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8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实际上,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后逐步衰落了,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后出现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已逐步取代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他们被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桂冠。譬如，大卫·霍华斯称二人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领”，保罗·雷诺兹呼其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我国有位学者甚至说他二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一切都源于二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导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应十分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不过，如果说我们本书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为斜体）那麽它显然也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斜体）”（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拉克劳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尤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的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裡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裡德裡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莫菲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捡斯又以《没有实质的超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和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
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对作为一种理论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新旧世纪的交错时期悄然兴起，比如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裡安的《解读拉克劳和莫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和莫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来，诸如，赫斯特、辛达思、拉什、尤裡、琼斯、霍尔以及利奥塔德、博德裡亚、福柯、德裡达、德勒兹、鲍曼、齐泽克、赫勒，等等。应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过度扩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此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后则是完全确立起来了。
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的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裡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裡德裡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莫菲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捡斯又以《没有实质的超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和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
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对作为一种理论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新旧世纪的交错时期悄然兴起，比如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裡安的《解读拉克劳和莫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和莫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来，诸如，赫斯特、辛达思、拉什、尤裡、琼斯、霍尔以及利奥塔德、博德裡亚、福柯、德裡达、德勒兹、鲍曼、齐泽克、赫勒，等等。应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过度扩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此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后则是完全确立起来了。
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麽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它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著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裡，“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一话语或超一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相。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它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著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裡，“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一话语或超一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相。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
理论上预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困境, 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立论的逻辑起点, 后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就可以摆脱和超越现代性, 但颠倒过来的现代性还是一种现代性, 后马克思主义终难逃脱现代性的窠臼。后马克思主义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特征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 或基础主义、一元论) 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特征是最为后马克思主义所诟病的地方, 它通常表现为还原论, 一是经济还原论, 二是阶级还原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主义特征。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另一表征, 这一表征是传统哲学的延续, 它认为在事物当中存在一个权威、核心、中心, 所有的东西都维系于这个中心, 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第三, 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特征。二元论是传统哲学的显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了传统哲学的樊笼呢?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没有, 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到处都充斥着二元论, 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 等等。
第四,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 宏大叙事、确定性、历史目的论) 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特征表现为对必然性、规律性、确定性、目标性等等的确信, 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至于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二元论、普遍主义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所判归给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问题, 后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否就避免和摆脱了呢? 答案也许同样是否定的, 齐泽克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们:“巴特勒和拉克劳在他们对旧-本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 依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 他们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前提; 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完全参与了‘后现代’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放弃: 他们所提议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的变化。” “巴特勒和拉克劳完全仰赖本质主义/偶然性的对立; 他们都把‘进步’( 如果这个术语仍然是可辩护的) 构想为从本质主义到越来越激进的偶然性声称的逐步过渡。”
理论上预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困境, 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立论的逻辑起点, 后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就可以摆脱和超越现代性, 但颠倒过来的现代性还是一种现代性, 后马克思主义终难逃脱现代性的窠臼。后马克思主义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特征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 或基础主义、一元论) 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特征是最为后马克思主义所诟病的地方, 它通常表现为还原论, 一是经济还原论, 二是阶级还原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主义特征。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另一表征, 这一表征是传统哲学的延续, 它认为在事物当中存在一个权威、核心、中心, 所有的东西都维系于这个中心, 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第三, 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特征。二元论是传统哲学的显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了传统哲学的樊笼呢?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没有, 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到处都充斥着二元论, 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 等等。
第四,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 宏大叙事、确定性、历史目的论) 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特征表现为对必然性、规律性、确定性、目标性等等的确信, 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至于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二元论、普遍主义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所判归给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问题, 后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否就避免和摆脱了呢? 答案也许同样是否定的, 齐泽克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们:“巴特勒和拉克劳在他们对旧-本质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 依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 他们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前提; 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完全参与了‘后现代’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放弃: 他们所提议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的变化。” “巴特勒和拉克劳完全仰赖本质主义/偶然性的对立; 他们都把‘进步’( 如果这个术语仍然是可辩护的) 构想为从本质主义到越来越激进的偶然性声称的逐步过渡。”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立场（post- Marxist）和“后—马克思主义”立场（post- Marxist）之间做了一个区分。一方面，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洞见嫁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上，比如拉克劳和墨菲（1985）。这一融合貌似扩张马克思主义，实质是认为我们只要关注新的文化气候而无须再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一努力固然值得同情，但鲍德里亚对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扩张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它只是具体细节的重新组装。另外，“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看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置之不理，但在德里达（1994）和利奥塔（1993）看来，他们其实始终为马克思所笼罩。鲍德里亚就是这样的角色，他看来好像与马克思决裂了，但对马克思始终保持一种乡愁。鲍德里亚的整个学说始终对“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冲动。[1]从中可以看出，在西方，尽管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判然有别。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维护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实“后”假“马”；有些人声称自己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其实却对马克思主义难以释怀。然而，不管怎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紧密勾连是一个显明的事实。
因此，如果要对后马克思主义下一个简单定义的话，可以这样来表述：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借用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替换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一种思潮。
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变种，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借用的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手法，它用各种“后”主义的术语将马克思主义作了贫困化处理；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在政治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内在联姻，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现实行动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它之所以沉浸于“文化”斗争，是因为对现实社会主义事业的失望所致。
因此，如果要对后马克思主义下一个简单定义的话，可以这样来表述：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借用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来替换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一种思潮。
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变种，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借用的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手法，它用各种“后”主义的术语将马克思主义作了贫困化处理；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在政治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内在联姻，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现实行动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它之所以沉浸于“文化”斗争，是因为对现实社会主义事业的失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