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论学界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过度”解读
作者简介：李述森，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 李述森(1963- )，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苏维埃俄国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经济范畴内的问题，而实际上，却与布尔什维克党保住和巩固政权的问题紧密相关，因而有着强烈的政治含义。这也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性。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性，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不断萎缩，最终落得被取消的命运。我国学术界习惯于从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解读，无意之中附加上了许多主观想象的东西，拔高了其意义。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政治问题；内在矛盾
新经济政策作为苏俄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过的一种经济政策与措施，其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和目标指向。从本质上看，它同战时共产主义一样，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保住和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战时共产主义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政治措施，而新经济政策则更多地诉诸了经济方面的手段。正因为它主要服务于政治性目标，所以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实行过程中阻力重重，以致最后被取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学者在解读新经济政策时，往往过多地将其与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了“过度”解读的现象。
一、流行的解读模式
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我国学术界在解读视角上，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即大多是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进行诠释和解读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1.将新经济政策视作是一种完全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新经济政策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它由一个被迫实行的临时性措施变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匆忙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实行行政命令式的集权模式，从而歪曲了列宁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①“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②新经济政策“这一设想大大向前发展了通过迂回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设想形成了根本对立。可以说，列宁在这里……基本上找到了落后俄国通过迂回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③
2.将新经济政策视为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就在于它指出了那些将东方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途径和补助办法，提供了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模式。与这种总的发展路线相适应，新经济政策时期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对小农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农业社会化的方式、方法和途径。”④“列宁……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苏俄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径，并为其他落后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⑤“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它对于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指导意义。”⑥
3.将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鼓励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设想的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⑦“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影响。”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探索、试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实践。”⑨
4.更多情况下，是将上述几方面综合在一起，即认为新经济政策既是符合苏俄国情的，也是适合于所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道路，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艰辛努力和曲折探索，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而必须另寻一条新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率先夺取政权，这样做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是，由于过渡的起点发生了变化，因此，就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直接过渡理论来指导落后国家的过渡实践，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的贡献。”(11)
内容提要：苏维埃俄国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经济范畴内的问题，而实际上，却与布尔什维克党保住和巩固政权的问题紧密相关，因而有着强烈的政治含义。这也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性。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性，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不断萎缩，最终落得被取消的命运。我国学术界习惯于从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解读，无意之中附加上了许多主观想象的东西，拔高了其意义。
关 键 词：新经济政策；政治问题；内在矛盾
新经济政策作为苏俄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过的一种经济政策与措施，其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和目标指向。从本质上看，它同战时共产主义一样，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保住和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战时共产主义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政治措施，而新经济政策则更多地诉诸了经济方面的手段。正因为它主要服务于政治性目标，所以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实行过程中阻力重重，以致最后被取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学者在解读新经济政策时，往往过多地将其与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了“过度”解读的现象。
一、流行的解读模式
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我国学术界在解读视角上，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即大多是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进行诠释和解读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1.将新经济政策视作是一种完全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新经济政策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它由一个被迫实行的临时性措施变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匆忙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实行行政命令式的集权模式，从而歪曲了列宁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①“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②新经济政策“这一设想大大向前发展了通过迂回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设想形成了根本对立。可以说，列宁在这里……基本上找到了落后俄国通过迂回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③
2.将新经济政策视为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就在于它指出了那些将东方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途径和补助办法，提供了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模式。与这种总的发展路线相适应，新经济政策时期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对小农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农业社会化的方式、方法和途径。”④“列宁……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苏俄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径，并为其他落后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⑤“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它对于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指导意义。”⑥
3.将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鼓励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设想的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⑦“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影响。”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探索、试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实践。”⑨
4.更多情况下，是将上述几方面综合在一起，即认为新经济政策既是符合苏俄国情的，也是适合于所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道路，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艰辛努力和曲折探索，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而必须另寻一条新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率先夺取政权，这样做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是，由于过渡的起点发生了变化，因此，就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直接过渡理论来指导落后国家的过渡实践，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的贡献。”(11)
二、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什么
苏俄1921年春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包含了这样几项内容：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允许私人经营中小企业，对国营企业实行租赁制和租让制；允许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在国营经济部门实行经济核算制和市场原则；等等。总的来看，这都是一些有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与措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会采取的。但是，在当时的苏俄，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经济领域内的措施与政策，而是与政治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住政权而被迫采取的；在其实行过程中，政治考虑一直居于首位，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最终，也是因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被中止。
1.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保住政权而提出的
1920年底，苏俄内战基本结束。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却遇到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战争使国家的经济彻底崩溃。在农村，农民无力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他们开始以武力反抗苏维埃政权，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广大地区。城市工人的境况也非常糟糕。工厂几乎全部停工，绝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配给的食品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表达不满，首都工人，包括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工厂的工人也开始罢工。更为严重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苏维埃的口号。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要保住政权，就必须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停止对农民实行的严酷的剥夺政策，恢复社会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基于此，布尔什维克党才于1921年3月党的十大上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给农民一定的支配自己剩余产品的权利。
列宁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实行的这样一个事实，多次说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量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12)“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13)“谁都知道，采取这种措施并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某种政策的偏爱，而是由于我们极端贫困，没有别的出路。”(14)“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
2.政治考虑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一直居于首要地位
新经济政策本身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其实行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权是否稳固的问题。列宁强调：“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15)“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16)“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得到巩固。”(17)
当苏维埃政权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时期之后，又逐渐开始将新经济政策视为严重的危险，一直想限制它乃至取消它。新经济政策实行仅仅一年时间，列宁就强调：“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18)“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19)在苏维埃国家的实际政策方面，“从1923年夏季到整个1924年，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出现波动收缩的时期。在党的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要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20)国家同时强化了对其他政治党派的镇压。列宁要求“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通过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21)他还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恐怖手段。“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22)
3.新经济政策没有突破布尔什维克党人原有的意识形态框架
按照常理，经济政策与运行机制，都是中性的，与社会制度无关，但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看来，构成新经济政策的诸措施，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23)“马克思的全部学说表明，既然小业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者，从他们的交换中就必然会产生出资本，劳资间的矛盾也就随之而来。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全世界都已显示出的规律，谁要是不愿意欺骗自己，谁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24)
所以，也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利用它们。“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5)“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26)只是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手里的情况下，它们才显得没那么可怕。“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驳不倒的。”(27)“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28)
这也决定了新经济政策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和退却，而妥协和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我们现在是同小资产阶级、同农民作战，这是一场经济战，对我们来说，它比上一场战争危险得多。但是——只要我们谨慎行事，适时地作出让步，即使这场战争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也会打赢。”(29)“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30)
4.列宁直到逝世前也没有改变对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定位
直到逝世前，列宁仍然主要是从保持政权而非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3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较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32)他仍然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33)他对公有的和合作社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另眼相看的。“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34)
列宁曾提出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但他这里所说的改变并不是根本观念的改变，不是对新经济政策基本看法的改变，而只是说工作重心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35)他强调要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说明新经济政策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苏俄1921年春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包含了这样几项内容：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允许私人经营中小企业，对国营企业实行租赁制和租让制；允许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在国营经济部门实行经济核算制和市场原则；等等。总的来看，这都是一些有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与措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会采取的。但是，在当时的苏俄，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经济领域内的措施与政策，而是与政治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保住政权而被迫采取的；在其实行过程中，政治考虑一直居于首位，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最终，也是因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被中止。
1.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保住政权而提出的
1920年底，苏俄内战基本结束。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权却遇到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战争使国家的经济彻底崩溃。在农村，农民无力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他们开始以武力反抗苏维埃政权，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广大地区。城市工人的境况也非常糟糕。工厂几乎全部停工，绝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配给的食品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表达不满，首都工人，包括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工厂的工人也开始罢工。更为严重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苏维埃的口号。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要保住政权，就必须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停止对农民实行的严酷的剥夺政策，恢复社会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基于此，布尔什维克党才于1921年3月党的十大上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给农民一定的支配自己剩余产品的权利。
列宁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实行的这样一个事实，多次说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量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12)“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13)“谁都知道，采取这种措施并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对于某种政策的偏爱，而是由于我们极端贫困，没有别的出路。”(14)“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
2.政治考虑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一直居于首要地位
新经济政策本身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在其实行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权是否稳固的问题。列宁强调：“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15)“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16)“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得到巩固。”(17)
当苏维埃政权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时期之后，又逐渐开始将新经济政策视为严重的危险，一直想限制它乃至取消它。新经济政策实行仅仅一年时间，列宁就强调：“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18)“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19)在苏维埃国家的实际政策方面，“从1923年夏季到整个1924年，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出现波动收缩的时期。在党的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要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20)国家同时强化了对其他政治党派的镇压。列宁要求“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通过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21)他还特别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恐怖手段。“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22)
3.新经济政策没有突破布尔什维克党人原有的意识形态框架
按照常理，经济政策与运行机制，都是中性的，与社会制度无关，但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看来，构成新经济政策的诸措施，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23)“马克思的全部学说表明，既然小业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者，从他们的交换中就必然会产生出资本，劳资间的矛盾也就随之而来。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全世界都已显示出的规律，谁要是不愿意欺骗自己，谁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24)
所以，也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利用它们。“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5)“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26)只是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手里的情况下，它们才显得没那么可怕。“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驳不倒的。”(27)“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28)
这也决定了新经济政策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和退却，而妥协和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我们现在是同小资产阶级、同农民作战，这是一场经济战，对我们来说，它比上一场战争危险得多。但是——只要我们谨慎行事，适时地作出让步，即使这场战争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也会打赢。”(29)“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30)
4.列宁直到逝世前也没有改变对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定位
直到逝世前，列宁仍然主要是从保持政权而非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3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较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32)他仍然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33)他对公有的和合作社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另眼相看的。“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34)
列宁曾提出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但他这里所说的改变并不是根本观念的改变，不是对新经济政策基本看法的改变，而只是说工作重心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35)他强调要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说明新经济政策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三、问题出在哪里
人们把一种主要出于政权考虑、内含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并且在实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和没过多久就被取缔的政策，上升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高度，上升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重大创新与发展的高度来定位和认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典”。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简单说来，大致和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1.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和俄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它集原始社会因素、奴隶制社会因素、封建社会因素、现代资本主义因素于一身，但基础性的方面还是封建农奴制因素，资本主义因素仅仅附着在社会的表层。正如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也还困难重重，遑论所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但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意识形态定位下，俄国却被认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这一道路与制度的主要标志，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执政。由此造成了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
俄国社会自身的逻辑要求国家按照普世性的规律发展：实行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政治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放松控制等等，就像20世纪初沙皇俄国初步走上的那条道路一样。但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市场和反政治多元化的，并将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反对之上。这样，一党垄断政权的政治体制就与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处于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之中，致使其不得不始终将保住政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不得不谋求将全部社会资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骤、任何放松对社会控制的举措，都会导致其政权的生存危机。从根本上看，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同一党专政的政治现实，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结局只有两个：一是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一党政权，使俄国回到十月革命前的发展道路上去；二是为巩固政权，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一种政治与经济完全匹配的政策与体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原本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缘此，所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模式”，也就很难说是一个真命题了。
2.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消解后果的“代偿”心理有关
十月革命后至苏联解体前，在苏联范围内共存在过三种发展模式，即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战时共产主义给苏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整个国家陷入崩溃，苏维埃政权也岌岌可危。而新经济政策正是在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苏维埃国家的状况立即改观，农村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生产也迅速恢复，政治上趋于稳定。于是，新经济政策就被视作是一种与战时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认为它完全克服了战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弊端，而看不到其与战时共产主义共同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深刻的内在矛盾性。斯大林模式也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给苏联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后果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这种看法就更强烈了。许多论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最终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的重大弊端和长期实行有关。斯大林模式有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剥夺了农民，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生产力；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导致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而这，都是新经济政策所反对的。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似乎映衬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人们希望新经济政策能实行下去，以避免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弊端，自然就倾向于认为它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实际上，如同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解一样，人们也忽视了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模式在本质上的共性。新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使其必然向斯大林模式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的转化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困难。
3.对列宁思想缺乏整体性的理解，注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一直受到列宁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但许多人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往往缺乏整体性。如前所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表现出不同的侧面。单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他就作出过多个不同的界定。他有时从工农关系角度讲，有时从生产力角度讲，还有时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话语范畴中进行阐释。但总体来看，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主要包含两大类的内容：一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内容，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二者显然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相比较，政治方面的内容始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所以，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政治政策，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当然，政治性的含义并非是在任何场合下都得到了充分表达的，它时常隐藏在经济话语中，显现着经济性的、生产力性的外观。这需要仔细梳理，认真体会，小心剥离。我们长期以来只是侧重于从经济方面、从经济合理性上考虑问题，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新的经济政策，与其他无关。
4.将中国的情况掺杂进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奉行斯大林模式，最后走到了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低下的地步，而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模式，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使经济社会的发展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借鉴了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于是，许多人就倾向于将我们取得的成就看成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将我们的成功看做是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想象。实际上，我国的国情与苏俄有非常大的不同。我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由自身的现实必要性所决定的。人们将其与苏俄新经济政策联结起来，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只是想强化其延续性和合法性，克服遇到的阻力。我们在借用新经济政策的话语范畴时，更多的是利用了它的象征意义，而对于其内在矛盾，其必不可免的命运，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成功反过来衬托苏俄新经济政策的优越，否则就永远达不到对它的特性的准确理解。
人们把一种主要出于政权考虑、内含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并且在实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和没过多久就被取缔的政策，上升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高度，上升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重大创新与发展的高度来定位和认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典”。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简单说来，大致和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1.忽视了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和俄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它集原始社会因素、奴隶制社会因素、封建社会因素、现代资本主义因素于一身，但基础性的方面还是封建农奴制因素，资本主义因素仅仅附着在社会的表层。正如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也还困难重重，遑论所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但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意识形态定位下，俄国却被认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而这一道路与制度的主要标志，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执政。由此造成了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
俄国社会自身的逻辑要求国家按照普世性的规律发展：实行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政治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放松控制等等，就像20世纪初沙皇俄国初步走上的那条道路一样。但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市场和反政治多元化的，并将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反对之上。这样，一党垄断政权的政治体制就与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处于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之中，致使其不得不始终将保住政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不得不谋求将全部社会资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骤、任何放松对社会控制的举措，都会导致其政权的生存危机。从根本上看，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同一党专政的政治现实，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结局只有两个：一是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一党政权，使俄国回到十月革命前的发展道路上去；二是为巩固政权，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一种政治与经济完全匹配的政策与体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原本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缘此，所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模式”，也就很难说是一个真命题了。
2.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消解后果的“代偿”心理有关
十月革命后至苏联解体前，在苏联范围内共存在过三种发展模式，即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战时共产主义给苏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整个国家陷入崩溃，苏维埃政权也岌岌可危。而新经济政策正是在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苏维埃国家的状况立即改观，农村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生产也迅速恢复，政治上趋于稳定。于是，新经济政策就被视作是一种与战时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认为它完全克服了战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弊端，而看不到其与战时共产主义共同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深刻的内在矛盾性。斯大林模式也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给苏联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后果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这种看法就更强烈了。许多论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最终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的重大弊端和长期实行有关。斯大林模式有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剥夺了农民，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生产力；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导致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而这，都是新经济政策所反对的。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似乎映衬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人们希望新经济政策能实行下去，以避免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弊端，自然就倾向于认为它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实际上，如同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解一样，人们也忽视了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模式在本质上的共性。新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使其必然向斯大林模式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的转化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困难。
3.对列宁思想缺乏整体性的理解，注重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一直受到列宁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但许多人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往往缺乏整体性。如前所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表现出不同的侧面。单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他就作出过多个不同的界定。他有时从工农关系角度讲，有时从生产力角度讲，还有时将其纳入到社会主义话语范畴中进行阐释。但总体来看，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主要包含两大类的内容：一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内容，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二者显然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相比较，政治方面的内容始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所以，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政治政策，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政策。当然，政治性的含义并非是在任何场合下都得到了充分表达的，它时常隐藏在经济话语中，显现着经济性的、生产力性的外观。这需要仔细梳理，认真体会，小心剥离。我们长期以来只是侧重于从经济方面、从经济合理性上考虑问题，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新的经济政策，与其他无关。
4.将中国的情况掺杂进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奉行斯大林模式，最后走到了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低下的地步，而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模式，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使经济社会的发展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借鉴了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于是，许多人就倾向于将我们取得的成就看成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将我们的成功看做是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想象。实际上，我国的国情与苏俄有非常大的不同。我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由自身的现实必要性所决定的。人们将其与苏俄新经济政策联结起来，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只是想强化其延续性和合法性，克服遇到的阻力。我们在借用新经济政策的话语范畴时，更多的是利用了它的象征意义，而对于其内在矛盾，其必不可免的命运，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成功反过来衬托苏俄新经济政策的优越，否则就永远达不到对它的特性的准确理解。
注释：
①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赵曜：《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涵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③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④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页。
⑤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十月革命与东方社会主义——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
⑥耿百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止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⑦周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⑧向祖文：《苏联经济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⑨唐士润：《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几个创新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⑩石镇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初级阶段》，《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1)黄浩年：《布哈林与新经济政策(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12)(13)(14)(15)(16)(17)(23)(24)(2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2、141、55、55、55、54、127、217页。
(18)(1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5页。
(20)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21)(22)《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425、460页。
(26)(29)(3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3、186页。
(27)(2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238页。
(31)(32)(33)(34)(3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362、362、363、367页。
①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赵曜：《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涵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③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④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页。
⑤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十月革命与东方社会主义——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
⑥耿百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止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⑦周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⑧向祖文：《苏联经济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⑨唐士润：《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几个创新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⑩石镇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初级阶段》，《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1)黄浩年：《布哈林与新经济政策(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12)(13)(14)(15)(16)(17)(23)(24)(2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2、141、55、55、55、54、127、217页。
(18)(1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5页。
(20)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21)(22)《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425、460页。
(26)(29)(3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3、186页。
(27)(2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238页。
(31)(32)(33)(34)(3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362、362、363、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