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阎宝航、成元功”案，另一面的说法，是一开始就有要搞周相的明确地 指向性。罪名已经事先安好“里通苏修”。

阎宝航是37年周恩来亲自发展入党的，中共提升自己在苏共面前地位的关键性情报均出自阎宝航之手，经周提交延安和苏联。
阎获取的：德国闪击苏联时间、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
阎1949年5月，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兼副总干事，后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三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阎明诗、李正文。阎明诗是其长女。
阎周间不仅是上下级，更主要是挚友。周能在险恶文革中政治环境中不倒，当年地下工作中的部下，仍然坚贞不屈、不吐一句对周不利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周晚年说对不起张学良，其实对不起的人首先是这一批地下工作者兼挚友们。

阎家人中，其子阎明复在中办工作，写有回忆录，给其按的罪名也是“里通苏修”，当时要其揭发“彭、罗、陆、杨”中的彭、陆、杨三人，尤其是杨“里通苏修”的证据，杨下台后汪接任。阎没明说谁幕后，但提了中办主任（未提汪的大名）是可刻意整这个材料。
阎明复在中办工作期间，与戚本禹有些私交，阎回忆中谈到戚后来说的批捕阎的经过，涉及到杨的“录音门”事件：
“戚本禹讲到有关逮捕我的情况。他说，当时中办领导起草了关于对我进行逮捕审查的请示，报江青审批（江主管中办秘书局）。江青在请示报告上批了“拟同意，请康老、总理审批”。并叫戚本禹把这份报告送给康生。戚本禹对康生说，阎明复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康生回答说：“阎明复的事你不要管。”
戚本禹说，这是因为，有人讲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而阎明复却说是毛主席叫录音的。这样一来，说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状就难以成立。
给刘主席按的也有这个罪名。

@总机叫武昌 2017-02-09 10:26:41
阎获取的：德国闪击苏联时间、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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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闪击苏修，可以通过国民党驻德国武官说漏嘴获得；皇军突袭珍珠港，可以通过密电码破译，阎宝航从国民党军统中统内转手获得
关东军这个情报获取，有点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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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本身就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还是当年蒋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秘书长，蒋本人是会长，宋美龄是执行长，，日常事务是阎干。有段时间，当时党国高层很多人想约宋，通过阎一条捷径。
桂永清与阎宝航本就认识。阎宝航本人也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头子之一，在东北人脉很深。

阎本身是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最主要的亲信之一，蒋、张两人搞的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四维学会“的理事。

西安事变后，蒋扣押张，阎四次前往奉化面蒋，为释放张奔走呼号，与蒋争吵。

在蒋心中，对一个人的”忠“字看得很重，他知道阎是他的反对者，但对阎还是很欣赏。不然，阎的地下党行为，早就反把了。
谁都知道阎“东救会”的头子，阎家就是“东救会”分子的据点，“东救会”里抓了一批批共党，不乏招供的，但就是无人敢动阎宝航。

阎的个人魅力，与周相的个人魅力不相上下。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骨灰无存。

谋杀阎的人，本质上，已经不配称为自己人，或人。

有兴趣，具体可找《阎宝航传》看，其中情报一节，主要依据阎本人1965年写的《谈地下党的工作经验》一文。

44年左右的关东军虚实，就瞒着美国一家。
蒋是最先了解关东军虚实的人，但为搞到更多的美元，蒋刻意不对美国人分享情报，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

关东军的机密情报，不是一次获得的，是国民党多个机构通过高价购买获得。
国内文献提到此一点的是《阎宝航致周恩来函》【1962年3月4号，中央档案馆藏】
怎么购得的，没有详情。

我知道有这个《阎致周》的信函，是看到阎明复的回忆录中：
“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了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周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

我记得的就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周总理的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周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

@总机叫武昌 2017-02-09 11:53:11
关东军的机密情报，不是一次获得的，是国民党多个机构通过高价购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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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这里
国民党找谁买？
找皇军大军区以上首长买？似乎做不到
找皇军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干事秘书买？？我看也很难。
唯一可行的就是伪满洲国的领导中，有人卖情报。
但原则上，伪满洲国的首长没法弄到皇军的作战计划和真实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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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情报工作原则，这个恐怕无解了。要研究，只能研究后期关东军组织、管理，中方人员接触核心机密，有无制度上的漏洞了。

@胡戡 2017-02-08 20:13:31
只有你这种sb，才相信那个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姓李的小人，那么个重大会议没有会议记录？最高领导人看不到会议记录，只有你这种sb才能想的出来。你这种无耻下流的人渣，连会议记录都不相信，却去相信那个小人自己保存的什么黑皮本子？只有你这种猪，一方面说彭铁骨铮铮，一方面又说彭会被逼写自述。你这个sb，根本就不知道彭的自述是80年代，由彭的侄女参与下出版的。你根本就不知 道会议的宗旨就是纠左，看看彭信，是想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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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私淑 2017-02-08 21:28:07
呵呵，你以为会议记录所有什么都写啊？一看就是没有参加过正经会议的胡猜的主
另外自述怎么来的，我估计你根本没看自述的前言，只凭自己满脑子狗粪在这里放屁
还告诉你了，自述没出版之前、李某的实录没出版之前，甚至文革没结束之前，我就知道彭是为了人民受难的了，因为我们老家的老人就是这看法：彭德怀是被奸人害了，他才是真为老百姓的
哦，还告诉你，我们家属于真正的贫下中农、老人没离过村、不认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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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毛发动“大跃进”，最初也是怀抱美好愿望。但发动“大跃进”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不实事求是，反马克思主义式的。
对“大跃进”的最真实的态度，应该是在幻想破灭之后的全党“七千人大会”上，各人的态度。

“七千人大会”是问题已出，盖子高层已经揭开，各人良知、人性底线几何，真假马克思主义大暴露的会。

当时最著名的“信阳事件”高层已经人人皆知，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呀，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wgljw2000 2017-02-09 17:43:55
我个人的认识是，百团大战对中国抗战有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百团大战迫使日军把大量生力军从原本计划投入的正面战场，转而投入后方反游击战，并迫使日本发大量武器、经济成本扶植伪军，整个后方牵制了日军大量生力军和战争资源。
这直接使国军在正面战场压力大大减轻，迫使日军推迟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且在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中兵力不足而失败。
假如没有百团大战，日军完全可提前1年左右，以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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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蒋不投降，架不住蒋身边的人学习汪，很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结局。

本质上，日本能在战后再次坐大，与我们今日争这个岛，辩那个事，根子在国共内斗。

@红旗迎风飘P 2017-02-10 08:18:27
总机这个杂碎就是一个铁杆死汉奸，汉奸的思维就日强中弱，抗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抗日有罪，谁抗日谁就有罪。要抗日也要在洋人的鼎力支持下才能抗日，在总机这个死汉奸眼里中国人就是劣等人。日本人是美国和中国联合打败，没有中国拖住日本，历史会被改写。要不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成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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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今日的五常地位，就是当年的国人用命换来的。
没这个牺牲，五常地位咋不给印度？也可以给巴西嘛。

@lc411100 2017-02-10 08:44:14
请教下这里没点名的都是那位？
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62年北戴河会议
记者：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时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很困难，原子弹可能下马？
刘西尧：有啊。那在北戴河有很大的争论，主要是搞经济的一些人主张下马。也不是说完全下马，是缓几年。陈老总是积极分子，也【有的老帅】说，你甩你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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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谁在给毛进言不清楚。
七千人大会后，有两个著名的会议，一个“西楼会议”，另一个62年的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毛批了邓子恢、田家英，不点名批了陈云。
因为毛在会上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于是本来讨论农业、商业的会议，改为抓阶级斗争了。

那个“翻案风”是指反彭总的案。
62年的北戴河会，真正把毛惹猫的还是邓子恢，彭总二人。
邓子恢总结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后，专门向毛汇报，邓力群回忆:
“主席后来说：他那个讲话，一训就训了我三个钟头啊！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啊！发了脾气。说邓子恢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彭总是那个八万言书。

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批刘主席，责备刘没有顶住，说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就是说刘从集体化上后退，支持“分田到户”。

因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大多数省委书记们，都赞成“分田到户”。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谈自己的学术政治观点”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这就是民国大师的风骨。
其实人性很复杂，面对49年之政治变局，当年离开者，未必是因挺国民政府而走；当年留下者，亦未必因信仰而留。

我所了解的，一小部分人，包括胡适是信奉：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可现实羁绊，几人可达此镜。即使如陈寅恪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向政治低头：“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当时就存了封笔的念头吧。

我现在把刘少奇给毛泽东那封信给你抄一遍

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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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封信的前前后后，我上面都做了背景分析
然后你再看这封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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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那个时期人事关系，肯定搞不清那个时期的政治，这个我也是这个观点。
下面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七千人大会”前，毛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过了，包括周在会上的发言，也说这个观点。
但陈云对此是持不同意见的，陈从60年开始，进行了细致的工农业调研，他认为没有5～8年调整，很难恢复。
在了解毛的思想后，毛请陈云在 “七千人大会”就经济问题做发言，陈不愿附和毛意见，也担心被毛看成“秋后算账派”，就宁愿保持沉默，59庐山、反冒进教训很深。
陈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问哪一年可以讲，陈说“过半年以后”。这个陈年谱有记录。
但14天后，“西楼会议”上，刘请陈将，陈就讲了，毛是会有些不痛快。
但主要还是陈的发言中，对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比毛严重的多。

但在陈一面，“西楼会议”是个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人很少，不能跟“七千人大会”比，另外，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再赞陈党内经济上，陈云懂的最多，包括刘、周、邓，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会受到一些鼓舞。

但最主要的，我看还是陈的政治责任感，“七千人大会”后，国务院梳理62年预算，发现存在50多亿的赤字，国务院内陈管经济计划，怎么办？必须要他拿出一个调整措施。

刘主席要汇编陈的经济文献，也算是毛倡议在先，刘落实而已，全党学习陈的经济思想吧。

@lc411100 2017-02-11 09:28:24
我现在把刘少奇给毛泽东那封信给你抄一遍
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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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算的不知道。
但国家赤字怎么来的周很清楚。周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谈到：
“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
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最揪心的就是上面几句：平均只有300斤左右，还是“原粮”，且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中央文献社出版的金冲及的《周恩来传》中有段记载，周去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向他敬酒，周端起酒杯，却提出一个条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还要连干三杯。刘书记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外调当时就是无偿呀！
周也无法呀，不这么干，城市就得饿死人！而粮食是凭空变不出来的。
增加地方调拨，对农村只能是提高征购，说白了就是抢，农民人均原粮已经300斤不到了。对城市就是降低供应标准。
地方大员，谁答应了周，就只能这么干，人人怕见周，怕周下来考察。

周这个总理，是怎么挺过了的，鞠躬尽瘁。

@教外私淑 2017-02-11 10:01:34
我们可以对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的处境做个分析：
在做整风理论工作时彭在前线代表毛泽东把握着毛泽东得以安身立命的八路军指挥权，虽然有时也与毛泽东发生争议，但是都属于具体策略之争，而所谓附和所谓王明路线，其实也属于党内决议安排传达，按照高华说与长江局联系属于直接有关的业务合作；对于毛这么睿智的人不会认为彭立场发生变化的
在北方局彭是否与人发生路线斗争了呢？有，不过是与刘少奇发生斗争，军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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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时，刘就不再管北方局了，当时先是杨尚昆，后是彭，在后面交给邓。

我理解，毛能顺利整风，整和党内各派，一靠自己有能力，资历高。而靠苏联认可，三靠有手腕，对军队领袖，毛用党指挥枪，对党政领袖，则用枪指挥党。
毛是跨界高人

@lc411100 2017-02-11 14:57:59
@总机叫武昌 9622楼 2017-02-11 13:14:00
也许是郭沫若的公子在建国后，念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组，纠集了几个同党苦读原著
得到的结论自然是不利于当局的
下场当然不妙
郭公子被保释出来后发牢骚，你们早年在大学里，在白区搞读书会，研究会，头头是道的，怎么我们在解放区研究马列主义，竟然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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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被弄死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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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文革中被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绑架关押，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绑着从三楼的窗户飞出，肝脑涂地。

郭世英被绑当晚，郭沫若要参加一个宴会，会见到周总理，夫人于立群再三恳求，要他向总理求救。郭沫若在总理身边坐了一个晚上，内心是天人交战，却一直不敢开口。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儿子于立群痛不欲生，痛骂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迟迟疑疑地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许纪霖写郭沫若与鲁迅、朱光潜、萧乾、沈从文的矛盾纠葛时，提过的一段往事，都是悲剧，又都参与了悲剧的制造，又是造在了亲骨肉身上。

@wgljw2000 2017-02-11 13:53:2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7月16日，刘少奇临危受命，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7月28日，刘少奇将北方局机关迁往山西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重任，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6日，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刘少奇署名陶尚行的《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为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总队在山西太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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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尚昆回忆中看，无论是彭、还是杨，都对刘少奇对北方局敌后工作的指责不完接受。
直接冲突是在42年刘从华中返回延安，途经太行时。这里有杨尚昆的一段回忆：

“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山西黎城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召开了由冀南、太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宋任穷、薄一波、戎子和、杨秀峰、安子文、李雪峰、李达、黄镇、李一清、李警玉等。当时，朱总司令正准备去洛阳同卫立煌谈判，行前特地挤时间从总部到黎城来了一次，那时会议已快结束，他问了些情况后就匆匆上路了。

黎城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主要是传达3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内容，并联系山西的实际，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项任务，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黎城会议上对发动群众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后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行同彭德怀同志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总接受不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那时我已回延安，是后来听彭总讲的。
我对少奇同志的批评也有些看法，后来，我看到新四军一个电报，反映新四军在军民关系上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我就去对少奇同志说。他马上严肃起来，批评我这是幸灾乐祸，说我这个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奇同志对我们批评得太厉害了，我们有点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