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吧？以“反清”甚至“反满”为内容的书籍，在康熙年间，竟然多次合法出版，而不受追究。并且，康熙年间的思想界、史学界，都是相当活跃的。可见当时言论的自由程度。请问，明朝的出版业，有一个阶段，可以像清朝康熙年间这样宽松吗？

以下截图，摘自 郭成康《清朝文字狱》：

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的规模确实扩大化了。但是，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依然是有一定限度的，绝不是某些人形容的那样。而且，乾隆年间的清朝，思想界、学术界，也依然是活跃的。很少受到文字狱的影响：
以下截图，节选自 《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 （高翔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以下截图，依然节选自 《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 （高翔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然后再看看，明朝的文字狱，明朝的文字狱里面，还有这样的案件，只因为老百姓妄议了几句政治话题，明朝皇帝朱元璋就下令制造文字狱，诛杀了上千家人家，制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

反观清朝，即使在清朝最专制的乾隆年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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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截图，摘自 《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

最搞笑的是，清朝还美化明朝呢！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则，清朝官方在编修《明史》的时候，有意淡化了明朝的文字狱。所以，明朝的文字狱，在数量上，似乎比清朝少一些。这其中，有清朝美化明朝的成份。而在某些人嘴里，清朝反倒成了丑化明朝的了？


以下截图，摘自《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

尊重原创@南湖_秋水
原帖地址http://tieba.baidu.com/p/2651130394?pn=2
（元清水吧）

@迷幻的一生欢迎你过来阐述你对“文字狱”观点谢谢！

柳条边。清朝满族的人口就是比汉族少得多，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适度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这完全合情合理啊！没什么不妥啊！！


以下截图，摘自《清代东北移民和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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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文摘，显而易见，清朝的政策，是时而支持汉族移民东北，时而限制汉族移民东北，始终处在开放与封禁的矛盾中。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清朝绝不是完全禁止汉族人口进入东北地区！！

所谓“柳条边”，是针对吉林和黑龙江而言的，至于在辽宁，我倒是知道，乾隆年间，辽宁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族地主，汉族商人，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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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东北地方，随着大量汉族农民出关种地，也有很多汉族地主、商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力量。据1771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大城镇都有烧锅、粮站。
--------- 《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2月版。67页。


1771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而即使是在吉林，黑龙江，也不是完全禁止汉族进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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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都北京后，移居北京和关内各地的满人，都通用汉语。此后，大量汉人移居关外，奉天的满人逐渐习用汉语，甚至吉林也是这样。据《吉林外记》上说：“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为汉语。”至于居住城里和近城的满人，更早习用汉语。至此，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中，有人不能通晓满语，京旗以及驻防关内各地的满人，大都忘却本族语言。
------------ 《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2月，83页。

圈地。清朝就是圈地，也没有明朝霸占民间的土地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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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元年入都北京后，为了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问题，决定在北京附近圈占土地，遂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年九月和四年正月三次颁布圈地令。由于圈地激化民族矛盾，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顺治四年三月便首次颁布了停圈令。此后圈地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已很有限，康熙八年后圈地基本结束。
---------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载自《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04期。


上述康熙八年，也就是康熙皇帝推翻鳌拜、并且完全掌握了清朝实权的那年。而在此期间，康熙皇帝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把明朝统治时期、明朝藩王、明朝贵族霸占的那些庄田归还给老百姓！！先说说：大明朝如何霸占民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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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宣德以后，亲王及勋戚即逐渐通过“奏乞”和“投献”的方式，得到逾额的土地。所谓“奏乞”，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处为“空地”、“荒地”，某处为“闲地”，“退滩地”，取得皇帝允许，便可占为己有，实则以这些名义，强占官民田地。所谓“投献”，本是指民人将己业自动献给贵族，或因不胜赋役负担，或者为求得庇护，而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投献者多为豪强奸滑之徒，所献并非己业，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空闲”交给贵族。明中叶以来，所谓“奏乞”、“投献”不绝于书，诸王及勋戚的庄田不断增广。同时，诸王及勋戚并不以“奏乞”、“投献”土地为满足，又对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这类情形更是多见。诸王及勋戚的庄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总面积极大，如嘉靖年间统计，仅北京附近一带的各类庄田，即达二十万九百余顷。
----------------- 《简明中国古代史》 第八章。明清。


以上描述的，是明朝藩王、明朝贵族如何霸占民间田地。接下来，也简单说两句，清朝初年的圈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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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圈地运动所圈占的土地总数，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大致有十六万余顷、十九万余顷和二十四余顷三种说法。
---------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载自《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04期。


综上所述，明朝依靠侵吞民田而建立的藩王庄田，仅仅北京一带就有20万顷！
与清朝初年圈地的数量（总计19万顷左右）相比，明朝侵吞的民田数量很大！

于是，康熙皇帝亲政后，采取的缓和民族矛盾的手段之一，
就是把上述明朝藩王、明朝贵族霸占的所谓庄田归还给老百姓。


以下截图，摘自《康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192---193页：

清朝末年割地赔款，是事实。但是，就清朝的总体而言，清朝依然是使中国的领土增加了！！反过来看看明朝，明朝前期的宣德年间，明朝北部以及西部的边境，都基本退到长城一线了，虽然辽东是明朝在长城之外的领土，但是，明朝对辽东的控制程度，也很薄弱呢。而清朝直到灭亡前夕，蒙古、东北，大西北，大西南，依然是清朝领土！要是没有清朝给你明朝擦屁股，能有今天的中国版图吗？！


以下截图，摘录《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下文节选自[台湾] 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第623—624页 ：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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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自 [台湾]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故宫丛刊，1982年版，第1页：

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至于剃发易服。首先，谁都必须承认，“剃发易服”这一法令的存在，是清朝很大的污点，也严重伤害了当时汉族人民的感情。

但是，如果某些人想以这个历史事件来挑拨民族关系，那我就得说点啥了。


以下截图，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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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剃发易服”这条法律的存在，贯穿清朝始终。但是，通过上述书摘，也能看到：康熙年间的江南，尚有很多汉族农民穿着明朝的服饰，也有根本没留辫子的。显而易见，伴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定，“剃发易服”的执行力度，也有了明显的放松。

不可否认，“剃发易服”是清朝的暴政。不可否认，“剃发易服”严重伤害了当时汉族人民的感情。但是，康熙年间，“剃发易服”在执行力度上的放松，也是必须看到的。清朝确是以杀伐取天下， 但不是以杀伐治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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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截图，依然摘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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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文摘，清朝乾隆年间，也只有大都市、以及社会上层人士完全穿起了满族风格的服饰。而江南地区的一些平民，在服饰上，依然保留着明朝后期的汉族风格。

我还是那句话：谁都必须承认，“剃发易服”这一法令的存在，是清朝很大的污点，也严重伤害了当时汉族人民的感情。

当然了，关于“剃发易服”，沈从文的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 ！！
不过，咱们看看教科书上对“剃发易服”的描述。


以下截图，摘自 《中国服饰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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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摘中的“明制”，就是“明朝的服装制度”。

不可否认，“剃发易服”这一法令，严重伤害了当时汉族人民的感情。
但是，当今互联网上、某些网络写手对“剃发易服”的描述，也是夸大的。

需要指明的是，（清）圣祖在风俗习惯上迁就、迎合汉族士人，只是在非原则方面。所以对于“剃发易服”这种在当时被赋予了政治意味的习俗方面，并未丝毫让步。但是，毫无疑义的是，（清）圣祖对于风俗习尚的移易，绝不似（清）世祖那样采取强制手段，而是顺其自然，潜移默化。（清）圣祖认为：“如果移风易俗，人心各安其分，则尊卑大小自有辨别，不须法令，皆遵行定制矣。”主张“移风易俗”而不假手于法令之强制。甚至能从人性自然的角度对待不同风俗问题，（清）圣祖尝云：“治天下当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不可行。”因为人性之异，“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变，当潜移而默导之。”（清）圣祖在风俗问题上的通达与宽容，是其一贯的“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的为政思想的具体体现。
----------------- 《清初遗民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91页---192页


根据上述资料，顺治年间的“剃发易服”以武力手段为主。

康熙年间及康熙以后尽管仍然存在“剃发易服”的法令，
但在执行方式上，却以潜移默化的移风易俗为主 ！！



以下截图，摘自 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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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明朝服饰在民间一度恢复！
清朝服饰的诞生，既有强制的因素，又有自觉融合的因素！

至于你认为清朝的统治核心，都是满族人，极少有汉族人。你这更是胡说八道了啊！！下面，我就说说，进入康熙年间以后，汉族官员的地位问题。


（一）满、汉官员品级划一，督抚多由汉人、汉军旗人担任：


圣祖为安抚汉官，以示“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之真诚，于九年（1670年）三月，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一改此前满、汉官员品级上的“重满轻汉”现象。顺治年间有“各省督抚尽用满人”的不成文规定，曾引起包括魏裔介在内的汉官的反对，但并未引起清廷重视。然至康熙六年，谕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甚至认为，圣祖在平定三藩以后，除陕西、山西等边防不用汉人外，“汉大臣之为督抚者，本多于满人”。这里的“汉大臣”当指汉军旗人，汉人为督抚者，事实上并非多于满人。但汉人毕竟可以染指封疆大吏了。满、汉品级的划一和督抚之用汉人，实为提高汉官政治地位最关键的举措。
---------- 《清初遗民社会》，200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190页。


（二）南书房的官员，绝大部分是汉人。突破了清朝“满汉复职”的格局：


康熙十三年谕令群臣保荐“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此外，上书房、南书房亦选翰林院汉官入值，“供奉内廷，日侍左右”，特别是南书房几乎为清一色汉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廷中央机构满汉复职的格局。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圣祖特简张英、高士奇“在内供奉”，开康熙朝儒臣入值内廷之例。
---------- 《清初遗民社会》，200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壹佰捌拾玖页。


入值南书房的汉官，名为皇帝之文学侍从，实则“与闻政事”，甚至参与一些政治决策，所谓南书房“不仅如前代秘书阁、集贤殿，入值者止供文翰而已。凡诏旨密勿，时被顾问。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如张英“造膝之谋，同列不闻，伏蒲之语，外廷不知．．．．．弥历岁年，延登受策”，所以其时领南书房事者“遂云总督耶”。
---------- 《清初遗民社会》，200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190页。

【“遂云总督耶”------ 南书房的汉族官员，地位相当于总督。】


随着汉官地位的提升，以至在清廷中枢机构形成汉族官僚权势重臣，时有“徐建庵势倾满、汉，高淡人呼吸风雷，余大冶、于成龙炙手熏天、满朝谁不造之”之说。
---------- 《清初遗民社会》，200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190页。

【“势倾满、汉”．．．“炙手熏天、满朝谁不造之”。】


（三）汉族官员的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


相应地，汉官的生活待遇也部分得到改善。顺治时期有汉官不得居内城之例。但康熙时鉴于“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地势湫隘，凡赁屋时，皆高其值，京官咸以为苦。 又聚集一方，人情＊诿，势所不免”。“故汉阁臣多有赐第内城者，如张文和赐第护国寺胡同，蒋文肃赐第李公桥，裘文达赐第石虎胡同，刘文定赐第阜城门大街，刘文正赐第东四牌楼，汪文端赐第汪家胡同，梁文定赐第拜斗殿，董太保赐第新街口。皆一时之荣遇也”。许多原来只惠及满洲大臣的恩惠，至康熙初期皆推而施予汉族大臣。例如，此前清廷有“满洲大臣患病，皆谴医疗治”的惯例，但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圣祖谕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曰：“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并谕令“用心调治”。藉对龚鼎孳的“殊恩”以表达“满汉一视”的姿态。此外，对汉族儒臣还不时赏赐，以示“重道崇儒”之意。尤其对于所信任的汉族大臣，圣祖更是每多优容厚待。如与大学士张英，“朝夕谈论，无异师友”。
---------- 《清初遗民社会》，2009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191页

更搞笑的是。在康熙年间，清朝一度纠正了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些弊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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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截图，摘自《康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69页：




以下截图，摘自《康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66页：




以下截图，摘自《康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65---66页：

在清朝统治期间，“中国”的概念还真就与明朝不同。


摘录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7卷，第三期：

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清朝直辖的18个省依然以“中国”称之，而“天下”也保持着泛化的指称政令实施范围的含义。但“中国”却有了指称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与“中国”出现了重合的倾向。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康熙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沙俄向东扩张而引发的边界争端，清朝和沙俄签订了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 ----- 《尼布楚条约》。清朝依据《尼布楚条约》所立界碑全文为：“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 很显然，在条约中“清朝”和“中国”是可以互称的，“中国”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该条约的满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迟到康熙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中华各民族也由此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 ----- 中国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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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只有拉丁文。但是，在条约签订之后，清朝使用包括汉字在内的五种文字，把《尼布楚条约》刻在了中俄界碑上。明确了这一点，再看上述文摘。作为帝国国家的“中国”，肇始于秦朝。作为公民国家的中国，肇始于民国。然而，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肇始于清朝前期。


摘录 乾隆帝《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

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犹于《通鉴辑览》内存福王建国之号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尝不可，如南宋之承统绵延不绝，而奈其当阳九之运，天弗与，人弗归，自覆其宗社也。此实大公至正，天下万世可以共见共守之论。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若以此立论，转觉狭小，天下万世必有起而议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为，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维桢文集内亦当补录是编。并将此谕各载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特谕。乾隆辛丑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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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上述言论，固然有美化清朝的嫌疑。但从中仍能看出：
乾隆帝认为 满洲 是宋朝法统的延续。而非金朝法统的延续。

清朝皇帝既承认自己属于“中国”，还承认自己延续了汉族王朝的法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