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与君共斟酌。

●笨嘴笨舌的苦恼——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情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天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同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人际沟通。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语言传达了我们的思想，因此，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容。没有语言，人们就无法进行沟通；没有思维，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就变成牛吼了。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际沟通的言语行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某君要和我们讨论“天是什么颜色”，我们按照常识说“天是蓝的”。然而某君却举出了一大堆根据，证明了“天是黄色的”。大略想一想，似乎有道理。改天，某君又和我们讨论“天是什么颜色”，顺着上次讨论的思路，我们想起了“天是黄色的”。然而某君又举出了一大堆根据，证明了“天是红色的”。改天，某君又来和我们讨论“天是什么颜色”，实在是变糊涂了的我们近乎讨好地说：“天是红色的。”还是不行！某君又举出了一大堆根据，证明了“天是黑色的”。改天，当某君又要和我们讨论“天是什么颜色”时，“天爱是什么颜色都由它去吧！”我们落荒而逃了。

在这别别扭扭的人际沟通中，某君的一番“道理”虽不能服人之心，却也能胜人之口。笨嘴笨舌的我们只能莫名感叹：“真是一张好嘴呀！”

真是气死人！

又如，当我们评价某人某事做的不好时，旁边却有人冷不丁插了一句：“你做还不如他呢！”蒙头蒙脑的我们一时语塞。事后想起，这实在谈的不是一件事情。但由于对方噼里啪啦一阵责问，便云里雾里地不知被绕到什么地方去了。

真是气死人！

又如，当我们从电视上看花样滑冰比赛，直惊叹某运动员居然能跳起来转三圈，而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这有什么？我跳起来转得就不下来了！”好吧，这权且算是一种幽默的夸张。但当我们看了某条报道后对别人说：“据科学测定，人脑大约有一千多亿个神经元，贮存信息的潜力很大。但据研究分析，人只利用了自己大脑潜力的十分之一。”此人却不冷不热地对我们说：“你拿一个我看看。”一个也拿不出来的我们，此时又不由得想起《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故事。当杨志夸奖他的刀如何锋利，如何“杀人不见血”时，偏偏有泼皮牛二非要他当场杀一个人给他看看。恐怕杨志的感受和此时的我们一样——真是气死人！

●明明白白的糊涂——还欠缺点什么

虽然我们非常想在人际沟通中锻炼得快嘴利舌，并从此不再因那些让人讨厌让人烦的胡搅蛮缠而生气。但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

例如，有人问我们：“鲁迅就是周树人？”“对！”“鲁迅是浙江绍兴人？”“没错！”“那么周树人也是浙江绍兴人啦！”“当然如此！”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2/4等于1/2？”“对！”“2/4分母是4？”“对！”“那么1/2分母是4？”“耶？”我们有些糊涂了。

上学期间，有个“讨厌”的老师一次宣布：下星期进行一次考试。事先不通知考试日期，并且，如果在准备考试的那一天早晨，你们知道了“今天要考试”，那这一天就不考试了。

同学们真是有点恐惧了，但有位“预言家”却高兴地宣布：“老师考不成啦！”“为什么？”“肯定最后一天不能考试。因为只有最后一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天一定考试’。这样，按照考试的前提条件，这一天就不能考试了。所以考试的最后时间只能往前提一天。但这样仍然存在着上述的问题，所以只好把考试的时间再往前提一天……这样一一排除‘最后一天’，能够考试的时间就一天也没有了。”

“对呀！”我们很高兴，但晚上睡觉还是不踏实。后来也“烤糊了”。

找工作时，到某公司应聘，发现报名的有100人，但只录用1人。想到被录用的可能性只有1/100，不免忧心忡忡。但“预言家”又来开导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你想，除你之外的99个人中，肯定有98个人被淘汰，这样你就与剩下的第99个人竞争这个职位，你的被录用的可能性是1/2呀！”

是这个理。但1/100不可能等于1/2使我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终于找到了工作，见一位同事被领导批评时，强词夺理：“有句拉丁谚语说得好：人之常情在于犯错误。”有这么一句拉丁谚语？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犯错误是人之常情”。想说两句什么，但不知从何说起。

“预言家”的分析、论证不能说不严密，但结论却明显违反直觉。而那位同事的辩解究竟虽然明白他有问题，但哪里有问题，还一时糊涂。

看来，笨嘴笨舌让人生气，而“快嘴利舌”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沟通，并不总是按正常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总有一些胡搅蛮缠在干扰着人们相互之间正常的人际沟通。那么这些胡搅蛮缠的言语行为是什么？我们要想快嘴利舌，还欠缺了些什么。

●“魔鬼的律师”——是非无度

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有一位名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叫邓析，他精通法律，机智善辩，以帮人打官司和教人学诉讼为业。当时，邓析所处的郑国有不少人不是在为执政当局所认可的乡校中议论朝政得失，而是把自己的意见书悬挂在交通要道，任人观看。郑国的执政者子产觉得这样不便于控制，于是下命令不让悬挂意见书。邓析就教人用投送的方式。子产又下命令不让投送意见书，邓析就又教人将意见书夹杂在其它物品中传递。总之，不管子产下什么命令，邓析都能想出对付的办法来。不过，让邓析千古留名的还是《吕氏春秋·离谓》所记载的关于他的“两可之论”：

洧水涨满，有个郑国的富人被淹死了。有人捞得了死者的尸体。死者家属得知后，想赎买回尸体，但捞得尸体的人要价很高。死者家属无奈，请邓析出个主意。邓析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因为你要是不去买，别人是不会去买的。”死者家属于是就耐着性子不再张罗着去赎买尸体。由于此地夏季气温高，尸体不易保存，捞得尸体的人也着急了，也请邓析给出个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因为死者家属要是不到你这里来买，就没有别处可买。”

邓析用同一个判断“安之”来回答利益相反双方的咨询。这种“两可”式的答辩，左右逢源，既使利益相反的双方各得其所，又使他们都愿意拿出钱物来酬劳自己。“两可”之说的技巧使邓析的机智和辩才得到了施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正是由于邓析“操两可之说”，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有点像古代西方人所说的“魔鬼的律师”的味道了，所以以后的吕不韦说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而荀子更说邓析“好治怪说，玩奇词”，是“欺惑愚众”，“不可不诛”。从荀子、吕不韦对邓析的议论和评价中，可以看出邓析论辩的特点，这就是：一切以自己的尺度为尺度。

有意思的是，在古希腊也有一个人，叫普罗泰戈拉，他也是专以传授修辞学、辩论术和诉讼为业。他和他的学生尤拉苏斯之间也有一个著名的“半费之讼”的论辩。

普罗泰戈拉招收尤拉苏斯学做律师，事先讲定的条件是：尤拉苏斯先交一半学费，剩下的一半在尤拉苏斯首次为人办诉讼取胜时交清。但尤拉苏斯学成后很长时间内不给人办诉讼，因此剩下的一半学费无从谈起。普罗泰戈拉急了，便将尤拉苏斯告上法庭。他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我打赢了官司，那么按照法庭的判决，你尤拉苏斯必须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如果我打输了官司，那么按照原来的契约，你尤拉苏斯也必须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或者我打赢这场官司，或者我打输这场官司；

总之，你尤拉苏斯都得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殊不料，学习优秀的尤拉苏斯也不甘示弱，他也打了一个如意算盘：

如果我打输了官司，那么按照原来的契约，我不必付给你另一半学费；

如果我打赢了官司，那么按照法庭的判决，我也不必付给你另一半学费；

或者我打输这场官司，或者我打赢这场官司；

总之，我都不必付给你另一半学费。

由于二人的如意算盘都是以自己的尺度判断官司的胜负，结果使得“半费之讼”也成了“魔鬼的律师”之例。

●变了形的机智——诡辩的词源

在古汉语里，“辩”源自“辡”（biàn），《说文解字》说：“辡，罪人相与讼也。从二辛，凡辡之属皆从辡。”“辛”有“罪”义，“辡”意味着打官司必有诉讼双方，而诉讼双方也必有一是一非，因此要为谁是谁非而辩论，因此也就演变出“辩”（辩的繁体字）字和“辧”（辨的本字）字。《说文解字》说：“辩，治也，从言在辡之间。”而“辧”字从“刀”，意为把事物一分为二，引申为辨别诉讼双方的是非曲直。

在古汉语中，“辩”与“辨”可互训通用。由此可见，“辩”的本字当产生于古代法律诉讼中对诉讼双方的判理，为会意字。而在以后的使用中，“辩”有了“治”、“正事”、“明了”、“辨别”、“判别”以及泛指一切对立思想、观点之间的争论、辩论等意。[①]

在古汉语中，“诡”的本意是“责求”，《说文解字》说：“诡，责也。”“诡”之“责求”意演变为“诡诈”意，实际上是“恑”字的转注。《说文解字》说：“恑，变也，从心。”由于古人认为思想产生于心，“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因此，“变诈”就是“心”的变诈，所以“恑”从心。《庄子·齐物论》有：“恢恑憰怪，道通为一。”意思为，一切千奇百怪的东西，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可以相互为一的。于是，在古汉语中，“诡”意就有了如下几种。

怪异之意：如班固《西都赋》：“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违反之意：如《吕氏春秋·淫辞》：“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由“诡”而演变的古汉语词汇则有用假话搪塞应付的“诡辞”，诡诈之道的“诡道”，变化多端的“诡谲”，隐秘难测的“诡秘”，谲诈善变的“诡随”等。

又由于“辩”还有花言巧语之意，如老子曾说过：“辩者不善，善者不辩。”（《老子·八十一章》）所以，花言巧语的“辩”与欺诈、虚伪的“诡”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如《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词组，“诡辩”作为一个名词出现于汉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意思是说，善于游说的纵横家张仪到了楚国，用重金贿赂楚怀王的重臣靳尚，靳尚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说了许多诋毁屈原的话。这里的“诡辩”是“说坏话”的意思。作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则出自《淮南子·齐俗训》：“诋文者处烦扰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佹”在古汉语中本义是言辞激越而诡异，如《荀子·赋》：“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但在乖戾、不合、强词夺理、无理强辩的含义上又通“诡”，因此，这里的“佹辩”就是“诡辩”，并且已经与争论相连，有了“心智”的因素。另外，《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又有：“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这种“诡辩”与现代意义上的“诡辩”已经完全一致了。

在西方，“诡辩”（S0phism）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西方的“诡辩”一词源出希腊语的“技巧”、“智慧”，其最初的含义是掌握技巧、具有智慧的人，即“智者”（S0phist）。智者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采用了一种后来被称做“诡辩术”（S0phistry）的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些人称做“智术之师”，认为他们是“言论竞争上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以诡辞而心满意足”，并把这些人称做“诡辩家”。[②] 但这里的“诡辩”含义显然已经有了变化，由于这些“智者”的“诡辩术”逐渐演化为“为了进行欺骗而做的虚假的论证（或议论）”[③]。于是，“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变形走样了。

●用小聪明赚钱——诡辩的界定

由于“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的变形走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干脆把他们描绘为“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④]。

一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直截了当地给“诡辩”下了一个定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 [⑤]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到诡辩论的三个要素：第一，论题虚假。即论题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二，论据虚假。即论据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三，论证方式错误。即论证中采用的推理形式无效。

按照诡辩论所涉及到的这三点，我们可以给“诡辩”重新做一个界定了。“诡辩”就是：“故意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的要求，为错误论点做辩护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证。”

●“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诡辩源头

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它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着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行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虽然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⑦] 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们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们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卢绍弓语）。这些“戏玩”的“无类之言”等的评价，最好地说明了这些辩题的性质。

以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可叹为千古奇谈。

至于庄子，虽然他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睿智光芒，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但他的许多辩题，其论证奇特，言辞诡异，纵横捭阖。就连他的学生也说庄子好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所谓“无端涯之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边没沿”。可见其论辩中也有许多荒诞无稽、“諔诡可观”的诡辩。

可见，“诡辩”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对于这些诡辩，我们将在以后对诡辩的分析中具体谈到。

●“靠舌头过活”——古希腊的诡辩源头

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于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

阿基利斯（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追不上乌龟。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这时候乌龟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于是阿基利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他总是越追越近，但是始终追不上乌龟。

飞着的箭是静止的。因为，如果每一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总是静止的，而飞着的东西在任何一定的瞬间总是占据着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动了。

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⑧]



一粒谷子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再加一粒也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这样一粒一粒加上去，永远也不会堆成谷堆。

拔掉一根头发不能成为秃子，再拔掉一根也不能成为秃子，这样一根一根拔下去，永远也不会成为秃子。

如果一个人在说“我在撒谎”，那么人们永远也不能判定他的这句话的真假。因为，如果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就是说他说是一句真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是假的了；如果说他说的是句假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又是真的了。

你没有失去的东西，就还在你那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就是有角的人。

这些诡辩产生于与中国先秦同时代的古希腊时代。此时，也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辩术的需求。柏拉图就曾认为，讲演术是“任何城市里的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和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⑨] 。于是，雄辩家纷纷登场。雄辩名篇也不断展现。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著名演说家德谟西尼的《斥腓力演说》等，都是辩论讲演中的珍品，千古传诵。

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也出现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修辞学、讲演术和论辩术的人。由于这些人中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自称“智者”，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智者学派”。这些智者们大都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倾向，在早期，由于他们所传授的是实用的知识，所以也很受人尊敬，如普罗泰戈拉和智者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都以传授讲演术和修辞术而闻名于世，普罗泰戈拉还以其为传授辩论术而做出的贡献，被世人称为“辩论学之父”。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诉讼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对辩论的表达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有的甚至到了对事物的是非黑白不管不顾的地步。

例如，高尔吉亚就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三个著名命题：无物存在；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不能认识它；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高尔吉亚在论证这些命题时，就利用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思维与语言的矛盾、逻辑的矛盾来否认事物的存在，否认对存在的认识，否认思维反映、表述存在的直接现实性。这就使他的论证具有了典型的诡辩意味。这种宣讲讲演之道中注重技巧而不在乎内容的方法，使他们受到非议。难怪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多芬讽刺高尔吉亚，说他是“靠舌头过活”的人[⑩]。

至于智者学派中的一些末流，更是同中国先秦时代的“辩者”们一样，在论辩中，抛弃常识，“以正当方式或卑鄙手段”，不择手段地制敌取胜，或压制和戏弄对方，以逞其能，沦落为典型的诡辩家。

在这一时期，哲学上的论争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诡辩命题。

如被世人称为“辩证法之父”的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火”，又由于火是永恒流转的，因此，由火所生成的世界万物也是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为了说明这种“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性质，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却把老师关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绝对化，完全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和相对静止，干脆又提出了“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11]。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在为本宗本派的主张进行辩护时，也在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如他为了否定运动的存在，提出了自己非难运动的四个命题，即上面所列的“二分法”、“阿基利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运动场”。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命题时，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古代“辩者二十一事”中的“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奇谈怪论。

麦加拉学派也常常提出一些诡辩的命题。通过揭露论题的矛盾，使人限于困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所列的、由它的代表人物欧布里德所提出的“谷堆”、“撒谎者”、“有角的人”、“秃头”等。

这些命题如果按现代逻辑或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一是开“悖论”研究之先河，如“撒谎者”就是一个典型的语义悖论。二是涉及到了言语行为中的“预设”问题，如“有角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预设句。三是涉及到量变和质变的矛盾问题，如“谷堆”和“秃头”就是关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问题的。但是，在这些命题的论证中，欧布里德也是在利用概念的灵活性和语言中的矛盾进行论辩，也是让当时的人惊诧不已的，所以说，它们也是诡辩。

●“一切都是幻觉”——古印度的诡辩源头

婆罗门问：“汝（你）为何名？”

提波答：“名天。”

问：“天是谁？”

答：“我。”

问：“我是谁？”

答：“狗。”

问：“狗是谁？”

答：“汝。”

问：“汝是谁？”

答：“天。”

问：“天是谁？”

答：“我。”

问：“我是谁？”

答：“狗。”

问：“狗是谁？”

答：“汝。”

问：“汝是谁？”

答：“天。”

婆罗门被折服。

在古印度，思想文化也异常发达，宗教、哲学，派系丛生，观点纷呈。各宗各派之间，各擅锋锐，以求生存与发展，因此，论辩也是十分发达。在其古典文献《五十奥义书》中，就记载有很多生动的论辩。

在这些论辩中，有些论辩属于派系之争，观点之辩，但有些论辩恐怕也是纯粹炫耀自己如何披坚执锐了。如被佛教尊为龙树菩萨的佛教哲学家龙树，他有个弟子叫做提波。有一次，提波来到钵罗耶伽国的伽蓝，城中有个婆罗门“高论有闻，辩才无碍，循名责实，反质穷辞”。看来是个论辩高手。上述让人哭笑不得却又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弯弯绕”，就是他与提波论辩的结果。

还有一位智者，他经常向国王讲授“一切都是幻觉”的观点。有一次，宫廷里惊了一头大象，乱跑一气，把这个智者吓得屁滚尿流，东躲西藏。事后国王嘲笑他说：“你是被幻觉吓跑的吗？”这位智者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答：“国王，您看见我逃跑只是一种幻觉。”诡辩到如此地步，人们还能对他说什么呢？

如上，东西方的“诡辩”都可谓是源远流长。了解了这些诡辩的源头，有助于我们认识并破斥现实生活中的诡辩。

●赔钱赚吆喝——有意和无意的区别

了解了诡辩的定义和诡辩的历史源头，我们还需要了解诡辩与谬误的区别。

已故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曾经说过一个传统相声“卖布头”：

一个卖布头的小贩一边卖布一边吆喝。他称赞他卖的布头白：“气死头场雪，不让二场霜。”称赞他卖的布头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那唐朝的黑敬德。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卖过两天煤，它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尽管这位卖布头的小贩起劲地吆喝，人们还是不买他的布头，于是他便一边吆喝，一边降价，两丈多的布头从三块六降到两块钱，于是有人表示愿意买他的布头了。但这时卖布头的小贩吆喝得昏了头，全然忘记了吆喝的本来目的是什么了，只见他一边吆喝一边砍价：“这阵儿你要买我还不卖它。怎么回子事？我赔本赚吆喝……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再去四毛你给一块二！在去两毛干脆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去五毛，让五毛，你白拿去吧！”在口舌之快中，大过吆喝瘾的小贩“为艺术而献身”——赔得一干二净了。

“赔钱赚吆喝”的卖布头小贩虽然傻得可爱，但他并无恶意，只为吆喝得畅快、过瘾。并且就算是赔了个精光，他也心无挂碍，因为他赔的本都是从他自己腰包中掏出来的。因此，卖布头的小贩只是在吆喝的过程中忘了吆喝的本来目的，把“吆喝是为卖布”与“为吆喝而吆喝”颠倒了。

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赔钱赚吆喝”就不是这样了。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如今的那许多冠冕堂皇的“交学费”、无法收拾的“政绩工程”等等，就不是带有艺术痴情的“赔钱赚吆喝”，而是别有用心的“赔人民的钱赚自己的吆喝”了。如报载豫西某镇领导人，几年前大肆举债筹建“政绩工程”，欠下“政绩债”1亿多元。若按该镇目前的还债能力，要想还清这笔“政绩债”，共需耗时100年。如此“信誓旦旦”的一届“政绩”，变成了几届、十几届政府的包袱。难怪人民对这种“赔人民的钱赚自己的吆喝”的虚假“政绩”、泡沫“政绩”，心寒齿冷，像两千多年前孔子无奈感慨“苛政猛于虎”一样，要愤慨这种变味的“政绩”猛于虎了。

显然，这两种不同目的、不同结果的“赔钱赚吆喝”不是一回事。艺术痴情的“赔钱赚吆喝”充其量只是谬误，而毫不务实的，甚至是营造自己官场晋升阶梯的“赔钱赚吆喝”则就是诡辩了。



实际上，谬误和诡辩都是指与真理相对或与客观事实不相一致的认识。但谬误是不自觉地违反思维规律或思维规则而产生的各种逻辑错误，而诡辩则是故意违反思维规律或思维规则而产生的各种逻辑错误。

●怎么去救火——误解和曲解的区别

“救火！救火！”电话里传来了焦急的呼救声。

“在哪里？”消防队的接线员问。

“在我家！”

“我是问着火的地点在哪里？”

“在厨房！”

“我是问我们怎么样去你家呢？”

“你们不是有救火车吗？”

“我是问我们怎么开到你家？”接线员显然有些生气。

“难道你们没有司机？”报警的人火气更大。