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的建国集团,既包括靺鞨人也包括高句丽人,这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究竟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的问题,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中国学者多认为,靺鞨人在渤海建国集
渤海国的建国集团,既包括靺鞨人也包括高句丽人,这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究竟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的问题,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中国学者多认为,靺鞨人在渤海建国集团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韩国,朝鲜的多数学者,也包括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高句丽人在渤海建国集团中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学者宋基豪认为:"渤海建国集团中,越是位居高层的人物中高句丽人的比重越大,地位越低,靺鞨人的比重越大.当然这里所谓的高句丽人或靺鞨人不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上更偏向于哪一方."也就是说,存在靺鞨人的高句丽化,因而,他们虽然在血统上是靺鞨人,却是高句丽文化的继承者.针对这种观点,中国也有学者从反面论述,认为在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存在渤海化或靺鞨化的过程.本文试结合靺鞨七部的发展演变,分析渤海建国集团的族属,以求正于史界方家.

(一)
目前学者多依据《北史》卷94《勿吉传》中已出现靺鞨"七部",且七部的名称与《隋书》卷81《靺鞨传》的记载完全相同,认定勿吉-靺鞨七部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但是,《北史》虽然是记载北朝史事的正史,其《勿吉传》却抄自《隋书》卷81《靺鞨传》,并不是对南北朝史事的准确记载.《通志》卷194《勿吉》,《文献通考》卷326《勿吉》,《太平寰宇记》卷175《勿吉》,《金史》卷1《世纪》等书记载勿吉有七部,都是受《北史》的误导.说南北朝时勿吉已形成七部证据并不充分.
《魏书》卷100《勿吉传》主要记述了活动在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勿吉人,却并未提到这部分勿吉人是"粟末"部.《魏书》还记载:"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这些活动在第二松花江流域的靺鞨部落与七部的名称皆不相符.《魏书》记载勿吉人的朝贡,始于北魏延兴(471-476),终于东魏武定(543-550),《魏书》的资料当来自靺鞨贡使.《魏书》未提到勿吉七部,证明至6世纪中叶,尚没有所谓的勿吉七部.
《太平寰宇记》卷71"河北道燕州"条引《北蕃风俗记》:"开皇中(581-600),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这是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部首次见于史书记载,也是史书中对"靺鞨"一词的最早记载.这条记载也得到碑刻资料的证明,突地稽之子李谨行的墓志铭称:"其先盖肃慎之苗裔,涑沫之后也."证明突地稽-李谨行家族自称出自"涑沫"部.因此,靺鞨七部最早出现于隋初,《隋书》卷81《靺鞨传》是最早记载靺鞨七部的史籍.学术界通常认为的靺鞨七部是对勿吉七部的继承,是不正确的.
《北蕃风俗记》记载隋文帝将内附的靺鞨八部安置在"柳城".据《隋书》卷30《地理志中》,营州龙山县于开皇"十八年改为柳城",因此,粟末部内附是在开皇十八年以后,即598-600年之间.开皇十八年,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导致隋文帝征高句丽,因为"疾疫",隋军至辽水而还.粟末部内附,很可能就在此时.

《隋书》卷81《靺鞨传》在记载靺鞨七部及其风俗后,称:"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但考之卷1《高祖纪》,开皇元年,三年,四年皆有靺鞨来贡的记载,但仅称"靺鞨",并未指出是何部靺鞨.卷81《靺鞨传》:"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而"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可见,与隋保持联系的仅为粟末部,所谓"相率遣使贡献",不是靺鞨七部相率遣使,而是粟末靺鞨各部相率遣使.隋与其他靺鞨部落没有联系,《隋书》对靺鞨七部的记载,当得自粟末靺鞨.因此,《隋书》卷81《靺鞨传》在记载靺鞨七部时,对粟末部记为"号粟末部",而其他六部都记为"曰"某某部.可见,粟末的称号,源自这部分靺鞨人的自称.而其他六部的称号,则来自粟末靺鞨人的转述,是否也是其自称今天已不得而知.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其国凡为数十部",见于《魏书》卷100《勿吉传》的靺鞨部落有12个,随突地稽降隋内附的粟末靺鞨部落有8个,都证明《旧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说明所谓靺鞨七部,是七个部落联盟,每个联盟内部平均包括10个左右小的部落.
《魏书》卷100《勿吉传》记载,北魏延兴中(471-476),勿吉使者乙力支称:"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参之《隋书》卷81《靺鞨传》称粟末部"每寇高丽中"的记载可知,乙力支所部后来成为粟末靺鞨的组成部分.
自夫余衰弱以后,肃慎系各部逐渐向东南迁徙,入居第二松花江流域,因水为名,号为粟末.与此同时,高句丽也在不断北拓,攻占原属夫余的领土,435年李敖出使高句丽时,发现高句丽的疆界已"北至旧夫余",占据了部分夫余故地.494年,"夫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投奔高句丽,高句丽人称其为"勿吉所逐".证明靺鞨也占有了部分夫余故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隋朝才封降附的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为"扶余侯".为争夺对夫余故地的控制权,入居第二松花江流域的靺鞨人与高句丽连年争战.乙力支称欲与百济"并力取高句丽"并不可信,其出使的真正目的恐怕是寻求北魏的支持以对付国力日盛的高句丽.至隋初,靺鞨各部落逐渐结成部落联盟,当也是出于对高句丽作战的需要.但靺鞨各部最终未能战胜高句丽.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元能率领靺鞨部队进犯辽西地区,说明高句丽已经稳定地控制住第二松花江流域的靺鞨各部,因此,不甘接受高句丽统治的粟末各部才在突地稽的率领下降隋内附.
除主体部分降隋以外,粟末部也有一部分依附于高句丽.直至高句丽灭亡以后,这部分粟末人才直接隶属于唐王朝.为区别于隋代内附的粟末部,史书才将这部分粟末人称为"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后来领导建立渤海国的大祚荣即出自这部分靺鞨人.有的学者认为,大祚荣属于白山靺鞨,与该条史料的记载是不吻合的.
随突地稽降隋内附的粟末靺鞨共8部,再加上乌素固部,粟末靺鞨共9个部落内属.虽然不是粟末靺鞨的全部,但肯定也是其主体部分.粟末靺鞨的主体部分离开第二松花江流域进入辽西地区,与其他靺鞨部落失去联系,再加上其他靺鞨部落在此后受制于高句丽,从此,中原王朝对其他靺鞨部落的情况也就没有了消息来源.唐灭高句丽以后,也仅仅发现了白山靺鞨与黑水靺鞨,并未发现见于前代史书记载的其他靺鞨部落,因此,两唐书除对粟末,黑水,白山三部有所记载外,对其他诸部,只能以"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一句带过.

(二)
《隋书》卷81《靺鞨传》载有靺鞨七部的方位,伯咄部在粟末部之北,安车骨部在伯咄部之北,拂涅部在伯咄之东,号室部在拂涅东,白山部在粟末部东南,黑水部在安车骨部西北,并称:"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肃慎氏也".学者们多认为,黑水部当在安车骨部的东北,《隋书》的记载有误.如此看来,则靺鞨七部中,拂涅,号室,黑水三部的居住地才是肃慎-挹娄系部族的故地,白山部是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靺鞨部落,因此才"素附于高丽".伯咄,安车骨,粟末则是进入夫余故地的靺鞨部落.
《旧唐书》卷39《地理志》"慎州"条:"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同卷"黎州"条:"载初二年(690),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证明唐人也将涑沫靺鞨称为浮渝靺鞨.参之《宋史》卷491《渤海国传》将夫余府写作"浮渝府",证明此浮渝靺鞨也就是夫余靺鞨,即进入夫余故地的靺鞨.自粟末靺鞨内附,迁入辽西至唐灭高句丽,7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原对居住在夫余故地的靺鞨各部的情况所知甚少,也不清楚其部落分合的状况,因此,才一概称之为"夫余靺鞨",即生活在夫余故地的靺鞨.因此,除粟末靺鞨外,安车骨,伯咄两部也应该包括在唐人所说的夫余靺鞨之中.
《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载,乾封二年(667):"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此数万虽然不是确指,但不会少于3万.在《隋书》卷81《靺鞨传》所载靺鞨七部中,黑水部"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未附于高句丽.粟末部主体部分迁往中原了.其余五部,伯咄部"胜兵七千",其余四部"胜兵并不过三千",五部相加,仅有兵19000人.这是隋代靺鞨的人口数,资料不晚于粟末部内属的开皇末(598-600).即使我们考虑到人口增殖的因素,70年中,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在经常经历战争减员的时期里,这也是比较可观的数字了.因此,从人口数字分析,高句丽灭亡前,已经控制了伯咄等五部,还包括少部分粟末靺鞨人.高句丽开始控制靺鞨诸部的时间,大约就在突地稽率部内附的同时(598-600).《高丽史》卷96《尹瓘传》称:"女真本靺鞨遗种,隋唐间为高句丽所并",应是正确的.
在为高句丽控制以前,靺鞨诸部已开始分化.大体说来,靺鞨七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南下与沃沮相融合的白山部,西进与夫余相融合的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以及居于肃慎故地的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

居于肃慎故地的拂涅,号室,黑水三部,与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较少,当更能保持自身文化上的独立性.黑水部始终未臣附于高句丽,在高句丽灭亡以后,黑水部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史书中没有关于号室部的记载,但联系在其西部的拂涅部后来成为黑水16部之一的史实来看,号室部当与拂涅部相同,在高句丽灭亡后,成为黑水16部的一部.唐朝人既视之为黑水部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找不到前代史书所载的号室部了.
进入夫余故地的靺鞨诸部与高句丽的分界线,大体上在今吉林市一带.发现于今吉林市西北第二松花江北岸永吉县乌拉衔镇杨屯大海猛的靺鞨遗址,南距吉林市仅30公里.而李健才考定,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就是高句丽的扶余城.从考古发现来看,这部分靺鞨人虽然文化上受到夫余与高句丽的影响,但其自身的特点仍是十分明显的,认为其在文化上已经高句丽化证据是不充分的.70年的时间,确实也不足以完成文化上的转型.
《三国史记》中虽然多处出现"靺鞨",却从未有对靺鞨各部的记载,说明高句丽人对生活在第二松花江流域及其以北的靺鞨各部不再细分,就是统称为靺鞨.如前所述,所谓靺鞨七部,就是靺鞨人的七个部落联盟,而对付高句丽显然是靺鞨人结盟的主要动机.在高句丽控制靺鞨诸部之后,各部落联盟的作用必然受到削弱,高句丽人自然也不肯再沿用联盟的称号对靺鞨各部加以区分.
据《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渤海国在夫余故地分设二府:扶余府,鄚颉府.扶余府仅领扶,仙二州,鄚颉府仅领鄚,高二州,渤海15府62州,平均每府领4州,将夫余故地分为二府显然不是出于境域辽阔,而是受靺鞨诸部与高句丽分据夫余故地的历史的影响.《三国史记》卷37《杂志六》引贾耽《古今郡国志》:"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称扶余府是高句丽旧地,却未提到鄚颉府.因此,渤海扶余府所辖,当是从前高句丽人所占据的夫余故地.渤海三独奏州之一的涑州,"近涑沫江",当是粟末部故地.因为渤海国的建国者大祚荣出自粟末部,因而才给予粟末故地这种特殊地位.则鄚颉府所辖,就是伯咄,安车骨二部的旧地.鄚颉无疑是"靺羯"的音转,也证明自高句丽控制该地区的靺鞨各部以后,直至渤海建国,隋代靺鞨的部落联盟受到破坏,其名称也未能沿袭下来,这里的靺鞨各部被统称为靺鞨.
唐人肯定与该地区的靺鞨人有过接触.在唐灭高句丽的战役中,薛仁贵攻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高句丽扶余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吉林市北30公里已发现靺鞨人的墓葬,说明请降的40余城中,一定包括伯咄靺鞨或安车骨靺鞨的部分部落,只不过唐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名为靺鞨的部落,就是前代史书中的伯咄靺鞨,安车骨靺鞨而已.唐人沿袭高句丽人的习惯,将这里的靺鞨诸部统称为靺鞨人,而不再加以区分,自然也就找不到前代史书中记载的伯咄靺鞨与安车骨靺鞨了.渤海国将设于该地的府命名为"鄚颉",证明渤海人最初是延袭唐人与高句丽人的习惯,将这里的靺鞨各部统称为靺鞨的.伯咄与安车骨二部靺鞨人在高句丽灭亡后仍生活在夫余故地,只不过称谓发生了变化,并不是因"奔散微弱",才不见于史书记载.说伯咄等部在唐灭高句丽的战争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因而湮没无闻,是没有道理的.

(三)
黑水靺鞨未臣于高句丽.早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黑水靺鞨就曾入唐朝贡.贞观十四年(640)黑水靺鞨遣使朝贡后,唐王朝在其地设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
《唐会要》卷96《靺鞨》称:"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恐怕不确.《文献通考》卷326《勿吉》记载:"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后详载:"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除虞娄部贞观中曾朝贡外,其他各部的朝贡都是在开元至贞元间,即713-805年,则《文献通考》所谓"时时通中国",指的是在713-805年间,时常通中国,而《唐会要》将拂涅各部的朝贡上溯到"国初",显然是靠不住的.
大体上说,拂涅,号室在高句丽灭亡以后,加入原本独立的黑水靺鞨,拂涅部后来也曾像黑水部一样,与中国保持过一段时间的朝贡关系,但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显然不如黑水部."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伯咄部与安车骨部的遭遇与此不同.《三国史记》卷37《杂志六》记载:"总章二年二月,前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绩等奏称:奉勅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件状如前.勅依奏,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而后附录诸城目录,在"鸭渌水以北未降十一城"下,首列"北扶余城州",证明唐王朝曾在高句丽扶余城附近设有都督府或羁縻州,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伯咄部与安居骨部当隶属于扶余城州.
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显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大量的靺鞨人迁入营州.
自唐灭高句丽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契丹叛乱攻克营州,唐王朝曾三次大规模迁徙高句丽遗民.第一次是在唐灭高句丽的当年,即总章元年(668).《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记载,文武王金法敏八年(668),"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于是,英公以王宝藏,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回唐".参之《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总章元年(668年)"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献",可见,这批移民9月自朝鲜半岛出发,当年年底已进入中原.第二次是总章二年(669).《三国史记》卷22《宝藏王本纪》,总章二年"夏四月,高宗移三万八千三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此次移民数字中国史籍记载不一,《通典》卷186《高句丽》作28200户,《资治通鉴》卷201《唐纪》作38200户,《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作3万户,《唐会要》卷95作28000户.第三次是在仪凤中(676-679),据《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第一次所移为高句丽权要及其家属,第二次指明是"高丽民","高丽户",皆与靺鞨无关.第二次已指明所迁移之地,第一次虽然未说明移入地,但既已献俘长安,断无重新遣返东北之理,两次移民显然也都未迁入营州.第三次移民虽然可能包括部分靺鞨人,但迁入地却不包括营州.在此期间,无论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我们都找不到唐王朝将其大规模迁往营州一带的证据.
但唐代营州确有高句丽人.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以下列出14个属于安东都护府的州名,并说:"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既然这14州"并无城池",可见这些羁縻府州已不在高句丽旧地,而是随安东都护府迁至营州附近了.营州的高句丽人当出自这些羁縻府州所辖的高句丽降户.但安东都护府迁向辽西,已是开元,天宝间的事情了,远在大祚荣立国之后.

从大祚荣东奔前的营州形势来看,这里也不可能存在大量的靺鞨人与高句丽人.
现依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将万岁通天二年以前设于营州境内的羁縻州的情况列表如下:
州名
设置时间
所领部落
贞观时人口
天宝时人口
威州
武德二年
契丹内稽部落
户729,口4222
户611,口1869
慎州
武德初
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
户250,口984
玄州
隋开皇初
契丹李去闾部落
户618,口1333
崇州
武德五年
奚可汗部落
户140,口554
户200,口716
鲜州
武德五年
奚部落
户107,口367
夷宾州
乾封中
靺鞨愁思岭部落
户130,口648
师州
贞观三年
契丹室韦部落
户138,口568
户314,口3215
带州
贞观十九年
契丹乙失革部落
户569,口1990
黎州
载初二年
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
户569,口1991
沃州
载初中
契丹松漠部落
户159,口619
昌州
贞观二年
契丹松漠部落
户132,口487
户281,口1088
归义州
总章中
海外新罗
户195,口642
瑞州
贞观十年
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
户60,口365
户195,口624
信州
万岁通天元年
契丹失活部落
户414,口1600
总计
户1199,口6196
户4612,口17686
各州所辖人口平均在二,三百户,千人左右,户口数最高的威州,在贞观时也不过729户,4222口.如果营州真的存在大量靺鞨和高句丽人,《旧唐书》卷39《地理志》不会没有任何记载.统领靺鞨人的慎州,黎州,夷宾州,总计仅有949户,3623口.而且《旧唐书》卷39《地理志》明确记载,契丹叛乱后,唐王朝将慎州迁至淄,青州安置,将夷宾州迁至徐州,将黎州迁至宋州,显然这部分靺鞨人并未随大祚荣东迁.
参之《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可见,在高句丽灭亡后,被唐王朝迁至营州的靺鞨人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是唐王朝在粟末,伯咄,安车骨故地设羁縻州之后,为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将当地曾任高句丽官职的靺鞨首领及其家属迁往营州.因此,大舍利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率众东奔之初,随其从营州出逃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才称其是"各领亡命东奔".认为这次出逃的靺鞨人有6万之众,是没有依据的.

(四)
《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称大祚荣为"高丽别种","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称大祚荣为"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虽然由营州东奔的队伍人数有限,但两唐书的记载却表明,其内部可以分为两个集团,即:大舍利乞乞仲象与大祚荣父子所部,乞四比羽所部.两唐书都记载,大祚荣"合高丽,靺靺之众以拒楷固"是越过天门岭之后的事情,没有证据表明,大祚荣等自营州出奔时其队伍中就包括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旧唐书》称大祚荣为高丽别种,是指大祚荣出自曾经依附过高句丽的粟末靺鞨部.《新唐书》在记载大祚荣的族属时,改为"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无疑是更准确的,但也反映出,《新唐书》的作者不理解《旧唐书》所用"高丽别种"的含义,误以为大祚荣的队伍中包括部分高句丽人,因此,才将《旧唐书》的"各领亡命东奔"改写为"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不能依据《新唐书》所载,认为大祚荣自营州出发时队伍中就包含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如前所述,此时的营州并不存在高句丽人的聚落.韩国,日本,朝鲜学者多认定,自营州东奔的队伍中既有靺鞨人,也有高句丽人,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缺乏史料依据的.
依《新唐书》的记载,大祚荣本人属于降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他所率的队伍就是当年随其徙居营州的"家属",也就是曾经依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两唐书都强调乞四比羽是"靺鞨酋",显然其与大祚荣不是同部,即不属于粟末靺鞨.
朝鲜学者多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人,与乞四比羽族属不同,因此两唐书才特别标出乞四比羽为靺鞨人.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乞四比羽属于白山靺鞨,有的认为属于粟末靺鞨,都不准确.如前所述,唐人是将原伯咄与安车骨部统称为靺鞨的,两唐书强调乞四比羽与大祚荣不是同族,并称其为"靺鞨酋",证明乞四比羽是原伯咄部或安车骨部的首领,应是唐在两部故地设羁縻州以后,被迁往营州的.
综合两唐书的记载,我们对大祚荣的行程可以有大体的了解.大祚荣所部自营州出发,渡辽水,而后"保阻以自固",与李楷固交战失利,乞四比羽战死.在此之前大舍利乞乞仲象已病死,由大祚荣代统粟末部,至此,乞四比羽所统靺鞨部也归大祚荣统率.大祚荣率部越过天门岭,打败尾随而来的李楷固,而后"保挹娄之东牟山"建国.需要强调的是,大祚荣最初"保阻以自固"与后来"保挹娄之东牟山"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在越过天门岭以前,后者则是在越过天门岭以后.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称大祚荣在渡辽水之后"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此时尚未越过天门岭(即今张广才岭),绝不可能"保太白山之东北",这一点《新唐书》的记载显然有误,但不论奥娄河为何水,总之当在张广才岭以西,第二松花江流域,而这里正是隋代粟末部的故地,稍北则是隋代伯咄部与安车骨部的旧地.显然,自营州出逃的大祚荣与乞四比羽两部靺鞨人,其目的地是其故地.由于他们从营州出逃时人数有限,所以一直未与唐军交战,直到逃回故地,得到当地靺鞨部众的支持后,才"树壁自固",并与李楷固交战.
在与李楷固首次交锋失利以后,大祚荣"引残痍遁去",越过天门岭向东迁徙.直至此时,大祚荣的队伍始终是以粟末,伯咄,安车骨三部靺鞨人为主,并没有高句丽人.
大祚荣立国初期的都城所在地,虽然学术界仍有敖东城,敖东城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永胜遗址与城山子山城等不同的说法,但其地在今敦化附近则是没有问题的.其所据之东牟山,就是今敦化南5公里的六顶山.
虽然对大祚荣与乞四比羽二者谁是白山靺鞨人学界认识不同,但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大祚荣之所以向敦化一带迁徙,是因为这里是白山靺鞨故地.但这种说法忽视了《新唐书》将大祚荣这次迁徙称为"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的记载.挹娄与肃慎一样,都是对该族系的总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隋书》卷81《靺鞨传》:"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肃慎氏也",也可以理解为拂涅以东都是挹娄故地.拂涅故地向有拉林河流域说,玛颜(蚂蚁)河流域说,张广才岭以东牡丹江流域说,牡丹江中游至兴凯湖说,兴凯湖西北说等不同说法,但《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记载,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则粟末部当居住在第二松花江上,中游,位于其北的伯咄部当在黑龙江五常一带,拂涅部在伯咄部东,应当在张广才岭以东,牡丹江中游一带.敦化一带当是拂涅部的南边.所谓"保挹娄之东牟山",也可以理解为是进入拂涅故地.
敦化一带既是拂涅部的南边,也距白山部与高句丽人的居住区不远.战败之后的大祚荣选择进入该地区,当是因为其纠合张广才岭以西的粟末,伯咄,安车骨等部靺鞨的力量,仍未能战胜李楷固,才想到要寻求拂涅,白山等部的支持,乃至高句丽遗民的支持.《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新唐书》卷219《渤海传》都记载,大祚荣在越过天门岭之后,得到"高丽,靺鞨之众"的支持,从而打败李楷固,奠定了渤海立国的基础,证明大祚荣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综上可见,渤海的建国集团按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来源.首先是随大舍利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和乞四比羽从营州东奔的粟末靺鞨人,以及伯咄或安车骨靺鞨人.但这部分靺鞨人数量有限,虽然渤海的统治者出自该集团,但其在渤海建国集团中所占比例很小.其次是大祚荣在天门岭以西集合起来的粟末,伯咄,安车骨三部靺鞨人.最后才是大祚荣在天门岭以东招集到的拂涅,白山部靺鞨人和高句丽人.后两者各占多大比例虽然无从考证,但从大祚荣一直活动于靺鞨故地,渤海建国后还曾将都城迁往肃慎故地的上京来看,渤海的建国集团显然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所占比例不会太大.

《新唐书》卷39《地理志》"幽州幽都县"条:"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618)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上贡:豹尾.是年省泸河.六年(623)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627)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737)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742)曰归德郡.……建中二年(781)为朱滔所灭".《旧唐书》卷39《地理志》"燕州"条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在突地稽率领下降隋内附的粟末靺鞨的主体部分,在武德六年(623)就已经离开营州迁往幽州了,并未随大祚荣东迁.因此,粟末靺鞨在渤海建国集团中所占比例不大.渤海建国集团当以伯咄,安车骨,拂涅,白山四部靺鞨人为主.认为渤海建国集团以粟末人为主体的传统认识是不正确的.
所谓"渤海建国集团",指大祚荣赖以打败李楷固并在张广才岭以东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武装集团,渤海建国集团的族属与渤海国的族属不是同一个问题,但目前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将二者相混淆.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渤海建国集团的族属问题.韩国学者宋基豪最先使用"渤海建国集团"这一概念.1995由一潮阁出版的《渤海政治史研究》中已出现这一概念.参见[韩]宋基豪著,李云铎译:《〈渤海政治史研究〉一书的绪论与结语》,载《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1998年版.另参见《渤海的建国过程和建国集团》,《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第2期;《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建国集团》,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
[韩]宋基豪著,金太顺译:《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建国集团》,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第266页.
参见梁玉多:《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化进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
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日本学者池内宏已论证《金史》卷1《世纪》始祖函普以下五世的记载不可靠,则其称勿吉有七部,当是袭用前史旧说,也是受《北史》的误导.参见[日]池内宏:《金史世纪の研究》,《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一册),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四年版.
《魏书》卷100《勿吉传》.
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另,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的顾野王的《玉篇》中也提到了"靺鞨",但这应是后代重修《玉篇》时加进去的内容,非顾野王《玉篇》之旧,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参见马一虹《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李谨行墓志铭》,转引自马驰:《〈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辩》,《文博》,1993年第1期.
《隋书》卷81《高丽传》.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傅斯年认为:"隋代以前,中国与代表通古斯族之挹娄,勿吉往来绝少,唐代彼始与中国交兵."(傅斯年:《东北史纲(初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第122页)
范恩实认为,是白山靺鞨在北魏时将靺鞨的名称传入中原.但是,其将《魏书》卷100《勿吉传》所载勿吉误当成黑水靺鞨,故不取其说.参见范恩实:《靺鞨族属及渤海建国前的靺鞨与周边关系》,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资治通鉴》卷122《宋纪四》系此事于元嘉十二年,即435年.
《三国史记》卷19《文谘明王本纪》.见[韩]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上册),汉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版,第343页.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引北魏正始中(504-508)高句丽使者芮悉弗语.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新唐书》于此不取《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之说,显然是因为"别种"一词语义含混.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应理解为,渤海国王室大氏"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而不是指渤海的建国集团全部出自"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首倡此说.支持此说的中国学者以李健才为代表.参见[日]津田左右吉著,邢玉林译:《渤海考》,《勿吉考》,《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版.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慎州"条:"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乌素固部不见于突地稽所率领的靺鞨八部,应是唐武德初年内属的又一粟末靺鞨部落.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王禹浪认为这条记载是正确的,黑水部最初居住地应在安车骨部西北,在今黑龙江省肇东,肇州,肇源一带.参见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隋书》卷81《靺鞨传》.
董万仑认为,白山靺鞨就是东沃沮,是肃慎族系南下与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貊族系居民相融合的产物.参见董万仑:《白山靺鞨五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朝鲜半岛境内"靺鞨"人再研究》,《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
有的学者认为,号室为沃沮同音相假,是进入北沃沮居住区的靺鞨人.但这种观点明显与《隋书》卷81《靺鞨传》号室部在拂涅东,"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肃慎氏也"的记载相矛盾,故不取其说.参见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前苏联学者认为,号室即后来黑水靺鞨的窟说或屈设.参见林树山等:《苏联学者论通古斯满语民族起源》,《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

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张泰湘:《勿吉-靺鞨文化研究》,载《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魏存成:《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靺鞨,渤海墓葬》,《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学术界通常认为,高句丽扶余城在今吉林农安.此从李健才说.参见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再论唐代高丽的扶余城和千里长城》,《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魏存成:《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靺鞨,渤海墓葬》,《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韩国学者宋基豪认为,这一带的"大海猛上层(第三层)古墓群,查里巴古墓群,老河深上层古墓群皆属于粟末靺鞨人的葬地",并将其与六顶山渤海古墓群相比较,可见其也承认这里的靺鞨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宋基豪认为:"六顶山古墓群中明显地反映了高句丽和靺鞨文化相结合的特征,而且地位越高反映出的高句丽文化因素越多.靺鞨系高句丽人和原高句丽人,主导了渤海最高阶层,越到下层靺鞨人的数量占多数".(参见[韩]宋基豪著,金太顺译:《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建国集团》,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而中国学者刘振华对六顶山墓葬的研究却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认为这批考古材料恰能证明渤海大氏出自靺鞨.(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韩]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下册),汉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版,第236页.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韩]宋基豪著,金太顺译:《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建国集团》,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第244页.
《资治通鉴》卷201《唐纪》高宗总章元年二月条.关于扶余川归降城数史书记载有出入,《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载:"扶余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作"扶余州四十余城",唯《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则作"它城三十,皆纳款".此从众,取40说.
张碧波:《重审渤海建国史-兼评"依附"说,"白山"说,"叛乱"说》,《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纪》.
《唐会要》卷96《靺鞨》.
《文献通考》卷326《勿吉》.
[韩]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下册),汉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版,第235页.
[韩]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上册),汉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版,第126页.
[韩]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上册),汉城:乙酉文化社1983年版,第398页.
杨保隆取28200户之说.参见杨保隆:《高句骊族族源与高句骊人流向》,《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载其为"营州城傍高丽人也",《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营州王氏,本高丽之族".但《新唐书》卷147《王思礼传》称:"王思礼,高丽人,入居营州",可能其家于其父辈或其本人时方移居营州,居住时间不久.
根据冻国栋的研究,《旧唐书》卷39《地理志》中所列的两个户口数字,前者是贞观十三年(639)的情况,后者是天宝十一年(752)的情况.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 ,18-20页.
《旧唐书》卷39《地理志》对上表所列各州贞观时的人口数记载不全,仅5州有贞观时的人口数字.但对比这5州贞观与天宝间的人口数字可知,除威州贞观时为729户,4222口,天宝时为611户,1869口,贞观时的户口数高于天宝时的户口数以外,其他4州都是天宝时的户口数明显高于贞观时.由此来看,此处慎,黎,夷宾三州的户口数虽然是天宝时的数字,三州在贞观时的户口数不大可能超过这个数字.
魏国忠,郝庆云:《渤海建国前史事考》,《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1期.
沈仪琳:《朝鲜史学界关注渤海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孙进己:《渤海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王禹浪认为,东牟山是今延吉市东南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处的城子山,奥娄水即海兰江,就是将两地混为一谈.在其所列东牟山的位置所应具有的八个条件中,也未考虑到天门岭的因素.因而才将《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保太白山之东北",《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东保桂娄之故地"等错误记载作为可靠资料.因此,其认为东牟山在今延吉市东南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参见王禹浪:《渤海东牟山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朝鲜学者认为,天门岭是今辽宁昌武西部山岭.但其认为,在天门岭战役后,大祚荣部才渡过辽水,这显然与两唐书的记载不符.参见[朝鲜]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严圣钦译:《渤海史》,《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第110页.
金毓黻认为,"挹娄一名奥娄",奥娄水即挹娄水.(金毓黻:《肃慎挹娄勿吉三系语义考》,《东北集刊》(第一期),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出版组1941年版,第6页)但这种说法仅从音近立论,缺乏其他证据.奥娄河在张广才岭以西,此处非挹娄故地,因此,不大可能出现以挹娄作为河名的情况.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最早是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一书中提出这种观点,而后渐成为学术界的通说.
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1981年第1期;魏存成:《关于渤海都城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李强:《渤海旧都即敖东城置疑》,《东北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版,第375-379页.
韩国学者宋基豪与中国学者李健才皆持此说.参见[韩]宋基豪著,常白衫译:《渤海的初期都城及其迁都过程》,《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第1期.李健才:《渤海初期都城考》,《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东牟山旧有在沈阳,在集安,在额穆,在桦甸等说法,但近年已没有学者认同这些说法.参见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1984年第1期.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孙进己:《渤海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日]津田左右吉著,邢玉林译:《勿吉考》,《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版,第212页;孙进己,冯永谦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津田左右吉:《辽の辽东经略》,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3册),1916年;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傅朗云:《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马一虹:《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此外,日本学者松井等主张拂涅部在牡丹江流域,但不包括宁安地区.见[日]松井等:《渤海国の疆域》,载《满州历史地理》(卷一),丸善株式会社1913年版,第429—430页.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白山部在今吉林敦化至珲春以西一带,小川裕人主张白山部应在今敦化地区,马一虹认为,白山部可能在唐初由原住地图们,珲春一带北迁至敦化一带.(参见马一虹:《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但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白山部在今吉林延边地区.综合学术界对拂涅,白山两部所在地的研究来看,敦化一带更可能是两部的交界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