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的广宁失守辽西失陷对明朝的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千里外的北京，因为后金只要再突破山海关就可以兵临城下了。

有人针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

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地。

春明说的就是北京，这句诗的意思如下：

假若迈出北京一步，就到了放生活命的地方。

迈出一小步，你的生命一大步。

这时候正好京城举办科举考试，古代学习是为什么？救国救民匡扶正义？这当然不是废话，只不过他的前提是考上公务员。

不管你是怀揣着怎样的目的，考取公务员是你的前提，可这么大的诱惑居然有很多考生选择了放弃，考也不考扭头回家。

广宁失守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这么大的事情这么恶劣的影响自然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广宁是王化贞丢的所以这个责任应该由王化贞承担。

我觉得这个还是合乎情理，但道理是这样讲，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不讲理的，有一部分人对王化贞承担责任这件事很不满意：

他们认为责任不该由王化贞一个人承担，而且王化贞也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一部分人的代表人物是我们的老相识叶向高和张鹤鸣，附带若干职业掐架的言官御史和站场充数的虾兵蟹将。

经过一番紧密的筹划，他们制定好了扭转乾坤的计划。

大理寺少卿何乔远率先发难，上书天启要求抓拿辽西失守的相关责任人。

何乔远的官衔是大理寺少卿，可实际上何乔远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而他的这一举动令满朝文武有点摸不着头脑。

“王化贞不是已经被押赴京师了吗？哪里还有什么责任人？这个何乔远不是老糊涂了吧？”

他们以为何乔远老糊涂了，但实际上何乔远不仅不糊涂还很精明，是“老而成精”的代表人物，他这招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何乔远表面是要求抓拿责任人，而实际却是攻击熊廷弼。

怎么说是攻击熊廷弼？我们后面再说。

何乔远的这封奏折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另外两位大理寺少卿也上书要求抓拿相关责任人，何乔远见此还搞了个三少卿联名上奏，在此之后叶向高、张鹤鸣等的奏章也如雨点般递交到天启那里，只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委婉，直接提出责任人就是熊廷弼。

他们敢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初天启批准的“功罪一体”，也就是王化贞熊廷弼二人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当然跟王化贞这个人享福的可能性估计没有。

不享福可以，但有难还得同当。

天启懵了，他分不清楚谁对谁错，在他最初的映象中熊廷弼是好人，王化贞是好人，理由是熊廷弼当初镇守辽东的时候没有让努尔哈赤占到什么便宜，而王化贞除了吹牛皮给力带来的只有辽西的一败涂地。

这个评判的标准很单纯，没有受到党争的干扰，没有受到那些别有用心人的影响，没有受到个人恩怨的污染。

单纯往往是人最原始的状态，也是人最干净的状态，同时也是人一生中最短暂的记忆，单纯的人迟早会进入社会，而社会是肮脏的，社会里的人是复杂的，他们玷污单纯，把单纯践踏的体无完肤，把单纯的人变的和他们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可以不受其干扰，即使是历史上的那些王侯将相，猛将名臣也大多做不到。

天启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他还是单纯的，面对这些背后暗含深意的奏折，他不知所措。

这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相信那些多数派，选择相信那些多数人的意见。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多数人的正义”就是这个道理，甭管说的对不对，多数人认同的就是对的，就是真理，虽然我们都知道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面对群臣对熊廷弼的群起而攻之，天启对熊廷弼开始怀疑了，怀疑逐渐变成动摇，动摇变成确信，确信熊廷弼是坏人。

天启沉沦了，熊廷弼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保护他的人，也失去了一个为数不多曾信任过他的人，他又踏上了一个人的旅行，只不过这次旅行的终点是他生命的终结。

在王化贞被逮捕的九天后，相关人员再次来到了山海关，只不过他们这次的目标是熊廷弼，在客气的向熊廷弼说明情况让熊廷弼和自己去京城协助调查后，熊廷弼想也没多想，协助调查就协助调查呗，反正是调查王化贞又不是自己。

熊廷弼没有发现这些人对自己的客气已经不像之前的恭敬，而是一种敷衍的客气，形式上的客气。

一到北京熊廷弼就发现不对了，他堂堂辽东经略、名誉兵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地方大员天启无论如何是都要宣召他进攻面圣的，无论是表示器重还是询问熊廷弼下一步怎样收复辽东天启和熊廷弼总得见面的，那会又没有视屏聊天。

可天启好像并没有见熊廷弼的意思，熊廷弼满腹疑问不知何解，草草吃完后就睡下了。

一切的改变都在这个晚上之后。

第二天熊廷弼醒来吃过早饭就有人通知有人要见他，熊廷弼所在的是国宾馆，也就是专门负责接待高级领导干部的宾馆，要见熊廷弼的肯定是朝廷的人。

熊廷弼见到来人不禁愣了，因为来人是身穿官服的官员并非宫里的宦官。

注意这个细节，宦官来见你通常代表皇上想见你，他（宦官用男他有点怪怪的）负责引你进宫面圣，而官员来见你就代表其他事情，通常都不是好事。

这位官员一脸严肃的向熊廷弼传达了天启的口旨并出示了吏部的书面文件：

正式免去熊廷弼的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和右佥都御史的职务。

这个消息对熊廷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从三千米的高空直接摔到陆地上。

不等熊廷弼从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中缓过神来，这位官员又给熊廷弼送上了一个来自“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刑部）的“惊喜”：

“等待三法司的‘传票’，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在此之前不能离开京城。”

说完这句话官员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只留下呆若木鸡仿佛失去灵魂的熊廷弼呆坐在椅子上。

是谁让熊廷弼落到这个地步？

东林党。

这可能是无数人心中的答案，但其实这个答案对也不对。

熊廷弼原先是楚党的骨干，这在东林党看来就是“出身有问题”，属于板上钉钉的“邪恶分子”。

加上熊廷弼的嘴一向比较“欠”，批评过不少东林派系的官员，其中不乏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嚣张的坏人”东林党自然不会吝啬自己的手段。

如今熊廷弼又和东林党的王化贞同学掐了起来，他们自然会本着帮着王化贞一方，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对熊廷弼展开倾盆暴雨般的进攻。

所以，熊廷弼被免职了；所以，东林党就是背后的那只大手。

对于这个结论我的态度是对也不对。

对是因为确实是东林党搞的手脚；不对是因为持这种结论的人把政治斗争简单化了。

每个人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都是不同的，所以看待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也不会发出同一个声音。

弹劾熊廷弼的是一部分东林党成员，而为熊廷弼反击替熊廷弼辩护的也是一部分东林党成员，率先为熊廷弼辩解的是一个我们绝对想不到的人：

前文提到过的蓟辽总督王象乾。

在山海关外熊廷弼对这位上司的态度并不好，王象乾对这位下属的印象也不好，甚至有些讨厌，但这些并不妨碍王象乾为熊廷弼辩解的决定：

因为王象乾是个先公后私的人。

在王象乾内心深处，熊廷弼是个令上级头疼的下属，但也是个极为有能力的下属。

王象乾不是东林党，无需受到朋友同志讲关系这一套的影响，他可以公正的上书天启为熊廷弼辩解。

天启的回复也很简单：

“熊廷弼确实有本事。”

有戏！

这是我们看到天启这句话的第一反应。

但天启的话只说了前半句。

“本事都用在逃跑上了。”

天启的态度令王象乾退却了，他犯不上因为一个熊廷弼得罪正在气头上的天启。

王象乾“知进退”，而另外几个人就没有这样懂事了，他们接二连三三番五次的上书天启要求还熊廷弼一个清白，这些人是：

江秉谦、左光斗、杨涟。

其中江秉谦因为在这件事上过于积极激怒了天启，得到了罚俸一年贬到外地的“一等奖”，其余的人也分别得到了罚俸一个月到六个月不等的“二等奖”“三等奖”。

这些人都是东林党成员。

就在江秉谦满怀失望离开北京的时候，一个人怀揣着希望和梦想迈入了北京的大门，当时的政治中心。

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所铭记，历史也因他随之改变。

这人的名字叫袁崇焕。

袁崇焕进京不是为了旅游观光，而是接受上级领导的检验。

这是明清官场的传统：京察。

外地官员每六年便要到北京接受一次检验，检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些官员的政治生命，是升迁，是平调，或是贬职，最惨的就是退休。

天启二年（1622），又是京察年。

历史上的京察有很多次，很多人借着京察扬名立万一步登天，也有一些政治集团把京察成为争夺权力的舞台，成功了便摇身一变“朝廷第一大势力”，此后六年可以横着走；失败了就得把头埋进膝盖装六年孙子，等待下次京察复仇。

无论京察曾多么“可歌可泣”“风起云涌”，这都与我们现在的故事无关，我们只关心袁崇焕的命运。

袁崇焕现在的职务是邵武知县（现在的福建邵武市），据《邵武县志》的记载袁崇焕这位县太爷曾亲自上房为百姓救火，客串了一把“消防队员”。

袁崇焕因此博得了爱民如子的美称，有这样一件事在档案里袁崇焕的京察是一帆风顺，升迁是必然的。

所以袁大人在京察后应该从邵武这个小县城升迁到一个大县城继续当知县，或是去当知府，等六年后的京察继续向更高的职位爬，一辈子混到老干个巡抚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但只是应该。

袁崇焕在京察期间遇到了贵人，这个贵人不是皇宫里的那个贵人，而是在一个人生命中改变你给你机会的人，类似伯乐。

袁崇焕的贵人叫做侯恂，官职不大，不是什么部长副部长，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御史。

官职不大，管用就行，想当年李成梁袭职不也是因为一个御史的资助。

根据很多史料的记载侯御史这个“伯乐”一眼便看出了袁崇焕是“千里马”，上书天启称赞邵武知县如何能干如何爱民简直就是赞不绝口，天启大笔一挥就破格任用了袁崇焕。

我很好奇侯恂是这样发现袁崇焕能干的，可能是向袁崇焕的上级了解情况后得知的，也可能是从袁崇焕的档案里发现了袁崇焕其他的政绩，最不济就是侯恂“只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心中怦然一动，认为袁崇焕就是自己生命中的“有缘人”。

以上是对侯恂举荐袁崇焕原因的解释，对此我持保留态度，我个人更倾向于另外一种比较靠谱实在的解释：

侯恂是袁崇焕的老师，袁崇焕是侯恂的学生。

换句话说袁崇焕之所以得到破格任用的机会除了他个人的能干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上面有人。

你可能会怀疑侯恂一个御史就有这么大的能量？

一般御史没有，但侯恂却有，因为侯恂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庞大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政治集团的成员在当时遍布朝野，六个部长有四个半都是他们的人，说是朝廷里第一大势力都毫不为过，虽然他们这个第一势力的排名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

袁崇焕不是侯恂举荐的第一个人，也不是侯恂举荐的最后一个人，在侯恂后来举荐的人中有一个人也有着丝毫不逊色于袁崇焕的精彩故事，我们以后会提到。

袁崇焕被侯恂安排到了兵部的职方司，作为兵部四司之一的职方司主要工作是负责调配粮饷、军队后勤装备、刀枪火炮，审核将领的功劳与过失，招募军队，征调天下各地驻军等，职权还是很大的，职方司的第一负责人是郎中，官衔正五品，二把手是员外郎，官衔从五品，往下数就是两个主事，官衔正六品，袁崇焕就是两个主事其中之一。

袁崇焕上任没几天，有一天突然没来，没有请假，没有任何征兆，这要是平常太平日子就算了，来了也是喝茶看报纸，可这个时候正值辽西失陷，山海关成为北京的唯一屏障，大量的军需物资亟待转运，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军需要调配，下往各地的征兵令都由职方司负责，不少公文还得袁崇焕这个领导批阅签字，袁崇焕这一消失令不少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满头大汗的办事员找遍所有袁崇焕可能会去的地方，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没找见。

袁主事到底去哪了呢？

我可以告诉他们答案：

山海关。

在广宁失守辽西失陷后的日子里山海关已经成了很多心目中的鬼门关，去山海关溜达一趟和去鬼门关溜达一趟没什么两样，但总有不怕死的人，像袁崇焕这类的，可论先来后到袁崇焕只能排第二。

第一是谁？

张鹤鸣。

王化贞、熊廷弼相继被免职接受处理后辽东经略的位置便空了出来，按照官场一贯的情形来看一个官位的背后总会有一大堆人在排队，只要在任的一卸任这群人立马争先恐后想要上位。

辽东经略是个例外。

从努尔哈赤起兵后辽东经略就成为一个没有人想干的工作，这从辽东经略的就职名单上就可以看出大概：

杨镐问斩（还没执行，仍被看押在大牢里）；袁应泰兵败自刎；熊廷弼免职等待处理。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领导向来是享福外带挣额外工资的，可辽东经略不仅没有想到福领导自己还有生命危险，不是能力不行死在上级部门的手里就是死在后金的大刀之下，找谁说理去？

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去当这个辽东经略？

张鹤鸣“敢”。

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张鹤鸣挺身而出，上书天启主动要求担任辽东经略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到朝廷最需要的第一线去！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天启为此高度赞扬了张鹤鸣忠君爱国的行为，号召广大文武都向张鹤鸣学习，以张鹤鸣为榜样，为国分忧。

天启表扬完了，群臣也表示要向“模范”学习了，张鹤鸣动身的时间差不多也要到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模范”突然病了，这一病就不起，不起就没法出发，没法出发就去不了山海关。

“张爱卿，病体是否好转？是否能出发前往山海关？”

天启对“卧病在床”的张鹤鸣发出了诚挚的问候，还派出由宫内顶级御医组成的专家治疗小组为张鹤鸣诊治病情。

经过几位御医的诊疗专家小组下达了关于张鹤鸣身体的报告：

人上岁数了，器官也衰老了，身体难免出现一些脑热中风消化不良的状况，静养几日就好了。

这个报告难为了几位老御医，据他们数十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来看张鹤鸣睡一回笼觉多喝点水上一个厕所就没事了，根本没生病。

但张鹤鸣坚持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动身，这个理由用了十七天。

本来还能用更多天的，但张鹤鸣发现再多用没等自己到山海关自己就先到鬼门关了，这才勉强起身。

到了山海关张鹤鸣实在坚持不住了，上书天启说自己年老体弱恐难当此重任，请天启另选他人。

年老体弱早干嘛去了？这不是浪费感情？天启批准了张鹤鸣的辞职信，还给张鹤鸣办理了退休手续，让张鹤鸣回老家“好好养病”。

张鹤鸣的闹剧其实是有目的的，张鹤鸣一看王化贞被等待处理，辽西也没了，深怕天启怪罪到自己身上，免了自己的兵部尚书，这才主动要求继任辽东经略，可到了山海关一看张鹤鸣觉得相比乌纱帽而言自己的性命还是重要的，有命贪污也得有命花才是，所以递了辞职信。

张鹤鸣辞职后辽东经略又没人当了，这次天启不等大臣毛遂自荐了，因为看架势等到后金攻破山海关兵临北京城下也没人出来做经略，天启决定强行分派。

天启第一个看上的是宣府巡抚解经邦。

解经邦倒不像张鹤鸣一样墨迹，上来不浪费天启的感情，直接说自己害怕辜负天启的厚望，害怕辜负国家的大事，害怕完不成任务成为历史的罪人。

好了，说实在话吧，我干不了辽东经略。

天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的人选自认不肯轻易放过。

“解爱卿，辽东经略非你莫属。”

“圣上，臣难当此任。”

“解卿家，辽东经略你还是当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圣上，不是要求不要求的问题，臣才疏学浅实在难当此人。”

“解经邦，你到底做不做辽东经略！”

“圣上，万死不敢从命，臣这是为了我大明江山...”

话没说完天启就给解经邦下了“终审判决”：

既然不去，那就回家种地。

不仅如此天启还专门下达了永远不再启用解经邦的命令，也就是说不管山崩地裂海枯石烂你解经邦永远不可能再当官了。

解经邦被免职了，但我不会告诉你解经邦仅有的两个儿子在后来都成功考取了进士。

经历了解经邦的宁死不上任后天启很恼火。

领导很恼火，后果很严重。

虽然很恼火，但天启还是用目光打量着满朝文武，看谁可以担任辽东经略。

找来找去天启还是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这位兵部仅剩的副部长。

天启一道旨意下达给王在晋，让他去当新一任的辽东经略，王在晋本来不想去的，辽东经略这不是火坑吗？但随后一掂量，自己还是去吧。

王在晋的两个领导一个回家种地，另一个在软禁起来等待调查，这就是前车之鉴，要王在晋还不去跟天启死磕很难保证王在晋能有一个好下场，回家种地可能也是奢望。

王在晋就要赴任辽东经略正在收拾一些兵部相关文件的时候，部里的传闻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知道职方司新来的那个袁主事吧？说来真是好笑。”

“哪里好笑？快说快说，我还不知道呢。”

“那个袁主事有一天一天没来上班，第二天回司里跟自己周围的人说自己去了山海关，还说什么现在虽然情势危急，但还是可以打败后金的，只要给他充足的粮饷和军费，他一个人就可以守得住。你说这不是吹牛嘛？”

“这个袁主事也真是脑子坏掉了，竟敢说这样的话？”

“我看不是脑子坏，是在咱们这帮人面前抖抖威风，吹吹牛，要是真上去肯定活活有一个王化贞。”

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源源不断的传到了王在晋的耳朵里，王在晋对这位新来的袁主事来了兴趣。

“如果是真的，这个袁崇焕真可以守住山海关那对于国家对于朝廷来说这是大幸；如果是假的那也不怕，说人家吹牛？我倒希望大家都吹吹牛，可惜现在连一个敢吹牛的人都没有了，有个吹牛的人去起码也能活跃活跃气氛。”

王在晋上书天启，表举袁崇焕和自己同赴辽东（山海关），天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还把袁崇焕从正六品的主事提升到了正五品的山海关监军，以表彰袁崇焕为国分忧的精神。

王在晋不会想到这个原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行为竟让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自失去了数次兵临北京城下的机会，袁崇焕也成为了他们的噩梦，一道跨不过去的铜墙铁壁。

就在明朝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守护山海关的时候，后金方面在干什么？努尔哈赤在干什么？

讲话。

作为一国的君主努尔哈赤一生中自然没少讲话，打仗前军事动员要讲话，战争取得胜利鼓舞士兵要讲话，慰问死伤将士的家属也要讲话，努尔哈赤一生中讲过很多话，但努尔哈赤这次讲话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讲话，在我个人看来这比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告天都重要，这次讲话被很多史书详细的记载在内，这是只有做重要宣传发表重要政策才会有的待遇。

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多大了？

64岁。

这个年龄放到现在也不小了，花甲之年，身体肯定会出现许多问题，再加上努尔哈赤年轻时冲锋陷阵所受的伤患也越来越显现，所以说努尔哈赤突发疾病暴病身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政权该何去何从？是凤凰涅破入主中原还是四面楚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这是努尔哈赤的继承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可现在的问题是努尔哈赤并没有继承者。

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没有立储，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储君是一国的根本，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未来的接班人对一个国家的兴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能干勤政的接班人和一个贪玩不处理国家大事的接班人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接班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努尔哈赤不会不知道，但却为什么迟迟没有选择自己的接班人呢？

其实努尔哈赤尝试过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就是立长子禇英，但后来因为禇英个人独断专横激起了众怒，努尔哈赤不得已废掉禇英的继承者身份还下令将他处死；第二次是立次子代善，但代善也不和努尔哈赤的心意，他不仅卷入了和努尔哈赤皇后富察氏的暧昧绯闻，还多次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父亲努尔哈赤闹的很不愉快，所以代善成为接班人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至此之后努尔哈赤便搁置了选定接班人的计划，一直到现在。

历史上无论什么朝代什么样的政权在位的国君是精明还是昏庸在选定接班人的这件事上无非有五种选择：

立嫡立长立贤立爱立幼。

我们可以用这五种选择来替努尔哈赤分析：

一.立嫡，嫡是指的正妻所生的孩子，就是皇后所生的孩子，努尔哈赤的皇后数量历史存在争议，因为前任皇后或是死掉或是被废掉后努尔哈赤必须得挑选一个新的皇后，新皇后的儿子是嫡，但前任皇后的儿子也是嫡。

努尔哈赤现任的皇后是阿巴亥（也称乌拉那拉氏，是海西四部中乌拉部贝勒的妹妹），她给努尔哈赤生有三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但努尔哈赤的前任几位皇后也有孩子，如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如果立嫡的话这又是一本糊涂账。

二.立长。努尔哈赤的长子是禇英，已死，次子是大贝勒代善，按这个方式来讲代善就应该是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未来的后金国汗，努尔哈赤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代善表现失望令他不得不放弃。

三.立贤。努尔哈赤是一个严父，对儿孙的要求很高，我们很难从日常生活中看出他特别喜爱哪个儿子，历史在这方面的记载几乎为零。

在这几乎为零的记载中都是记载了努尔哈赤对八子也就是皇太极的关切，努尔哈赤曾因为皇太极的安危而呵斥前线的将领，这样看来皇太极应该是努尔哈赤的爱子。

但是努尔哈赤为一代枭雄，他是不会按照个人情感处理这样重大关乎国家民族未来事物的，所以就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最喜爱的儿子努尔哈赤也不会立爱。

四.立贤。如果要看贤能的话，努尔哈赤肯定不会检查儿子们《四书》《五经》的背诵情况，当然努尔哈赤十六个儿子也没人看这些书，况且努尔哈赤眼中的“贤能”也不是考博士做学问，而应该是看儿子里谁最能打，最擅长于攻城野战。

这笔账比起立嫡都要糊涂，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三个来讲个个都是领兵一方的猛将，打仗个个都是带头冲锋，很难比较出谁比谁勇猛，谁比谁能打，况且我认为努尔哈赤心中的“贤能”也不是军事才能。

五.立幼。幼子守产是女真的传统习俗，其实我们汉族也存在，就像一家人中父母最疼爱的一般是最小的孩子一样，这可能是全世界都存在的。

努尔哈赤现在最小的儿子就是他的十六子费扬古，今年才两岁；十五子多铎八岁；十四子多尔衮十岁；十二子阿济格十七岁，这几位就是努尔哈赤比较小的儿子了。（自己不懂妇科知识，六十岁的男人也能让女人怀孕？刚刚百度了一下说八十岁的男人貌似也可以...看来努尔哈赤真是老当益壮）

但立幼和立爱一样是历代王朝选择继承人中最不可取的方式，这一点努尔哈赤应该也知道，况且就算努尔哈赤不知道就是要立这几个小孩子之中的当继承人，那么我相信等努尔哈赤驾鹤西去的那一天这个继承人几位手握重兵的哥哥也会让他知道，免不了上演一幕“靖难之役”夺走幼弟的汗位。

我们一般的五种选择继承人方案在努尔哈赤身上好像并不灵验，都被一一否决掉了，那努尔哈赤又该怎么办？他对选择继承人这件事的态度又是什么态度呢？

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努尔哈赤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

不立。

努尔哈赤对待继承人的态度就是不立。

这里的不立不是说努尔哈赤不要接班人，不确定后金的下一代领导班子，而是努尔哈赤自己不选择继承人。

努尔哈赤自己不选继承人那继承人怎么选？

民主制。

努尔哈赤这次的讲话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讲话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一.国君不能是才干出众的人，平庸一点比较好；

二.国君一个人的智慧不如集体的智慧，国家不能让国君一个人说了算，国家要实行八旗共议国政的行政体制；

三.国君如果有不对地方另外七个议政的贝勒有权力反对，情况特别严重时七位贝勒可以对国君行废立之事；

四.议政的八旗代表不是固定的，不是看血缘亲疏而是看贤能与否，只有贤能的子弟才有资格成为议政者。

努尔哈赤的讲话让人看得有点云里雾里，治国都想要雄才大略、英武果敢的能人来做皇帝，就好像中国的家长个个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考试考满分，选继承人是越有能力越好，努尔哈赤怎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想让平庸的人来做国君呢？

什么是能人？能为常人之不所能，这种人可以做出普通人做不出的好事，但有时候也可以做出普通人做不出来的坏事；他们可以创立一套很良好的规则和制度，但有时候他们也会打破原有的规则和制度；他们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远大理想，但有时候理想也就是野心。

有本事的人就会有野心，当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时野心也会随之膨胀，膨胀到一个程度后他们就不想受到周围事物的束缚，他们就想要高人一等俯瞰众生，就想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甚至就会搞专制独裁，就会威胁到其他人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这也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努尔哈赤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决定让大家用民主的方式来推举他们未来的国君，他相信大家不会选一个强势能干精明的未来国君，只会选择那些没什么本事没什么威胁的人来当国君，例如孩子、庸人、老好人，甚至是白痴，这些才是最佳的国君候选人。

这些人成为国君就可以避免他们因为一己之力从而威胁国家的利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只让傻子、孩子、老好人来发号施令，那这个国家就完了。

努尔哈赤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努尔哈赤有了弥补不足的手段，就是八旗的八个旗主（国君也是旗主之一）共同处理国家事务，汇集八个人的智慧来保证国家的稳定。

国君是一个才能一般没多少野心的普通人，治理国家是另外七个能干精明的贵族，国君蛮横；另外七个人就联合迫使国君下台，七个人中有昏庸不贤明的就予以撤换，从而保证处理国家事物的科学性、效率性。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种看到古希腊先哲们提出政治改良的感觉，因为这其中贯彻了制衡、权力分立、民主等谨慎，这个方案放到启蒙思想的时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改良方案。

但是，努尔哈赤的这个方案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一个很美好的幻想，只要一接触到现实便会烟消云散，

八旗共议国政是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潮流的，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不切实际是它最大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史有两条大的主线，君主和臣子，中央和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条主线呈君主权力不断上升，中央权力不断上升的趋势发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一个处在君主专制急速上升的时代怎么可以容忍民主执政的存在？本来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可现在还要考虑另外七个人的意见？何况这种民主还是公开的、制度的、规范的？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威，为了维护国君的权益，只要是正常的国君哪怕脑子不够用智商低一点也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光明正大理所应当分走原属于自己的权力的。

努尔哈赤的方案除了违背历史的潮流外，努尔哈赤还忽略了另外一点：

人性。

君主不会让人分享自己的权力，但另外七个协助君主治理国家的贵族难道就会世世代代一心一意的当“幕后英雄”甘心做“配角”吗？

没有人愿意当一辈子的配角，他们也想要前台的闪光灯，也渴望粉丝的山呼海啸，希望收获更多的名与利，而当皇帝所能得到的远远要比这些多千万倍。

努尔哈赤看似美好的八旗共议国政的制度为努尔哈赤死后八大贝勒争权夺势，继承者为君主集权而祸起萧墙埋下了祸根。

八旗共议国政是理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现实；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一点努尔哈赤不会知道，因为残酷总是掩藏在美好的下面，等到残酷出现时努尔哈赤早已死去很多年了。

残酷的现实努尔哈赤不知道，因为还没等残酷努尔哈赤就已经死了；但有一个人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因为残酷而落得了悲惨的下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面对明朝时的第一个对手：

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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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被免职等待处理的一个多月里明朝内部很是热闹，首先是为数不多的挺熊派和来势汹汹的挺王派的交锋，外带许多酱油派在一边看戏，最后就是挺熊派败北，几个闹得最凶的被贬出京城；之后就是关于新一任辽东经略的人选问题，张鹤鸣的闹剧收场，解经邦的说什么都不去，知道王在晋被赶鸭子上架这才画了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就该找熊廷弼“算账”了。

熊廷弼在这一个多月很清闲，在京城也没什么人拜访他，熊廷弼每天就是无所事事，呆坐着想事情，想辽东，想自己的命运。

直到这一天，一个自称是山海关监军袁崇焕的人来拜访熊廷弼，熊廷弼这一个月才算有了一丝生气。

熊廷弼是个狂人，说难听点就是有点目中无人，袁崇焕进来熊廷弼连头都没抬，只是随口的问了一句：

“袁大人去山海关有什么计划吗？”

看似随意，但这是一道考题，如果答错了熊廷弼估计会把袁崇焕不客气的请出去。

“先守而后战。”

袁崇焕这一句回答一出熊廷弼的眼神不觉为之一亮，头顿时抬了起来，两眼不差神的盯着袁崇焕。

显然袁崇焕的答案就是熊廷弼满意的。

熊廷弼看着袁崇焕，他的心里知道这个人是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是和自己一样有本事的人，是能挽救大明江山的人。

只有英雄才能识英雄。

熊廷弼亲切的拉着袁崇焕坐了下来，两人针对辽东局势展开了热情的讨论，就好像数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一样，根本不像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就是形容两人现在的状态。

有的史料说两人谈了一天一夜，有的史料说两人谈了三天三夜，这些都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两人谈的很投机，袁崇焕从这次谈话中受益匪浅。

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但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

就在袁崇焕告别熊廷弼踏上自己前往山海关道路之后没几天，熊廷弼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命运，三法司通知他前往接受调查。

这注定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

负责王化贞和熊廷弼这件案子的是三法司，是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个机构组成的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特别重大案件，也被称为三司会审。

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是审理“王化贞熊廷弼失疆案”的三法司三位负责人，按理来说王纪官衔最高应该是这次会审的主要领导，另外两位在旁边附和附和喝喝茶点点头打打酱油就可以了，可实际上王纪却成为了打酱油的，主要领导成为了左都御史邹元标。

邹元标，江西吉水人，外号神童，因为这小子在五岁就通了四书，九岁就学会了五经，也就是说把科举考试的核心考点和大纲都学会了，文化修养很高。

但文化修养高只能说明文化修养高，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是没有联系的，如果硬要说有联系的话二者通常也是反比，文化修养越高的人反而道德修养堪忧，邹元标就是这样一个人。

熊廷弼一进来往大堂上一站，王纪和周应秋都还好，邹元标火了，说了一句我们古装片中老百姓见到县太爷时的经典台词。

“熊廷弼，见到本官为何不跪！”

这句话一出口熊廷弼就愣了，旁边的两人也愣了。

天启的旨意说的很清楚，是找熊廷弼了解情况接受调查，但没有说熊廷弼是犯人，犯人是王化贞，所以对待熊廷弼应该是和颜悦色的给熊廷弼沏杯茶让熊廷弼坐下来详谈，就像同事聊天一样，下跪是对待犯人的，哪里能用对待罪犯的态度让熊廷弼下跪呢？

邹元标也知道自己这句话不妥，说了一句让熊廷弼下跪的原因。

“你和王化贞都是失守广宁的罪人，理应下跪。”

这个解释有点蹩脚，但并不重要，因为熊廷弼下跪了。

但是熊廷弼的跪和平常的跪不一样，熊廷弼的跪只是膝盖沾了一下地，然后就很快的站了起来。

“啪”的声音回荡在大堂之上，原来是邹元标拍了桌子。

“大胆熊廷弼，本官没让你起来你怎么能起来！”

邹元标这句话就有些过分了，熊廷弼虽然有责任但并不像王化贞那样属于明文规定的犯人，熊廷弼没辩解就下跪是给邹元标面子，但熊廷弼毕竟没有下跪的责任，没有被定罪，其实膝盖往下拱一下做个样子就可以了，邹元标不应该在这一点上做文章。

邹元标拍了桌子，熊廷弼的火气也冲上了脑门。

熊廷弼这个人本来就火气大，之所以下跪一个是自己知道自己确实有责任，另外一个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如今邹元标的咄咄逼人激起了熊廷弼的怒火。

“我是受圣上特别的征召才重任辽东经略的，况且兵部的命令是让我驻守山海关，半个字都没有提及广宁，广宁是王化贞驻守的。广宁丢失，责任主要在王化贞身上！”

熊廷弼这话虽然说的有几分道理，但传到邹元标耳朵里给邹元标的感觉只有荒谬。

“广宁失守辽西失陷你和王化贞都有责任，兵部之前的“功罪一体”你难道忘了？你不要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再怎样狡辩你都是要担负责任的！”

听到这话熊廷弼笑了。

“我熊廷弼堂堂的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右佥都御史接到的旨意是向我调查情况而不是把我当做犯人！”

熊廷弼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你邹元标位卑权轻，没资格审这个案子，更没有权力给我定性为犯人，我懒得跟你说。

邹元标刚想发作但一边的刑部尚书王纪赶忙拉住了他，王纪一看再让这两人这样下去公堂就成骂街了，这太丢面子了。

王纪温和的告诉熊廷弼他们三人会向天启请旨定夺，然后就把熊廷弼打发走了。

送走熊廷弼后王纪很纳闷，一向温和的邹元标今天怎么会如同吃了枪药一样对熊廷弼频频“开炮”呢？

王纪猜测邹元标可能是出于对二人的痛心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才发火的，想到这里王纪不免为接下来提审王化贞头疼。

熊廷弼是被调查，是没有被定罪的，而王化贞是板上定钉的罪犯，是广宁失守的主要责任人，熊廷弼责任小都被邹元标以如此严苛的方式对待，那王化贞岂不是要被邹元标骂个狗血喷头？

想到这里王纪不免为王化贞暗暗祈祷，祈祷王化贞自求多福。

可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推翻了王纪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情况。

王化贞刚一进堂，二话不说倒头就拜，完全没有熊廷弼往堂上一站的风格。

王化贞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并说出了一句只有老百姓见官才爱说的经典台词：

“大人，冤枉呀！”

王纪也是个软心肠，看到之前那样意气风发的王化贞如今如此的落魄心中难免起了一丝怜悯之心，刚想劝劝旁边的邹元标嘴下留情，扭头一看却发现旁边的邹元标没了。

王纪往堂下一看，只见邹元标快步走到堂下，用双手搀扶起了跪倒的王化贞，温和的说到：

“王大人，你的委屈大家都知道。”

邹元标这句话不打紧，王化贞哭的更欢了，喊的也更卖力了：

“你们不知道，我的委屈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邹元标一面安抚王化贞，一面向王化贞做出保证。

“王大人，你只要把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的讲出来，我等保你定有重回朝堂的一天。”

邹元标这句话可不得了，重回朝堂不就是官复原职继续当官？丢了广宁犯了这么大过失不被处死就烧高香了怎么还能继续做官？邹元标不是安慰王化贞吧？

不是，邹元标这个保证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这不是邹元标自己的保证，他身后的政治集团完全有能力也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

没错，邹元标也是东林党的成员。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邹元标为什么对熊廷弼如此严苛而对王化贞如此温和，东林党又把这次严肃的审判当成了党争的战场，当成了他们为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和“正义”的舞台。

邹元标等三人客气的王化贞送出了刑部大堂，并以三人的名义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报告。

这可能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荒谬最无耻的报告之一。

报告一开头文笔极其不错，精炼而又不失趣味的说出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然后指明王化贞如何如何无能，熊廷弼如何如何有才能。

邹元标不是良心发现，之前种种对王化贞的贬低和对熊廷弼的称赞不过是为了接下来引出正题埋下的伏笔，因为有种笔法叫欲扬先抑，同理也有欲抑先扬。

王化贞没有为国分忧的智谋，没有剿灭后金的才能，不懂军事，想用李永芳当内应反而被下套，身边亲信孙得功献出广宁城，后金军队尚在百里之外就弃城而逃，把广宁和辽西拱手让给了后金，真是悲哀，真是愚蠢。

但是，王化贞有为国担忧的心思，有剿灭后金的志向，虽然不懂军事但出发点毕竟还是好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是应该理解并给与同情的。

熊廷弼军事能力出众，以往表现优秀，但这次任职主动挑起和王化贞的个人恩怨，导致经抚不和，化贞兵败后不知道守护剩余城池反而领兵退入山海关。

熊廷弼相比前任辽东经略杨镐多处一次逃跑，相比袁应泰少了一次战死，如果我们处死王化贞，而宽容熊廷弼，全天下的百姓都不会信服，杨镐袁应泰也会显得委屈，所以对于熊廷弼我们应该用“重典”（重刑）警告其他人。

总而言之这篇报告无非是以下几点：

一.王化贞不懂军事没有谋略，丢了广宁辽西，这是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奢求王化贞怎样，反而应该理解同情王化贞。

二.熊廷弼有本事懂军事，在王化贞战败后消极对敌，把私人恩怨掺合到战事当中去，导致辽西全盘丢失。

三.熊廷弼不应该领兵入关，这是临阵脱逃，而是应该像袁应泰高邦佐一样以死谢陛下，以死谢国家，直接抹脖子就得了。

至于朝廷之前东林党之前怎样鼓吹王化贞怎样厉害军事指挥才能怎样比熊廷弼高百八十倍，怎样谋略过人堪比诸葛孔明，熊廷弼怎样懦弱无能不懂军事这些内容在这篇“正义”的报告中没有半个字提及。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上的，违抗多数人反对多数人就是不讲理，就是“正义的公敌”，而下场也是很惨的。

虽然熊廷弼和王化贞一同被判处了死刑，但朝廷并没有对两人动手的意图，人家王化贞还想着重回朝堂继续吹牛呢，怎么可能被处死？这样说来熊廷弼还算沾了王化贞的光。

但是对于熊廷弼来讲他只有两年的时光，因为两年后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即将掀起，而身为局外人的他再次卷入了党争之中，并再次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只不过这次熊廷弼付出的代价不是免职，不是扣薪水，不是有期徒刑，而是他的生命。

虽然两人都被下了死刑判决，标志着王化贞熊廷弼关于辽西失守责任人的案件暂告一段落，但这对于现在的辽西来讲没有半点影响，辽西已经没了，你再追究责任也是过去式，当务之急还是现在应该怎么做，怎样应对后金未来的大军进攻。

王在晋很头疼。

王在晋这个人也是稀松平常的草包，草包就草包，世上哪有那么多伟人？但王在晋还爱好显摆，爱好谈论军事，天启之所以让他接任辽东经略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兵部副部长，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在晋每天爱谈及兵书战事，说起来头头是道，大臣都觉得王在晋是将才，一致推举王在晋。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的就是王在晋。

王在晋抵达山海关后一看这个形式，立马和王象乾商议死守山海关，关外其他地方咱们不守了。

王在晋说的唾液横飞头头是道，一副一切尽在我掌握的样子，王象乾对于军事也不怎么了解，就同意了王在晋的建议。

可王象乾同意不顶用，关键还得天启同意，你说我就守山海关，那不意味着关外都不要了。

山海关的重要性可以用一句诗来描述：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也就是说山海关就像通往长安（西安）和北京中间的一把锁，锁住了蒙古和女真想要进入中原的道路，是东北地区想要进入华北地区的唯一通道，努尔哈赤想要称霸辽东或是进而图谋中原山海关都是必须拿下的。

山海关是把孤零零的锁，即使这把锁很结实，但最保险的措施还是在这把锁前面布置几道锁，形成双重保护。如今王在晋提出死守山海关就等于是只指着山海关这把孤零零的锁。

这个方案很冒险，即使山海关很坚固但万一有个闪失呢？山海关之外再有几道防线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这才是最牢固的。

王在晋不想要这个缓冲地带，可他又不能明说，因为王在晋只要说守山海关朝中那帮站着说话不腰疼每天用嘴皮子把后金灭百八十次的言官们就会把王在晋喷个狗血淋头，说王在晋怯弱，害怕后金，给上国丢脸等等，所以王在晋得把死守山海关说的委婉，说的不那么的让人一听就有胆怯的感觉。

王在晋不愧是老油条，他知道怎样才能说的委婉，怎样才能让天启听得进去还不责怪自己，甚至还要表扬自己，那就是：

吹牛。

王在晋的吹牛不同王化贞的吹牛，王化贞是往大的吹，而王在晋是往小的吹，往坏的地步吹。

王在晋给天启的奏折中一上来就是先把辽东的局势说的一塌糊涂，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辽东事务衰破到这个地步，第一次是因为清河抚顺的失陷，第二次是因为开原铁岭的失守，第三次是败坏在辽阳沈阳，最后一次就是近日的广宁失守。第一次是危局，第二次是败局，第三次为残局，到了这第四步辽东已经全部失守，已经无剧可守了。当今之计只有就只能退守山海关，死守山海关，一步也不能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