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n——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作者简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谨以此书献给共产主义先驱贝特兰
2006年7月20日，“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尔•贝特兰在巴黎走完了他革命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著述颇丰；作为革命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贝特兰一生亲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兴起与暂时衰落，这是怎样的幸福与哀痛！
1933年，青年时代的贝特兰加入了“青年共产党人”，随后又加入了法共。1936年，贝特兰游历到苏联，因为他精通俄语，所以做过导游，后来又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短期工作。“大清洗”的压抑让他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后来，他因对苏联的“诽谤”言论，被驱逐出党，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德国占领时期，他同法国国际工人党人（托派）战斗在一起。他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虽然当时经济学研究并不受人重视。以他对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了解，他填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战后，他在法国劳动部任职。1948年，他进入法国实用高等学校的经济与社会科学部门工作。
五十年代，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贝特兰开始了他忙碌的国际顾问活动。他担任了埃及的纳赛尔政府、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府的发言人。1958年，他创立了索邦大学“工业化模式研究中心”。
1963年，应切格瓦拉邀请贝特兰访问了古巴，在那里，他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大辩论”。在古巴，格瓦拉希望通过快速和集中的工业化来废除自由市场和商品生产，并从精神上培育起“一代新人”。贝特兰对此表示反对，此外，他建议古巴不能只搞单一的蔗糖种植业，也应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贝特兰还认为，价值规律所代表的对客观社会认识不能被一厢情愿的决定所克服，而必须经历长期的社会变革。在古巴的大论战，也使贝特兰感受到同斯大林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分歧，除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社会主义也意味着社会意识的最深刻的变革。他提出，要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决裂，跳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谨以此书献给共产主义先驱贝特兰
2006年7月20日，“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尔•贝特兰在巴黎走完了他革命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著述颇丰；作为革命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贝特兰一生亲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兴起与暂时衰落，这是怎样的幸福与哀痛！
1933年，青年时代的贝特兰加入了“青年共产党人”，随后又加入了法共。1936年，贝特兰游历到苏联，因为他精通俄语，所以做过导游，后来又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短期工作。“大清洗”的压抑让他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后来，他因对苏联的“诽谤”言论，被驱逐出党，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德国占领时期，他同法国国际工人党人（托派）战斗在一起。他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虽然当时经济学研究并不受人重视。以他对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了解，他填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战后，他在法国劳动部任职。1948年，他进入法国实用高等学校的经济与社会科学部门工作。
五十年代，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贝特兰开始了他忙碌的国际顾问活动。他担任了埃及的纳赛尔政府、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府的发言人。1958年，他创立了索邦大学“工业化模式研究中心”。
1963年，应切格瓦拉邀请贝特兰访问了古巴，在那里，他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大辩论”。在古巴，格瓦拉希望通过快速和集中的工业化来废除自由市场和商品生产，并从精神上培育起“一代新人”。贝特兰对此表示反对，此外，他建议古巴不能只搞单一的蔗糖种植业，也应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贝特兰还认为，价值规律所代表的对客观社会认识不能被一厢情愿的决定所克服，而必须经历长期的社会变革。在古巴的大论战，也使贝特兰感受到同斯大林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分歧，除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社会主义也意味着社会意识的最深刻的变革。他提出，要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决裂，跳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框。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对苏联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对内“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对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贝特兰感到痛心疾首。他意识到必须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复辟；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等等。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开始投向中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为他提供了正面的教益。作为法中友协的主席，贝特兰多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的8、9月份，他在两位中国学生的陪同下深入到工厂，并着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的文化革命给工厂的管理以及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让他无比兴奋，他认为找到了正确的革命方向，随后，他总结整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在书中，他这样热情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毛主席去世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被中断了。贝特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使他较早的认识了骗子的面目，并于1977年毅然地去了法中友协的主席，以此作为同叛徒集团的决裂。在辞职信中，贝特兰写到：
“众所周知，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为担心。象中国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正竭力利用国外的赞同来试图提高其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样，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或甚至仅仅保持一种似乎是赞成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们…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开始投向中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为他提供了正面的教益。作为法中友协的主席，贝特兰多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的8、9月份，他在两位中国学生的陪同下深入到工厂，并着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的文化革命给工厂的管理以及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让他无比兴奋，他认为找到了正确的革命方向，随后，他总结整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在书中，他这样热情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毛主席去世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被中断了。贝特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使他较早的认识了骗子的面目，并于1977年毅然地去了法中友协的主席，以此作为同叛徒集团的决裂。在辞职信中，贝特兰写到：
“众所周知，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为担心。象中国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正竭力利用国外的赞同来试图提高其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样，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或甚至仅仅保持一种似乎是赞成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们…
中文版序
“‘他们丢掉了诸恶，那恶仍旧保持着’。但这恶比原先的更要坏十倍，因为它（指后一种恶）毫不怀疑毫不批判地受到了信任。”
文革结束后，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否定正是如此。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文革十年被描述为“十年浩劫”，充斥着野蛮、暴力、愚昧和非理性，然而这一切却被简单的归结为“领导人的错误”和阴谋家的活动，被归结为个人能力和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容置疑的性质和一切讨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大力鼓吹唯生产力论，这种一厢情愿的论调充斥了一切政治文件、电视、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但是却从来没有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做出详细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
因此，目前的政治路线只是在词语上否定了文革，其本身并没有扬弃文革，而只是作为文革的对立面，和文革对立的存在着。这条政治路线“审判”了历史，现在又面临着历史的审判了。三十年以来，在唯生产力论的蛊惑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劳动群众从社会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突然之间，“走资派”这个已经快被遗忘的词语冲进了我们的视野，文革成为理解历史逻辑的钥匙。
“‘他们丢掉了诸恶，那恶仍旧保持着’。但这恶比原先的更要坏十倍，因为它（指后一种恶）毫不怀疑毫不批判地受到了信任。”
文革结束后，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否定正是如此。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文革十年被描述为“十年浩劫”，充斥着野蛮、暴力、愚昧和非理性，然而这一切却被简单的归结为“领导人的错误”和阴谋家的活动，被归结为个人能力和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容置疑的性质和一切讨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大力鼓吹唯生产力论，这种一厢情愿的论调充斥了一切政治文件、电视、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但是却从来没有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做出详细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
因此，目前的政治路线只是在词语上否定了文革，其本身并没有扬弃文革，而只是作为文革的对立面，和文革对立的存在着。这条政治路线“审判”了历史，现在又面临着历史的审判了。三十年以来，在唯生产力论的蛊惑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劳动群众从社会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突然之间，“走资派”这个已经快被遗忘的词语冲进了我们的视野，文革成为理解历史逻辑的钥匙。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下，通过对旧管理干部的斗争，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建立了工人管理小组。工人管理小组分为工厂、车间和班组三个层面，分别由相应层面的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人管理小组有几个职能：一是从劳动安全、财务等方面，对革委会正常行使职能进行监督；二是同三结合小组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技术革新；三是普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四是成为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五是参加党支部会，从党群关系、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其他工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有的接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些组织取代了文革前已经官僚化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工人管理小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但工人并不认为一种组织形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问题，即便群众选举的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仍有可能走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需要通过不断的整风运动接受群众的批评，促使其思想革命化。针织总厂工人采取了以下措施：管理小组和革委会成员必须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必须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必须参与生产劳动；必须接受群众批判；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要求而撤换。文革中的工厂组织彻底的贯彻了巴黎公社原则，将领导阶级的地位从法律条文中解放出来，变为工人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