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智慧的工具，人的智慧是用于造福人类。我们人类的第一任老师不是我们人类自己，而是产生我们人类的大自然。我们在最初的自然感觉下，得到了最初的智慧。而语言文字只是智慧的载体。那么如此分析下来，我们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言是根源于不言的自然。正是因为言是根源于不言的自然，那么最高深的智慧传播就是不言之教。




什么样的语言最好，一下能说出本质的语言就是最好，所以古波斯人教导他们的孩子就是三件事情：骑马，打仗，说老实话；什么样的逻辑最真，根源于自然的逻辑最真，所以把内容变为形式的人为逻辑往往是伪逻辑；什么样的智慧最高，造福人类自身的智慧最高，所以不言之教的最高境界就是身体力行。所以，最大的不言就是身体力行的做事，无言的行动。拥有如此品质的人，往往是能叫人感触至深的，这也是书本中得不到的智慧。它就是经验。


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庄子。田子方》)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




仲尼不用听伯温雪子说话，只需要见它的面容，就知道他是得道之士？光耀也不必去听无有的语言，却能读出道的内涵？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二种语言：一种是听的见语言，一种是听不见却能强烈感受到的语言，这往往就是我们说的人的气质，魅力。为什么有的人我们一看见就喜欢，为什么有的人为什么一看见就讨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语言在发挥作用。说的再形象点，五丈原的孔明不需言，人人看他秋风下的银丝，就是最感动的语言；伏尔泰离开法国，到了祖国的尽头的时候，拿起泥土，朝祖国叩拜，就是最至爱的语言；一个姑娘对一个小伙流下最纯真的眼泪，就是最极情的语言。这些语言，都不需要用发声器官来表达。




这第二种语言，根源于人类的自然感情，以潜意识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现在许多人对人的潜意识想的很复杂，其实潜意识就是你抛弃一切理性后的感情趋向：就好比一个姑娘，当她抛弃她全部理性的时候，她内心想着谁的影子，她实际就是爱着谁。同理，这第二种语言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基础，文学艺术本身就是去掉理性的语言，纯粹用感情的语言来写；特别对于浪漫主义来说，就更是如此。所以，最真的感情，就是最美的美。艺术品的神韵，那发自大师灵魂深处的浓烈感情，为什么能震撼读者的心灵？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真感情与读者的很感情是水乳交融了。双方是用感情的语言在交流，而不再是用理性的语言交流，而这样的交流往往是不言的。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庄子。则阳》）




与美丽所对立的是丑陋，美丽的人感觉到自己高于丑陋的人，所以美出自人类的私欲；与爱对立的是恨，人爱人本是出于自然的，但是人类语言中的爱又有几人真出于自然，大多数不是以爱的名义提高自己的声誉？同样，语言是来表达本质的，知识是用来传播真理的，但是就是人有私欲，往往把真理的内容，变为伪诈的形式。。就好比满清政府把儒家伦理中双方之责任义务变为上下的责任与义务的分离，就能祸害中国三百多年。自然感情本出于自然的，人类无论是用语言说爱也好，不说爱也好，它都存在人的身上。所以，自然感情，永远是真的，而语言中的爱却不一定是真的。自然不会欺骗人，但是人却是可以欺骗人的。




现在有一类人，说什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似乎是人表达出真理也是“不知之人”。这些愚蠢的人，还真以为道家是什么玄学，以此无形的纵容邪恶。但是他们又怎么清楚，所谓知与不知，是知道与不知不道；所谓言与不言，是言真理与不言谬论。如果不言的真义真是如此，那么老子与庄子还写什么书，传播什么真理？正如庄子在《寓言》篇里说的卮言，因和天倪，所以可以曼衍，同样可以穷年。天倪就是自然，真理本出自然，符合真理的话，就可以尽意发挥，就是说一辈子也是不会有任何过错。

如果这个还不明显的话，那么我就举《列子。仲尼》篇的一段话为例子：


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 人，乃居南郭。从之处者，日数而不及。虽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与辩，无不闻。而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不相谒请。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见者。门之徒役以为 子列子与南郭子有敌不疑。有自楚来者，问子列子曰：“先生与南郭子奚敌？”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耳无闻，目无见，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将奚 为？虽然，试与汝偕往。”阅弟子四十人同行。见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与接。顾视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与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与言，衎衎然若专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骇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 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骇哉？”（《列子。仲尼》）




南郭子因知其道可以不言，因知其不道亦可言之，他面对列子那些道术浅薄的徒弟雄辩滔滔，充满了力量。道家在德的运用上，至德就是为之不得已。面对不道之事，言是不得已而言；为是不得已而为。就好比自然感情本无可言，本就存在，但是若有人说人不存在自然感情，你是言还是不言？就好比，自然权利，本就是不必争的东西，现在有个强梁出来，以自己的私欲剥夺人的自然权利，你是为还是不为？所以，同样这些道行浅薄的人，他们不懂，不言是出自自然，言是人有人为私欲。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不得已之事呢，难道不是很多吗？为什么历史上的雄辩能留下震撼的声音，那就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与自然感情而战！




真理只有一个，而诈智却有成千上万。造物者给人类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张嘴巴，就是让人少说多看。多看是为了什么，就是保持一个虚静的态度去体悟什么是才是真正的道；给人一张嘴巴是为了什么，就是把真理传播给我们的同类。而那些小人，为什么废话那么多，为什么语言很多但往往言不及义，那就是因为他们只懂为语言而语言，甚至是为掩饰而语言。




有一位牧师在讲坛上说教，马克·吐温讨厌极了，有心要和他开一个玩笑。“牧师先生，你的讲词实在妙得很，只不过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见过。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上面。”
那牧师听了后不高兴地回答说：“我的讲词绝非抄袭！““但是那书上确是一字不差。”“那么你把那本书借给我一看。”牧师无可奈何地说。
于是，过了几天，这位牧师接到了马克·吐温寄给他的一本书——字典。




马克吐温给那位牧师一本字典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讽刺他----你只懂语言而已，你却永远不懂语言骨子里的真意。同样的道理，轮扁也曾告诉过齐桓公，他读的只是圣人的辙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就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知道那些概念，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概念背后的本质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人都高叫民主，又有几个人知道民主的真义？千万人都可以喊他们根本不懂的口号，但历史上，也只有寥寥几人才能懂口号下的真义！




自然是不言的，人的言本身根源于自然的不言，所以人的言必须符合自然不言的真理；人人往往只知理性的，发声的语言，却不知道感性的，不发声的语言；语言的真正力量在于反击不道的语言，这就是道家为之不得已的至上大德。此三点，就是不言之真义！

第九节 不争




道家的德，即人们内在所遵守的行为法则，是根源于对天道和自然的观察。所以道家八德，原本就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道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自然也必遵从自然的发展与人类自身之天性。那么不争之德，也是从天道观中推论出来的自然之德。




我们在静态绝对律的一章中曾经论述过，天道是无欲的；正是因为天道的无欲，所以天道也是不争的。它对人类的态度是给予而不是索取，而人类对天的态度恰恰是索取而不是给予。从力量上来说，人行恶伤害不了天；天行善也不能给天以福禄。正是因为天道如此，古人得出那么一个宝贵的智慧：成为众人之长的人，也必须如天那样，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从他的力量上来说，别人行恶不能直接伤害到他，别人行善也不能直接恩惠到他。他的力量已经强到人们的行为都对他没有直接影响的程度。正是因为天道是“利而不害”，那么圣人之道也必然是“为而不争”。




现代人的观念中，特别是资本主义成熟起来之后，人们认为人的本质是争斗的。正是因为人的本质是争斗，所以人性也是一种为我的状态，从而天然的排斥别人。人们因为要减少别人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在力量上增强自己，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分子的思维逻辑。




这样的逻辑到底成立不成立，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不是争斗？是社会与政治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一切社会科学的总根源。无论是东方的儒家还是法家，亦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还是历史法学派，他们的根本矛盾，就在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前者是“性善论”，后者则是“性恶”论。那么人性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呢？为什么这一问题争论上千年而没有解决？那就是因为两派学者都把各自的观点绝对化，同时也只看到了人性的一个侧面而没有看到其他的侧面。并且，他们没有搞清楚，人性与人群的关系问题。




从人性上来说，如果人性是性善，那么邪恶是怎么出来？出来人性是性恶，那么善良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按儒家所论，人性是性善的，那么行恶的源头在哪里，没有这个根源，又哪里有外物的影响？如果按法家所论，人性本恶，所以要严刑峻法来压制人性之恶，那么人性之中没有善的因子，压制人就能行善？事物的内在都是有两相互对立的面，人也是事物中的一种，怎么会只存在一面？甚至道家对人性的看法，我认为也是不妥当的，那种把人类美好天性归于自然，把恶的根源单纯归结为外物影响的思想，其实是很不严谨的。在我看来，无论是人类的德也好，还是人类的私欲也好，都是人类本身的自然之性。这种自然之性从自然权利上来分析，生命权，尊严权，自由权是中和之性，无分善良；自然感情是善的根源，根源于人类的同情心；而幸福权是恶的根源，根源于人对幸福权自然的扩张欲望。所以从人性上来说，人类本就是一个矛盾体，他们既喜好战争，同时又厌恶战争。




但是社会又为什么是追求善而不是恶，人性是向往美好而不是向往邪恶？就是认为人性本恶的中国的法家和西方的历史法学派，他们的压制人性之恶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人性之善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懂，人性的特点不代表人群的特点，人群是有其特殊规律存在的。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自然天然就决定了他们谁也离开不谁，他们是天然害怕孤独的物种。为什么人害怕孤独，因为这本出自然，是自然而然之事。人类的大智慧，就是首先要把承认自己的智慧的有限性，对于自然而然之事只能是无解的。因为人类的知是出于无知的状态中的。正如庄子在《徐无鬼》中写的那样：““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乎”，可见人类注定是害怕孤独的。同情心与害怕孤独，就成了人类爱的根源。

如果我们在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之间的彼此需要性。每个人因为爱好不同，特长不同，性格不同，就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同。社会系统之中，缺少了任何环节，都会导致系统的崩溃。一个人是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一个人过度的扩张自己的幸福权，导致其他人都不能生存，那么也意味着他本身的毁灭，哪怕他的力量强大到无边的地步。与此同时，因为人人都自己的自然权利有保卫的本能，剥夺别人生命者别人也会来剥夺你的生命，毁弃别人尊严者别人也会过来毁弃你的尊严，断绝自由者别人也会过来断绝你的自由，扩张幸福者别人也会过来压缩你的幸福，那么在一个人人都不承认别人的自然权利是正当的社会里，就如自然状态的末期那样，人人剥夺别人的自然权利，但人人都不能保卫自己的自然权利。那么到最后，每个人都不能生存。所以，人类的彼此共生关系与对自身自然权利的本能性，就决定了人群关系必然追求的是善而不是恶，这也是道德与法律的起源，亦是政治的起源。




为什么一个有德行的人天然的叫人欢喜，为什么一个无德行的人叫人讨厌。那就是因为前者懂得人类是彼此的共生关系，他能用他的智慧去合理的扩大人的幸福权，在自然感情上懂得何为爱；而后者，却因为要扩张自己的幸福权，而去剥夺别人的幸福权甚至是中性的自然权利，他们的冷漠也使别人倍感孤独。为什么中国近代人不知团结，追求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得其强大，那就是近代的中国人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人性之恶的根源只有一个幸福权，而中和性自然权利，人类的自然感情，社会的共生关系却是人性之善的根源，后者力量要远远强于前者的力量。所以人性本质是不争之德，而并不是我们常识里的弱肉强食。一个连不争之德都不懂的民族，它谈什么团结，它谈什么强大？所以从个人素质来论，中国人最好记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政治体的本质责任是什么，政治体的本质责任就是解决自然状态末期混乱的局面，调解社会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共生关系。而不是如现代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政治体的责任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是完全把政治体的堕落当成了政治体的本质：一个健康合理的政治体，需要的是平衡，而不是消灭。所以真正的优秀的统治者，他的根本能力，也是不争之德：不与民争利（和大怨，必有馀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它的手并不是放在直接的经济领域，而是放在社会再分配领域，从而维持社会平衡；不与人争能（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他的才能是把不同能力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上，而不是由他自己出直接用力。所以说，知其争而不知不争之德的人，那是政客；知其不争之德化争为不争的人，那是政治家。政治的第一格言就是---”圣人抱一③为天下式④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但是，不争之德是不是意味凡事不争之状态，是不是如平常人认为那样的当个和事佬而不讲其原则，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首先从阴阳对立的关系来看，有不争就有争，有争就有不争，一味的强调表面上的不争，那是完全违反道家的动态统一律之规律。为什么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掌握不好，甚至误解甚深，就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次，从道家八德的操作性来说，最大的至德就是为之不得已，世界上因私欲而形成诈智与恶行那么多，你不争就是承认恶，就是不道，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符合道家八德之准则呢？最后，从不争之德的大争标准来说，不争之德维护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然感情，难道不是确保社会的共生关系？现在有一个人出来，剥夺人的自然权利，践踏人的自然感情，破坏社会的共生关系，你争是不争？当然是要争，不争就是不道的东西！那么，不争之德大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谁主动过来剥夺人的自然权利，践踏人的自然感情，破坏社会的共生关系以满足他们的私欲。这有点像墨家所说的，人要知其兼爱，但知其兼爱之人必知诛罚之威？老子也说过慈能生勇，勇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从不争之德来。




”我有三宝④，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⑤，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⑥；俭故能广⑦；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⑧。“




老子曾经对道家之德做了总结，那就是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天下先说的就是不争之德。有不争之德的懂得给予而不是索取，这样的人是不是仁慈的人？懂不争之德的人必然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知俭的人？所以，老子总结的道家三德，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不争之德；我所归纳的道家八德，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也是不争之德。




人的自然权利需要不需要争论，不需要；人的自然感情需要不需要争论，不需要；社会的共生关系需要不需要争论，不需要。把这三个问题去问任何人，他们的回答都是不需要，可是他们谈论起人与社会来，却把争当成了人的本质。我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悖论有几个人发现。我只能说他们天天谈争，天天要争，只不过是他们忘记自然的智慧而迷信他们从小接受的事理教育而已，把人性的本性当成是恶，把诈智当成了真知，所以他们的根本特点就是庸人自扰。这些人过的幸福吗，他们又得到了什么？放大来，百年来的中国人，他们争来争去，内斗不已，中国人又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不得不把真正的智慧的告诉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要得其幸福，必行之以不争之德：维护人的自然权利与人的自然感情，维护社会的共生关系。谁反对不争之德，谁就是人类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

第十节 道家八德的具体操作




如果说道家八德是对人的内在要求的话，那么其具体的操作就是一个外化的过程。这就好比一架机器，它由八块零件所组成，但是它必须上油，必须燃烧原料，必须人工操作，才能运转起来。任何学问都是一个知到用的过程。那么它们的操作程序，其实就集中在《庄子.》一书的《德充符》里。




在《德充符》这一章中，其结构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申屠嘉与子产，叔山无趾与孔子，哀骀他与鲁哀公，支离无唇与卫灵公，惠子与庄子。这五个部分分别形成一对关系。子产因为申屠嘉是断足之人而认为两者不能同席而坐；孔子因为叔山无趾是断趾之人而指责叔山无趾（因为他的脚趾是受刑而刖）；鲁哀公因为哀骀他长的难看却男女都爱而感觉奇怪；卫灵公因为看到了支离无唇内在的德性，而忘却了它的残疾，看见身边的正常人相反感觉他们的脖子太短小；惠子因为庄子人是无情的而感觉到疑惑。




表面来看，这五个部分都是在说要看到人的内在德性，内在德性比外在形体要重要。但是我们深入去看，这五个部分的关系是四反一正，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四反一正的关系，是指四个组成部分都代表了平常人以世俗欲望为准则来评价人：申屠嘉与子产一组代表了地位与德性之关系，叔山无趾与孔子一组代表了名节与德性之关系，哀骀他与鲁哀公一组代表了外表与德之的关系，惠子与庄子代表了私欲与德性之关系；而唯一的一正关系，即，支离无唇与卫灵公的关系，则代表了德性的合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皮相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正反对 立的关系。普通人对于德性的观念是与他们内心的愿望所分裂的，而只有得道之人才可以用纯和之气是德性归一。所以，道家八德的操作过程，就是由四反而入一正的过程，也就是由世俗观念合一为自然德性的过程。说的再简单，就是由人的私欲变为纯粹的道家八德的过程。




那么，怎么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呢？




首先，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通过以上的辩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庄子说的情不是指人的自然感情，而是指人的好恶之情。庄子要人忘记的是由人为私欲所形成的好恶之情，是非之心。也就是说，由是非之心所产生的好恶之心的标准在于道家八德，而不在于社会形成后所产生的礼乐仁义。自然是社会的基础，而不是颠倒过来，变成社会是自然的基础。甚至是只有礼乐仁义，而无自然之德。




对于我们世俗观念来说，因为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早就让我们忘记了自然为何物，我们离自然越远，也就越是忘却自然，从而导致我们把私欲当成了道德来看。其外在的表现就是我们把财富，地位，外表，人为的礼貌当成了道德的本身，其内在的表现就是我们过于自私的爱护自己的生命，而却从来不想人类生命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所以，虽然我们文明礼貌，但我们却越变越虚伪；虽然我们越来越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就拿情杀来说，一个男人因为一个女的外表的漂亮而深感离不开，这个的男人因为过分爱自己的生理感觉，女人离开他他就感觉活不下去。结果，他拿起了一把刀子，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也剥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说，现在社会中如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而如卫灵公那样一下看出一个人内在本质，并且知道生命意义的人却是越来说越少。所以庄子曾经感叹道：”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而忘其所所不忘，此谓诚忘。“如果情杀的凶手哪怕记得一丝当初的美好的话，他又怎么忍心下的了手？

其次，才全而德不形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所谓才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融合为一。人与自然本身是没有什么边界的，是人的私欲与私智才导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有了严格的边界。道的本身是一种静态绝对律的状态，人要得道也必须先摒弃自己的私欲与私智，以纯和之气打破人与自然的人为界限，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无上境界。也就是说，你心中的小宇宙与身外的大宇宙交融为一，气的统一使得死生成为一体，在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心中就是一个绝对静止律的状态，与宇宙的绝对静止律达到了内外的一致。从反面来看，为什么现代社会自杀率越来越高，人性越来越扭曲？那就是因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越来越分裂。我们完全去看看日本人，他们似乎已经丧失了真情流露的能力。




所谓德不形，就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虚静的状态是排除外物影响后的状态，内心空无一物，甚至连自然感情也忘却了，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让你除去自己的自然感情，而是先让你忘记外物，忘记自身。只有首先忘记外物与自身，才能更好的对待外物与自身。道家的心法本身就是一个先忘却内化为虚静的状态，然后才是外化作用于外物的一志的状态。这种智慧首先是根源于自然的智慧，道家喜水，所以我们可以去看水：水在流动的时候是照不了人的面容的，只有水面静止的时候，人才能用水照出自己的面容。一个人只有先达到虚静的状态，忘记名利，他能看到人与事物的本质，抓住发展的关键。同时，名利对于 他来说，也已经如砂砾那样渺小，名利的渺小才能成就本质的伟大。




最后，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一最后的操作程序，在《德充符》里只有一句话，但是《人间世》里，却存在一段话，这段话对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说。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①，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②，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③。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④，寡不道以懽成⑤。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⑥；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⑦。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⑧，爨无欲清之人⑨。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⑩！吾未至乎事之情（11），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12），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13）：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14），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15）；自事其心者（16），哀乐不易施乎前（17），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生！夫子其行可矣！




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齐国对各国的使节是表面尊敬而骨子里怠慢。叶公子高害怕办不好国君的差事而被国君重责，就算办好了国君的差事，因为此事的担忧也让自己有了阴阳之患。所以他请孔子想办法，怎么处理如此棘手的事情。孔子就说：“人生天地间，自有命理存在，一个人忘却自身的名利得失，甚至自己的生命，去办事情，就是一个至德的人。”




生命重于名利，命理重于生命，那么命理的本质是什么？命理的本质就是道家八德。一个人从容的面对灾难而安然处之，就如苏格兰底那样从容的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置名利与生命于度外，做真理召唤他做的事情，就如菜市口刑场那样的大笑般，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看着岸上的妻儿，为了男人的荣誉与人类的自然感情，泰坦尼克号逐渐的沉没淹没了他最后的招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说这样的人死了吗，不，他永远活在人心里。




中国人看到这句话认为是奴性精神。可怜的中国人啊，再请你们好好看看这句话，这是怎样的精神！

【第五章：老子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民本主义




在我写中华正统文化的时候，我的风格不会像西方政论那样长篇大论。因为，只有论述细节的时候，才用的着长篇大论，而论述总的原则的时候，则不需要长篇大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缺的也是道统，一个没有道统的民族，它也是没有良好的治统的。所以，一个没有原则感的民族，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是最基本的民族，他们才知道真正的方向在哪里。




道家的核心政治思想，是无为思想。这一思想，我也不准备在本章提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需要比较多的论述。同时，因为很多基本概念还没有阐述，所以它只能移到第二卷，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全面论述。本章，我只论述老子其他的政治思想。但是读者不可以忽视此章的政治思想，因为它们也是中华道统的基础。




为什么在中国的古经里，多处出现民字，而作者们对民字都保持了深深的敬畏？




为什么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力的基础是根源于民意，而天只能是天顺民意？




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中，会爆发多次农民起义，每次农民起义过后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分配?




对于以上三个问题，现代中国人的头脑里第一想法是因为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专制制度对农民压迫的太深，所以农民不断的起来反抗。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欧洲的农奴地位更低，反抗的频率却大大低于中国的农民。印度贱民连人都不能算，却从不起来反抗。那么这一想法不是逻辑悖论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学里，考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的根本标准是什么，那就是财富的分配与流向。古代社会里，文明民族就是农业民族，因为农业民族可以把财富固定下来，从而不断的增值财富，那么文明也就很自然的发展起来了。因为农业民族的生产方式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存，而不再需要依靠掠夺去维持生活；同时，财富的增值，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精神领域的事业。所以，考察中国的历史传统，首先就要考察财富的分配与流向传统，集中的观察点就是土地的分配。




作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封建王朝西周王朝，它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如何的？对于我这个问题，可能许多人会发笑，内心在想，西周不是奴隶制王朝吗。那是我请读者先别急，一步步看我分析下来。




西周王朝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中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农民的私田，另一部分土地是属于贵族的公田。农民只有完成对公田的劳作后，才能去耕殖自己的私田，赋税的形式是劳役地租。但公田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属于贵族私人的土地，也就是说贵族占有公田，并没有法理基础。公田原先是属于农村公社的共有土地，这土地所出产的财富是用于祭祀与农村其他公共费用的。只不后来贵族凭借着特权，把持了祭祀权从而霸占了公田而已。




到了东周时期，礼崩乐坏，野人与国人都以极大热情去开发私田，公田的收入逐渐减少。公田的收入减少也意味着贵的收入减少，从而引发了各国的针对土地制度的一系统改革：从鲁国的《初税亩》开始一直到秦国商鞅变法，这漫长的过程其实就是承认土地私有权的过程。财富的分配是有利于自耕农，财富分配的趋势是向下而不是向上。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是自由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土地制度，也基本就是自耕农占主体地位的土地分配制度。

那么什么又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就是分封建国，其主要特点是国王把土地分给贵族作为贵族的私产，贵族对国王有着臣服，纳贡，参加战争的义务；贵族在其领地上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农民在人身上依附贵族；从而使一个社会缺乏社会流通，等级森严，没有自由。正是因为欧洲农奴连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权都没有，加之封建神权的愚民，使得他们毫无反抗的力量与反抗的思维。而中国正是因为从历史传统来说，是一个自由民占据大多数的国家，当政治强权剥夺他们的财富的时候，那么是必然起来反抗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频繁的根源所在。为什么欧洲到了近代人民革命频率也很高，那是因为封建体系的逐步瓦解，欧洲人民也有了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权，所以面对封建王权的压迫，也必然起来反抗。所以我感觉很奇怪，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几近无知，他凭什么拿西方的传统也强加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上，说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还有的人会说，没有封建强权的压迫，农民又为什么起来反抗？我说这些人似乎没有搞明白的是，幸福权的扩张欲望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循环往复，过去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起义，难道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垄断不导致革命爆发？土地是农业时代的财富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不就是财富的根源吗？




中国的自由民，有一定的财产权，这就导致了它在其他方面也必然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农民在西周时期叫野人，他们有财产权，但没有政治权。但是到了东周时期，因为士人的下移，他们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土地制度的变动直接导致了兵制改革，他们又有了参军权。这两大权利的实现必然让他们得到话语权，而话语权到政治权的实现只有一步之遥。墨家学派的崛起，就已经说明了到了春秋晚期，自由民已经掌握强大的话语权。到了战国中期，越来越多的出身平民的士人投效秦国，也是平民政治权利的最终实现。以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平民政治的传统。所以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出身低贱也可以成为皇帝；中国的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也能当大官；中国人的人身自由，自然权利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保持社会流通是最基本的正义，有了最深厚的土壤。所以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也好，还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也好，都是极为敬畏这个民字的。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正是因为看见了中国的社会是一个自由民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民本主义，才说出来了上述至理名言。中国的道家，最早也是脱胎于上古时期的史家。人民起来造反，就是统治极度的扩张自己的幸福权，不断的压缩人民的生存空间。人民生存空间不断的本压缩，九个人吃一块面包，一个人却吃十块面包，丧失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自然权利的时候，那么在一个自由民占据绝大多数的时候，那么人民起来造反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周厉王任用荣夷公霸占山林湖泽之利，又使其卫巫监视国人言论，不满者杀之，从而导致国人暴动，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自古以来的土地，从来是不属于帝王的，而是属于万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官吏的牢骚之言而已。统治只有“无狎其所居”，老百姓才不会“无厌其所生”；老百姓“无厌其所生”，则大威不至；大威至，那么再强大武装面对大威，也只能是留下”“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的历史笑话了。从而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土地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君主的。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中华的天道是”损有馀而补不足“。谁有余，往往是统治者有余；谁不足，往往是人民群众不足。如果天平的一端，原本就重，还在重的一端加重，那么这个天平还能保持平衡吗？只有在轻的那一端，加重，这个天平才能保持平衡。政治的艺术就是这样，确保社会的平衡就是最大的政治智慧。




老百姓家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在家庭资源上，在机会资源上，先天上都大大不如出身豪门的孩子。如果国家的政治不向弱势群体倾斜，百姓家的孩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两者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国家还怎么保持阶层的平衡与国家的稳定，它的混同原则又在哪里？从资源上确保贫苦家孩子的起点平等，是最大的一个前提。同时，你国家的政治，不是通过法律规范来提拔人才，而是通过见不得光的各种潜规则来提拔人才，那么人的机会平等又在哪里？一个国家不能确保最起码的机会平等，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国家？一个不健康的国家，还谈的上什么繁荣强大？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把国家带向了强大繁荣，还是改革人才选拔机制，实现科举制的隋唐帝国把中国带向了繁荣强大？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资源上倾斜于弱势群体，确保起点平等；法律上中点于公平正义，确保机会平等。从而都是中华的天道，也是遏制阶级出现的治世良药。




曾经有一位支持计划生育的同志，拿老子这句形容社会流通的话，用来证明计划生育的正确性。往往就是这样的人，不解圣贤的真义，却去干些丑陋卑污的事情。也是这种人，从来就不知道何谓自然权利，何谓生命权是一切自然权利的根源性权利。连人的生命权都不承认的人，这样的人又何成其为人？禽兽用人的语言说话，就能改变他是禽兽的本质？所以对于这类禽兽，我完全可以拿出老子另外的一句话，那证明老子说的这句话是证明实现社会流通还是叫他来残害生命。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 是谓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




大匠是谁，就是天，就是造物主；代司杀者是谁，就是代天道行人道杀人的人。人代天道而杀人，满口天道的法利赛人，他们用圣人的语言来杀人，而把圣人的真义踩到脚地下去践踏。这样的人，总有一天天道会惩罚他们，他们的手最终会被他们杀人用的刀所自伤。




什么是民本主义？所谓民本主义就是社会财富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的，人民财产上的独立权与人身上的自由权决定了国家政治第一要义是要确保他们的自然权利，并且以起点平等与机会公平的方法，以混同的原则，实现社会流通。




正是因为中华正统在政治上的民本主义，从而使得中华经典出境率最高的就是民字；民本主义，同样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文明最璀璨的明珠。

第二节 论 老子的战争思想








现在许多人说，老子是反战的。说这句话的人，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老子不是绝对的反战，而是反对什么样的战争。他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道家的思维是辩证思维，那么反战的对立面就是战争。辩证思维的人，是拒绝把一面绝对化的。其次，他们还必须搞清楚一个事实，任何思想，都是有时代背景的，所以要深刻理解老子的战争思想，就必须深刻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文献中的语言与历史密码的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








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是以血缘来区别国家的，而并不是以地理区别国家的。上古的人类，他们不会以地理概念来称呼自己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他们只可能在氏族血缘的基础上称呼自己是塞种人，匈奴人，玛撒盖塔伊人。这种称呼不以他们的迁徙而改变，他们从某地迁徙到某地，地理的改变也无法改变他们对血缘的认同，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人叫自己为以色列人，迁徙到迦南之地，依然叫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不会因为他们生活在埃及，叫自己埃及人，迁徙到迦南之地，叫自己为迦南人。他们的统治者，也称呼为塞种人的王，匈奴人的王，玛撒盖塔伊人的王，而绝不会拿地理的名称当成统治者的称呼。


这些历史现象充分说明了，国家的起源从民族的角度上来说，是以血统为基础开始起源的。它是以调节内部的矛盾与对抗外部的危险这两大自然职能而产生的。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是因为阶级斗争。因为早期的人类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外部矛盾，战争中的战俘充任奴隶，而往往不在内部矛盾。对于内部来说，永远是以调节矛盾为主。


开始的时候，一个氏族在一个固定的地域生活。当其人口繁殖的时候，资源就相对的开始变少，壮大了的氏族不得不分出新的氏族到新的地域生活。那么这两个氏族虽然生活的地域不同，因为血缘相同，他们之间组成了部落。部落继续壮大，一个大的部落的又分出不同的小部落，同不的小部落又继续迁徙，那么他们依然在血缘的基础上组成部落联盟。国家就是比部落联盟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的起初阶段，国家形成的基础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民族的血缘。为什么早期的宗教史，为什么一个民族都有一个自己的主神，或者是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就是因为早期的国家是以血统为基础，那么从图腾崇拜发展过来的宗教崇拜，就决定了一个主神象征了一个民族。


《国语。晋语》所载：“《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按照这个说法，黄，炎两族是从互相通婚的少典氏和有蟜氏繁衍出来的。黄，炎两族最初居住在今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后来逐渐东移。黄帝族迁徙的路线偏北些，东渡黄河以后，沿着中条山，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冀北地区。炎帝族的迁徙路线稍偏南，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发展到今天的河南以及冀南，鲁东北一带。这段史料充分证明了部落分化形成部落联盟的历史，部落联盟内的不同的部落生活在各自不同的地域，但以血缘为基础享有共同的权利，共同抵御外地入侵或者是征服其他异族部落。这不但是中国上古时期夏商周方国政治的起源，还是以后诸侯政治的起源，甚至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有的人会说，你说的这些只是中国的特殊情况，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旧约》中以色列族起源史的历史：亚伯拉罕与侄子罗得的分家是以色列族部落分化的证据，亚伯拉罕听说罗得族被示拿人攻击，罗得被俘虏，亚伯拉罕率族人攻击示拿人并且救出罗得是亲族之间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证据；以色列在十二支派的基础上立国是以色列部落联盟最终发展成国家的证据。所以，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分化而组成的部落联盟，从而形成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亲族享有共同的权利，并且共同地域外族侵略或者是征服外族，是国家起源的普遍规律。而这个普遍规律是针对民族的角度而生发的规律。国家因本身职能即调节自然状态末期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平衡是公民权利的起源，国家因民族血缘为基础而产生是民族主义的起源。


正是因为这个规律的作用，就决定了夏商时期，方国政治就决定了上古王朝的命运。方国是亲族，亲族的态度决定了中央部落的兴衰。同时也决定了亲族不同于异族，它基本上享受平等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利。从前者来说，夏朝的少康复国，就是因为得到华夏亲族有扈氏的支持，中止了东夷族后羿，寒浞对华夏政权的篡夺。商汤与周武王也因得到绝大部分华夏亲族的支持而灭掉了原先的中央部落夏王朝与商王朝。从后者来说，亲族与异族的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身为亲族的各方国的首领，贵族可以到中央政府里任官治政，周文王在商王朝里就位至三公。纣王的父亲杀死文王的父亲王季，但却没有发兵剿灭周部族，就是因为周部族是商部落的亲族。现代人喜欢拿当时的中原诸侯国家对秦楚的污蔑之词来因此证明他们民族融合理论的正确，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秦楚虽然被中原各国污蔑为蛮夷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却是有会盟权利的。而会盟权，只存在于诸夏之间，绝不存在于四夷之外。如果秦楚不是炎黄之后，他们是绝对没有会盟权。上古的史料也从未记载异族的首领，贵族能在夏商周三代王朝里充任高官的记录，除太康失国前的东夷族后羿这一特例之外。商朝是奴隶制大国，也是一个神权国家。所以商朝的人牲之风很盛。但是，现代人同样不知道的是，商朝的奴隶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族的罪犯奴隶与债务奴隶，称众，一种是战争奴隶，称臣或者是仆。众是不能拿来人牲的，并且有参加祭祀的权利，而臣或者是仆是用来人牲的，这些人基本就出自于鬼方，羌方的战俘。《甲骨文合集》第580片就记录：“刖仆八十人不死？”从而可见，无论是贵族也好，平民也好，甚至是奴隶本身也好，亲族与异族以血缘为标准所享有的权利与待遇是绝然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个历史根源，所以《史记》中无论是上古三代的国家元首，还是日后的诸侯，他们的血缘关系都是浓墨重彩的，不厌其烦的写的那么清楚，全部都上溯到炎黄部落。而我们今天的政治化的炎黄子孙的说法，是明显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更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在的主流思想，说汉民族是文化类型的民族。等于是说，汉族原先是由不同民族，因共同的文化而联合起来的杂种民族。给出的一个根据就是中国为什么领土广大，就是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但这是历史事实吗？如果这是历史事实，他们就完全不懂什么叫西周分封制度了。


西周的分封制，所分封的诸侯来源有三种：一种是周王室的亲族，一种是功臣，剩下的一种是没落的前朝旧贵。这种政治体制，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进行的分封。现代人总是认为，这种血缘基础是以周王室为展开的，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血缘基础并不是单纯的周王室的血缘，而是炎黄部落的血缘。周部族是夏部族的分支，宋国是商王朝的后裔，功臣之国的血缘也根源于炎黄部落。就是被中原国家污蔑成蛮夷之国，秦楚，其血缘也是根源于炎黄部落。周王朝正是因此激励各诸侯，到各自不同的地域去开发诸夏的领土，使之成为诸侯们的产业，华夏的领土才越来越大：齐国灭了莱夷，晋国灭了骊戎，秦并西戎，楚兼南蛮，没有这些华夏诸侯国的开疆扩土，华夏的领土不会那么广大，正是这种建立在民族血缘基础上的分封制，使得华夏的领土越来越大，几乎占据了东亚大陆。商的甲骨文不出殷墟之地，而周的青铜器皿却四面八方都有出土，这恰恰说明，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奠定了汉民族领土广大的基础。而所谓以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的汉族是杂种民族的论调，中国领土广大是民族的融合的论调，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因为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使得当时人们对诸夏之间的战争与诸夏对蛮夷的战争的态度是不同的：黄帝剿灭蚩尤部落是把蚩尤分尸碎剐的，余众逃到了南方地区，而黄帝部落与炎帝的部落的战争，以炎帝部落的服软而告终，炎帝部落依然继续生活在中原地区。商王朝把大部分的精锐调集到东方去打东夷，也没有用来对付自己的亲族周部族，周部族趁墟而入，灭了商王朝但依然分封商王朝的后裔微子为诸侯，就是以后的宋国。周公东征，三年间的战争，东方之地千里残破（三年静东国《班簋》），士兵们斧子都砍断了（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经.国风.豳风.破斧》），征服徐，东，熊，盈，攸，丰，蒲姑等东夷国家，却把支持商王朝的秦部族流放到了西部，而并不去剿灭它。齐桓公存邢救卫，远涉流沙的攻打戎狄，提出“尊王壤夷”的口号，正是因为同为诸夏互相有救援与共同抵御外患的义务。而秦穆公并西戎十二部的时候，周天子则赐以金鼓以表示祝贺。这些史实充分证明了古人对同族之间的战争与对异族之间战争态度是不同的。春秋时期诸夏之间的礼战思想，就是出于对大家是同族的态度。而春秋时期诸夏对蛮族的战争，就绝不是礼战的态度了。所以，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也是华夏内部的亲爱观念，但是对于周公主动攻打东夷，他是持赞赏态度，说这是诛罚，是义战。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无论是以色列人自己内部怎么打来打去，他们都称呼非以色列人为外邦人。两者之间的战争态度是绝然不同的：以色列联军几乎灭掉便雅悯族时，以色列人撕破衣服，大声哀哭对便雅悯族惩罚太重，还主动给仅存的四百多名便雅悯族士兵找女人配种，以此保留便雅悯支派。而他们进攻异民族的时候，就是全城屠光，连猫狗都不放过。希腊人也是如此，无论他们之间如何打来打去，大家不打仗的时候还一起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波斯大军侵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候，大部分希腊城邦团结起来攻击波斯人。所以不理解这一历史规律，我们就绝然不会理解老子的反战思想。








“大邦①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②。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③。大邦不过欲兼畜人④，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大邦为什么是天下之牝？大邦就是产生新部落的原先部落，不同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以原先部落的血缘基础结成部落联盟，而部落联盟是国家的雏形。牝是女子生殖器的意思，引申义就是生育，产生的意思。正是因为诸夏原先是由共同的部落，即炎黄部落演化而来的，所以，身为方国之主的大邦的职责就是调节自然末期的社会矛盾，维持同族之间的亲善，做到“兼蓄人”。而小邦，就是各地的方国，以后的诸侯国，要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要做到“事人”。大邦以处下之风对待小邦，小邦以忠心侍奉大邦，大家才能维护同族之间的和谐。


而春秋时期的战争，许多都是各诸侯为了权力与财富，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发动大小不同的战争。杀人盈野，殄灭社稷，周王朝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诸侯国之间当对方是寇仇。自宋襄公之后，春秋基本已无礼战，而是逐渐发展到对异民族一样态度的诡战。这就好比我们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同族之间自相残杀，而且越到后面越是没有规则，越是跟对异族的战争的态度一样，那么老子自然是非常反对这样的战争的。不要说是老子，墨子也反对这样的战争，孟子也反对这样的战争，诸子百家几乎都反对同族相残的战争。

春秋时期，统治所发动的战争基本是为了统治者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利益：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而对于人民来说，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地少人多。国与野之间存在了很大一块隙地，叫州。国人与野人开发州区域的私田都开发不过来，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统治发动战争，会导致大量人口的伤亡，从而导致劳动力更为急缺。同时，农业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战争发动导致农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农业劳动，田地荒芜，粮食减产，老百姓更加困苦。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千里运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粮食基本消耗在运输的过程中，那么国家只可能加重赋税与徭役，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春秋无义战，战争的利益只能是归于统治者的，而战争的祸患却是归于人民。那么这样的战争，就是天下二义的战争，而不是上下同欲的战争，对国家的危险是极大的。所以老子非常反对脱离人民利益的战争，他在《道德经》里如此写道：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⑤。”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①。”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②。”




“天下有道，却①走马以粪②，天下无道，戎马③生于郊④。”


前两句指出，春秋时期的战争基本是统治出于自己的私利而发动的战争，战争的祸患都是统治者不能节制自己的私欲，不知其足而发动的战争。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治理国家并不是依靠建立在私欲之上的兵威而治理，而是应该用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道来辅佐人主。后两句则明确指出了因统治者的私欲而带来的祸患：大军所驻扎的地方，就是千里荒芜；大军就算是离开了，之后就是凶年的到来。天下午道，母马都在荒郊野外产子。这样的战争，非但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利益，相反让老百姓生不如死。




但是老子是不是如当今圣母那样绝对的反战，认为战争就是祸害呢？答案是否定的。


“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於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善有果③而已，不敢④以取强⑤。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⑥则老，是谓不道⑦，不道早已⑧。”


为什么两军对战，是哀者取得胜利？什么情况下，是哀者？从内部来说，反抗统治者暴虐统治的是哀者，从外部来说，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战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文明民族都是哀者。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文明民族就是农业民族。农业民族因为与固定的产业，能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不需要通过掠夺别人的财富去实现他的幸福权。而野蛮民族，因为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落后，没有自己固定的产业，从而使财富不能积累，他们的天性必然是掠夺文明民族的。那么作为被侵害的一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对野蛮民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自然权利的天然正义战争。哀兵必胜与慈能生勇是战争的一体两面，一个内心放着人民的军人，看到人民的痛苦，他的仁慈必然是生出勇敢，他必然会吊民罚罪，抵御侵略，征服野蛮。这实际上是文明民族共同的武德所在。


所以，这就决定了文明民族的战争态度必然是慎战。战争必须要做到“果有善而已”与轻敌几丧吾宝”两大原则：“果有善而已”是针对战略而阐述，你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善”，这个“善”就是为了人的自然权利，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战争做到上下同欲，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轻敌几丧吾宝”是针对战术而言，对敌作战是做到知已知彼，从而制敌而胜。而不是轻易的发动战争，为个人私恨发动战争，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否则，战争失败就很可能导致国家灭亡，那么人民的自然权利与其他利益，也就集体毁灭了。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的那样：“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说，孙子的“慎战”思想，未必没有老子的战争思想的影响。


老子的战争思想：同族勿战，为民而战，慎重而战的思想。是人类战争思想里的光辉典范，对于文明民族来说，此三大战争思想，是根本的制胜法宝。

第三节 论老子的自治思想




《老子》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能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


《庄子》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胠箧》）。”


今人看见这两句话，说的最多的就是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消极保守的，是复古倒退的。几乎所有的阐述道家经典的出版物都如此一致的说，道家的政治药方就是让人类社会退回到原始社会，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线思维的方法，因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所以往后退就是不现实的，就是唯心的。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第一，原始社会是分好几个阶段的，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第二，道家并不是让人退回到原始社会，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思想---社会自治的思想。正是因为我们早就忘记了什么是自然人性，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真实存在的迥异于我们今天社会一个道德完美的社会存在，我们才看不懂老子这一极为精华的政治思想。要知其思想，我们就需要首先拨开历史的迷雾，然后才能一窥社会自治思想的全貌。


在老子、庄子的观念里理想的生存状态，正如前面所描述的，概括言之，就是小国寡民，人们盘踞一地，甘食美服，安居乐俗，人与人之间纯朴和谐，人与自然万物相依相存。人们无知无识，不讲仁义忠信，没有是非恩怨，没有亲疏爱憎。人们处事作为没有功利无目，社会组织浑然一体，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既无衣食之忧，又无心灵之苦，饱食终日，悠哉乐哉，完全是一派安乐祥和的纯朴自然的状态。具有“无政治的和道德的规范的约束(自由)，无人与人的互相倾轧(平等)，无沉重的生活负累(快乐)”②的特点。总之，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想望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完全超乎政治范围之外的。
人类历史，往往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关于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我们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中也能找到相似的描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所展示的理想状态，似乎更令人神往。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是这样描述四大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这时民风醇厚，无须法律和强迫，人们自动地保持了信义和正道；大地也无须强迫，无须用锄犁去耕耘，便自动生长出各种需要的物品，溪水中流的是乳汁和甘美的鲜露，青葱的橡树上淌出黄蜡般的蜂蜜。”希腊罗马神话中这样对远古社会的描绘，曾引发了后来许多理想主义者，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的梦。我们对照摩尔根《古代社会》关于远古社会的分期，黄金时代，就是以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生存条件的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低级阶段。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则正是老子庄子所向往的三代以前的泰古时期。这实在是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卡尔·亚斯贝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期”理论，书中说：“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的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老子和孔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希腊贤者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之中，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直至今日，人们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回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亚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意在说明，人类思维、认识的能力水平在时间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相似的。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各自思考自然社会人生，认识的结果以典籍的形式传载下来，今天的人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才发现他们认识的水平和认识的结论，总体来看是相似的。亚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对应于中国，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对应于欧洲则是古希腊时期，对应于中亚则是古印度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范围之广，认识的程度之深，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他用“轴心期”来概括人类认识史上这一非凡的时代，是十分中肯而独到的见解。我们若对亚氏的理论从宽泛处理解，以轴心期为中点，向前、向后宏观，则可以说，人类历史在几个大的时期内都是相似的，至少古希腊罗马神话所描述的“黄金时代”和中国先秦诸子所描述的“泰古时期”是完全相似的。其所说的“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同样在中国都能找到对应。

现在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的，已经有了充分的考古证据证明人类社会曾经的确存在过“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与中期。原始文化中的彩绘雕塑，刻画等实物证据证明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图景：


仰韶文化陶器的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了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陶盆内壁绘有一只正向盆沿踽踽而行的笨拙的大青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颈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吭高歌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图案。当时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善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个时代，特别是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里中，偶尔见到者也都按照人们的观念加以艺术处理，如陕西华县柳子镇所发现的一件陶鹰鼎，腹部中空，构成鼎身，双爪和下垂的长尾构成鼎的三足，整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它已经失去了攫取弱小的勇猛气势，凌空翱翔的猛禽已被剜空腹部而受到惩罚。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临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的萌芽，从本质上看它并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与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仰韶文化的陶盆内壁的上部绘有的人面，鱼纹，花纹的组合图形，人的双眼表现出一种安祥静穆，若有所思的情态，好像是陶醉于鲜花的芳香，又像是在谛听游鱼的细微动静。画面上的大鱼小鱼均向人面游动，花纹也以人面为中心而展开，这可能是对人自然的核心这一观念的表现。新石器时代各种社会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暴力和征服之神尚未普遍降临人间，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以喜悦，乐观的情绪去观察世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却是积极向上的。我们汉民族前身叫华夏族，华就是古华胥国；华与花通假，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很可能最早生活在花山，那个鸟语花香的世界里。所以，远祖选择了自然法学派，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们早已遗忘的，与我们现在社会的迥然有异的社会图景就逐渐清晰了。这样的清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深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意义是极少数人才能知道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因为深受事理教育的影响，使他们的思维呈现出单线化思考。他们总是否定这样的意义，会问人类是一部进化的历史，那个时代社会特点不是今天的社会特点。对，人类社会是会发展，但是人除了社会性之外，是否还有社会性？人除了要熟知社会知识外，是否还要了解自然智慧呢。社会法则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正是自然法则吗？就从道家的辩证思维来论，难道说只有阳，而无阴吗？把两者结合起来造福于世的是什么，不就是和的概念吗？所以现代人，他们往往因自己的骄傲愚蠢。他们是太熟知社会法则，却早已忘记什么叫自然法则，更忘记了自然法则的社会自治了。正是因为他们不懂何谓叫社会自治，现在就更应该提出社会自治的思想。那么解释老子这一思想的是谁，正是庄子。所以下面我们就把庄子论原始社会话罗列出来，从而形成社会自治的一个系统的思想。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也”（《马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


“今遂至使民延头举踵而听学,曰某处有贤者,羸粮而趋学,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胠箧》）”

当人的私欲与私智还没有成熟起来的时候，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那么欲望低而自然天性大，自然不会有什么争斗。他们与自然并不分离，是统一和谐的，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是爱却天性中有自然感情，所以比现代人更爱彼此。他们资源充足，又没有暴政的压迫，他们自然不用逃离他们的家园。这种不知私心私欲的状态下，他们用自然天性彼此结合在一起，又以自然感情彼此爱者对方，所以才能使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起来。只有到了自然状态的末期，特别是私有制出现以后，人类智慧中的社会智慧开始成熟起来，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们才需要善恶观念来调节他们的矛盾；圣人的礼义制度不能调节他们的矛盾，则国家法律的出现就成为必然之趋势。他们开始萌发了社会的智慧，开始有了你我的观念，争斗与战争也就开始形成了。至此以后，人类不再是美好和谐，而是逐渐的混乱黑暗。所以在人类的黄金时期，是没有政府存在的，他们全凭自然赋予的智慧而生活，这就是社会的自治的根源，即没有社会智慧，没有政府强力，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凭借着天生的自然属性而自己管理自己。


现代人也许又要问了，现代人已经不是原始人类了，难道要现代社会变为原始社会，难道要现代人重回森林去生活不成。这样的错误，就是启蒙运动巨匠，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也不能免俗，他在写给卢梭的信中曾经写道：“用四足动物那样的爬行，我似乎早就忘记了。”为什么现代人能这样问，为什么伏尔泰不能免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和的概念。


社会法则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自然法则。难道说人类可以完全脱离自然法则而只讲社会法则？难道说人类可以脱离自然权利，自然感情，自然能力完全只有社会属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统一的国家。就拿政府来说，政府的根源性职责，就是用国家强力确保公民的自然权利，因维持社会平衡而保持社会流通，抵御外敌入侵。那么这之外的的权力，难道还是属于政府的权力？不属于政府的权力为什么不交给人民，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从而实现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自治呢？一个政府，过于相信自己的智慧与强大的力量，特别是一个已经异化的政府，它的头脑里总是想着尽可能的扩张自己的权力，最大程度的占有社会资源，把人民的空间压缩的越来越小。那么这样的政府，它带给人民的是痛苦还是幸福呢？管理的最大智慧其实并不在于管理的思想，而在于管理实践中知道职能与权力的一致性：职能的本身就决定了职能范围。所以一个政府知道自己的职能范围，就等于清楚了和的概念。现代人还有一个固化的思维，就是认为人口迁徙的一个国家的先进的表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反面去想想，为什么农业民族就是文明民族？那正是因为安土重迁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都知道屡次迁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难道说大家没有一个安稳的位置，全世界的迁徙，一个国家就象征了先进，一个国家就会强大？那么用和的概念来说，迁徙是不是分一分自由迁徙与被迫迁徙的区别呢？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可是恰恰是这个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许多市民，对于这个国家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层，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惊人的冷漠的。一个好知的中国政府，一个自认为无所不能的中国的政府，他们把他们的触角伸入到乡村的确，建立大量的行政村，机构急剧膨胀不说，他们又管理好农村地区了？他们带给农民的又是什么呢?乡镇政府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只没有任何义务，他们永远是有三大权利：征地，拆迁，计划生育。而在中国古代，皇权是不下县的，难道说古代农村的确的村民自举推选的乡老不能管理好农村？占据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却让农民的成本高于收益，然后专家们开始说了，农民开始迁徙了。难道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迁徙是自由迁徙，然后迁徙到城市又是迁徙不自由。这叫人民有了迁徙权，远比古代的小国寡民优越？


真正的民主在什么情况才适用？是在人数少，大家互相认识，且风俗的纯正的情况才适用。而“小国寡民”的农村地区正好适合真正民主的实现，而不是那些自由民主派人士所认为，民主是只针对政权而论，说的不好听点，政权的民主往往是财阀的民主。而在农村地区，实现社会自治，那么自然而然也使农村地区养成了民主的风气。但要实现农村地区的自治与民主化过程，首先就要让农村地区与自然和谐统一，而不是如现在这样，让城管去打农民，让工厂去侵占良田，用挖土机去铲平民居。恰恰相反，而是要使农村地区保持自己的自然生态，建设“花园农村”。只有农村地区真正建设起来，并且与自然和谐统一，才会吸引城市里的高素质人士入住农村，从而恢复起乡绅集团，成为农村社会自治的第一推动力。


一个政府要知道政府的职责所适用的地方，一个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要知道真正的民主应该用的地方，高叫地理流通的专家要知道迁徙权出自人民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形式上的，甚至是被迫的迁徙。如此，这个近代多灾多难的国家，才有真正富强的希望。而这一光辉的政治思想---出于政府职责之外的权力，是人民自治的权力---老子在二千多年就提出来了。


今人，你羞也不羞！

【第二卷，庄列时代：道家理论全面深化并且形成理论体系】

【前言】








在老子的时代，他的《道德经》以韵言诗的形式写出了道家理论的一个概要，也就是说，它所提出的理论，只是理论的一个总纲，一个概要，并没有对人的思维，人生的过程，社会政治活动的方方面面，有所深入的探讨。虽然他提出了道家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方法，但是对于其逻辑方法，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初浅的阶段。真正把他加以完善深化的是庄子，列子两位大师。因为《列子》一书早已散佚，其现存的《列子》一书是由东晋士人张湛所编定，其真实性有待考证。所以虽然列子对于庄子来说是前人，也是道家思想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但因为文献的缺失，所以《道论释义》第二卷，基本以庄子的思想为重点，以列子的思想为补充，全面阐释深化阶段的道家思想。


今人谈起道家学说的时候，潜意识里总是认为此为玄学之谈，诡怪难懂，无知之徒干脆说它是封建迷信。对其道家思想稍微有所接触的人，也只是把它当做修身养性的个人之学。不是经世致用之学。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个个都可以拿出经典里的片言只语，当成证明他们错误观点的论据。但是他们所不懂的是，对于任何一学派，看的是什么，恰恰是看的他的大体系下的核心思想。真正为学致用的人，必须有一种站在大体系之上，甚至是站在完整的，宏观的历史的角度，不以一个历史片段局限自己思想的大眼光去看待一种学派，才能得其真知。而如此的大胸怀，大眼光，大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所以一般人对于学问的态度，从来是一种盲从迷信的态度---有权力支持的学问，哪怕是错误的，也是真理；没有权力支持的学问，哪怕是极为正确的，也是谬论。这大概就是道家学问被很多人称呼为玄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道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玄学，亦或到底是不是只局限于个人修身养性之学问。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它恰恰以人生基础为立论，以人认识自然为方法，以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为手段，以人类和谐美好，幸福的生活为目的系统学问。如果说儒家是社会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么道家就是以自然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身上存在社会性，也存在先天的自然性。所以，治理好一个社会，就不可能完全是以社会性的眼光去看，还必须以自然性的眼光去看。因为社会原本就是脱胎于自然的，治理社会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调和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以和的原则去调和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的矛盾，以此达到人类和谐美好，幸福生活的终极目的。




那么怎么证明道家本身不是玄学，而是一种自然性的社会科学?要论证这个命题，我们首先必须整理两本经书的内部结构，然后形成一条基本的逻辑之线，才能展开以后的讨论。所以，下面我把两本经典各章节所形成的思想结构，各思想结构之间的联系，给读者总结出来。读者也完全参考《庄子》，《列子》这两本经典，来读《道论释义》第二卷的内容与思想。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的是，所罗列的章节，是两本书打乱的章节，联系这些打乱章节的是内容与逻辑，而不是本身的目录。


关于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的章节：《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田子方》，《徐无鬼》，《则阳》，《天下》，《汤问篇》，《说符篇》。


关于道家心法的章节：《人间世》，《外物》，《黄帝篇》。


关于对人生一系列问题的章节：《养生主》，《大宗师》，《刻意》，《缮性》，《至乐》，《达生》，《山木》，《让王》，《盗趾》，《天瑞篇》，《力命篇》，《杨朱篇》。


关于对于社会性反面弊端，也就是“绝圣弃智”思想的全面阐释的章节：《骈拇》，《马蹄》，《胠箧》。


关于道家核心政治思想无为思想的阐述的章节：《应帝王》，《在宥》，《天地》，《天道》，《天运》，《说剑》，《仲尼篇》。


关于带有隐逸色彩思想的阐述的章节：《渔父》，《列御寇》。


关于对于梦的解释与阐述的章节：《周穆王篇》


从以上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现实社会思考的章节，占据了绝大部分，而带有隐逸色彩的思想，只占全书的两篇。这个就是大部分人嘴巴里所说的所谓的玄学。他们之所以看不懂，听不明白，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早就没有从自然角度去看待社会问题的习惯了。所以说，大部分人的错误与责任，往往成为大部分人的借口与所谓的常理。哪怕是大部分人活在一个混乱黑暗的世界下，大部分人也会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哪怕稍微用视角看一下事物的反面，他们是会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错误的。难道说他们不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去观察社会？难道说他们不思考他们的人生？他们都会观察，他们也都会思考自己的人生，他们甚至有参与社会运动与参与国家政治的欲望，但是为什么他们首先不思考一下他们的盲从性？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然的智慧。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权利意识，因为权利意识是人天然所有的，现实的刺激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很容易的意识到自己天然的权利，正是因为权利意识是天然的，哪怕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都会呐喊：你，无权剥夺我的权利。对于中国人最严重的恰恰是一种思维意识，一种缺乏了正确思考问题的能力，因为极权政治天然的是害怕人的思考能力的，所以必然要阉割掉人正确的思考能力。知识的作用往往不在知识本身，而在运用知识的思考能力。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训练他们的思考能力，是启蒙运动的题中之义。这种思考，包括了对于事物的思考与对人生的思考两大内容。


许多人说，是政府养着人民，因为政府是调控经济强权存在。但是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是从人民的劳动价值中来的。如果单从社会表象去看，好像是政府给人民发钱，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但是正因为没有人民的自然劳动所得，政府本身就不可能收上来一分钱，所以政府的钱根源于人民。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误区。


许多人说，我们要为将来奋斗。但是如果他们把时间给分割开来看，现在就是将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好比是沙砾，没有一颗颗沙砾的积累，就没有一座雄伟大山的存在。所以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使于足下。”一天都过不好的人，哪里会有什么美好的未来呢？一个人不能把握住一天，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把握将来？所以，如果把现在就当成是未来，那么他们才能有真正未来。这就是道家对于时空观的思考。


许多人说，某某阶层是个堕落的阶层。在他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先思考一下阶层是怎么出现的。他们会说阶层出现是政治特权的结果。我说阶层出现不是政治特权的结果，而恰恰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人类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职业分工。一个部落里有祭司，有军人，有经济生产者，因之在一个时代里其发挥的重要性不同，从而发生了社会分化于地位分化。只要这种社会功能依然存在，你就是把某个阶层全面消灭，它依然会出现。就好比商业的存在必会交易的市场，有市场必会有资本的流动，有资本的流动必会有商人阶层。只有在某个阶层垄断大部分社会资源，腐蚀国家政权以此以国家强力维持自己私利，导致阶层固化，社会流通中断的时候，阶级才出现。所以治理国家的原则从来不在于阶级斗争，而在于社会流通与政治平衡。社会职业与地位可以非人格化的固定，但是社会上的人绝对是需要地位层面的流动。




而百年来的中国的政治文化，认为是打倒一个阶层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样的思维连政治学的门都没有进。而阶级斗争的思维，很悲哀的成为了中国政治的唯一思维，它并不是左派的专利，是一切中国政治派别的专利。


许多人说，爱情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明白，爱情的静点就是爱，而不是本身外在的条件的。生活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但是爱只决定人的内心活动。拿人的外在条件与套人的内心活动，这非但不能把握好物质，更不能把握好精神。这不是说只有爱情，而没有生活。而是让人理解，决定爱情的就是爱，而不是一切的外在条件。就好比情敌问题，如果把眼光放在自己外在条件比自己情敌优越，可以有力量去打倒另外外在条件不强的情敌，那对于爱情来说，就全盘错了。对于一个真正的智者来说，只需要用爱抓住他所爱的女人的内心的静点，就足够了。其他，就算是千万个情敌，又有何重要？


以上所举的例子，涵盖政治，生活，爱情，人生各方面，都是中国人经常出现的思维误区，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是多么的薄弱。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的薄弱，这个民族的人，注定过不好自己的生活，个人的人生一片黑暗，这个民族其地位也不会高，注定被别的民族欺凌。所以，他们的命运并不要去怪任何人，完全是自找的。那么，训练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基础，任何事业都是空中楼阁。没有思维，也不存在任何基础。因此，《道论释义》第二卷，就是训练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而中国人思维能力之所以那么薄弱，就是因为中国人丧生了自然智慧。

就是从第二卷本身内容来说，阐述的是庄子与列子的思想。许多人说，道家是玄学，或者是修身养性的学问。那么好，说道家是玄学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去看，两本经典基本阐述的是自然智慧，以自然智慧为基础阐述人生，社会与国家政治，那么请问，你们的玄学说法从哪里来，其论据在哪里？你们说的论据，基本出于庄子本人某些比较消极的言论，但是你们是否看到庄子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核心是不是用来阐述对于自然，人生与社会活动乃至国家政治思考的？他那些消极言论，也是感叹时代中的人逐渐丧失了自然智慧，只能拿社会智慧那么一个因素去思考问题，拿一个因素去思考的人，往往是见识浅薄的人，行为偏激的人，是不能把握历史大势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个人认为，时势不到，时势不到，万事难为。但这并不代表他本人一定提倡人们去隐逸。隐逸是无奈，有治于天下才是根本。无奈是不能取代根本的。如果道家真是玄学，那么开创中国两大辉煌王朝---汉唐，为什么他们前期选择的统治学说，都是黄老之学？还有的人说，道家就是修身养性之学，这些人，在道家心法层面，根本是停留在道家内法阶段，而根本没有上升到道家外法阶段。停留在内法阶段的人，当然只能说道家是修身养性之学。


所以在你们读《道论释义》第二卷之前，我要特别提醒你们的是，你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读第二卷的内容，而首先是先清空你们个人早已形成的观念，而在去读他。因为它与你们对传统道家的观念是大为不同的，风格是也大为不同的。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思维方法，却是完全根源于道家的。


第一不同是阴阳偏重的不同


传统道家的思想，偏于阴。而道论释义的思想，是偏于阳。这是为什么？那是春秋时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人命如草芥。所以当时的思想家，思想偏柔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希望统治者少点战争，多点仁爱。而今时之中国，人性怯懦，道德沦丧，内残外仁，所以思想需要阳刚性。但是两者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把人的精神拉到中点。中点的位置就是静点。


第二个不同是风格的不同


传统的中国经典，因为强调人的悟性，所以形式采用的是根源于生活的片段材料，以文学化的手法加以表述。这样写的优点在于让人在生活的本身去领悟智慧，但是无形之中，就隐藏掉了逻辑系统的本身。而《道论释义》，却是大量选用历史的，政治的材料，直接以严密的逻辑概念表达智慧，使人能一下抓住道家的精髓。去掉玄学化的语言，用平民化的语言让读者看到道家的真智。


第三个不同是对内外法的侧重点不同


传统的道家，重视内法的修为，强调首先净化人的内心，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在《道论释义》，却比较偏重外法，其目的是让道家出世化，世俗化，平民化，实用化。把它的智慧用到人的生活中去，用到社会生活中去，用到国家政治中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道家实学化，经世致用化。让人除了有社会智慧外，还有自然智慧，那么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谈的上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