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乾隆朝的文化禁忌气场
作者：顾跃忠
《红楼梦》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作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年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后来胡适认为曹寅有个孙子叫“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一下子把《红楼梦》的时代拉到了乾隆时期，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感觉到的却不是乾隆时期的“气场”，而是晚明、康熙时期的“气场”，也就是土默热先生所说的“晚明文化气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乾隆时期的文人写出来的却是具有“晚明文化气脉”的小说呢？
面对这一矛盾，有的学者拒不承认“晚明文化气脉”，认为《红楼梦》反映的就是乾隆文化。而有的学者就比较客观，承认《红楼梦》有“晚明文化气脉”，有遗民思想的体现，但依然认为《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曹雪芹的作品。
最近读到了胡文炜先生的《关于〈红楼梦〉成书的年代》一文，他认为一部好的小说总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但书中的时代气息不等于这部书的写作年代。他说：“作品有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思想，只能证明这部书的作者不是宋代或明代早、中期的人，但不能排除是清代中期的人。也就是说前代的人写不出有后代特征的著作，但后一代的人却能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著作来。”“作品的时代特征上限不可靠，下限则不可逾越，例如如果小说中写到只有康熙时代才有的物品，那么书的作者就不会是万历时期的人，但作者完全可以是乾隆时期甚至晚清、当代的人。”
如果抽象地说“后代的人可以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禁忌。后代的人固然可以写出具有前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但在这作品中，体现的必然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也必然不能突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禁忌。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代表性的学说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就有盘古了。”比如，我们读《论语》，看到里面讲到尧、舜、禹的事迹，但这并不能证明尧、舜、禹的事迹果真是像《论语》所讲的那样，而恰恰证明了在春秋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尧、舜、禹的事迹是那样的。《论语》不能用来证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却能用来证明春秋时期的文化特征，因为它具有春秋时期的时代风格。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以诗证史”的理论，运用的原理相同。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阐述陈寅恪先生的主张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同样的道理，康熙年间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在乾隆年间成为了禁忌；而康熙年间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
就《红楼梦》的创作而言，尽管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具有康熙时代特征的作品，但《红楼梦》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却不可能是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红楼梦》的文学风格也符合康熙时期的特征，而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格格不入。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一、居丧演戏
《红楼梦》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等伴宿，尤氏犹卧于内室，一切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
居丧演戏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习俗，《金瓶梅词话》六十三回中就有西门庆为李瓶儿吊丧，请海盐腔戏班演剧的情节：“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但是，这种习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就被明令禁止了。《清史稿·礼志》载：“康熙二十六年，禁居丧演戏饮博。”
当然，禁令虽出，并不能立竿见影，故雍正、乾隆均再次重申这一禁令。《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二年“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发布了《命丧葬循礼谕》，《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了这道谕旨的全文：“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其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于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从来事亲之道，生事死祭，皆必以礼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者，均为非孝。是知各循其分，乃能各尽其孝，初不在以奢靡相尚也。当哀痛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礼不合，抑亦于情何忍？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
从乾隆帝《命丧葬循礼谕》的行文来看，那时京师的居丧演戏现象已得到控制，而外省尚在我行我素，故乾隆帝发布了这道上谕，命令“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以禁止这种陋习。
可见，居丧演戏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已明令禁止。但由于古代资讯不发达，故没有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尽管如此，皇家却三令五申禁止，到乾隆时期，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资讯再不发达也应该见效了。更何况贾家是皇亲国戚居住京城，天子脚下，秦可卿葬礼四王八公聚齐，是贾家敢违抗上谕？还是作者无视禁令？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这样的情节，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
二、蓄养家乐优伶
《红楼梦》对戏剧的描写十分精到，非大戏剧家不能为之。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放眼录》中认为“《红楼梦》中对戏曲的描写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红楼梦》中的贾家还蓄养着一班家乐优伶，并经常演出。戏剧成了红楼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红学家们常常以曹寅、李煦家养过家庭戏班这一史实来论证曹雪芹具有精深的戏曲造诣。
但是，事实上曹雪芹根本没办法受家庭戏班的熏陶。雍正二年,雍正帝发布敕令：“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至督、抚、提、镇,若家有优伶者,亦得互相访查,指明密折奏闻。”家里养个优伶，就不是好官，弄不好还要“密折奏闻”，谁还敢蓄养家乐优伶？若还在作品中大肆宣扬，岂非与皇家禁令唱对台戏？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即使有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情，也不可能有如此细致生动的描摹呀。
三、避讳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写贾赦欲纳鸳鸯为妾，鸳鸯不肯，贾赦就对她进行威胁，说她想嫁宝玉。鸳鸯就在贾母面前发誓道：“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乾隆帝登基前，于雍正十一年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两年后即皇帝位。
《红楼梦》中鸳鸯抗婚时居然把“宝天王”、“宝皇帝”都骂了。此外，行为不端的贾琏居然与乾隆帝次子永琏同名，贾代善居然与和硕礼烈亲王代善同名。这在乾隆时期，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
清初，清军刚刚入关，避讳制度尚不严格。如顺治帝名福临，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说：“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再如康熙朝搞了11起文字狱，无一起是因避讳问题而起的。但到乾隆时，避讳制度却严格了起来，著名的王锡侯《字贯》案，就是因避讳问题而兴的文字狱。
《红楼梦》中鸳鸯骂“宝天王”、“宝皇帝”，贾琏与永琏同名，贾代善与和硕礼烈亲王同名。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四、违禁曲目
《红楼梦》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目来！’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其中第三出《仙缘》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其中第三本《南柯梦》也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这里的《西楼会》演的是御史公子解元于叔夜与西楼名妓穆素微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这出《惠明下书》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中的楔子。
《红楼梦》中的私下议论：宝钗对黛玉说她家“《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上述所引这些曲目，属于“琐语淫词”类，在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朝多次发文禁毁。王利器先生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记载：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为：“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除“琐语淫词”外，还有所谓“教诱犯法之书”，更是严厉禁毁的。
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记载，雍正三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乾隆十九年有人奏曰：“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这些“教诱犯法之书”在《红楼梦》中却不断现身。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语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山门》取材于《水浒》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亦称《醉打山门》，剧演智深大醉归寺，打坏山门一事。
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豪宴》写明嘉靖年间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为夺取玉杯“一捧雪”而陷害莫怀古一家事。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一时贾珍上来回道：‘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白蛇记》写的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
这些曲目都属于凶猛好汉戏和皇帝戏，应当都在禁毁之列。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好了，我不多举其他例子了，实际上例子还有很多，像“末世”情怀、女清男浊思想、男风的描写等等，均非乾隆时期所应有，这里我不再展开。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烙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虽然后世可以写前代的事情，但写出来的必然是有后世印记的事情。《红楼梦》的创作也是如此，它深深印上了清初至康熙时代的印记。乾隆年间思想禁锢很严，明令禁止与需要避讳的东西特多。因此，即使作者私下闻知前代康熙年间某些情节，非不能写，而是不敢写入准备流传于世的小说中。乾隆时期的文人是写不出《红楼梦》中上述情节的。
————————————
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红楼梦》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作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年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后来胡适认为曹寅有个孙子叫“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一下子把《红楼梦》的时代拉到了乾隆时期，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感觉到的却不是乾隆时期的“气场”，而是晚明、康熙时期的“气场”，也就是土默热先生所说的“晚明文化气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乾隆时期的文人写出来的却是具有“晚明文化气脉”的小说呢？
面对这一矛盾，有的学者拒不承认“晚明文化气脉”，认为《红楼梦》反映的就是乾隆文化。而有的学者就比较客观，承认《红楼梦》有“晚明文化气脉”，有遗民思想的体现，但依然认为《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曹雪芹的作品。
最近读到了胡文炜先生的《关于〈红楼梦〉成书的年代》一文，他认为一部好的小说总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但书中的时代气息不等于这部书的写作年代。他说：“作品有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思想，只能证明这部书的作者不是宋代或明代早、中期的人，但不能排除是清代中期的人。也就是说前代的人写不出有后代特征的著作，但后一代的人却能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著作来。”“作品的时代特征上限不可靠，下限则不可逾越，例如如果小说中写到只有康熙时代才有的物品，那么书的作者就不会是万历时期的人，但作者完全可以是乾隆时期甚至晚清、当代的人。”
如果抽象地说“后代的人可以写出前一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禁忌。后代的人固然可以写出具有前代文化特征的作品来，但在这作品中，体现的必然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格，也必然不能突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禁忌。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代表性的学说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就有盘古了。”比如，我们读《论语》，看到里面讲到尧、舜、禹的事迹，但这并不能证明尧、舜、禹的事迹果真是像《论语》所讲的那样，而恰恰证明了在春秋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尧、舜、禹的事迹是那样的。《论语》不能用来证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却能用来证明春秋时期的文化特征，因为它具有春秋时期的时代风格。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以诗证史”的理论，运用的原理相同。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阐述陈寅恪先生的主张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同样的道理，康熙年间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在乾隆年间成为了禁忌；而康熙年间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
就《红楼梦》的创作而言，尽管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具有康熙时代特征的作品，但《红楼梦》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却不可能是乾隆年间的文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红楼梦》的文学风格也符合康熙时期的特征，而与乾隆时期文学的风格格格不入。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一、居丧演戏
《红楼梦》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等伴宿，尤氏犹卧于内室，一切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
居丧演戏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习俗，《金瓶梅词话》六十三回中就有西门庆为李瓶儿吊丧，请海盐腔戏班演剧的情节：“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但是，这种习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就被明令禁止了。《清史稿·礼志》载：“康熙二十六年，禁居丧演戏饮博。”
当然，禁令虽出，并不能立竿见影，故雍正、乾隆均再次重申这一禁令。《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二年“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发布了《命丧葬循礼谕》，《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了这道谕旨的全文：“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其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于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从来事亲之道，生事死祭，皆必以礼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者，均为非孝。是知各循其分，乃能各尽其孝，初不在以奢靡相尚也。当哀痛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礼不合，抑亦于情何忍？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
从乾隆帝《命丧葬循礼谕》的行文来看，那时京师的居丧演戏现象已得到控制，而外省尚在我行我素，故乾隆帝发布了这道上谕，命令“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以禁止这种陋习。
可见，居丧演戏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已明令禁止。但由于古代资讯不发达，故没有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尽管如此，皇家却三令五申禁止，到乾隆时期，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资讯再不发达也应该见效了。更何况贾家是皇亲国戚居住京城，天子脚下，秦可卿葬礼四王八公聚齐，是贾家敢违抗上谕？还是作者无视禁令？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这样的情节，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
二、蓄养家乐优伶
《红楼梦》对戏剧的描写十分精到，非大戏剧家不能为之。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放眼录》中认为“《红楼梦》中对戏曲的描写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红楼梦》中的贾家还蓄养着一班家乐优伶，并经常演出。戏剧成了红楼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红学家们常常以曹寅、李煦家养过家庭戏班这一史实来论证曹雪芹具有精深的戏曲造诣。
但是，事实上曹雪芹根本没办法受家庭戏班的熏陶。雍正二年,雍正帝发布敕令：“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至督、抚、提、镇,若家有优伶者,亦得互相访查,指明密折奏闻。”家里养个优伶，就不是好官，弄不好还要“密折奏闻”，谁还敢蓄养家乐优伶？若还在作品中大肆宣扬，岂非与皇家禁令唱对台戏？乾隆时期的文人，不要说不敢写，就是敢写，恐怕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了。即使有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情，也不可能有如此细致生动的描摹呀。
三、避讳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写贾赦欲纳鸳鸯为妾，鸳鸯不肯，贾赦就对她进行威胁，说她想嫁宝玉。鸳鸯就在贾母面前发誓道：“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乾隆帝登基前，于雍正十一年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两年后即皇帝位。
《红楼梦》中鸳鸯抗婚时居然把“宝天王”、“宝皇帝”都骂了。此外，行为不端的贾琏居然与乾隆帝次子永琏同名，贾代善居然与和硕礼烈亲王代善同名。这在乾隆时期，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
清初，清军刚刚入关，避讳制度尚不严格。如顺治帝名福临，曾下诏布恩，特许臣民可不避讳“福”字，说：“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再如康熙朝搞了11起文字狱，无一起是因避讳问题而起的。但到乾隆时，避讳制度却严格了起来，著名的王锡侯《字贯》案，就是因避讳问题而兴的文字狱。
《红楼梦》中鸳鸯骂“宝天王”、“宝皇帝”，贾琏与永琏同名，贾代善与和硕礼烈亲王同名。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四、违禁曲目
《红楼梦》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目来！’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其中第三出《仙缘》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其中第三本《南柯梦》也出自明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之《邯郸梦》。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这里的《西楼会》演的是御史公子解元于叔夜与西楼名妓穆素微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这出《惠明下书》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中的楔子。
《红楼梦》中的私下议论：宝钗对黛玉说她家“《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上述所引这些曲目，属于“琐语淫词”类，在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朝多次发文禁毁。王利器先生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记载：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为：“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除“琐语淫词”外，还有所谓“教诱犯法之书”，更是严厉禁毁的。
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记载，雍正三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乾隆十九年有人奏曰：“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这些“教诱犯法之书”在《红楼梦》中却不断现身。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语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山门》取材于《水浒》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亦称《醉打山门》，剧演智深大醉归寺，打坏山门一事。
第十八回“隔珠帘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题咏”：“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豪宴》写明嘉靖年间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为夺取玉杯“一捧雪”而陷害莫怀古一家事。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一时贾珍上来回道：‘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白蛇记》写的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
这些曲目都属于凶猛好汉戏和皇帝戏，应当都在禁毁之列。乾隆时期的文人即使想写，他敢写吗？
好了，我不多举其他例子了，实际上例子还有很多，像“末世”情怀、女清男浊思想、男风的描写等等，均非乾隆时期所应有，这里我不再展开。
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烙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虽然后世可以写前代的事情，但写出来的必然是有后世印记的事情。《红楼梦》的创作也是如此，它深深印上了清初至康熙时代的印记。乾隆年间思想禁锢很严，明令禁止与需要避讳的东西特多。因此，即使作者私下闻知前代康熙年间某些情节，非不能写，而是不敢写入准备流传于世的小说中。乾隆时期的文人是写不出《红楼梦》中上述情节的。
————————————
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红楼梦》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作品，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年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后来胡适认为曹寅有个孙子叫“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一下子把《红楼梦》的时代拉到了乾隆时期，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感觉到的却不是乾隆时期的“气场”，而是晚明、康熙时期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