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舟楫

观点择要：

认真推荐《龙：一种未明的动物》这本书并承认其提出的假说：基于对大量中国古史记录的剔伪、归纳和对现当代目击记录的实证调查，龙的原型有可能是一种进入人类历史的，迥然于蛇类、鳄类、蜥蜴类动物，来自于温和湿润、含氧量极高的石炭纪且在特殊自然条件下（曾）孑遗的，介于从鱼类向两栖类进化的，某种珍稀原始两栖类（四足类）动物。（1994年）
古代典籍、个人笔记及近代以来的关于“坠龙”观测记录的真实性不应被简单否定，其中共性应予以重视并进行分析研究。
我和龙生物原型爱好者对任殿元观察到的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的“陈家围子”坠龙画出了假想复原图。
关于龙存在生物原型提出了几个新问题。
谨以此回答，与同样对未知世界保持观察兴趣的同学，共勉。

龙，真的存在（过）吗？

我谨慎地认为，是的。

[营口] 本埠河北苇塘内日前发现龙骨，旋经第六警察分署，载往河南西海关前陈列供众观览。消息传播，无不以先睹为快，熙熙攘攘、络绎蔽道，一时引为奇谈。以其肌肉腐烂，仅遗骨骸，究系龙否，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兹闻本埠水产高级中学校教授，日昨前往参观，判明确系蛟类。因今夏降雨过暴，回流入河，浅搁苇塘泥中，因而涸毙者云。——《营川坠龙研究之一：水产学校教授发表“蛟类涸毙”》（载1934年8月14日《盛京时报》）

1934年8月14日《盛京时报》书影（来源：中央电视台《探索 ·发现》截图）
这则历史记录，或许是关于龙的原型猜测中最为著名也最为“声名狼藉”的案例了。

曾几何时，在电视媒体及互联网的连番作用下，关于“营口坠龙”的这条陈年旧闻及随报刊发的现今唯一一幅所谓“龙骸”的孤证照片，令“龙是否实有其物”的争论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龙骨说、鲸骨说、原始哺乳动物骨骼化石说互成阵营、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

龙的形象，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横亘在中国人心中的巨大问号，对82年前追踪这条新闻线索的记者而言，或许同样存在。不过，他一定不能想象，这条不过154字的通讯，不是只造成了当时前往辽宁营口的火车票一度紧张并涨价的结果，而是给一百多年来“中国龙”的原型猜测带来了延宕至今的震撼和疑问——

龙，这种与近代科学精神形成强烈反背的生物形象，真的存在某种令人竞相争睹、叹为观止的奇特原型吗？

1. 迷雾乍破：众说纷纭的神龙原型


龙，这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无处不在却又无法具体描摹的意象，直到今天依旧是深受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人们习惯它的存在、熟悉它的概念、使用它的含义，却难以把握它的来源。

龙的原始形象是什么？

是发源于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址中“马脖鼍身”的蚌壳龙？
还是考自出土的夏商器物纹饰上杂糅各种猛兽形状的原龙纹？
或是得自汉代考古发现的画像砖中昂首走兽的图样？
抑或是宋元之后身如蟒蛇戴角带爪状的物体？

其实，这些应归为龙作为文化形象的一些具体表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龙的形象原型，究竟来自于什么东西？这个目前被归入民俗学范畴的问题，在主流研究的视野中，呈现的仍然是众说纷纭，无有确论的结果。

直到今天，关于龙形象原型的研究看起来仍像是一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看图猜谜游戏。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文物工作者甚至民间文学工作者、易学研究者厕身其间，各种流派竞相争辩，奇谈怪论也错杂而生，但就讨论范围而言，大致分成三类主流假说：

一为动物源流。该类假说认为“龙”是人将鱼类、爬行类甚至哺乳类动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作为蓝本，经艺术加工将其他动物体征组合而成的生物形象。由此细分为鳄鱼说（又有扬子鳄与湾鳄之分）、蛇蜥说（又有陆蟒、水蚺及巨型蜥蜴之分）、远古爬行动物说（又分恐龙说和海洋爬行动物说）、哺乳动物说（又分古鲸说、河马说、水牛说）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鳄鱼说。地质学家章鸿钊以近代生物科学为依据，在1919年撰写《三灵解 · 龙解》，认为“古文龙或作竜，以象形言，当与鳄鱼为近”，提出了龙应为“鼍龙”（扬子鳄）的“鳄鱼说”。这一观点在章太炎的《杂说 · 说龙》中也以“鼍鳄即龙属”的判断被提出。1957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其《演化的实证与过程》的论著中提出“蛇蜥鳄混合说”，其基本倾向依旧认同鳄鱼即为龙形象的主要来源，并且他对“恐龙说”予以了彻底否定，认为无论是从化石发现还是文化普及，“我们的先民绝对不是由此开始获得对龙的真实意义的”。学者何新在2002年《龙：神话与真相》的著作中也重提论证“龙鳄同源”。鳄鱼以其“最为形似”且实有其生物，成为目前龙的生物原型中相较其他动物，更为人所接受的形象来源。

二为自然现象。该类假说认为“龙”是人对大气现象在观察和想象基础上因敬畏崇拜而形成的形象概念。较有影响力的有雷电说、云雾说、龙卷风说。易学研究者李镜池在1961年出版的《周易通义》中认为龙为雷电形象的演绎，以乾卦“以龙取象”，猜测雷电自天而来，时常降落于地面，符合“见龙在田”的描述，也体现了周易以自然常见之物占卜吉凶的本义。值得玩味的是，改持“龙鳄同源”观点的何新，在1996年其成名作《诸神的起源》中其实曾持“以云释龙”的观点，认为龙其实是云雾这种非生命的物理现象在传说中的生命化。至于龙卷风说，该类假说实际为云雾说的分支，认为强风漩涡（龙卷风）的漏斗状外形及轰鸣如雷的声效，与龙的描述较为相近，明清之后地方志中也常将当地发生的陆龙卷或水龙卷简化为“龙”，于是有民间研究者（如胡晓奇的《龙的起源与龙文化研究》）将龙卷风作为龙的起源之一予以论证。还有一些取自然之物称为龙的说辞，比如松树说（将松树的枝干称作虬枝，称松树的形状为蟠龙）、山川说（将山体的形势、河流的走向称为龙），这些均属于“以龙喻物”的借喻，属于修辞学范畴，不能算作龙的原型假说。

三为图腾综合。该类假说认为“龙”是古史期氏族部落间通过兼并、重组后形成的由多图腾崇拜向单一图腾崇拜转变的产物。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源于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闻氏从神话学发端，在1940年首次提出龙的形象源于信奉大蛇图腾的部族吸收兼并其他部族图腾特征的“综合图腾说”。他认为，“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该假说其实并无考古学依据，但因为规避了龙作为某种实际存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气象）而无需讨论原型，更符合龙的形象在历代艺术创作领域被不断抽象加工的事实，于逻辑和常识上又能勉强自洽，由此也成为了龙形象来源莫衷一是时最为稳妥的权威假说。

事实上，针对龙形象原型的讨论是与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相伴而生的。进入20世纪，以实证主义为旨归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科学实验、系统科学、数学方法）进入生物研究领域后，龙作为一种“动物”便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显得格格不入：

既不能获取活体，也无处寻觅化石；甚至连基本形象也犹如一堆动物器官的拼凑，既无可多方采信的照片或录像予以佐证，其在记载中反映的具有“从天而堕”、“无翼而飞”、“身长十余丈”的特征描述更不符合任何一种已知生物的体征与功能。一种至今没有留下任何活体、尸骸、化石、可靠影像作为依据的动物，自然无法进入生物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关于“龙应为虚妄之物而不存在实体”的文化学假说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纵观上述主流假说，或以现实动物为演绎，或以自然现象为联想，或以神话美学为发端，即便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逻辑链条来确认究竟哪一种才是龙形象原型的真正来源，但一个并不算过分轻率的常识性结论便先行诞生了：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基于现存生物或自然现象演绎出来的一种假想动物，于自然无实体，于科学无实证。

这个先验性结论，或许，只说对了一半。

2.马氏假说：神龙原型的“少数派报告”


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尚未到达注重观察经验而非实证经验的东方大地时，没有人据此质疑，龙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生物的可能性。

从《管子》《说文解字》等古籍中发源的“龙，鳞虫之长”算起，近两千年的中国古史都将龙视为实际存在的“鳞介之物”（水生动物）的代表。

在《水经注》《尔雅翼》《本草纲目》等以“考据精博，体例谨严”著称的博物论著中，也将龙作为“鳞部”确有其物的生物与鳄类、蛇类、蜥蜴类分门别记。

诸子百家曾借用这种动物的象征意义来传播观点：在《礼记》的《礼运篇》、荀子的《致士》、韩非的《说难》、杨雄的《法言》、贾谊的《惜誓》、班固的《答宾戏》、王充的《论衡》等以“因实为据，疾虚妄之言”著称、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的思想名篇中，这种“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的奇特生物，常被用来借喻“怀才不遇”“君子折辱”的现实情况，而“蛟龙失水”“神龙泥蟠”也成为春秋以降直至如今许多中国学者阐论义理、晓譬劝喻的常用素材。

近代科学的原则告诉我们，在缺乏标本（活体、残骸、化石等）的前提下，无法实现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普遍认为其实并不存在的“龙”进行实证；但也恰是科学研究的精神告诉我们，不经辨别和证伪，而将“见龙”的历史记载一概斥为虚妄之谈的做法，同样是科学精神的反背。从公元前513年晋国的太史蔡墨与魏献子关于“龙见于绛郊”的议论开始，两千多年来，总有号称目睹过这一生物的中国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用近乎一致的观察文字，留存下了龙的某种生物原型隐伏在历史缝隙中的一鳞半爪

不仅自《左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等可称信史的典籍中屡有记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曾集体围观或捕获某种“水涝则现，天旱则堕、头角巍峨、鳞甲粲然、陆处无力、腥膻难闻”动物的事件，在《太平广记》《铁围山丛谈》《松漠纪闻》《夷坚丁志》《续夷坚志》《五杂俎》《七修类稿》《右台仙馆笔记》这些讲求“其来有自”“原原本本而书”的文人手稿中也不尽是怪力乱神的糟粕，反倒留下了不少“堕龙”“井龙”“蟠龙”“升龙”及“龙骸”“龙须”“龙角”“龙鳞”的民间观察线索，直到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辽河平原及三江平原，仍然出现了多次由百人围观的“掉龙”目击和基本情节绝似古籍记录的“救龙”行动。而如1934年“营口坠龙”这样的目击记录，只是该地区诸多“见龙”记载中较为显性的案例之一。因为在此后的八年间（1936年-1944年），还有相当规模的人群在东北松花江的南北两岸目击到了形貌如龙的生物，其中还留下了多份完整详实的目击记录和调查手记！

这些跳脱于现代常识之外却又实际存在的情况显示，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0世纪，在中国这个动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一直有人能够看到甚至（曾）捕捉到龙的“活体”。而这，也是三类主流假说不能企及或有意回避的盲区——龙，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实体。

上述视角其实是由一部沉寂近二十余年而名不见经传的著作——《龙：一种未明的动物》提供的。

这份目击记录由当事人任殿元（老人已于1994年2月23日去世，目击时年27岁，生前为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对山奶牛场离休干部、共产党员）以实名方式于1989年5月（74岁）和1992年5月（77岁）进行了两次口述而形成；两份口述记录又分别于1989年12月和1994年10月进行了公开发表。

该目击记录显示，任殿元（27岁）在随父亲任佰金，渔民从来顺、谢八等10余人出江捕鱼时，看到了一种“确实和画上画的龙差不多”，整体形似巨型四脚蛇（东北方言：大马蛇子），体长约12米，头型如牛犊并在前额有独角状突起，嘴型如鲶鱼、颌下有硬须，满身鱼鳞并可以开合，体表润滑且腥味浓烈，长有带胯的四肢，尾部细小的类鱼生物（当时目击现场呼为“水虫”，任殿元称为“黑龙”）。这个生物趴伏在沙滩上大约两天，被当时陈家围子的村长陈庆组织300多位村民用临时搭建的棚子加以保护，围着它不断给他浇水。这个生物在第二天夜间的一场雷雨中朝东北方向离开。

经黑龙江省人大、肇源县人大和古恰乡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者马小星及戴淮明（曾任哈尔滨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崔万禄（曾任肇源县古恰乡文化站站长）等人在1992年至1994年间多次采取提纲谈话、田野观察、入户深访的社会调查方式对任殿元本人及其子任青春，村长陈庆其人其事及事发地周边村屯人群进行了独立调查，确认任殿元陈述的事实是一段可以采信的“本人早年生活中的经历”。同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不仅在松花江南岸的陈家围子，在江北的汤家围子（1937年前后）、杨木岗子（1936年）、榆树坨子（1936年前后）都发生过满村满屯的乡民敲锣打鼓围观“掉龙”并替其搭凉棚、浇水进行救助的案例。

马氏著作的观点及由其带领下开展的独立调查的结论犹如冲破重重迷雾的微光，使得陷入闭环逻辑的各类龙原型假说相形见绌。“马氏假说”即便不能遽达事实的彼岸，但建立在归纳分析和调查研究之上的结果，已经给出了可以推测龙形象原型真相的逻辑-事实标尺，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也应当被重新认定。

随着“马氏假说”研究的深入，沿着这些案例向古推溯，越来越多的古代史料被重新评估认知。那些经过历代辨析考据予以承认、以现代知识校验仍无法证伪的材料显示，那些见过鳄鱼、大蛇、蜥蜴，目睹过闪电、云雾、龙卷风的目击者们，和任殿元一样执着地表示——

他们看到和捕捉到的，是一种“和画像上的龙长得几乎一致”的奇特生物！

3.旷世稀出：被重新认知的“见龙”记录


太和七年春，龙见摩陂。行自许昌，亲往临观。形状瑰丽，光色烛耀。侍卫左右，咸与睹焉。自载籍所纪，瑞应之致，或翔集于邦国、卓荦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龙瑞赋》（三国 曹魏 刘劭）

懿矣神龙，其知惟时。……旷时代以稀出，观四灵而特奇。是以见之者惊骇，闻之者崩驰。——《青龙赋》（三国 曹魏 缪袭）

上面节录的两段赋文，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曹魏太和七年，也即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正月，于摩陂（现河南省郏县东南）的井中发现了“青龙”，且连续十数日浮现不去。这一持久的“祥瑞”引得魏明帝亲率臣僚围观。他令群臣现场作赋，并让画工绘影留存，可惜尚未画完，“青龙”便下潜消失了。魏明帝遂将当年改元青龙，并将摩陂改为龙陂。

这两篇奉诏而作的赋，在肩荷“建安文学”荣耀的曹魏并不惹眼。如需细究，则文学家或会指摘“骈四俪六”的外表下隐伏的“台阁应制”的气味；历史学家或可引证“魏受汉禅”的政治变革一直影响到明帝时仍需通过改元来标榜正朔；民俗学家或能阐发“龙凤龟麟”四灵崇拜的渊薮与三国时期的祥瑞流变；环境学家或能据此分析公元三世纪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与地下水文环境变化……那么，是否有人会与魏明帝一样，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思考过一个最基础、也颇有些匪夷所思的问题——

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到的，究竟是一种长什么样的“旷时代以稀出”的罕见东西？促使举朝君臣怀着如此高的兴致、带着那样深的虔诚前往摩陂集体观瞻、引发“侍卫左右，咸与睹焉”的“祥瑞”，真的是一种已无法为现代人所掌握研究却让古人有幸近距离观察描述的珍稀动物——龙吗？

在浩若烟海的中国典籍中爬梳，以朝廷的名义探究并确认“龙”存在的案例不独魏明帝隔着井壁看到的那条“井龙”，还有更多当政者近距离接触“龙”的案例——

汉元和元年（公元84年），大雨，有一青龙堕于宫中。（汉章）帝命烹之，赐群臣龙羹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龙羹。”（任昉《述异记·卷上》）

（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正月癸卯，青龙二见（洛阳）武库井中，（晋武）帝亲往观之。（《宋书·符瑞志中》）

前燕慕容皝十二年（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夏四月，“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今辽宁省朝阳市东），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宰。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晋书·卷一百九·载记第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由于纸张作为文字载体的普及及印刷术的改良，唐之后官修史书、地方志个人手稿笔记中留存下来的的群体性“见龙”记载逐渐丰富，除以朝廷的名义集体围观这种珍稀动物的“大事记”之外，关于寻常百姓“见龙”的事件被更多的记录了下来，且与唐之前寥寥数语的记录相比，更为详实生动，甚至出现了亲手捕获“龙”的案例——

唐贞元末年（公元799-804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向朝廷贡献了一条在四川资州获得的活龙。“（龙）身长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朝廷觉得此物神圣，“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太平广记·四百二十二·龙五》引牛肃《纪闻》）

唐咸通（公元860-873年）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酾雨，洒茧箔上，血不污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丈。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光白龃龉。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剸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贾维《唐年补录》）

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夏五月庚辰，有龙见于拽剌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府。（《辽史·太祖本纪下》）

黑龙见拽剌山阳水，辽祖驰往，三日乃得至，而龙尚不去。辽祖射之而毙，龙一角，尾长而足短，身长五尺，舌长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库。贞祐南渡尚在，人见舌作蒲秸形也。（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内库藏龙》）

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公元1465-1487年），客游广东新会县，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鱼人各以所担之木，捶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但腹惟多红色。此可谓见之明也。（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事物类》）

不过，记录的增多，并不意味着龙的出现变得频繁了。在这些不断增多的记载中，一定存在谎言和误判。剔除掉明显的因经济、政治企图而作伪的记录（如为减免赋税、虚报政绩、上表劝进而人为制造祥瑞的记载），将古生物化石或其他动物误作“龙”的记录（如将古脊椎动物化石误作龙骨、蛇吞牛羊而角余口外的记载）、超越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现象记录（如龙卷风、疑似球状闪电的记载）后，我们发现，确实存在需要被重新审视、不敢使人轻易引为虚妄的奇怪案例：

是岁（建初五年，公元80年），有八黄龙见于泉陵（今湖南省永州市）。（《后汉书·孝章帝纪》）

“见零陵泉陵湘水中，相与戏。其二大如马，有角；六枚大如驹，无角。”（李贤注引《伏侯古今注》）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临水有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测。二黄龙现，长出十六丈，身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吏民皆观见之。去龙可数十步，又见状如驹马，小大凡六，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并二龙为八，出移一时乃入。（王充《论衡·验符篇》）

水上有燕室丘，亦因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测，号曰龙渊。（郦道元《水经注·深水篇》）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夏五月，都邑（今河南省开封市）大水。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及霁，开封县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适与军器作坊近，遂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图画传玩。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龙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宛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座极长，其际始分两岐焉，又其声如牛。考诸传记，实龙也。后十余日，大水至，故俗传谓之龙复仇。（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丰黄河在县南（今江苏省宿州市砀山县）邵家口，有一物逆水而上，昂首数尺，约长六七十丈，面黑须白，额止一角，鼻嘴类牛而大，有时吐舌，舌纯红，长尺余，双目炯炯射人，身尾或隐或浮。舟皆避匿，两岸观者如堵。自华山至许家楼而没。（《徐州志·卷三六》）

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之夏，句容（今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有二龙交，其一困堕地，夭矫田间。人走数百里，竞往观之。越三日，风雷挟之而升。（谢肇淛《五杂俎·物部一》）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四月中，顺天三河县地方（今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半空中忽堕下一龙，牛头而蛇身，有角有鳞，宛转叫号于沙土中，以水沃之则稍止。抚按不敢奏闻。如是者三昼夜，乃死。（文秉《烈皇小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大旱。忽大雷震，堕一龙于东乡去城十余里某村，村屋崩塌。蛇然而卧，腥秽熏人。时正六月，蝇绕之。远近人共为篷以避日。久不得水，鳞皆翘起，蝇入而咕嘬之，则骤然一合，蝇尽死。州尊亲祭。数日，大雷雨，腾空而去，又坏房舍以千百计，闻篷席有飞至西乡去城数十里外者。（冯喜庚附记《聊斋志异·卷四·龙无目》）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夏，有龙降于乐亭浪窝海口（今唐山市乐亭县），寂然不动。蝇蚋遍体，龙张鳞受之，久而敛以毙焉。因覆以苇棚，水浇之。如是者三日夜。忽风雨晦冥，雷电交作，龙遂升天去。（《永平府志·卷七二》）
在这些并不难以读懂的“见龙”记载中，我们或得承认，一个有着一定种群规模、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偶尔现身、有较长时间暴露在围观者视野中、疲软温顺不具有攻击性、且其样貌“若世所绘”、“状如图中画龙”的特殊动物，曾屡屡出现在这些并非无法触碰的寻常典籍中。

如果我们认真辨析，1119年开封城里那只状若大犬“两颊宛如鱼”的动物，1564年那只出现在江苏砀山黄河段的“面黑须白，额止一角，鼻嘴类牛而大”的动物，1793年那只坠落于河南潢川“蛇然而卧，腥秽熏人。远近人共为篷以避日。久不得水，鳞皆翘起，蝇入而咕嘬之，则骤然一合，蝇尽死”的动物，1839年那只坠落于唐山乐亭“蝇蚋遍体，张鳞受之，久而敛以毙焉”的动物，与距今未远的1944年那只坠落在松花江扶余县段南岸沙滩的“水虫”比较——

其出现的时间节点和自然条件是如此相似！

其基本体征与外貌细节是如此一致！

其给人造成的观察感受与现场效果又是如此雷同！

恐怕，这绝非近水之滨、久旱之地的古代居民看到一条鳄鱼、一条水蟒、一尾大鱼就可以向壁虚造如此之多的相似细节的；更何况，上述生物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人口大量南迁的中唐之后，不仅不是“旷时代以稀出”的珍稀动物，相反鳄灾（见韩愈《祭鳄鱼文》）、蛇患（见段成式《酉阳杂俎》、谢肇淛的《长溪琐语》）在潮汕、湖湘、闽南这样的河海潮湿之地不绝于史，围观人群又如何会对一条獠牙血口的鳄鱼和嘶嘶吐信的长蛇，围棚蔽日、泼水相救？而唐宋以后，距离图腾崇拜的氏族时期早已遥远，面对古来“嫁娶必得食之”、早已端上中国人餐桌的鳄鱼、蛇、鱼这样的习见之物，又怎会造成“见之者惊骇，闻之者崩驰”的效果呢？

其实，只要对这些记载不抱有结论先验的研究偏见，自然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即在空间上跨越中国不同区域，时间上绵亘长达两千年，目击者覆盖各阶层人群，却在出现条件和目击细节上有着惊人一致的“基本事实”——

从东汉建初五年泉陵的官吏百姓偶然围观八条黄龙并留下体貌特征的记录发端，至曹魏太和七年魏明帝代表政府正式率队集体围观“青龙”以来，曾经上至朝堂，下至村野，都发生过数十、百人共同围观一种动物：

一种从天而坠或由水而浮，长时间出现在地表（水面），鼻嘴类牛、头上有明显犄角状突起、满身鳞片可开合、体表润滑且腥味浓烈的奇特水生动物。这种生物对水的依赖性极强，对雷雨的敏感度很高，一旦于水中出现，便矫健非常，且有洪水紧随其后；一旦于晴空坠陆，便疲软无力，而在雷雨后便能借势飞腾离开。中国古人对于这种生物采取的态度，与杀鳄、捕蛇、食鱼的生活经验极不相同。绝大多数坠落地表的事件都演变成具有人文关怀的拯救行动：替它搭建凉棚，不断浇水直至雷雨到来。人们对这种缺乏攻击性的生物普遍怀有好奇、亲善的感情，更因为其来去无踪、出没不定而被奉若神明，产生敬畏、崇拜的情结。

“龙，非常见，故曰怪。”

与曹魏的缪袭发出“旷时代以稀出”的感慨一样，与其同时代的东吴著名史学家韦昭在《国语·鲁语下》的批注中也持相同的认识。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明本》中也指出：“虺蜥盈蔽，虬龙稀觌。”马氏曾就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806年间的“见龙”记录进行了梳理，合计108起，按照“经济/政治企图、动物/化石误判、自然（气象）记录”的剔伪原则，仅50余起相对可靠，由此估算“见龙”的平均周期约为15年才能出现一次；而唐后的记录虽有所增加，但其出现情况若先依照剔伪原则筛选，再按“堕地/浮井、开鳞/散腥、群观/遮阳、降雨/雷震”的关键词判定，可资采信的也不过寥寥数起，明清“见龙”的时间间隔已下降为约30年一次。

应当承认，几乎所有涉及“见龙”的记载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前提：神龙之“神”，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不常见”甚至“太罕见”。

4.龙形何似：“画龙”背后的经验事实


因为龙实在过于罕见，所以关于它的一切证据便显得尤其珍贵。

在那些“龙较长时间暴露在围观者视野里”的目击现场，除留下了可以感知这种特殊生物形态的文字描述外，更提供了一条直观的线索：有人在现场留下了图画，甚至带回了标本。

比如魏明帝的画工画出的井中盘桓数日的“青龙”概貌，唐咸通年末舒州刺史进奉的那具截为数十段的“龙尸”，北宋开封城里的百姓传看的那幅状若大犬的“幼龙”图画，辽太祖亲射的那条被收藏在辽国内库、后流入金国珍藏的黑龙遗骸，以及辽宁营口辽河南岸西海关门前供众观览的“龙骨”等。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证据与龙的形象之间，究竟有多大联系呢？

有意思的是，在被羁留金国十二年的南宋使臣洪皓所撰写的《松漠纪闻》中，留下了一条有趣线索。洪皓在被迫滞留金国期间，在宗室完颜希尹家里，了解到了前面引述的那具辽太祖亲射的“黑龙遗骸”。他重点谈了那具遗骸与后世龙画之间的联系：“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同时，他提出并修正了比其晚于102年出生的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的部分描述：“尾鬣支体皆全，双角已为人所截。”他的证据，来源于对其颇为礼遇的金国贵族完颜希尹的长子完颜源的“亲见”，因此较元好问那段无从稽查来源的描述，应更贴近事实真相。

这些记载透露，在龙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中，确实是有某种可供参照的贴近“龙”实体样貌的原始形象。而这些来自现场的图画和标本，极有可能成为画师们画龙的“原本”，也成为了后世所谓龙的艺术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渊薮。

联系东汉建初五年泉陵城外湘水中的八条黄龙为何会“状若画图之龙”，明成化末广东新会县那条被渔民捶打致死的龙为何“头足鳞角，宛然如画”，也说明了后世龙的艺术形象与这种特殊生物的真实样貌之间，仍保留着某种创作上的直观联系。

可惜，魏明帝的“青龙”图样早已在魏晋南北更迭的血雨腥风中不知所踪，金国内库的“龙骸”也或已在成吉思汗的铁蹄下化为乌有，甚至那具距今不过80余年的“营口龙骨”也在被当地水产学校收藏后由于东北混乱的局势而在建国后丢失了。这些可能保留下龙真实样貌的“原本”如今线索全无，在历史的洪流中湮没无闻。

但是，如果从洪皓那句“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的论述推敲，即便我们已无缘得见那些最初的“原本”，在像董羽这样的著名画师笔下所描绘的“龙形”里，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与“原本”的微妙联系呢？换言之，如果董羽所绘的龙曾取材于那些来自目击现场的图画和标本，有没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这种特殊生物更加直观的原始形象呢？

考诸中国画史，自中国绘画艺术从东汉的应用美术中独立出来开始，“龙画”便成为了国画艺术中一支重要的流派。画龙之难，在于“古今图画者，固难推其形貌”。清代以前，已知有名的画龙大家有：东汉的黄安岭，三国（东吴）的曹不兴，东晋的顾恺之、张僧繇，唐代的李思训、冯绍正、吴道子、孙位，五代（南唐）的董羽，宋代的僧传古、陈容以及明代的汪肇等。而董羽，正是上承于汉唐，下启于宋明，是中国“龙画”创作中必须接触的关键人物。

这位来自南唐后归于宋、号称“董哑子”的画师，以画龙“绝类真龙”而扬名。可考的画龙作品有《子母出水龙手卷》《腾云出波龙图》《踊雾戏水龙图》《卧沙龙图》《战沙龙图》《穿山龙图》。历史之无情，没有让一幅董羽的龙画得以流传至今。在元代诗人张宪的《玉笥集 · 卷十》中保留了一首其题于董羽《卧沙龙图》的五言绝句：“仰阁青牛首，横搘赤鲤腮。轻雷惊不起，直待早潮来。”

如果同前述那些趴伏在地表等待一场雷雨的“堕龙”记录联系起来，是否会对这幅已经见不到的画作，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董羽画中的龙，恰保留了与“堕龙”记载相一致的事实，即“鼻嘴类牛而大”“形似牛头一般”的“青牛首”，以及“嘴型特像鲶鱼”“两颊宛如鱼”的“赤鲤腮”。北宋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评价“董羽龙如鱼”，其龙常作“鱼鬣鱼尾”。假设董羽仅凭见到了诸如《唐年补录》中咸通末年那段“鳞鬣皆鱼”的文字记载由此生发出创作灵感的话，就无法解释：

在董羽身后约150年的南宋人洪皓，见到的那具辽代初年（与董羽的生活年代基本处在同一时期）的生物标本，居然与董笔下的“画龙”如出一辙；

更无法解释，在800余年后与辽国同处一个区域的东北松花江流域，有人还可以见到这种如董羽所画的龙那般、满身“鲤鱼鳞”的生物。

因此，我们谨慎推断，董羽所画的“龙”可能来源于一种真实存在过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