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柴静最近接受新闻专业期刊《新闻战线》的专访
在一段时间以来的采访中 本文是柴静较为深入探讨新闻业务的访问
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柴静所秉持的新闻理念 推荐给大家




柴静最近很火。

柴静现在很忙。

新书《看见》甫一面世，不出一月，销售量突破百万册，创下媒体人出书之最。

采访她的媒体同行想必不少。对于我们发出的采访邀请，她原本的态度是：“原则上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大约是考虑到《新闻战线》作为新闻专业期刊的严谨性，两天以后，我们得到她同意接受采访的回复：“那就发来采访提纲吧，只探讨业务。”

未曾想，我们连夜赶出来的这篇对话，实实在在是一番关于新闻传播的学术讨论。她想得很深，又精于表达。

难怪一档深夜时分的周播电视杂志栏目如此人气十足，叫好叫座真诚地倾听，敏锐地“看见”，冷静地沉淀，客观地呈现。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一听。”

不应该有让采访对象服务于采访主题的强烈目的性，那样会把心门关上。更不要有心智上的懒惰，把人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来，比言辞更有力。准确，不光要事实准确，更是精准定位，有将事实嵌在社会结构坐标系当中的能力。

记者：

柴静你好。感谢你最终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对话的机会。我们的谈话就从“现场”和调查性报道开始吧。调查性报道往往事件复杂，让知情人吐露真情不容易。你是怎样打开对方心扉的？如因被性侵犯而杀人的女孩小琪最初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但你却很快说服了她。

柴静：

对我个人来说，怎么打开人的心扉，这没有定律，也没有规则。如果抱着一个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心理与人交流，会成为一种障碍。我不是说服她，只是提供一个让小琪来判断要不要说出来的机会，而不是强加给她。因为在我与她谈话前，法官跟她说：“记者要采访你，要不要说出你的故事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内心。我认为这很正常也很正当，值得尊重。这时记者就不应该有让对方服务于采访主题的强烈目的性，那样人会把心门关上。于是，我对她说：“我来不是对你做判断的，我不是法官，你也没有一定要回答的义务。任何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可以选择不回答，我都充分理解和尊重。”她当时感到有些意外。我接着说：“知道你睡不好，做噩梦，也没跟亲人谈过这些事，我比你大几岁，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一听。”可能是这种态度打动了她，让她觉得我们是尊重她的，把她放在一个有尊严感、有选择的位置上。

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尽可能诚实的态度吧。我是谁，我能做的，不能做的，都告诉你，而且如实履行说过的话。不用伪装成与人特别亲密或熟悉的样，恪守自己自然的本分，这样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
记者：

现场提问很考验记者的功力。在有的选题中，如颜艳红虐童案等，有诸多线索需要顾及。如何把这些头绪平衡起来？

柴静：

其实很简单，采访对象就像自己一样，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里，你自己的背后牵动着无数根线索，这是由你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当别人认识你的时候，需要通过多条线索，产生一种共振才能够看到你本来的面目。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发掘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把当事人和相关联的人物关系表现出来。最好是从旁观察。我去采访颜艳红时，就一个疑问：“在QQ空间里的照片，常识来看都是残忍粗暴的，为什么她会认为好玩？”“好玩”背后是一种值得观察的心态。问下去会发现她认为那些照片构成了另一个虚拟的自我，这个自我形象在她看来是“光鲜靓丽的强者”。当然，对孩子的伤害是不可原谅的，但记者不能用道德评判她，否则无法往纵深走了。于是我接下来问：“那你认为在生活里你是强者还是弱者？”她说是弱者，是想用这个形象掩盖自己的另一面。我们就进入到她另一面的生活，采访她的亲人、朋友、男友、老师、家长……她在一个贫穷、母亲有精神分裂症的家庭长大，从不与人交往，母亲和男友都冲她吼叫，她除了哭，很少反抗。她在网上构建的那个有暴力情绪和夸张装扮的“自我”对她很重要，她说，如果没有围观者，不会去拍这些照片。

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理并不代表伤害必然会发生。我们又采访园长，发现管理方有渎职，而这个渎职背后，是当前教育管理中对于教师伤害学生缺乏刚性的约束性规定，在法律上没有虐待儿童罪，对恶的制约力低。再问下去，家长对于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体罚并不敏感，也缺乏如何保护、看顾孩子的知识和意识。

我们是顺着对方的疑问出发，向人的深处、社会的深处走去，看到丰富的坐标系，因果的相互作用。记者不要有心智上的懒惰，把这种社会关系呈现出来，我觉得比言辞更有力。观众看完这个片子后留言给我，说我理解了你为什么说宽厚不是忍耐，而是认识。

记者：

你觉得通过追问可以呈现出事实的真相吗？事实通过叙述是否可以完整呈现？或者是陷入“罗生门”的困境？能否无限逼近真相？

柴静：

我觉得真相就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试图通往它的过程更有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要戒备自己预先有偏见，或者有某种模式，要不断地调查验证。否则就没有办法去认识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世界了，就会对一些出现在你面前的事实隐而不见、视若无睹。

“我肯定是正确的。”这种想法要卸下来。只有这样，才会对出现在你面前的各方说法保持警觉，然后你会看到它们相互间博弈，彼此殴斗，慢慢达到一种平衡。通过常识和生存智慧，再通过媒体市场的竞争，会达到一个趋于真相的大致框架。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抵达到那个“底”，就在心智上懒惰，或是陷入“不可知论”的虚无当中。你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那么你就没什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地方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在采访的时候要把准确当成最大的要求。不光是事实的准确，也是对事实嵌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当中，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个坐标系的能力。这需要不断地捶打自己，永无止境。

“并不是要告诉观众，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站在哪一方，而是让事件中的各方看到彼此。”

对峙有时候是社会的一个病灶，这时就需要放到手术台上来认真剖解，仔细观察，并让对峙双方参与。看见、记录、呈现出每一段路走到一定阶段的路标，下一段路会出现的状况，这是媒体的作用。

记者：

在报道广州拆迁争议的节目中，好像并没有告诉观众你的价值取向，而且片子结束后观众也没看到事件的处理结果。似乎只是纯粹地“报道”。

柴静：

对，并不是要告诉观众，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站在哪一方。我做过很多拆迁的节目，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道德化的倾向，本能地同情弱者。但毕竟干了10年了，现在有了避免用道德来评判的经验。

这一经验在这期节目当中给我很大帮助。最初进入留守户的家里，看到老人和孩子的处境，会有一定感受。之后进入拆迁户的家里，同样看到的是老人和孩子的困境。这两种感受让我趋于平衡。同时也看到双方并不是因为情感或沟通不畅的问题造成对峙，它背后是很直接的利益分歧。再往后看，利益上的分歧同时又存在着双方对自己的法律权利、对基层民主的程序和技术问题的分歧。再往下看，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千百年来农村依照宗族和血亲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纽带在都市化过程中被迅速破坏、解除的过程。用什么规则能使之重建起来呢？依靠新的制度和法律。但旧的法律不再适用而新的法律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冲突已经形成。你会发现法律的无能为力。这个无能为力中又蕴含了某种新事物产生的萌芽。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剥笋一样，得一层一层把它剥开。这在认识事物上带来一种很有价值的思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道德跟情感冲动就会慢慢沉静下来，你会看到双方各有各的利益诉求也各有各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各的弱点。那么怎样更好地解决？于是，我们采访了北大法学院的教授，给出了很好的建议。但媒体不应干预社会，只能说我们提供了一个专家的视角和看法，没有力量去决定这件事情如何解决。看见、记录、呈现出每一段路走到一定阶段的路标，下一段路会出现的状况，其实我们能起到的作用是这个。

记者：

作为一档记录现实题材的专题节目，《看见》观察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用影像记录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画飞速转型的时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在你们播出的节目中，有关冲突类题材较多，比如展示城管和小贩、贩狗者和爱狗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冲突。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柴静：

我们并不是刻意选择冲突题材，而往往是冲突的结果构成了新闻。这些新闻事件由冲突双方的对峙构成，去拆解对峙本身，会发现新闻有时候是社会的一个病灶，这时就需要放到手术台上来认真剖解，仔细观察。关键是要让双方看见彼此。有时冲突是因为人被僵化在了自己的局限里，固定在那儿动弹不得。比如一个杀医生的少年犯，在行凶前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认为医生不给他开某种药是因为不想给他治病，或认为是这药太便宜医生想牟利而不开。他陷入到了自己的想象当中，无力自拔。

我们做的，就是让事件当中的各方，看到彼此在想什么和做什么，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如一留日学生刺母事件，不要以道德评判来对他做诸如“孽子”、“道德沦丧”之类的评价，而要看到这是一个早就患有精神疾病并且有家族遗传的人。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靠谴责和批判，而是靠足够的知识和医疗。要看见更多的事实、原因和背景，而不是把人置于道德和情感层面来做简单剖析。

“我尽量提供信息，对即兴评论很戒备。”

我不太敢对没有下工夫采访的事儿评论，越来越不相信人在一个事件刚发生时能够得出明确的判断。在心里反反复复打过滚的那种信息和人的交织，才能建立对事件的基本理解。不要追求新闻表现的戏剧性和张力，要更平衡、公正地服务于人与事。

记者：

你怎么看待即兴评论？

柴静：

我不太敢对我没有下工夫采访过的事儿发表评论，因为事件中的人物很复杂，如果很短时间能写出一篇振振有词的评论，我会猜疑自己是不是太主观或武断。轻易就能下一个评判，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信。我对即兴评论很戒备，对突发情况也很少用评论或串场的方式。要沉淀一下才好。即使有一个判断，也不用说出来，观众的智慧绝不逊色于任何主持人或记者。你可以尊重他们了解知识的欲望，尽可能地满足他们，但绝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现在我做《看见》时，在演播室里慢慢有了一个转变。以前我写评论时，觉得这是对主持人角色的要求，非得有个判断不可，但现在，即使是要求主持人对着镜头说一段话的时候，我也尽量通过这段话来提供信息，让观众得出自己的判断。

记者：

《看见》被视为“中国版的《60分钟》”。那美国版的《60分钟》栏目对你有影响吗？

柴静：

《60分钟》曾经对我很有影响，我也曾专门写过唐休伊特。他的书我都看过，能找到的节目我也都看过。通过采访来讲故事的技巧和诉求，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不过我们现在与《60分钟》有些差异了。因为他是在美国商业电视强力发展阶段兴起的一个人物，他对于商业电视的发展规律摸得很透，他提出的是“让新闻带一点娱乐化”的概念。接近红线的地方，他用脚碰一碰而不迈过去。唐休伊特和华莱士都是很有色彩的人物。华莱士的采访进攻性更强、问题强悍，戏剧化、好看。我也学习过，但是我希望自己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不要去追求新闻表现上的戏剧性和张力，而是更好地服务于事件，更平衡、更公正地对待采访对象，不把戏剧性当成最高诉求。我更喜欢的新闻人类型是克朗凯特那样的，他有非常好的写作能力，但他拒绝了电视台给他的每天5分钟评论时事的机会。他说“我不能一边做头条新闻报道，声称自己没有偏见，而转头就开始评论，这对观众来说是不可信的。”尽量恪守不要同时兼任报道者和评论员的角色，他的信条是“事实就是如此”。

“写博客我有很大的乐趣，甚至欲罢不能。”

博客能沉淀思想、回归理性，能促使我停下脚步更多地思考来自观众的建议与批评。我把网友的建议当成职业中最重要的东西。

记者：

你坚持写博客，并定期更新。在这个“微博客”盛行的时代，更多人弃“博”而从“微”。你写博客的动力是什么？

柴静：

不能说我“坚持” 写博客，因为写博客我有很大的乐趣，也是一种思维训练。一个念头刚起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里面是不是掺杂了情绪和比较肤浅的表层反映，就想放一放，沉一沉。写博客是一种很好的沉淀思想、回归理性的过程。尤其是写得比较长的时候，一种反观自身的感觉就更加明显，有时候我写一篇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这样比较负责任吧。另外，博客中有很多观众的留言，我也有机会慢慢想一想，去回复他们。博客是观众评论的平台，能促使我停下脚步更多地思考来自观众的建议与批评。有时候说话太快太急，比较容易出纰漏。我比较害怕我草率，博客能让我更平实一些吧，尽量不被鼓动说不负责任的话。

记者：寻求事实真相，打破人们的怀疑，呈现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后，作为记者的使命就基本完成了。而你在节目播出后并不画句号，而是与观众不断互动，对网友们提出的建议与疑问不厌其烦地回复。

柴静：从最初做广播到现在，差不多20年时间，初衷就是为了观众。我在广播电视的平台上跟人交流，为他们服务，做节目不只是满足我的个人欲望，而是要服务于大家。新闻发生后，我有责任去满足他们欲知而未知的愿望，对他们的意见，我当然会重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受到感动。有很多留言写得很专业。如在《99%对1%的拆迁》中，有人说，在节目里，人数是可以计量的，那能不能在99%后精确到小数点？他说，你们在节目中呼吁理性和准确的表达，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节目自身做起？我把诸如此类的信在全组传阅，把观众的意见拿出来分析。看完一期节目后，有些观众对一个画面、一句提问、一个表情会有更好的建议，我会留下来，想一想，是呵，他们对。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珍贵的了。我把这当成职业中最重要的东西。新闻工作劳动强度大，有时候也有疲劳，但每次看到观众对于节目的反馈，就觉得不敢怠慢，因为有人跟我共同关心这件事情，毫无功利目的，纯粹是因为事情本身，那么我也就有了让自己更好地为这件事情服好务的动力。

“在书中我对"看见"有一个定义：在蒙昧中睁开眼来。”

希望不要“看不见”，不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装着看不见，或看的时候带着情绪。从中国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带着泥土的养分，和大家同在。不管媒体怎么改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记者：

谈谈你的书吧。《看见》因何得名？如果说“新闻”的“闻”是“听说”，“看见”是否有一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涵义？用镜头记录还是通过记者的眼睛来“看见”？

柴静：

“看见”这个名字是我们主编王开岭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名字有一种挺好的滋味儿在里头。在书当中我对“看见”有过一个定义：“在蒙昧中睁开眼来”。当然，主编和制片人有他们的理解。不过，我们都希望站在这个词反义词的对面，不要“看不见”，不要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扭过头去装着看不见、熟视无睹，或看的时候带有强烈的情绪，那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说到底，是希望用一种求实的态度，诚实地去看，去记录。诚实是我们栏目的自我要求。

我的书名也叫《看见》，不是因为现在主持的栏目原因，而是出版社的编辑最初提议这本书名叫《我看见》，后来我觉得把这个“我”字拿掉显得更精练。这样一来，书名与栏目名重了。当然也是一种暗合和契合吧。

其实这本书的内容跟《看见》栏目的内容关联性不大，因为写的大部分是我在《新闻调查》时的经历。我想说说为什么离开“调查”来到“看见”。可能多多少少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在气息上是很相似的，如制片人李伦、主编王开岭、范铭、郑波、金辉等人。我们身上都有一种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愿意待在一个角落里头琢磨点自己的业务，怎么提问，怎么编辑，怎么用镜头，怎么写解说，平常我们互相之间都不需要沟通太多，因为各琢磨各的，但骨子里的价值观差不多，待人的方式也差不多，我们之间的合作成本、沟通成本最低。团队定下之后，我们的栏目就像一条河一样，河岸不由我们决定，有时候会碰到峡谷，碰到平原，会有跌宕起伏，但是河流本身从不改变。它一直是顺着10年前我们从已故评论部主任陈虻那儿汲取的养分汇成的小溪流淌下来的，对人对社会保持关切。他告诉我们要进入生活，不要脱离现实。我们希望这是从中国这块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节目，和大家同在。

记者：

《看见》是一档颇具深度的新闻专栏。有人认为，深度专题栏目是电视对抗网络等新媒体的法宝，你这样认为吗？

柴静：

可能在我看来，媒体之间用不着对抗，他们本身的内在属性是一致的。我记得两年前在美国与媒体同行讨论，他们预言10年后报纸会消失，新媒体会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影响，同时认为，不管媒体怎么改变，好的采访者永存。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媒体平台上，你的采访本身能挖出的事实的精确、缜密，对人和世界理解的深入和丰富，这个判断标准是不会变化的。我们栏目用不着跟谁竞争，也无意于跟谁比较。面向自己，突破头脑中的心智局限，在局限中试图透视得更深些。这就是新闻杂志类栏目存在的价值。

记者：

《看见》一书发行短短一个月，三次加印，出售了150万册，创造了一个媒体人出书的奇迹。你觉得大家喜欢该书的原因是什么？

柴静：

你可以去看看评论或是采访一些读者，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考虑这本书出版之后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只是尽可能诚实地写。前10年毕竟有幸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从中国这块土地里长出来，一枝一叶上都带着土壤的养分。在写的时候只是只言片语，只是一棵大树上的某些枝叶，但因为土壤中的某些养分聚在这儿，所以读者能感觉到吧。

很多看这本书的人跟我说，非典时期他们还是上初中的孩子，没什么感受。在书里，我提到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坐在台阶上任泪水长流的情景。前两天收到一封她女儿写来的信。那会儿她才七八岁，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说当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能陪伴自己，而她妈也从来没给她讲过这段往事，从我的书里才知道她妈当年做了些什么。她说谢谢我记录了这些。我想一本书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作者是谁，文笔如何，而是尽可能诚实地写出这个人看见的人和事，使生活在雾霭里的人不会觉得太孤独，有人与你同在。我觉得这也许是我和读者之间的一个联系吧。《新闻战线》记者 杨芳秀 武艳珍来源人民网)

BBC第三频道将全面改版，未来将停止免费有限广播电视业务，彻底转为网络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