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日在布施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政权交给了六个“人民全权代表”，而这六人在几小时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帝国内阁。通过这种方式，柏林“苏维埃”任命艾伯特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而他早在前一天就被巴登亲王任命为帝国首相了。双重政权状态由此产生了一个单一的内阁，一个双面政府，对于工人来说，这个政府是苏维埃性质的，而站在国家机关、统治阶级、军队与协约国的立场上看，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合法政府，它的代表艾尔茨贝格尔从十一月八日起就请求协约国提供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物质手段[57]。

对于艾伯特首相和军方首脑在十一月革命中达成了交易一事，今天已经没人再有怀疑；尽管关于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里同艾伯特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的说法已不再被正式接受[58]。十一月十日，兴登堡元帅向军方首脑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总参谋部已经决定同首相合作，以“阻止恐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德国蔓延”[59]。显然，格勒纳是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人物，几年后，当他遭到来自右翼的抨击时，他为自己辩白道：

军官团只会与保证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我们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没有别的政党在群众当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在军方的帮助下的政府权力的重建[60]。

在艾伯特政府治下，国家机关继续运作，官吏继续工作。早在十一月九日，艾伯特就已号召所有国家官吏留在岗位上[61]。十一月十三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联邦参议院（帝国政体中立法机关的下院）与各地诸侯将继续“得到授权，以行使根据帝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在未来也不会改变”[62]。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帝国当局选出的全体高官原封不动。

在艾伯特政府治下，国家机关继续运作，官吏继续工作。早在十一月九日，艾伯特就已号召所有国家官吏留在岗位上[61]。十一月十三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联邦参议院（帝国政体中立法机关的下院）与各地诸侯将继续“得到授权，以行使根据帝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在未来也不会改变”[62]。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帝国当局选出的全体高官原封不动。

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里，在（理论上的）当选的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的监督下，资产阶级部长继续把持着原来的职位，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起留在内阁里；冯·绍伊赫[63]将军继续当国防部长，索尔夫[64]博士继续当外交部长，中央党人希菲尔[65]继续当财政部长，民主党人胡戈·普洛伊斯[66]继续当负责内务的国务秘书[67]。九日和十日这两天里，艾伯特把自己的人安插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关键职位上。他的朋友巴克[68]成了总理办公厅主任。西蒙斯[69]负责检查信件，这样总理就能接到任何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邮件，即使这些邮件属于其他人民全权代表的管辖范围[70]。

事实上，无比清楚的可以看到，社民党党内官僚向容克军事贵族和英法美反动政府的彻底投降和斯巴达克与工人最广大团体的暂时组织脱离，是十一月的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

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原封未动。当然，在十一月十二日发表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份宣言为新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份宣言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解除戒严状态、取消书报审查制度、允许言论自由、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年满二十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等[71]。它还采取了一些规范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许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发展社会福利体系，设立失业救济制度，并制定了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计划[72]。但这些措施都只是为了保存现有社会、保护私有制而实行的，是因为工人运动吓怕了资产阶级才被采用的。十一月十五日，老板们最负责的代表——胡戈·施蒂内斯[73]、沃格勒[74]、胡根贝格[75]、拉特瑙[76]和西门子等人——与工会签订了建立“劳动共同体”的协议[77]，就是最重要的事例；在该协议中，老板们名义上接受了此前一直被他们所顽固地拒绝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不减少工资、根据集体协议改善工作条件、承认工会为工人在工作场所里的代表、解散黄色工会、在雇员多于五十人的企业里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集体协议的实施情况、并设立各级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的人数对等[78]。

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说，这份协议立了一大功：“它组成了一个保护我们的社会制度免遭任何暴力颠覆企图的坚强堡垒。[79]”各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80]。这个社会化委员会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只是给资产阶级争取到了一段有利的时间而已。

“保卫大资本家的财产”，这可不是一句受欢迎的口号，所以社会党人不得不用“社会化”的口号来保卫资本家政权。他们还用呼吁“新闻自由”的方法来保护大型新闻媒体，不让它们落到革命工人手里，当斯巴达克派夺取了《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 Lokalanzeiger）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资本家不仅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建筑物、厂房和资本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他们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他们还能利用这些东西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内战做准备。

十一月后，由于“新闻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及支持他们的力量的帮助），媒体依然被反工人阶级力量控制着。《霍氏日报》、《柏林日报》、《十字日报》之类的报纸仍在继续出版，并得到了大笔资金支持，而工人革命组织却只能依靠劳动人民的捐款，所以他们要么不得不沉默，要么就只能依靠极其困窘的财力，顶着各方联盟的巨大压力，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媒体”得到了政府的同意，甚至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宣言和决议都敢进行审查和删减。各家新闻社也仍然被私人控制着，艾伯特任命自己的儿子来主管半官方的政府新闻社[85]。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媒体、所有自称发表“新闻”的出版物是怎样从十一月中旬起，不仅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号召，并合伙极力抹黑工人士兵苏维埃的。

如果我们马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话，就等于判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死刑。他们会消灭苏维埃的。他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统治，必要的话动用武力。不管是谁支持国民议会，都会将斗争强加于我们头上。我说明白点：我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我已做好了再次为革命赴死的准备。国民议会是通向资产阶级统治、通向冲突的道路。这条路上将横着我的尸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执委会里是有人同意我的，还有全体曾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劳动者也是，我毫不怀疑大多数劳动人民是站在我这边的[129]。

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报纸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开始觉得自己有力量来以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对政府有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执委会已经注定要打一场杂乱无章的自卫战了。它一步步地后撤，每一天都被逼得后退一步。十一月十八日，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总理府举行联席会议[144]。艾伯特一上来就抨击苏维埃执委会的要求，并攻击执委会，说执委会仅是柏林地方组织，竟敢蚕食政府的权力。这甚至激起了苏维埃执委会中的社民党委员的反对。迪特曼很快提出选举全德中央苏维埃[145]。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兰兹贝格承认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和内阁的权力来自苏维埃执委会，因为它们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的，苏维埃执委会也能罢免它们，但他又辩称，不能容许对行政权的任何干涉，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对立政府”（counter-government），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146]。


这充分展现了社民党一战中反社会主义的蜕化。

推荐一本书，原文法语，后来翻译成了英文，在中马库上也有，就是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不长，几百页，分析地没有什么偏颇，主要是事实记录。我非常推荐大家读一下，特别是社民党如何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帜支持连封建社会都不如的极右翼。社民党多数派的背叛，是无产阶级gm史中最让人憎恨的之一，与勃格日涅夫的全民dang理论可以说半斤八两。他们根本算不得改良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也远强于社民党丧心病狂的威玛共和国。同志们，睁开眼睛认清他们是怎样将工农阶级鲜血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拱手让给了兴登堡这种比封建主义还要混账千百倍的极右翼反动堡垒！这就是它们所谓立宪会议的真相，迅速召开立宪会议，瓦解苏维埃，瓦解执行委员会！他们背叛了全德苏维埃，背叛了社会主义改良派，背叛了人类的良知，一战后的社民党，特别是艾伯特政府时期，同军国主义统治没有两样！ 他们不是改良主义，这只需要仔细研读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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