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他们是上帝之国的兄弟，不是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公元393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公元354年，罗马的北非行省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他接受了纯正的希腊罗马精英教育，最爱维吉尔的史诗与西塞罗的政论，精通新柏拉图主义的慧辩，成年以后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演讲家，私生活也是罗马风格，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当他少年时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多年后再读《圣经》时，他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包含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的庞大的神学体系。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

公元410年，罗马被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被洗劫三天三夜。罗马民间认为这是抛弃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报应”。奥古斯丁拍案而起，写了《上帝之城》予以驳斥，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罗马的太阳神、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毫无用处[47]。他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民众的事业”[48]，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49]。他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的爱国、节制、审慎、坚忍等美德，认为只有基督教的信、望、爱才是，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匪帮”？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的抛弃，奥古斯丁用“匪帮”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罗马再不好，也是母国。恨其腐败，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家？外族入侵时，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就全然抛弃打倒。说到底，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百姓，从不认为xx是非正义的匪帮”。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只有在现实中见过“好的国家”，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屠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而是产生了中国化“禅宗”。

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

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注重个体也注重整体。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导致宗教改革后的“个体意识”反弹到另一个极端，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个体意识”和“反抗整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所以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残存的罗马知识分子，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剑术和《圣经》变成了进身资本，主教职位更能获取地位权势。罗马的地方贵族，也不追求“光复罗马”，而是就地转化为新的封建地主。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罗马之后再无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