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教育兴国】

中国自古以来号称文明礼仪之邦，但实际上受教育的人口比例一直很低。近代以来，欧美国家高度重视国民教育普及工作，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在欧美人眼里，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国民都是没知识没文化的半野蛮人。

当时的日本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们发现当了自己一千多年的老师——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日本人很快就改换师门，拜欧美为师，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全面学习西方文明。

1871年，明治政府文部省大辅江藤新平组建了学制调查委员会，开始主持制定全国统一的新学制。委员会全面深入研究了当时英国、荷兰、美国、德国的教育制度，于次年6月推出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国民教育计划——

国分为8个大学区，各区设置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全国共设有256个中学区，各区设置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全国设立53760所小学。儿童从6岁开始上学，小学学制8年，中学学制6年。除普通中学外，还设立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等。

按照这个计划，以日本当时的人口计算，大约每600人就拥有一所小学，每13万人拥有一所中学。这在一百四十年前，算是非常普及了。教育经费来源除学费和民间捐赠款外，大部分需要政府财政拨款。

显然，这是一个大跃进式的计划。当这个计划草案提交给太政官会议（相当于最高国务会议）审批时，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主管财政的大藏省大辅井上馨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确实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个庞大的教育计划，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这时候，明治政府的远见体现出来了：作为落后国家，要想后发制人，迅速崛起，就必须要在国民普及教育上实行大跃进，必须舍得下血本，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最终，全新的《学制令》颁布出来，地方政府必须强制执行。

为了推行《学制令》，当时有的县采用了劝诱的手段，比如给小学生发放亮闪闪的金属材质“就学牌”佩戴在身上，或者发给小旗（类似我们现在的小红花），以此增强孩子们读书的荣誉感，不少县官亲自到学校褒奖成绩优秀的学生。

当劝诱的手段也不完全管用的时候，有的县就做得比较绝了——知县下令，每天上午和下午的上课时间，如果发现有学龄儿童在街上闲逛，警察就得立刻将他们捉拿送到学校！

1886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新的《学校令》，由《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组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日本这个时候的财力已经比较雄厚了，于是开始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东京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追赶世界前沿的科学研究。同时，政府也注重发展高等工业学校（相当于职业高中），培养了大量的中级技术人员，为众多民间企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奠定了日本制造业的雄厚基础。

随着经济水平和财政实力的快速发展，明治政府将国民普及教育推向了新阶段： 1900年，日本开始实行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制度。1907年，免费义务教育延长至六年。到1908年，日本的儿童就学率达到惊人的97%。

这可是日本一百多年前的教育水平啊！有如此重视国民教育的政府，国家何愁不强大？

要比教育，晚清民国百年，乃至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都完全没法跟日本比，差得太远。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了，财政实力也极其雄厚，但是政府在教育投入上仍然抠抠唆唆，国家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标延迟了十年还没实现。

身在其位，你们就不感到羞愧么？

@四年三班46号 2011-09-20　21:51:02
赤裸裸的欺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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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欺骗指的是神马？

@xjr139 2011-09-21　16:12:41
1875年，日本国思想上的先哲福泽渝吉在他所写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论述了关于“国体”、“政体”和“血统”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福泽渝吉认为“国体”就是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政体”就是统治体制，“血统”就是君主的血统。
福泽渝吉强调对国民来说最根本的东西是保持“国体”，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在“政体”上，是采取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采取天皇制还是幕府制等,福泽渝吉认为并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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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启蒙确实很不到位，国民的国家意识迟迟无法建立起来，中国太缺少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了。

（99）
【强军扩张】

从幕府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就效仿法国军队开始了军队近代化改革。明治维新开始后，山县有朋前往欧美考察军制，亲眼目睹了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的神勇。他回国后不久就成为兵部负责人，决定效仿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和军队制度，着手打造全新的日本皇军。

1872年，日本开始以欧洲为榜样实行征兵制度，并废除古老的兵部，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与国际接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省大辅，胜海舟担任海军省大辅。

新的征兵制度采用西方兵役方式，将全国年满20岁的男子都编入军籍，废除了武士阶层垄断军队的特权。到1880年代，日本陆军初步建成了一个近卫师团和六个野战师团的精锐常备军，国内的兵工厂已能自行生产先进的连发步枪和各种口径的火炮。而一旦到了战时，日本还能迅速动员大量预备役及退役士兵，将作战部队扩充数倍。

海军方面，日本不仅积极从欧洲购买先进的军舰，自己的造船厂也很快就能生产出近代军舰。到1890年，日本海军已经拥有25艘军舰和10艘鱼雷艇，总计51000吨。

为培养近代化的军事人才，日本先后建立了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士兵学校等军校。另外，日本还效仿德国军国主义，对全体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加强对一般民众的军事普及教育。

相比之下，同时期中国的军事近代化片面注重军事工业和武器装备，对近代兵役制度、国防动员制度、军队编制与训练、军事教育等各种军事制度的学习引进不够。好比现在的电脑，光升级硬件，系统软件跟不上，那硬件的性能也无法全部发挥出来。结果，武器装备水平倒是提升了不少，但军队整体战斗力依然差劲。

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日本的扩张野心也与日俱增。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中国台湾，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白银后才退兵。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改为冲绳县。从1882年开始，日本又积极向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渗透。在受到清政府的抵制之后，日本考虑到羽翼未丰，暂时放弃了与中国开战的想法。
那么，在日本眼里，当时的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对手呢？

（100）

1885年，日本思想界的泰斗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首次阐述了日本要脱亚入欧的战略思想——

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中国和朝鲜如果不能像日本一样改革自强，自今不出数年，将至亡国，其国土将归世界文明各国分割，此乃毫无疑问。当今之策，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国之开明，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法，亦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惟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处理之。

脱亚入欧的战略思想很快得到了明治政府和当时大部分日本国民的认同。在整个1880年代，日本将中国列为假想敌，积极扩军备战，军事部门对中国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情报侦察。到1893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开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稳操胜券。

剩下的事情，就只等挑起战争的时机和借口出现了。

看到这些，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五味杂陈，心里很不是滋味呢？可怜当时中国还在沉迷于“同光中兴”的幻象中，日本人却无比犀利地戳破了中国的复兴假象，敏锐地看出了中国的虚弱死穴。

我们能抱怨日本人不讲邻邦情谊吗？抱怨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的新闻联播那样，经常念叨着“一衣带水、和平相处的友好邻邦”？还是怪我们的敌人太犀利，这么容易就看透了我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

孟子有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大意就是，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比如不自尊自立自强），别人才能侮辱他；一个家庭总是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比如不和睦），别人才能毁坏它（辱第三者插足）；一个国家总是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比如衰败动乱，祸起萧墙之内），别人才能讨伐入侵它。

这可是咱们老祖宗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说过的话啊！

要想被敌人看得起，要想不被敌人欺辱，自己就必须变得比敌人更强大。这比一味抱怨敌人的无耻与凶残要有意义得多。

（101）
【就怕流氓有文化】

1889年2月11日，日本举行盛大的奠礼，由明治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亚洲第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标志着日本正式成为了近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野蛮凶残的古代武士，穿上了文质彬彬的绅士礼服之后，能否一夜之间变得文明友善起来呢？

本来，近代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或国家元首的权力，让国民的民主权利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日本的这部宪法却是一个新旧杂交的怪胎，政治进步的意义相当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倒退。

明治维新启动以来，欧美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不少民权组织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限制君权，扩大民权。然而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皇权派势力，对民权运动极力打压，主张效仿德意志帝国宪法制定日本宪法，最终皇权派成功推出了德国式宪法。

虽然同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当时日本和德国的宪法与英国的宪法却有很大不同。当时英国的君主权力已经相当有限了，国家的主要权力在议会，行使执政权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但当时的日本和德国，君主总揽统治权，内阁对君主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更可怕的是，君主还完全掌控军队，军权不受议会和内阁监控。

显然，德国和日本都属于速成近代化，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传统还很浓厚。两国引入近代宪政制度，和邪恶的军国主义杂交之后，后果更加严重——通过近代化的宣传教育、灌输洗脑、国家动员等先进手段，君主的权威大大强化，政府对基层国民的控制力大大增强，普通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充当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炮灰。

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近代德国和日本的情况就跟这差不多。代表着近代政治文明的宪政制度，嫁接到两个侵略成性的流氓国家身上，带来的不是自由与正义，而是更加残暴、破坏力更大的侵略扩张。

顺便转载一下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全文。也许很多话听起来很刺耳，但这篇文章真的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没有好好照照自己，非常遗憾。今天我们再拿过来照照，依然值得反思和警醒——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 林思云 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102）
第十章：铁血左宗棠

【海防塞防之争】

1876年三月，河西走廊。

绵延不绝的祁连山上，皑皑白雪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美丽。消融的雪水沿着山麓汩汩而下，流向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草原上，一只军队匆匆行进着，统帅正是年逾花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眼前壮美的景色，让老帅诗兴大发，随口吟出唐诗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左宗棠此行从兰州出发前往肃州（今酒泉市），准备坐镇肃州，部署指挥大军西出玉门关，收复新疆。他一路上回想起此前的种种艰难，不禁感慨万千：发起这场战役可真不容易啊。

自从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清廷最为依赖的两位封疆大吏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了。二人同为洋务派重臣，开明进取，忠心报国，可谓国家柱石。若论洋务贡献，左不及李，毕竟左宗棠长期（1867—1881）在西北带兵打仗，没那么多精力推行洋务。但要论国防贡献，左宗棠恐怕就要甩李鸿章几条街了。

在国防战略上，左李二人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就是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背景是这样的——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虽然最后并未得逞，但给中国的海防再次敲响了警钟。前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等国的坚船利炮已让中国吃够了苦头，如今就连实力尚弱的小日本也敢来骚扰，可见中国当时的海防是何等空虚。

令人头疼的不仅仅是海防。早在1865年，俄国在中亚的附庸国——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在俄国和英国的支持下，盘踞在新疆的阿古柏建立了殖民政权。而俄国也于1871年直接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地区。至此，西北国门洞开，塞外新疆已基本不在清廷实际控制之下。

此时的中国，海防塞防同时告急，腹背受敌，形势相当严峻。

本来，哪里防备空虚，就应该在哪里加强防卫，这没什么好争论的。可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很困难，军费不足，偏重了海防，塞防的投入就削弱了，反之亦然。

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区分轻重缓急？这正是考验当政者智慧与谋略的时候。清廷拿捏不定，于是下诏让各地督抚发表看法。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海防派的领袖。他向朝廷上奏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高度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建议筹办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向英、德等国购买先进的铁甲舰，编练近代海军。应该说，李鸿章关于海防的认识和建议是非常宝贵的，中国确实需要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

（103）

然而，李鸿章关于塞防的态度就相当雷人了：购置战船编练海军需要巨款，而国家财用极乏，他竟然打起了塞防军饷的主意——公然建议放弃武力收复新疆的计划，招抚阿古柏政权及其他叛乱武装，准许其像云贵少数民族那样自设土司部落，甚至可以自立为附属国，向清廷称臣纳贡即可。这样一来，省下来的军饷就可以匀给海防了。

他后来进一步抛出新疆无用论，数千里不毛之地，花费巨额军饷，得不偿失。而且即使收复，将来也守不住。对此，李鸿章断言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后半句，相当高明；前半句，相当愚蠢。

海防的重要性李鸿章看得很清楚，沿海省份是经济重心之所在，若一直任由列强的军舰肆意侵扰，国将不国，再说日本已开始觊觎琉球、台湾等地，将成中国心腹大患。

不过，新疆真的像李鸿章说得那样，可有可无么？仅从地缘战略上看，新疆对于整个中国的国防是极其重要的。左宗棠后来对此有非常精妙的论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事实上，沙俄对中国的领土野心非常大，北极熊一旦吞并新疆得逞，接下来就是甘肃、蒙古（包括内蒙）、东北，到时候整个长城以北就很难保住了。若真是这样，那将是中国的噩梦。因此，新疆作为西北塞防的桥头堡，绝不能丢。

如此说来，塞防和海防都非常重要，而且塞防甚至比海防还要紧迫，因为新疆已经失去控制好几年了，再不收复，真就成了俄国人的口中肉了。

很难想象，雄才大略的李鸿章对塞防竟会如此选择性失明，也难怪左宗棠对此大为光火。他刚刚平定了陕甘回乱，正积极准备进军新疆，而李鸿章竟然认为新疆可有可无，建议朝廷停兵节饷，他能不生气吗？

于是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表明自己的意见：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偏废。沙俄鲸吞我西北迫在眉睫，一旦新疆有失，大局何以能支？海防南北相通，军舰可以迅速驰援，所以海军应该编练成一支统一指挥的水师，而不应分别建立三支水师。西北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一时间，朝廷内外争论不休，李鸿章的放弃塞防、专办海防观点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如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丁日昌、福建巡抚王凯泰等。相比之下，左宗棠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支持的人很少，但有这两个人的支持就足够了：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

最终，清廷确定海防塞防并重，由李鸿章、沈葆桢二人督办海防事宜，有关西北及防范俄人事务，由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海防塞防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这是慈禧执政史上最为难得的一次英明决策，没有慈禧的最终拍板以及后来的坚定支持，左宗棠就没办法获得巨额军饷，进而集结七万大军入疆作战。不管怎样，我们真得庆幸慈禧大妈的脑子此时还算清醒。

有了太后和朝廷的鼎力支持，左宗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1876年4月26日，左宗棠坐镇肃州大营，为西征军举行出关祭旗仪式。晚清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收复国土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高丽元 2011-09-28　15:58:52
@风华长歌 2011-08-30　14:07:10
相比于救世主，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和我们一样的广大普通民众，加快成长为有独立思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唯有一个成熟、理性、有担当的公民社会，才能使咱们中国成为繁荣昌盛、和谐幸福的现代文明国家。
我们不需要伟人再现，千千万万个你和我，才是中国的希望。

这些回复，是楼主的精髓，当然也有几位网友的评论也很到位，认同更是佩服，不知楼主贵庚？希望有机会多多领教，本人朝鲜族，现在韩国打工，60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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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我是84年的，比您小十几岁，应该叫您大叔或大哥了。才疏学浅，一点个人感慨而已，领教的话愧不敢当！不过，能引起您的共鸣，我还是很欣慰的。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多多交流，年龄差距不是障碍。

（104）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次西征，艰险异常，胜负难料，而且还遭致很多大臣的反对。一旦受挫，肯定会连累左宗棠的名位声誉。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六十四岁的高龄了，须发花白，一脸沧桑。十几年南征北战，身体已大不如前。一般人像他这个年纪，早就该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了。况且他已经官拜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人生到此，夫复何求？

然而，只有左宗棠心里明白，此战并非为了个人名位。身为陕甘总督，自己深知新疆的战略地位，收复新疆责无旁贷。中国数十年来被动挨打，必须重振铁血尚武精神，勇于亮剑，才能遏制住列强步步侵略的险恶势头。

在肃州的西征祭旗仪式上，年逾花甲的左帅拔出佩剑，向数万年轻的士兵们作战前动员：此次西征入疆，维系百年国运。新疆若失，则蒙古不保，京师危矣，国无宁日！举国安危，在此一战！望三军将士奋勇杀敌，本帅在此等候诸位早日凯旋！

左帅手中的宝剑寒光闪闪，花白的胡须在胸前随风摇曳。沙场上，数万将士高呼：奋勇杀敌！奋勇杀敌！阵阵呼喊回荡在边关大漠……消散多年的泱泱中华血性尚武之风，在花甲老帅的激励下，正一步步重返这个古老的国度。

深谙军事的左宗棠知道，此次劳师远征，战略上必须缓进速战——

因为新疆地广人稀，大部分是大漠戈壁，行军极其困难，粮食弹药等各种军需，主要是千里迢迢从内地用畜力运过来，这样的客观条件，非常不利于持久作战。因此每次重大战役之前，应该做好充足的后勤准备，打完一仗后必须等后勤供应跟上才能打下一仗，绝不能急于求成轻敌冒进。

而在每次战斗打响后，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若一旦陷入拉锯战僵局，军需不济，就算姜子牙再生也收拾不了局面。不过，不是想速决就能速决的，得有速战速决的实力才行。

收复新疆之战，首先要面对的是阿古柏的武装。盘踞在新疆的阿古柏建立了伪政权，而沙俄和英国一心想染指新疆，于是纷纷拉拢支持阿古柏伪政权。因此别看阿古柏的军队跟土匪差不多，但手里的武器大多是英国和俄国援助的，火力较强。为了缩小火力差距，左宗棠托人从上海洋行购买不少先进武器，又在兰州创办军工厂，大量仿造洋枪洋炮。手里家伙硬朗，速战速决才有底气。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诗人眼里，西北大漠戈壁是如此的壮美。但对于士兵们来说，这里无疑是地狱。白天顶着烈日行军，口唇干裂，走上半天也很碰到水源，还时不时洗个沙尘浴，到了晚上，气温急剧下降，冻得人直打哆嗦。而冬夏两季的几个月，严寒酷暑的气候更是完全不能行军打仗。

此次入疆的西征军，大部分是湖南安徽人（湘军淮军），非常不适应北方天气，恶劣的气候让他们吃够了苦头，一定终生难忘。如果不是左宗棠力主武力收复新疆，也许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来新疆，毕竟那时候还不兴什么新疆七日游。

要说士兵们没有一句怨言，那肯定是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西征军拥有高昂的士气。因为，铁血老帅左宗棠，早已将骁勇顽强的军魂赋予给了这支军队——这是一支嗷嗷叫的军队。

阿古柏的土匪军队多年来在新疆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可一向以捍卫人权、文明绅士国家自居的英国，居然不停地援助他们武器，十足的伪君子！水深火热中的新疆各族百姓，早就盼望着西征军的到来。看到当地居民受此劫难，西征军义愤填膺，对敌人恨得牙痒痒：一定要狠狠地揍这帮混蛋！

（105）

按照左宗棠“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西征军先挥师直指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很快就顺利攻克。不过，在玛纳斯南城，西征军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战斗极其惨烈，伤亡很大，一直打了两个多月才攻克。

阿古柏率残部退守托克逊城、达坂城、吐鲁番，三城成掎角之势，是通往南疆的门户。此时已到了冬季，大雪封山，西征军只得在乌鲁木齐暂时休整，等到来年春天才能进军作战。

1877年春，天山的冰雪开始消融，战马嘶鸣，将士们养精蓄锐，早就按耐不住了。西征军先锋刘锦棠一马当先，率部围攻达坂城，三天就拔掉了这座重兵把守的坚城，击毙敌军两千余名，俘虏一千余名，还缴获了很多枪炮战马。

达坂城破，刘锦棠马不停蹄，兵分两路攻打吐鲁番、托克逊，增援部队也相继赶到。西征军杀得兴起，势不可挡，很快攻克了土、托二城。西征军攻克南疆门户三城之战，仅用了12天，歼灭了阿古柏一半的兵力。至此，南疆门户大开。不过，当地火炉般的夏天到了，大军只得再次休整。

逃到库尔勒的阿古柏眼见大势已去，惶恐不安，绝望之下服毒自杀。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相互残杀，最后哥哥杀死了弟弟。敌酋抗压力不足自杀身亡，残部又相互火并，这无疑是给西征军省了不少事。碰到这样善解人意的敌人，真是难得。

盛夏已过，秋高气爽，正是征战好时节。西征军蓄势待发，剑指南疆八城。各族百姓纷纷配合西征军的作战，敌彻底失去斗志，很快就土崩瓦解。1878年1月2日，南疆八城全部攻克。至此，除伊犁地区尚被沙俄占据外，天山南北新疆全境回归祖国怀抱。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左宗棠坐镇肃州，仅用了九个月就收复新疆全境（不算冬夏两季的休整时间），如此神速的胜利，令国人大感意外。对此，当时有人评论道——周秦汉唐所未有。

老实说，这个评论未免有点溢美。不过话说回来，在羸弱不堪的晚清时代，急需这样一场胜利来作为抵御外辱的强心剂，铁血老帅左宗棠做到了。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比周秦汉唐等强大时代的胜利更为难得。

遥想西汉年间，匈奴郅支单于率部侵扰西域国土（今新疆等地），汉朝名将陈汤、甘延寿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发兵讨伐，最终擒杀郅支单于，平定西域。在随后给皇帝的报捷上疏中，有一段话非常给力，非常劲道：

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两千年前的西汉，国力强盛，说出这样硬朗的话并不难。

而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时代，说这样的大话只能被列强耻笑。左宗棠没有办法享受强汉的尊严与快意，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谋略，在沙俄和英国两个居心不良的列强面前，铁血收复新疆，捍卫了这个古老国度应有的尊严。

国力虽然沉沦，血性绝不可失！

伟哉，左宗棠！

@butters_11 2011-10-02　22:45:52
楼主原来也是84年的，作为同龄人，能懂得这么多的历史知识实在值得敬佩，我对历史的兴趣刚刚开始，拜读了。
祝楼主，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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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同祝国庆愉快！关于历史，只能说我自己一直很喜欢，也爱琢磨思考，但谈不上有多懂，很多地方都是一知半解。既然咱们对历史有共同兴趣，期待能多多交流。

（106）
【亮剑北极熊】

左宗棠收复了新疆，但伊犁地区还在俄国人手里。当初强占伊犁时，俄国人的说辞是：为保护边界，权宜派兵驻守，待新疆肃清、乌鲁木齐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如今新疆已经肃清，清廷于是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希望通过谈判索回伊犁。

肥肉都已经叼在北极熊嘴里了，仅仅通过谈判就能要回么？果不其然，崇厚到了俄国，在对方的威吓蒙骗下，与之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俄方只答应归还伊犁城，但中国得割让伊犁城西南大片国土，还需赔款五百万卢布，此外还得答应俄国人在新疆免税通商等诸多要求。

消息传出后，朝野哗然，张之洞等人纷纷上奏，要求惩办丧权辱国的崇厚，废约重新谈判。清廷迫于舆论压力，将崇厚革职下狱，但对于废约一事举棋不定。原来，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极力反对废约和惩办崇厚，认为这样会激怒俄国人，可能引起军事冲突。连恭亲王这次也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争论不休之际，慈禧多次发密谕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认为，决不能如此轻易放弃国土，这样做只会让俄国人得寸进尺，贪欲更大。至于下一步对策，先礼后兵，做好外交和军事两手准备——先派使臣前往俄国重新谈判订约，同时在新疆伊犁附近集结精锐部队，随时准备武力收复伊犁。能谈成更好，谈不成就夺回来！

最终慈禧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宣布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出使俄国，重新就伊犁问题谈判订约，同时命令左宗棠统筹武力收复伊犁战事。

沙俄接到照会后，大为惊讶：一向懦弱怕事的中国，这次怎么如此强硬？俄国人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决定用武力恫吓，扬言水陆并进，要与中国决战。英法等国也跟着起哄，恐吓奕等人，声称中俄若开战，俄军会在两个月内占领北京。

说句实话，如果当时沙俄集中全国兵力进攻中国，那咱们还真吃不消。然而，实际上沙俄却做不到这一点：在欧洲，德国是俄国的潜在对手，在中东和远东，英国人处处跟俄国竞争，这两个国家牵制了俄国大部分的陆海军兵力。而且，此时俄国刚刚跟土耳其打完仗，需要时间喘息休整。更何况俄国本土此刻正遭受严重灾情，粮食短缺，内部极不安宁。

因此，俄国此时根本无力对中国发动大决战。即使是在新疆伊犁，驻守的俄军一共才几千人，大炮也不多，左宗棠的西征军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正因为俄国人知道伊犁守不住，所以他们才虚张声势，其实是想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吓倒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左宗棠也不是吃素的，他熟读兵法，阅历丰富，这种虚虚实实的把戏根本骗不了他。而且他坐镇西北多年，对俄国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他们目前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

（107）

摸清了俄国人的底牌后，左宗棠决意亮剑——

他下令集结近四万精锐部队，由刘锦棠、金顺、张曜等将领统率，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开赴伊犁边界驻防，随时准备歼灭盘踞在伊犁地区的俄国侵略者。随后，左宗棠于1880年5月自肃州西出玉门关，亲自入疆督战。为了激励全军士气，同时也为了向俄国人展示自己收回伊犁的决绝意志，左宗棠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抬棺入疆。

六十八岁高龄的老帅，骑着白色骏马，率领千余名亲兵一路西行。八名士兵抬着一口黑漆大棺材，跟在左宗棠马后。落日西斜，旌旗猎猎，长龙般的队伍行进在大漠戈壁，一串长长的身影从脚下向远处延伸，如剪影般美丽。整支队伍默然无声，死一般的寂静中，透出一股逼人的杀气。

这也许是整个晚清时代，最能展现中国人铁血精神的一幕。

每次读到这段史料，我都无比震撼，热血沸腾：年近古稀的左宗棠，就像热血青年那样的血气方刚，他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就是要告诉俄国人，哪怕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收复伊犁！伊犁不归，誓不生入玉门关！

要知道，左宗棠这次亮剑的对手，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沙皇俄国，其国力比当时的中国强大不知多少倍，而且贪婪又凶残，瓜分波兰，蚕食土耳其，还吞并了中国东北和西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左宗棠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就不怕激怒了这头北极熊？

然而，左宗棠并不是一个只有血性没有理性的莽夫，而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战略家，他之所以敢于向北极熊亮剑，并非一时鲁莽冲动。俄国人欺软怕硬，外强中干，唯有强硬回应，才能遏制住他们步步紧逼的势头。再说，左宗棠只是先亮剑表明收复伊犁的决心，进入新疆督战后并未轻率下令进攻。上兵伐谋，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因为清廷那边正派出曾纪泽与俄国交涉谈判事宜。

可清廷也太小看左宗棠了，生怕他意气用事主动挑起战争，以至于坏了和谈大事，因此干脆下旨召他进京，入值军机处。虽然左宗棠无奈离开了新疆，但西征军仍然屯兵伊犁边界，对俄军继续保持压力。

俄国人一时摸不清清廷的意图，在跟曾纪泽谈判时终于开始作一定让步。曾纪泽也不愧是名门之后，巧借西征军的强硬态势，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终于和俄国重签了《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这还是不平等条约，但毕竟虎口夺食，收回了伊犁全境和帖克斯河上游大片国土。

伊犁回归，表面上是曾纪泽外交谈判索要回来的，但背后至少有左宗棠一半的功劳。没有左宗棠的血性亮剑，北极熊怎么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肥肉？此后，俄国人蚕食我国西北领土的势头终于被遏制住了。

但左宗棠仍然觉得不保险，为了让新疆长治久安，他先后五次上奏朝廷，提议新疆建省，下设州县，改变过去松散的治理模式，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1884年，清廷终于下诏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

新疆成功建省，其意义不亚于当初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如李鸿章所说的，新疆太过边远，即使收回来也不一定守得住。事实证明，左宗棠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新疆建省之后，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俄国人很难再将其吞并或分裂出去，哪怕是在清廷倒台、民国军阀纷争的混乱时期，俄国人也没有得逞。

也就是说，左宗棠对新疆、对西北国防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晚清，甚至也超越了民国，一直遗惠到新中国成立。在晚清民国时期国土不断沦丧的大背景下，左宗棠收复新疆，可谓唯一的亮点。

对此，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大学一位文史教授评论道：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

亮剑北极熊，虎口夺食，稳固西北边疆。壮哉！左宗棠！

这样的广告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能把它删掉吗？

@我喜欢加肥猫 2011-10-01　23:58:32
感觉现在国内的改革又到了一个瓶颈了，没有英雄人物的出现，又要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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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确实到了瓶颈了。但我不期待英雄人物的出现，而是期待公民社会的觉醒。中国近代以来，由英雄人物带来的悲剧太多了。民众不觉醒，永远都是被操控、被愚弄的对象。

（108）
【李鸿章的缺陷】

西北边防刚刚平定不久，南方边境烽烟再起——

1883年，法国侵略军攻占河内，基本完成了对整个越南的殖民占领，并继续向中越边境进军，与驻防的中国军队交上了火。越南曾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当时已在法国的胁迫下，宣布成为独立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越南名为独立，实际上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这样一来，中国西南边防面临着严重威胁。

中法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是战还是和？战和两派各持己见，清廷非常纠结。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自然还是铁血老帅、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另外，醇亲王奕譞，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驻法公使曾纪泽，以及彭玉麟、冯子材、王德榜等将领也积极主战。但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态度消极，不愿表态。而当时实际主持清廷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则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成为主和派的代表。

之前新疆失控、俄国进逼西北时，李鸿章主和，甚至建议放弃新疆。现在法国进逼西南，李鸿章又坚持主和，建议对法妥协。直到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还是主和。

这李鸿章为何老是对外妥协呢？难道他真的就是卖国贼？

公正地评价，李鸿章不是卖国贼。他跟左宗棠一样，也在极力为中国的强大殚精竭虑，是晚清洋务运动中难得的几个办实事的栋梁之臣。他之所以坚持对外妥协，是因为在他自己看来，这不是在出卖国家利益，而是在维护国家利益。
这一切，源于他的那条政治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简单地解释，就是李鸿章认为当时中国国力尚弱，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要暂且妥协避战，能让就让，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建设时间。内政上则要加紧变法革新，大办洋务增强国力。等国家实力强大起来，外患自然就不足为惧了。如果沉不住气，鲁莽开战，肯定打不过列强，战败后又得割地赔款，吃亏的还是自己。

总的来说，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当年日本岩仓使团访问德国时，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是这样奉告日本人：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先搞好内治，振兴国力，这样外交上才有发言权。最终，日本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暂且接受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专注于内治，埋头苦干，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摆脱了弱国的宿命，跻身强国之列。

看起来，日本的做法跟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如出一辙。可是，为什么同样的战略，放到中国身上就失效了呢？

首先得找主观原因：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步子太慢，范围太窄，变法革新的程度太浅，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差得太远。也就是说，在内须变法上，中国没有做到位，国力增长不够。自己浪费了宝贵的自强机会，怨不得别人。

当然，变法革新不到位的责任，不能都推到李鸿章头上。船大难调头，车重惯性大，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再说，就连李鸿章自己的改革见识也受环境所限，不过就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样的认知水平。洋务领袖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

（109）

然而，中国面临的外患压力比日本大得多，这也是客观事实，谁叫中国老夸自己地大物博呢？对此鲁迅有言：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中国既然这么肥，列强都想咬上几口。那么，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就很难办了。国力尚弱时韬光养晦，这是没错的。问题是，自己一厢情愿，想和就能和么？人家都打上门来了，自己还妥协避战，息事宁人，跟鸵鸟何异？

实际上，李鸿章对“外须和戎”的坚持太偏执了，他认为自己的主张肯定是对的，而左宗棠等主战派都是没有远虑的鲁莽武夫。真是这样吗？

难道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就看不出来中国国力不敌俄国、法国，只是一味盲目鼓噪开战，就不知道争取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也许当时有些清流派官员确实只会空谈，但很明显，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比李鸿章看得更深更远。

比如新疆问题，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意见放弃武力收复，那基本就是丢给贪婪的沙俄了。沙俄若吞并新疆，绝不会就此止步，西北将永无宁日。李鸿章的出发点是想要争取和平，但结果却很可能导致更大的战争和损失。

还好，左宗棠对此看得比较清楚，坚持铁血收复新疆，结果一仗打出西北边境数十年和平。因此，外须和戎是没错的，关键是怎么个和法。一味的妥协避战，无原则的忍让示弱，只会刺激敌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而适度的强硬回击，才能换来更持久的和平和安宁。

可李鸿章却没有想到这一层。眼下法国步步进逼，他仍然一味妥协避战，于1884年5月代表清廷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宣布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其实就是殖民占领），中国军队一律撤回中越边界，企图换得法国的停战。

然而，中法和平协议墨迹未干，法军就攻占谅山，进逼中越边境，接着又派舰队侵犯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重创马尾港中的福建水师。清廷被迫对法宣战，老将冯子材率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有力回击了法军侵略气焰。此战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不过，从实力上讲，当时中国军队还不足以彻底打败法军，最好的选择就是趁机适度扩大战果，迫使法国主动议和，使其作出一定让步，比如让出北越作为缓冲区。但李鸿章再一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竟然先于法国主动议和。

同样是议和，谁先示弱先提出来，结果大不一样。当时中国扭转了战局，法国国内政局动荡，完全可以等法国先提出议和。可最终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处于有利态势的中国，还是主动全部撤回军队，承认了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占领。

好在法国此后被迅速崛起的世仇近邻——德国所牵制，没精力向中国西南进一步侵略扩张。因此李鸿章这次的消极妥协，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许，他以为这是自己的“外须和戎”战略起效果了，实际上却是瞎猫撞到了死耗子。

然而，这也使得李鸿章无法吸取足够的教训，从而认清自身的严重缺陷：作为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的实际主持者，他的“外须和戎”战略执行得过于偏执，不知变通，一味妥协避战是换不来和平的。在他身上，缺乏一个主政者所应有的血性和尊严。实力不够的时候，往往更需要血性来震慑敌人，捍卫尊严。

十年后，李鸿章的这一缺陷被无限放大，大错就此铸成。

（109）

然而，中国面临的外患压力比日本大得多，这也是客观事实，谁叫中国老夸自己地大物博呢？对此鲁迅有言：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中国既然这么肥，列强都想咬上几口。那么，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就很难办了。国力尚弱时韬光养晦，这是没错的。问题是，自己一厢情愿，想和就能和么？人家都打上门来了，自己还妥协避战，息事宁人，跟鸵鸟何异？

实际上，李鸿章对“外须和戎”的坚持太偏执了，他认为自己的主张肯定是对的，而左宗棠等主战派都是没有远虑的鲁莽武夫。真是这样吗？

难道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就看不出来中国国力不敌俄国、法国，只是一味盲目鼓噪开战，就不知道争取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也许当时有些清流派官员确实只会空谈，但很明显，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比李鸿章看得更深更远。

比如新疆问题，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意见放弃武力收复，那基本就是丢给贪婪的沙俄了。沙俄若吞并新疆，绝不会就此止步，西北将永无宁日。李鸿章的出发点是想要争取和平，但结果却很可能导致更大的战争和损失。

还好，左宗棠对此看得比较清楚，坚持铁血收复新疆，结果一仗打出西北边境数十年和平。因此，外须和戎是没错的，关键是怎么个和法。一味的妥协避战，无原则的忍让示弱，只会刺激敌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而适度的强硬回击，才能换来更持久的和平和安宁。

可李鸿章却没有想到这一层。眼下法国步步进逼，他仍然一味妥协避战，于1884年5月代表清廷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宣布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其实就是殖民占领），中国军队一律撤回中越边界，企图换得法国的停战。

然而，中法和平协议墨迹未干，法军就攻占谅山，进逼中越边境，接着又派舰队侵犯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重创马尾港中的福建水师。清廷被迫对法宣战，老将冯子材率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有力回击了法军侵略气焰。此战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不过，从实力上讲，当时中国军队还不足以彻底打败法军，最好的选择就是趁机适度扩大战果，迫使法国主动议和，使其作出一定让步，比如让出北越作为缓冲区。但李鸿章再一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竟然先于法国主动议和。

同样是议和，谁先示弱先提出来，结果大不一样。当时中国扭转了战局，法国国内政局动荡，完全可以等法国先提出议和。可最终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处于有利态势的中国，还是主动全部撤回军队，承认了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占领。

好在法国此后被迅速崛起的世仇近邻——德国所牵制，没精力向中国西南进一步侵略扩张。因此李鸿章这次的消极妥协，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许，他以为这是自己的“外须和戎”战略起效果了，实际上却是瞎猫撞到了死耗子。

然而，这也使得李鸿章无法吸取足够的教训，从而认清自身的严重缺陷：作为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的实际主持者，他的“外须和戎”战略执行得过于偏执，不知变通，一味妥协避战是换不来和平的。在他身上，缺乏一个主政者所应有的血性和尊严。实力不够的时候，往往更需要血性来震慑敌人，捍卫尊严。

十年后，李鸿章的这一缺陷被无限放大，大错就此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