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尚书左丞梁焘后嗣
梁焘(1034-1098.1.2)祖籍襄阳，曾为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南宋中期王称《东都事略·梁焘传》、元代后期《宋史·梁焘传》都没有提到梁焘子女的名字。张舜民写有《梁焘行状》，可惜已经佚失。目前暂不清楚梁焘后嗣的具体情况，但从古籍中还是能找到一点相关材料。
北宋孙升(1038-1099)口述、刘延世记录的《孙公谈圃》卷二记：“公既责归州，路逢梁焘，焘时贬化州(时为公元1097年)，分其子孙一半在郓,梁有幼子八岁、孙三岁。至潭州(今湖南长沙)，为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数日环聚泣别。至是梁奋然掷其子于地，其孙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为之泣下。”“梁有幼子八岁，孙三岁”，可以推知梁焘的儿子不会少于两个。
南宋前期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二在引用梁焘言论后自注说：“此据《梁焘行状》，盖为中丞未升户书日有言，今附此。新、旧本并不载此，不知何故。《行状》乃张舜民据焘子鼎吉等所编次，参以舜民所闻见而作，时党祸再起矣，当考。”说到梁焘的儿子“鼎吉等”，其中“鼎吉”，或是指一人梁鼎吉，或是指两人梁鼎、梁吉。“等”字在古汉语中可以表示多数或列举未尽，但也可以在列举一例后而用“等”字，所以仅凭“等”字无法判断是一人还是两人。
南宋前期韩元吉（1118—1187）《南涧甲乙稿》卷二十所收录为元祐大臣尚书右丞襄邑人郑雍（1032—1099.8.9）的儿子郑思恭（1095—1171）的墓志铭《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说：“盖公元佑大臣尚书右丞公之子也，自党籍之祸起，子孙禁锢，几不容于时，故公晚而得仕。中兴逾四十年，元佑大臣子惟公在。天子尝谓其材諝风绩称其家也。今又亡矣！……按郑氏世为拱州襄邑人，右丞以宽厚忠信闻天下，讳雍，任资政殿学士……公讳安恭，字子礼，以避后谥改思恭。四岁而孤……初娶吴氏，未逾年卒；再娶梁公左丞焘之孙、朝奉大夫颐吉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陈丞相文惠公四世孙、朝奉郎蕡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赠令人。”其中说到郑思恭的第二任妻子是尚书左丞梁焘的孙女，即朝奉大夫梁颐吉的女儿，可知梁焘有个儿子叫梁颐吉；则《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鼎吉”应该就是另一个儿子梁鼎吉了。
梁焘的孙辈未详，但有个曾孙叫梁律是可以肯定的。时任静江府(今桂林)钤辖的梁律和时任静江府司理的饶祖尧曾于庆元四年(1198年)共请人重刻《元祐党籍碑》于今桂林龙隐岩，今碑文尚存。饶祖尧跋文有“左丞梁公□曾孙府钤辖律……”等语。
关于梁焘儿孙的更多情况，或者当时人的某些文章会提到一点，只是文海茫茫，搜索十分困难。目前虽然不清楚梁焘到底有多少个儿子，而其中有一个叫梁鼎吉，有一个叫梁颐吉可以说是清楚的了。
说是元代梁善长所撰的《嬴秦梁史并序》说：“其子曰焘，字况之，尚书左丞相，因坐司马光党锢贬，卒于岭南，谥忠肃。焘公生子二：轼宏、辅宏，居昭州。”焕平宗贤2012年7月1日写就的《安定梁氏源流序》用其说法，而又说：“轼宏公子永泰迁居新招。永泰公子律，庆元四年（1198），依家旧藏重刻《党人碑》，立於桂林东七星山瑶光峰下龙隐岩，见证巨奸蔡京之罪恶。”说梁永泰生梁律，焕平宗贤自有所本；而皆言梁焘生子二轼宏、辅宏，则和上面所引不同，未知更早所本。顺便说一下，所见《嬴秦梁史并序》说梁焘字况之是“尚书左丞相”，其实梁焘是北宋尚书左丞（简称左丞），而不是尚书左丞相，而宋代的左丞相、右丞相（简称左相、右相）是到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初六才由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改。
又有说梁焘生梁志大、梁志远、梁志同，也未知所本。
郑思恭四岁而孤，大概是虚岁，而他父亲郑雍卒于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合1099年8月9日，则郑思恭大概生于1096年，上面标为1095年是当时直接减去四而致，应改正为“1096”。
梁颐吉是梁焘孙子这种说法有误。
（1）张耒的《晁无咎墓志铭》网上暂时没有找到，而《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说：“依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所述，补之：‘男二人：公为、公汝；女二人，长适梁颐吉，次尚幼。’晁补之的幼女应是嫁给孙家，依《宋史》卷三四七记载：‘鼛笃於行义，在广东时，苏轼谪居惠州，极意与周旋。二子娶晁补之、黄庭坚女，党事起，家人危惧，鼛一无所顾，时人称之。’（注十八），此当为晁补之幼女。……晁补之有《公为求亲启》、《公似求亲启》（《鸡肋集》卷59）为其子公为、公似求亲，然未见有关‘公汝’之记载，张耒《铭》或有误，未可知。”根据引文，则张耒的《晁无咎墓志铭》没有提到梁颐吉是梁焘的儿子还是孙子。而《宋代家族与文学》说：“晁补之女二人,长女适梁颐吉（张耒《晁无咎墓志铭》），颐吉亦显宦子孙，祖父为尚书左丞梁焘，《宋史》有传。”《宋代处州主政官员补遗》说：“梁颐吉，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尚书左丞梁焘之孙，晁补之的女婿。”都说梁颐吉是尚书左丞梁焘的孙子，恐怕是对韩元吉《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里“再娶梁公左丞焘之孙朝奉大夫颐吉之女”一句理解错误所致。晁补之生于1053年，梁焘生于1034年，比晁补之年长十九岁，单独从年龄上看，梁焘的孙子娶晁补之的女儿是可能的；而梁焘1097年贬化州时有幼子八岁、孙三岁，则梁焘幼子生于1090年左右，一个孙子生于1095年左右，叔侄年龄接近，可见梁焘的儿子之间有的年龄相差悬殊，所以梁焘的一个和梁焘孙子年龄差不多的儿子娶晁补之的女儿也是可能的。而按照古人行文习惯，韩元吉《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所说“再娶梁公左丞焘之孙朝奉大夫颐吉之女”，是指再娶的是梁焘的孙女，也就是（梁焘的儿子）梁颐吉的女儿。试举一例，朱熹《晦庵集》卷九十四《陈君廉夫圹志》说：“陈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赠太保魏国正献公之孙今朝请大夫新提举福建路市舶寔师是之子。”正献公指陈俊卿。陈俊卿有五子，其长子陈寔字师是。朱熹说的是陈廉夫是陈俊卿的孙子，也就是（陈俊卿的儿子）陈寔的儿子，而不是说陈廉夫是陈寔的儿子而陈寔是陈俊卿的孙子。
（2）梁颐吉是梁焘孙子这种说法，也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否定。
南宋中后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三：“（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丁巳，诏刘光世移军捕戚方。……是日，杨勍引兵犯松溪县界，为民兵所拒，不得入，还犯婺州，迫处州。守臣右朝请大夫兼管内安抚使梁颐吉募能说贼者，布衣章云就应命，遇於荆坑，贼许诺，既至城下，官军掩至，贼以为卖己，遂杀云就，入其郛，颐吉遁去。颐吉，焘子。云就，丽水人也。（作者自注：处州守臣兼管内安抚，诸书不载，今以绍兴六年七月九日颐吉乞改正过名状修入。）”说“颐吉，焘子”，正好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焘子鼎吉”相互印证（名字中都有“吉”字。如果梁焘一位儿子叫梁鼎吉，而有一位孙子叫梁颐吉，也不符合避讳习惯）。
（3）另外补充一下梁颐吉的材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癸酉，合江南两路转运为一司，以直秘阁李与权为都转运使。……朝请大夫知处州梁颐吉罢，坐寇至弃城也。既而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按颐吉多取帅臣供给，颐吉坐除名。”
南宋前中期洪迈（1123—1202）《夷坚乙志》卷二“龙世清梦”条：“龙世清，建炎中为处州钤辖，暂摄州事。其后郡守梁颐吉至，以交承之故，凡仓帑事务，悉委之主领，又提举公使库。有过客至郡，梁饷以钱三十万。吏白以谓故事未尝有。龙为作地道，分为三番以与客。梁视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罢去。继之者有宿怨，劾其请供给钱过数，即州狱穷治。一郡官稍涉纤芥者，皆坐狱。龙亦收系，惧不得脱。夜梦入荒野间，登古冢，视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坠未坠，一人不知从何来，持其髻掷于平地，顾而言曰：‘我，高进也。’遂惊觉。后两日，温州判官高敏信来，置院鞫勘，一见龙狱辞，曰：‘太守自以库金与客，何预他人事。’释出之。乃知所谓高进者此也。及狱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谪去，独龙获免。”
（1）张耒的《晁无咎墓志铭》网上暂时没有找到，而《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说：“依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所述，补之：‘男二人：公为、公汝；女二人，长适梁颐吉，次尚幼。’晁补之的幼女应是嫁给孙家，依《宋史》卷三四七记载：‘鼛笃於行义，在广东时，苏轼谪居惠州，极意与周旋。二子娶晁补之、黄庭坚女，党事起，家人危惧，鼛一无所顾，时人称之。’（注十八），此当为晁补之幼女。……晁补之有《公为求亲启》、《公似求亲启》（《鸡肋集》卷59）为其子公为、公似求亲，然未见有关‘公汝’之记载，张耒《铭》或有误，未可知。”根据引文，则张耒的《晁无咎墓志铭》没有提到梁颐吉是梁焘的儿子还是孙子。而《宋代家族与文学》说：“晁补之女二人,长女适梁颐吉（张耒《晁无咎墓志铭》），颐吉亦显宦子孙，祖父为尚书左丞梁焘，《宋史》有传。”《宋代处州主政官员补遗》说：“梁颐吉，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尚书左丞梁焘之孙，晁补之的女婿。”都说梁颐吉是尚书左丞梁焘的孙子，恐怕是对韩元吉《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里“再娶梁公左丞焘之孙朝奉大夫颐吉之女”一句理解错误所致。晁补之生于1053年，梁焘生于1034年，比晁补之年长十九岁，单独从年龄上看，梁焘的孙子娶晁补之的女儿是可能的；而梁焘1097年贬化州时有幼子八岁、孙三岁，则梁焘幼子生于1090年左右，一个孙子生于1095年左右，叔侄年龄接近，可见梁焘的儿子之间有的年龄相差悬殊，所以梁焘的一个和梁焘孙子年龄差不多的儿子娶晁补之的女儿也是可能的。而按照古人行文习惯，韩元吉《秘阁修撰郑公墓志铭》所说“再娶梁公左丞焘之孙朝奉大夫颐吉之女”，是指再娶的是梁焘的孙女，也就是（梁焘的儿子）梁颐吉的女儿。试举一例，朱熹《晦庵集》卷九十四《陈君廉夫圹志》说：“陈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赠太保魏国正献公之孙今朝请大夫新提举福建路市舶寔师是之子。”正献公指陈俊卿。陈俊卿有五子，其长子陈寔字师是。朱熹说的是陈廉夫是陈俊卿的孙子，也就是（陈俊卿的儿子）陈寔的儿子，而不是说陈廉夫是陈寔的儿子而陈寔是陈俊卿的孙子。
（2）梁颐吉是梁焘孙子这种说法，也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否定。
南宋中后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三：“（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丁巳，诏刘光世移军捕戚方。……是日，杨勍引兵犯松溪县界，为民兵所拒，不得入，还犯婺州，迫处州。守臣右朝请大夫兼管内安抚使梁颐吉募能说贼者，布衣章云就应命，遇於荆坑，贼许诺，既至城下，官军掩至，贼以为卖己，遂杀云就，入其郛，颐吉遁去。颐吉，焘子。云就，丽水人也。（作者自注：处州守臣兼管内安抚，诸书不载，今以绍兴六年七月九日颐吉乞改正过名状修入。）”说“颐吉，焘子”，正好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焘子鼎吉”相互印证（名字中都有“吉”字。如果梁焘一位儿子叫梁鼎吉，而有一位孙子叫梁颐吉，也不符合避讳习惯）。
（3）另外补充一下梁颐吉的材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癸酉，合江南两路转运为一司，以直秘阁李与权为都转运使。……朝请大夫知处州梁颐吉罢，坐寇至弃城也。既而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按颐吉多取帅臣供给，颐吉坐除名。”
南宋前中期洪迈（1123—1202）《夷坚乙志》卷二“龙世清梦”条：“龙世清，建炎中为处州钤辖，暂摄州事。其后郡守梁颐吉至，以交承之故，凡仓帑事务，悉委之主领，又提举公使库。有过客至郡，梁饷以钱三十万。吏白以谓故事未尝有。龙为作地道，分为三番以与客。梁视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罢去。继之者有宿怨，劾其请供给钱过数，即州狱穷治。一郡官稍涉纤芥者，皆坐狱。龙亦收系，惧不得脱。夜梦入荒野间，登古冢，视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坠未坠，一人不知从何来，持其髻掷于平地，顾而言曰：‘我，高进也。’遂惊觉。后两日，温州判官高敏信来，置院鞫勘，一见龙狱辞，曰：‘太守自以库金与客，何预他人事。’释出之。乃知所谓高进者此也。及狱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谪去，独龙获免。”
补：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记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有“梁鼎”，而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则作“梁鼎吉”，未知孰是。材料如下：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是月己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寮章疏姓名如后：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三百一十二人）……杨禾、梁鼎、高公杰……”
清代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如后：（案：《纪事本末》原本作九月己未。考九月癸（巳）﹝未﹞朔无己未日，当依《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作乙未为是。此所开具臣僚章疏姓名，皆元符三年三月应诏上书者也，下十一月甲辰诏旨可考。《宋编年通鉴》云：上以元符末群臣所上书疏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看详，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计五百八十二人。《宋史·强渊明传》云：渊明与其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邪下：……杨禾、梁鼎、高公杰……原注：三百一十二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所分邪人四等，据《东都事略》五百四十一人，今通检原注之数，则五百四十二人。兹邪下原注云三百一十二人，今检其名，实只三百八人，则姓名有脱者矣。考元符三年四月癸巳时上书者有郑敦义、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吕彦祖五人，此文又多不及，而衮公适、陈师锡等又复见，今无由覆其实矣。）”
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稿本）“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四）﹝三﹞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杨禾、梁鼎吉、高公杰……”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其间绍圣四年（1097年），梁焘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是年年底卒。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六个月后（元符三年七月），向太后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至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1102）九月十三日乙未，宋徽宗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十七日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馀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称之“元祐党人碑”。
梁焘于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时，虽然儿子受到牵连，不过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曾再次起用元祐党人，那么梁焘的儿子梁鼎吉是可能在元符三年（1100年）上疏而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被列为邪下的。所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里的“梁鼎”或《宋会要辑稿》 “职官六八” 里的“梁鼎吉”，是有可能是梁焘的儿子梁鼎吉的。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记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有“梁鼎”，而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则作“梁鼎吉”，未知孰是。材料如下：
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是月己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寮章疏姓名如后：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三百一十二人）……杨禾、梁鼎、高公杰……”
清代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如后：（案：《纪事本末》原本作九月己未。考九月癸（巳）﹝未﹞朔无己未日，当依《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作乙未为是。此所开具臣僚章疏姓名，皆元符三年三月应诏上书者也，下十一月甲辰诏旨可考。《宋编年通鉴》云：上以元符末群臣所上书疏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看详，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计五百八十二人。《宋史·强渊明传》云：渊明与其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邪下：……杨禾、梁鼎、高公杰……原注：三百一十二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所分邪人四等，据《东都事略》五百四十一人，今通检原注之数，则五百四十二人。兹邪下原注云三百一十二人，今检其名，实只三百八人，则姓名有脱者矣。考元符三年四月癸巳时上书者有郑敦义、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吕彦祖五人，此文又多不及，而衮公适、陈师锡等又复见，今无由覆其实矣。）”
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稿本）“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四）﹝三﹞日，诏开具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杨禾、梁鼎吉、高公杰……”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其间绍圣四年（1097年），梁焘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是年年底卒。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六个月后（元符三年七月），向太后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至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1102）九月十三日乙未，宋徽宗诏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第为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十七日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馀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称之“元祐党人碑”。
梁焘于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时，虽然儿子受到牵连，不过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曾再次起用元祐党人，那么梁焘的儿子梁鼎吉是可能在元符三年（1100年）上疏而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被列为邪下的。所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里的“梁鼎”或《宋会要辑稿》 “职官六八” 里的“梁鼎吉”，是有可能是梁焘的儿子梁鼎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