学者yy的看到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或是所谓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根本原因就是四个字：

活不下去。

如今能活得下去谁还造反？

这就是宋江心理，也是绝大多数农民军领袖都有的通病。

毕麻子是赞同投降的，除了皇太极给出保障外，关键的是毕麻子这个人是有野心的人，他不想像杨三一样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老百姓而反对后金，他想要的是荣华富贵，高头骏马，百姓的死活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毕麻子笼络了许多投降派，外带自己的亲信手下，他决定和杨三摊牌，他有了这个资格。

杨三和毕麻子的谈判结果很不理想，杨三当即斥责了毕麻子想要投降的想法，斥责的很严厉。

既然敬酒不吃就要吃罚酒了，毕麻子忘记了他和杨三的一起患难，他决定用拳头来让杨三屈服。

义军内部出现了内讧，毕麻子和杨三这两位昔日兄弟已经反目成仇，毕麻子趁着杨三不备把一把尖刀刺进了杨三的胸口，杨三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兄弟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终结者。

树倒猢狲散，杨三的死亡使义军内部出现了分裂，很多人逃了出去，而毕麻子则带领着手下投降了后金。

这些人本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到后金先前许诺的种种条件，可努尔哈赤一声令下他们都沦为了奴隶，除了毕麻子和一些亲信外。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永远不要绝对相信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杨三信了，换来的是毕麻子的一刀；那些跟随毕麻子的义军信了，换来的是被剥夺自由和尊严沦为别人的奴隶。

杨三的死标志着辽东百姓最大一次武装反抗后金统治的结束，但并不代表武装反抗的结束，杨三死了，但努尔哈赤还要面对千千万万个杨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1623年，天启三年，天命八年，这是一个貌似没发生过什么大事的年份，史书对这年没什么记载，但并不然。

首先说辽东，后金方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反金风暴，海州、复州、义州等十多个地方爆发了汉人百姓的起义，对此努尔哈赤只有一个字来应对：

杀。

可杀完一波又一波，反抗者好像永远也杀不完，永远也杀不尽，所以努尔哈赤先生转变了战略。

你们不是反抗我的统治吗？拿什么反抗？无非刀枪剑戟斧钺弓叉这些武器嘛，我要是把武器没收了，你们还拿什么反抗？

努尔哈赤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百姓主动上缴家中隐藏的所有武器，逾期不交者一经发现必治以重罪。

一面忙着收缴武器，努尔哈赤还忙里偷闲对蒙古几个部落发动了战争，结果自然是勇猛的八旗军大获全胜，那几个部落的首领人头落地。

回到辽阳的努尔哈赤本以为反抗平定了，可各地关于反抗的报告还是一封接一封的递交上来，这下努尔哈赤纳闷了。

“武器都没了这些人还拿什么反抗我？莫非是菜刀吗？”

没错，菜刀这类是很难界定的，你说是武器又属于厨具，收走人家没法做饭，所以就不收。

其实努尔哈赤没有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反抗与是否拥有武器是无关的，而是和自己的统治有关的，统治的好人民家里就是有装甲车也不会反抗你，统治的不好就是只有两块板砖人民也会反对你。

努尔哈赤不这样想，他认为之所以还有反抗就是因为百姓手里还有武器，即使他们上缴了还有武器。

这些武器从哪里来的？

汉人工匠打造的。

所以努尔哈赤又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汉人工匠打造武器出售给汉人，一经发现买卖双方都予以重罚。

这下从源头断绝了武器，可反抗仍未如努尔哈赤所想象的一般结束。

镇压，还是镇压，不断的镇压。

在镇压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属于第一波投降后金的汉人，还娶了努尔哈赤孙女，在后金集团内部表现不错战战兢兢的李永芳竟然被免除了总兵官的职务。

是因为李永芳镇压民众反抗不利还是努尔哈赤对李永芳有了怀疑之心？

史料没有给出原因，但我认为是后者，因为无数次的反金浪潮使得努尔哈赤对归降自己的汉官汉人也产生了怀疑之心。

但李永芳的职务在三天后又被恢复了，因为有人为李永芳求情了。

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

虽然李永芳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件事已经从侧面反映出了在努尔哈赤一系列错误政策下原本尖锐的民族矛盾丝毫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甚至影响到了统治集团内部。

这个问题直到努尔哈赤死也没有丝毫改善。

而孙承宗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大事，不是招兵就是买马，不是积草就是屯粮，外带修建城池，这一切都是日后令努尔哈赤父子感到绝望的关宁锦防线的雏形，其中作为核心的宁远城正在袁崇焕的监督下加紧施工，很快就要竣工了。

可是相比较这些，此时的北京却一点也不平静，因为东林党主导的京察，更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一个让东林党成为历史名词的人：

魏忠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