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是高超的魔法师『叶芝的故事』
毫无疑问，他已经基本上相信了确有某种超自然力的存在。但那是什么呢？
“我还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我知道自己面对着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近代的亨利·莫尔所描述的‘世界灵魂’，它有一个记忆，独立于具体个人记忆之外，尽管后者以其意象和思想不断丰富着前者。”
“我还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我知道自己面对着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近代的亨利·莫尔所描述的‘世界灵魂’，它有一个记忆，独立于具体个人记忆之外，尽管后者以其意象和思想不断丰富着前者。”
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叶芝才有了“清楚的答案”。
“由于经验，我逐渐相信许多异事了，以至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怀疑那许多超乎我的经验之外的事情的真实性了”
“由于经验，我逐渐相信许多异事了，以至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怀疑那许多超乎我的经验之外的事情的真实性了”
在《法术》(1901)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写道：“我相信我们所通称的法术的实践和哲学；相信我必须称之为召魂术的玩意儿——尽管我不知道魂灵是什么；相信闭起眼在心灵深处看到的真实之幻景；我还相信三条我认为是自古相传的、是几乎所有法术实践之基础的教义。
即：(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幻不定；许多心灵似乎可以彼此交流，从而创造或揭示一个惟一心灵、一个惟一能源。
(2)我们的记忆的边界同样变幻不定；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造化本身的记忆——的一部分。
(3)此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唤。”
即：(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幻不定；许多心灵似乎可以彼此交流，从而创造或揭示一个惟一心灵、一个惟一能源。
(2)我们的记忆的边界同样变幻不定；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造化本身的记忆——的一部分。
(3)此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唤。”
看到这里是不是想到了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的“群体潜意识”理论。实际上，荣格在神秘学中也是可称为大师级的人物，荣格用当代人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诠释了古典魔法的宇宙观。
可以说，叶芝的神秘哲学是建立在超自然力和人死后灵魂存在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小册子《穿过月色的友好宁静》正是叶芝总结自己的信念的尝试，其中包括两篇论文《人类灵魂》和《世界灵魂》和一首诗《吾乃尔主》及序、跋。
《人类灵魂》一篇主要讨论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和反自我（又称对立自我、第二自我或他我）。叶芝在此以中古修士圣方济各等观想面具静修为比喻，充分阐述了他的“面具”理论。早在1890年前后，奥斯卡·王尔德曾对年轻的叶芝说，生活中只有面具令他感兴趣。
《人类灵魂》一篇主要讨论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和反自我（又称对立自我、第二自我或他我）。叶芝在此以中古修士圣方济各等观想面具静修为比喻，充分阐述了他的“面具”理论。早在1890年前后，奥斯卡·王尔德曾对年轻的叶芝说，生活中只有面具令他感兴趣。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9世纪英国（准确来讲是爱尔兰，但是当时由英国统治）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又一位男神）
此后，叶芝说，“我的头脑开始模糊地漂向那种‘面具’学说，它使我相信，每个有激情的人，似乎都与另一个历史的或想像的时代有联系，只有在那里他才找得到激发他活力的形象。”
叶芝认为，人的智能再创造是外部命运的对立面，
“而我所谓的‘面具’是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的感情对立面。”这也就是说，“面具”是情感的再创造，即反自我。“假如我们不能想像自己与自己不同，尝试充当那第二自我的话，我们就不能给自己强加一套戒律，虽然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接受一套。因此，主动的品德与被动接受一种规范不同，是做戏似的、有意识地表演、戴着面具。”
叶芝认为，人的智能再创造是外部命运的对立面，
“而我所谓的‘面具’是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的感情对立面。”这也就是说，“面具”是情感的再创造，即反自我。“假如我们不能想像自己与自己不同，尝试充当那第二自我的话，我们就不能给自己强加一套戒律，虽然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接受一套。因此，主动的品德与被动接受一种规范不同，是做戏似的、有意识地表演、戴着面具。”
叶芝深信威廉·布莱克所谓“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的说法，他认为自我只有找到且自觉模仿反自我，人格才有可能发展完善，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会有所创造。
而这种创造会给创造者带来欢乐。他认为，“一切幸福有赖于采用某个他我面具的能力；一切欢乐或富于创造的生活都是非我的某种东西——没有记忆、瞬间造就且永远更新的某种东西——的再生。我们戴上一具古怪或庄严的花脸，以躲避被评判的恐惧；造出一个想象的狂欢节，以忘却现实——就像儿童游戏，在其中可以忘却自我认识的无限痛苦。”在叶芝看来，歌唱的诗人与行动的英雄是相对立又相似的。“诗人在失望中，而英雄在失败中找到并制造其面具。因为英雄爱世界，直到世界毁了他；而诗人爱世界，直到世界毁了信仰”
《世界灵魂》一篇则在对降神术和民间信仰以及神秘哲学的比较研究基础上，论述人死后灵魂的存在状态和机制及相关问题。叶芝相信有一个“大心灵”和“大记忆”，亦即亨利·莫尔所谓的“世界灵魂”或现代心理学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存在。此“世界灵魂”亦颇类似于基督教之“上帝”和道教之“道”。
叶芝神秘哲学的最集中的阐述是《幻景》一书。1925年版《幻景》正文包括四卷书。
卷一阐述月相大轮理论；逐一解析二十八种月相的象征意义，并例举名人以说明相应之人类天性。卷二“哈里发拒绝学习的知识”解说螺旋锥体的体用以及“大年”的划分法。卷三“鸽子或天鹅”用螺旋锥体理论具体评述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927年的欧洲文明史。卷四“普路托之门”用大轮理论论述死后到再生期间灵魂的历程。
叶芝神秘哲学的最集中的阐述是《幻景》一书。1925年版《幻景》正文包括四卷书。
卷一阐述月相大轮理论；逐一解析二十八种月相的象征意义，并例举名人以说明相应之人类天性。卷二“哈里发拒绝学习的知识”解说螺旋锥体的体用以及“大年”的划分法。卷三“鸽子或天鹅”用螺旋锥体理论具体评述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927年的欧洲文明史。卷四“普路托之门”用大轮理论论述死后到再生期间灵魂的历程。
1937年10月，《幻景》修订本出版。叶芝在阅读了大量古今哲学名著的基础上，对该书内容做了大量改动，并在题为《给埃兹拉·庞德的包裹》的序言中，交代了真实的写作缘起和过程。
叶芝相信，任何个人秉性和人类历史时期都具有其根本性质，即必属于主观（阴性、创造、情感）和客观（阳性、行动、理智）这两大基本类型之一；而占主导地位的根本性质与其对立面处于此消彼长、你来我往的不断冲突和妥协的运动状态。他（确切地说，是他的“神灵”导师）把这种运动形象化为两个交互渗透、螺形旋转的圆锥体图形。当一种性质发展至极大状态（圆锥体底部）时，其对立面必然缩减至极小（圆锥体顶尖），然后，物极则反，又开始反向的运动。
叶芝相信，任何个人秉性和人类历史时期都具有其根本性质，即必属于主观（阴性、创造、情感）和客观（阳性、行动、理智）这两大基本类型之一；而占主导地位的根本性质与其对立面处于此消彼长、你来我往的不断冲突和妥协的运动状态。他（确切地说，是他的“神灵”导师）把这种运动形象化为两个交互渗透、螺形旋转的圆锥体图形。当一种性质发展至极大状态（圆锥体底部）时，其对立面必然缩减至极小（圆锥体顶尖），然后，物极则反，又开始反向的运动。
这种二元论与我国的阴阳学说有类似之处，但更可能与犹太教卡巴拉学说有关系。这两个相交的圆锥体图形（最初为两个平面三角形）与犹太教所谓“大卫王之盾”或“所罗门王之印”的六角星图形（实为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叠而成）颇相似，而后者在卡巴拉之中即为主要的神秘象征之一，表示阴阳相交、精神与物质的结合。叶芝对此图形不仅熟悉，而且颇有研究。他说，“我年轻时常做一种卡巴拉仪式，其中有两个柱子，一个象征水，一个象征火，二者结合构成所罗门王之印。水是感觉、和平、夜晚、寂静、慵懒；火是激情、紧张、白昼、音乐、精力。”
叶芝所谓的“月相大轮”是“神灵”所授的另一种主要图解喻象，与螺旋锥体角度不同，似乎更细微，实则可能更机械。它可能源于凯尔特或阿拉伯星相学（阿拉伯星相学又源于中国或印度），也可能脱胎自通俗天文学（笔者曾在叶芝所遗藏书中发现一册1922年版《20世纪通俗天文学图集》，其中所载月相图与所谓“大轮”几元二致），乃是借用太阴历循环周期的28种月相来把个人或社会的性质细分成相应的类型，即以月相中之阴阳比例象征个人秉性或社会性质中主客观成分的比例。这种比例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像月相一样，循环地渐变着。
叶芝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规律”也可以通过“螺旋锥体”和“月相大轮”来把握。例如：基督教纪元元年始于根本锥体底部和对立锥体顶部，两锥对旋，则根本性质渐消，而对立性质渐长，两千年打一个来回。而其消长过程的各阶段又可以月相来表示，如果纪元元年为第一相，为罗马帝国衰落的开端，那么，560年和1450年前后处于锥体旋转一来一往所经过的平行位置，故同为第十五相，它们分别是查士丁尼统治的拜占廷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均为富于创造的文化繁荣时期。而到了廿八相，也就是2000年前后，基督教文明就终结了，随后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叶芝对各历史阶段做了分析和定性，自认为找出了演进规律，依照他的理论，不仅可以预知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可以指导个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应时而动。
但叶芝本人对该书属性的定义也不总是一致。早在1918年1月4日致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叶芝首次提到该书的写作，称之为“一种非常深奥、非常激动人心的神秘哲学——似乎是许多梦和预言的实现。”他坚信：“我一直有一种奇异的天启感，从不知道这一天会带来什么。”
初版《幻景》似乎是一部试图用“通过实验发现的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方法”解释“日月之间灵魂之道”的内容奇特而混乱的书。叶芝在《幻景》早期草稿中亦称：“我拿出的不是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犹如其它科学一样，被其预言所证明。”
但他又希望该书能够被看作是一部神话而非历史或玄学，称它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神话学的意象库。到了修订版，他又视之为“经验的格式排列”，“它们帮助我在一念之间把握现实和正义”。
他告诉埃德蒙·杜拉克说，修订版的《幻景》是“对世界之混乱的最后防卫”。在1938年10月9日到晚年的女友、小说家艾瑟尔·曼宁的信中，叶芝称该书只是他的“公开哲学”，并告诉她，他还有一套“私人哲学”，尚未完全满意，而且尚未完全弄懂，所以尚未发表。
三、神秘哲学思想和实践对叶芝的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影响
在叶芝的广泛兴趣中，写诗当然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神秘哲学。而神秘哲学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世界观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中年回忆说，“秘密法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象征和隐喻；神秘主义打坐冥想“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1892年8月，他曾致信给不赞成他这种爱好的约翰·欧李尔瑞说：“说到法术，认为我‘虚弱’或别的什么当然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我决定坚持研究，四五年以前就有意把它摆在仅次于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诗歌——的地位。假如不持续地研究法术，我就不可能对我的布莱克集写出一个字来。《女伯爵凯瑟琳》也不会问世。神秘主义是我所做、所思、所写的一切的中心。”
在叶芝的广泛兴趣中，写诗当然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神秘哲学。而神秘哲学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世界观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中年回忆说，“秘密法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象征和隐喻；神秘主义打坐冥想“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1892年8月，他曾致信给不赞成他这种爱好的约翰·欧李尔瑞说：“说到法术，认为我‘虚弱’或别的什么当然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我决定坚持研究，四五年以前就有意把它摆在仅次于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诗歌——的地位。假如不持续地研究法术，我就不可能对我的布莱克集写出一个字来。《女伯爵凯瑟琳》也不会问世。神秘主义是我所做、所思、所写的一切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