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外满洲的久切尔人及其源流
摘要：17～19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文件中经常指出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地区居住着“久切尔人”，但同期的中国文献中没有与此相应的族称。据考查，久切尔人是明末东海女真的后裔，清初的呼尔哈、萨哈连部的一部分，19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变迁成为赫哲、那乃、乌尔奇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见于文献中。、
作者：郝庆云，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北亚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17～19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文件中经常指出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地区居住着“久切尔人”，但关于该民族群体成份的记载却十分混乱。我国同时期关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与此完全相同的民族名称的记载，“久切尔”一词只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黑龙江流域民族研究的著述中，且指代的民族群体也不一致。本文根据俄国17世纪以来的文件资料，比照《清实录》等文献对久切尔人的民族源流进行了疏理，认为“久切尔”是俄国人对明代东海女真部的泛称，清初的呼尔哈部与萨哈连部是其中的一部分。久切尔人包括后来中国境内的满洲人、赫哲人和鄂伦春人的“部分”先民，俄国境内的那乃人、乌尔奇人、奥罗奇人、奥罗克人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郝庆云，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北亚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17～19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文件中经常指出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地区居住着“久切尔人”，但关于该民族群体成份的记载却十分混乱。我国同时期关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与此完全相同的民族名称的记载，“久切尔”一词只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黑龙江流域民族研究的著述中，且指代的民族群体也不一致。本文根据俄国17世纪以来的文件资料，比照《清实录》等文献对久切尔人的民族源流进行了疏理，认为“久切尔”是俄国人对明代东海女真部的泛称，清初的呼尔哈部与萨哈连部是其中的一部分。久切尔人包括后来中国境内的满洲人、赫哲人和鄂伦春人的“部分”先民，俄国境内的那乃人、乌尔奇人、奥罗奇人、奥罗克人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7世纪以来俄文文献中的关于久切尔人的记述
《简明阿穆尔州百科全书》和《简明滨海边疆区百科全书》“久切尔人”条写到：久切尔人是通古斯满语民族，与阿穆尔河流域的达斡尔族为邻，分布在结雅河口至敦敦河口（今天称萨拉租斯基河）之间。久切尔群体分为两部分，即上部和下部。上部生活在阿穆尔河流域米哈伊村以北，下部生活在米哈伊村以南和松花江、乌苏里江下游地带。17世纪中期有11000人左右，生活在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久切尔人又称为呼哈尔。他们像达斡尔人一样已定居，有发达的农业、与邻族之间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与达斡尔人不同的是习俗，劳动工具和方法。久切尔人世代为渔夫和猎人，融入到相似的阿穆尔通古斯满族中，久切尔人遭遇了哥萨克的破坏，迁居到阿穆尔河的右岸边，留在原地的绝大多数被达斡尔人同化。[1]在记载17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征服阿穆尔河的文件中经常指出在阿穆尔河的中游和下游居住着久切尔人，有时他们又被称为“杜契尔”、“茹切尔”、“丘切尔”、“丘丘尔”等等。1653年一份文件：“自牛马河河口至奇集兀鲁斯居住着久切尔人”。[2]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从讲蒙古语的达斡尔人那里第一次听到“久切尔”一词。达斡尔人语言属蒙古语，而蒙古语称“朱里真（女真）”为“朱里扯特”或“主儿彻惕”，这些新土地发现者将其讹为“久切尔”。康熙十五年(1676)来北京的俄国使节斯帕法里说:“在呼玛尔河口及结雅河口住着达斡尔人。贝斯特拉河即今之布列亚河口及乌苏里江口住着吉尤切尔人。”[3]吉尤切尔人，又作纠切尔人。
17世纪中叶，以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和斯杰潘诺夫为首的沙俄侵略军先后侵入黑龙江地区，他们对当地女真诸部的名称及其分布，名人记叙有所不同。P·马克在《黑龙江旅行纪》写到：“在阿穆尔河的第一批航行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的报告中，都曾提到他们在途中遇见过杜切尔人。据波雅科夫讲，杜切尔人住在从结雅河河口开始至乌苏里江江口以下的四日行程的阿穆尔河两岸,往下是纳特基人，再往下直至海是吉里亚克人；而据哈巴罗夫讲，他只在松花江江口以下一周行程的阿穆尔河下游沿岸才见到杜切尔人。这些人住在有60～80栋土房的大村庄里，从事畜牧业和农业。”[4]斯杰潘诺夫则“把纳特基人，即现在操满洲语支语言的那乃人和乌尔奇人的祖先，也称为久切尔人。由此可见，尽管黑龙江沿岸的女真诸部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波雅科夫所称的“久切尔人”，从事农业；纳特基人以渔猎为生），在语言上各有方言，习惯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操通古斯—满语语支语言”，自称基本相同，作为女真人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俄国人最早知道“久切尔”这个称呼，是在1643年。时年，波雅科夫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流域。此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已接管了明朝在该地区的统治。黑龙江上游以博穆博果尔为代表的索伦人，几经征抚，几乎全部南迁，他们原来的住地让给了归附清朝而“未曾附逆”的达斡尔人[5]；黑龙江中下游的呼尔哈人，也纷纷南徙，编入满洲八旗。波雅科夫入侵者碰到的“久切尔人”，仅仅是留居黑龙江沿岸的女真人。
《简明阿穆尔州百科全书》和《简明滨海边疆区百科全书》“久切尔人”条写到：久切尔人是通古斯满语民族，与阿穆尔河流域的达斡尔族为邻，分布在结雅河口至敦敦河口（今天称萨拉租斯基河）之间。久切尔群体分为两部分，即上部和下部。上部生活在阿穆尔河流域米哈伊村以北，下部生活在米哈伊村以南和松花江、乌苏里江下游地带。17世纪中期有11000人左右，生活在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久切尔人又称为呼哈尔。他们像达斡尔人一样已定居，有发达的农业、与邻族之间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与达斡尔人不同的是习俗，劳动工具和方法。久切尔人世代为渔夫和猎人，融入到相似的阿穆尔通古斯满族中，久切尔人遭遇了哥萨克的破坏，迁居到阿穆尔河的右岸边，留在原地的绝大多数被达斡尔人同化。[1]在记载17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征服阿穆尔河的文件中经常指出在阿穆尔河的中游和下游居住着久切尔人，有时他们又被称为“杜契尔”、“茹切尔”、“丘切尔”、“丘丘尔”等等。1653年一份文件：“自牛马河河口至奇集兀鲁斯居住着久切尔人”。[2]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从讲蒙古语的达斡尔人那里第一次听到“久切尔”一词。达斡尔人语言属蒙古语，而蒙古语称“朱里真（女真）”为“朱里扯特”或“主儿彻惕”，这些新土地发现者将其讹为“久切尔”。康熙十五年(1676)来北京的俄国使节斯帕法里说:“在呼玛尔河口及结雅河口住着达斡尔人。贝斯特拉河即今之布列亚河口及乌苏里江口住着吉尤切尔人。”[3]吉尤切尔人，又作纠切尔人。
17世纪中叶，以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和斯杰潘诺夫为首的沙俄侵略军先后侵入黑龙江地区，他们对当地女真诸部的名称及其分布，名人记叙有所不同。P·马克在《黑龙江旅行纪》写到：“在阿穆尔河的第一批航行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的报告中，都曾提到他们在途中遇见过杜切尔人。据波雅科夫讲，杜切尔人住在从结雅河河口开始至乌苏里江江口以下的四日行程的阿穆尔河两岸,往下是纳特基人，再往下直至海是吉里亚克人；而据哈巴罗夫讲，他只在松花江江口以下一周行程的阿穆尔河下游沿岸才见到杜切尔人。这些人住在有60～80栋土房的大村庄里，从事畜牧业和农业。”[4]斯杰潘诺夫则“把纳特基人，即现在操满洲语支语言的那乃人和乌尔奇人的祖先，也称为久切尔人。由此可见，尽管黑龙江沿岸的女真诸部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波雅科夫所称的“久切尔人”，从事农业；纳特基人以渔猎为生），在语言上各有方言，习惯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操通古斯—满语语支语言”，自称基本相同，作为女真人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俄国人最早知道“久切尔”这个称呼，是在1643年。时年，波雅科夫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流域。此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已接管了明朝在该地区的统治。黑龙江上游以博穆博果尔为代表的索伦人，几经征抚，几乎全部南迁，他们原来的住地让给了归附清朝而“未曾附逆”的达斡尔人[5]；黑龙江中下游的呼尔哈人，也纷纷南徙，编入满洲八旗。波雅科夫入侵者碰到的“久切尔人”，仅仅是留居黑龙江沿岸的女真人。
二、久切尔人即明末东海女真人，清初的呼尔哈部和萨哈连部的一部分
蒋秀松先生认为清初的“呼尔哈”就是久切尔[6],吕光天先生认为萨哈连部落，在外国人的“旅行”记录中谓之“久契尔”，亦叫“朱尔真”[7]。《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说：“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岔争，则弯弓相射”。……“可木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驾以居，养马戈猎为生”。《辽东志》还补充说：“人无常处，惟逐水草，桦皮为屋，独木为舟，经毛皮为布，以貂鼠为贡。”从这里可明显看出东海女真各部的经济形态的特征。
清初的文献中关于“呼尔哈”的记载很混乱，呼尔哈又写作“虎尔哈”，“瑚尔哈”，常与居地并称之。“居虎尔哈河（牡丹江）、松花江者”是“虎尔哈部”，其下“在萨哈连江（黑龙江）”北岸的是“萨哈连部”[8] 。这两部以下，直至乌苏里江江口一带，分布在黑龙江沿岸的是阴达珲库喇喇部，又称使犬部；而在使犬部下边宏格力河河口对面黑龙江畔则是乌扎拉部。除这些部落之外，在乌苏里江以东的东海窝集部内，也有一部分呼尔哈人，其地近瑚尔哈（呼尔哈）河者，则称东海渥集部之呼尔哈。在以后的文献中，呼尔哈部有时又称“松花江呼尔哈”，萨哈连部改称黑龙江地方呼尔哈，乌扎拉部又称兀扎喇地方呼尔哈。在这些部落名称中，大都含有“呼尔哈”一词。“呼尔哈”是一个统一的部落集团。因之，光绪年间的曹廷杰写到：“知自长白山东北至三姓下数百里，沿今牡丹江及混同江南岸居者，通称虎尔喀部：自图们江源抵图们江口，自乌苏里江源抵乌苏里江口，凡沿此两岸居者通称瓦尔喀部，二部皆东海窝集地也。则东海国部宜云东海窝集部二：曰虎尔喀部，曰瓦尔喀部，不得于二部之外又云窝集部也。”[9] “呼尔哈，亦作虎尔哈，库尔哈，或作诺雷部，俄人称之为阿其泱人，或称之为那笃奇斯人，与居于朝鲜国境附近之瓦尔喀人不同。其部族居于松花、乌苏里、黑龙三江汇流之处。博和哩、诺尔喝勒、都里达苏、大小噶里达苏、绰库禅、能吉勒、赫哲喀喇诸屯，皆别出于呼尔喀之屯寨。”[10]Г·В·麦利霍夫在《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中写到：虎尔哈部过着定居和聚居生活，在牡丹江两岸、松花江下游和松花江江口，几乎到乌苏里江江口的阿穆尔河两岸，该部的大村落星罗其布。根据Л·И·什连克、В·И·奥克拉德尼克夫和Б·О·多尔基赫提供的资料，这些地区在17世纪40～50年代乃是吉切尔人聚居之地。Б·О·多尔基赫写到：“吉切尔人乌卢斯可分三部分：阿穆尔河上的、松花江上的和乌苏里江上的。吉切尔人的分布地点同虎尔哈部的聚居地点相吻合。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虎尔哈部就是吉切尔人[11]。
《清实录》载，1599～1643年，有虎尔哈部头目羌图里(精德里)等陆续入贡，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东海窝集部内瑚尔哈路二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来贡土产。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窝集瑚尔哈部内所居之人，每岁入贡。其中路长博济哩等六人乞婚，太祖以六大臣之女配之，以抚其心。”[12]又如，（天聪四年，1630）“五月戊申，虎尔哈部落二十一人来朝，贡貂皮。”[13]《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二月己巳条记载:“上召黑龙江地方来归之嘛尔千犷羌图里，入中殿，谕之日：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尔等勿混与往来，恐致误杀;从征士卒，有相识者，可往见之。此次出师，不似从前兵少，必集大众以行也。”嘛尔干和羌图里是松花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之间的黑龙江两岸的虎尔哈部人。他们与松花江卞游两岸的虎尔哈部人是同一个部，与松花江口至嘉荫河口之间的黑龙江两岸的萨哈连部是邻居。顺治年间以后不见呼尔哈部入贡的记载，亦不见“呼尔哈部”之称。
萨哈连部是明代东海女真人后裔。《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记载，兀剌等处女真人头目“来朝贡方物”，因而兀剌卫。近人考证兀剌卫设于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北岸[14]，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兀剌卫都督佥事加奴，仍按惯例至北京“乞冠带”，明王朝“许之”。兀剌卫所管地方正是今俄罗斯比罗比詹河流域，恰是萨哈连部地带。其头目为女真人，其部众当也是女真人。清初，自牛满江以下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口，为萨哈连部，又称黑龙江呼尔哈部。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命达尔汗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率兵二千人，征东海萨哈连部。二臣奉上命，行至兀尔简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八月丁巳，达尔汗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兵，驻营黑龙江南岸之佛多衮寨。黑龙江及松噶里乌拉河，俱于每岁九月始冰。是日，我众见黑龙江他处未冰，独我营对岸，水广二里许，横结冰桥一道，约广六十步，将士皆惊曰：“观此冰桥，乃天助我也。众忻然引兵以渡，遂取萨哈连部内十一寨。及兵还，冰桥已解，其西偏复如前结冰桥一道，我兵既渡，冰尽解。后至九月，仍应时而冰。遂又招服使犬部、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乃班师。”[15]
纵观久切尔人的分布地域与社会生活状况大体与明代黑龙江之地东海女真部，清初的呼尔哈部与萨哈连部相同。这一地区的土著部族清中期以后称之为鄂伦绰，奇楞、七姓、赫哲等。
蒋秀松先生认为清初的“呼尔哈”就是久切尔[6],吕光天先生认为萨哈连部落，在外国人的“旅行”记录中谓之“久契尔”，亦叫“朱尔真”[7]。《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说：“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岔争，则弯弓相射”。……“可木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驾以居，养马戈猎为生”。《辽东志》还补充说：“人无常处，惟逐水草，桦皮为屋，独木为舟，经毛皮为布，以貂鼠为贡。”从这里可明显看出东海女真各部的经济形态的特征。
清初的文献中关于“呼尔哈”的记载很混乱，呼尔哈又写作“虎尔哈”，“瑚尔哈”，常与居地并称之。“居虎尔哈河（牡丹江）、松花江者”是“虎尔哈部”，其下“在萨哈连江（黑龙江）”北岸的是“萨哈连部”[8] 。这两部以下，直至乌苏里江江口一带，分布在黑龙江沿岸的是阴达珲库喇喇部，又称使犬部；而在使犬部下边宏格力河河口对面黑龙江畔则是乌扎拉部。除这些部落之外，在乌苏里江以东的东海窝集部内，也有一部分呼尔哈人，其地近瑚尔哈（呼尔哈）河者，则称东海渥集部之呼尔哈。在以后的文献中，呼尔哈部有时又称“松花江呼尔哈”，萨哈连部改称黑龙江地方呼尔哈，乌扎拉部又称兀扎喇地方呼尔哈。在这些部落名称中，大都含有“呼尔哈”一词。“呼尔哈”是一个统一的部落集团。因之，光绪年间的曹廷杰写到：“知自长白山东北至三姓下数百里，沿今牡丹江及混同江南岸居者，通称虎尔喀部：自图们江源抵图们江口，自乌苏里江源抵乌苏里江口，凡沿此两岸居者通称瓦尔喀部，二部皆东海窝集地也。则东海国部宜云东海窝集部二：曰虎尔喀部，曰瓦尔喀部，不得于二部之外又云窝集部也。”[9] “呼尔哈，亦作虎尔哈，库尔哈，或作诺雷部，俄人称之为阿其泱人，或称之为那笃奇斯人，与居于朝鲜国境附近之瓦尔喀人不同。其部族居于松花、乌苏里、黑龙三江汇流之处。博和哩、诺尔喝勒、都里达苏、大小噶里达苏、绰库禅、能吉勒、赫哲喀喇诸屯，皆别出于呼尔喀之屯寨。”[10]Г·В·麦利霍夫在《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中写到：虎尔哈部过着定居和聚居生活，在牡丹江两岸、松花江下游和松花江江口，几乎到乌苏里江江口的阿穆尔河两岸，该部的大村落星罗其布。根据Л·И·什连克、В·И·奥克拉德尼克夫和Б·О·多尔基赫提供的资料，这些地区在17世纪40～50年代乃是吉切尔人聚居之地。Б·О·多尔基赫写到：“吉切尔人乌卢斯可分三部分：阿穆尔河上的、松花江上的和乌苏里江上的。吉切尔人的分布地点同虎尔哈部的聚居地点相吻合。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虎尔哈部就是吉切尔人[11]。
《清实录》载，1599～1643年，有虎尔哈部头目羌图里(精德里)等陆续入贡，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东海窝集部内瑚尔哈路二路长王格、张格率百人来贡土产。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窝集瑚尔哈部内所居之人，每岁入贡。其中路长博济哩等六人乞婚，太祖以六大臣之女配之，以抚其心。”[12]又如，（天聪四年，1630）“五月戊申，虎尔哈部落二十一人来朝，贡貂皮。”[13]《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二月己巳条记载:“上召黑龙江地方来归之嘛尔千犷羌图里，入中殿，谕之日：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尔等勿混与往来，恐致误杀;从征士卒，有相识者，可往见之。此次出师，不似从前兵少，必集大众以行也。”嘛尔干和羌图里是松花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之间的黑龙江两岸的虎尔哈部人。他们与松花江卞游两岸的虎尔哈部人是同一个部，与松花江口至嘉荫河口之间的黑龙江两岸的萨哈连部是邻居。顺治年间以后不见呼尔哈部入贡的记载，亦不见“呼尔哈部”之称。
萨哈连部是明代东海女真人后裔。《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记载，兀剌等处女真人头目“来朝贡方物”，因而兀剌卫。近人考证兀剌卫设于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北岸[14]，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兀剌卫都督佥事加奴，仍按惯例至北京“乞冠带”，明王朝“许之”。兀剌卫所管地方正是今俄罗斯比罗比詹河流域，恰是萨哈连部地带。其头目为女真人，其部众当也是女真人。清初，自牛满江以下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口，为萨哈连部，又称黑龙江呼尔哈部。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命达尔汗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率兵二千人，征东海萨哈连部。二臣奉上命，行至兀尔简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河南北诸寨，凡三十有六。八月丁巳，达尔汗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兵，驻营黑龙江南岸之佛多衮寨。黑龙江及松噶里乌拉河，俱于每岁九月始冰。是日，我众见黑龙江他处未冰，独我营对岸，水广二里许，横结冰桥一道，约广六十步，将士皆惊曰：“观此冰桥，乃天助我也。众忻然引兵以渡，遂取萨哈连部内十一寨。及兵还，冰桥已解，其西偏复如前结冰桥一道，我兵既渡，冰尽解。后至九月，仍应时而冰。遂又招服使犬部、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乃班师。”[15]
纵观久切尔人的分布地域与社会生活状况大体与明代黑龙江之地东海女真部，清初的呼尔哈部与萨哈连部相同。这一地区的土著部族清中期以后称之为鄂伦绰，奇楞、七姓、赫哲等。
三、久切尔人的流向
17世纪居住在阿穆尔河畔的久切尔人被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们看作与达斡尔人一样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关于久切尔人族群的确定和他们的历史命运存在两个观点。从19世纪开始多数研究者，如Л.И.什连科、Б.О.多尔基赫、А.В.斯莫良克等认为久切尔人是满族人的一支。1654～1656年，他们的大部分迁移到了满洲，而少数留下的久切尔居民被推进到空出来的土地上，被那乃人同化。
按照Б.П.波列伏依的观点，久切尔人是现代那乃人的祖先，而不是满族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观点的论据基础是：从17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文献里经常提到4个居住在阿穆尔河的民族：通古斯人、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里亚克人（尼夫赫人）。在В.Д.波雅科夫的远征文献里提及的纳特卡人，被一些研究者与那乃人的祖先混为一谈，这样纳特卡人开始被称为久切尔人。久切尔－戈古尔人最有可能是阿穆尔河上游的戈古尔－那乃人。
1856～1857年，P·M·柯林斯在阿穆尔河旅行时基本没有见至久切尔人。久切尔人地区成为戈尔地人的地区。松花江上游二百里，并且从那里到格林河下游的右岸，居住着戈尔地人。他们讲的是满洲—鞑靼语和通古斯语的混合语，只是满洲—鞑靼语的腔调更多一些。象所有其他居住在阿穆尔河中游和下游的部落一样，他们主要靠吃鱼为生。冬天，男人们到遥远的山里去猎捕毛兽，一般要到将近春天时才回家去。只有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之间这一带，人们才看到他们种植一些菜圃，并且也饲养马匹牲口，虽然在乌苏里江下游一个短短的距离内也种些菜圃[16]。
究其原因，正如E·B·冈索维奇在《阿穆尔边区史》所述，哥萨克们暴戾残酷的袭击迫使阿穆尔河两岸的异族居民向中国政府请求保护。此时，正值天国内部发生政变……满洲人征服了中国，新王朝……满洲王朝，登上了天子宝座。满洲人对于作为皇室故乡的满洲，极为关切，因此，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卫阿穆尔河右岸的土地，以防哥萨克入侵。经哥萨克暴力洗劫后，幸免于难的达斡尔人和杜切尔人迁徙到了嫩江两岸，松花江下游的居民也向靠近腹地的地方或松花江上游移动。[17]
阿南惟敬在《关于清初的东海虎尔哈部》和《关于清太宗对乌苏里江的征讨》文章中指出虎尔哈部是17世纪俄国人说的久契尔，东海、黑龙江两虎尔哈部和久契尔的住地是一回事，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所谓久契尔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和田清、岛田好两人是把它作为高尔特（日本人对赫哲人的称呼），阿南惟敬则说:“是高尔特呢?或是最接近于满洲民族的女直呢?仍然是遗留问题。”“实际上，似乎是高尔特，还是不能放弃这一考虑。”作为虎尔哈部的某种高尔特，在清太祖、太宗时期南下，直到顺治年间，都作为伊彻满洲逐渐被编人八旗，没被编入八旗的高尔特的主力，便像鄂伦绰和基里亚克那样，逐渐退到黑龙江的东北部。这就是说，东海虎尔哈部的东北界，明末到哈巴罗夫斯克，清初到敦敦河，18世纪延伸至乌扎拉，19世纪至阿集。对于《清实录》中的这个虎尔哈和乌扎拉部，应分别作为久契尔和高尔特。也许正如俄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虎尔哈(久契尔)被强制移居到松花江上游以后，高尔特便扩充到久契尔的故地，因而高尔特的北境似乎不能认为没有变化。
中国学者蒋秀松、吕光天、傅朗云等曾论及到久切尔人的族源，但很少涉及到其流向。久切尔人分布地域基本上从结雅河口起，经小兴安岭山脉，至敦敦河。19世纪，久切尔人的住地便全都住上了黑斤人。久切尔人的名称也不再见于文献。 “自三姓以东土著皆黑斤族，本名黑哲，即靺鞨转音，又转而为黑斤。”[18]黑斤分为剃发黑斤（赫哲哈喇）和不剃发黑斤（额登哈喇）。据曹廷杰考查，“伯利东北行一千二百余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按：黑龙江）两岸居者通称黑斤，亦呼短毛子，共约五、六千人。其男皆剃发，女未字则作双髻，已字则垂双辫，鼻端贯金环，语言多与国语同。” “自阿吉大山顺松花江（按：黑龙江）东北行，又西北行，共约八百余里，至黑勒尔地方以上，沿两岸居者，通呼长毛子，共约二、三千人。风俗习尚与剃发黑斤同。” “乌苏里江两岸约有黑斤四、五千人”。[19]可见，19世纪以后，一部分内迁的久切尔人融入到满族中，大部分留在故地的久切尔人随着历史的变迁融入黑斤中，即赫哲、那乃、乌尔奇等族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17世纪居住在阿穆尔河畔的久切尔人被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们看作与达斡尔人一样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关于久切尔人族群的确定和他们的历史命运存在两个观点。从19世纪开始多数研究者，如Л.И.什连科、Б.О.多尔基赫、А.В.斯莫良克等认为久切尔人是满族人的一支。1654～1656年，他们的大部分迁移到了满洲，而少数留下的久切尔居民被推进到空出来的土地上，被那乃人同化。
按照Б.П.波列伏依的观点，久切尔人是现代那乃人的祖先，而不是满族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观点的论据基础是：从17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文献里经常提到4个居住在阿穆尔河的民族：通古斯人、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里亚克人（尼夫赫人）。在В.Д.波雅科夫的远征文献里提及的纳特卡人，被一些研究者与那乃人的祖先混为一谈，这样纳特卡人开始被称为久切尔人。久切尔－戈古尔人最有可能是阿穆尔河上游的戈古尔－那乃人。
1856～1857年，P·M·柯林斯在阿穆尔河旅行时基本没有见至久切尔人。久切尔人地区成为戈尔地人的地区。松花江上游二百里，并且从那里到格林河下游的右岸，居住着戈尔地人。他们讲的是满洲—鞑靼语和通古斯语的混合语，只是满洲—鞑靼语的腔调更多一些。象所有其他居住在阿穆尔河中游和下游的部落一样，他们主要靠吃鱼为生。冬天，男人们到遥远的山里去猎捕毛兽，一般要到将近春天时才回家去。只有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之间这一带，人们才看到他们种植一些菜圃，并且也饲养马匹牲口，虽然在乌苏里江下游一个短短的距离内也种些菜圃[16]。
究其原因，正如E·B·冈索维奇在《阿穆尔边区史》所述，哥萨克们暴戾残酷的袭击迫使阿穆尔河两岸的异族居民向中国政府请求保护。此时，正值天国内部发生政变……满洲人征服了中国，新王朝……满洲王朝，登上了天子宝座。满洲人对于作为皇室故乡的满洲，极为关切，因此，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卫阿穆尔河右岸的土地，以防哥萨克入侵。经哥萨克暴力洗劫后，幸免于难的达斡尔人和杜切尔人迁徙到了嫩江两岸，松花江下游的居民也向靠近腹地的地方或松花江上游移动。[17]
阿南惟敬在《关于清初的东海虎尔哈部》和《关于清太宗对乌苏里江的征讨》文章中指出虎尔哈部是17世纪俄国人说的久契尔，东海、黑龙江两虎尔哈部和久契尔的住地是一回事，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所谓久契尔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和田清、岛田好两人是把它作为高尔特（日本人对赫哲人的称呼），阿南惟敬则说:“是高尔特呢?或是最接近于满洲民族的女直呢?仍然是遗留问题。”“实际上，似乎是高尔特，还是不能放弃这一考虑。”作为虎尔哈部的某种高尔特，在清太祖、太宗时期南下，直到顺治年间，都作为伊彻满洲逐渐被编人八旗，没被编入八旗的高尔特的主力，便像鄂伦绰和基里亚克那样，逐渐退到黑龙江的东北部。这就是说，东海虎尔哈部的东北界，明末到哈巴罗夫斯克，清初到敦敦河，18世纪延伸至乌扎拉，19世纪至阿集。对于《清实录》中的这个虎尔哈和乌扎拉部，应分别作为久契尔和高尔特。也许正如俄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虎尔哈(久契尔)被强制移居到松花江上游以后，高尔特便扩充到久契尔的故地，因而高尔特的北境似乎不能认为没有变化。
中国学者蒋秀松、吕光天、傅朗云等曾论及到久切尔人的族源，但很少涉及到其流向。久切尔人分布地域基本上从结雅河口起，经小兴安岭山脉，至敦敦河。19世纪，久切尔人的住地便全都住上了黑斤人。久切尔人的名称也不再见于文献。 “自三姓以东土著皆黑斤族，本名黑哲，即靺鞨转音，又转而为黑斤。”[18]黑斤分为剃发黑斤（赫哲哈喇）和不剃发黑斤（额登哈喇）。据曹廷杰考查，“伯利东北行一千二百余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按：黑龙江）两岸居者通称黑斤，亦呼短毛子，共约五、六千人。其男皆剃发，女未字则作双髻，已字则垂双辫，鼻端贯金环，语言多与国语同。” “自阿吉大山顺松花江（按：黑龙江）东北行，又西北行，共约八百余里，至黑勒尔地方以上，沿两岸居者，通呼长毛子，共约二、三千人。风俗习尚与剃发黑斤同。” “乌苏里江两岸约有黑斤四、五千人”。[19]可见，19世纪以后，一部分内迁的久切尔人融入到满族中，大部分留在故地的久切尔人随着历史的变迁融入黑斤中，即赫哲、那乃、乌尔奇等族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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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E·B·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北京第107页。
[18] 郭克兴辑：《黑龙江乡土录》，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五部18，2004，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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