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定唯一代表机构，五四宪法下，就是国务院。
这是法律基本常识吧。毛为元帅授衔，用的合法身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难道让粟大将的证书上写:中国共产党大将!

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亦设有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因此形式上存在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是两个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又分别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除了过渡时期外均为相同的人选。

简言之，在82宪法体制下，我国新闻中，中央军委即是双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它领导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彭总这样的老政治家，党内36年的老政治局委员，当然对《五四宪法》实行后，党军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什么变化，了然于胸，尤其彭总又是负责主军，就更不能闹笑话了。

《五四宪法》是在1954年9月20，下面为毛彭之间为解放军各总部在新的宪法体制下，如何冠名的一次文件交互：

关于总参等部的称谓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语
（一九五四年十月八日）
退彭德怀〔１〕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２〕办理。

毛　泽　东
十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２】指彭德怀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关于军委直属的总参等部的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报告说：军委直属之总参、总政、总干、总后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经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如隶属于国防部，则成为政府系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均不得兼职。为此昨与伯承、贺龙、荣桓、荣臻、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请予批准。


《82宪法》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置，应是解决彭总上文所说的”党军体制“下军权与宪法规定的“名、实”矛盾问题，彭总确实是一个极敏锐之人。

55年2月8日，按《五四宪法》精神，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军官的授衔和任免权限上进行明确规定如下：

第十八条授予军官军衔的权限规定如下：
（一）第一次授予尉官军衔，由国防部命令授予。
（二）少尉、中尉、上尉晋级时，由方面军或一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命令授予。
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方勤务部长、总干部部长、各军种兵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对其所属尉官有与方面军或一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等的军衔授予权。
（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晋级时，由国防部命令授予。
（四）大校、少将、中将、上将晋级时，由国务院命令授予。
（五）元帅军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命令授予。
（六）大元帅军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命令授予。

（注：上文第（六）项，是个程序上bug，当时的语境下，毛是国家主席，总不能自己签署命令、授予自己大元帅吧，干脆不要）



第二十六条 任免军官职务的权限规定如下：
（一）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长、总后方勤务部长、财务部长，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
（二）师长、师政治委员和相当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的军官职务，由国务院任免；
（三）副师长、师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和相当于副师长、师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以下的军官职务，由国防部任免。
第二十七条提升军官职务，应按编制缺额和提升顺序进行。
第二十八条军官因编制员额缩减或因健康关系，不能担任原职务时，得调任下级职务，但应保留其原军衔。
第二十九条降职可以作为一种惩戒，但以降一级为限。降职的惩戒不适用于排长或相当于排长的军官。
第三十条在紧急情况下，上级首长有权免去所属不称职的军官的职务，并有权指派缺职的代理人，但须立即报请上级核准。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的决定》修正）88版中，总则有进行修改，明显不合逻辑的“个人化”内容去掉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军官队伍，以利于人民解放军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制定本条例。

。。。。。。。。
第六条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管全军的军官管理工作，团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主管本单位的军官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军官职务的任免权限：
（一）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至正师职军官职务，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免；
（二）副师职（正旅职）、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和高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大军区及军兵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或者相当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由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
（三）副团职、正营职军官职务和中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集团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或者其他有任免权的军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独立师的正营职军官职务由独立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免；
（四）副营职以下军官职务和初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师（旅）长和政治委员或者其他有任免权的师（旅）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
前款所列军官职务的任免，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程序办理。

粟裕是我军优秀的战将，但也根本没有粟粉吹嘘的那么“神”。

以粟粉引以为傲的淮海战役为例，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后，关内的战略态势是：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天津以南全为我军控制，胶济线全线除青岛外，也全部被我军控制，中原地区只剩下郑州守军不足两万，随时要跑。

此种态势下，哪怕中人之资，只要有一定胆魄和战略眼光的将领，都应该很清楚下一步的攻击方向是南下！因为向北、向东、向西，都无国军重兵集团，粟手握四十万大军，如不南下徐州，除了浪费时间，战略意义不大。

但实战中，粟向军委提出的淮海战役的最初方案，还是把粟的真水平泄了次底。
济南战役过程中，粟大将负责打援未能有太多机会出彩，并且与山东兵团搞出一堆矛盾，再加上豫东战役与中野刘邓配合上的龌龊，粟迫切需要一场胜利向中央证明自己。
济南战役还未完全结束，粟9月24日7时，发出报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电，建议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电报说：“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戒备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供应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具体如何行动，粟提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一、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
二、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
三、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
四、全军即进入休整。

上述即所谓“小淮海战役”内容。粟认为，国军在苏北两淮（淮阴和淮安）地区的兵力较为空虚，攻打两淮可以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增援，减轻中原刘邓压力，并为以后渡江创造条件。
细细推敲粟的建议，只要联系粟上任华野双代后指挥豫东、济南战役发生的事，就不能不佩服粟一将的聪明智慧，战法上，“小淮海战役”几乎是“攻济打援”的翻版，建议同时发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即向毛军委表现自己求战的主动性，又向中原局刘邓主动示好，粟电文都表示要积极作战“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了，刘邓也是厚道人，25日即复电明确表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

但刘邓也是屁股决定大脑、没有原则，济南如此重要的城市，援都未打成，粟进攻两淮这样原来的老解放区，且没有国军主力驻守，就能吸引国军主力来源？
显然，粟还没有从豫东战役外线作战的残酷困难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即使在济南战役之后如此明朗的局势之下，也不愿主动寻找攻击国军重兵集团！而是耍了个花招，执行两淮作战，先收复苏北老根据地，尽量避免到敌战区去，但电文说的却很好听：”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

但军委的毛、周等人，笨吗？

（续上1）

毛及军委众人，第一次领教粟裕的”心机“，是在确定“攻济打援”的方案过程中。
当时，粟因豫东战役中部队损失大，不愿发动济南战役，但许谭拍胸脯对毛保证，只要粟裕能阻敌援军，山东兵团保证迅速按期拿下济南。粟无法，只得按军委要求，在8月10日与华野司令部众人开会，搞出来一个”两个纵队攻城，11个纵队打援“的方案，上报军委！粟为增加说法力，发给军委的电报破天荒地是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联署（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内容如下：
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段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方案是集中主力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第三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战役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抢占济南机场，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歼灭援敌一路或两路。第二阶段，以一部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击济南。电报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最好。


粟等人明确强调：”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最好。“ 要知道济南王耀武守军可是11万人，华野两个纵队最多6万人，这是要给王耀武送肉吃吗？和许谭有多大的不合？

毛收到粟的电文，估计是被粟气乐了，火是压了又压，破天荒地延迟了2天才回复。毛也不厚道，电文同时发给了许谭，开头如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
“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四时电悉。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当然，电文中，军委还是说的很客气：”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但这个账是要记着的。

当时的情况是，48年7月14日，山东兵团胜利完成兖州战役后，济南已经完全孤立。尽快拿下济南，则北方大局就定了。拖延，则很可能济南王耀武就弃城而走了，实战中，美军顾问巴达维就向蒋提议把王耀武部尽快撤离，但蒋一直在犹豫。
面对如此明朗的大局，如看不清，斤斤计较于本部之得失，如何为帅？

【续上2】
济南战役结束，9月24日酉时，粟与陈士榘、唐亮、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电，报告我军已完全占领济南，全歼守敌，攻济战役全部结束。给中央发电，完全不提中央指定的攻城总指挥许谭，程序正常不正常？还是许谭也单独另外给中央发电报告？

但华野的内部不团结问题，中央也已经洞若观火了，9月24日同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并告粟裕、谭震林等，提出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电报中同时说：“华野此次战役（济南战役）后，必须有一时期休整，那时拟请陈毅同志回至该部，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

谁的责任更大些姑且不提，毛有个优点，用人不疑，这一点还是继续坚持：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

【续上3】

有了“11个纵队打援，2个纵队攻城”的前科后，又是在济南战役刚刚结束，毛对粟积极提出的建议，就高度重视了，不敢掉以轻心了。 济南解放，北方地区，山东河北已连成一片，河南中原也已经没有国军机动兵团，成天看地图的毛，恐怕在济南战役进行期间，就无数次地看了“徐州”吧！ 粟裕的“小淮海战役”电文呈报在毛面前时，毛恐怕一点也兴奋不起来，是不是选错了人？毛会不会产生怀疑，不得而知。但从毛9月25日给粟的复电内容看，毛非常用心，仿佛是在教一个自己的学生：

”　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
上文很有意思，除了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外，完全推翻粟大将的建议。毛认为：第一阶段应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目标，第二阶段再打两淮，第三阶段再打海州、连云港、灌云。
毛的意图明确：以此为一个大战役，“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毛就把粟裕实质上耍花招的战术规模的两淮作战（粟美化为淮海战役，还没有明确的歼敌目标），初步改为以歼灭国军机动集团为目标的战役了。至少这一件事上，两人的高下，真是云泥之别！
但上文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打仗我可以指导，但前线指挥，毛仍然担心粟大将驾驭不了华野众将。

毛存疑粟，又为什么不换将，李锐曾经说毛的性格：“他是绝对自信，就是对自己有怀疑的时候，也是绝对保护自己”，在用人上，毛也是用人不疑，绝对自信，粟是碰到了一个好领导，其实，林彪又何尝不是。

【续上4】

毛为什么要在9月25日回复粟“小淮海战役”的建议电的末尾，强调“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上月曲阜会议”，又是什么会议？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双代“后，在济南战役前和淮海战役前，奉中央军委明令指示，先后开了两次曲阜会议。而每次曲阜会议的召开，都是在粟大将给军委呈报了一个”战役计划“后，军委明确要求粟召集相关人等，协商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计划后，报中央。而后，中央提出的意见，几乎都全部推翻了粟最初的建议。
这样，只要考察下粟大将在济南、淮海两战役前参与决策的过程，就能客观地评价解放战争期间粟大将真实的战役筹划指挥能力，以及战略眼光的高低。

进而，也就可以客观地评价，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粟“代”字去掉而不给转正，是中央军委对粟能力贡献的客观评价？还是真对粟不公？

【续上4】
毛在9月25日回复粟“小淮海战役”的建议电的末尾，为什么强调“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上月曲阜会议”，又是什么会议？
华野战史记载，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双代“后，在济南战役前和淮海战役前，奉中央军委明令指示，先后开了两次曲阜会议。而每次曲阜会议的召开，都是在粟大将给军委呈报了一个”战役计划“后，军委明确要求粟召集相关人等，协商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计划后，报中央。而后，中央提出的意见，几乎都全部推翻了粟最初的建议。
那么很自然，客观地评价解放战争期间粟大将真实的战役筹划指挥能力，以及战略眼光的高低，考察济南、淮海两役前，粟在战役筹划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即可。
有了对济南、淮海两役粟战役贡献的客观，则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粟未能“代”字转正，是否客观公正就可以评价了吧。

【续上5】

客观讲，粟最大的能力缺陷，是御下不利。而这个缺陷，不放在一把手位置上，是看不出来的。
应该说，粟人品很不错，对自己的认识也非常客观。这一点从解放战争中粟两辞野战军司令的事情看，粟大将对自己能力上的优缺点，是心知肚明。
但人无完人，粟毕竟人才难得，只要中央认可粟的军事能力，碰到问题了，中央就派陈毅、饶漱石来为粟裕撑场子，帮助树立粟的权威，也不是啥大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粟年谱记载，48年4月，为执行“渡江南进”战略，粟率华野一兵团于濮阳地区休整，开展渡江前的思想政策教育和准备工作。陈毅从西柏坡参加完中央会议，4月2日回到濮阳华野司令部与粟裕会合，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4月10日陈毅致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曾山、谭震林、黎玉诸同志信，传达毛泽东对华东和粟裕的评价：“毛主席对各中央局的工作均表示满意，且要我顺便传达‘战争仍是华东打得好’（毛语）。在战役上，我特别介绍了粟裕同志的贡献，毛主席亦首肯。”
陈毅传达的“在战役上，我特别介绍了粟裕同志的贡献，毛主席亦首肯。”一句，毛对粟的拳拳之意、栽培之情，完全不亚于对林帅。
另一方面，结合红四军七大”朱毛“之争，陈帅赴中央如实反映问题，到返回苏区如实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事情看，陈帅真不是一个贪权之人，党性原则极强。
如果说，限于革命资历和威望，粟不能完全统御一帮子华野的老革命们，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具体工作中，对自己的秘书一类身边人管束不严，捅篓子，就属于工作作风问题了，挨批就无话可说。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取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１〕（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
彭〔２〕，并粟裕同志：
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３〕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毛　泽　东
二月六日
注　释
〔１〕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报军委、中央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是在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
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此类贺电和嘉奖令对外发布宜用国防部名义、对内发布宜用军委名义的指示，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当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克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２〕彭，指彭德怀。
〔３〕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

上述毛批示粟电文的背景，就是众所周知的：粟裕外出疗养，由陈赓代总长。粟裕的5个秘书都到陈赓这里来请示工作，有一个秘书就自作主张，给“报告”私盖陈赓的图章一事。

【续上6】

“济南战役激战正酣，9月24日，粟裕向中央建议发起淮海战役。中央军委经过一天慎重考虑，回电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随后，粟裕加紧进行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
上面是一段最常见的写粟大将淮海战役特殊贡献的文字。然而，如前文所述，粟裕9月24日电中提出的”小淮海战役“建议，根本就是个毫无战略全局观念的”耍花枪“之举，此电与济南战役前8月10日，粟等向军委发出的”2个纵队攻济，11个纵队打援“的战役计划如出一辙，水平毫无提高。济南打胜之下，还是如此情状，毛及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文后，心情之堵可想而知。
实际上，9月25日，毛及军委是一日三电粟裕，焦虑、不信任之情跃然纸上。
第一电是9月25日9时一大早发出，按老毛的生活习惯，殊为不易！电文指示： ”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
这个简短的电文真是情感丰富呀，毛根本不敢相信：这会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要求“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 很不客气地用了“审查”二字。
平静下来后，大致下午申时3电，毛紧接着发出第二电：
“请将徐海铁路沿线及沂河区、峄台区、东海灌云连云港区、两淮区之敌情电告。”
大致是周相劝解完后，毛决定赤膊上阵，亲自出马帮助前线指挥官分析战区敌情了。既然战略区的指挥官不能完全指望，战略决战，毛就不得不亲历亲为关注细节了，真是累呀。

25日上述两电，大多数文献基本忽略不提，直接就是列出前文的毛第三电：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但为突出粟的首倡之功，只引用首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以此来看，58年，毛认定粟有个人主义作风，自由散漫，是有相当渊源的。毛当时恐怕就认为，粟搞战役计划，总是一个人闭门思考，不善于集思广益，很难避免偏颇失误。因此第二次曲阜会议就非常有必要开了。

【续上7】
按杜聿明回忆，国军”重点进攻“战略失败后，48年春，杜向蒋建议关内南线战场采用“重点防御”战略：
“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蒋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
济南战役的特殊性在于，它宣告了国军”重点防御“战略的失败，对国军的作战意志及信心，打击巨大。
济南战役胜利后，对中共而言，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支前条件大大改善。后顾之忧解除后，华野集中全军南下打歼灭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反观国军济南战役之后,徐州“剿总”4个兵团、4个绥区,总共25个军,约60万人,总兵力虽优于华野，但却呈”一字长蛇阵“，分散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郑州长达千里的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如不适当调整部署，从速收缩集中兵力,确定新的防御战略，则在“重点防御”失效后，极易被我军分割、各个歼灭。
即使掌握的南线战场主动权，济南战役后下一步怎么打，目标是什么？也并不是一下就确定完善的。淮海战役的整体构想，也是毛与前线将领，根据情势的变化反复沟通确定的。
但从沟通的内容和过程看，毛显然是形成整个战役计划的”灵魂“，其他人，包括粟，起的作用是补充和完善。

解放战争中，关内战场，山东根据地支前贡献最大。
饶独立建立了哪块根据地?
新四军的陈毅，山东根据地的创始元老，山东省政府主席，省委书记黎玉，却都被小姚死整过。

@wgljw2000 2017-02-07 08:26:32
@胡戡 2017-02-06 20:44:39
胡说八道，彭、张没有那么厉害，他们也只是想借毛的手，整治刘、周等政府官员，历来把彭给毛的“信”说成“上书”，实质彭所谓“上书”就是“小报告”，他根本就不是对“毛”的，而是针对政府一些官员，想引起毛的重视，处理政府一线官员；而且还不让一线官员知道是谁告了他们，恰恰是彭一帮人把毛当成了“皇帝”有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毛在处理彭“上书”本没有什么不当，看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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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57年党外“反右”事件，与59年党内“反右”事件对比一下，有很多相似之处：开始，毛都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支持自己肯定占大多数，当发现反对的、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甚至占据多数说，就改变主意了。

7月16号印发彭信时，毛肯定也有这个自信，但各组各方反馈到毛处后，毛开始转变预定的态度。

我猜测，印发彭信时，毛就预计要把彭作为”大跃进“的党内”泄气派“，”怀疑派“树为典型，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会扣彭路线帽子。但局势的发展，演变为党内分裂为两派，对”三面红旗“的实际问题争执巨大时，毛不是实事求是，妥协修订政策，而是坚决维护既有政策，将不同意见者，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统统打为”右派“，就完全是自造悲剧了。

党内、党外敢于提不同意见者，都被打到，整个国家社会，就只能是“万马齐喑”了。

关于“刘邓”南下大别山的历史作用，毛本人观点评价大家可看下，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评价，很有看点：

1、1947年冬至 1948年春 ,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吸引了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的敌军 33个旅的围攻,从而“ 减轻了其他地区的负担 ,使其他部队得到休整和提高的机会”
,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军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
据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统计 ,从 1947年 12月至 1948年 2月 ,我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 9个旅 ,苏北兵团 7个旅 ,河淮间兵团 21个旅 ,豫陕鄂兵团 10个旅 ,江淮汉水间兵团 19个旅 ,西北兵团 12个旅 ,晋南豫北兵团 12个旅 ,共 90个旅 ,都在刘邓大军的掩护下得到了休整。 这是过去 20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 ,并在休整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2、陈毅47年12月赴陕北参加“杨家沟会议”中，毛对陈毅讲： 假使刘邓不出击 ,“敌人仍在你解放区打 ,一直到现在 (指 1947年12月底 ) ,我们解放区一定要垮。 西北首先要垮 ,逼迫我们西北野战军退过黄河。 不是敌人厉害 ,而是没有饭吃。 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

只要是战争，其对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根据地，经济破坏都是巨大的，大战伴随着大荒，谁也无法幸免。
整个抗战期间，为维持战争，国府本身就一直是维持着高通胀，只不过美援一直不断，国民信心未丢失，抗战结束后，苦撑待变。 以抗战期间陕西为例，陕北发行边币，法币禁止流通，但边币发行量是绝对机密，外界无从知晓。多年的战争下，陕甘宁通货膨胀是远高于同期关中西安地区，1941年延安边币购买力一年内贬值79%，物价指数涨477.3%；同期西安法币贬值63.5%，物价指数涨273.3%；当时，边区政府强制边币法币维持在1：1。
而到了1943年12月，抗战结束前，则暴跌到10：1，个别地方甚至为18：1，强制也没用了。【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林伯渠传》和师哲回忆录中记载的“雷公咋不打死毛××”，发生在1942年6月，反映的就是这个困难时期。

简言之，抗战结束后，即使不打内战，要恢复经济到37年战区水平，没有外援输入，也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从经济角度考虑，抗战后马上打内战，除非能速战速决，否则要支撑长期内战，对国共两党而言，外部援助都是胜败存亡的关键。民生经济凋敝，双方几百万大军，别说打仗，吃饱饭都是问题，这一面，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更不利。毕竟，城市人民的吃饭问题更难解决，而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恰好在城市。

国民党内战打的48年初，实际“重点进攻”失败后，财政已经无法支撑内战了。1948年1-7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221万亿元，而支出竟高达655万亿！，赤字主要来自庞大的军费支出。国民政府的腐败和48年10月开始的失败的币改，更是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而经济垮台是先于其军事垮台的。

同样，根据地财经也随着战争持续和规模扩大，濒临垮台的边缘，只是幸运地挺住了，这很多程度也上源于中共当时基层政权的廉洁高效，能够在农村进行彻底的战争动员。
以山东省为例：”1948年财政收入3400北海币，支出高达5600亿，赤字2200亿，主要用于支付[华东]西兵团、苏北兵团及战费之用。“ “虽集中全部印钞机日夜生产，尚无法应付，”。
【中共华东局致毛泽东并华北财委会电1948年11月12日】。
薛暮桥回忆记载，当时陈云也无可奈何地表示：“战争向全国范围开展，军费开支浩大，货币发行方针首先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因此要按物价每月上升30%计算”。

@ywujun1969 2017-02-07 10:07:46
国民党内战打的48年初，实际“重点进攻”失败后，财政已经无法支撑内战了。1948年1-7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221万亿元，而支出竟高达655万亿！，赤字主要来自庞大的军费支出。国民政府的腐败和48年10月开始的失败的币改，更是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而经济垮台是先于其军事垮台的。
同样，根据地财经也随着战争持续和规模扩大，濒临垮台的边缘，只是幸运地挺住了，这很多程度也上源于中共当时基层政权的廉洁高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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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给中央的电文的言外之意：仅支持山东兵团兵团，我们是正常的，但额外负担粟裕西兵团，和韦吉苏北兵团支出，我们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