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印付梓的诸多指南中，最著名的当属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在书中，文震亨制定出了规章和准则，不仅关乎奢品雅物的最佳材质、设计制作和收藏购求，还包括这些物品的正确使用之道。明代随着书籍的大量刊刻和发行，这些指南也风靡一时，而书的作者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趣味的仲裁人。

马科斯认为：“真正的文人书斋会强烈地反映出所有者的品性，以便洞察主人独特的审美情感。书斋在遵循着一般理想准则的同时，在陈设和物品的选择上，也会有着微妙的个体差异。然而，对极富野心的富人们，展现个人趣味却是一种奢侈，他们不愿（或是不能）冒险，宁可选择一种折中的有文字诠释的统一风尚指南。尽管这些指南原本预期只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建议，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如今竟变成了绝对的蓝本。事实上，从未仅有过某种单一值得全民接受或深受追捧的文人风格，至少在18世纪‘宫廷风格’出现以前是如此。反倒有些稀奇古怪、气质独特且相当个人化的风格，在还算严谨的审美体系下脱颖而出，在当时为人称道。这样的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明代的文人大家为数不少，各有专精独到的美学理念；还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圈子，他们包括小文人、官吏及商贾，渴慕大家风范，并具效仿之心，形成了一个事关文人艺术及文玩杂件的沃土和市场，堪称为富有开创精神的崭新沃土；再加上地域性偏好、各地不同的神工巧匠和作坊、三教九流的影响、日益兴起的宫廷风格，以及常被忽略的优伶艺妓及女性艺术家，共同孕育了繁多的风格。”

文房器用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生产出来的，虽然秉持传统工序，却每每精彩多变，甚至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马科斯在书中运用了很多摄影、中国画、建筑细节，在视觉和叙述上构建五个不同类型的书房，“赏古”“自然之气”“仕女名妓”“无常之时”以及“皇家内廷”的主题，并将各式木作文房小件分类安放其中。谈及这一创意和构想，马科斯是试图用讲述个人风格和故事的方法来使文房用品“活起来”。“五间书房”增加了此书的深度和质感，也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和多样性，有助于读者理解古代文人书房的品位和式样。

马科斯认为文房小件是“文人生活方式”在现代的遗存，现代人正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并通过它们为现代生活注入古代文人的精神。

也许你会好奇，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中文沟通能力的外国人，马科斯缘何能对中国文化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地？

马科斯解释：“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基本且具通识性的美学、人类学和文化准则，它将我们所有人连接起来。只要是绝对真实、绝对美丽的，我们一定能把它找出来，这是我所接受的原则。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有时候，外人看一件事情更简单。”

楼主给个结尾图：明杜堇十八学士图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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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古代帝王中属于较为保护私营经济的，他明白私营经济才能更好的为民间和政府整体提高经济效益。明清强大的私营经济发展源头在于朱元璋的治国思想。
朱元璋：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减少的是效率低的东西，那些成本适合的东西，明末更加发达。明初的那种剔红器，还有那种大型的而又特别难做的铜狮子，根本没有多少市场，就靠匠户的劳役制度生产。你看那些明末的琉璃瓦，黑漆螺钿，比明初更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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