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工部厂库须知》并未有本色折银和折色折银的明确记载，这是因为文献作者记载的角度是入库。如果我们查阅赋役编派、征收的文献，便能清晰发现同太仓银库一样的本色、折色均已折银的证据。这些文献便是现存的晚明各地的赋役全书，例如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和万历《江西赋役全书》:
岁造段匹每年额征七百二十一匹，该价银二千八百九十五两七钱。铺垫银每年该五百七十六两八钱。岁办枝子、槐花折价银一百五两。工部弓二千张，箭二万枝，弦一万条，奉文改造本色箭一千八百三十八两七钱五分九厘八毫八丝……工部年例砖料奉部札坐派银七百八两。⑦这与都水司的织造额解徽州府的纻丝，都水司杂派额征徽州府的槐花、栀子，虞衡司军装本折项下徽州府的军器弓箭弦，营缮司外解杂料银中徽州府的砖料银都相符合。⑧数量符合并非重点，重点在于这些物料在编派征收时都基本折银。虽然，入库时有些必须以本色入库，但这只能说在解送白银和入库贮藏前至少还有一个环节，使得物料得以实物入内库贮藏，那就是工部召商买办制度。
而万历《江西赋役全书》之江西通省起运项下，记载甲、丁字库颜料银及铺垫银，①以及四差之里甲的上供物料银( 弓箭弦、胖袄、军器) ，②与《工部厂库须知》的虞衡司军装和杂料本折，以及都水司的河泊和杂派额征项下的记载基本相同。③同前对徽州府的分析一样，笔者重点不是查看数额是否相符，因为数额不一定完全符合，上供物料不同年份可能出现按照皇室和朝廷需要增加的情况，这也是一条鞭法在某些项目上不能定额化的表现。笔者强调的是，江西省在编派和征收上供物料时，也已基本折银，甚至还将工部用解去的物料银召商买办本色物料，入贮内府库时的内官额外索要的铺垫费，也一并编入一条鞭中。且江西省在其赋役全书的凡例中明确指出，甲、丁二库颜料折价，若征解本色，按照时估④派银外，外加铺垫银两，如改征折色，则不用铺垫银。⑤
由上可知，节慎库在四司岁额料银外的各种杂料银，同太仓银库一样，通过区分本色折银和折色折银，从皇帝控制的内库收入分割而来，但也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且由于某些物料银轮年折征，并非每年都有，表明节慎库收入也有不连续、不稳定的特点。

六、结论
综上，嘉靖时期上供物料已经被区分成本色和折色两部分，折色的基本含义是折银，所折白银解运京师，通常由户、工二部代为召商买办实物，入内库贮藏。也就是说，折银并非户、工二部法定的可自主支配的收入。到了隆万间，上供物料等赋役在编派、征收、解运环节基本实现折银，但在入库环节被细分成本色折银和折色折银: 本色折银依然由户、工二部代为召商，买办物料入内库贮藏; 折色折银转而成为户部太仓银库和工部节慎库的收入，可由二部自行支配。关于此种转变发生的复杂背景，笔者当另文探讨。隆万间的上供物料，从区分本色和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和折色折银，从专属皇帝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同所有，表明一条鞭法下的赋役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密不可分。而这种分配格局，被写进中央颁布的《明会典》《万历会计录》，以及地方编写的赋役全书、地方志。这表明，一条鞭法改革的推进，很大程度是中央内部财权争斗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通过官方赋役册籍的
刊载，在国家层面走向制度化。
但是，隆万间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而来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这说明，皇帝才是国家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折率不定，又说明朝廷内部不存在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同时，户、工二部将代内府库接收的上供物料本色折银，通过“召商买办”制度，利用另一群人———“商人”购买内府库所需物料。⑥这意味着，王朝国家在财政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设计出另一套转嫁财政负担，保障财政收入的制度。
总之，16 世纪来自海外的白银，其周流过程、主要用途以及对明王朝和后世的影响，值得重视。皇帝、户部、工部等以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契机，进行财权博弈，不仅改变王朝的货币制度，在事实上认可白银的合法地位，而且在明初实物劳力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白银财政管理体制，更联动牵涉出上供物料的“召商买办”制度。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
( 一) 如果户部的太仓银库可称为“国库”，那么工部的节慎库理应为“国库”之一。因为从数量上看，其白银货币收入嘉靖末已达50 万两，万历末近100 万两。相比同期户部太仓银库200 多万和近400 万两的白银，①虽仍有一定差距，但不能为学界忽视。而且，节慎库的白银收入主要源自上供物料的折银，是明代四大主要税收项目( 田赋、盐课、劳役和上供物料) 之一。从地域上看，节慎库的收入来自除贵州以外的全国直隶府和各布政司，十分广泛。
( 二) 在赋役白银化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盐课、上供物料三大类外，还要留意劳役的货币化。表3、表4 及附表已说明，嘉万间节慎库白银的增幅最大、数量最多的便是柴夫折银，即砍柴、抬柴之役的白银货币化。
( 三) 明代后期徽州府夏税丝绢的起运情况表明，赋役折银之折率的情况，十分复杂。除与梁方仲提到的道路之远近和仓库的轻重有关外，②它还与权力部门的财政需求和财权博弈相关，绝不能视作物品的市场价格。例如，万历六年和泰昌元年的南京库所贮的人丁丝绢之本色折银和折色折银的折率，从相同到不同，尤其是缴纳南京内府承运库的本色人丁丝绢折银，还需缴纳专属内官管理收入的铺垫银。
( 四) 那些用万历皇帝的贪婪去解释万历皇帝在其统治后期派出大量内官搜罗财赋的观点，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人性贪婪是一个普遍性的假设，无法解释为何万历后期特别需要充实内库的现象。如果留意到内府库财赋被户、工等部利用折银之机趁机分割的制度性因素，或许对万历皇帝贪财表象的解释，会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