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诏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言“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于是遣思摩帅所部建牙于河北，上御齐政殿饯之，思摩涕泣，奉觞上寿曰：“奴等破亡之馀，分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复立为可汗，愿万世子孙恒事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等赍册书，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立之。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忠，苏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怀慕中国，见使者必泣涕请入侍；诏许之。

据此，唐太宗以“根干”喻中国，以“枝叶”喻四夷，并认为损伤根干而奉养枝叶的做法，是毁坏根本的，不足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观点，唐太宗认为之前将突厥留在河南之地是错误的做法。可见，中国与四夷的对应，是唐代天下观的重要立足点。

应该说，“九州”是一个界限不十分明确的地理概念，虽然起源于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在唐太宗的认识中基本上是指称西汉王朝强盛时期的郡县区域，一方面表明唐王朝作为“华夏正统”，其疆域和前代有着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表明唐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也是源出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海内”是包括了“九州”在内的更辽阔的区域，它和“四海”的含义是相同的，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的“海内”大致包括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是以汉族为主聚居的“九州”或称为“中国”；二是以“四夷”为主聚居的“九州”之外部分。应该说，唐王朝统治者的这一认识基本上还是对先秦时期天下观的明显继承，而且这一区分无论是从文化的差异，还是从民族分布的不同上看，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也是有所发展的，其中对于“海内”在天下统治中的地位，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则和前代，尤其是和汉代具有明显的差异。汉代人认为“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即“四海”虽然是天子管辖的区域，但作为“家”的范围则仅仅局限于“九州”，即汉族聚居地区；而唐王朝统治者则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不仅将汉族聚居地区纳入其中，而且将“四海”之内的非汉族聚居地区也包括了进来，看作是“家”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唐代，天子之“家”的范围已经由“九州”扩大到了“四海”即“海内”。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唐王朝的管辖范围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安东等都护府的设置已经使唐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域突破了汉代郡县的范围；另一方面唐王朝和没有实施有效管辖的边疆民族也建立起了“藩臣”关系，因而天子之“家”的范围由“九州”扩大为“四海”也是很自然的。

以上所说的汉唐统治者的这种不同认识和具体实践的结果，我们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记载唐代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地理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汉代的疆域，基本上是西汉王朝正式设置郡县的沿革情况，而且是由传说中的“九州”开始谈起，明确反映着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郡县是在先秦时期“九州”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而，说《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县的范围就是汉代人心目中“九州”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汉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域并不仅仅限于郡县范围，诸如西域都护的设置就将西域纳入了有效管辖的范围内；护羌校尉的设置自然也表明汉王朝对西羌行使着管辖权；护乌桓校尉则是管理乌桓和鲜卑的机构，等等，但是《汉书·地理志》对于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特设机构管辖的区域则没有言及。之所以没有言及，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这些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纳入汉代的官僚体制之中，而是属于“加官”的性质，因而它们管辖的区域和郡县区域还有差别；二是汉王朝是将这一区域作为“九州”这一皇帝之“家”的“藩屏”看待的，自然会与郡县区域不同；三是在这一区域聚居的主要是边疆民族，这些民族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和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汉代人没有将这一区域纳入皇帝“家”的范围内。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地理志》中，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不仅记录了唐王朝众多正式府州的设置和沿革历史，而且也将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安东都护府的辖境及其所属在众多边疆民族部落基础上设置的羁縻府州的沿革历史也纳入了记载的范围。认识的差异和史书记载的不同，应该是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已经在汉代人天下观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九州”之外的“海内”也演变成了天子的“家”的范围，这一范围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疆域的范围。

“海外”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中是最外层的区域，但也并不是独立于天子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旧唐书·李密传》载：李密在进攻东都的时候曾经陈书隋王朝的十大罪状，其中有：
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按照李密的认识，“海外”尽管不是天子谋求有效管辖的区域，但也是天子“德”所及的范围。如果说李密的认识只是代表了隋末唐初中原人的一般看法，那么上引史书所载郭元振言“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则应该是反映了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另据《新唐书·百官志》载，鸿胪寺的职责中有：“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这一记载也明确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对“海外”诸多政权的态度。也就是说，尽管“海外”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中处于最外层，但也是天子谋求臣服的区域。

当然，处于三层天下结构核心的是天子，也就是唐王朝的皇帝，这一点是对前代天下观的完全继承。《旧唐书·礼仪七》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这一记载已经明确地反映出天子在唐代人天下观中的绝对地位，在王莽对西汉王朝藩属体系进行改革的理由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大致相同的表述。天子在唐王朝天下统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不仅仅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中，据《旧唐书·礼仪二》载：“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据此，则天子在唐代人观念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也通过明堂这一有形的用于祭祀的建筑而表现了出来。

和前代一样，“德被四夷”也是人们对天子提出的良好愿望，同时也是唐王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史书中可以见到众多的记载，而且在《贞观政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太宗谋求以德治国思想与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应该说，唐王朝统治者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时期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天下观，但这种继承是发展的继承，其中最大的发展就是对天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认识已经较前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天子“家”的范围由“九州”拓展到了“四海”。唐代人天下观的这一变化，如果从统治者的血统上看，或许和作为皇族的李氏家族有与边疆民族通婚的历史，及在唐王朝统治阶层中也有大量出身于边疆民族的成员有关，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对“华夏正统”地位长期争夺的结果密切相关。以边疆民族为主体所建政权和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对“华夏正统”地位的争夺实际上早在汉代就已经初现端倪，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边疆民族为主体所建政权对汉族所建王朝“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则由争论转变为实际行动。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正统”的争夺，自然是这些民族主动融入中国的表现，但也是“四海”之内各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而对这些边疆民族的接纳，也必然会影响到传统的天下观，天子“家”的范围扩大到“四海”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唐王朝统治者的以上观念和统治体系的构筑形成了对应。如果按照唐王朝行政区域的不同来区分上述三个层次，那么我们可以用以下简图表述：

府州统治区是指正式设置的府州，是在汉代郡县区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是唐王朝统治体系的核心区域，与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的“九州”形成对应，是统治体系中的核心或称为第一层次。这一区域是唐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有着严密的管理体系，《大唐六典·户部尚书》载，“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所谓“三百一十有五”州府即是指这一区域。

在府州统治区外，还有一个由都护府或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府州统治区域，此即上引史书所载“八百”羁縻之州，与唐王朝统治者概念中的“九州”之外“四海”之内的区域相对应，是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的第二层次。但所谓“八百”仅仅是一个约数，《新唐书·地理一》则记载为“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对于这一区域的统治，唐王朝是通过设置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来实现的，但都督府一般位于这一区域的内层，而都护府则处于外层，其辖有的羁縻府州也远远多于边州都督府。安西都护府是唐王朝设置的第一个完善的都护府。据《旧唐书·地理三》载：“安西大都护府。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安西）都护府，治在西州。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在北部边疆，贞观二十一年（647），设置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永徽元年（650），唐王朝灭亡突厥车鼻可汗，“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麟德元年（664），云中都护更名为单于都护；总章二年（669），瀚海都护更名为安北都护，二都护成为管理北疆的主要机构。在东北边疆，总章元年（668）灭亡高句丽后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管理。在南部边疆，调露元年（679）将交州都督府改名为安南都护府，管辖包括今天云南、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北、中部广大南疆地区。长安二年（702），唐王朝在西域又设置了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部众。就这样，随着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不断巩固，最终形成了以安西、安北、安南、安东、单于、北庭六个都护为主而构建的统治体系。

以上两个统治区域，由《新唐书·地理一》所载“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看，是唐王朝实施有效统治的区域，也是上述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皇帝“家”的范围。

在都护府统治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藩国区，这是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家”之外的区域，是唐王朝统治者天下观念中最外层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的多是一些势力比较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诸如突厥、薛延陀、吐蕃、百济、新罗等。这些政权和唐王朝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向唐王朝称臣的政权，薛延陀、南诏、百济、新罗等都属于此类。第二类是和唐王朝保持“舅甥”关系的政权，吐蕃即是。第三类是保持“敌国”关系的政权，唐王朝初期的突厥汗国属于此类。

唐王朝统治体系与前代特别是汉代的不同点，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第二层次的认识唐王朝的观念更为明确，不仅认为这一区域也是唐王朝实施有效统治的区域，是皇帝“家”的范围，而且与此相适应，这一区域内所设置的管理机构及其官员配置也都纳入了唐王朝正式的官制序列中；二是和羁縻统治区域内各民族政权的唐王朝统治体系与前代特别是汉代的不同点，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第二层次的认识唐王朝的观念更为明确，不仅认为这一区域也是唐王朝实施有效统治的区域，是皇帝“家”的范围，而且与此相适应，这一区域内所设置的管理机构及其官员配置也都纳入了唐王朝正式的官制序列中；二是和羁縻统治区域内各民族政权的关系不仅有了范围上的拓展，而且也更加细化了，不仅更多的边疆民族政权被纳入了这一区域之内，而且分布范围上也较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统治体系的这种发展对于中国疆域的形成具有很深的意义，从观念上看，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疆域形成的角度看，则是第二层次和第一层次关系不断密切的结果；从藩属关系的角度看，则是边疆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日益牢固地凝结为一体，中国疆域就是在三个层次联系不断密切的过程中形成的。

@明月煦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