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1月24号，批高饶前，邓是奉毛的意思，提前来给老总交底的！正史的说法是怕老总不了解高私底下的非组织活动。

为什么要交底，我理解，还是认为彭、高关系很硬，政治局里，彭的嗓门又很大。

@教外私淑 3689楼 2016-08-13 09:53:00
而彭德怀是12月17（18）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后，毛泽东才决定批判高岗的，这就是彭德怀与林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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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处是什么地方？谈什么内容？起因是什么？
彭年谱不见此事。

@ywujun1969 2016-08-13 11:37:11
彭年谱，53年涉及高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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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私淑 2016-08-13 12:04:30
你去看看毛泽东年谱，就比彭德怀年谱事情多了去了
彭德怀年谱里感觉就是军事秘书编写的，彭德怀政治方面的内容基本就不涉及
在举个例子，彭德怀年谱里描写58年末彭德怀向中央发了封电报要把粮食收购指标从1100亿斤降到900亿斤；然后这事就没消息了；真的没影响吗？
毛泽东年谱了记了59年1.18日毛泽东找彭德怀、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开会，讨论经济、工业问题；算是一个回应，就这么简单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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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你说的12月18号，毛、彭谈话的出处，内容。
如果是毛、彭二人密谈，内容是啥，就无从确认。

你上面给出的事件，形不成彭导致高倒台的链条。

(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29)
26年10月的广州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上，虽然以表决的形式暂时否定了北迁的动议,但并未说服孙科等主张北迁的人。随着战事向北推进，北伐军内的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及国民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也都开始倾向将政府北迁武汉。
这样，鲍在暂缓“迁都”一事上，承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么给出更合情理的解释，要么改弦更张，没有更多的时间，给鲍和左派拖延待变。
这时在前方，蒋唐的矛盾,因唐在两湖战场表现优异和蒋的嫡系部队作战不力,日趋表面化,唐实力的壮大对蒋形成了有力的牵制。
蒋9月17日离鄂赴江西督战，18日即电张、谭,称:“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蒋的防唐之心，一如鲍的防蒋之心，真是个讽刺。
最先注意到蒋唐矛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唐指挥北伐军顺利攻克武汉后，另一面的是蒋在江西战场上的进展颇不顺利，两打南昌不克。这让唐对蒋军事指挥能力颇为轻视，产生取代蒋北伐军总司令职位的野心。唐很直白地对铁罗尼毛遂自荐：希望苏俄政府直接对他进行军事经济援助，并派鲍、加仑，或地位不低于鲍、加二人的来唐部当顾问。
但铁罗尼对唐缺乏好感,认为唐不过是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的新军阀。10月30日,在给鲍的关于武汉形势的报告中，铁罗尼用很大的篇幅报告了唐与蒋的矛盾,铁认为:“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却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构 。尽管在长沙我们就主张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但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权力和能力适当地处理政治事务。唐生智独自主宰形势,和他对抗的只有邓演达和陈公博这个懒家伙”。“很有必要有二至三名中央执行委员来此建立委员会。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开始严格的工作,不能树立党的权力。”
铁罗尼是从抑制唐把持地方政权的角度考虑的，但透露出的信息,却让鲍罗廷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他也不相信唐就比蒋更可靠，但这并不妨碍通过”扶唐“的手段，来达到”抑蒋“的目的。
实际上，鲍原来的”迎汪、抑蒋“策略，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军事实力为后盾，在面临“迁都”压力的情况下，铁的报告，简直是在关键时刻给鲍送来了一把梯子！
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不漏痕迹地接受蒋的“迁都”主张，化解被动。当然，最完美的时机，莫过于蒋主动再提出，鲍则顺水推舟地欣然接受。
时机很快出现，11月8日，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军在第三次南昌战役中，歼灭了孙军主力，粤、湘、鄂、赣连成一片。蒋一洗前耻，终于松了口气。11月8日当日，蒋即电宋子文邀同鲍赴赣商决大计。
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很快决定，将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公开报道:根据事势的需要和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并于近数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

处于胜利喜悦之中的蒋，显然没有意识到，随着局势的变化，鲍罗廷在改变策略。他可能还在认为，由于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终于迫使左派和共产党人在”迁都“问题不得不让步。
11月14日,他在南昌答谢古应芬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劳军的致辞中说:“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议决迁移到武昌,这是我们总理生平所希望的,现在总算能够达到了。但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现在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武昌已为我们占领,总理主张第一个目的虽未达到，而第二个目的则已实现了。党部、政府既已议决 , 仍请早日迁移 , 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

11月19日, 蒋复电张静江、谭延闿, 仍称 :“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 。务请孟余先生速来 。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以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 。 如个人赴武昌 , 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 , 且自知才短 , 实不敢负此重任也。”
此时，蒋还是认为，迁都武汉，有利于巩固后方新的的根据地，抑制唐的势力，利大于弊。

各派对”迁都武汉“一旦达成一致，则后续事务性、程序性工作就进展迅速。11月16日,鲍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出发经江西前往武汉，为日前中央政治会议的迁都决议做提前的考察准备。 11月26日,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 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
12月2日,鲍等至南昌。4日至8日,与蒋介石在庐山开谈话会,讨论外交、财政、政治、军事,会上个人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会后,鲍罗廷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按原计划前往武昌,并于12月10日抵达。

12月1日开始,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关陆续停止办公,国民政府并于12月5日发表北迁通电 , 出发人员分两批于12月7日和20日前往武汉。

北伐期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训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其负责，然而其主要功能不是处理党务，而是指导国民政府的国务活动，指定、议决大政方针、各部人事任免等事项，体现国民党“以党治国”统治模式。
这样，在中政会和国民政府迁移过程中，为避免决策中断,鲍罗廷在已到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谈话会上提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 ,得到与会者赞同。
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作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通电通告在武昌成立。 12月19日,蒋电告邓演达,称“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次日,再电武昌,“赞成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至此，鲍运用自己娴熟的政治智慧，敏锐地扑捉时局的变化，合纵连横，让”迁都“按照自己的意图，一步步向前顺利推进。这一段的鲍、蒋交手，鲍展示的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敏锐、果断、耐心和灵活的素质。

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后面的风雨突变，进而牵动大革命迅速由盛转衰。

@lc214196 2016-08-14 19:19:39
楼主，能提前说说彭总在第五次反围剿事变里福建事变是什么态度啊？
毛：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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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毛、彭二人思想方法，工作方式上的差异，来自与两人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
毛工作中，更多地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路子，带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理论脱离实际时，毛反倒最易走向教条。彭则是个彻底的实践派，用毛批彭、周的说法：经验主义。但彭、周较少那阶级斗争的一套理论去划分人和事、给人贴标签，实际工作中，反倒很少教条化，非常务实。

彭、周二人在“福建事变”中的态度，与西安事变前中后，对东北军、西北军态度如出一辙。

福建事变前，大致33年9月，彭回忆当时的情况：

”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八月是彭误)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彭的回忆说明，最初，中共临时中央和彭本人，都赞成联合十九路军。
后来临时中央的态度变化，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要求中共与十九路军保持距离。受此指示影响，临时中央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福建政府成立后，彭认为：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
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此电报是11月20日，打给周转临时中央的，彭的态度很明确。

我看史料后的观察：
毛、彭二人苏区时代的矛盾，是暗的，不是明。

很多人认为苏区时代，毛彭间的疙瘩是”袁、王事件“，实际是不真了解政治、了解毛这个人。

”袁、王事件“中，按五军与湘赣边特委的关系，彭本人是委员，五军派人协助，组织原则和程序上，没有任何瑕疵。
按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中，对被怀疑对象的组织纪律和党性要求，袁、王及所部，无论多大冤屈，都应该束手就擒，接受组织调查，任何对抗组织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这些细节是非经过，在当时，毛很容易搞清。
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 ”袁、王事件“，对毛在红军和苏区的权利没有任何影响！这才是关键。

这一点上，毛、彭二人都很清楚，两人谁都不会认为”袁、王事件“会影响二人的关系。

苏区时代，真正影响毛、彭关系的是事件是，“宁都会议”前的打赣州。
当毛承受越来越多留苏派压力时，彭在军事上，却没有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支持毛的主张。最终，当留苏派认为，在军事上，毛并非不可或缺时，“宁都会议”上，解除毛兵权就无可避免。

@exit2015 2016-08-15 10:32:16
彭和周由于长期在一线主持工作,可抓住的把柄比较多,但人脉也很好.
彭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指挥各部委协调对外时,跟指挥下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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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彭的优势，彭的威望，是自己革命生涯打出来的，不是靠上级和体制授权。
59庐山前，薄一波、周小舟等人都发现问题严重，鼓动彭总出面讲话，代表的就是这个心理。
彭是开国的元勋，老革命了，无论彭在什么位置，他说出话来，中央就会高度重视。
薄回忆录也写了，上山前，薄准备了1万多字的发言稿，上山后看到风向变了，没敢再拿出来念。

@exit2015 2016-08-15 11:02:47
彭周二人,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所以人脉比较强.
彭和周比,作风强悍,让其作副手,基本都是喧宾夺主.
朱帅待人宽厚,周待人隐忍,一般都能相安无事.
但也是作风强悍,权力欲望特别强,所以二人的冲突是不免的.
战争年代由于局势变化多端,需要思考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还能忍而不发.
和平年代,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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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按黄克诚回忆，彭是吵吵，但彭“认道理，不认人”，看似不讲情面，但摆在明处，并不固执于虚化的什么理论、教条和主义。

朱老总待人之宽，确实党内无人可及呀。

周的党内地位和威望，从建国初看，党外比党内高。
从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和组干会议上，后续的反冒进，周被毛及其他派系人等，揪住错漏，批的灰头鼠脸看，周此时在党内，号召力，并不足以统合影响其他山头。

周的党内地位和威望，还是在刘、邓倒台，文革开始后。尤其“913事件”后，周四处救火，党内、民间人望不断上升，最终成为WG中正义的化身，结束WG的唯一希望。

@lc214196 2016-08-15 10:33:52

解放初，毛可是说过，只知西花厅，那知颐年堂这样的话来。毛对周同样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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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是有“大权旁落”的感觉。但以毛的威望和领袖地位，想拿回权利并不难，难的是，拿回来干啥？
毛一没有精力管具体事务，二也不耐烦搞具体事务，毛是一定会分权下去的.

分权下去，又不至于“大权旁落”，毛就会考虑改变建国初，刘主管党务组干，周主管政务，彭主管军事的权利格局。方法无非是“分权制衡”。

52年11月，“五马进京”就是来分权的，呵呵。不过成立国家计委，高分得权过大了。

@lc214196 2016-08-15 11:44:13

毛的想法是换成自己人。高的那一套和老毛有点像。
建国后，老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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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朱的地位崇高，但权利却是完全虚化了。
看看老总的职位：
---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毛为什么虚化朱？防朱？还是朱年纪大了？让给给年轻一代让路？

毛成为全党领袖后，本质就是党内各派的共主，有自己喜好、亲近的人不假，但不存在布局权利人事架构时，都用“自己人"的这一逻辑。因为作为最高领袖，全党都是自己的人，这个思想认识，毛肯定是有的。

因此，建国后朝战刚以结束，毛最为领袖，首先的就是权利架构是否合理，是否平衡？
结构不合理，调结构。
各派力量不平衡，则调整平衡。

52年11月，调”五马进京“，以及粟裕如军委、总参，可以看作毛主动进行的权利布局的再平衡之举。

52年时，党、政、军三根柱子，分别刘、周、彭担纲。这个权利格局是战争年月中自历史形成的。
当时的情况看，毛提不提一线、二线说，实际毛差不多大多数事情上，都在二线。

很显然，毛对上述三人都不甚满意。不满意的不是三人的能力，而是不满意这些人都能力太强，太有主见，和自己思想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合拍。

”五马进京“后，今天看，毛的权利再平衡很明确：
党组口：刘、邓配，互相制衡，邓为二代培养候选。
政经口：周、高配，互相制衡，高为二代培养候选。
军口： 彭、粟配，互相制衡，粟为二代培养候选。

看着很优美，合理，接近平衡呀。
说接近平衡，是因为粟，制衡彭，有点勉为其难，但不要紧，军口，老人家在，能压制彭。

高是错会了毛的意图，以为毛对刘周不满，就是要撤换刘周，彻底打乱了毛的建国初的权利平衡布局。

@lc214196 2016-08-15 15:16:29
庐山会议后，毛开始重用自己嫡系。
毛主席提倡搞「五湖四海」，他曾说我们的革命队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现在想起来，主席自己也没有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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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毛的用人还是知人善任的。建国后就只能呵呵了。

高岗、粟裕两个基本没理解毛把他们调进中枢的潜在用意，在不见硝烟的政场上，完全没有了灵性。
邓则最后干脆跟刘周跑了，彻底成了走资派。

@总机叫南京 2016-08-15 16:00:40
建国前猫知人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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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十全十美的领袖呀，五大书记的班子，算不算老毛做主搭起来的？

这五个人的班子，算不错的了，运作高效正常，能形成合力。

7大对张、彭二人打压的挺狠，二人其实应进书记处。结果是每次书记处会议，列席参与军机。

@总机叫南京 2016-08-15 16:54:11
张闻天参赞军机？？？
貌似张闻天在1945年就跑到东北去了吧？
前总书记，现政治局委员，接受鸦总这个中央委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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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北前，是让张列席的。

@exit2015 2016-08-15 16:54:16
彭的问题倒霉在他说的东西应验了,这不显得他比还有水平,所以谁都可以平反,唯独彭不行.
袁绍出兵与曹操作战,田丰阻拦,袁绍将田丰下狱.
后来田丰听到袁兵回来,直到自己死期已至.
文革开始,彭对人说,这次目标不是自己,但毛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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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毛不承认大跃进失败，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认为干部队伍问题是主因。后面，毛把干部队伍整顿当重点，深挖党内叛徒、走资派。干部队伍没整成他理想的标准前，再也没碰经济问题。

@exit2015 2016-08-15 16:54:16
彭的问题倒霉在他说的东西应验了,这不显得他比还有水平,所以谁都可以平反,唯独彭不行.
袁绍出兵与曹操作战,田丰阻拦,袁绍将田丰下狱.
后来田丰听到袁兵回来,直到自己死期已至.
文革开始,彭对人说,这次目标不是自己,但毛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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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南京 2016-08-15 16:57:46
粟裕一样
解放战争中，战役指导思想是粟裕带着猫走
结果按照粟裕的策划打赢了淮海战役，粟裕还是个三野副司令，而没有顺理成章就任三野正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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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后，没扶正粟裕不合常理，是明显的压粟之举。毛意图何在，不甚清楚。
但看毛建国后对待粟裕，总体是爱才保护的。

组建东北边防军，用粟。解放台湾，用粟。
之后调入总参，应是毛对粟能力和政治立场的终极考试。
结果虽未过关，但文革中，毛也未对粟怎么样，算是爱护吧。

其实煮酒论坛中，几乎没人关注文革重大事件中，粟一将的立场、表态。

按道理，张闻天的级别，以及资历和苏修经验，才应该当东北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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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东北根据地问题上，毛、刘都有私心。

以当时的东北局势，和对我党的重要性。东北根据地创建之初，一定是要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适合担任一把手的人，必要军事过硬，党内元勋。

这样去选，朱、彭二人必须去一个是最合适的，这跟打朝战选帅要求上，没太大区别。
实际中，成了林与彭真二人斗法，最后在军事优先的压力下，让一个中央委员领导一棒子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总机叫南京 2016-08-15 17:50:58
朱、彭去东北的话，则猫只好老老实实担任昆仑游击纵队政委，要接受“远方”领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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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
比照抗战时期，延安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斗法。
所以，两个大佬，谁也别去。

战争状态下，战略区没有一元化领导导致的问题，华东战场是另一个样板吧。

@栀子含香 2016-08-15 17:56:11
实际证明了彭真能力不具备，原本刘已经把彭推上位了，因为彭做不出成绩，给了毛换人的机会。
刘的那个整风派基本属于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干事还是靠被整的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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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验主义者，只不过是单位中的”实干家“们。
这伙人会干，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