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代经济对文化艺术工艺影响的一篇作品
被滥用的“文人风格”｜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
本文根据《马科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8年收藏11月刊
本文根据《马科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8年收藏11月刊
楼主按：
明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有人说明代的文人文化极尽优雅细致，但也有人说明代是古典中国的结尾。
有人说明代手工业的特点在于匠籍制度，然而匠籍制度恰恰是唐宋以来官营手工业劳役制度的延续，而明代真正的生产关系大的趋势却是私营手工业对于官营手工业的逐步取代。
有意思的是，许多充满了古典贵族气息的明代产品，正是明初官营匠籍贯制度下的产物，而这些几乎不计成本的伟大作品，在明代后期反而逐步减少。（比如下面图一的明代王府门前铜狮子，图二的明代剔红，图三的永乐龙纹天球瓶，图四明初处州官窑划花大盘）
另一些受到市场推崇的，成本产出都比较合理的东西，比如说官式建筑体系外的琉璃瓦，黑漆螺钿的家具，等等，却越来越繁荣。（图五，图六，图七）
以至于这种趋势发展到茶、绘画等范畴，也体现出商品经济取代小农贵族经济的影响。
比如，明代有关茶道的书籍，几乎是从唐到清所有作品的一半，属于极为繁荣的时期，而其中提到的茶大多数是商品茶，而不是贡茶。
明代以前工笔绘画界几乎是被宫廷画院极大的垄断，比如容像画几乎就是皇帝专享的作品，而到明代不仅民间的绘画市场已经超越宫廷画院的规模，明代私人的容像画质量已经超越了皇帝的容像画，这在前代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图八）
明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有人说明代的文人文化极尽优雅细致，但也有人说明代是古典中国的结尾。
有人说明代手工业的特点在于匠籍制度，然而匠籍制度恰恰是唐宋以来官营手工业劳役制度的延续，而明代真正的生产关系大的趋势却是私营手工业对于官营手工业的逐步取代。
有意思的是，许多充满了古典贵族气息的明代产品，正是明初官营匠籍贯制度下的产物，而这些几乎不计成本的伟大作品，在明代后期反而逐步减少。（比如下面图一的明代王府门前铜狮子，图二的明代剔红，图三的永乐龙纹天球瓶，图四明初处州官窑划花大盘）
另一些受到市场推崇的，成本产出都比较合理的东西，比如说官式建筑体系外的琉璃瓦，黑漆螺钿的家具，等等，却越来越繁荣。（图五，图六，图七）
以至于这种趋势发展到茶、绘画等范畴，也体现出商品经济取代小农贵族经济的影响。
比如，明代有关茶道的书籍，几乎是从唐到清所有作品的一半，属于极为繁荣的时期，而其中提到的茶大多数是商品茶，而不是贡茶。
明代以前工笔绘画界几乎是被宫廷画院极大的垄断，比如容像画几乎就是皇帝专享的作品，而到明代不仅民间的绘画市场已经超越宫廷画院的规模，明代私人的容像画质量已经超越了皇帝的容像画，这在前代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图八）
研究明代文化发展的脉络，甚至明代建筑，工艺等等的发展脉络，不能离开对明代社会经济大环境的研究。
明代商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明代文化的发展，世俗化的特点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以下是正文：
明代商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明代文化的发展，世俗化的特点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以下是正文：
被滥用的“文人风格”｜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
中国古代文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精英阶层，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文人之“道”，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立足基石。在回顾和追摹古代精英文化的趋势中，“文人品味”“文人书房”……各种打着文人文化概念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于是有质疑认为，文人风格正在沦为艺术圈运作游戏的砝码，似乎和其文化内涵本身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精英阶层，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文人之“道”，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立足基石。在回顾和追摹古代精英文化的趋势中，“文人品味”“文人书房”……各种打着文人文化概念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于是有质疑认为，文人风格正在沦为艺术圈运作游戏的砝码，似乎和其文化内涵本身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英国资深藏家马科斯·弗拉克斯对这一问题直言不讳地表示：“近来人们大量炒作‘文人风格’，这名称可说是使用不当，甚至有滥用之嫌，特别是拍卖行。虽然‘文人艺术’的概念能受到追捧令人欣慰，但很多时候，它只被当作销售行为的包装和炒作，真实被用来交易的东西，并不是卖家所宣传和介绍的那样，甚至跟文人、文人品味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文化艺术的经营者，这恰恰本是最应该被重视和严谨对待的部分。”
在马科斯的这本近500页的《士林典藏》中，第一件藏品直到第102页才出现，在此之前，他用大量的篇幅，试图还原这些物件被制作、购置和把玩时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美学情境，以帮助人们瞥见其使用者所处的丰富世界。在这里，木作文房小件不再是一件件孤立的器物，而是与它们的使用者们发生紧密联系的。
随着明洪武帝将儒家地位、小农理想在整个国家的恢复，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盛世随之到来。得益于明朝初年对通讯和交通运输的巨大改善，商业也持续蓬勃发展，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萌芽孕育。从通过短暂盈亏中谋些小利的人，到无力再借助传统耕田种地来养家糊口从而投身于冒险生涯的小商贩，重商主义在平稳的帝国统治下被滋养。在太平年月里，对外贸易获得自然增长，现金流动更加自由，白银通过贸易国家，如日本和葡萄牙涌入大明，中国的行政结构开始从依赖谷物和徭役体系转向依靠直接的白银经济。
中国经济中这些变化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内涵，小农理想的状态遭到破坏，传统儒家社会等级制度的松弛，之前界限森严的士农工商之间开始有了更深入的互动。
明末，士人这一角色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许多传统的习惯与追求被蒸蒸日上的成功商人阶层所仿效。商人们通过贸易和商业聚敛财富之后，就开始属意于提升社会地位。富商大贾常常让他们的子弟读书受教，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家族地位“体制化”。与此同时，他们也继续占田拥地，毕竟，这是士绅们获取财富的传统途径。
在这幅变动的图景中，士人阶层被揉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迫使士人与商人阶层互动，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巨变中受到侵蚀。明代士人在不时捍卫自己所珍视的惯例与准则时，或许忽视了自身秉持的核心道德和社会价值，开始放任自己被财富与政治权力所诱惑、腐化。士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与那些商人、匠人，原本下等的阶层纠缠不清，人人都在变动的社会风景中争抢着一席之地。在这一场景中，所有能残存下来的纯粹的文人之“道”，或许仅剩文人生活中那些礼仪和服饰穿戴罢了。
在明代郭诩《称书图》轴中，有着对16世纪晚明文人阶层状况恶化的显著抗议和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其时，许多士子求仕无门，入不敷出，以至于不得不出卖他们最珍贵的财富——书籍。而那些青云直上的富商，仗其财力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购买书籍的行为，是通过交易获得文化的隐喻，他们希望无需阅读就可直接达到附庸风雅的目的。
明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场巨大变化，被视作中国历史古典阶段的“末日之始”，是传统阶层和儒家理念遭到削弱的最初端倪。不过，这种气氛，却大大刺激和扩展了艺术与物质文化的需求。
饱读诗书且精于才艺的士子们，研习绘画、书法、音乐、诗歌，甚至赏玩品鉴文物。新富的商人阶层则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购买相关的种种器具，既要营建带有花园和文人书斋的宅院，也需购置与文人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道具”，收藏古董、文物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奢侈品。这些多是真文士生活场景所必备的，如精美的文房小件。因此，明代中晚期，文房小件、古董和其他奢侈品产量呈汹涌之势。
在明代，模仿文人之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文化精英和野心勃勃的新富阶层的“必经”之路，虽然它们大都只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物质层面，而书斋通常被认为是文人理想的一个最真实的物质载体——
古代的文人书斋是一处男性的场所，通常坐落于房屋建筑群落的边缘，开设可以领略花园的窗户。这是一个有序而整洁之处，其室内陈设雅致、简洁而疏落。画案通常配一把坐椅，椅下有脚蹬，可以保持脚下干燥温暖。书架和“万历”柜用于展藏书籍、卷轴及其他珍品。榻几有助于主人放松，或与友人围棋，啜酒品茗，亦或能凭此小憩片刻。香案上放置着精致香炉，旁边的案几上陈放着赏石，或插有时花的花瓶。古琴使之有声，多是在一张特制的琴桌上弹奏（尽管后来在不那么“纯粹”的书斋里，古琴常会被悬于墙上，作为有教养的暗示）。最后，也备置一些坐具用以待客，如凳子或方椅，或许还有一个铜火盆来保持室内温度，顺便也提供了焚香所需要的炭火。疏落和低调的室内陈设意味着每一件东西都必须高雅和精致，并且要与最佳的文人审美传统保持一致。家具是书斋的骨架，界定了空间，传递平衡并且使整个室内充满着教养，儒雅但又不失个性的气息。除了精美的家具，理想的书斋内也要容纳所有文人享受消遣所需的必备物品。
商人精英们亦步亦趋地仿效文人的规矩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打造一间书斋成为了上上之选，只是收集什么？什么时候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品质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优雅，财富阶级需要一本文人精致生活指南。
而与此同时，文人阶层中的许多人感到“暴发士人”上升之势的威胁，甚至多少有所不满，但在表面上采取了一种成熟的方法，借以保护文人生活方式的纯粹与体面。对那些志趣不投者，一些文士宁可避而不见，不通消息。同时，另一些文人则不遗余力保持他们文化精英的身份。在很多明代文人的眼中，文化话语权才是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这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循环模式，文人精英通过制定严密的规范来调度他们的闲趣以及奢侈用品，以此竭力维持他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