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各地僰人社会中，士人阶层大量涌现。大理府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盛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瑟，今相属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大理府·风俗》。)，“明嘉［靖］万［历］间科甲繁盛，文章、理学实冠南中”(（民国）《大理府志》卷12《风俗》。)；姚安军民府则“我朝建学立师，收其秀者而教之，比年以来屡有登科请举者，而风俗亦渐美矣”(（正德）《云南志》卷9《姚安军民府·风俗》。)，“今士类之盛，科不乏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姚安军民府·风俗》。)，僰人土同知高奣映不但自己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生性警悟，幼嗜读，过目成诵。博极群书，自性理经济，以至玄释医术莫不洞晓，诗词歌赋皆能深造入微”，“著书八十一种，兼综儒释著述之富为一州著作之冠”，而且广收门徒，“并裁成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等，乡荐者四十七人”(（民国）《姚安县志》卷27《人物志·乡贤》。)；澄江府僰人“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澄江府·风俗》。)；鹤庆军民府“自设立学校以来，士慕诗书，争先入学，而登科之士常不乏人”(（正德）《云南志》卷10《鹤庆军民府·风俗》。)。石屏州僰人“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正德）《云南志》卷4《临安府·风俗》。)。

第四节 僰人社会的巨大变迁
明代以流官为主的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封建地主经济因素的导入，以及儒学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等各项措施的实施，使云南大多数僰人地区的发展与内地趋同，促进了僰人社会的巨大变迁。

一 僰人士人进入了封建国家的官僚体系
大理府僰人“好作吏”，“云南各司州县吏、典、丞、差，太和人居强半焉”；(（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风俗》。)澄江府“有以科第跻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澄江府·风俗》。)；石屏州僰人“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正德）《云南志》卷4《临安府·风俗》。)。明代众多僰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治舞台，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积极服务，在地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曾到内地担任流官的进士李元阳，任江阴知县时“以廉洁著名，发奸摘状不避强御，举孝表墓，兴利除害，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余里，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任荆州知府时“荆襄之间四百里无井泉”，李元阳“即捐俸穿井数十，有做石池以饮马”。荆州濒临长江，旧堤毁坏常年失修，巡抚顾璘拨银修堤，却久无成效。李元阳“毅然为之，甫期而堤成，荆人遂名其堤与井‘李公’”。辞官还乡后，以化导乡里，推进地方学术为业：“不营生业，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丧葬、饥寒、冤抑以至桥堤、道路列为三十二事，日以自课，至老不少替，虽废家产不恤也”，“倡明性学，亦时与诸生讲文艺，凡从游者类皆敦世善俗”，编（嘉靖）《大理府志》、续修《大理府志》、纂（万历）《云南通志》，其著作“非性命极理之谈，必济世安民之法”，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李选：《侍御中溪李元阳行状》，载（民国）《大理县志稿》卷26《艺文志》。)

邓川进士杨南金，任江西泰和县令时曾与权臣刘瑾斗争，“时逆瑾威倾中外，六卿往之丧仪。其党为左都御史，凌辱十三道，南金独不跪，欲缚之。南金解冠服曰：‘不做此官便了，岂可屈于权奸乎？！’满堂失色。南金手按角带，指叱而出，即日行二百里。瑾闻之，竟追之不及”。其忠勇耿直人称“三不动”，即“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捍不动”。(（万历）《云南通志》卷11《人物》。)

举人杨禧，任庆远知府时，“以诚信感化夷民。任满将行，民遮道泣留，台臣上其事，复留三年。又将行，民又留如初”。(刘文徵撰，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天启）《滇志》卷14。)
太和进士杨士云，以病辞官返乡，“乡人不知婚丧礼节，公教以易侈为俭”(刘文徵撰，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天启）《滇志》卷14。)，曾为《（重刊）家礼四要》写序(杨士云：《（重刊）家礼四要·序》，载（民国）《大理县志稿》卷26《艺文志》。)，倡导推行封建道德规范。士大夫，又是地方名流，他们成为联结封建统治者和僰人地方民众、沟通汉僰文化的中介。他们深受中原正统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又以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为民表率，以礼辅法，齐家化乡，从而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依靠的重要的地方力量。

二 封建地主经济在僰人地区进一步发展
随着汉族屯田规模扩大，新垦荒地的范围不断由坝区向外扩展。
因农业耕作需要，汉僰军民共同兴修了不少农田水利工程。云南府建成滇池南坝、汤池渠等水利工程。大理府修建了有名的“地龙”蓄水灌溉网，筑“御患堤”，修品甸湾渠、宝泉坝等30余项大型水利工程。(（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水利》。)屯驻的汉族军匠制造与内地规格相同的生产工具，供给僰人使用，提高了僰人的生产技术。在汉族移民的帮助下，僰人地区改变“前牵、中压、后驱”的二牛三夫耕作方法，采用“前一人引之，后一人驱之”的耕作方法，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汉族移民还带来许多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增加了僰人地区的农产品种类，并帮助僰人提高栽培技术。而汉族移民也在僰人的帮助下，掌握了当地的气候节令，了解了土地性能，很快适应了生活环境。僰人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提高，封建地主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参见《白族简史》，第128、145~1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明朝中后期，云南屯政逐渐废弛，官田私有化导致土地买卖的盛行。一些贫弱的僰人土官出卖土地，如弘治七年（1494）鹤庆千户奚准一次出卖土地719亩；北胜州土官高氏因“承袭起关，急缺费用”，以1000两银子将坐落鹤庆的私庄五处卖给丽江土官木氏；云龙土知州段氏把澜沧江以西的大片土地买给五井商人等。(参见《白族简史》，第124页。)而一些新兴的僰人上层也在土地兼并活动中，成为本民族的地主。

三 僰人社会风俗的变迁
明代汉僰杂居、通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加之儒学观念进一步融入到僰人的生活习俗之中，僰人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如云南府“迨今渐被华风，服食语言，多变其旧，亦皆尚诗书，习礼节，渐与中州齿”(（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风俗》。)，昆阳州僰人“居多城郭，习汉语，渐染华风”(（道光）《昆阳州志》卷5《地理·种人》。)，大理府“入本朝百余年来，文教浃洽，风俗渐于中州同矣”(（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风俗》。)，镇南州僰人“风俗大抵与云南府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镇南州·风俗》。)，开化府、广南府僰人“婚姻、葬祭与汉相近”(（道光）《云南通志》卷182《南蛮志·种人一》引《开化府志》、《广南府志》。)，陆良州僰人“衣冠容貌居室器用与汉人同”(（乾隆）《陆良州志》卷5《土司》。)，弥勒府僰人“知读书，婚丧葬祭与汉相近”(（乾隆）《弥勒府志》卷9《风俗》。)，普洱府民家“服饰饮食悉类汉人，故有与汉人为婚姻者，妇女亦缠足”(（道光）《普洱府志》卷18《种人》。)等等。

明清云南方志中关于僰人风俗的记载，往往汉、僰连用，将汉人与僰人相提并举，如楚雄府“汉僰同风，多旧汉人，乃元时移徙者，与僰人杂处。而服食器用及婚姻丧葬燕会馈饷之俗，大抵同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楚雄军民府·风俗》。)，姚安军民府“其近城郭而居者，皆汉僰及四方移徙之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姚安军民府·风俗》。)，鹤庆军民府“近府治而居者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而语言、服食、吉凶、庆吊之俗，俱变其旧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鹤庆军民府·风俗》。)，大理府“郡中汉僰人”(（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风俗》。)，剑川州“居州治之近者，多汉僰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剑川州·风俗》。)，曲靖军民府“郡中亦汉夷杂处，列屋于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曲靖军民府·风俗》。)，石屏州“近州而居者多汉僰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3《石屏州·风俗》。)，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蒙化府·风俗》。)，澄江府“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澄江府·风俗》。) ，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近城皆汉僰武人杂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风俗》。)等等，这些均反映了部分僰人因求学、教书、做官、经商等多种原因移居城郭，与汉族杂居甚至通婚，深受汉文化影响而与汉族发展水平相接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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