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太长先转一部分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28]，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29]；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久远的摩崖石刻。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队员在《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旁工作。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100年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气候学家认为，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西迁的北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32]。

大臣抗谏说，匈奴连年抢掠，现既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养，让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33]！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出。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将田宅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了与罗马类似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34]，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35]。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时，桑弘羊已经进宫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掌握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又赈济了北方饥民。

初创的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3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3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中国的商道一开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自由经济能否彻底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两千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

克拉苏的致富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
《克拉苏之死》，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与恺撒、庞培并称“前三头”，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斗篷客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39]。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

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屋大维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强调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税务官），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40]。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41]。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42]。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43]。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fiscus），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这意味着：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
从公元68-69年的内战开始，军人开始大规模干政。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20%。”先是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在军营前“拍卖”皇位，出价高者当皇帝。然后是边疆军阀入主中央，军饷翻倍，但依然暗杀不断。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最后，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发不起赏金，罗马人不愿当兵，只能雇佣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44]。

汉朝大不同。汉将班超仅靠千把散兵，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包围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距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班超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没有。在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等。

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更非如此。东汉黄巾之乱，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威震天下。当时弱主奸臣当道，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

第六章 基督国教




（一）“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罗马帝国晚期，由于本土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罗马社会的享乐之风毫无节制。婚姻家庭制度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从宗教变成了娱乐[45]。富人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当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时，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许多贵族与富豪不惜辞官去职、散尽家财去追随教会、救济苦难[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